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屠殺遠東華人是真的嗎？

12-24

遺忘的屠殺：1938年斯大林在遠東屠殺30萬華人(轉載)_國際觀察

有一個詞 Koryo-saram / Корё сарам ，按照韓語的字面意思解讀，意為「高麗人」。這個詞指的是生活在中亞和其他前蘇聯地區的朝鮮（韓）語人口。

那麼這個群體總共佔多大呢？

「人的命運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預料。一個民族的命運啊，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我絕對不知道，我們幾十萬朝鮮人，怎麼就被遷到中亞去了呢？但是斯大林同志講，最高蘇維埃已經研究決定了。那麼所以我就到了中亞去。」遠東華人的處境，大概也由此可以想見了吧。總之，在那個極權主義盛行的年代，這樣的事情絕不是孤例。

1926年蘇聯共有華人10247，華僑81783，總計92030。
1939年只剩下不到1/3。

所以所謂「清洗30萬華人」之說肯定是注水的。

另外：

In the First All-Union Census of the Soviet Union, conducted in 1926, 100,000 respondents declared that they held Chinese nationality or that Chinese was their primary language; three-quarters of these were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Vladivostok was 22% Chinese, and even Moscow had a community of roughly 8,000 Chinese, largely of Shandong origin, who ran laundries, bakeries, and knitwear shops, as well as engaging in streetside peddling. Outside of the cities, others engaged in mining and opium cultivation.

——WIKI說1926年人口普查中蘇聯有10萬漢人，海參崴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是漢族。莫斯科有8000漢族，大部分是山東人。

大部分人運營洗衣店、麵包房和裁縫鋪——看來當時世界各地的華僑都一樣……也有一部分人從事礦業或者……鴉片種植業。

但是，很多人在1936年被遣返中國。另有11000人在隨後的歲月里被捕，其中8000人被安置到俄國北部（也就是西伯利亞荒原）。

還有，題主給出的天涯某文章，應該是根據鳳凰網的《認為中國會滅亡斯大林清洗30萬遠東中國人》一文引申出來的：

（認為中國會滅亡斯大林清洗30萬遠東中國人）

不過這篇文章破綻不少：

1、「金盧布」是沙俄時代發行的貨幣，在蘇聯時期僅作為外貿結算單位。
因此這一段敘述到底是一戰前沙俄時期留下的，還是蘇聯時期留下的？
根據上下文來看，顯然是「十月革命前」的情況，卻故意分到下一代，讓人誤解到1930年代仍然如此。

2、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中蘇關係相當緊張，怎麼可能還允許大量季節工入境？甚至多至於20萬？蘇聯政府不怕這些人是張學良的姦細？

3、「日本從來沒有進攻蘇聯計劃」的「真相」性就不必多說了。

4、蘇聯德意志人大部分流放到中亞，朝鮮人也是。該文卻危言聳聽說這些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無人區。

5、關於日本西伯利亞戰俘「沒有回去多少」的「真相」性。事實是這些人回去之後倒有很多成了左翼運動積極分子。

６文中提及的馬員生是未改變立場的托派分子（由於在蘇聯已經服過刑，因此回國後未繼續受追究（當然在文革期間也受到批判），按照當時與其接近者的回憶，此人仍在私下散布反斯大林言論，只不過當時未被揭發，所以逃過了進一步的清算：《《南方周末》記馬員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f44100101re35.html），所以這傢伙說的東西的可靠性么……

總之，當時蘇聯的民族遷徙（流放）政策雖然可能有種種原因，但無疑是錯誤的。遷徙（流放）中國人就更沒有道理。但當時遭到這種命運的也不是漢族人一家，朝鮮族被遷徙者就幾倍於漢族。這是一種歷史現象，在1935—1940年蘇聯那一種政治生態下並不奇怪（當時蘇聯官方理論認為，隨著所有制改造的完成，蘇聯國內階級鬥爭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存在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主要來自外國間諜和「被擊潰的舊剝削階級殘餘」，因此陷入了近乎歇廝底里的間諜恐懼症——特別是外部的戰爭危險又日益臨近，這也是導致肅反擴大化的重要原因（關於蘇聯1930年代中後期肅反運動的問題這裡就不展開了，雖然這事本來大有講頭，另外還有，由於類似的指導思想方面的錯誤，蘇聯在戰後還一度廢除死刑——當然這又是右了），姚艮等中槍其實也是因為這個緣故——當然具體到姚艮，他是1932年出的事，當時大清洗尚未開始（因此和後來的事情還不完全是一回事。還有，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方面對於一些他們自己確認搞錯了的案件，譬如包爾漢事件，後來也是認錯道歉的），另外順便一提，姚艮被捕時實際掌控蘇聯安全機關的是布哈林派分子亞戈達），用「種族滅絕」、「排華」之類來解釋是錯誤的，是把複雜的歷史簡單化（當然，袁紅兵之流也在國外叫囂「內人黨事件是種族滅絕」，與這些反蘇的天朝民族主義者如出一轍），肅反擴大化本身也不是專門針對某個民族的，任何民族在大清洗中都有被捕被殺被流放者。

在遷徙中發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是悲劇。但誇大到「三十萬人」如何如何就純屬「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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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補充一點，關於某些材料提及的所謂「50年代中國外交人員曾接到受難華僑求助，但「為了中蘇友好大局，無法救助他們」」云云也是有貓膩的。

說什麼「他們之所以得到蘇聯當局的『關照』，是因為他們有一門技術或專長。他們被打發到集體農莊後，不知怎麼的就欠下了這個農莊一大筆錢。他們一年到頭地干著沒完沒了的活兒，但就是還不清這筆債……」，簡直匪夷所思，在集體農莊幹活需要什麼【特殊技能】？當時蘇聯的農業機械都歸拖拉機站……難道是修理攪拌機的特殊技能？欠賬或許有，不過斯大林時代蘇聯的集體農莊和毛澤東時代人民公社的分配機制大同小異，之所以有賒欠，是因為集體反正會預先把所需的日用必需品賒給大家（反正人民公社也因為「部分社員對公社的賒欠」挨噴）。

當然，文章本身（借其引用的所謂「一位50年代赤塔中國領事館工作人員的回憶」之口）乾脆聲稱「在蘇維埃的統治下，所有的農莊都一樣，跑到另一個農莊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境遇。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幸運』的華人華僑被蘇聯當局變成了現代的農奴」了——攻擊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農村集體經濟為「農奴制」，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當然也不僅僅是自由派）的宣傳口徑（因此作者對人民公社的看法應該也差不多）。所以炒作所謂「在蘇華人歷史遭遇」也只不過是幌子（雖然在做文章時也確實抓住了蘇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錯誤並借題發揮），這個幌子掩蓋的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集體所有制）的階級仇恨。

實際上，題主給出的天涯某文章也是大罵「抗戰勝利轉瞬間國民政府已經被蘇聯支持的紅色代理人推翻」的，其立場也不必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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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說一點，雖然問題本身和抗戰時期蘇聯對華援助無關，不過既然有人聲稱「蘇聯本來謀求日蘇友好，然而在諾門坎之前日本不幹。所以蘇聯才援助中國希望中國能夠拖住日本以免蘇聯東西兩線受敵。」「日蘇友好籤訂之後，蘇聯就停止了對華援助。」那麼索性也說道說道。

事實上，《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並未導致蘇聯援華的中止。"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援助規模逐步縮小，8月，我國仍獲得千餘噸物資，多為石油產品，至1941年10月，由於蘇聯已無力支持我國，蘇聯援華貸款宣告結束。"至於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則直到1942年2月才回國。

還有，蘇聯並未承認偽滿，未建立外交關係，但派遣了領事。
問題應該提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那個時代，領事關係不等於外交關係，一國可向其不承認的國家或者地區派遣領事。但戰後情況發生變化。
另外，偽滿成立到日美開戰期間奉天始終駐有美國領事，但沒人認為美國承認了偽滿吧。

1941年4月的《蘇日中立條約》中蘇聯也只是表示不進攻偽滿控制區而已，但這只是一種軍事互不侵犯的表示而不等於外交承認。否則北約不早承認民主德國了嗎？西德的「原則」豈不成了搞笑么？！

當然，如果要細究的話，《蘇日中立條約》的立場比蘇聯過去的立場顯然還是後退了。後退的原因主要是世界局勢的變化。

事情就是俄羅斯遠東的海參崴修路的時候挖出一個近500具屍體的坑。然後沒有說明種族，但應該是槍斃的。有俄羅斯人權研究者認為是斯大林時期所為。然後，傳到中國傳著傳著就成了殺了30萬中國人了……其實就算挖出的是亞洲人，理論上說也更可能是可憐的關東軍吧……

以下是找到的一篇外文報道

VLADIVOSTOK, Russia (Reuters) - Russia has uncovered at least 495 skeletons, many with head gunshot wounds, in a mass grave probably dating back to purges under Soviet dictator Josef Stalin in the 1930s, municipal authorities said Wednesday.

At least 3.5 tonnes of bon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site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Pacific Ocean port of Vladivostok after it was discovered by workmen building a road, the city government said in a statement.

Millions of Soviet citizens were executed or died in labor camps during Stalin"s rule from the 1920s until his death in 1953, but discoveries of mass graves became less frequent after a surge in finds that followed the 1991 Soviet collapse.

Experts were checking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bodies were victims of Stalin"s purges.

"Practically all of the skulls have bullet wounds," said Yaroslav Livanksy, the head of a group of volunteers who helped to excavate the site.

He said money and clothes from the 1930s had been found at the site. A crushed child"s skull was discovered close to a bead bracelet and a small slipper.

Irina Fliege, a senior researcher with Russian human rights group Memorial, which collects information about Stalin-era killings, said she had no doubt that the victims were shot by Stalinist forces.

She said far more bodies were likely to be found as adjacent sites are studied.

"This happens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impossible to say how often," Felige said. "All we can to is put up monuments to remember the dead."

(Reporting by Alexei Chernyshov; Writing by Conor Humphries; Editing by Ralph Boulton)

這種完全沒有出處的野史，也是真心湯不牢。隨便截取鏈接中的幾段文字：

可以設想在中國被日本侵略、蹂躪最苦難的年代，斯大林如果同情、支持中國的抗日，幾十萬人的中國僑胞和華工，組織訓練成抗日隊伍，利用幾千公里的中蘇中蒙邊界，不斷地出擊襲擾，那一定會使日本鬼子首尾難顧，亂了陣腳，不敢全力進犯主戰場，中國的抗日形勢和勝利時間，就大不一樣了。

大鬍子表示「我真是嗶了狗了」，裝備幾十萬中國軍隊，再保障他們的後勤作戰能力，在幾千公里的戰線上出擊，用來專門打日本？也不看看張鼓峰、諾門坎蘇聯才動員了多少部隊，整個遠東紅軍一共才多少部隊。真是準備全面和日本開戰的節奏？那西邊的小鬍子誰去對付？
，
要是大鬍子真的對中國抗戰沒有幫助也就算了，明明蘇聯當時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裝備，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對中國抗日戰爭援助最多的國家。

1932年12月12日，中蘇宣布恢復20年代末以後一度中斷的外交關係，並就對日雙邊軍事合作問題進行了頻繁接觸。1934年3月，中國政府派軍事代表團訪蘇。此後，中國全面抗戰爆發，雙方經過多年的外交試探、接觸、協商，到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同時簽定了中國從蘇聯購入武器的借款協定。1937年9月，中國政府再次派軍事代表團訪蘇，向蘇方陳述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及與蘇聯的利害關係，同蘇方洽商了蘇聯對華軍事援助事宜。此後，蘇聯援華軍事物資開始陸續運往中國。1937年12月南京失陷，中國抗戰形勢更加險惡。中國政府呼籲美、英、蘇等國家給予援助。1938年5月10日，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致電蔣介石明確保證：「關於蘇聯方面援助一節，絲毫不必疑慮，蘇聯當盡其一切可能，援助正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鬥爭中之偉大的中國人民。」

應中國政府邀請，自1937年11月開始，蘇聯政府陸續派遣軍事顧問和技術專家來華。僅武漢抗戰期間，援華蘇聯軍事專家達3665人，軍事顧問200多人，在中國服務的蘇聯總人數約5000人(含志願飛行人員)。參與援華的軍事顧問中，包括蘇聯衛國戰爭中著名的朱可夫、巴季茨基、崔可夫、雷恰戈夫、日列加夫等蘇聯元帥和將軍。僅1938年5月至8月的武漢空戰中，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9次並肩作戰，共擊落日機62架，給日空軍以有力打擊。蘇聯空軍志願隊大隊長等15名空中勇土，為中國的抗日戰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抗戰中國最大援助國：蘇聯對華軍援

再看看這最後一段：

而當時剛剛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積貧積弱的中華民國正在同侵入自己國土的的日寇進行殊死戰鬥，當然顧不上發生在被佔領土上中國人被屠殺的事情。等到抗戰勝利轉瞬間國民政府已經被蘇聯支持的紅色代理人推翻，斯大林在中國被佔領土上對中國人進行的種族屠殺就更是無人提及了。

