為什麼國人在遭遇心理困擾的時候總是羞於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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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國人為什麼在遭遇心理困擾的時候羞於求助,還是要先對求助下個定義,以及確認國人是否真的羞於求助。

因為考慮的是遭受心理困擾的情況,在這裡把求助限定在心理求助範圍內。心理求助指的是存在心理困擾的人為了解決問題或解除痛苦而向外界尋求幫助的過程。這裡所說的外界是個很廣的範圍,它可以分為一般的求助行為和尋求專業服務的行為,其中一般求助行為包括向朋友和家人求助、宗教或迷信活動、吃中藥治療、到綜合醫院普通門診就診或住院治療,而尋求專業服務則包括到精神科或心理科就診、心理諮詢、心理健康宣傳教育、心理測量及診斷鑒定這幾類(江光榮,李鳳蘭,2011)。

我們往往容易認為求助只限於尋求專業心理服務。如果單單從尋求專業服務的角度看,國人的確對心理求助持比較消極的態度。一些研究顯示,儘管我國大學擁有相對豐富的心理服務資源,大學生並未對這些資源加以充分利用(梅錦榮,隋玉傑,曾建國,1998;高一虹,陸小婭,2011)。而費立鵬在2002年的調查發現,在中國的自殺死亡者中,僅有17%的人死前曾尋求過專業心理幫助(Phillips, M. R., Yang, etal.2002)。我們在2011年曾做過一個調查,根據我們在6個城市收集到的2665份問卷數據,有16.3%的個體存在心理健康問題,但其中有55.9%的個體沒有尋求過專業服務(江光榮,李鳳蘭,2011)。還有大量的研究發現,人們在遭遇心理困擾時,通常先求諸於己,後求諸於人,而在尋求他人幫助時,更傾向於向家人和朋友求助,而不是像精神衛生的專業人員求助(Cheung, F. K,1980;張寧,李箕君,袁勇貴, 2001;YiiNii Lin,2002;江光榮,王銘,2003)。

但是如果從廣義的心理求助來看,情況好像並沒有這麼悲觀。從我們對大學生求助行為的研究結果來看,大學生在面對不同問題時首選的求助對象是有區別的,而且這種有區別的選擇也是合理的。比如遇到學業問題傾向於向朋友和老師求助,生活、就業問題傾向於向家人、朋友求助,異性交往問題向朋友或戀人求助,而在失眠和心理/情緒問題上,向專業心理服務人員求助的比例明顯上升。這種選擇在很多時候比單一選擇專業的心理服務更容易解決學生的心理困擾(江光榮,王銘,2003)。

從總體上說,國人在遭遇心裡困擾時確實較少向外界求助,尤其是尋求專業的心理或精神服務。我們過去十幾年對心理求助行為做過大量的研究(江光榮,王銘,2003),發現一個人的求助不是「是與否」的行為,而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三個階段,即個人是否意識到自己有問題或需要幫助(問題知覺)、是否能夠自己解決問題(自助評估)、是否需要他人的幫助(他助評估)。在這三個不同的階段,個體有不同的決策行為,並受不完全相同的因素的影響。在問題知覺階段,個體需要有能力覺察自己是否有心理問題。在覺察到心理問題後,個體要對自己能否有效解決問題進行評估,即進入自助評估階段。當個體評估後認為單純依靠個人力量比較難以解決問題時,則進入他助評估階段,個體要決定是否求助於個人之外的力量,以及向何種力量求助(夏勉,江光榮,2007)。

按照這個邏輯,一個人要向外界求助,首先需要識別出心理問題的存在。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公眾缺乏心理疾病的分類知識,無法依據具體的疾病類別,對疾病癥狀、原因即處理方法做出相應判斷(李鳳蘭,2015)。許多心理或精神疾病沒有被及時識別出來,而被當做情緒或行為或品德問題處理。

「求助自我效能」則是影響人們考慮自我幫助還是向他人求助。求助自我效能感是求助者的兩種自我感覺,一個是自己是否能夠處理心理問題,一個是自己是否能做一個好的當事人。一個人越認為自己能處理好問題,越傾向於不求助;一個人越認為自己能成為一個好的求助者,則越傾向於求助(江光榮,夏勉,2006;李盈,江光榮,2015)。

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會影響人們的求助行為,比如個人認為的公眾對某種行為的接納-排斥程度會影響人們求助的意願(江光榮,夏勉,2006)。不過這種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心理健康進行影響。心理健康常識水平的提升可以增強求助意願(孫姣英,2013)。

在我們前期研究中發現,「心理問題」與「精神問題」的分野也是影響心理求助的重要因素。在公眾眼裡,「心理問題」和「精神問題」是截然不同的兩類問題。調查結果顯示,在公眾眼裡「心理」的問題不需要特別處理,更不需要專業幫助。而一旦必須考慮幫助,就意味著問題的性質發生變化,即問題可能是「精神」上的。按照公眾的經驗,「精神」的問題是難治癒的,而且後果嚴重,並且帶有嚴重的社會污名。這使得患者和家屬極力避免將問題歸於「精神問題」,且為了向外界隱瞞病情而不進行專業治療,並造成病情的延誤(花菊香,2008;李鳳蘭,2015)。

