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布爾什維克以蘇維埃的名義推翻臨時政府後，許諾進行普選，然後又出爾反爾推翻了自己組織的選舉？
布爾什維克以蘇維埃的名義推翻臨時政府後，自稱是「在立憲會議召開前管理俄國的工農臨時政府」，許諾儘快進行立憲會議普選，在選舉中未能達到多數後，便推翻了他們自己組織的選舉，用武力推翻了立憲會議，鎮壓了對此和平示威的孟什維克派支持者，如何看待這種行為？
立憲會議是當時俄國的立法機關，蘇維埃是俄國當時的政治協商機構，土地改革是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共識，左派社會革命黨在布列斯特協議簽訂後公開反叛布爾什維克。修改。
這個事件關係到政治哲學中的政治權威來源理論，基本爭論點和歷史事實現有答案已經展示得比較清楚了，我嘗試以一種布爾什維克主義理論體系內部視角，藉助其他流派的部分範疇和論述來回答。
形式民主制範圍內無產階級專政的危機
列寧對解散立憲會議事件的集中闡釋是《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一文，在文章標題，「選舉」對「專政」這對核心範疇已經被點明。文章第一部分主要講：
1.立憲會議選舉得票結果，布爾什維克黨贏了工業區，輸了非工業區；
2.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兩首都，布爾什維克黨取得過半數的明顯勝利；
3.但是，全國總得票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政黨」（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等）佔據了壓倒性優勢。
然後，布爾什維克把立憲會議解散了。
假設，我是說假設，現在要為布爾什維克辯護，一種思路是，因為立憲會議拒不批准土地、麵包、和平三大政策，如果我們不解散它，可想而知的後果就是布爾什維克同樣會被主要是兩首都地區的人民群眾拋棄，換下一個黨來執政，它要麼與我們一樣推翻立憲會議，要麼執行立憲會議的法令，繼續進行肯定會輸的戰爭，無論走哪條路，都還不如讓我們這樣有比較嚴密的組織，特別是有正確的路線圖的黨承擔這個責任並繼續領導革命。
這種思路的邏輯比較類似後來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簡單說就是權宜之計換誰都一樣，而我們自信能比其他競爭者做得更好。然而，這就等於犧牲了解散立憲會議行動在「應然」層面的合法性。列寧沒有走這條路，而是要論證，不必借口客觀形勢，這件事我們本來就做得對。
我們繼續看他怎樣說。
在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他寫道：
儘管那些自稱為社會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切爾諾夫分子、馬爾托夫分子、考茨基分子，龍格分子、麥克唐納分子等等之流）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平等」、「普選」、「民主」、「純粹民主」或「徹底民主」這些女神面前磕得頭破血流，城市和農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平等這一事實並未因此而消失。
這是在整個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不可避免的事實。
城市不可能和農村平等。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下，農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帶領農村。農村必然要跟城市走。問題僅僅在於，「城市」階級中的哪個階級能夠帶領農村，能夠擔當這個任務，以及城市對農村的領導採取什麼形式。
先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批判一番。然後在第五部分，他寫道：
只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只有作為他們現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社會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才存在著幻想，以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群眾能夠具備高度的覺悟、堅強的性格、敏銳的洞察力和廣闊的政治視野，單憑投票表決就可以決定或者不需要長期的鬥爭經驗就完全可以預先決定他們跟哪個階級或哪個政黨走。
這是幻想。這是考茨基之流、龍格之流、麥克唐納之流的書獃子和甜言蜜語的社會黨人所製造的甜蜜的神話。
又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批判一番。他在說什麼？
在資本主義時代，無產階級在形式民主（「普選」、「民主」、「純粹民主」、「徹底民主」）條件下，無法贏得投票。
更直白一點：無產階級贏不了民主選舉。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一般預設，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應該是絕大多數人，按普選民主少數服從多數應該是穩贏的。列寧分析了很多原因，比如落後國家人口結構、城鄉差距、無產階級缺少團結、政治訓練和鬥爭經驗、工人沒有文化領導權（「官僚和『知識界』瘋狂反抗」）等等，以及分析了為什麼不能等這些條件都具備後，再通過民主選舉建立專政。
總之，在原有的理論框架內，存在這樣一個兩難：只要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的，能夠贏得民主選舉的那個無產階級就無法出現，而只要無產階級贏得不了選舉，就沒法終結資本主義社會條件。
不過這些原因和分析其實都不重要。列寧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總在考慮「如果最壞的情況出現，我們怎麼贏」，這一簡單的問題意識貫穿他畢生的思考，寫作和實踐，只要抓住了這點，他的一切行動就都好理解。
在解散立憲會議這件事上，布爾什維克是怎麼贏的呢？
布爾什維克所以獲得了勝利，首先是由於他們得到了無產階級大多數人的擁護，其中包括無產階級最有覺悟、最堅決、最革命的部分即這個先進階級的真正先鋒隊的擁護。
……
其次，布爾什維克不僅有無產階級大多數人的擁護，不僅有在反對機會主義的頑強的長期鬥爭中經過鍛煉的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擁護，而且在兩個首都還有——如用軍事術語來說——強大的「突擊部隊」。 在決定性時機和決定性地點在力量上佔壓倒優勢，這個取得軍事勝利的「規律」也是取得政治勝利的規律，特別是在殘酷的、激烈的、稱為革命的階級戰爭中取得政治勝利的規律。
第二個原因才是關鍵：在兩首都地區掌握了突擊部隊。這裡的「部隊」既是隱喻的，指「階級戰爭」中的無產階級，在真實歷史中也是字面含義的，如兩首都地區的衛戍部隊和武裝赤衛隊。
歷史事實證明，僅就純粹物質性力量對比，兩首都和核心區域「突擊部隊」的支持，別說滅區區一個立憲會議，在三年殘酷內戰中壓制全俄國其他地區以及協約國軍事干涉，都是可以做到的。實際上，列寧發動十月起義的要求，對解散立憲會議的決定，可行性計算的核心也正在這點——萬一世界革命沒有發生（果然沒有發生），我們也能堅持下來。
但是，通過武力（以及用不服從的方式，使生產部門、管理機關等組織癱瘓）而推翻民主選舉的結果，這正是暴政的經典形式啊，「巴黎戰勝法國，法國戰勝全歐洲」，兩首都戰勝全俄國，即使布爾什維克能做到，實際上也做到了，按照民主理論，這明顯是少數以暴力壓倒了多數，這一壓倒又有什麼合法性可言？
「多數不是等待到的，而是爭取過來的」
我們容易陷入一種常見的誤區：似乎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理論中，既然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建立在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征服基礎之上的，因而革命的階級和代表這一階級的政黨在推翻原有國家的時候，就不必考慮所謂合法性的問題（這一問題難道不也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強加給被統治者的一部分嗎？），而是直接使用暴力的手段奪取政權即可。
這種觀點儘管並不正確，但似乎可以找到大量文本依據：
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一章第四節
還有比如：
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之所以說它不正確，是因為兩個原因：
從理論技術來說，即使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只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和文化的一部分，最終解決它依靠的是暴力而非說服，是對統治階級進行「武器的批判」，但這不等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就要迴避對這一問題在理論和言說上進行批判與重構，否則就是放棄了意識形態領導權，放棄了「批判的武器」。即使是無產階級內部，也需要進行闡釋和說服，才能形成團結，動員足夠的力量去進行暴力革命，更不用說革命的成功還要依靠對小資產階級和其他「動搖者」的爭取。如果沒有形成一種邏輯上自洽的觀念和言說體系，這樣的團結和爭取都是不可能的。
插一句，這也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不同於那種所謂「洗腦」的流俗看法和批評的地方。無論黨的成員，還是普通工人，或者其他社會成員，在（非極權主義條件的）現實生活中都不是任意擺弄的NPC，不可能領袖和上層怎麼說他們就怎麼信，以這種粗陋的方式看待革命理論（或者任何一種理論），無非是極度缺乏實在感，極度誇大了思想對於行動作用的表現。
更進一步，專政=依靠暴力（而非法律）的統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依靠暴力（而非法律）的統治，那麼誰是無產階級，如何判斷，誰來判斷？如果按照一些批評者所說的那樣，先鋒隊自己給自己加冕為無產階級的代表，以無產階級的名義進行暴力統治，就算完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話，那不啻於認為，「無產階級」這一概念是任意的，哪怕像朝鮮統治者那樣和無產階級沒有任何關係的集團也可以此自命，甚至，「無產階級」的所指是靠能指來確定的，被指定的對象從「自在的」到「自為的」，從質料到被賦予形式，就是通過這種任意的、決斷的欽定才得以實現。
這當然是混淆了施米特主義的政治決斷論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專政理論，把布爾什維克黨當作了施米特的決斷主體，或者「主權者」：
但是，當時的法學思想尚未被自然科學壓倒，所以他（霍布斯）在大量運用科學方法的同時，的確忽略了法律形式中固有的法律生活的特定真實。他所尋找的形式存在於具體的決斷之中，並且出自特定的權威。就決斷的獨立含義而言，決斷的主體具有脫離具體內容的獨立意義。在法律生活的現實中，至關重要的是由誰來決斷。
卡爾·施米特：《政治的神學——主權學說四論》，「二、主權問題作為法律形式和決斷問題」
而這顯然是與已經「被自然科學壓倒」了的馬克思主義中的歷史唯物主義第一性論證完全不相容的：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意識。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拋開上述施米特主義的誤讀，我們就可以看出，列寧的公式「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指的是一種純粹的事實狀態，它本身不是一條「法律」，不具有規範性，或者說不能提供合法性問題的解答。