果然就是為了黑TG而已，這種毫無歷史依據的段子，也就只能呵呵了。

———————————我是真心沒想到的分割線—————————————————————

既然談到了蘇聯在抗戰期間對於」中華民國「的援助，那我就拋磚引玉稍微再說仔細點。

自1937年開始，在五年的時間裡，蘇聯直接向中國提供的軍事裝備和武器共計1.225億美元（在其它刊物中可能會遇到其它一些數據，這些數據的獲得主要是因為計算方法的不同），其中包括：1,235架飛機、82輛坦克、約600間修理廠、拖拉機和拖車、1,550輛汽車、1,600門大炮、14,000挺重機槍和手提機槍、大約2.1億發配備給重機槍和手提機槍的子彈、31,600發航空彈、200萬發炮彈、1.8億發步槍子彈等。

蘇聯提供的武器和軍事裝備武裝了中國軍隊的空軍、炮兵部隊和裝甲部隊。1937年至1940年，中國陸軍中共有40至60支步兵師裝備了蘇聯的槍支和炮彈。

中國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機械化部隊「，第五軍200師，就是在接受的T26坦克的基礎上組建起來的。

裝備莫納辛乾的國軍

裝備蘇式重機槍的國軍

國軍接受的T26坦克

駕駛E16的國軍飛行員

不管蘇聯當年是出於何種目的援助中國抗日的，但在我們抗日最艱難的時候，在西方列強都忙著一邊對我們進行」武器禁運「，一邊向日本出口鋼鐵、石油、橡膠等戰略物資的時候，是蘇聯伸出了援手，讓我們在抗戰中少流了很多血。

對於蘇聯，一定要做到恩怨分明，不能因為他做過壞事，就把他曾經做過的好事都華麗的無視，甚至造出假的離譜的謠言，這對於為了幫助我們抗日而犧牲在中國戰場的蘇聯軍人是一種侮辱，也是對當年和蘇聯一起並肩對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國軍民的侮辱。

————————————我是不抖機靈認真回答的分割線—————————————————

看到下面回答中有人在」質問「幾十萬在俄華人如果不是被屠殺，都去哪裡了。那我也只好稍微認真回答一下：

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依舊不斷驅逐中國人出境，並限制入境。師哲回憶，「中國人在西伯利亞，大多數是小商販、手工業者和工人，1928年以後，人數銳減，其原因：一是蘇聯新經濟政策結束，取締小商小販和私人企業，消滅富農經濟；二是中東路事件後，蘇聯政府對旅蘇華人從業加以各種限制，使他們難以立足，紛紛返回國內。」②

據1937年蘇聯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全蘇有華僑38427人，其中24589人在遠東，僅是1926年數量的1/3。③由此可知，1938年前後，在蘇聯的中國人遠遠沒有30萬，當然不可能有這麼多人被迫害致死。數十萬華工屬於季節性華僑，並不長住俄國，基本都在完工後返回中國，而非遭遇不測。

————————————我是你們好好讀讀歷史再來扯淡會死嗎？的分割線—————————

評論區的「人才」我也真是服了，把1941年簽署的蘇日中立條約提早到1940年，是幾個意思？1941年，歐洲都淪陷了，日本都加入軸心國了，你要是大鬍子，會願意和德國日本兩邊開戰？還是傻到認為德國不會對蘇聯開戰？呵呵

既然舔著臉說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對中國抗日的「支援」，那我們就來看看當年美國是是怎麼「支援」我們的。

1940 年7月16日，美國政府發言人聲稱，門羅主義也可能適用亞洲。門羅主義可用一句話來表達，美洲是美洲人（實際是美國）的美洲，其他洲的國家不能干涉美洲事務。門羅主義適用於亞洲，就暗示美國不干預日本對亞洲國家的侵略。此話一出，7月17日，英國政府同意日本要求，將運送商品和物資的滇緬公路和香港港口封鎖三個月。這樣一來滇緬公路被封鎖了很長一段時間，加上香港對中國關閉，加劇中國的物資困難。

（說好的從滇緬公路來的「支援」呢？）

　美英以這種方式間接參與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封鎖,但美國卻不對日本實施經濟封鎖,甚至貿易禁運的措施也不採取。而美國在蘇芬戰爭期間對蘇聯實施貿易禁運。二戰之後,美國也好對其仇恨的社會主義國家或其他國家,實施禁運或經濟封鎖。這兒關鍵的是,美國對日本的態度問題。美國人也知道，「維持日本戰爭機器運轉的一半以上的原料，特別是鐵、鋼和石油，都是從美國獲得的」（〔美〕林克、卡頓《美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冊第172頁），因此,如果對日本貿易實行真正的禁運,就會使日本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美國太平洋關係研究所在研究這個問題後得出一個結論,即「如果對這些物資中的相當部分實行相當長期的堅決的禁運,日本就會陷於經濟停滯和遭到軍事失敗」。但美國認為,日本如陷於這種狀態,其軍事力量和保證向軍事力量提供裝備和後勤供給的日本經濟,根本不能勝任對蘇聯的進攻,甚至完成對中國革命力量的鎮壓都較困難。即不能實現美國長期縱容、放任日本侵略中國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反過來講,美國對日本的物資供應,是建立在美國認為日本仍可能北攻蘇聯的基礎上。這可從美國共和黨領袖范登堡的一句話中看出。1939年8月,日本最精銳的關東軍在哈拉哈河慘遭失敗。9月16日,蘇日兩國簽訂了停火方面協定。美國對此很不高興。美國學者承認，「『美國政府擔心,如果日本停上在哈勒欣河（即哈拉哈河──筆者注）的戰鬥,那它將向南方推進。……並擔心隨著協定之後蘇日兩國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對此「范登堡曾宣稱,如果日本敢於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那美國將立刻禁止對日貿易。」（《現代國際關係史》第658頁）

（歐洲忙著「禍水東引」，美國忙著「禍水北引」，中國？WHO CARE）

當然,蘇日當時並未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日本陸軍最精銳的關東軍仍部署在靠近蘇聯的中國東北。因此,雖然美國官方有時也發表一下譴責日本在亞洲侵略方面的講話或抗議,但美日之間的鬥爭「仍然是一場舌戰」，美國不採取任何足以制止日本侵略政策的實際措施。鑒於日軍於1939年2月佔領海南島（這將成為日本向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其它地方推進的基地）,5月日本政府要求英美承認日本有權管理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上海的租界,嚴重侵犯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利益,美國在1939年6日曾宣布1911年的美日商約從1940年1月26停止生效。但「直到1940年7月……羅斯福才對供應日本的石油和廢鐵實行許可證制度……事實證明,許可證制並沒有起重大的影響。1940年8月間發給的對日出口的石油產品許可證要比1940年的前6個月所發的總和還要多。在生鐵和鋼的供應方面情況也與此相似。1940年8月間,有30多萬噸的生鐵、廢鐵等物輸往日本,這個數目約與1940年前半年所供應的數目相等。1941年頭3個月,美國賣給日本的飛機汽油比1940年同一時期要多131%。」（《現代國際關係史》第661、662頁）不僅如此,「美國壟斷組織仍然繼續大力幫肋日本的康采恩建立新的軍事工業部門。例如它們供給『鯰川』康采恩控制下的日滿鋼鐵株式會社以設備,幫助這家康采恩在庫頁島上使用電力新法開採石油,進行『中島』康采恩的飛機製造廠的改建工程,協助『三菱』康采恩制鋁和造船,等等。」（蘇聯科學院《世界通史》第九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6、687頁）

另外,歐洲戰爭發生後,尤其是德國進攻西歐後,英法荷在亞洲對日地位嚴重削弱,他們在亞洲的地位嚴重依附於美國扶持,英法荷對日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對日態度。所以美國對日縱容,英法荷就更賣力地討好日本。日本依靠從美國、英屬各國、荷屬印尼以及法屬印度支那進口所需物資和原料，繼續增加其軍事戰略儲備，維持戰爭機器的運轉。

1939年「美國輸至日本軍用物資達1．869億美圓，約佔該年美國對日本全部輸出額的86%。1940年，美國輸至日本的軍用物資達1．9億美圓，約佔美國對日本全部輸出額84%。自1937年到1940年，美國輸至日本物資總額共9.867億美圓，其中軍用物資總值佔7.039億美圓。美國資本家唯利是圖，供給日本大批軍火物資，用來屠殺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欠下一筆血債。……美國力圖藉此誘使日本進攻蘇聯，並保全美國在華南的經濟利益，利用日本抑制中國的革命力量，以達到美日妥協，共同榨取中國人民和反共反蘇的目的」（黃紹湘《美國通史簡編》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14頁）

(鋼鐵、石油等戰略物資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就不需要我來科普了吧。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整個日本的戰爭機器都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支持下才開動起來的，對於這種「支援」，我只能說，謝謝你們一家門！）

7月18日，日本首相近衛改組內閣，力主進攻蘇聯的松崗被免去外相職務。7月24日，日軍開進法屬印度支那南部。日本南進意圖已經明顯。美國這時知道，自己企圖通過綏靖政策使日本北攻的戰略失敗了。日本沒有利用價值之後，美國不用再對日妥協退讓了。原來掩飾著的美日矛盾（矛盾太張顯,則不宜誘使日本放心北攻）浮上檯面而不需掩飾,因此，1941年7月25日，美國政府宣布凍結日本在美資產並對日本貿易實施禁運。隨之，英國和荷屬印尼宣布了類似措施。美國也知道這一系列措施的後果將會是美日交戰。此後一段時間裡,美國對日外交任務重點,由綏靖變為怎樣使美國有一個名正言順的由中立國變為交戰國的理由；怎樣使美日交戰在美國希望的時間內開戰。

（1941年7月，美國才開始對日本進行制裁，這時候，距離全面抗戰爆發的1937年7月，已經整整過去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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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赤坂凌太郎，的發言，我這裡先引用了，如果覺得我引用的不妥，可以私信我，我立即刪除。

蘇聯人口普查中不可能只統計華僑不統計華人，因為是按民族統計。1937年蘇聯華人數量比1926年銳減是很容易理解的，1929年發生了中東路事變、1931年之後出現了偽滿洲國然後又發生了一系列邊境衝突，邊境管控被加強，本來就以季節工為主的遠東華人數量於是大幅度下降。同時，1930年代的蘇聯還推出了內部護照制度、實行了大規模的經濟計劃化，進一步降低了華人前往遠東的動力。

有華人在肅反擴大化中被捕被殺大概是事實，因為任何民族都有被捕被殺者。據說貝利亞曾在一份文件中說有800華人被放逐到北方的勞改營，不過我沒看到有關這東西的第一手資料。話說蘇聯真要推行排華政策用得著那麼麻煩嗎？跟東北抗日義勇軍殘部一起送到新疆就解決了，同樣是幾萬人的規模而已。總的來看，華人在那一時期遭遇的命運大抵不比朝鮮人更加惡劣。
再順便一提，所謂把KPD黨員驅逐回納粹德國，無非因為蘇聯當時認定這些人本身就德國情報機關的工作人員，因此把他們驅逐回本國。是否是冤案另說，這種事情在日本人身上也發生過。只不過當時蘇日關係更加緊張，日本還曾拒絕接受。整個劇本就是【謀略一掃】啊。當然這與大清洗本身的理論根源有關：階級鬥爭在蘇聯國內不存在了，一切敵人都是外來的，而與此同時【我們取得的成績越大，敵人的破壞也就越瘋狂】。

所以我在評論區就說了"蘇聯的少數民族政策本來就是備受詬病的，這個無可厚非，但張嘴就」屠華「殺了30萬中國人，也只能呵呵了。

再說一句，要是當年蘇聯真的和中國人那麼不對付，東北抗日聯軍的殘部是怎麼撤入蘇聯境內的？要知道那是蘇日中立條約都已經簽署的1941年。

造謠的動動嘴，闢謠的跑斷腿。。。

反對兩個高票所謂屠殺「空穴來風」的說法，此說法早已有之。
至於此說法是否可靠，我們可以繼續探討。我也會繼續查證，不過手頭資料不多，歡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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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好像他們所設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確的。好象招募這些人對德國指揮部說來完全是一個既浪費又愚蠢的舉動。其實不然！希特勒正是與他的大國兄弟配合行動的。間諜狂是斯大林喪失理智的基本特徵之一。在斯大林看來，他的國家裡間諜成群。所有住在蘇聯遠東的中國人都得到了間諜罪條款五十八條6，被關進北方的勞改營並在那裡死絕。參加過國內戰爭的中國人，如果沒有及時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幾十萬朝鮮人全都被懷疑是間諜而放逐到哈薩克去。所有出過國的、在「國際旅行社」旅館旁邊放慢過腳步的、被照進有外國人面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攝過城市建築物（弗拉基米爾的「金門」）的蘇聯人——都被指控為間諜。對鐵路線、對公路橋樑、對工廠煙囪瞧的時間過久——也被指控有間諜行為。所有滯留在蘇聯的為數眾多的外國共產黨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產國際人員，不區別個人情況，一股腦兒首先被指控有間諜行為。對拉脫維亞的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一九三七年把他們全部關進監獄時，也都指控為有間諜行為！斯大林好似把風騷的葉卡捷琳娜的一句名言翻轉過來並加以擴大了：寧可錯殺九百九十九，決不能放過一個真正的間諜。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確實在德國偵探機關手裡呆過的俄國士兵呢？！所以當成千上萬個士兵從歐洲蜂擁而來並且不隱瞞他們是自願應幕的間諜時，國家安全部的劊子手們感到多麼輕鬆呀！最最英明的人的預言得到了多麼驚人的證實！來吧，來吧，傻小子們，條文和報酬早就已經給你們準備好了！」
——索爾任尼琴：《古拉格群島》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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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島》是1973年出版的。而《古拉格群島》在相關領域上的地位我也不必多說。
顯然這一說法不是「完全沒有出處」，也不是像玄不改命暗示的一樣是挖到了骨頭之後才有了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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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屠殺遠東華人是真的嗎？ - 徐雨鳴的回答
"據1937年蘇聯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全蘇有華僑38427人，其中24589人在遠東，僅是1926年數量的1/3。③"
「華僑」是尚未加入外籍的中國公民，但長期居於國外；「中國人」（Китайский）在此處語境下顯然指「華人」（其實幾乎在任何語言下都是這樣，比如American Chinese顯然指「美籍華人」而非「在美華僑」，而「華人」是這兩個部分的總和），而且幾乎在所有我所看過的過的俄語翻譯文學中都是這個用法。因而你的簡單的數字推理站不住腳。
至於三十萬這個數字本身是不是可靠的不好說（我覺得太多了），不過再退一步，即便能夠否定數量，也沒法藉此否定存在。
至於關於蘇聯對華援助的論述，對證明或證偽肅反擴大化中是否波及了在蘇中國人毫無意義。