與此類似,西方有學者發現 「保全面子」是影響華人求助行為的重要因素(Yamamoto, J., etal,1982;Takeuchi, D. T., etal,1988)。台灣的研究者也發現,大學生認為求助代表著自己有問題,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張寧,李箕君,袁勇貴, 2001)。我們對妨礙大學生尋求專業幫助的原因進行分析也發現,不願表露隱私是妨礙大學生尋求專業幫助的一個主要原因(江光榮,王銘,2003)。另外,如果個體認為知己的心理困擾的原因是可控的,也會傾向於不求助(夏勉,江光榮,2007)。

個體的性別和來源(大城市、中小城鎮和農村)也會對個體的求助行為產生影響。比如在大學生中,男生比女生更傾向於自己處理異性交往問題和心理情緒障礙。而來自於農村大學生比來自於大城市和小城鎮的大學生更傾向於自己解決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由於在經濟、城市文化等方面經受較多的壓力,較城市學生更容易產生心理困擾。不求助可能不是因為這些同學有更多經驗和能力自己應付問題,而只是因為害怕而不願意求助他人。這也提示高校的心理服務要更加關注來自農村的學生的心理健康(江光榮,王銘,2003)。

以上結合今年來我們研究團隊的成果以及國內外其他研究者的成果簡單地對國人的求助行為和它的影響因素做了簡單的介紹。總體而言,國人在遭遇心理困擾時傾向於先自己解決,再考慮向外界求助。且在向外界求助時也傾向於尋求非專業心理服務人員的幫助。其中原因不能簡單歸於「羞於求助」,對於某些問題,向家人、朋友、戀人、老師等求助有其合理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個體緩解困擾。對於一些達到心理或精神疾病診斷標準的個體,則有必要尋求專業的心理或精神健康服務。鑒於心理知識對於提高公眾對心理疾病的識別率以及打破傳統的「精神病」原型的認識局限,我認為應該廣泛地對各種心理疾病類型的知識進行宣傳,以培養公眾對待心理困擾的正確態度,幫助公眾及時獲得適當形式的幫助。

參考文獻:

高一虹,陸小婭. (2001). 大學生心理幫助與求助方式的性別差異. 婦女研究論叢(2), 9-16.

花菊香. (2008). 支持與均衡:精神健康的實證研究. 人民出版社.

江光榮, 李鳳蘭. (2011). 國民心理健康服務需要調查研究. 教育研究與實驗(5), 81-88.

江光榮,王銘. (2003). 大學生心理求助行為研究.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 11(3), 180-184.

江光榮,夏勉. (2006). 心理求助行為:研究現狀及階段-決策模型. 心理科學進展, 14(6), 888-894.

李鳳蘭. (2015). 中國公眾的心理疾病觀:內容、結構及測量. (Doctoral dissertation, 華中師範大學).

李盈. (2015). 大學生專業心理求助態度的影響因素及干預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華中師範大學).

梅錦榮, 隋玉傑,曾建國. (1998). 大學生的求助傾向.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4), 210-215.

孫姣英. (2013). 心理健康常識、自我效能感、社會容認度與專業求助之間的關係. (Doctoral dissertation, 華中師範大學).

夏勉, 江光榮. (2007). 歸因、自我效能和社會容認度對心理求助行為的影響. 心理學報, 39(5), 892-900.

張寧, 李箕君,袁勇貴. (2001). 心理諮詢的現狀調查. 中國健康心理學雜誌, 9(5), 389-391.

Cheung, F. K. (1980).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asian americans.Clinical Psychologist,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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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y, A. E. (1995). Self-concealment and attitudes toward counseling in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2(1), 40-46.

Phillips, M. R., Yang, G., Zhang, Y., Wang, L., Ji, H., Zhou, M. (2002).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 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Lancet, 360(9347), 1728-1736.

Senior, V., Weinman, J., Marteau, T. M. (2002).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control over causes and responses to health threats: a vignette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7(2), 203.

Takeuchi, D. T., Leaf, P. J., Kuo, H. S. (1988). Ethnic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barriers to help-seeking.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3(4), 273.

Vogel, D. L., Wester, S. R. (2003). To seek help or not to seek help: the risks of self.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0(3), 351-361.

Yamamoto, J., Acosta, F. X. (1982). Treatment of asian americans and hispanic american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J Am Acad Psychoanal, 10(4), 585-607.

YiiNii Lin. (2002).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helping.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15(1), 47-58.

5/????


每次看到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們都會祭出這張圖:

任何一個身體器官生病時,人們都知道去看醫生,並會受到安慰。唯獨心理生病,卻被認為是在矯情,還得遭到嫌棄。

如果試著用目前我們對待有心理問題的方式來對待生理問題,也許可以看出這種方式有多麼荒唐和不妥。像題主說的,國人總是在遭遇心理困擾時羞於求助,很可能都是因為心理問題被人們污名化了。

什麼是心理健康問題的污名化?