這一事實狀態在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等歷史中十分常見：武裝和半武裝的群眾以請願、示威的方式佔領立法機關，取締執政派別的組織，封閉他們的會議場所，查封其報紙等輿論工具，有時把他們關進監獄或直接送上斷頭台，於是「革命進入下一階段」，換上新的立法機關成員，頒布新憲法等等。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時空中，當然可以做到這些，不存在「技術上」的障礙，完全行得通。注意，我們在這裡要強調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具備實在性的人民（區別於「人民的名義」）的在場性，這一點是革命不同於政變、無產階級專政不同於其他專政的關鍵。
仍然在「行不行得通」這個實然層面來思考，如果我們把這個事實狀態蒙上一層「無知之幕」，也就是說，假如各方都沒有手持核武器、超人或者x戰警，大家教育水平差不多，組織能力差不多，信息資源和傳播手段等等都趨近於平均的話，誰能始終保持「在場性」，誰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多數人。
設想一個極端狀況，某個環境中多數人擁有絕對壓倒性的優勢，以至於少數一方儘管佔據統治地位，但推翻他們已經根本用不著暴力了——這就接近彼得格勒在十月起義中的狀況，或者是理想狀態下通過普選建立和維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情形（比如巴黎公社和革命時期的蘇維埃，某種意義上就是裝置化了的法國大革命中那些拿著長矛和火槍去解散立法機關的無套褲漢們，以便讓大家不必每天拿著長矛站在街上待命）。然而，這種情況在現實中不會真的發生，不限於彼得格勒的話，支持十月起義的人立刻就會變為極少數。
前面已經說過，列寧分析了為何無產階級（無知之幕下的多數人）在現實普選中拿不到多數，我們把種種原因都極端簡化地稱為社會結構因素。從一個純粹實踐的角度來看問題就在於，舊社會結構崩潰後它的影響還在，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獲得多數的支持，如何「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上組織社會主義」。列寧的回答是，多數不是靠等來的，而是靠爭取來的（列寧最喜歡的格言是拿破崙的「首先投入戰鬥，然後便見分曉」）：
無產階級為了要把大多數居民爭取過來，第一，應當推翻資產階級，把國家政權奪到自己手裡；第二，應當徹底粉碎舊的國家機構，建立蘇維埃政權，這樣一舉而摧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中間的統治、威信和影響；第三，應當用革命手段、靠剝奪剝削者來滿足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經濟需要，以徹底剷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中間的影響。
列寧：《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第四部分
一句話，要靠行動，並且最重要的是針對經濟領域問題的革命行動，來消除舊社會結構的影響，爭取到多數人。
民主制的失靈：公共空間的敗壞
到這裡，我們面臨的其實是這個問題：
（馬基雅維利：《論李維》，第十八章，標題）
剛才說到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結構因素和影響，對應於城邦的腐敗：
（同上）
這種敗壞的成因，如果按照傳統共和主義的理解，是私人/經濟領域的支配性關係進入到公共/政治領域，並在後者中佔據主導地位。馬基雅維利開出的藥方仍然是暴力，只有將原本同樣不屬於城邦政治關係的暴力因素引入到後者中，才能糾正經濟支配性對它的影響：
（同上）
從思想史的角度，的確可以認為馬基雅維利是近代暴力革命理論的開端者。但是時至一戰時期，問題早已不再是城邦里有幾個豪門大族，通過某些手工行業或初級金融業的世代霸權地位獲取大量財富與社會資源，藉此把持城邦的要職和政務，形成一大批家族的追隨者和個人黨羽這樣了。未被經濟支配性侵染和重構的政治性公共空間，幾乎已經不存在了：
重要的是社會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動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動只是從家庭中被排除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社會期待從它每個成員那裡得到的某種行為(behavior)，社會通過施加無數各式各樣的規則，使它的成員都「規範化」，排除任何自發的行動或特立獨行的成就。
……
隨著社會的興起，隨著家庭和家務活動進入公共領域，古老的政治和私人領域以及更晚近建立的私密空間不可抗拒地被吞噬的傾向，已經變成了社會這個新領域的典型特徵之一。
阿倫特：《人的境況》，第二章第三節
既然不再有外在於社會領域的獨立活動空間，私人領域已經成為了公共空間本身的結構，那麼當我們列出資本主義＝敗壞這個等式的時候，被敗壞的對象就不再僅僅是城邦的政體和法律（「形式」），而更是它的全體公民與生活（「質料」），上述馬基雅維利的暴力方案，在同一章里有明確的限定：
然而需要留意，我們在這裡講到的腐敗，尚未侵蝕他們的臣民，所以他們才能對自己的計劃抱有希望，並使這種計劃與希望相合。
馬基雅維利：《論李維》，第一卷第十八章
在馬基雅維利沒有明確指出方向的地方，列寧寫了《怎麼辦》，闡述了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原則。關於「民主集中制」理論，在此我試圖提出一個或許也算不上新穎的理解，即它是一種行動民主原則。依據這一原則，共同體內部的成員可以擁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可以組織派別和進行辯論，可以參與以簡單多數票產生的決策過程，也可以所謂用腳投票，保留退出和返回的自由，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一點，成員必須參與行動，不能空談，不能遊離於爭論和團體的決定，以及對決定的執行之外，否則既喪失成員資格，沒有不行動的自由。換言之，團體內部是以古典政治自由（「積極自由」）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相當於建立了一個僅限政治行動者參加的「國中之國」，或者用前面的話來說，「腐敗的城邦」（資本主義社會）里一個「自由的國家(stato,狀態)」。
革命家的組織應當包括的首先是並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因此，我說是革命家組織，我指的是社會民主黨人革命家）。既然這種組織的成員都有這種共同的特徵，那麼，工人同知識分子之間的任何區別也就應當完全消除，更不用說他們各種不同的職業之間的區別了。
列寧：《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第四章第三節
我們知道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古典城邦政治生活是非常吵鬧、不安靜、充滿動蕩的，這也很好理解，在每個成員都在過vita activa（積極生活）的地方，情況很難不是這樣。同樣的場景在列寧時代的布爾什維克黨中比比皆是，一言不合就撕逼簡直是這群人的基本存在方式。這種形象似乎與我們所習慣的「列寧主義政黨」嚴密科層制、無限忠誠和服從、超有執行力的印象相去甚遠。在一個警察國家的秘密狀態里，使一群人率先「恢復」（他們所認為的某種版本的）「真正的政治生活」，這樣做對革命將有什麼幫助呢？
只有這樣來建立組織，才能確保社會民主黨的戰鬥組織所必需的靈活性，即能夠立刻適應各種各樣迅速變化的鬥爭條件，善於「一方面在敵人把全部力量集中於一點的時候避免同這個占絕對優勢的敵人公開作戰，另一方面又利用這個敵人的遲鈍，在他最難料到的地點和時間攻其不備」。
列寧：《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第五章第三節
再次用極端簡單化的語言來概括，就是一種本真的公共空間的重建，會大大提升其成員的能動性。既然革命者在人數、資金、活動範圍、可用手段、一般社會基礎等各個存量資源的方面，都不可能與沙皇政府相提並論，那麼唯有增強其能動性，以己之長擊彼之短（所有科層制組織都不可能避免的僵化性），才有可能稍稍挽尊，保留一線勝利的希望。暴力的手段可以用來破壞敗壞的社會結構，卻無法更新敗壞的生活內容本身，唯有發端啟新，重新奠基一個共同體，才可能挽救公共空間的結構。
那麼，這種挽救的路徑，是否可看作先讓一部分人恢復vita activa，再逐漸將社會中其他人吸納進來，最終完成全社會的更新呢？並不是這樣。列寧極為清楚，布爾什維克黨並不存在於真空當中，每一個具體的事件和活動，都不得不在整體資本主義社會的既有框架內，以資本主義條件所允許的行動結構來展開，他並不熱衷於幻象和組建一個以德國社民黨發展路徑為代表的，存在於主流社會旁邊或地下的「平行國度」。
既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與公共空間被私人領域原則所支配這一過程一體兩面的，是經濟領域構成了公共行動的首要乃至唯一的新場域，財產作為社會關係早已不再是先於政治活動的、用來安置城邦人在從事政治時所必需維持的zoē（bare life,赤裸生命），而成了政治本身的奠基原則、核心關切和展開過程的場所，或者用波考克的話來說：
面對這一切，為商業辯護的人回答說，政治行動中的人格的統一性，只有在久遠的古代條件下才是可以想像的，這種條件如今已不可能存在；如果更細緻地觀察，它們甚至在當時好像也不存在。他們還說，通過生產和分配能力在歷史中的發展，使人類的潛力得以成長和多樣化，這才是社會中的人類人格的真實故事，專業化所導致的任何德行的喪失，都是經濟、文化和心理能力的增長所應付出的代價。
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歷史》，第二部分第六節
以及：
假如我們想像卡爾·馬克思向艾德蒙·柏克解釋說，他完全沒有看到一種財產關係體系正在取代另一種體系，「可怕的能量」是具有革命性的並且獲勝的資產階級的能量，那麼柏克想必會回敬說，馬克思也是個「博學機靈的思辨家」，他完全沒有看到擺脫了任何財產關係體系的人類能量的可悲景象。馬克思如果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全部人類能量從本質上說都參與到生產活動和新的財產關係的產生之中，柏克就會說，這種比較自由和比較樂觀的教條無法讓他釋然，因為他已經看到徹底而系統地變成了毀滅性力量的人類能量的景象。自他以後，有很多人都看到了這種景象，往往還有充分的理由。
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歷史》，第二部分第十節
那麼重置一個自律的政治空間的唯一途徑，最終就只是廢除經濟和社會領域（「資本主義條件」）吸納政治能動性（「可怕的能量」）的功能。由於能動性已經集中在經濟領域，按照馬克思的解釋，資本以剝奪剩餘勞動時間的方式積累了工人在經濟領域（「必然王國」）的行動，也就是，積累了權力，而這種異化（「敗壞」）了的權力的本質是必然性，因而廢除這一權力關係的方式就只有同樣來自必然王國的暴力。
至此，我們藉助了一些共和主義的範疇，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列寧的先鋒隊理論的意涵。
政治能動性的合法性：積極公民與消極公民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合法性的問題。
這裡沒有必要再重複民主制本身的合法性爭議問題，這種爭議往往反而為專制提供了似是而非的論據。只要指出一點，即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有賴於公共空間的首先建立和維繫，民主主義原則不是先在於政治共同體創立的自然法，而是意圖為行動保留空間的政治共同體所必須予以奠定和維護的內部規則。但是，判斷共同體的邊界，應當由誰以怎樣的方式進行？