以斯大林連自己家鄉的喬治亞人都迫害的尿性而言他真敢幹這種事，但當時蘇聯遠東有30萬中國人嗎？我對此持懷疑態度

標題「屠殺」駭人聽聞了點，我記得原文用的是「清洗」一詞，關於蘇俄是怎麼對待華僑的，下面我摘錄一些內容給你們看看。

這個出處是姚艮的《朝聖的囚徒》

這個出處是馬員生的《旅蘇紀事》

馬老、姚老都是忠誠的老一輩共產黨員，都是蘇聯迫害華人事件的受害人，其文當然是有據可信。

再補兩張：

可見其概述的蘇聯對海參崴華僑大清洗時間與前面馬老的回憶相吻合。

蘇俄對華僑之手段，真可謂令人髮指，此段引用自《抗戰初期的蘇聯遠東華僑問題》。某些答主張嘴就是「野史」、「沒出處」，你也配當「契丹人」？

那些為屠殺印地安人洗地得

說印地安人文明水平落後，金屬輪子都沒見過。

發展不出那麼多得人口，

那麼沙俄原先也是文明的歐洲列強之一，人口在本世紀初期就接近現在的人口了，當時的全球人口才多少？

現在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就連大連和哈爾濱的居民生活都有俄化的印記。

那麼俄國的工業文明相比起那些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居民不是壓倒性得優勢嗎？

更可笑的還有說，凡是說二戰得時候德納在向東擴張得

國界線和佔領區內，對待蘇毛平民

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就又蹦又跳的大罵，說這是給俄國垃圾捧臭腳的，為俄國人的滔天惡行和罪行辯護遮醜，那麼我問應該怎麼說？應該說

德納二戰的時候

在向東擴張，和西進的蘇聯對抗

（蘇聯是二戰以後得東西對立得鐵幕下的兩極下的世界一極）

的佔領區內也就是日耳曼民族的種族排外的種族隔離線以內對待俄毛平民是親善對待，親如一家，有說有笑一副解放者和被解放者魚水申請的模樣

的？

那麼不是更加在給豬狗不如殘暴，不是東西，全世界人人都說可殺，該殺，欺壓屠戮其他民族的從來不幹好事，以所謂的做殺人強盜

刷存在感，維持族群生存得臭名昭著

的劣跡血債罄竹難書的餓毛劣等民族捧臭腳了嗎？

當年印地安人僅僅殺了幾個入侵的白人強盜，不堪殖民者的欺壓，就被美國白人宣布為沒有資格被拯救的劣等民族，「死人才是好人」，結果西進過程中全族把他們剝了頭皮（

五美圓一張頭皮的文書現在還

在

美國的檔案庫里呢），還把倖存下來的趕到生存條件堪比華沙猶太人種族隔離區得自留地里的

種族隔離幾十年，說把他們和文明人善良人正常人類生活的地區隔離，不讓他們出來給後者帶來災難。

（

好比你們經常這麼說，野蠻邪惡血債累累，吃人不吐骨頭得強盜民族，野獸畜生俄毛趕快

滾出所謂的非法侵佔別人的領土，滾回自己的北方苦寒之地絕種掉不要出來禍害世界）

天天教育同胞

萬惡的俄羅斯民族是我們中華民族北面的最兇殘的種族威脅，頭頂上的利劍，只要有機會他們會隨時

再次南下來奪走我們的土地資源空間，象所謂得遠東屠華30萬一樣種族消滅肉體殘害我們中華民族

。

是萬惡不赦的歐亞民族的種族血淚史。

沙俄和蘇聯擴張

到了哪裡，那裡的非毛子民族就會遭遇毛子的

種族

的殘暴迫害欺壓和掠奪，民族人口遭遇大死亡大災難。

兇殘得種族屠戮起其他的民族都是千萬百萬天文數字，車載斗量得。

當年美國白人所描述下的印地安野蠻魔鬼和他們相比簡直是紳士了。

那麼俄毛民族就是歐亞

大陸上的民族的瘟疫，而 NACUI黨是種族主義黨。

一個種族會和危害自己的敵對種族和平相處而不屠殺不消滅得？

你聽說過人類會和危害自己的瘟疫和平相處嗎？

當年印地安人

被

美國白人認為是沒有資格被拯救和解放的。

那麼

你們

這些

「

中華民族愛國者」天天得咬牙切齒的

宣揚俄毛的罪行，教育大家俄毛是我們民族的仇人

。

把俄毛說的比畜生還畜生，比魔鬼和魔鬼，你說俄毛平民是有資格被拯救解放和其他民族和平相處得

嗎

？

對於90年代的俄羅斯慘遭到蘇共和美國資本家勾結下的大洗劫，從1987年佔世界第5位下降到佔世界第13位，GDP總量還不到美國的1/10。在那個失去的年代，俄羅斯居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健康狀況和平均壽命也在惡化。

徹底得摧毀了俄羅斯經濟，國民經濟和工農業生產均遭受到破壞性打擊,出現了嚴貨膨脹.從l990年末開始,俄羅斯經濟連續多年大滑坡。

現在非正常死亡的人口

都要超過法國得人口，連衣索比亞都要趕上來了。

俄羅斯學者說那是境外勢力

（

美國資本家，和華盛頓財團所贊助下的

現在控制俄羅斯經濟的七大猶太人寡頭）

針對俄羅斯民族的不用機槍毒氣的種族大屠殺。

結果那些「中華民族愛國者」又說，俄羅斯邪惡殘暴得種族是人類的禍害，我們中華的世仇，全部死絕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天大喜訊

。

永遠根除北方禍患，那麼德國 NACUI黨作為日耳曼

民族的種族聯合的黨。人家就沒有教育德納黨內，德三境內的日耳曼本民族的同胞和公民。

豬狗不如的俄毛是日耳曼民族的在東面的最大的禍害和

死敵，不共戴天的種族威脅，他們全族徹底死絕種是我們日耳曼民族的最大喜訊，

而是教育俄毛民族善良，人道，文明，不做壞事，

是在東面值得和日耳曼民族親善相處的一家人？我們的本民族

的戰士應該象人類不傷害鳥類的朋友一樣不傷害俄毛的平民？

那麼你分明是說的俄毛所謂得兇殘暴虐，壞事干盡，為其他的種族切齒民族仇恨。

各民族種族血淚史，十惡不赦血債累累

為全世界所痛恨不待見是胡說八道，

是你自己所編造的「事實」。

蘇聯GC黨又不是種族主義黨，民族主義黨，依靠本民族同胞

身份得

認同而

聯合起來維護自己得民族國家

而種族排外屠殺其他得外族

的 NACUI黨，怎麼可能因為你是華人，非俄羅斯外族的身份

而種族迫害你呢？

在GC黨

看來，黃世仁和楊白勞還是

同胞，都是

中國人呢，但是在鐮刀鎚子幫看來，他們絕對不是自己人，

在黨內成為同志

。

而是階級敵人，

你把它歸結到種族迫害和仇恨上去本身可笑，肅反里受害最大的是俄羅斯

族的普通百姓，但是所謂得遭受蘇共所迫害和流放的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里。

也有在

蘇

共

黨內官運亨通，頗受到賞識的

死後進新聖女公墓

（

如果在中國絕對進不了

八

寶山

）

的

王明

。

有

至今騎在烏克蘭人民的頭上

作威作福，綁架烏克蘭人民去當炮灰的季莫申科

老公的爺爺

。

真好笑，德納沒有在同一地點殺害波蘭人嗎？蘇聯行刑隊居然會用德國細繩而非俄羅斯常用的麻繩綁住死囚的雙手然後用徳制武器將其擊斃如果是一兩個人，還可以理解為誣陷德國但是卡廷那是一兩個人嗎？波蘭就是個種族垃圾，光拖累別人不說，騷擾別人還以為自己多光榮。在卡廷森林裡也有德軍屠殺戰俘的證據，即便蘇聯方面處決過一批波蘭軍官，但大部分人應該是德軍殺害的。所以包括了不同時間，不同人進行的多批處決。否則，1940年蘇軍幹嗎要在當地留下德國子彈殼？這些屍體的口袋裡怎麼會有1941年的報紙？德國也在卡廷附近設立過戰俘營。在卡廷森林裡也有德軍屠殺戰俘的證據，即便蘇聯方面處決過一批波蘭軍官，但大部分人應該是德軍殺害的。所以包括了不同時間，不同人進行的多批處決。否則，1940年蘇軍幹嗎要在當地留下德國子彈殼？這些屍體的口袋裡怎麼會有1941年的報紙？

任何事情都是先有因，後有果。資本家剝削工人是因，工人起來反抗是果，因和果決不能顛倒，更不能刻意隱瞞其一，因為這樣就是有目的地隱瞞真相，欺騙人民。十月革命後，蘇聯遭到了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聯合進攻，這些侵略軍統稱為「白軍」，波蘭就是白軍中最起勁的一個，在蘇聯燒殺搶掠，任意處決紅軍戰俘，連俄國白軍都要求波蘭滾出俄國，這些都沒人譴責。憑什麼剝削階級對人民的鎮壓就屠殺就被選擇性遺忘？憑什麼人民起來反抗壓迫的時候，資產階級權貴們就跳出來滔滔不絕？什麼「卡廷事件」，階級鬥爭而已。和國家國家之間種族種族之間得仇殺無關啊。波蘭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別把一個不值得同情還是個反華急先鋒的波狗說得那麼神聖. 一個只會欺善怕惡, 趁火打劫, 乘人之危的垃圾民族國家有什麼值得頌揚的. 去他媽的卡廷事件, 別老裝著一副楚楚可憐被千萬人屌爆的樣子. 大波妹又不只是波蘭才有~~我噴~

不瀉藥。
天涯國關的東西都不堪入目。
此事的具體情況不得而知。

斯大林的大清洗，自己人都不當人，還能指望他把你這外人當人？

所有少數民族都被坑慘了

除刁民，留順民。殖民者都是這個套路吧，嬴政焚書坑儒也差不多目的啊。
但是呢…………
不行，我編不下去了。
題主啊，我保證，當時我真不在場，我是真的不知道╮（╯＿╰）╭
求放過，請您等大神答覆吧。讓我的回答摺疊為妥。