心理問題的污名(mental health stigma)可以被劃分為兩個類型:來自外界的社會污名,以及被患者感知到並內化了的病恥感

心理問題的社會污名(social stigma)一般通過刻板印象、偏見和歧視表現出。

  • 刻板印象:指整個社會對於心理問題的一種錯誤的、固化的認知(如: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很危險);
  • 偏見:是社會刻板印象在認知和情感上的表現(如人們厭惡、害怕心理疾病患者,認為他們是「神經病」);
  • 最後,歧視是偏見在行為層面的呈現(如:人們會躲著心理疾病患者,會告訴別人離Ta遠點)。

目前對於精神和心理問題的錯誤認知是呈兩極化的:要麼過分輕視,認為他們只是無病呻吟,「有什麼可抑鬱的啊,緩緩過一陣就好了」。要麼誇大甚至戲劇化,「聽說他們家有親戚是精神病,這病肯定是遺傳的,你也離他遠點!」。

只有那些真正被它們傷害著、傷害過的人才知道,心理問題不至讓你變成張牙舞爪的怪物,但也不是你能「挺一挺就過去」、「打起精神」就能解決的小情緒。

病恥感(perceived self stigma)主要是因自己生病而產生的羞恥感(shame)。社會給有心理問題的人打上了一個「變態、不正常」的烙印,然後被降格成低人一等的存在。患者自己似乎也接受了這種設定,認為自己得了病「很丟人」

研究表明,心理疾病患者的病恥感要顯著地高於癌症患者的。簡單心理發布的《2016心理健康認知度與心理諮詢行業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46.2%的受訪者認為心理脆弱的人才會有心理問題,26%的人認為心理「有病」才需要做心理諮詢。在偏差樣本的情況下,仍有很多人對心理諮詢和心理疾病持如此消極的態度。

人們到底在怕什麼?

他們也許懼怕的是世俗的壓力,也就是別人對他們「指指點點」。一個人可以躲開很多東西,但唯獨躲不開來自別人的judge。很多心理疾病患者不願去求助,是因為如果別人知道了Ta在做心理諮詢或是去精神科,會用異樣的眼神看Ta。


就算他們自己有求助的意願,他的家人、親朋好友也可能會阻止,畢竟在現在人們心中,有一個「有心理問題」的親人,是很丟臉的事情。他們不想承受隨之打包而來的負性輿論。

一個父親對我們說:「如果我的兒子是精神病,別人該怎麼說我啊!」

為什麼心理問題那麼容易被詬病?

許多生理疾病曾經也有過被污名化的階段。在醫學並不發達的19世紀,肺結核被認為是由於患者意志脆弱、情感過於強烈所引起的偏執意象造成的;癌症被視為邪惡、野蠻的化身。這種我們現在看來荒唐至極的認知,在當時可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如今,醫學的發展使人們對於軀體疾病的認知增多,「滾蛋吧腫瘤君」讓人們熱淚盈眶,「抗癌鬥士」這樣英勇正面的形象頻頻出現在大眾視野里。這些軀體疾病逃脫了被污名化的境遇,現在,輪到心理問題了

無知者無畏,知者不懼,

一知半解才最讓人心生畏懼。


很遺憾,我們對於心理問題的了解正處於這樣一個尷尬的階段。自崔永元公開承認自己曾患抑鬱症之後,抑鬱症所代表的一些心理問題開始出現在大眾視野中,大眾對於它的嚴苛態度開始緩和下來。

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知道點心理困擾的名詞,但並不明晰其確切含義。於是憑著自己的猜想、以往的常識性認知,再加上不良信息的誤導,心理問題就很容易被妖魔化。


Chris Crandall在一項對心理疾病污名化的研究中,列出了三個因素,直接影響一種疾病被污名化的程度:

1. 責任度 Responsibility:

指大眾認為一個人所患的心理問題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於他自己的問題。人們認為患者承擔的責任越大,則越容易引起大眾負性評價,人們越無法產生同理心。

例如,人們認為感冒是由於病毒引起的,抑鬱焦慮是因為自己內心太脆弱敏感,所以沒人會歧視一個感冒的人,卻苛責抑鬱症患者。


2. 危險度 Danger:

表示在何種程度上,人們認為心理疾病患者會對自己產生威脅。當然,越感到危險,偏見就越強烈。大眾傳媒在這個維度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有失偏頗的新聞報道里,經常會看到:嫌疑人在進行犯罪時處於心理疾病發作期,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心理問題容易被當做逃脫法律制裁的借口)。影視劇中出現心理疾病患者都是臉譜化的,非瘋即傻。


3. 罕見度 Rarity:

大眾認為某種心理問題越不普遍,便覺得它越嚴重,其被污名程度也越高。這可能仍然源於人類對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會本能的產生恐懼。

比如「解離性身份障礙」,對於不熟悉這個詞的人來說,對它的想像可能是「患者會突然變成一個變態殺人狂,然後又突然變回正常什麼都不記得了」這種程度吧。


在本來就已經很嚴峻的現狀下,媒體的誤導又加重了污名,並使之持續存在。一些媒體為了博人眼球,賺點擊量,在宣傳上會以心理問題作為噱頭,大肆渲染其嚴重程度以及發病率。

「每7個人中就有1個精神分裂症」、「得了某種疾病的人要麼殺人要麼自殺」,不負責任地放出這些毫無根據的言論,誤導了大眾,也抹黑了精神疾病和心理學。光從曝光程度和呈現內容來看,人們在之其一不知其二的情況下,會加重刻板印象,把假象當作科普,把偶然當作規律,把相關當作因果。

病恥感會造成怎樣的後果?