如果是由一個主權者在劃線，決定對誰採取民主，對誰進行專政，我們就又一次退回到了施米特主義。那麼，按照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以經濟地位的階級歸屬來確定成員資格，是否可行？也是不行的，因為一方面這樣也預設了一個在做決斷的主權者，另一方面，儘管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不承認政治是一個獨立的領域，但布爾什維克主義針對「經濟派」和「機會主義」的批判，即使不是從原則，也是從策略的角度，否定了決定論對政治行動的解釋路徑。從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上，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關於黨綱中黨員資格的爭論，也可以看出，布爾什維克向來持有工人階級、普通居民中運動的同情者，與先鋒隊或「政治行動者」不可直接等同的主張，不是以「職業」，而是以實際政治參與，來規定共同體成員資格。
但是，民主制下的立憲會議的選舉，難道不能被看作是一項為新共同體奠基的行動嗎，在其中以投票的行動表達自己意志的人，難道不是在進行立國之舉，從而宣告了自己在新共同體中的成員身份嗎？在憲法和法律創製之前，行動無需對外證成自身的合法性，只要足以在事實層面得以維繫，它就可以作為自身的目的，作為重建公共空間的努力而繼續存在下去。從這個角度，立憲會議選舉和十月起義的行動（或者「蘇維埃憲政」）二者可以視為在所根據的原則上平行乃至一定程度上對立的競爭性的奠基行動。
因此，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框架下需要澄清的，就是能夠與普選制民主原則對舉，並且至少可以在現實中贏得支持者的判斷的另一項原則。除去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無產階級的「昭昭天命」這種在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之外基本等於玄學的教義，能夠推翻普選原則的論證只能沿著這樣一個方向，即對於共同體的奠基而言，無產階級（至少是其中的多數）的支持可以給布爾什維克的東西，要比全體人民（的多數）可以給的東西更多。
看起來這不太可能，無產階級即使全體都支持布爾什維克，在數量上或許還敵不過全體人民里的某些少數。對於奠基行動原則而言，仍然只有一種東西可以平衡和抵銷人數上的差距：能動性。
「城市不可能和農村平等」，「農村必然跟隨城市走」，為什麼？因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業人口蘊含的能動性更高。首先，日常狀態下，在以異化勞動的扭曲形式所體現的政治行動中，工人比農民更「積極」，儘管這種「積極」遠非自願或自覺的；其次，在革命狀態下的勞動之外的政治行動（如十月起義）中，工人因其集中和對社會參與程度比農民更深、信息資源更有組織、與競爭中的各種政治綱領和黨派接觸機會更多等條件，表現出來的能動性也大大高於農民和其他居民。按照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觀點，儘管在舊社會結構的影響下，這種能動性並沒有直接、立即地形成高度明確和典型化的表現形式，比如自從二月革命到十月起義前夕，在蘇維埃中佔據多數的始終仍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政黨，比如十月起義中，更多工人和士兵支持布爾什維克也並非是以自己的行動，而是以自己的「不行動」，即不給臨時政府支持與保護，不去阻止佔領彼得格勒的行動等，但是即便如此，由他們構成主體成分的城市人口，也要比分散在遼闊國土上的農村人口，在政治行動中展示出了更高得多的能動性總量，後者中的很多人，可能除了作為個人投一次票外，就幾乎沒有其他參與政治的表現了。這種能動性賦予了城市工人區別於社會和經濟參與者的政治主體資格，而在現實力量對比的層面，一旦他們在蘇維埃和軍隊中佔據了多數，就指示著他們在政治上已經成熟，可以以之為基礎來甩掉舊體制最後的殘餘外殼：
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的力量都要比無產階級在人口總數中所佔的比重大得多。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在經濟上控制著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中心和命脈，還因為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代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多數勞動者的真正利益。 因此，甚至當無產階級占人口少數時（或者說當覺悟的和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占人口少數時），它也能推翻資產階級，然後從人數眾多的半無產者和小資產者中把許多同盟者吸引過來，因為半無產者和小資產者從來不會預先就表示擁護無產階級統治，不會懂得無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和任務，而只是根據自己以後的經驗才確信無產階級專政是必然的、正確的和合乎規律的。
列寧：《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第六部分
這種論述當然遠非是規範的，也很容易被等同於一種簡單粗暴的思路：最終的結果是我們贏了，所以我們的做法是合法的。這與列寧在《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中的論述措辭幾乎是差之毫厘，但對專政理論的自洽而言卻事關重大。之所以說奠基原則是為了贏得支持者的判斷，而不是「說服」支持者，是因為它先於邏輯推理得以展開的語境，必須靠自身的力量得到支撐確立自己——當然，更不是靠暴力壓服支持者，因為你都沒有支持者的時候，用什麼去掌握暴力？同樣，不是靠既有結構所形成的強力（「習慣性力量」）來裹挾或使他人屈服，因為革命狀態本身就是可供依靠的舊結構如果不是徹底崩潰，至少也是基本失效的情況。
確立奠基原則的力量來自於行動而非理性或意志，換言之，它產生於參與者的行動過程而非旁觀者非參與性的理性選擇。因而我們可以說，奠基原則是「生存論的」（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歷史的」），在人們作為行動者、參與者進入這個或那個論域，乃至先於它們的「元論域」之前，它們就缺少一個得以呈現其意義的場所。另一方面，它們又並非任意的和隨機的（「人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在革命的時空中也不是「決斷的」。站在事後的或外部的視角，評判者也是旁觀者而非參與者，因而上述提到的人們習慣於用後果主義來看待這一確立過程及其動員性、支撐性論述，就絲毫不足為怪了。重要的是我們要記住，在當時的語境下，人們必須以自己投身其中，某種程度上與作為主體的「自我」難以區分的政治行動，去支持和確立競爭著的各個奠基原則中的某一個。
沿著能動性程度區分的脈絡，我們可以找到在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的「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這對範疇，這一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人是城邦的動物」。從一種對公共生活的價值做內在承諾的立場出發，一個不參與政治的人就無法在城邦所提供的公共空間中實現自己的顯現，無法在自然生命之外獲得政治生命，無法說出她是「誰」，並且這種政治參與，不應被看作經濟和社會領域過程的延伸或補充，也不應受後者邏輯的支配：
除非公民有理由相信共享自治在本質上就是重要的，否則他們犧牲個人利益以維護共同善的意願可能受到政治參與的成本和收益之工具性算計的侵蝕。
桑德爾：《民主的不滿——美國在尋求一種公共哲學》
十九世紀特別是二十世紀以來，現代主流人權理論模糊了這一傳統的身份分野，使我們越來越習以為常地認為，只要在生物層面出生為一個人，就足以成為權利資格的主體，可以參與到公共事務的管理和共同生活之中去：
只有人權與主權的新的生命政治規定之問的聯繫，才使我們可能理解這一被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經常注意到的顯著事實：即每當天賦權利被宣布為不可剝奪和不能廢除的，普遍人權就被劃分為主動的權利和被動的權利。在他的《憲法初稿》(Préliminaires de la constitution)中，西耶斯已經說得很明確：
自然的公民權利是那些建立社會以保護它們的權利，而政治權利則是那些社會藉以建立的權利。為明確起見，最好把第一種權利稱為被動的權利。把第二種權利稱為主動的權利……一個國家的所有居民必須享有被動的公民的權利……不是所有的居民都是主動的公民。婦女——至少在目前情況下——兒童、外國人，還有那些根本不會對公共機構有所貢獻的人，對公共事物必定不會有積極的影響。(écrits politique，pp. 189—206)
上引那段朗朱內斯的話在界定了「主權國家的成員」之後這樣繼續說道：「兒童、瘋子、未成年人、婦女、那些被處以或者限制人身自由或者貶黜的懲罰的人(punition afflictive ou inflammante)……都不可能是公民。」(引自蘇威爾，「Le citoyen」，p. 105)
阿甘本：《生命政治與人權》
世界上第一個不分性別、財產、種族、文化等身份，賦予所有公民普選權的國家，就是1917年受到俄國革命影響的芬蘭，而深諳法國大革命史的俄國革命者們，自然對法國1789年選舉法和1791年憲法中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的概念爛熟於胸，儘管他們對誰更「積極」，誰更有潛能成為運動的動員對象和政治共同體成員的觀念已經顛倒過來了，但顛倒過來的東西仍然是它本身，舊的框架保持了下來，正如我們可以看到布爾什維克的主張中，無論是自身成員資格，還是外部社會群體的劃分，都鮮明地帶有積極對消極二分的烙印。
歷史作為行動原則、黨的政治權威與其問題
我們看到政治能動性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被隱蔽地等同於政治主體資格，因而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專政理論中超過了形式民主制下的普選投票所能提供的合法性，成為奠基新共同體的起點。開頭提到的布爾什維克手中的「正確路線圖」，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就是能動性先鋒隊-爭取多數-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廢除資本主義社會條件-恢復消除了支配性的公共空間-人民管理國家-對物的管理取代對人的管理-「國家消亡」-共產主義社會。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當資本家已經消失，當階級已經不存在（即社會各個成員在同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差別）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國家才會消失，才有可能談自由」。只有在那個時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民主才開始消亡，道理很簡單：人們既然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醜惡的現象，也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行為守則上反覆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強制，不需要服從，不需要所謂國家這種實行強制的特殊機構。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五章第二節