斯大林搞大清洗捕殺了30萬華僑？

蘇聯建政初期就開始對在蘇華僑進行打擊和限制蘇聯成立之時境內有數十萬華商和華工
蘇聯建立之時，在其遠東地區定居的華僑大概有15-20萬人，主要為商人和勞工。華商多為做小生意的、開洗衣房的，也有做麵包、針織品和皮包等生意的，他們在遠東地區非常活躍，據統計，在遠東城市的全部業主當中，中國人佔37%。而華工則基本上是體力勞動者，如裝卸工、搬運工、礦工、製革工和食品業工人等。此外每年還會有7.5萬到20萬季節性勞工在春季進入蘇聯境內工作，冬季帶著工錢返回中國。蘇聯建立初期的國內戰爭造成華僑人數銳減，1926年的人口調查顯示，「革命風暴和內戰結束以後，有10萬中國人繼續留在蘇聯，其中大部分（7萬多）集中在遠東地區」。
1920年代蘇聯的集體化對在蘇華商造成了嚴重衝擊
剛開始，蘇聯革命並沒有對這些人的生活造成多大影響，但隨著蘇聯激進集體化措施的推行，旅蘇華人中的企業主、商人、地主、富農群體開始受到衝擊，他們被當作「剝削階級」，遭到逮捕並被遣送回國，或者與蘇聯人一樣被發配到偏遠地區，其財產全部被蘇聯當局沒收。據當時中國領事的文獻記載，「他們被指控走私、藏匿武器、非法越境、出售鴉片、從事間諜活動等等。蘇聯司法部門經常不對案件進行偵察和審判，有時乾脆沒有任何指控就進行處理。」同時，伴隨著這些僑民的被捕被驅逐，由這些僑民組成的各種商會、民族協會等組織也被蘇聯當局取締了，所有這些團體的代表、副代表和董事會的許多成員遭到逮捕和審訊，這些組織的文件、金錢和財產同樣被沒收。
中國領事館抗議蘇聯當局欺侮華商，對方雖有收斂但仍扣押大批華商
眼見華僑受此欺侮，駐蘇中國外交官當然不能坐視不管，他們很快向蘇聯當局提出抗議並努力營救被捕華僑，中國政府的介入雖然成效不大，但華僑被鎮壓的程度畢竟還是有所緩和。據1927年10月來自布拉戈維申斯克的中國領事通報說：「蘇維埃政權根據自己的經濟政策嚴厲地對待中國商人。在這裡逮捕了他們並按照莫斯科政治局的決定將他們流放到了荒野地區，流放到了納雷姆和阿爾漢格爾斯克。按中方的請求，法庭重審了他們的案情後，對他們當中的某些人用驅逐出境代替了流放。」之後，被捕的一些華僑被釋放了，財產（除武器外）和錢也退還了。但仍有很多人被繼續扣押，僅據布拉戈維申斯克的中國領事1928年通報當地的情況說：「至今被逮捕的中國人中關監牢的有360人，在警察局有86人，被邊防軍扣押的有120人。沒收商品共計8萬元，這裡經抗議後歸還物主的未計入內。」…[詳細]
此外，蘇聯當局還採取措施要將華工「擠壓出邊區」
華商的日子不好過，在蘇華工的情況也沒有好多少。與對華商的階級敵視不同的是，蘇聯在考慮華工問題時更在乎國家管理和社會秩序。面對大批季節性華工常年穿梭於中蘇邊境，遠東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不僅「無法對這種遊民運動的規模提供任何情況」，而且覺得華工以工資和貿易利潤形式攜帶大量資金出境是對蘇聯經濟的損害。在1927年在第二屆邊區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就有人抱怨說：「關於無護照者在我們這裡是個大問題，每天都有許多中國人和朝鮮人越境跑過來，按我們的法律，我們很難同他們鬥爭，很難控制這些蜂擁而至的無護照的中國人。他們來到我們這兒，不問任何人就在城裡和區里安營紮寨，不經任何允許就從事農活，按照蘇維埃法我們又不能將他們趕走或送去勞改……這些外國人當中還有許多刑事犯罪分子，如果今天將他送回國，那麼明天他又會出現在這裡，沒完。換句話說，我認為懲罰措施太軟。……如果那個或另外的外國人未持護照，隨心所欲來到我國領土上，那麼應按管理條件將其遣送出境。」
面對這種情況，1926年1月5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會議決定：必須「採取所有可行的措施，禁止中國人和朝鮮人流入蘇維埃領土」。會議認為，中國人和朝鮮人的流入是「嚴重的危險」，因此對遠東地區的華人要實行將其「擠壓出邊區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完善證件管理制度，加強邊界警戒等。這些政策在實施過程中是非常嚴厲的，以至於蘇聯人自己都感覺有些過火，據第三屆邊區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稱：「我們的法庭對待中國人並非永遠像對待俄國人那樣一致。可以舉出一連串的例子，當我們的無產階級法庭，在判處犯了與俄羅斯罪犯同級罪的中國人時，要比俄羅斯人重得多。」…[詳細]
20年代末期中蘇交惡，蘇聯對華僑的控制更是變本加厲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蘇關係受蔣介石「清黨」反共和中東路事件的影響迅速惡化，這導致本就處境尷尬的華僑生存更加艱難。1928年1月，蔣介石轉向反共後，中國駐尼古拉-烏蘇里斯克（雙城子）領事通知北京：「自從共產黨人被從南方趕出後，蘇方對待當地中國人的態度更加惡劣了，去年12月在我市許多中國商人被捕。」之後中國外交代表向蘇方提出了抗議，蘇方回答說：「這些人當中有政治嫌疑犯甚至有秘密派來的特務，我們不得不實行逮捕。」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爆發，華僑更是被敵視，據當時在西伯利亞工作的師哲回憶說：「中國人在西伯利亞，大多數是小商販、手工業者和工人……中東路事件後，蘇聯政府對旅蘇華人從業加以各種限制，使他們難以立足，紛紛返回國內。到1931、1932年時，全蘇聯華僑比多的時候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詳細]

「大清洗」運動使蘇聯華僑遭遇毀滅性打擊「九一八」後，為防止日本間諜滲透，蘇聯開始將中國人遷出遠東地區
就在在蘇華僑處境不斷惡化之際，更大的打擊隨之而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了整個東北，隨之逼近蘇聯邊界。1932年，日本扶植建立了偽「滿洲國」，而那些來往中蘇邊境的季節性華工瞬間成了偽「滿洲國」的國民。日本的這一系列擴張措施讓蘇聯倍感威脅並很快做出反應：一方面開始在遠東修建防禦工事區域體系；另一方面，為了防止日本間諜的滲透和中國人借蘇聯的領土反日，蘇聯當局開始加大力度限制日本人、朝鮮人和中國人越境流動。
為了防止日本姦細，蘇聯當局在遠東地區開始清除一切可能與日本和偽「滿洲國」有關係的人員，許多中國人被懷疑可能是日本特務，他們的財產被沒收，其中多數人被遷往中亞，而另一些人則以「間諜嫌疑」、「走私犯」、「越境犯」等種種莫須有的罪名送進了勞動營。為防止中國人利用蘇聯抗日，一些被迫撤到蘇聯境內的中國抗日戰士也成了被懷疑和逮捕的對象。比如後來成為公安部辦公廳主任的姚艮就是1932年8月去蘇聯給抗日義勇軍籌備軍火時，被蘇聯保安部門以「日本間諜」罪名逮捕入獄並送勞動營的，據他回憶勞改營的生活說：「1933年8月初，我和一批中國『澤克』（俄文罪犯的諧音）以及蘇聯上千名勞改犯被送往遠東黑龍江下游。由於勞動地區的偏僻和艱苦，無需特別看管，那些『澤克』們是很難逃跑的……1936年7月，所有的中國人又被棚車裝運到巴勒哈什北邊的矛音特車站鐵路工地，修築卡里甘達-巴勒哈什湖鐵路。在押解途中經過沙漠乾旱地區，曾連續在三天的高溫中沒有喝到水，飽受乾渴的折磨。修路工程完成後，中國「澤克」被裝進帶鎖的棚車，由內務部押解部隊押送，到北極之城瓦爾士特集中營。在那裡我當了礦工，深入地下挖煤。……幾年來在勞動營中，我經歷多次九死一生的災難。在北極勞動營當礦工，深入地下上百米採挖煤礦時，礦井突然冒水，我和幾位中國『澤克』埋在地下九天才被營救出來。此外，在勞動營和押解轉遞過程中，還常常會發生俄國流氓搶劫和毆打中國人的事，此時也不止一次地冒著生命危險，拚死去和他們打鬥。這一切總算過去了，萬幸地活著出來了。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和記得那些葬身異國的同胞呢？……1938年4月，我乘火車抵達邊境。在出關時，我再次受到蘇聯邊防人員滿懷敵意的盤查和嘲諷，仍然被當作了間諜，只不過是勞改了五年三個月，如今被釋放了而己。」由此可見，當時被逮捕的中國人還是有不少的，而且這些人在勞動營經歷了種種非人的待遇。
而隨著遠東局勢越來越緊張，蘇聯對日本間諜的行動也越來越敏感，進而對中國人也更加不信任。1937年4月23日《真理報》刊登了關於日本謀報機關在蘇聯遠東活動的文章，文章稱被日本秘密局派到那裡的中國和朝鮮族特務「偽裝成這個區的當地人」。隨後，當時海參崴一次黨代表大會的通報稱：「在朝鮮與中國的勞動群眾里，鑽入了不少極壞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在那裡進行自己的工作。」有此判斷必有所行動，從1937年開始，蘇聯當局決定將中國和朝鮮人從遠東遷移出去，其中有8千中國人和18萬朝鮮人被遷往了蘇聯西部，此外還有1.1萬中國人和2500名朝鮮人被逮捕。這部分華人和一些中俄混血人後來多數被遣返回中國新疆，據估計，在1932-1937年中，經伊犁回國的中國僑民有9000餘人，經塔城回國的有10000餘人。…[詳細]
蘇聯「大清洗」期間有很多華僑被逮捕、殺害和驅逐出境
如果說1930年代初期蘇聯對華僑的措施還算「溫柔」的話，那麼接下來的「大清洗」對華僑而言幾乎就是滅頂之災。在當時嚴酷的政治環境中，蘇聯當局把還留在遠東的華僑當作「反革命民族分子」和「有害分子」，把他們逮捕、殺害或發配到西伯利亞高寒地帶去服苦役，以至於像海參崴這樣曾是華僑聚集的地方，最後竟然華僑一個也不準居留。據當時在莫斯科被捕後來在勞改營服役的中共黨員馬員生回憶說：「1939年夏，一批中國人約有一百多，坐船路過農場到沃爾庫特去……從談活中，知道他們大部分是從海參崴來的。據說，日本佔領武漢後，蘇聯開始對在海參崴及其附近一帶的中國人，進行大規模遷移或逮捕，很多人被送到中亞細亞地區，有些被判刑八年、十年，還有十五年的，有各種罪名，如社會危險分子，有害分子等。他們都是僑居在海參崴及附近的人。……範文，山東掖縣人，原在海參崴做生意，他被判刑期八年，是社會有害分子。」另據一位在蘇聯解體後去外興安嶺的黃佳介紹說：「在外興安嶺的結雅斯科附近農莊，遇到了三位中國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歲了，是煙台福山縣人，叫張德魁，見到我們兩位中國人哇哇大哭，『可見到祖國親人了！』（半個世紀沒有看到從中國來的人）他們是1938年從海參崴被清理趕出來的。『家口』（老婆孩子）給轟到哪裡去了，是死是活？他們都不知道。他們8名中國男人，被發配到這高寒地帶，密林深處，那5人已先後故去，現在只活著他們3人。」此外，還有很多中國人被殺害，據俄羅斯2010年的消息，俄方誌願者在挖掘政治大清洗犧牲者屍骨過程中發現了中國人的遺骸，初步推斷這些中國人是在1937年清洗治安混亂街區過程中被殺的。…[詳細]
除了「有害分子」之外，「大清洗」中最常用的罪名便是上面提到的「日本間諜」，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會被懷疑是「日本間諜」，據馬員生回憶說：「有兩個中國女犯人，二十多歲，曾在東北抗日聯軍中和日本人打過仗。都是1937年被派到莫斯科學習，1938年忽然被捕，說她們是偵探，勞動改造五年。……一個山東老頭，五十多歲的郭金玉。他自稱從山東出來到東北黑河地區金礦里做工，上山，後來漂木排，被衝到蘇聯邊界。被捕後，也以偵探嫌疑判勞動改造八年。……還有個奉天人，原是學生，後來參加了抗日，因想逃脫日本人的壓迫，跑到蘇聯，被判偵探罪十五年。」還有中共黨員李正文、吳先清（女）等5名中國人，也是在1937年被以「日本間諜嫌疑」罪名逮捕，之後被發配到西伯利亞靠近北極圈的一個勞改營服役，在嚴寒下從事挖煤、挖坑、砸石頭、蓋房等超乎體力的勞動。後來吳先清等先後在勞改營里慘死，李正文若不是有幸得難友姚艮全力幫助，恐怕也必死無疑。更有甚者，有中國邊民前往蘇聯境內城鎮購買日用物品，也被安上「日本間諜」的罪名逮捕判刑。…[詳細]
此外，還有形形色色的罪名被安置到華僑頭上，據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回憶說：「我們出版社的兩個中國同志，其中一個因為編輯了一本「有明顯托派思想」的書，被投入了監獄，就再也沒有出來。另外一個在『肅反』擴大化時期被捕，最後慘死在蘇聯監獄中。」甚至有人到死家人都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麼罪，比如中國的左翼戲劇家朱穰丞，據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說：「他曾在『莫斯科小劇院』當過助理導演。1936年在蘇聯「大清洗」運動中失蹤。從此就和國內（包括他的妻子）斷絕了消息……全國解放後，他在德國結婚的一位德籍夫人到上海來找我，對我說朱穰丞1936年離開莫斯科後，她一直認為他已經回到中國，擔任秘密工作。到1955年，袁牧之才含著眼淚告訴我，朱穰丞在1936年蘇聯肅反時失蹤，肯定已不在人間。」朱穰丞究竟是怎麼死的，誰也講不清，直到半個世紀後的1989年，由於其家屬要求調查此事，蘇聯才發來了平反書。
就這樣，經過「大清洗」，遠東地區的華人社區被徹底掃蕩一空。可以確定的是：到20世紀40年代，遠東地區基本已經沒有中國人了。
華僑內部的相互傾軋也讓不少自己人受害
不可忽視的是，這些受害者中有不少中共黨員，特別是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中國留學生。據張惠卿介紹李正文的情況時提到：「在勞改營里，李正文見到了不少中國政治勞改犯。一位叫張北的東方大學學生告訴李，他被特別會議判了八年刑，並說莫斯科東方大學絕大多數學生都被捕了。李還碰到了被特別會議判刑二十年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成員陳郁同志。據陳告訴李，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中大部分人被捕了，都是由特別會議秘密判刑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不等，現在都分別在幾個勞改營里服役。」
而這些被「清洗」的中共黨員中，有很多人是被自己人迫害的。比如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接見王明、康生等人時，王明在斯大林面前告了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人一狀。斯大林立即下令查辦，不久周達文、董亦湘在伯力被捕，俞秀松在新疆遭到逮捕並遣送到蘇聯。之後，王明又發文章誣衊三人反動、反共，說「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是在蘇聯的中國托洛茨基匪徒、日本的姦細，列舉他們托派的所謂種種罪行」。據此蘇聯《真理報》也刊登文章指責三人是托洛茨基分子。隨著蘇聯肅反運動中的「大清洗」，三人相繼被迫害致死。1958年，由於董亦湘在蘇聯的妻子申訴，蘇聯遠東軍區軍事法院予以了平反，恢復了名譽。俞秀松、周達文等也相繼得到了平反。
另據李正文回憶，他被逮捕也是自己人害的：「我們中國在共產國際的代表，除了王明、康生等一小撮專門誣陷別人的壞蛋，因誣陷有功沒被捕外，其他人基本上都被捕了。據我記得，有李立三、陳郁、郭紹堂等，還有中山大學的全體中國學生，如蘇飛、王千、張北等。在麻拉霍夫卡國際招待所和我住在一起的四男二女，除了一個女的王明分子每月寫一次誣陷報告而受到獎勵外，其他五人，先後都被捕。我和吳先清同時最後被捕。那位女王明分子的誣陷信，被我們抓住過一次。其中就有寫我的。」…[詳細]
50年代中國外交人員曾接到受難華僑求助，但「為了中蘇友好大局，無法救助他們」
華僑被捕後，經歷過北極地區殘酷的流放、戰後能夠返回原住地的倖存者寥寥無幾。即便那些倖存者也沒有逃過劫難，據李隨安引述一位50年代赤塔中國領事館工作人員的回憶說：「50年代的中蘇蜜月時期，他曾接待過一些遭受過苦難的華僑，聽過他們含淚的訴說。與那些被槍斃和被驅趕到偏遠地區的中國人相比。這一部分華人屬於『幸運』的一類——超強度的勞動，沒有人身自由。他們之所以得到蘇聯當局的『關照』，是因為他們有一門技術或專長。他們被打發到集體農莊後，不知怎麼的就欠下了這個農莊一大筆錢。他們一年到頭地干著沒完沒了的活兒，但就是還不清這筆債；還不清債，就休想離開這個農莊。集體農莊的頭頭們把他們盯得死死的，想跑也很難。再說，在蘇維埃的統治下，所有的農莊都一樣，跑到另一個農莊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境遇。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幸運』的華人華僑被蘇聯當局變成了現代的農奴。他遺憾地說：為了當時中蘇友好的大局，他作為中國外交人員無法救助他們。」…[詳細]

