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張愛玲晚期寫不出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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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還是維持那樣的創造力，在美國不會生活那麼困窘，也許是江郎才盡？

越走越窄的道路：談張愛玲晚期自傳

自1957年始的近40年可稱之為張愛玲創作的晚期，此時她的文學創作主要是改寫自己早期及他人作品，有《半生緣》《海上花列傳》等，或是斷斷續續完成一些中、短篇小說與散文，如《色·戒》《五四遺事》《鬱金香》《重訪邊城》等；寫自傳體小說和散文是她旅美寫作的重頭戲，作品有小說《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 ）、《易經》（The Book of Change）、《小團圓》及散文《對照記》。1957年以後張愛玲的寫作大多選取她最熟知的素材，即個人早年生活，她漸漸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回顧自己的人生上，雖然1957年時她才38歲，但正如她在《小團圓》中寫的：「過三十歲生日那天，夜裡看見洋台上的月光水泥……她三十年已經太多了，墓碑一樣沉重壓在心上。但是她常想著，老了至少有一樣好處，用不著考試了。」心態上開始呈現一種老邁跡象，創作上也好似走在一條越來越「狹窄」的路上。題材選定相對狹隘可能是暮年心態致使，也可能與她文學觀念有關。與其創作早期大為不同，生活的環境、狀態等外部因素多多少少也影響了她的創作思路。

學者們對張愛玲晚期的評論可謂是毀譽參半，更有學者指出：「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後期的文本既重疊早期文本，也與後期其他文本有頗多雷同之處，張愛玲自己似乎也有察覺，在1976年給宋淇的信中她將此解釋為：「《羅生門》式的角度不同。」張愛玲究竟有沒有從不同角度解讀同一事件？其晚期自傳作品創作的成敗與之緊密關聯。

張愛玲晚期開始用英文寫自傳小說，這也是她在寫作形式上的一種創新。用英文創作中文故事看起來似乎是為了解她本人以及她的早年生活提供了新的素材。然而，從《雷峰塔》與《易經》這兩部英文小說來看，她並沒有突破以前的創作模式，只是在換一種語言講述過往的故事甚至是曾經講過的故事。《雷峰塔》更像是一部創作與翻譯合一的作品。事實上，她的這兩部英文自傳小說並沒有被美國讀者廣泛接受。究其原因應該也是多方面的。張愛玲在她的英文自傳小說中過多地使用中國元素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語言的差別使得表述又往往達不到一一對應的效果，如小說中大量地採用英文表述漢語慣用語，正是沿用了她中文寫作的方式，結果使得不懂中文的英語讀者體會不到字裡行間所暗含的中文表達藝術和深刻的文化內涵。

張愛玲在旅美時期是非常封閉的，思維仍然停留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對於她來說，她的家，她的靈魂始終在那裡，她的晚期自傳作品都流露出濃郁的上海情結，將她所熟知的上海故事一遍遍照搬到她的後期作品中，於是在故事、主題、人物乃至細節、語言上多有互相雷同之弊病。語言與細節上相同到只是換了一個人名，她的兩部英文自傳小說更像是在翻譯。早年的傅雷曾在《論張愛玲的小說》里就張承襲舊小說詞句做過嚴厲的批評，而張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解釋道：「我想將來是可以改掉一點的。」在晚期的自傳中張忘記了這一點，語言與細節上的似曾相識隨處可見。

事實上，張愛玲在美國一直無法適應，「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亞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看的童年往事……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與鄺文美的瑣碎里，直到生命的終結」。異鄉旅居生活使得張愛玲脫離了她所熟知的社會和生活，使她沒能像40年代一樣立足自身關注大眾，使她無法放飛心靈、放縱才情。「早年的經驗成為一種無法擺脫的定勢，會給審美直覺以強大影響，實際上是一種限制。」張愛玲也曾在《對照記》中坦誠：「這些記憶都靜靜地淌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她孤僻、內向，曾經經受的傷害使得她無法走出記憶的陰影。在暮年心態的制約下，她晚期的創作道路十分狹窄，沉溺在回憶中的她忙於反覆改寫，已喪失向外開拓的動力。在累累傷痕的昭示之下，她失去了往日的寬容。在自傳小說中，整體上渲染親人的無情與暴虐以及來自親人的壓迫或壓抑滋長著內心的仇恨。所以，在《雷峰塔》中琵琶再三強調她要復仇。而過於糾結自己的心理創傷使她難以拓展文學新視野，其創新能力與對人世的悲憫和寬恕的情懷也隨青春的消逝而漸行漸遠。在漫長的歲月里她封閉著自己，細數著曾經的傷痛，於是，藝術視野越縮越小，最終導致藝術創造力萎縮。