1. 耽誤治療,加重惡化

對於有心理問題的人來說,他們不僅要承受心理問題本身所帶來的痛苦,另外還要承受額外的病恥感,這無疑是雙重的負擔。有一些人的抑鬱或焦慮程度很嚴重,但因為在情感上不能接受自己被劃分為「瘋子」,所以不承認自己的病情,拒絕尋求專業的心理幫助,最終耽誤了治療的最佳時期,不斷承受疾病一遍遍發作的痛苦。


2. 社會排斥、社會隔離

雖然在目前的社會狀況下,不得不對一些喪失正常社會功能的重症精神疾病患者進行強行隔離,但這不代表社會應該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父母不願意自己的兒女找一個有心理疾病史的伴侶。公司更不願意僱傭有心理疾病史的員工。而對於存在心理困擾的人來說,最需要卻也最難以得到的就是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3. 危害他人

如果患有嚴重的精神問題,卻不尋求專業的心理幫助,默默忍受和否認不僅是對自己健康的不負責任,也使周圍的人暴露於風險之中

心理疾病患者如果拒絕接受治療,確實可能會產生一些不被社會規則所接受的異常行為。不良行為可以被理解,但暴力不能被容忍。我們應該給予他們寬容和優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具有侵犯別人權益的特權。

要如何幫助心理問題去污名化?

  • 患者自身

不要等骨折了才想起喝板藍根

病恥感讓人們羞於開口求助。如果你自己感覺到不舒服,請一定要及時尋求專業的幫助和心理服務。心理諮詢的作用就是在平常的時候幫助人們自我成長,解決生活中的發展性問題,以及緩解輕、中度的抑鬱焦慮情緒。但並不能處理處於急性應激期的精神問題。

然而,簡單心理發布的《報告》中顯示,在實際生活中,只有當人們出現注意力障礙、進食障礙、自殺等嚴重心理困擾時,才願意進行心理諮詢。但這些嚴重性心理困擾本應該要求助於精神科顧問的。

  • 家人、朋友們

最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

國內外已經有眾多研究證明,社會支持、家庭的寬容、溫暖的環境氛圍是患者能否良好康復的重要因素。遭受心理疾病困擾的人們,往往感到在與來自全世界的偏見和惡意作對,如果家庭成員再不和患者站在同一邊,那麼他們便真正成了孤立無援。

作為心理疾病患者的家人和朋友,他們同樣需要社會支持。作為照顧者,他們一定會反覆地感到沮喪和無力,但目前已有很多疾病患者家庭成員的互助小組(如孤獨症患兒的家長形成聯盟,相互幫助,學會照顧孤獨症患兒),來幫助患者及其家人度過難關,讓患者感到「我雖然不完美,但永遠不會被拋棄」。

  • 我們每個人

當每個人都遵循UNITE原則

  • Understand 了解並理解:
    了解關於心理問題的知識;了解孤獨症的癥狀和病因,就會理解孩子怪異的舉止。了解是改變的開始。
  • Nurture mental health 關注精神健康:
    身體健康已經是全民關注的時代,養生文章已然席捲了朋友圈。如果對於心理健康的關注程度能有身體健康的一半,病恥感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強烈。「這是個自我關注的時代」——我們的關注點應該從物質轉向精神了。
  • Include others 包容所有人:
    從社會隔離到接納是一個過程,但每個人的努力可以加快這個過程。社會的多元化正因為它是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的,每個人都不應該被刨除在外。把每一個人當做獨特的生命個體來看待,而不是只看到ta身上的標籤。
  • Talk openly 大方地談論:
    拋開顧忌,開始去談論心理問題,無論以何種形式,在論壇上、微博上、朋友圈中、向家人、朋友……everywhere。當這個話題不再是個「忌諱」時, 沒有人會羞愧。但前提是,使用精確的詞語,停止對於精神疾病和心理困擾名詞的濫用。
  • Embrace therapy 接納心理治療:
    看病沒什麼可恥的,不需要藏著掖著。心理治療就像養貓一樣,是一種提升幸福感的手段,我們總說這個電影治癒、那個美食治癒,但真正治癒的心理治療,我們卻把它當做可怕的事情。

到最後,我們仍然無法為如何消除心理問題的污名提供一個準確的答案,就像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們已經向我們普及了那麼多關於偏見和刻板印象的知識,但我們仍無法徹底消除歧視一樣。即便在人生中很多時候,我們自己就處於弱勢和少數的那一端。

這是一項艱巨且持久的任務,我們知道單憑一己之力,並不能顛覆整個社會長久沿襲下來的觀念。這一篇文章的影響力,對於幫助那麼多正在遭受心理問題和外界歧視雙重摺磨的人來說,顯得那麼微薄。

但我們一直在努力著,

讓世界變得更好,對我們來講不是一句空話。


很認同奇葩說中一位辯手的話,在討論是否應該向父母出櫃時,有人說:「現在的國內社會還不具備出櫃的條件。」但她說:

「社會條件就是個悖論來的!社會條件不具備,不能出櫃,社會條件具備了,沒有柜子。那我們今天還討論這個問題幹什麼啊?」

是啊,我們討論去污名化這個問題要幹什麼啊?如果現在他們大膽站出來聲明說:「我有心理問題」,可能會被排斥、被降格,所以要忍住不能說。如果等到將來有一天,心理問題被人們正確認知,進行心理諮詢就像吃維C一樣正常,哪裡還會有污名?


但我們不能只是「等著」社會條件具備的那一天,它需要每一個人的努力去創造的。

這很艱難。但至少有一個簡單的努力,每個人都可以做到,把這篇文章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看到。

「讓我們溫柔地推翻這個世界。」

有公眾號喔~

簡單心理(janelee1231)

原文發佈於:沒有人願意承受負性輿論和異樣眼光 | 什麼是污名化?