參考資料：【俄】拉林著，閻國棟譯《俄羅斯華僑歷史概述》；劉濤、卜君哲《俄羅斯遠東開發與華人華僑（1860-1941年）》；【俄】拉林《華僑在蘇聯》；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姚艮《風雨人生八十年》；布蓋、瓦達：《驅逐「俄羅斯」朝鮮人史略》，《人民友誼》1992年第7期；馬員生《旅蘇紀事》，群眾出版社1987年版；李隨安《評&<中國人在俄羅斯&>兼論其他》；王旭烽《神秘的紅色女間諜——吳先清·紫羅蘭》；李莎，李英男，姜濤著《我的中國緣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憶錄》；夏衍著《懶尋舊夢錄》；孔海珠著《左翼·上海：1934-1936》；張惠卿《我所知道的李正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家：董亦湘》；李正文《蘇聯肅反擴大化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趙俊亞《旅俄華人研究》，等。

某些人替斯大林同志洗滌是不是上癮了，斯大林是十全十美的，百無挑剔，最最偉大的慈父毛主席也這麼看嘛？

30年代蘇聯徵收農民口糧出口發展工業餓死700萬這咋整啊不好洗啊！

當然洗滌黨可以說這是寡頭資本家製造的假檔案，為的是污衊偉大的慈父斯大林同志！！

卡廷事件斯大林可是不承認的。他也知道承認了會發生什麼後果。嘿嘿嘿

政治家嘴裡謊言就是真相

由俄羅斯國立社會與政治歷史檔案館與耶魯大學出版社合作共建的「斯大林數字檔案」專題網站(Stalin Digital Archive)正式上線，用戶註冊後即可免費瀏覽全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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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檔案啊

《蘇聯的饑荒》(1929-1934)一書至2011年已經出版第1卷，分上下兩冊，上冊1929-1931年，下冊1932-1933年。計四個分冊，721個文件，是編者從幾千份文件中選擇的。第2卷收錄的是，為克服大饑荒的惡果而採取的措施。現介紹第1卷。
本卷文件取自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國家經濟檔案館，以及俄羅斯聯邦安全部門中央檔案館。它是一個跨國項目，參與編輯的有當年受災最嚴重的白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三國的檔案工作者。
大饑荒的背景
斯大林制定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意在把蘇聯建設成具有蘇式特色的最先進的共產主義國家，決定用最短的時間趕超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如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向世界展示蘇聯社會制度的優越性。但是，蘇聯農業的生產能力遠遠落後於上述計劃的需求。為提高農業生產率從1924年起蘇聯就開始組織農業合作社，建立集體農莊，可是這種大生產成分在「全部農業產值中總共只佔百分之二強，在農業商品產值中只佔百分之七強」。（《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62頁）。斯大林認為蘇聯工農業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障礙，他們是剝削分子，要「採取一切辦法從經濟上圍攻並排除這些剝削分子」，不讓這些「百萬富翁」盤剝工人。「應當根據蘇維埃法制採取經濟上的辦法去戰勝富農」。（《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66頁）。對待富農他有句名言：「腦袋都掉了，還顧及什麼頭髮。」1927年12月聯共（布）第15次代表大會制定了加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方針。從1928年起開始實行第一個一年計劃。
為趕超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蘇聯工業化任務的艱巨可見一斑，但是斯大林對國際形勢另有估計，他認為1929年爆發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只有蘇聯經濟表現出少見的活力。但是蘇聯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使之無法取得國外投資，斯大林決定自力更生解決工業化所需資金的關鍵問題。

《蘇聯的饑荒》(1929-1934)一書編者介紹，斯大林認為，要解決蘇聯農業分散落後的生產組織形式為農業現代化掣肘的狀況，當務之急是「通過改變農業生產組織結構來急劇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於是推出了迅速發展農業的新政，這就是繼續加強「在蘇聯的產糧區強力建立集體農莊，建設國營農場，同時消滅小農經濟，因小農的低效率，農產品的低商品率，在工業化形勢下不能滿足工業建設和城市居民日益增長的需求。」這就是20世紀20年代末期開始實行的全盤農業集體化。而消滅農村的剝削階級———富農是其主要目的之一，具體做法是讓富農多交糧，剝奪他們的財產。但是擁有多少財產的人就是「富農」，並沒有明確的界定。於是在執行中，稍微富裕一些的農民便是富農。他們的財產被剝奪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

蘇聯廣袤的西伯利亞，受地理環境的限制，農作物生長期很短，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主要產糧區———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伏爾加河流域。他要靠農民這個「內部資源」積累工業所需的資金。

集體化遇到抵制，斯大林開始整肅

為換取工業設備，1929年8月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制定了強硬措施，令各級蘇維埃和地方黨組織堅決配合政府征糧，嚴厲禁止私自買賣囤積糧食。安全部門、司法部門要全面介入，密切配合，監督各處執行情況，凡執行不力者，通通予以撤職。對於不願意加入集體農莊的個體戶，要提高征糧標準，強迫他們加入。這樣一來，部分地區缺糧的情況，是年就開始出現了。

1930-1932年蘇聯決定向西歐出口小麥等穀物，1930年初定額是1200萬噸，但是已經建立起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特別是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沿岸等地區的社會組織認為這已經超過他們的能力，開始提出抗議，但是無效。一些基層農村蘇維埃幹部有人做起糧食投機生意，引起農民強烈不滿。農村矛盾開始激化。

由於「反蘇分子」的破壞，一系列針對農民的嚴厲措施也開始實行。斯大林有句名言：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性因素。於是整肅首先是針對各級幹部。1930年12月21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研究糧食和肉類生產。會上認為肉類果蔬公司「充斥了異己分子，敵對分子和破壞分子（已經槍斃了48名）。」至於直接領導這些部門的共產黨員，則根本沒有直接研究考察果蔬生產，僅僅限於下發官僚主義的文件和一般性指示。故此要把糧食徵收部門的經驗運用到果蔬生產和徵集方面，「要對機會主義」進行堅決鬥爭。

幹部們是在努力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1930年農民糧食被徵收後，已經有百萬人缺少口糧，拿不到憑票證分配的定量，饑荒出現。使情況日益加劇的是，幹部們沒有或不敢說真話，斯大林手中沒有確切的糧食產量統計材料，國營農場官僚主義嚴重，官員只對上級負責，為了迎合高指標，便高報產量，因為按科學規律辦事、從實際出發，那樣的產量是根本達不到的。然而，不照上級的意見提供浮誇產量就會被說成「右傾機會主義」「保守」等，從而招致嚴重的政治後果。於是浮誇數量變身為「政治任務」，一股腦兒壓到農民頭上。1932年主要產糧區遭遇災害，旱澇交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糧食產量，而城市人口增加了400萬，又加大了口糧需求。書中稱斯大林在1930-1933年出口西歐1200萬噸穀物賺回的外匯4.42億多盧布，是用「白骨」換來的。據統汁，1932年一年出口量就能養活700萬人。

斯大林認為干擾其政策執行的不僅有國內反動勢力，還有國外敵對勢力，從中央到地方出現了把工作困難歸咎於國外敵對勢力的攪局的傾向，從而緊繃階級鬥爭的弦，加強了對國外敵對勢力的防禦和鬥爭。如摩爾多瓦農民秘密挖掘了許多地窖藏匿糧食，以圖自救，有關領導便認為那是當地的敵對勢力受鄰國羅馬尼亞的鼓動進行的破壞活動。對國內，凡是完成上交計劃不力的地區，則惟當地領導是問，因他們奉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那些覺悟不高的「貧下中農」沒有進行足夠引導和教育，致使他們受「富農」蠱惑，對黨和蘇維埃領導持激烈的對抗情緒，甚至從事破壞活動。一系列相當嚴酷的針對國內外「反革命」勢力的措施因而出現。

斯大林及其近侍又「找到了」計劃不能完成的原因：「富農抵制」，便組織幹部對富農鬥爭，因後者破壞並鼓動階級界限不清，覺悟不高的貧農、中農不向國家交糧，致使「貧農與中農都反蘇。他們脫離我們的控制。挨餓，不向國家交糧。」

《真理報》公開發文，要求把混入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富農和准富農分子清除出黨，因他們「破壞黨的威信」。要求出現問題的地方立即「組織若干次審判」，以殺一儆百，威懾不參加集體農莊的個體戶和部分集體農莊莊員。該報指示，若有必要則以「工作組」形式從上級派遣可靠的人前往領導不力的地區。

全民的悲劇，大饑荒

從各地發向中央的關於饑荒情況的文件在書中占絕大多數，大饑荒從糧食主要產區開始，因為國家向那裡征糧的數額高於其他地區。

由於斯大林的農業政策，饑荒從1929年就出現了，農村形勢動蕩，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過進口糧食解除危機以維穩。但是國家僅有的錢首先要發展重工業。此說遂作罷。斯大林認為不能降低工業發展速度，富農手裡有了糧食，他們就有了籌碼，敢向我們施壓，所以「徵收富農手中的餘糧，不僅有利於我們對城市的供應、對紅軍的供應，而且是打破富農從經濟和政治上施加壓力的手段」。

然而問題恰恰就出現在什麼是富農的問題上，有多少餘糧就是富農？界限的模糊性決定了政策的隨意性。在落後的農村，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農民只能靠天吃飯，維持溫飽而已。政府派遣的征糧隊，強行拿走農民的糧食，許多地方不僅口糧無法保證，連種子也被徵收，來年播種無望，這才是普遍情況，乃至到1932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在年初就專門開會研究保證種糧的問題。

一些征糧隊的全權代表以支持國家建設為名，要求當地蘇維埃讓農民把全部收成一粒不剩地交給國家，然後獲得自己的口糧。然而他們沒有得到足夠的口糧。疾病多發，成為普遍現象。許多人的遭遇很是離奇。如國家政治保安局的報告里有這樣一些文件，稱1930年7月29日，25名婦女抱著嬰兒到村蘇維埃要糧，遭到拒絕。當時的場景是：「我們只給餓得浮腫的人發糧。」村蘇維埃主席宣稱。