這幅路線圖要比馬克思最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描繪的工人階級專政更曲折一些，在馬克思那裡，「專政」這一術語更多側重的是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針對資產階級的集中性力量（「國家機器」）用以自衛，以及打破公私領域界限，通過廢除私有制（「財產自由」）來根除資本主義社會條件的含義，對這種「典型的」專政，列寧曾有闡釋：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對付資產階級的暴力；這種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別是因為存在著軍閥和官僚，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鄉次極詳盡地說明過（尤其是在《法蘭西內戰》一書及其導言中）。但是，恰恰在馬克思發表這個意見的19世紀70年代，恰恰在英美兩國，恰恰這兩種機構沒有！（而現在，這兩種機構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有了。）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但是就連列寧自己，在十月起義甚至立憲會議之前，恐怕也沒有完全預料到，即使排除了舊社會結構中的集中性力量「機器」，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得不採取一種數量上少數對多數的形式：
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的鎮壓。實行鎮壓的特殊機構，特殊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性質的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為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相對來說，還是一件很容易、很簡單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會比鎮壓奴隸、農奴和僱傭工人起義流的少得多，人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而且在實行鎮壓的同時，還把民主擴展到絕大多數居民身上，以致對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的需要就開始消失。自然，剝削者沒有極複雜的實行鎮壓的機器就鎮壓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鎮壓剝削者卻只需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即幾乎可以不要「機器」，不要特殊的機構，而只需要有簡單的武裝群眾的組織（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先在這裡提一下）。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五章第二節
以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解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以是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國家機器的力量大大增強，資本主義對普通居民的吸附和異化加劇，特別是國際發展不平衡規律，使革命不得不爆發於俄國這種有條件產生出足夠力量的無產階級，卻沒有足夠資源用於在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日常生活方式上消融同化他們，也無力改造傳統社會結構所遺留下來的大量前資本主義受壓迫群眾（「既受資本主義的苦，也受資本主義不夠發展的苦」）的薄弱環節國家。因此黨、蘇維埃、兩首都地區和工業區，都被重構成反衝這一惡劣環境、加強無產階級集中型的另一種機器。
很明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路線圖行得通的關鍵，在於消除資本主義社會條件是可行的，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然的，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不但是迫在眉睫的，而且是必須自覺地去做，否則就會喪失現實可行性的。這裡的每一步匯總起來，就是從馬克思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所解決，在這裡完全無法展開來說了。但是它將我們引向了本文中最重要的那個問題，也就是政治權威來源的問題。
如果有人（其實是大多數人）不接受路線圖背後的理論，事情會怎樣？
上述一切合法性的論述的有效性端賴於此。並且，由於馬克思主義學說本身鮮明的生存論性質：
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從1848年起，資本主義生產在德國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正是它的欺詐盛行的時期。但是我們的專家還是命運不好。當他們能夠公正無私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在德國的現實中沒有現代的經濟關係。而當這種關係出現時，他們所處的境況已經不再容許他們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內進行公正無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鬥爭處於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
再加上布爾什維克主義對這一面向的格外強調，就不可能將希望寄托在以邏輯推理為手段的（「科學」的）說服之上，在政治上不可能依賴於「真理的自明性」。另一方面，如果在根基處依靠暴力，即使出於種種偶然性取得了政權，也將不可避免地墮落至個人專制統治。在這裡我們遇到的，終於是「必定會出現在革命中，是革命實踐本身固有的」絕對性問題：
絕對性在政治領域的功能始終如一，即需要它打破兩個惡性循環：一個惡性循環顯然是人類立法活動所固有的；而另一個惡性循環是petitio principii（原則訴求）所固有的，它伴隨每一次新開端而產生，從政治上說，此乃立國這一任務所固有的。
阿倫特：《論革命》，四、立國（一）：構建自由
兩個惡性循環分別是指法律和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困境，即著名的pouvoir constituant（制憲權）和pouvoir constitué（憲制權）命題。為突破這一困境，在對於權力的產生和維繫而言，說服和暴力都無法起作用的地方，絕對性所仰賴的是權威：
既然權威總是要求服從，它就常常被誤解為權力或暴力的某種形式。可是權威排除外在強制手段的使用，在使用強力的地方，權威本身就失敗了。另一方面，權威也與說服不相容，說服以平等為預設並通過論辯的程序來進行。而在運用論辯的地方，權威就不起作用了。與說服的平等主義秩序相反，權威秩序總是等級制的。如果權威根本上可定義的話，它必定既和暴力的強迫對立，也和經由論辯的說服對立（一方面命令，另一方面服從的權威關係，既不是基於共同理性，也不是基於命令者的權利；等級制本身是命令者和服從者共享的，雙方都認同等級制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在等級制之中他們彼此都有預先規定好的牢固地位）。
阿倫特：《過去與未來之間》，「何為權威？」
並且，權威與共同體的奠基和開端不可分割：
權威的詞源是augere，augere乃擴張和增長之意，它仰賴建城精神的活力，借之而得以擴大，增長和擴張那些祖先們奠定的基礎。
阿倫特：《論革命》，五、立國（二）：新秩序的時代
在馬克思那裡，我們幾乎找不到政治權威的對應物，因為馬克思認為自己的學說是「真理」（「科學」），並且工人階級將在實踐過程中趨近並最終成為（注意不是掌握）這一真理，可見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提出的"德國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因此革命實踐中的絕對性問題並不會出現，歷史本身就是工人階級行動的原則。除此之外，馬克思也並不面對奠基問題，因為對他而言，真正的「基礎」絕不在政治領域自身之中，而必須在經濟過程中尋找，因而工人階級的任務就不是去「奠定」某種新的政治共同體，而是在資本主義秩序崩潰的時候，基於舊結構內部已經形成了的經濟基礎建立新的政權。
對於列寧來說，革命中的蘇維埃可以作為無產階級政治能動性的機關，卻完全不足以提供確保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學說基礎上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圖的穩定性，他的確迫切地需要一種政治權威。通過立憲會議來建國的路徑被否定了，蘇維埃可以並且應當變成「國家組織」，為無產階級權力提供行使的場所，然而國家註定是要消亡的，而且「立刻開始消亡」，蘇維埃並不能為新共同體提供絕對性。
政治權威只有黨可以提供。黨與工人之間既不是強迫，也不是平等地辯論和說服，而是領導的關係，換言之，是建立在一種雙方都認可的共享的等級秩序之上的。這種等級秩序則來自於黨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掌握和延續著作為行動原則的歷史的知識（或者更恰當地說，「精神」）。「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但是權威歸於黨。如果蘇維埃對應於羅馬的人民大會（Comitia Curiata），黨就是工人階級的元老院（Senatus），並且正如羅馬奠基的絕對性問題最終是在埃涅阿斯重建特洛伊的故事之中得以解決的，黨也是從第一國際時代到第二國際之後的工人運動與革命思想的傳統中（可見內戰後關於黨與工會關係的爭論，實質上這場爭論就是針對專政問題，「工人民主」vs「黨的權威」，托洛茨基提出黨的「革命歷史繼承權」）完成了自身的ab urbe condita（自建城以來）敘事：
人們，當他們從教會的監護中浮現出來，轉向了古代，而他們在一個世俗化了的世界中的第一步是被一種古代學問的復興所引導的。面對著奠基之謎——如何重新開始時間，在一個不為所動的時間連續統一體之中——他們自然地轉向了羅馬的奠基的故事，並從維吉爾那裡學到了這個西方歷史的起點已經是一個復-興(re-vival)了，特洛伊的再起。那不過可以告訴他們，奠基一個「新羅馬」的希望是一個幻覺：他們至多所能希望的，是重複遠古的奠基，並奠基「更新的羅馬」。先於這個第一次奠基的，它自身就是某種確切的過去的再起，無論什麼東西，是位於歷史之外的；是自然，其循環的永久可以從時間的向前行進，歷史的垂直的、線性的方向那裡提供一個避難所——一個閑暇的地方，otium——當人們厭倦了公民資格（根據定義，nec-otium(不-閑暇)）的忙碌的時候，但是自然自身的起源是沒有興趣的，因為它超出了行動的範圍。
阿倫特：《心智生活》，第二卷第四章，「16.自由的深淵與時代新秩序」
最後，我們終於可以說，布爾什維克黨解散了立憲會議，並不是專政與民主的衝突，也不是權威與民主的衝突，而是權威與權威之間的衝突。這是兩個元老院之間的戰爭，是埃涅阿斯離開蒂朵，是羅馬毀滅了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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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都知道，所有這一切都已化為廢墟。
布爾什維克黨的權威深深地紮根於歷史運動學說（「歷史規律/法」）的精神之中，後者歸根結底是否定任何穩定性的，「除了永恆變化著的、永恆運動著的物質及其運動和變化的規律以外,再沒有什麼永恆的東西了。」當馬克思歡呼「歷史本身就是審判官，而無產階級就是執刑者。」的時候，他回歸了「歷史」這一辭彙的源頭（historein，「為了去說出它曾如何是而去查究」），呼應了荷馬的歷史學家-審判官，「歷史學家就是查究的人，他通過敘述它而審判它。」