尋求專業的心理幫助戳:簡單心理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覺得起源在於國人對心理疾病得不夠重視和對心理疾病固有的偏見。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心理疾病患者尤其是抑鬱症患者等在國內受不到起碼的尊重。很多人把心理疾病跟沒事找事,腦子有問題,閑的沒事做等名次聯繫在了一起,好像心理疾病就單純只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壓根不能算病的一種。但事實是這樣嗎?

一項瑞典的研究估計了抑鬱症的遺傳幾率,對女性來說大約為40%,對男性約為30%。演化心理學家認為使人們患抑鬱症的基因早已存在於自然選擇的歷史中。如果患者長期服用精神類藥物,例如長期使用鎮靜劑和安眠藥,也會產生類似於重性抑鬱障礙的癥狀。這些癥狀是由藥物的副作用或者藥物的戒斷反應引起的,被稱為與物質相關的精神障礙。

所以這麼說,很多的心理疾病患者,並不是由於後天的外界因素所造成的抑鬱症,而是他們天生下來可能就帶有這個疾病或者因為不慎使用一些其他藥品導致的精神抑鬱。簡單來說,很多人體內缺乏一種叫多巴胺的東西,而這些多巴胺的東西是可以讓人產生快樂,興趣,激情的因子。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周圍有一個朋友是遺傳的抑鬱症患者,他體內的多巴胺分泌數量遠遠低於正常人的標準。所以他很容易焦慮,不開心,對任何事情都提不起興趣。但是據我對他的觀察,他並不是一個很悲觀的人,恰恰相反,他在外人面前很幽默風趣,他表現的跟所有人一樣,除了他比我們其他人在精神上可能天生更脆弱一些。他現在按時吃抗抑鬱增加多巴胺分泌的葯,在藥物的維持下他的表現和心理狀況與常人無異,我們管這一種稱為先天抑鬱症患者。

接下來我們來說後天造成的抑鬱。其實後天造成的抑鬱症是很容易避免的,只要及時的進行治療跟展開心理指導,大部分的後天形成抑鬱症都可以去規避掉。我們生而為人,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挫折是在所難免的。你人著涼了都會感冒發燒,吃了不幹凈的東西都會拉肚子,你的精神遇到了苦難難道還不能鬧個情緒嗎?但這時候就很奇怪了,我們都知道感冒發燒要吃退燒藥,腹瀉要吃止瀉藥,但在精神和心理上不舒服時我們卻放任不管了。所以說啊,我們對心理上的疾病,還真的是很偏心。然後就是這些心理上的病毒隨著歲數增大煩惱越多,越積越多卻沒有一個合理的疏通口,終於有一天壓力太大衝破了瓶頸,就形成抑鬱症。這也是為什麼後天抑鬱症的高發期就是在40 50歲的階段,這就是大家對抑鬱症的一大誤區:很多抑鬱症的形成是日積月累的,並不是一天形成這麼簡單的。

抑鬱症對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據美國這邊的調查,有百分之60的自殺者患有抑鬱症。而且長時間精神上的抑鬱也會同期造成很多身體上其他部分的疾病,比如脾胃,心臟,腦血管等等。而抑鬱症這個病,是很難去根治的,所以說預防其實是最好的方法。

在美國這邊心理諮詢是無處不在的。在美國大學的作業提交網頁和選課網頁上,都會有心理諮詢的電話和預約是24小時服務。而心理諮詢的醫生也會告訴你心理困擾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很常見一點都不稀奇。在美國社會上也會定期有關注心理健康的組織做一下演講,宣傳和知識普及。整個美國社會對心理健康的重視確實是我國需要學習的地方。

說了這麼多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正視心理疾病和抑鬱症。千萬不要覺得患上了心理疾病是一件丟人的事情,你會因為著了風寒感冒發燒而羞於求助醫生嗎?

我知道有不少我身邊的人把別人去看心理醫生當做一個很有趣的事情,甚至當作一個笑柄去調侃。所以我希望在我國可以加大對心理疾病常識的普及。去看心理醫生絕對不代表你的內心不夠強大,不管從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或者進化論來看,心理疾病都跟內心強大與否扯不上必然的聯繫。因為不良習慣染上肺疾病,肝疾病的都不會被歧視,為什麼抑鬱症要被歧視?


今天首頁被@陳蘭香老師的質疑帖刷屏,我不認識這位老師,只是看到這個提問,回答里寫了她工作中遇到的一例學生髮病的經歷,很寫實,非常直觀的精神分裂症初發病的描述。這位老師且不論知乎上品行如何,她對於這孩子的處理是作為老師該做的,只是可惜於最後的結果,這在很多患者中並不少見。
題目問了為什麼羞於求助,其實這個描述並不合理。而答區評論里有幾個觀點也是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精神病患親屬表示,病人沒有自知力,根本不可能求助,一部分表達了就醫的不良體驗,講治療沒效果,醫生水平太差!
在實際上這在臨床上也是如此,大部分精神障礙患者缺乏自知力,並不會去主動就醫,這裡面精神分裂症,抑鬱症,躁狂症/雙相是主要人群,有那麼部分精神分裂症或者雙相病患會主動去就診,但他們認為自己是抑鬱症,逼迫醫生給其抗抑鬱藥物治療,否則就是各種惡評,這也是中國精神科醫生水平差的一大消息來源。
另外,一部分學習了診斷標準,學習了癥狀的人群去醫生那裡驗證自己的診斷,得不到自己滿意的答覆也會留下「庸醫」的評價。
所以不談外界因素,就這些就讓求助這個詞顯得尷尬。
這樣的話很蒼白,附一個病例吧,
是一個輕度精神發育遲滯的孩子,並發精神癥狀,當時情況挺嚴重的,住院了,家人很寶貝,拒絕在封閉病房。在開放病區家人也基本是管不住,葯孩子是幾乎不肯吃,治療更是談不上了。
當時主任覺得這也不是個事,就約談家屬,這樣下去病情控制不了啊,要麼轉了封閉強制治療吧?
人一聽,立馬拒絕,不治啦,不治啦。辦出院走人!
三天後,這孩子在外持刀砍人。砍傷兩個兒童。
有意思的是事發當天孩子父親打電話來「能不能住院啊?封閉也行啊!警察要來了!」
同一天本地電視台採訪他們家人,一家子抹著眼淚「我家孩子以前可聰明了,就是得了這病!這醫院水平可差了,病一直看不好」
呵呵…