「你們想幹什麼？要我們都餓成浮腫才給糧食嗎？」眾怒吼：「我們幫助國家，交糧食，可現在有些職員和集體農莊莊員到市場去賣，一個燕麥小麵包就是80-90盧布。」

再如同日30餘名婦女到村蘇維埃要糧食遭拒，群情激憤：「你們這些王八蛋，把我們的糧食搶走，我們沒有飯吃。等著，有收拾你們的時候！」報告稱，叫嚷最凶的是富農的女兒。

1930-1931年春季，農民無隔夜之糧，飢餓面前人人平等。他們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對抗這種掠奪式的徵集，地方蘇維埃的幹部也和農民一起搶劫糧倉。嚴寒的冬季里，農民屠宰牲畜，存欄數急劇下降。運糧車遭搶的情況時有發生，當局通過安全部門監督，派遣軍隊武裝押運。　　許多人開始退出集體農莊。農民中更加普遍的情緒是什麼主義都無所謂，不管你什麼農莊，什麼主義，不給吃飽飯是不行的，今天餓死了，明天看不到共產主義了。抵觸情緒相當強烈，被剝奪基本生存條件的農民不再相信政府。一名《真理報》記者寫給編輯部的密信描述目睹的慘狀：一些農民用種種辦法藏匿糧食，他們用火柴盒、罐頭瓶、小口袋、玻璃瓶裝起來，掛在桌子底面。萬一被發現，後果可想而知。在摩爾多瓦，征糧隊到後，為搜糧，幾乎把一些村莊里各家的炕爐均予掀翻，脫掉女人的裙子，扒掉男人的靴子，把窗戶連框一起拆除，房子無法居住。農民被打傷的情況司空見慣。有時候一輛大車上裝滿被打傷的農民。需要住院時，醫生不敢寫某人什麼原因致傷殘，只寫「×××處受傷」。

因無法交足糧食，農村普遍存在私設公堂的現象，某一處村蘇維埃的辦公室里就關押過120名集體農莊莊員和個體戶，一般長達七晝夜。這是正式拘留，還有種種「不正式的拘留」。但是農民並沒有被壓服。隨著災情的日益嚴重，一些地方特別是1932年春季，農民攔截運載種子的車輛成為普遍現象，再後來，牲畜餓斃，大量農民因飢餓患病喪失勞動能力，無法下地耕種，最後情況惡化到連政府貸予的糧食和種子都無法運到農民手中。

萬戶蕭疏鬼唱歌

在西西伯利亞，為了生存，農民剝樹皮，挖野菜，許多人中毒或患病。1932年情況更加嚴重，人們盼望著1932年莊稼快快生長，哪怕不等成熟也能充饑，農民要去「搶收」地里的糧食，從而醞釀著來年更大的危機。

現用聯共（布）中央收到的1932年3月26日報告中的一個文件，看西西伯利亞波克羅夫區的一個農戶家的情況。這家的男主人是一個優秀的集體農莊莊員。

「鮑羅庭·菲力浦掙了650天的工分。家有妻子和五個孩子，最小的一歲半，最大的9歲。妻子卧病在床，兩個孩子坐在炕上，面色蠟白，臉浮腫。一歲半的孩子面如土色坐在窗台上，全身浮腫，9歲的孩子衣衫襤褸，躺在地上。鮑羅庭·菲力浦本人坐在長凳上，一刻不停地抽著一種像煙不是煙的東西，氣味十分難聞。哭的像個孩子。」他的家裡臭氣難聞，桌子放著一些無法下咽的東西。「他罵孩子們『怎麼不死』，懶得看你們。」報告人稱「說實話，他有些精神失常，飢餓難耐，再這樣下去，他很可能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這裡的人用種種植物磨碎做成餅，有何營養可談，最可怕的是中毒現象時有發生。家家戶戶的窗戶框架全被拆除。街上沒有牲畜，處處是糞便，偶爾見一個瘦削的狗。

大饑荒中的蘇聯人

1932年7月11-16日《消息報》　收到的政情報告描述的是一幅十分嚴重而悲慘的農村畫面。

政策使「千百萬人在呻吟」，「就因為不加入集體農莊，那一點點可憐的家產全被沒收」，把一些「指示和計劃強加於我們來提高收成，可這有百害而無一利，我們要去的是貧窮的社會主義」。

「報紙上說得天花亂墜，百姓生活幸福，人人滿意，自願完成所有任務和交稅。」處處鶯歌燕舞，可是「農民在挨餓，大批大批的人餓死。斯大林和他那些有意無意的幫手（莫洛托夫、加里寧以及其他『領袖』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他們是工農不共戴天的敵人……黨癱瘓了，下有書記們的專政，上有斯大林的獨裁」。農民憤怒地呼喊：「到村裡來吧，看看農民怎樣歡迎劊子手斯大林」，「人們滿腔怒火，咒罵斯大林同志本人，是他造成了這場災難」。

然而，令斯大林等擔心的，並不是餓死多少人、他更加重視的是握緊鋼槍以維穩。因為許多官兵的家在農村，他們的眷屬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優惠，但是整個國家經濟情況日益惡化時，遍地餓殍中有了他們的親人。形勢嚴峻，軍心動蕩，軍隊不僅糧食奇缺，肉食也一樣。1932年主要產糧區遭遇旱災，更加劇了社會危機。烏克蘭軍區把保證軍隊及其眷屬的供應作為主要問題提了出來。1932年7月7日蘇聯供應人民委員部主席米高揚緻密信給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科西奧爾，稱已經決定從6月份起用魚類代替肉類供應軍隊（第674號文件）。到這時，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感到問題的嚴重，開始「糾偏」。

然而僅僅1932-1933年間，饑民死亡總數就有500萬-700萬人飢餓致死，餓死一個人給國家做出的是10個盧布的貢獻。

難怪學者們在描述編選材料時的心情說，對於神經衰弱者，那些檔案令人髮指。他們認為是斯大林「反農民的農業政策」製造的大饑荒，是他及其「幫手」製造了俄羅斯「全民的悲劇」。

我今天主要談的是蘇聯三十年代的大饑荒，想對以下問題做一點梳理：蘇聯二十年代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斯大林的黨內路線鬥爭與集體化道路，以及之後的大饑荒之間的關係。問題非常複雜，這裡只做一個最粗疏的梳理，盡量把一些複雜問題簡單化。

1924年，列寧去世，同時也是蘇聯戰後破壞的經濟得到初步恢復，面臨著今後怎麼完成國家工業化的任務，向何處去的問題。社會主義究竟要不要(或者有沒有)原始積累？布哈林曾在1920年出版的《過渡時期經濟學》中使用過「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一詞，遭到列寧的批評，其批註為「兒戲，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詞」。其實，布哈林在《過渡時期經濟學》中指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一詞最早是由弗·米·斯米爾諾夫提出，而布哈林在使用這個詞語的時候，指的是「勞動動員」、「技術變革」。但是，即便如此，列寧也並不認可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詞語來描述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

真正開始闡述「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是1922年的托洛斯基，而其想法則早在新經濟政策頒布之前。托洛茨基認為新經濟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對工業政策做緊急修改，加速工業復興的步伐刻不容緩。輕工業的「繁榮」只是表象，其基礎狹隘，必須集中力量衝出重工業的死胡同，制定出工業的「全面計劃」，而不是依賴市場和供求的自發作用。經濟發展必須優先考慮重工業。資源和人力必須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對國民經濟起根本作用的國營公司，不能有效迅速促進經濟復甦的企業應當關閉。財政政策必須服從工業政策的需求，接受國家利益的指導，而不是受利潤率的支配。信貸必須面向重工業，國家銀行應當對重工業設備的更新進行長期投資。私有企業有利可圖，大批國營企業處於虧損，必會威脅社會主義的目標。這些想法作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理念是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的《新經濟學》中「更深刻、更嚴密」地闡明了的。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基本上是一個托洛茨基派的經濟學家。1924年，針對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闡述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規律，布哈林以捍衛列寧主義的方式展開了大辯論。普氏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強調：向社會主義生產組織過渡的某一國家在經濟上愈落後，小資產階級性即農民性愈嚴重，無產階級在社會革命時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會主義積累基金的遺產愈少，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積累就愈加被迫依賴對社會主義之前的經濟形式的剝削。但是，這種通過剝奪農民來積累資金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被布哈林嚴厲地批判為對工農聯盟的毀滅。在布哈林看來，普氏的問題在於，他把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問題用在了了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正是從這一關鍵點出發，布哈林完整地闡述了如何以工農聯盟為方式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構想。這裡，我願意把它稱作為最早的「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既區別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基於冷戰的需要在第三世界推廣的「發展經濟學」，也區別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闡述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這三者之間的比較研究恰恰是今天需要重新面對的重要課題。

布哈林是把它歸結為列寧的創造，是以捍衛列寧遺產的方式來進行的。布哈林闡述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消滅了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和剝奪了資產階級之後，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具有非同尋常的理論意義。所以，階級不單是社會力量的體現，也是經濟形態的體現。每個階級都有其固有的經濟形態。我們要把農民作為一種社會的經濟形態來看待。最重要的是要引導這兩個階級共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問題同時也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在同一年發表的《經濟增長和工農聯盟問題》中，布哈林提出，要警惕工農各自從本位利益出發導致聯盟分裂的危險。工人傾向於從農民中更多地奪取和積累，而農民認為城市在掠奪我們、農民在養活城市和個人，而真正的問題是工業要為農業市場服務。工業的行情、積累的速度必須取決於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沙皇俄國的崩潰在於生產力的發展與國內市場容量狹小之間的矛盾，內需不足，所以沙皇制度試圖通過對外征服來予以補救。但是，他永遠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即整體的國民經濟相互依存的問題。布哈林針對的問題是當時的蘇聯已經日益嚴重的城鄉對立。

1924年前後的布哈林通過一系列密集的文章和演講，批判托洛斯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觀點，其主旨正在於把工農聯盟上升到列寧主義政治遺產和政治遺囑的地位，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圍繞的軸心就是工農聯盟問題，「工農聯盟的理論是列寧主義的最重要的獨創性的特徵」。但是，托洛斯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宣稱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必然會與支持其奪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衝突，在農民占絕對多數的落後國家中，社會主義的矛盾無法自我解決，必須是要靠無產階級的世界舞台，因此，一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這其實是不能理解列寧對於民粹主義具有歷史進步性的判斷。

所以，論辯的關鍵在於，社會主義工業從農業小生產者獲得剩餘價值充作積累資金，是否可以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來類比。布哈林說，千萬不能。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積累過程是再生產的剝削關係，是擴大階級對立的關係。布哈林警告說，如果按照普氏的農業「基本規律」，國營工業破壞、排擠、吞併農村的小經濟，然後由無產階級「自己的農業」取而代之，小農經濟通過系統的剝削(不等價交換，稅收和各種不同的超經濟的強制辦法)被破壞，而無產階級則按照原始積累的辦法行事，——這絕對不是列寧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國走向社會主義生產並不是通過在使農民經濟破產的基礎上以蘇維埃經濟來排擠農民經濟的道路，而是通過完全不同的另一條道路，這就是吸引農民參加同我們有聯繫的並在經濟上依賴國際及其結構的合作社；我們走向社會主義是通過流通領域，而不是直接通過生產過程；我們是通過合作社走向那裡的。」否則，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權是不可持久的。布哈林反覆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而且從世界經濟史的視野對托洛茨基思想的來源進行了批判，特別指出：其思想來源是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歐洲(國家)中心主義，或工業中心主義，或工人階級中心主義。

1925年是蘇聯國家的一個轉折時期，農民問題再次被全面提出，是否堅持工農聯盟成為核心問題。這一年，布哈林出版《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一書。1925年至1926年，蘇聯官方的布爾什維克主要是布哈林的思想，黨追隨的是布哈林的通往社會主義之路，他的理論觀點寫入共產國際的決議之中，他成為黨的正式理論家和共產國際的實際領導者。這時他和斯大林成為蘇聯的兩駕馬車，互相配合，布哈林負責政策和理論，斯大林則負責組織工作。

但是，情況在1927年開始大逆轉，這一年本是一個豐收年。由於蘇聯出現工業生產的發展速度低於農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長速度，農村中的富裕階層手中積存了大量紙幣，因為買不到需要的工業品，因此，農民不急於向國家銷售糧食，也是因為糧食收購價格很低，低於實際成本。國庫中沒有足夠的儲備糧，大多數農民要把糧食存到春天再賣個好價錢。