但他同時宣告的，也是對歷史這一審判官本身的判決，是朝向歷史之外的自然的的籲求。專政本身，就是在世界沉淪的基本條件下，在政治領域中無凝結性原則所主宰的瞬時力量衝突的「永恆運動」之中，奠基行動所需要的政治權威的絕望卻終歸無效的替代品。「當人們厭倦了公民資格的忙碌的時候」，歷史的終結也就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夢魘般的終極大法官，邁著迫不及待的步伐提前到來：
現代思想被這些難題所縈繞，特別是對於理論和實踐的難題以及對所有達到一個有一半似乎可信的倫理理論的企圖。自從黑格爾和馬克思以來，這些問題已經被以歷史的觀點來看待並基於那個假設，即有人類進步這樣一種東西。最終地，我們將被留給這些問題中唯一的可選的替換物——我們要麼可以與黑格爾一起說：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將終極判斷留給成功(Success)，或者我們可以與康德一起主張人們的心智的自律性(autonomy)以及它們對於如其所是的或如其已經成為存在的(as they have come into being)事物的可能的獨立。
阿倫特：《心智生活》，第一卷第四章，「21.後記」
它判決律師烏里揚諾夫先生的案件敗訴。
列寧最後一篇發表的文章《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的兩段話，可以作為他的最後陳詞：
我覺得對這一問題應當這樣來回答：這裡問題的解決取決於許許多多的情況；整個說來，只有根據地球上絕大多數人口終於在資本主義本身的訓練和培養下起來鬥爭了這一點，才能預見到鬥爭的結局。
鬥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於如下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正是這個人口的大多數，最近幾年來非常迅速地捲入了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世界鬥爭的最終解決將會如何，是不可能有絲毫懷疑的。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證的。
為何不再是歷史原則，而是「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成為了最終勝利的保證？
在他（奧古斯丁）論《上帝之城》的偉大著作中，他提到，但並沒有詳細說明，對一個真正的羅馬的或者維吉爾的政治哲學來說，什麼東西本可以成為存在論支柱。根據他，如我們所知，神將人創造為一種時間的生物，homo temporalis；時間和人是一起被創造的，並且這個時間性被那個事實所確認，即每個人不僅應把他的生命歸功於物種的增殖，而且應歸功於出生，作為某種完全地新的東西顯現於世界的時間連續統一體之中的一個新穎的生物的進入。人的創造的目的是使一個開端成為可能：「人被創造了而有了一個開端，在其之前沒有誰是」——「Initium…ergo ut esset, creatus est homo, ante quem nullus fuit.」 正是開端的能力根植於誕生性(natality)之中，並且絕非在創造性之中，不是在一項天賦中，而是在那個事實中，即人類存在者們，新的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憑藉出生在世界中顯現。
阿倫特：《心智生活》，第二卷第四章，「16.自由的深淵與時代新秩序」
或許下次，應該換一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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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羅莎·盧森堡去世三年之後，利奧·約基希斯的後繼者保爾·列維（Paul Levi）擔任了斯巴達克聯盟的領導，出版了她1918年「只為你」而寫的關於俄國革命的評論，而當時並無出版的意圖。
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羅莎·盧森堡」
我們知道，其中是這樣寫的：
絕對公開的監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交換經驗就只限於新政府的官員的排他的圈子之內。腐化不可避免。（列寧語，見《通報》第36期）社會主義的實踐要求在幾個世紀以來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下已經退化的群眾在精神上徹底轉變。社會本能代替自私本能；群眾首創性代替惰性；把一切苦難置於度外的理想主義，等等，等等。對於這一點，沒有人比列寧知道得更清楚，描繪得更透徹，也沒有人曾象他那樣堅持不懈地反覆強調，只不過他採取的手段完全錯了。命令，工廠監工的獨裁暴力，嚴酷的處罰，恐怖統治，這一切都是治標的辦法。達到再生的唯一途徑：公共生活本身的學校，不受限制的、最廣泛的民主，公共輿論。恐怖統治恰恰是敗壞道德的。
如果這一切都取消了，現實中還剩下什麼呢？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群眾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陷於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蘇維埃代表大會從三個月召開一次推遲到六個月！）不僅如此，這種情況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的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
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
然後，
對於俄共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這是非常尷尬的時刻」，列寧如寫下尖銳和偏激的回應也是可以被原諒的。而列寧卻寫道：「讓我們以一個古老的俄國寓言來回答：一隻鷹有時候飛得比雞還低，但是一隻雞永遠飛不到鷹那樣高。羅莎·盧森堡儘管有錯誤，但是她過去和現在仍然是一隻雄鷹。」
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羅莎·盧森堡」
謹以同一句格言，獻給一百年前凝視和掙扎在絕望之深淵的全體革命者們。
他們的觀點「屬於嚴肅地講授政治思想史的地方。」
立憲會議的問題，本質上來說是個民族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問題，得從根上講。
二月革命爆發，沙皇退位，群眾運動重建了1905年革命期間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取得了實際權力。那麼問題來了，俄國作為一個落後國家，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要建設社會主義，應該走怎麼個路線呢？有人認為，應該先進行民族民主革命，解決土地問題、立憲問題，先建成正常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另一些人認為，在落後國家這麼個玩法不靠譜，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必須靠無產階級來完成，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來完成各種改革任務。前者讀作少數（孟什維克）實際上是多數；後者讀作多數（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是少數。因此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在多數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操作下，把權力交給了臨時政府。
此時的臨時政府，其代表性是很成問題的，就是杜馬裡面幾個人拉起來的草台班子，完全是蘇維埃支持他，才能得以存在並順利運轉。所以二月革命後的俄國事實上處於「雙重政權」的狀態。臨時政府的法令要拿到蘇維埃來通過，才能在實際上得以執行。因此土地問題、憲法問題就顯得十分迫切。但是，本該執行民族民族革命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對這兩個問題卻遲遲沒有動作。
為什麼呢？當時俄國的政治局勢可簡述如下：立憲民主黨代表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代表農民，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代表工人。立憲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雖然組成了臨時政府，但是實際權力在工人組成的蘇維埃手裡。此時普選，對此兩黨、兩階級是不利的。社會革命黨號稱代表農民，但是因為毛子老農大字不識一個，此時還未參與到政治活動中。願意參政議政的都是地主富農這些有錢有文化的人，讓貧農去分他們的田地，肯定是不樂意的。所以，立憲會議和土地法令的問題一直拖延，臨時政府也風雨飄搖，連著換了四、五茬。
這時俄國唯一的由民選產生的、全國性的代表機構，就是蘇維埃。實際上的權力機關，也是蘇維埃。蘇維埃是什麼意思？俄語裡面就是代表會的意思，是群眾鬧革命的時候選出來的。二月革命後，各地都成立了蘇維埃，大夥一合計，選出代表到彼得格勒開了個會，就是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而此時的立憲會議，八字還沒一撇呢。也就是說，蘇維埃在二月革命後，很早就承擔了全國性代議機構和政權機構的職能。
蘇維埃逐漸接管政權，立憲會議卻一直難產，這兩個民選機構的關係如何界定？今後的前景如何？蘇維埃中的各黨派以社會主義革命為己任，是否要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背書呢？這就回到了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是階段革命，還是不斷革命。起初在蘇維埃中占多數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認為，革命要分兩步走，蘇維埃必須支持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府，並且在立憲會議產生後，將權力交出。布爾什維克則認為，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無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無產階級必須立即奪權，而蘇維埃，就是新的政權機構。列寧四月一回國就明確講：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革命期間，政治形勢迅速變化。一開始還是少數，不被人重視的布爾什維克，靠著「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迅速成長為多數。等到了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已成為俄羅斯第一大黨，手握60%的選票（649席中佔390席）。加上執政盟友左派社會革命黨（193席），席位佔到85%。列寧當機立斷，在代表大會召開當晚，就把冬宮給拿下來了。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了革命政府，這是俄羅斯土地上有史以來第一個民選政府。
無產階級奪權了，可是立憲會議怎麼辦呢？召開立憲會議是布爾什維克在起義前的承諾，雖然它現在事實上已經沒有用了，到底還得開啊。於是這麼一個已經過時的機構，在新的機構、新的國家組織取代了它之後，才在新機構的組織下開始選舉。也就是說立憲會議實際上已經胎死腹中，但是布爾什維克還是把它給生下來了。