看到有個回答,學生去做了心理諮詢,被諮詢師通報了輔導員。精英學生表達了自己無奈。
那 一旦這個諮詢者出現攻擊行為,比如傷害,殺害同宿舍同學,而輔導員對諮詢者情況一無所知,不知道又是怎樣一副嘴臉。

同樣另一位同學提出自己情況被諮詢師告知學校後學校告知其父母,那告知父母不是為了更好的更安全的治療么?或如那位陳老師故事裡的任由其那樣下去,發展到可能連同學都能發現的情況?


說一個我本科同學的事。事後幾年他才講的。

他上大學有段時間心情很抑鬱,去看了學校里的心理諮詢。心理諮詢的老師信誓旦旦要替他保密。完了之後,他還沒走到寢室就接到了輔導員的電話。。。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啊。。。還好,這事只是傳播到了輔導員而已,沒有傳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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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評論區的討論,我突然有個想法。

如果學生心理問題嚴重,心理諮詢老師必然向學校彙報,避免發生自殺自殘的事。

研究生同學們可以好好利用這一點呀!萬一碰到了無良老闆,剋扣壓榨+不讓畢業,那麼就去學校心理諮詢,把自己情況往嚴重里說,就說自己不想活了,並且讓心理諮詢老師確信你不想活了。那麼這事肯定反映到校領導那裡,校領導都怕出這種事,會施壓導師趕緊把學生打發畢業。


我聽過這樣的號稱過來人的帶小孩辦法:

小孩真的是有些小孩好帶,有些小孩難帶,一些難帶的,就是再怎麼樣,都是哇哇大哭,那撫養者就總結一套辦法,就是任憑小孩在那邊哭,你讓他在那邊哭好了,不理他們,他們哭累了發覺沒人理他們,他們也就不哭了。

我覺得沒法兒指望這樣成長起來的小孩,會認為向他人傾訴表達情緒為基本內容的心理諮詢,是一點都不羞恥的。


九年前我剛剛大學畢業,因為剛剛畢業所以帶的班比較差,班裡的孩子大都是從農村來的,父母基本上在大城市打工,班裡有個女孩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她叫什麼我不記得了,但她的臉我到現在依然記得。

我從高一帶她到了高三,高三的學習任務挺重的,很多孩子慢慢有點沉默寡言,她也是一樣,話越來越少,而且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感覺她哪裡不對勁,可具體哪裡不對勁我也說不出來。

慢慢地她早晨來上課時不梳頭了。

再後來我發現她不洗臉了。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她臉上劃著好幾道油筆印子,我問她怎麼了,她不說話,就沖我笑了笑。

那一笑讓我毛骨悚然,因為那不是正常的笑,那種笑容在我小時候鄰居那個精神病的姑姑臉上我見過。

一節課我都心神不寧,下課就找了他們班主任,聽完我的話他們班主任從凳子上跳了起來,我也覺得這娃不正常了!

然後我們把他周圍那幾個男生叫來詢問下情況,那幾個男生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就是,就是,老師,我們覺得她就是有病了,讓人害怕得很!

自己的同學病了,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害怕得很,比她得了傳染病還害怕。

於是我和他班主任趕緊給她在北京的父母打了電話,詳細說明了情況,沒想到孩子的爸爸聽完,一點都不緊張,說,哎呀,老師,你別大驚小怪了,我姑娘從小就內向,又到高三了,她壓力比較大,你別胡說……

然後我就一天天地看著她臉上詭異的笑容越來越多,她的同桌都搬去後面坐了,她估計好久都沒有洗過澡了,身上的味道我都能聞到。

在這個過程中他班主任至少給她父母打了六七次電話,他們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會得心理疾病,也能理解,在他們的世界裡沒有心理疾病這個詞,不就是不高興嗎?多大點事,誰還沒個不高興的時候?