1927年底到1928年初，蘇聯遭受了了嚴重的糧食收購危機，城市和軍隊糧食告急，蘇共黨內對此爆發激烈的爭論。

斯大林最初並不主張採取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的激烈措施，1927年12月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也堅決拒絕對富裕農民多強征1·5億普特糧食的主張。莫洛托夫在會上作報告說：「現在向我們提出……強征1·5億—2億普特糧食……這一政策的人……是工人和農民的敵人，是工農聯盟的敵人；他實行的是搞垮蘇維埃的路線」，在速記報告上，斯大林在此喊道：「說得對」！但是會議結束沒有多久，斯大林就突然改變，向各地下達了向農村中富裕階層強征糧食的指示和指標，掀起了用暴力強征的浪潮。斯大林自己也承認：「我們從1月到3月收購了將近3億普特糧食，當時收購的是農民的機動糧；從4月到6月我們連1億普特也沒有收購到，因為那時我們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壞還看不清楚的情況下觸動農民的防荒糧。但糧食還是必須收購的。於是重新採取了非常措施，產生了強迫命令、破壞革命法制、挨戶巡視、非法搜查等等現象，這就使得國家的狀況惡化……」。研究者認為，斯大林原初並不想使非常措施成為農村長期政策的基礎，只是想嚇唬一下富農，因為1928年夏給各地下達的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指示：將收購價提高15%-20%，增加對農村的商品供應，立即制止挨戶巡視、非法搜查和任何違反革命法制的做法，開放各地剛剛關閉的集市。1928年7月，斯大林還表示說，希望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情況下，不必採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他沒有能夠實現這一轉變，因為1927-1928年之交的非常措施，實際上已經是向富農宣戰和對新經濟政策終止的宣布，他已經無法單方面停火來中止戰爭。惡性循環開始，1928年春，富民以減少播種面積來回應非常措施，賣掉機器，藏匿財物，中農缺乏生產積極性怕成為富農。至1928年秋，糧食收購再次岌岌可危，各種經濟作物數量減少，紡織業癱瘓，國家原料失衡，出口減少，外匯減少。1928年底，斯大林再次下達了對富農採取更為嚴厲的行政手段的指示。由此，糧食收購量連續幾個月有所增加，但到了1929年2、3月間，糧食收購進展再度停滯，4月間，所收購的糧食在總體上少於1928年同期的收購量。城市出現麵包脫銷，糧食投機猖獗的危機局面。而對富農的再次打擊，再次使得播種面積減少，以及富農「自我消滅」的浪潮，促使貧農和中農擴大播種面積的努力卻收效不大。1929年收成不錯，但是情況卻變得非常險惡，與富農的鬥爭使得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陷入癱瘓，政府開始實行票證制度，對城市定量供應，而城鄉關係則高度緊張。

正是這一切導致1929年秋，斯大林提出了全盤集體化的口號，並使得這一年成為「大轉變的一年」。

「大轉變」實質是不歸路。1930年之後，斯大林更是無法與農民取得和解，因為一旦宣布農民可以退出合作社，整個農業經濟結構就會崩潰，集體農莊也未必能夠生存，並且還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恢復私人農業，這期間糧食的生產供應將進一步惡化，工業發展也會遭到大破壞。更有可能的是，按照多伊徹(《托洛茨基傳》的作者)的描述：「大批農民未必能和平地退出集體農莊。農民認為他們有權報復黨和政府。和解則要求為被褫奪者和被流放者平反，給他們補償損失。不難想像流放者從集中營乘火車返回故鄉與親人相聚時的情緒。集體農莊的解體將會釋放出瘋狂的激情。它同伴隨集體化的瘋狂毫無二致。也許由反對派組成的清白政府可以努力安撫整個國家，不致於使它退到反革命的門檻上，對此托洛茨基深信不疑。但是，這對於斯大林政府來說無異於自殺。他的任何軟弱表現都會使充溢在數百萬間茅舍中的仇恨變成燎原大火。斯大林除了繼續作戰外，別無他路。許多年後他曾對丘吉爾承認，這場戰爭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更可怕」。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寫道，他問斯大林這場戰爭的壓力是否與實行集體化一樣大？斯大林馬上激動起來，說：「不，集體化是一場更可怕的戰爭」，「一千萬(農民)，太可怕了。集體化的鬥爭持續了四年之久，但對俄國來說，它是絕對必要的。」這是因為蘇聯新的工業結構已經是戰前工業結構的數倍，但是卻建立在比戰前舊制度更狹窄的農業基礎上。革命後的大部分時間，飢餓一直威脅著城市，只要小農還處於無政府狀態，工業化和城市化都會加劇糧荒。城市化過程中不斷增產的城市人口只有極其匱乏的糧食供應，僅30年代，城市人口就由3千萬激增到6千萬，「任何政府都無力解決這樣的比例失調，即任何政府都不會命令停止工業化或急劇放慢工業化的速度和接受經濟停滯的前景。如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1929-1930年的任何時間內重新執政的話，他們也得考慮到農業的災難性破壞和惡化局面的後果，由於他們必須實現工業化，他們也應使其政府適應這些情況，而當時的局勢已設了硬性的框架。」

但是，它卻伴隨著屠殺、大清洗和大規模的流放，由此暴力與恐怖成為蘇聯工業化的後果，它迫使整個社會站在了國家的對立面上。按照托洛茨基的批判，它催生了寄身在工人階級身上的龐大的官僚階層，而工人階級本身卻處於消極和癱瘓的狀態。今天，究竟該如何來理解這個意義上的暴力呢？依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世紀難題，托洛茨基反對派的視野一直(到今天)是對斯大林主義的各種批判和控訴的理論和道義的主要來源，但是其視野卻又是無法剝離地糾纏與分享了斯大林主義，這既是悖論也是困境。

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開始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他們過去認為優柔寡斷的斯大林一直是如影子般追隨著布哈林的右派，而現在斯大林對富農的打擊鼓舞了他們。當時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茨基把斯大林對富農的進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產生希望的事件，在反對派中，普列奧布拉斯基從其理論的「徹底性」出發，主張與斯大林妥協。他在《新經濟學》中強調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階段是最危機的時期，必須儘快渡過這個時期，這對社會主義經濟是生死攸關的大事，這時它既不能從資本主義的優勢中獲益，也不能從社會主義體制的優勢中獲益，它只能剝削農民，為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提供資金和積累，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的鐵蹄下」，國家和農民之間的劇烈衝突是必然的。他與托洛茨基的區別在於，《新經濟學》並不排斥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最困難的過渡階段可以在一個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完成。他強調社會主義過渡規律的「客觀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將迫使黨和領導人違背他們的意志成為社會主義的領路人。所有大型工業的國有化必然導致計劃經濟和高速工業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對這一理論就是反對歷史必然性，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和鎮壓托洛茨基左翼反對派，但是他們騙不過歷史規律，「我們國家的經濟結構往往比我們的經濟領導體制更進步」，它最終將迫使他們去實現反對派的綱領。他相信斯大林絕不會從左傾方針後退，並且會愈加無情地與富農鬥爭下去，其結果必然將造成一種全新的局勢。而國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劇變的門檻上：富農將繼續拒絕出售糧食，用飢餓威脅城市，中農和貧農不足以提供糧食，但政府對富農的進攻將他們推到對立面，導致政府與基本農民群眾的大規模衝突。

正因為斯大林實踐了遭到鎮壓的左派反對派的綱領，這導致左派反對派內部陷入了瓦解和崩潰，大批托洛茨基的主要骨幹選擇了與斯大林妥協。普列奧布拉斯基認為「客觀力量」通過人的主觀代表體現出來，而斯大林派正是歷史必然性的代表，儘管他們犯有錯誤甚至是罪行，但仍是十月革命的捍衛者，是忠於社會主義的人。左翼反對派的重要人物、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的老革命家拉狄克認為，斯大林證明了他們遠比反對派所想像的更有價值，在新的社會主義運動中，托派反對派是先鋒，斯大林是後衛，兩派之間不是敵對之間的利益衝突，而是同一階級兩支隊伍之間的分歧，屬於同一個堡壘。

多伊徹認為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和提交的提綱，是蘇聯經濟史上最關鍵的文件，其中托洛茨基描繪了今後幾十年的蘇聯經濟遠景，即蘇聯的演化取決於在一個不發達的，但卻是大規模國有化的經濟中強制形成資本的過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確可以把那幾十年——斯大林主義統治的幾十年——當做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這樣做的時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闡述的觀點中的那些術語」。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代表的正是兩種不同的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它們成為黨內激烈的路線鬥爭的主要來源，——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路線鬥爭！

在1927年前後危機而緊張的時刻，布哈林堅持論證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構建新型的互助的城鄉關係，而不是敵對的關係。1929年1月，在列寧逝世五周年紀念會上，布哈林做了題為《列寧的政治遺囑》的報告，是與斯大林的最後決戰，因為1月3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和中央監委主席團聯席會議上，就做出了《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的定性報告。布哈林在報告里再次從列寧出發，強調了列寧對革命形勢的判斷，既有從國際形勢方面看，一戰後有歐洲帝國主義的分裂，以及東方各族人民的革命浪潮；更有在俄國國內無產階級革命與農民戰爭的結合，這種特殊與獨特的結合，是革命全部發展的基礎。失去這種結合，全面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就會喪失。列寧晚年《論合作制》的思考，被布哈林特別倚重，通過合作社的方式解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結合，共和國的命運取決於農民群眾是跟著工人階級走，忠實於和工人階級的聯盟，還是讓新資產階級把他們與工人拆開。這兩個階級的分裂，意味著共和國的覆滅。要用最簡便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吸引小農和最小農參加農民合作社。布哈林呼籲道：我們全黨和黨的一切機關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注意什麼東西可以引起分裂，並且隨時發現危險，加以消滅。

1929年4月，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斯大林對「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集體」進行了全面的批判，而布哈林則指責斯大林的政策意味著對托洛茨基的徹底投降，是瓦解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結合。布哈林的講話以及聯共(布)中央四月全會的大部分速記沒有在1929年公布，後來也未公布。斯大林的講話甚至沒有全文發表，而是從中刪去了相當大批判布哈林及其綱領的部分，20年後發表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害怕與布哈林公開論戰，表現出對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綱領能否站住腳缺乏信心。

但是此時，布哈林所代表的、被托洛茨基諷刺為蝸牛爬行的「民粹式」社會主義道路，在蘇聯已經不可能實現了，消滅「資產階級」小農的戰役一旦打響，就已經沒有退路。1928年布哈林曾建議從國外進口輕工業和糧食，不採取非常措施，可能危害要小一些。但是客觀條件是，西方的貸款太少，蘇聯的出口資源不足。由於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恰在此時爆發，西方市場上原料價格急劇下跌，蘇聯每得到一台機器，就要比原計劃多出口1-1.5倍的原料和物資，而蘇聯的農業總產值卻在下降。今天的俄國歷史學家披露的材料說明，「在1930-1932年的短時間內，斯大林幾乎成了一位商人，為了從國外買到機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當時的蘇聯能夠出售的商品只有糧食。斯大林可以從農民那裡弄到糧食，但又不能把糧食分給饑荒的人們，因為這些糧食都是為了履行與國外簽訂的合同而徵集的。」，「當我們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時，可以看到其中充滿了他們對未來的憂慮與不安。他們像一個公司的老闆，總擔心公司因資金不足而隨時倒閉。有人認為斯大林更像冒險主義者，他並沒有計劃好一切。這種觀點部分是正確的，但不能就此而指責斯大林沒有考慮周全，斯大林實際上已經制定了一套國家現代化和工業建設的方案。問題是1929年12月，斯大林卻突然對"方案』做了重大的改變，變化最大的是大幅度提高了向農民徵集糧食的數量。」「那麼在1929年後半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呢？我第一次驚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國發生了經濟大蕭條，世界市場的糧食價格急劇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國家現代化和工業計劃是緊密相連的，糧食價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變原來的計劃。這是斯大林的悲劇，也是我們國家的悲劇。斯大林已經無路可走，他開始感到恐慌，預感到不幸的事情發生。他決定進行一個後來產生了悲劇性後果的大躍進，結果發生了1932-1933年的大饑荒。」在這個意義上，除了作為蘇聯加速工業化的慘痛代價，蘇聯三十年代的大饑荒也是西方經濟危機的一個延伸與後果，——這一點也是需要重新建立理解的。

斯大林最終完成的是現代主義意義上的工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而這種民族主義的催化劑卻是日益逼近的戰爭威脅，斯大林準確地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是蘇聯作為國家的生死決戰，這是蘇聯必須不顧一切完成工業化的決定性力量。而促使他在左右搖擺之後，最後走上這條激進的不歸路還有對工業主義的現代化大農業的信仰，即放棄了布哈林由小農經濟自然長成社會主義的構想，轉而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的大農場來取代小農經濟。斯大林用高壓實施強購糧食的措施，並第一次明確提出發展農村集體農莊的設想，認為蘇維埃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在兩種不同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即：聯合的社會化的工業和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因此，必須逐步而又堅定不移地把出產商品最少的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出產商品最多的集體經濟，聯合成為集體農莊。必須使全國布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標誌著黨的農業政策的重大轉折。這也標誌著斯大林開始在農業政策上實施托洛茨基主義，即要對農業不惜代價實現其現代化工業主義的轉變。對此，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轉變的一年》中展望道：

現在瞎子也看得見，如果不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如果不開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我們今年既不會有今年糧食收購方面所取得的決定性勝利，也不會有已經積蓄在國家手裡的幾千萬普特常備糧。

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肯定地說，由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的發展，我們正在完全擺脫糧食危機，或者說已經擺脫糧食危機。如果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更加迅速地發展下去，那就沒有理由懷疑，再過兩三年我國就會成為糧食最多的國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糧食最多的國家。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緊貼著斯大林宣布的美好願景，卻正是蘇聯歷史上空前的三十年代「大饑荒」，構成了對蘇聯工業化模式的極大挑戰。那麼，這場「大饑荒」背後的歷史根源究竟在哪裡？究竟是亞細亞封建專制主義的必然後果，還是農業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發展專制邏輯的代價？這是今天需要重新探究的歷史與現實的深重課題，是我們今天重訪這段歷史的使命。而正是憑藉著這種「鐵腕」工業化的過程，蘇聯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沒有外援的嚴重危機情況下，頂住了德國納粹鐵騎長驅直入的強大攻勢，扭轉了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役的被動局面，並成為戰勝法西斯最重要的力量，這一史詩般的過程同樣是殘酷與充滿了犧牲，這種殘酷究竟該如何在一個更深刻的歷史的視野中去理解呢？

