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茶，為什麼在中國成了「茶藝」，而在日本成了「茶道？

類似的問題，我已有回答過，這裡再作一次比較系統的回答，也許有些長。

這裡簡單談一下我個人對中國的「茶藝」和日本的「茶道」的理解。「茶藝」，至少可追溯到唐代的茶聖陸羽，他撰寫的《茶經》，對茶樹的種植、茶葉的選用、沏茶所用的水、茶爐茶壺、沏茶的過程以及茶的飲用，都有非常詳盡的敘述。宋代出現了大量的有關飲茶的著作，從陶谷的《茗錄》、蔡襄的《茶錄》一直到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現在留存下來的就有十幾種，從中可知當時的中國人對於飲茶已經非常講究。明代以後，改變了以往由團茶、餅茶製作末茶的方式，葉茶成了主流，但對茶的炒制，依然頗為講究，1609年刊行的羅廩撰著的《茶解》中說：「炒茶，鐺宜熱；焙茶，鐺宜溫。凡炒只可一握，候鐺微炙手，置茶鐺中，扎扎有聲，急手炒勻。出之箕上薄攤，用扇扇冷，略加揉捋。在略炒，入文火鐺焙乾，色如翡翠。」而文人墨客更在意的是飲茶的情趣，往往將飲茶與傳統的琴棋書畫連在了一起，除了飲茶之外，還會講究周邊的環境。這種後人稱之為「茶藝」的茶文化，一直沿承到了近現代。周作人在《雨天的書》中寫道：「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今天飲功夫茶，也比較講究沏茶的工藝程序，對於茶具，也各有追求。一般而言，中國的茶藝，注重的是生活的藝術或藝術的生活。而在16世紀最後形成的日本茶道，除了與中國的茶藝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之外，主要是引入了禪宗或禪意（禪宗本身是完成於中國的佛教的一宗），使它更多地具有了一種宗教或哲學的氣息，因而上升到了一種「道」的層面，它注重的不是因茶的本身，而是藉此營造一種對於人生的思考，同時注入了多種審美的元素，使其成為一種綜合性的日本文化。

茶種、茶葉以及飲茶的習俗，無疑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中國是全世界茶的發祥地），主要是第二次（第一次傳入在8世紀前半期，但沒有傳播開即中斷了）在13世紀（中國南宋時期）前半期由僧人榮西和尚自浙江傳入的。榮西雖然也是一位將禪宗的臨濟宗傳入日本的主要人物，但在他撰寫的《吃茶養生記》中，只是強調了茶的藥用和養生功效，絲毫沒有提及禪宗，跟後來形成的茶道，幾乎沒有什麼關係。

隨著茶樹種植和飲茶習俗自西向東的擴展，自鎌倉時代末期至南北朝時代（大約在14世紀中葉前後），逐漸出現了一個稱之為「茶寄合」的活動。所謂「寄合」，這裡可作「聚會」「集會」解，那麼「茶寄合」，顧名思義，就是以飲茶活動為中心的聚會活動，它的緣起，與當時頗為興盛的「連歌會」有關，連歌會的歷史要早於「茶寄合」，原本是上層貴族和武士吟唱和歌的一種雅會，隨著飲茶習俗的普及，連歌會中增設了飲茶的內容，以後飲茶的聚會又以「茶寄合」的形式獨立了出來，成了人們遊樂聚會的一種樣式，在富裕階層中以「婆娑羅寄合」為代表，下層民眾則以「雲腳茶會」為主要樣式。初時的「茶寄合」，幾乎都有從中國傳來的鬥茶的內容，往往還伴有各色酒宴，懸掛或擺放各種自中國傳入日本的墨跡、書畫、文具、陶瓷器、漆器等藝術品和工藝品，一時成了上層達官貴人遊興取樂的重要樣式，使得社會的風習漸趨奢靡。作為對此的反動，在15世紀末至16世紀，逐漸形成了一種簡樸的「草庵茶」，更加註重身性的修養，追求茶帶來的精神上的愉悅，其間經過了三代人的努力，即村田珠光（1423~1502年），是他首先創立了茶道，一個是武野紹鷗（1502~1555年），茶道在他手裡有了很大的發展，還有一個就是聲名最響的千利休（1522~1591年），他最終全面建立了茶道的體系和宗旨。