直到有一天我實在受不了,找了年級主任,年級主任在電話里幾乎是懇求他們回來看看,他們才答應回來看看。

等下個周一,我再去上課的時候,那張桌子空了。

她再也沒有來,直到高考結束。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好,只是後來我跟他們班主任抱怨她的父母不早點回來看她,那個年過五十的班主任說,這算啥啊,我以前帶的一個學生心理出了問題,他的爸爸來學校,當著同學的面對他又打又罵,嫌她得了精神病丟人。

我相信他說的是真的,我小時候本家那個姑姑得了精神病,後來不到二十歲死了,她死後她媽媽哭得肝腸寸斷,她的其中一個兒子勸她,阿媽,甭哭咧,一個瓜子(方言,精神病的意思)死就死球了……

一個瓜子死就死球了。

一個精神病死就死了的意思,沒有一點難過和惋惜,有的只有甩了包袱的輕鬆與釋然。

那是她親哥,我還記得那個姑姑叫芳仁,據說她是一次去我們那裡老爺山的廟裡褻瀆了山神才得了精神病。

你看,得了精神病是因為褻瀆了山神。

所以,包括很多現代人對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剛開始不重視,後來又極力污名化,罵人都會罵神經病或者精神病,沒聽過罵別人心臟病的。

不重視,不正視,這就是很多人得了心理疾病不願意求助的原因。



有個做心理諮詢的朋友酒後吐槽說


「這個工作的蛋疼之處就在於,當你不開心不順利,和人們訴苦的時候,他們會說,這都是你自己的問題,你不夠優秀不夠努力不夠強大blabla……然後等他們自己不開心想訴苦的時候,他們就來找我了,呵呵。」


人對人為什麼不願輕易講心裡話?因為交淺言深的結果,只能是被嘲諷。

「別人的痛苦都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只有我的痛苦才是痛苦。」


我覺得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沒有人是樂於向別人坦白自己的心理問題的。沒有人是每天特別期待去見自己的諮詢師的。
接下來說中外差異在哪裡。
制度。
沒錯,就是制度。制度的決定了心理諮詢服務能不能更好的覆蓋到有需要的人群。
我在美國三個州從過業。我所接收的client,幾乎沒有一個是自己走上門來,說我需要心理諮詢服務的。有的是家庭醫生refer來的,有的是醫院refer來的,有的是學校refer來的,有的是法院refer來的,有的是警察局refer來的,有的是相關政府機構refer來的。這一系列的制度,就保證了有需要的人群大多可以接收到需要的服務。只有當社會有了這樣共同的認識,建立了這樣基礎的制度,才有了服務受眾的可能性。做事情總不能只靠人自覺,尤其是有各種各樣問題的人。
就是這樣。


顯然講出來會被人民凌辱的,取個極限就是,去看個心理醫生都要被人說得了精神病。什麼時候我國人民再也不說閑話了,就和諧了。這還是要靠發展娛樂,大家都沒事幹,應該強迫他們干點事。


1中國的諮詢行業還是良莠不齊,很多有名的諮詢師報價虛高,曾經看見一個二級諮詢師報價3000,或者不直接接個人諮詢,弄什麼團體治療,2天或者3天幾萬塊錢的學費,2社會特別是老一輩的思想問題,經常把心理問題、抑鬱症焦慮症說成精神病,在中國這個環境下,害怕被排擠歧視而拒絕承認成了常態


本國的歷史與現實,有著宣傳與鼓勵「忍耐心與忍耐力」的傳統與氛圍。

心甘情願地忍耐了,也就沒啥痛苦了。

不求助,是不是羞於的歸因?是全部歸因,還是部分歸因?

假如羞於求助的因果邏輯事實成立,那麼原因無非是:心理不該生病,或者心理生病了自己就能解決。


大概在2013年左右,和我交往6年的女友分手了。那段時間我很焦慮,甚至有段時間還有點情感障礙,每天日子過的渾渾噩噩。後來想著,不行,再這樣下去就廢了,我還是找一個心理醫生看一下吧。

我先是去了省內最好的醫院,找了個心理醫生,態度還是很不錯的,很親切,沒太多架子。不過她很忙,沒太多時間和我諮詢。看了一段時間後,她對我說,我給你介紹一個諮詢師吧,XXX機構的,給你電話,你找她就行了。

我給這個諮詢師打了電話,說什麼時候能諮詢?她說星期六有時間,我就和她約好星期六見面。

進了諮詢室,感覺還是不一樣的,特別想宣洩,諮詢師就聽我說,至今我不太記得自己說什麼了,反正嘮嘮叨叨地說了一大堆,一直不斷反思自己的問題。從此以後,我就開始了長達2年多不間斷的心理諮詢。

在這過程中,我見過無數人來過這家機構,可只有我一個人能堅持這麼久的時間做心理諮詢。

當我結束諮詢過程的時候,我的諮詢師跟我開玩笑說:「跟你諮詢真是累死了!每次都要耗掉我的腦細胞。」

我笑了笑,問她為什麼?

她說,從沒有哪個人像你這樣,對自己反省到極致並不斷改正缺點的人。

對,就是這個。

今天看到這個問題,我想到了諮詢師對我說過的這句話,我突然覺得,這才是「國人遭遇心理困擾的時候總是羞於求助」的根本原因。

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能夠真正下決心、直面自己最慘淡的人生和經歷。

跟西方不同的是,中國國內在心理教育以及意識上面還遠遠不夠,就像Veri知友說的,在美國鹽湖城,當地大學在雪季開始的時候,就會有各種類型的通知,郵件啊,網路主頁啊,海報等,告訴大家,冬季容易產生抑鬱症。如果有各種各樣的癥狀,就建議去諮詢。諮詢有實習學生做的,有相關專業人員的,有高級專業人員的,反正跟著程序走。同時也會有各種應對的建議。