可是這個選舉，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立憲會議的選舉全部採用比例代表制，選民對政黨投票，政黨根據得票數分配席位，確定議員。各黨派制憲會議代表的名單，是十月革命前就提出來的，臨時政府拖著沒選。可是到了十月革命後，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工人階級中，布爾什維克一家獨大，孟什維克的選民全部被布爾什維克吸引，基層組織全面崩潰；在農民中，廣大貧下中農被發動起來，社會革命黨發生了分裂，左派社會革命黨正式獨立出來，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土地政策，參加了蘇維埃政府。所以革命前確定的代表名單，就無法反應真實的政治力量對比了。革命前社會革命黨左派只有一名中央委員，因此該黨的提名名單上全是右派。革命期間的政治派別多如牛毛，普通農民根本搞不清楚其中關係，只知道要投社會革命黨分田地。所以社會革命黨靠著農民的支持，成了立憲會議的第一大黨，雖然他們並不同意被自己選民所強烈支持的布爾什維克式的土地綱領。
最終的選舉結果，布爾什維克在所有城鎮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當時的俄羅斯畢竟是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他們在715席中獲得175席；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在城市中被布爾什維克擊敗，分別僅得到15席和17 席；社會革命黨則橫掃農村地區，其中右派得到370席，左派有40席。
在農民蘇維埃中，則真實地反映了農村地區的政治局勢：左派社會革命黨在330名代表中佔195席，右派僅佔65席，布爾什維克37席（還有無政府人士2名）。如果社會革命黨的立憲會議代表照此比例分配席位（左3：右1），那麼蘇維埃政府的執政聯盟——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就能夠在立憲會議中取得多數（大約能拿到400-500席），帶領立憲會議通過蘇維埃的綱領，承認蘇維埃的權力，然後去做它該做的事——解散。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事實是布爾什維克輸掉了立憲會議選舉。立憲會議拒絕接受蘇維埃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蘇維埃說，那就請你們滾蛋吧。他們滾蛋以後，勝利召開了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
所以說，不是布爾什維克怕選舉，他們早已贏得了蘇維埃的選舉，沒有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贏得多數，就沒有十月革命。問題的核心在於，蘇維埃和立憲會議這兩個民選機構，哪個才是合法的政權組織形式呢？立憲會議本是民族民主革命的訴求。在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中，它還沒有召開，無產階級就取得了政權。等它召開的時候，它本身已經過時了，不可避免地和新的革命政權——蘇維埃發生了衝突。早在俄歷四月間，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還處於少數時，列寧就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通過蘇維埃奪取政權，將蘇維埃作為新的國家權力機構的政策是一以貫之的。蘇維埃這一新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是由全體勞動者民主選出的代議機構。在20世紀的發達工業國家，工人階級占居民的多數，因此工人階級支持下的革命政黨，可以很容易地在革命權力機構和立憲會議中同時拿到多數。但是在落後的俄羅斯，人口的多數是農民。因此，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必須取得農民的支持，才能合法地獲得政權。在革命中，農民組織了自己的蘇維埃，與工人、士兵蘇維埃一道組成了全國性的代表機構，明確表達了自己對革命的支持。在大多數公民的支持下，新的政權機關既已形成，那麼舊的代表機構還有什麼意義呢？革命政府已經有了自己的代議機關，還要立憲會議有什麼用呢？新的機構一定要獲得舊機構的批准嗎？當年資產階級的新政府，顯然沒有經過國王的批准。立憲會議承認了蘇維埃當然更好，不承認，也沒有什麼卵用。
在理想的情況下，由立憲會議通過社會主義憲法，授權蘇維埃來管理國家。盧森堡曾做過這樣的嘗試，結果如何呢？資產階級當然不會坐等她們取得立憲會議多數，沒等大選開始，先把革命群眾突突了一輪。秩序井然的柏林還不能令他們滿意，專門躲到小城魏瑪召開了立憲會議。人們往往只論及布爾什維克將立憲會議武裝驅散，對資產階級為了確保立憲會議多數而進行的殘酷屠殺，卻隻字不提。與後者相比，布爾什維克的野蠻武力，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所以說，驅散立憲會議這個事，本身是個屁股問題。如果你只局限於資本主義的民主原則，自然會對布爾什維克起義和蘇維埃奪權的合法性產生質疑。如果你承認人民群眾革命造反，推翻舊制度的權力，沒準還要事後諸葛亮地對列寧同志發牢騷——立憲會議選舉，實在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草案》
俄國革命一開始就提供了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這個一切被剝削勞動階級的群眾組織，只有它才能領導這些階級為爭取它們政治上經濟上的徹底解放而鬥爭。
在俄國革命第一個時期，蘇維埃一直在增加、發展和鞏固，它根據本身的經驗打消了同資產階級妥協的幻想，認清了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制形式的欺騙性，從實踐中得出了結論：不同這些議會制形式以及一切妥協行為決裂，被壓迫階級就不可能得到解放。而這種決裂的表現，便是舉行十月革命，把全部政權交給蘇維埃。
根據十月革命前擬出的候選人名單選舉的立憲會議，反映了過去在妥協派和立憲民主黨人執政時的政治力量的對比。當時，人民在投社會革命黨候選人的票時，還不可能在擁護資產階級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擁護社會主義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間進行選擇。因此，這個應該是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花冠的立憲會議，就不能不成為橫在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道路上的障礙。
十月革命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並通過蘇維埃把政權交給了被剝削勞動階級，因此引起了剝削者的拚命反抗，它對這種反抗的鎮壓充分顯示出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勞動階級根據經驗確信：舊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已經過時，它同實現社會主義的任務完全不相容，只有階級的機關（如蘇維埃）才能戰勝有產階級的反抗和奠定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而全民的機關是辦不到的。現在，反對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反對人民所爭得的蘇維埃共和國，支持資產階級議會制和立憲會議，那就是向後倒退，就是要使整個工農十月革命失敗。
在1月5日召開的立憲會議上，由於前面提到的情況，右派社會革命黨，克倫斯基、阿夫克森齊耶夫、切爾諾夫的黨佔了多數。當然，這個黨拒絕討論蘇維埃政權的最高機關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提出的非常明確的、毫不含糊的建議，即承認蘇維埃政權的綱領，承認《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承認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這樣，立憲會議就割斷了它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切聯繫。因此，目前在蘇維埃中顯然佔有絕大多數、並得到工人和大多數農民信任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和左派社會革命黨黨團退出這樣的立憲會議，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實際上，在立憲會議外面，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正在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最激烈的鬥爭，它們在自己的機關刊物上公開號召推翻蘇維埃政權，說勞動階級為了擺脫剝削而對剝削者的反抗進行必要的武力鎮壓是非法的暴行，它們替那些為資本服務的怠工分子辯護，甚至還赤裸裸地號召採取恐怖手段，而「一些不知名的團體」已經開始使用這種手段了。因此，留在立憲會議的那部分人所起的作用，顯然只能是給反革命分子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鬥爭打掩護。
因此，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
解散立憲會議。
載於1918年1月7日（20日）《真理報》第5號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5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35—237頁
《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關於解散立憲會議的講話》 （1918年1月6日〔19日〕）
同志們！蘇維埃政權和立憲會議的衝突是由俄國革命的全部歷史造成的，而這個革命面臨的空前未有的任務就是對社會實行社 會主義改造。在1905年的事變之後，毫無疑問，沙皇制度已經末日臨頭，只是因為農村的落後和愚昧，它才爬出了深淵。1917年的革命產生了這樣一種現 象：一方面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政黨因大勢所趨而變成了共和黨，另一方面出現了蘇維埃這種民主組織。蘇維埃在1905年就建立了，那時社會黨人就已經懂得，隨 著這些蘇維埃的建立，一種偉大的、世界革命史上從未有過的新事物正在形成。由人民完全獨立地創造出來的蘇維埃，是一種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制都無法與之相比 的民主制形式。
革命產生了兩種力量：群眾為推翻沙皇制度而實現的聯合和勞動人民的組織。當我聽到十月革命的敵人叫囂社會主義 思想是一種不能實現的空想時，在這種場合我總是向他們提出一個簡單明了的問題：蘇維埃是一種什麼現象？為什麼會產生這種世界革命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人民組 織？對於這個問題我沒有得到而且也不可能得到明確的回答。他們抱殘守缺，維護資產階級制度，所以反對這種世界上任何革命中都不曾有過的強大組織。而反對地 主的人都參加農民代表蘇維埃。蘇維埃容納了所有致力於創造性工作而不願無所事事的人。人民蘇維埃已經遍布全國，它分布得愈密，勞動人民受剝削的可能就愈 小，因為蘇維埃的存在和資產階級制度的繁榮是不相容的；這就是資產階級分子的所有這些矛盾的根源，他們反對我們的蘇維埃，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需要經過長期的、頑強的鬥爭。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俄羅斯的革命應當繼續始終不渝地前進，決不能局限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勝 利，因為戰爭以及戰爭給疲憊不堪的人民所造成的空前災難已經為社會革命的爆發打下了基礎。因此，說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和群眾憤怒的加劇是某一個黨、某一個人 引起的，或者象有些人叫喊的那樣，是「獨裁者」的意志引起的，這再可笑不過了。革命的烈火完全是由俄國所遭受的難以想像的痛苦和戰爭所造成的種種條件點燃 起來的，戰爭尖銳而嚴峻地向勞動人民提出了一個問題：或者是奮不顧身地勇敢前進，或者是毀滅——餓死。