珠光少年時就是一名僧人，後來卻到京都大德寺跟隨著名的一休和尚（1394~1481年）去學禪。一休和尚是臨濟禪的高僧，猶如中國宋時的濟公和尚，現在的東京國立博物館中藏有一幅墨齋畫的一休畫像，雖著僧服，卻是留髮、蓄鬚，不同於一般僧人，他不循傳統的禮法，狂放不羈，人稱狂僧，卻是獨樹一幟，對禪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觀物察事，往往勝人一籌。一休贈送給珠光一幅中國宋朝僧人圜悟克勤的墨跡，作為入門的明證，後來這幅墨跡被珍視為茶湯開祖的墨寶。珠光大概在一休那裡悟到不少禪的真諦，他尤其欣賞一休視富貴如糞土的平常心，他自己對當時的浮華世風也十分反感。他決心將茶事從奢華的世風中解放出來，而使其成為常人修身養性、提升品性的一種方式。珠光有一句著名的話語：「月亮若無雲間令人生厭。」這句充滿禪意的話語體現了珠光的審美觀，即不完全的美是美的一種更高的境界。這一審美意識對日後日本人審美理念的最後形成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紹鷗雖是商人家庭出身，卻喜好文藝，年輕時鐘情於一種叫連歌的上下聯唱的日本詩歌，1525年他25歲的時候來到京都，拜當時極有名的文化人三條西實隆為師，在聽他講《和歌大概之序》過程中深有所悟，此時正是下京茶湯相當興盛的時候，於是又向珠光的門人宗陳等學茶，又跟隨紫野的古岳和尚參禪，這一時期積累的學養日後在「佗茶」的營造中都逐漸體現出來了。後來他在京都營造了一處茶室曰大黑庵，脫去了珠光也未能擺脫的武家貴族講究裝飾的傳統，茶室的「座敷」改為四帖半，牆面只是儉樸的土牆，木格子改成竹格子，去除了「障子（紙糊的格子門窗）」中部的板，地板只是稍施薄漆甚至只是原色，並且沒有檯子（用於擺放和裝飾茶具）的裝飾，他將很有影響的連歌師心敬所宣揚的枯淡美（這一點與珠光不謀而合）引入茶湯中，在將書院茶發展為四帖半的草庵茶的過程中發揮了指導性的作用。紹鷗後來又到和泉南宗寺跟大林宗套學參禪，從而開創了茶人參禪之風，最著名的是，他還提出了茶禪一味的主張，將茶與禪連為一體，或者說在茶中注入了濃郁的禪的精神，由此，在他的努力下，初步形成了一種極具禪意的、崇尚簡素靜寂的「佗茶」，可以說，這樣的茶既淡化了幕府將軍等上層武家「茶數寄」的貴族氣，同時又將淋汗茶等庶民性的較為低層的飲茶習俗提升到了優雅、閑靜的高度。