而我們國內在這方面的幫助較少,生活中幾乎遇不到。

另外,國內的人在認知上有幾個不好的習慣。

一是感冒、發燒、胃痛、拉肚子等病就會看醫生,焦慮、抑鬱等問題就不會主動去解決。有朋友就對我說,你有心理問題看醫生幹什麼?小題大做,過一會就好了。去外面玩玩、或者和好友出去搓一頓,這不是挺好嗎?幹嘛一個月花幾千塊錢做諮詢?浪費錢。

二是我們當前的價值觀文化有很大問題。只認錢,有錢就是老大,哪個人經濟財富地位權力高,這個人就有本事,笑貧不笑娼。而實際上很多這樣的人,未必沒有心理問題。比如有些人當了官,有了地位,開始不顧家庭,認為妻子老了,不中用了,要在外面找新歡,其心理認知以及行為嚴重背離合理的價值觀,雖然他有金錢、有地位,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心理強大」的人。

大家對於「心理」這個定義並不是十分重視,反正不管什麼樣的性格,還有氣質,大家不都是幾十年過來了,何必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改變?

三是缺人文關懷。這點大家太感同身受了,都不止一次私底下說現在的中國物質提高了,精神層面卻倒退了幾十年,什麼仁義道德、責任感之類的統統消失,個個都是唯利是圖、拜金主義,社會風氣及其惡劣。

在這種環境體制之下, 又有誰真正能做到完善自己的內心?大都為了生活而隨波逐流。

因為要生存啊,光是生活就已經讓人精疲力盡了。正是周圍環境的惡劣,大家覺得心理問題沒有必要上升到急需解決的層面,先解決溫飽和物質問題,再解決精神層面的問題恐怕是現在很多人的想法。

可實際上這種想法只是「不斷拖延」,讓問題「變本加厲」。不管朋友圈你怎麼曬自己去旅遊,去哪裡玩,到處炫耀你的生活方式和自拍,只是你自欺欺人而已。

我始終堅信,去看心理醫生不是懦夫,而是強者的表現。凡是敢勇於面對自己缺陷的人,都是最偉大的人。突破這層窗戶紙,你才能變得強大。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了國人對於心理學的理解不足,包括現在中國心理學的發展水平參差不齊。還有,我想說的就是這個集體主義。

東亞國家都是集體主義式的國家,看看小學生在操場上整齊劃一穿著校服做操就知道了,這樣的文化土壤是不允許出現異類的。

生理上的異類是不可控的,所以還算被文化允許。心理上的異類,因為對心理學的匱乏的認識,被認為是」可以選擇,卻變得跟別人不一樣」。這種不一樣,還不是左右之別,而是,高低之別。

得了心理病,不願意看醫生,一方面是想瞞著自己,不想讓自己面對現實,這樣諱疾忌醫的情節在生理疾病上也不少見。不用看心理醫生的另一方面是想瞞著別人,怕受到輿論的指責和異樣的目光。還有另一個方面,也是表現出對國內心理學醫生的不信任。

從最後一個方面來講,目前國內心理醫生的素質,確實參差不齊,有非常專業的,也有,非常不專業的,整體的監管力度,醫學水平,研究成果,都在全世界內排的比較偏後。

希望國內的心理學行業能夠儘快的進步,給很多人帶來福音。


因為中國人的觀念是這樣:「你看那個人,他去看了心理醫生耶,肯定是心理有病,咱們離她遠點。」

而不是像洋人那樣:「你看那個人,他去看了心理醫生耶,心理的病肯定被治好了,心態肯定更健康。」


等什麼時候國人可以正確理解精神病,神經病和「這個人有神經病」中的神經病不是一個意思的時候,就是國人能夠正視自己的心理困擾的時候了。


西方的文化基礎是「罪」文化,每個人都是有原罪的,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可以向神父求助,可以去教堂禱告。中國的文化基礎是「恥」文化受苦事小,丟面子事大,這是從小就潛移默化的進入到每個人的價值觀的。

比如小的時候,小朋友尿床了,父母會說「這麼大的孩子尿床,羞不羞。」羞恥感是阻礙求助的文化基礎,這種文化會隨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到一個人的潛意識。

但是目前尤其在大城市,心理諮詢已經逐漸發展起來了,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在遇到心理困擾時求助心理諮詢」的觀念,認為「心理遇到困擾時接受諮詢」和「身體遇到不適時接受按摩是」本質上是一樣的,行業的發展也需要個過程吧。

朵拉

心理諮詢師


別說心理困擾了,哪怕是生理疾病,只要我爸媽知道我生病,一定會吵我一頓,覺得都是我不跑步才會生病。

所有感冒、腸胃炎、暈車、過敏、鼻炎、肺炎、氣管炎、被車撞到扭傷、切菜切到手指、難產大出血,都是你平時不鍛煉身體不跑步的原因,跑步治百病。

我有抑鬱症癥狀前期曾向父母求助,他們覺得我神經病,這麼好的生活不缺吃不缺穿的,有啥好想不開的,得出結論得抑鬱症的人都是壞人,都是不孝的人。

自己爸媽都這樣,更別說別人了。


因為會打亂國人原計劃的生活:


我問:為什麼不找學校心理老師?免費的,不合適就換一個。

中學生甲:心理室太遠。
中學生乙:我上課,沒時間。
中學生丙:不知道。
大學生丁:不去。

在他們看來:代價是打亂現在計劃的生活。
他們誤認為保持原樣不是一個選項,不必放出來和求助一起對比。

他們在選:
A求助
B還不致於求助

而不是選
A求助
B原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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