革命之火的光輝就表現 在建立了勞動者革命的支柱蘇維埃。俄國人民實現了巨大的飛躍，從沙皇制度躍進到了蘇維埃。這是一個確鑿的、任何地方還不曾有過的事實。各國資產階級的議 會，由於被資本主義和私有制的鎖鏈束縛，從來沒有對革命運動給予過任何支持，而蘇維埃卻燃起革命的烈火，它堅決地命令人民：鬥爭！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 里！組織起來！毫無疑問，在蘇維埃的力量所喚起的革命的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出現各種錯誤和失策，但是誰都知道，任何革命運動都免不了會產生暫時的混亂、破 壞和無秩序的現象。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就等於戰爭，等於屠殺，這種現象引起並且加劇了立憲會議和蘇維埃之間的衝突。誰要是說我們以前擁護過立憲會議而現在卻 把它「驅散」，那他就是沒有一點頭腦，只會說一些漂亮的空話。因為過去，同沙皇制度和克倫斯基的共和國相比較，立憲會議在我們看來，要比那些臭名昭彰的政 權機關好，但是，隨著蘇維埃的出現，這種全民的革命組織當然無可比擬地高出世界上的任何議會，這種現象我還在4月間就已著重指出。蘇維埃徹底摧毀資產階級 和地主的所有制，促進徹底的革命，即掃除一切資產階級制度殘餘的革命，推動我們去引導人民建設自己的生活。我們已經著手從事這個偉大的建設，我們這樣做好 極了。毫無疑問，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一呈現在人民面前就那樣純潔、平穩和完美無缺，不可能不引起內戰、怠工和反抗。誰要是向你們證明事情不是這樣，那他不 是騙子就是套中人[112]。（熱烈鼓掌）4月20日的事變是人民自己獨立地起來反對妥協的政府，並沒有「獨裁者」或政黨的任何指示，這種現象說明資產階 級的基礎在當時就是薄弱的、不穩固的。群眾已經感到自己的力量，因此有人為了討好群眾，開始玩起有名的更換閣員的把戲，以達到欺騙人民的目的。但是，人民 很快就看穿了，特別是在克倫斯基的兩個口袋裝滿了同帝國主義者簽訂的掠奪性秘密條約和他調兵進攻以後。被欺騙的人民逐漸明白了妥協派的全部行徑，他們不能 再忍耐了，結果便爆發了十月革命。人民嘗夠了拷打、死刑和大屠殺的滋味，從經驗中吸取了教訓，劊子手們要他們相信，勞動者起義要怪布爾什維克或什麼「獨裁 者」，那是枉費心機。人民群眾內部的分裂和各種會議上的分裂也證明了這一點。人民一直在領會十月革命，至今還沒有結束。這次革命實際表明，人民應當怎樣把 土地、自然富源、交通工具和生產資料奪到自己手中，工農國家手中。我們說：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我們為了這個目的而鬥爭。人民要求召集立憲會議，於是我們召 集了立憲會議。但是，人民立刻就感覺到這個名聲顯赫的立憲會議究竟是怎麼回事了。現在我們執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要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我們要打倒怠 工者。當我從沸騰著的、充滿生機的斯莫爾尼來到塔夫利達宮時，我覺得好象是置身在死屍和木乃伊的中間。他們使用了所有的辦法，採取了武力和怠工來反對社會 主義，甚至把人類最大的驕傲——知識也變成了剝削勞動人民的工具，他們這樣做雖然稍微打亂了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步伐，但是他們不能並且永遠不能阻止社會 主義革命。因為蘇維埃的力量非常強大，它不是用老爺方式，而是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方式去摧毀舊的、腐朽的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
把全部政權交給立憲會議就等於和兇惡的資產階級妥協。俄國蘇維埃把勞動群眾的利益置於改換新裝的叛賣性妥協的利益之上。從切爾諾夫和策列鐵里這些過時人 物的演說中，發出了一股陳腐發霉的臭味，他們仍舊在哼著令人厭倦的停止內戰的老調。但是，只要卡列金仍舊存在，只要在「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下仍舊 藏著一個「打倒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我們就無法避免內戰，因為我們決不會為換取世上任何東西而讓出蘇維埃政權！（熱烈鼓掌）立憲會議再次表示要拖延蘇維埃 向它提出的一切迫切的、亟待解決的問題和任務，我們已經給了回答：一分鐘都不能拖延。根據蘇維埃政權的意志，現在解散不承認人民政權的立憲會議。里亞布申 斯基之流的大本營被粉碎了，他們的反抗只能加速和引起內戰的重新爆發。
立憲會議立即解放，蘇維埃革命共和國一定勝利。（熱烈鼓掌，轉為經久不息的歡呼）
載於1918年1月9日（22日）《真理報》第6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38—242頁因為列寧式政黨的產生。
在列寧式政黨執政的共產主義國家，左右標籤系統呈現出混亂局面。一方面，列寧式政黨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實踐常常高度分裂，書面一套而實踐另一套，成為司空見慣的政治現象，這導致書面理論上的「左」，經常變成政治實踐中的「右」。
例如，正統的馬克思共產主義，贊成全民普選權，這應該是左派主張；但列寧式政黨卻奉行精英主義的「先鋒隊」理論以及集權專制的「民主集中制」，無條件延長「無產階級專政」，這顯然是右派行徑。同時，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要創建平等社會，這應該是「左」；但在列寧式共產主義國家，伴隨政權建立而崛起的「新階級」，卻比任何歷史時期的特權階級都更為強大，這實際上是「右」。
另一方面，列寧式政黨以革命黨自居。既然革命是「左」，反革命就是「右」，那麼當權者及其相關利益者為「左」，而只要與當權者意見相背，就是「右」。在中國，1957年「反右」運動，使得「右派」一詞成為打擊異見分子的經典政治標籤，用來標識當時執政黨及其領袖的批評者與反對者。中國的所謂「右派」，一般具有一定自由主義傾向。列寧式政黨激烈反對自由主義，因此凡自由主義者，在歷史上皆為該黨敵人，自然為「右」。
這個問題撕的這麼歡快，隨便說幾句。
1.左派應該明白，馬克思主義不是亞伯拉罕系宗教，列寧不是封印使者，國家與革命也不可能是聖經。馬克思都能犯錯，布爾什維克不能犯錯？
2.拿未來批判過去是沒有意義的。烏克蘭饑荒，克格勃，大清洗，墮落的工人國家，這些都不能說明蘇維埃沒有必要建立。至少在十月革命這個時間點上，嶄新的蘇維埃還是有比較強的優越性的。如果按照某些人的邏輯，就民國那稀爛樣，根本沒有必要推翻大清國了。
3.某些資本家和社民主義的代言人就別來秀下限了，建議先加強馬克思理論學習，再著手批判。拿愛國來批判馬克思主義，真有點搞笑了。
對這個問題也簡單說幾句。
解散立憲會議確實值得商榷，但當時的布爾什維克也沒有什麼別的選擇。臨時政府基本是國家杜馬一群人組成的，本身階級性質就在這。對於資產階級修修補補，不可能真正解放無產者的民主，共產主義者也是向來不屑的。既然部分沒有階級意識的人民選擇委身於資產階級，那布爾什維克作為先鋒隊出來搞無產階級專政算得上是知行合一。
至於如何評價孟什維克，盧森堡的理論挺完美了。秦暉說孟什維克是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我估計馬克思聽說後也會和我一樣，「嘿嘿」一下。
布爾什維克黨人以為他們得到了城市工人階級和士兵的支持就能獲得選舉的勝利，可殊不知，俄國可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社會。一個彼得格勒，一個莫斯科代表不了俄羅斯。布爾什維克的的農村政策就和希拉里說農村和銹帶的人Basket of Deporables一樣短見。
1918年的選舉，布黨幾乎贏得了在城市地區的勝利。
但是廣大的農村地區卻資瓷了紮根於農村的社會革命黨。
政治成熟的表現，意識到了資產階級操縱選票換不來餓著肚子的工人的原諒；而蘇維埃的基本盤是工人，士兵。這也是為什麼列寧能戰勝加米涅夫的原因，並為後來的武裝起義打下基礎。
做得很好啊！沒有犯巴黎公社那種軟弱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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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實際上是武裝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的委員會。這樣一個委員會由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群眾直接選舉產生，它是一個極好的行動機構。但是同時，正因為該委員會與處在被動革命狀態的群眾之間有直接的、根本的聯繫，它不僅表現了群眾的堅定的一面，也表現了群眾的軟弱的一面，而且在開始的時候，它所表現的軟弱的一面比堅定的一面還多：它暴露了猶豫不決和徘徊觀望的情緒，在得到最初的成功之後就不想進取了。
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和社會主義空想家尊重「合法性」和只體現部分「合法」狀態的人（議員，市長，等等），他們在內心深處希望，一旦革命的巴黎具有了「合法的」公社外表，梯也爾就會恭敬地在它面前止步。
總之，它只不過是一次用小資產階級的改良——公社自治——來取代正在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嘗試。真正的革命任務是確保無產階級在全國各地獲得政權。巴黎應當作為它的基地，它的支柱，它的大本營。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立即擊敗凡爾賽，並且向全法國派遣鼓動者、組織者和武裝力量。必須開始與同情者接觸，使猶豫不決的人堅定起來，粉碎敵人的反抗。巴黎的領袖們沒有採納這項唯一能挽救局勢的進攻和進取政策，而是企圖使自己退到他們的公社自治之中去：他們將不進攻其他人，如果別人也不進攻他們的話；每一個市鎮都有神聖的自治權利。這種理想主義者的饒舌——象庸俗的無政府主義一樣——實際上掩蓋了面臨革命行動時的怯懦，而這種革命行動應該持續不斷地進行下去，直到達到真正目的，否則它就不應當開始……
對資本主義組織的敵視——小資產階級地方觀念和自治論的傳統——無疑是某一部分法國無產階級的軟弱的一面。縣自治、區自治、軍隊自治、市鎮自治，是某些革命者真正積極性和個人獨立的最重要保證。但是，那是一個使法國無產階級付出高昂代價的重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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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蘇聯才能存活七十年，並沒有像巴黎公社那樣兩個月就垮台。
某些答主的言論已經禮義廉到了極限！
口口聲聲「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是和平與土地」，然而呢？布爾什維克做了什麼？
布爾什維克曾經宣布，他們的和平，是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
看看布列斯特和約吧！不惜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決裂，割地萬里，換取所謂的「和平」！
布爾什維克實現了不割地么?沒有！
和平呢?俄國內戰有話說！
某些答主認為「右派社會革命黨欺騙人民」，卻始終說不出所謂的右派社會黨如何欺騙人民。
然而布爾什維克欺騙人民，卻是明明白白的擺著的!