與前期的創作相比，一個非常鮮明的特色在張愛玲晚期創作中浮現出來——作家強化了女性身份，這是張越來越關注極端女性自我所致。在《小團圓》中，張愛玲進一步強化女性主義立場，她更加重視女性人格的獨立。九莉在對自己與邵之雍之間非妻非妾關係深刻自省的同時，讀者也看到了九莉在戀愛中內心保持的一份冷靜與自私。文本中這些關於女性清醒、自私與自憐的敘述都顯示出了令人戰慄的心理真實，這說明了張愛玲的女性意識更為鮮明。《雷峰塔》與《易經》中女性書寫凸顯前衛母親楊露的同時，對傳統女性的批判也是深刻而有力的。而《對照記》更是浮現了極端女性主義，這是一本以女性為核心的家譜。作品中有大量的老照片及解說文字，可集子中幾乎沒有男性的單獨照片，哪怕是張生命中無法迴避的男人，祖父、父親也只出現在合照中，胡蘭成、賴亞則完全缺席，男人被逐出主角的位置。張在照片的附記中提到，倖存的老照片都被收集進來，表明男人的照片遭到遺棄。無論是她有意還是無意丟棄那些男人們的照片，都可以推測出她不願意他們的形象出現在文集中，這種選擇性遺忘都表明她帶有極端女性主義立場，她極力排除男人的傳統權力。與照片一樣，在其所有的文字說明中，女性也是主角。在以往寫作傾向上，張也偏愛女性，如她以勇敢、先鋒來概述母親，卻認為父親的保守有選擇性，以維護個人權益為限。而如果說早期張的女性意識尚含混的話，後期的她則發展了早期思想，無論從《小團圓》中九莉的獨立到《雷峰塔》《易經》中的琵琶等，還是在《對照記》中，她都始終確立女性中心的思想，男人遊走在女人的邊緣；較之於早期作品中的七巧、流蘇、霓喜等的壓抑焦慮而備受男權社會的摧殘，晚期的女人們則逃逸出男人的勢力範圍，她們在開拓與創造自己的世界。張在創作衰退期強化了女性作家身份，拓展了個人早期的女性主義文學並將其推向極致，這是張的自傳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貢獻。然而，這種強化了的女性主義同樣也暗示了張已漸漸陷入對自我女性身份的極端關注，從作品中她對男性從表到里的昏庸猥瑣的描述到越來越排斥，也顯現出她也逐漸將自己封在女性世界中，通過強化的女性主義來忘卻或撫慰自己的傷痛。

對於張愛玲的晚期自傳研究者也有著頗多爭議，褒貶不一。在《小團圓》出版後，有學者評論：「《小團圓》為中國文學的自傳體小說增加了新的一章」，「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系譜看，張愛玲的《小團圓》，接續的是五四以來新文學小說『自敘傳』的傳統」。《雷峰塔》《易經》的問世雖然曾給讀者帶來很多期望，但是情節的細瑣與重複、文化的差異以及中文版語言翻譯的問題等原因，使得這兩部自傳小說的受歡迎程度遠遠不及張早期的作品。臨近人生謝幕的《對照記》也難改一貫態度。對張愛玲晚期的自傳寫作，不論怎樣零碎和挑剔地評論，但如果不是說仰慕的話，至少反映出研究時帶有的尊敬。張愛玲的晚期風格類似於後一種，敘述的跳躍性，故事的重複和記憶片段隨意出現，她勇於面對生活的真實以及生活帶給自己的感受，她主張真實而不屑或不善於虛飾。誠然，她晚期的自傳作品不能和早期作品中的精華相提並論，但多多少少也為我們更深入地研究她的寫作及傳奇人生提供了一些依據。

只是被關注的少了，她晚期作品非常牛，比如《異鄉記》

很遺憾，她晚年作品並沒有逾越年輕時寫的小上海，小生活。但是，這也並沒有掩蓋她的寫作功底，《紅樓夢魘》，這部讓很多人「恨愛玲紅樓未完」的書，無疑是原著之後，最好的版本。「十年一覺迷考據，贏得紅樓夢靨名。」，可別小瞧了她哦。

在美國，給了她信心的是《赤地秧歌》這種比較反應中國某些方面的作品。但到後來她發現屬於她自己的那種寫作風格和內容，美國社會並沒有多大的興趣和反響。所以後來她更多是注重於翻譯英文作品。研究紅樓夢以及寫一些影視劇本回香港賺取生活費。

我沒有系統研究過張愛玲的作品，不過我們現代文學的老師說:張愛玲最好的作品在她的晚期，那時候，她的眼光幾乎可以與魯迅媲美。

一句話，知識體系的問題。
非常明顯，早期就可以看出這個趨勢
。
受紅樓夢影響太深的緣故，成也它，敗也她。一輩子抓住紅樓不放，怎麼會有新的突破。
你看金庸等作家，他的目標是當一位錢穆式的學者，而不是當一名小說家。所以他會廣泛而深入的看書學習，這種學者型作家看書不會挑好壞，只會看是否有歷史，文化，思想價值。
而張愛玲是有文章潔癖的。壞的東西她看都不會看，甚至出口髒話大罵（參考高鶚），這種潔癖註定她會越寫越窄。她後來的東西如果不是張愛玲三個字，出版都成問題。完全就是垃圾。她終於把紅樓榨乾了，而她不願去突破。
她有天縱的才華，和坎坷的閱歷。卻不願意讀新的東西。她一輩子讀的書其實對於作家來說是少得可憐的。可能還不如一個從小愛讀書的本科生讀的文學，歷史，哲學書多。還有一個致命缺點就是她基本只讀小說。
一句話，她是天才，但難稱偉大，
金庸就不同，他讀書，五花八門從來不挑。哲學，宗教，歷史，詩詞等等，他是把自己當成國學研究專家來培養的。這種閱讀經驗雖然很累，但是後勁是張愛玲不可比你的。這麼說吧，金庸要是願意，他可以寫一輩子，且質量不會下滑。因為他的知識體系是全面的。有點類似於文理全修一樣，可以變著花兒玩。
中國不需要下一個張愛玲，但一定需要下一個魯迅，錢穆，梁啟超等學者型作者。天才富有創造性，但天才骨子裡缺乏一種對文化底蘊的尊重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