千利休在前人的基礎上，成了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利休推崇的「草庵茶」，希望是一種出世間的茶，「將心味歸於無味」真的具有很濃郁的禪意。為了洗去講究格式法式的上層武家茶會的貴族風，他把原先4帖半的茶室再加以縮小，一舉改為2帖（不到4平米），以追求主客之間的更加近距離的交流。一直保存至今的京都妙喜庵的待庵，相傳是利休的作品，從外觀上看，實在是非常不起眼的一間小茅屋，而且沒有門，只有一個低矮的躪口，人必須彎腰或屈身才得以進入，其目的是讓人有一種緊張感，以拂拭人的世俗性或日常性，來使人的精神上升到一個新的境界。利休的生前，正是日本的戰國時代，人們深深感嘆生命的無常，人生的無常，於是就有了利休的「一期一會」之說，意為人生如萍水，相逢是一種緣，此次相會，不知何時再能重逢，因此要珍惜偶爾一次的相會。現在日本三大茶道宗派的里千家、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派，都是千利休一脈的沿承。後世利休的繼承者，往往都將他抬舉得很崇高，但利休本人雖然對禪具有較深的參悟，卻似乎並不是一個淡泊名利的人，當時的一代梟雄織田信長（1534~1582）旌旗浩蕩長驅直入京都之後，利休就有意親近信長，信長便起用他擔任茶頭，後來他又靠近豐臣秀吉。後來因為追求自己個人的功名，引起豐臣秀吉的猜忌和警惕，千利休自己感到了危機而自刃身亡。

總之，日本最終會形成茶道，有它自己的歷史沿革過程，最後在茶文化中融入了禪宗、建築、園藝、書畫、飲食、文學、茶具、身心修養、社交禮儀等多種元素，最後成了一個綜合性的、具有濃重日本特色的文化。而中國的茶藝，基本上還只是一種以茶為核心的生活藝術，兩者有關聯，又有不小的區別。

茶藝是包括茶葉品評技法和藝術操作手段的鑒賞以及品茗美好環境的領略等整個品茶過程的美好意境，其過程體現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統一，是飲茶活動過程中形成的文化現象。它起源久遠，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與宗教結緣。茶藝包括：選茗、擇水、烹茶技術、茶具藝術、環境的選擇創造等一系列內容。茶藝背景是襯托主題思想的重要手段，它渲染茶性清純、幽雅、質樸的氣質，增強藝術感染力。不同的風格的茶藝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選對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領會茶的滋味。
　　
茶道是一種以茶為媒的生活禮儀，也被認為是修身養性的一種方式，它通過沏茶、賞茶、飲茶、增進友誼，美心修德，學習禮法，是很有益的一種和美儀式。喝茶能靜心、靜神，有助於陶冶情操、去除雜念，這與提倡「清靜、恬澹」的東方哲學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內省修行」思想。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靈魂。

中國茶藝，韓國茶禮，日本茶道，是東亞三種茶文化，不僅形式有差異，內涵也不同。日本解釋茶道，茶來自中國佛教禪宗，道來自中國道家之道，茶道是儒釋道一體，且去中國化，追求生活心境，實指的是一種精神境界。中國茶藝最通俗說，就是茶的各種「遊戲」，包括宋代鬥茶。茶藝最巔峰時，有所謂宋代「茶百戲」之說。日本茶道是在第三次放棄效仿中國鬥茶遊戲之後形成的，其實是悟到宋人茶百戲的實質是精神，從而得道啟示。茶道包含了茶禮和茶藝。日本茶道從村田珠光遺留「唐物」，到千利休推崇的平民茶道，本質是一脈相通，都是重形式的內在精神追求，享受一種人生的境界。其中千利休諸多經典軼事，如鄙視黃金打造茶室，為茶而致死不屈服權貴等，都在直接否定脫離精神追求的茶藝。中國茶文化發展最高峰宋代，整個文明被外族切斷，宋茶當年究竟形式是什麼樣，像茶百戲鬥茶，打茶花，甚至所謂徑山寺茶會等遊戲，都是從日本「變異」的抹茶抄回來。今天沒有人可以說清宋茶，又談何茶道？！如今國人普遍以擁有好茶自居，買到高價名茶、喝到天價好茶自誇，仍然處於鬥茶之初心，但又少了宋人的禮儀，更少了宋人遊藝娛樂之心，境界遠不及宋人。所以，有人指出當下中國浮躁社會，不僅沒有茶道，也不懂茶道為何物，只有各類裝神弄鬼的茶大仙。

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文化，它文化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