某些答主的邏輯真是神奇無比——順我者人民意志，逆我者欺騙人民！
至於土地?
布列斯特和約割讓那一大片，是不是土地？損失的人口，佔了俄國原領土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這，又是否是對那些人民，對來自那些地方的士兵的，背叛？！
更何況，就連蘇維埃政府在1918年1月2日召開的會議，持列寧的「和談」之看法的代表也是明顯少數！
如果真搞一次民意調查，你大可以問問當時的俄國人想要土地、和平還是立憲會議。
如果這位答主發明了時光穿梭機，我不介意真的去搞個民意調查試試！
用無法證實的事情來證實自己的觀點，真是荒唐，可笑！
更何況這位答主試圖製造一種觀點，把立憲會議與"土地與和平"對立起來……誰告訴你，有了立憲會議，就沒有土地的?至於和平，如果布爾什維克不發起內戰，和平降臨的只會更早！
坦波夫起義等等，這些"戰亂"難道不是布爾什維克弄出來的？還是說那屆俄國人民不行，總是想造布爾什維克的反？
還有，我第一次聽說用「交通和郵政體系」能控制大選到如此地步，真是有趣！
你口口聲聲說什麼郵政系統消極怠工，但是這樣一來，社會革命黨的口號不也就沒辦法傳播了么?
更何況，只要是能進行選舉的地區，其最基本的通訊應該還是能保持的吧？
更何況，當年社會革命黨的口號是「自由與土地」，然而很明顯，比起布爾什維克的國有化政策，社會革命黨的政策才更受歡迎！
鑒於俄國農民數量龐大，社會革命黨勝選，真是再正常不過了！
通篇「順我者人民意志，逆我者欺騙人民」，然而欺騙人民的不是別人，正是布爾什維克!
和平不但沒有，反而讓俄國多打了好幾年仗。
土地？集體農莊有話說。
騙子反指別人是騙子，這等無恥行為，不愧是當年鎮壓社會革命黨人的卑鄙政黨的追隨者!
通過奮鬥，你將實現你的權利
社會革命黨宣
一些人為了給布爾什維克的無恥罪行洗地，不惜曲解立憲會議的含義啊。
誰說立憲會議必須按照蘇維埃決定的基本框架來立憲的?
那個打官司的例子，更是胡說八道了。
按照這個邏輯，如果一個軍政府打算民主化，舉行了選舉召開了國會，難不成這個國會還得按照軍政府的框架來立憲？什麼邏輯？
然後，這位朋友很明顯試圖用蘇維埃也是"普選"來證明蘇維埃的民主性，合法性。
這就是個典型的偷換概念了，也就是默認把"選舉=民主"了。
那麼，諸位，且聽我說。
1930年，德國進行了選舉。
1932年，也進行了選舉。
嗯，這些都還算民主。
然而很多人有所不知，納粹上台之後，德國也依然有大選……
圖為德國1936年大選結果
「選舉」和「選舉」是不一樣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暴力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如果有一天共產黨本身也腐朽不堪，會有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黨派來暴力取代它。
「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列寧《國家與革命》
勝利之後不信仰蘇維埃的人想通過普選走資本主義形態，或者是有這個趨勢，只能推翻之前的承諾，對不信仰者鎮壓到底，以實現全民共產主義，哪怕只是表面上。
共產主義背鍋？換成其他資本主義政體未必會好。布爾什維克最大的毛病就是，他們從來不肯稍微動動腦子，回憶一下自己的根本目標究竟是什麼，自己做得到底怎麼樣。如果他們這麼做了，他們也就不會是布爾什維克了。
所以布爾什維克肯定是不會這麼乾的。布爾什維克把一切錯誤都歸於「反動分子」，把一切惡劣結果的原因都總結為殺「反動分子」殺得不夠徹底。自然而然，一切對「反動分子」開刀的行為，在布爾什維克們眼裡天然就是正義的。在這種滑稽的原則下，一切卑劣下作的手段在布爾什維克們眼裡，就變成可以原諒的錯誤了，例如這次的問題。
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組織選舉結果自己選舉失利就用武力推翻選舉結果的布爾什維克究竟有多無恥。
好好好，退一萬步說，姑且承認這些精神布爾什維克的歪理。
然而所謂對社會主義的偉大嘗試……實際上在布爾什維克之前早有共運，第二國際更是恩格斯一手建立起來的。我們在布爾什維克之前，分明已經走在嘗試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了，布爾什維克又何來的顏面說自己才是嘗試者呢？
更尷尬的是，這之後的布爾什維克不僅沒能實現自己的目標，甚至背叛了自己的目標，最後還解體了。鮮為人知的蘇聯工人罷工事件
嗯，一個鎮壓工人運動的共產黨，可以，這很布爾什維克。
無論從哪一種意義上，布爾什維克，都死不足惜。
布爾什維克要求召開的是能夠反應十月革命後政治力量對比的新的立憲會議，而不是按照十月革命前的擬出的候選人名單召開的立憲會議，顯然，布爾什維克要求召開的是能夠起到蘇維埃的作用的立憲會議。布爾什維克有什麼理由不去驅散一個既不能代表廣泛民意，又被一群革命中失了勢的資產階級政黨利用來反對自己的，過了時的立憲會議？這時候還跟一群丟了籌碼拿雞毛當令箭的老爺講道理？列寧瑙茲尤么瓦特。
列寧不掀桌子，米留柯夫就不掀桌子？科爾尼諾夫不就搞過事了么？對布爾什維克來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桌子一旁打算動刀子了，還一門心思盯著桌子上幾張牌？
罵布爾什維克罔顧正義？——脫離階級立場的「正義」？幾毛錢一斤？
罵布爾什維克罔顧現實——無數血淋淋的現實教育布爾什維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從現實出發，心要狠，手要辣，行動要堅決果斷，婦人之仁不可有，舉著拳頭才能罡道理。
還是那句話，共產主義者在暴力方面是缺乏創造力的，他們會的一切都是從反共分子哪裡學來的。
反共分子覺得受了委屈，遇到共黨不講道理，得問它們自己。
幹得漂亮，說明布黨深刻認識到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
看了這麼些答案，我發現就答題情況而言，很多人並不是將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主義來信仰的，而是作為一種宗教來信仰的。
罔顧正義，罔顧現實，一切都是為了實現「主的榮耀」而必須採用的手段，我看不出來這是一群共產主義者，也看不出除了換個一個外殼之外，他們和現在的極端宗教信仰者們有什麼區別。
我覺得大家討論問題，還是學學方亮和另一個答主那樣，擺事實講道理（哪怕會被打臉），用證據爭鋒，而不是高喊「共產主義就一定要實現」。
題外話:在當下這個時代，大多數高喊著「殺光穆斯林」的其實跟極端穆斯林是同一類人，他們缺少的不過是一個契機。
這個地沒法洗，而且這個行為也的確大大透支了布爾什維克的信用。在這件事上列寧的確出現的重大的判斷失誤，還不如一開始就不搞選舉，反正憑當時布爾什維克的實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這兩大俄羅斯的經濟和工業中心丟不了。有這個作為基本盤面對地方上的白軍布爾什維克還是有底氣的。
不少洗地的答案一句話就能概括，布爾什維克是偉光正的，布爾什維克的耍賴能叫耍賴嗎？
也許是毛子的民族性就是如此，不守信用，目光短淺，不大考慮長遠利益。做外貿的應該知道，俄羅斯的銀行開的信用證基本等於廢紙，可以俄羅斯做貿易，但絕對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投資俄羅斯那是腦子有病。至於俄羅斯政府發行的債券，利率高得嚇人。這一切都大大推高了俄羅斯社會的運行成本，這都是毛子自己作死的結果。因為【多數派】在選票上被【少數派】碾壓是很丟人的 つ﹏?
大內戰中場休息期間的政治誤判而已。。。
從來沒有哪個政權是純靠政治正確在內戰中取得政權的。這事說到底取決於其掌握的武裝力量和政治資本
這種行為是聖行，至高至大。
當一些人將共產主義當成宗教信仰時，另一些人則將民主變成新的宗教。
提問者明顯是在黑共產主義的民主粉。
答案中對於十月革命前後的歷史除了列寧選集也沒有能說的過去的歷史文獻了。
對於帖子的提問者和很多答題者，民主粉與共產主義者，問問你們兩個問題。
一民主的基礎與前提條件是什麼？
二什麼是共產主義？
布爾什維克的現實角色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共產主義要求消除掉社會達爾文主義，訴諸暴力解決異見異行，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底褲與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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