我們還需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斯大林對中國的建議。1950年前後毛澤東訪問蘇聯，曾與斯大林就土改中的富農問題交換意見，斯大林向他的建議就是：不要向富農宣戰，要把分配地主土地與分配富農土地分成兩個較長的階段來做，在法令上不肯定農民分配富農土地的要求。斯大林的建議對於毛澤東有重要影響，在蘇期間，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將新區土改徵糧指示草案中的涉及分配土地部分暫緩發表。訪蘇回來後，毛澤東指示要防止土改中的過左傾向，並幾經黨內黨外討論，最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中做出保存富農經濟的決策。

最後花一點的時間回到中國的大饑荒問題。其實，從1951年起，毛澤東就已經在思考一種不同於蘇聯強行全盤集體化道路的新的農業合作方式，這種方式是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基礎上的初級合作社，即在生產工具沒有變革的條件下，也即是在沒有工業支持的農業機械化條件下，先通過組織起來的方式提高糧食產量，同時避免階級分化，即避免資本主義過程中必然發生的漫長而痛苦的剝削過程，並以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作為促進國家工業化的基本要素，這是走向農業社會主義化的過渡形式，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

1953這一年，類似於蘇聯的1929年，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既是抗美援朝取得勝利的一年，也是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年。由於1953年上半年糧食供應全面緊張，十月全國糧食緊急會議上提出：「從根本上找出辦法來解決糧食問題，是全黨刻不容緩的任務」。陳雲在會上有一著名的比喻，他現在挑的是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都要波動；採取徵購的方法，農民要反抗，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農村徵購、城市配售，危險性會小一點。毛澤東特別委託鄧小平到會議上講話，中心就是糧食問題與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關係。由此，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把農村經濟納入國家工業化發展的計劃經濟的軌道。毛澤東認為過渡時期社會主義體系的主體——國營工業，一翼——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另一翼——農村的互助合作和糧食徵購制。這是一條區別與於斯大林的路線，在抗美援朝取得勝利的前提下，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相比與1929年的蘇聯，緩解很多，這也提供了新的歷史可能性。但是，為什麼中國還是發生了大饑荒，中國的大饑荒與蘇聯的大饑荒究竟有什麼聯繫與區別？是需要更深入去探討的。

這裡只簡單提一點。人民公社制度設想一方面包括了工業在地化的鄉村社會重建的構想，但是同時也包含了對農業工業化的信仰，它體現在用工分制來代替家庭經營的方式，這是工業流水線的模式在農業中的體現。這樣的方式使得政策出現失誤的時候，農民沒有辦法自救。農業經營的家庭製取消，農民自救的渠道就會被破壞，這是產生大饑荒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個是官僚主義的問題，各地饑荒的嚴重程度是和官僚主義蔓延的程度成正比的。今天去探討大饑荒的原因，如果不能真正認識到對工業化農業的迷思、以及這種迷思的體制化是最深刻的原因，那麼我們今天正在發生的這個城鎮化過程同樣會導致類似悲劇的重演，我們對大饑荒的反思並沒有真正完成。

謝謝！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本文節選於作者在第十一屆「開放時代」論壇的發言，原標題為《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黨內路線鬥爭與大饑荒的發生》

至於屠殺少民干過！！不要糾結數字

他的民族政策，在中共黨內可是罵聲一片的

斯大林民族理論的主要內容

1.民族平等思想

民族平等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基本原則。在斯大林大量的有關民族問題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這方面的論述。1901年，他的第一篇理論著作《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任務》中，就描述了被壓迫民族的悲慘境地。在大民族與小民族能否實現平等的問題上，斯大林認為，「這樣的關係是能夠有的，而且是應當有的。蘇聯人認為：每一個民族，不論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質上的特點，都有隻屬於該民族而為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特殊性。」「一切民族，不論大小，都處於同等的地位，每個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樣重要的。」[2]

十月革命消滅了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不平等，但並沒有消滅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為此，斯大林為「民族問題加進了新的因素，即加進了使各民族在事實上(不只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幫助和協助落後民族提高到走在它們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經濟水平)，這是建設各民族勞動群眾之間兄弟合作的條件之一。」「沒有這種幫助，就不可能建立為社會主義最終勝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勞動者在統一的世界經濟範圍內的和睦共處和兄弟合作。」[3]而「消滅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條寫進了俄共(布)十大「決議」。

2.民族自決權問題

被壓迫民族有民族自決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項基本原則，列寧將民族自決權寫進了黨綱。斯大林繼承了列寧的這一思想，他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書中，闡述了民族自決權的涵義，即民族有權按自治原則處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權分離。他在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進一步指出，民族自決權是「該民族的勞動群眾的自決權，而不是資產階級的自決權。自決原則應當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應當服從社會主義的原則」。[4]在俄共(布)十大報告中，斯大林指出：「蘇維埃制度在俄國的確立和各民族有國家分離權的宣布，根本改變了俄國各民族勞動群眾之間的關係，消除了過去的民族仇視，摧毀了民族壓迫的基礎。」[5]俄國共產黨人提出這個口號，其作用在於為多民族勞動者之間的相互信任打下基礎。「如果俄羅斯工人在取得政權以後不宣布各民族有國家分離權，如果他們不用事實證明自己有實現各民族的這個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決心，如果他們不放棄對芬蘭的"權利』(1917年)，如果他們不從波斯北部撤出軍隊(1917年)等等，那麼他們就不會得到西方和東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對自己的同情。」[6]

3.反對大俄羅斯主義

沙皇俄國是「各民族的監獄」，蘇維埃政權繼承了這份沉重的歷史遺產。因此，只有徹底批判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才能維護聯盟的團結。斯大林作為非俄羅斯族人，對大俄羅斯主義是深惡痛絕的。在俄共(布)十二大報告中，斯大林把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做鬥爭作為黨的「當前第一項任務」提出來：「大國沙文主義是大俄羅斯人過去的特權地位的反映」，「這種沙文主義盤踞在我們的機關里，它不僅透進了蘇維埃機關而且透進了黨的機關，它在我們聯邦的各個角落裡蔓延著，並在形成這樣一種情況：如果我們不堅決回擊這種新的力量，如果我們不把它連根拔掉(新經濟政策的條件在培植它)，就會使過去統治民族的無產階級和過去被壓迫民族的農民有分裂的危險，而這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垮台。」[7]他還列舉了大俄羅斯主義在俄羅斯共產黨員中的表現，「例如吉爾吉斯伊斯蘭教居民從來不養豬，而糧食人民委員部卻按攤派方式要他們交豬。」[8]

斯大林反覆強調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是鞏固蘇聯的主要危險，是最危險的敵人，必須把它打倒，因為打倒了它就是把某些共和國內過去保存下來的、現在正在發展的民族主義打倒。

4.民族融合、民族消亡的條件

民族的產生、發展、消亡是個自然歷史過程，斯大林在經典作家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勾勒了「各民族在將來融合道路上發展的圖畫」。他在《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一文中，批評了一種錯誤觀點，即「認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第一個階段將是民族和民族語言消亡的開始，將是統一的共同語言形成的開始，那是錯誤的。」「只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第二個階段」，「當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經充分鞏固，社會主義已經深入到各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經在實踐中深信共同語言優越於民族語言的時候，民族差別和民族語言才開始消亡而讓位於一切人們共同的世界語言。」[9]

能否用「從上面下命令的方式一下子實現民族差別的消滅和民族語言的消亡」，斯大林認為，「這種看法是最錯誤不過的了。企圖用從上面下命令的辦法，用強迫的辦法來實現各民族的融合，——這就是幫助帝國主義者，斷送民族解放事業，葬送組織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兄弟般團結的事業。這樣的政策無異於同化政策。」「同化政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庫中絕對不容許有的，因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10]

上述理論無疑是斯大林民族理論的精華部分，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的貢獻和發展。

斯大林不僅在民族理論方面頗有建樹，還是個將理論付諸實踐的民族工作者。在他執政的30年中，蘇聯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廣大少數民族擺脫了長期的物質和精神上的落後狀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100多個民族在統一的聯盟國家中共處。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同時，他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有許多嚴重的錯誤，表現出理論與實踐的不一致，這些失誤為以後的聯盟解體埋下了禍根。

二、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缺陷

1·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成就與結構性矛盾並存。

蘇聯成立後，為了改善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落後的面貌，列寧和俄共(布)做了許多工作，俄共(布)八大、十大、十二大專門就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問題進行了討論。在俄共(布)十二大上，斯大林作了《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會議就發展民族經濟問題制定了具體措施，如將工廠遷到原料產地的共和國，給少數民族發放低息農業貸款，幫助當地民族建立合作社，開辦農業訓練班，加強民族地區的水利建設，將國有土地分給當地勞動居民等等。[11]

列寧逝世後的最初幾年，斯大林仍然遵循列寧的民族平等思想，注重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在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等代表大會上，都專門就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問題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從1928年起，蘇聯實行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計劃充分考慮民族經濟發展的平衡問題，在資金、技術和大型工業項目的安排上，向少數民族地區傾斜。「一五」計劃期間，在南高加索聯邦、中亞各共和國等地興建了發電站、鐵路、煤礦等基礎產業，建立起了初步的工業體系。如在哈薩克興建有色冶金和煤炭工業，有40多個工業企業投產，使其由游牧經濟轉變為定居的農業生產，進而成為東部的重要工業基地；白俄羅斯的工業產值在該共和國的經濟中佔53%；亞塞拜然、喬治亞、亞美尼亞共和國的工業比重迅速上升。有的地區從原始氏族社會或封建宗法制度社會一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一五」期間，全蘇固定基金增長289%，而外高加索聯邦、白俄羅斯、中亞各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等民族地區固定基金增長均超過全蘇的平均數，達到300%—500%。[12]民族地區經濟增長平均是2.5倍，大大超過老工業地區。

俄共(布)和聯盟中央不僅在經濟方面加速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還大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以消除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為發展民族地區的文化，政府派出語言學家，幫助那些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民族創造民族文字。到20世紀30年代，蘇聯政府先後給52個沒有文字的民族創造了文字，用67種民族語言進行電台廣播，用50種民族語言上演戲劇，用55種民族文字印刷報紙，用46種民族文字發行雜誌，用52種民族文字出版中學教科書。[13]在民族地區創辦學校，建立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體系。

這些成就是不容否認的，是在斯大林執政初期取得的。但隨著斯大林模式的逐步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使聯盟中央經濟管理許可權越來越大，所控制的企業和資產越來越多，而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管理許可權越來越小。斯大林時期，聯盟部所屬企業的工業產值佔全蘇工業總產值的89%，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只佔11%。[14]在聯盟與少數民族加盟共和國、民族自治地區的關係上，少數民族的經濟利益經常被侵犯，俄羅斯族的利益佔主導。斯大林時期，在強調全國經濟統一布局的同時，忽視了民族經濟的綜合協調發展。聯盟國家在進行工業建設布局時，將少數民族邊疆區作為原料產地，加工工業部署在俄羅斯聯邦等中心區，使邊疆地區的經濟很難協調快速發展。如中亞地區礦產資源豐富，蘇聯國家計委將鋼鐵廠、煤礦、石油企業建在那裡，卻很少建輕工企業。當然，這與蘇聯經濟比例失調有關，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但中亞地區的輕工業落後在全蘇也是最突出的。中亞歷史上就是全蘇的產棉區，烏茲別克的棉產量佔全蘇第一，塔吉克和哈薩克的棉產量也居全蘇的前列。但這些地區的棉紡織企業極少，生產能力不足，烏茲別克為全蘇低價提供原棉，又花高價購買其他共和國銷售的針織內衣、長短襪等針紡織品。一出一進，這些民族地區吃了虧，自然對聯盟的區域經濟分工政策不滿。哈薩克盛產糧食和奶牛，但缺少糧食加工和畜產品加工企業，該共和國所需的食品、糖果、人造奶油、鞋子等都從其他共和國調進，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哈薩克人說，他們的共和國有一半城市沒有輕工業企業，頂多有一個麵包廠。[15]聯盟中央在民族地區建立的重工業企業，按理說，應該給當地的經濟發展帶來好處，使當地在稅收、就業等方面受益，但實際並非如此。因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把企業的產品、利潤全部拿走，各加盟共和國沒有任何處置權，這一點，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說得很清楚：「我們開採石油、天然氣，但共和國誰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這些產品按什麼價格銷往何處。棉花的情況也是這樣。我們得到的是按某個地址發貨的指示，甚至沒有任何權利就此提出問題。這些實際上決定著土庫曼經濟的部門要直接服從中央，對出口本國原料所取得的利潤和分配，共和國不能進行任何參與，但涉及到稅收，卻對我們有嚴格的要求。」[16]

經濟體制的弊端導致民族經濟結構單一，經濟利益受到損害，引起民族地區幹部對國家計委指令性計劃的抵制。在這種情況下，聯盟中央沒有認真審視經濟計劃，反而斥責民族幹部是地方民族主義。烏克蘭黨中央反對國家計委的規劃，要求把冶金工業集中在頓涅茨-克里沃羅格，而不是俄羅斯的東部，受到斥責。烏茲別克也是蘇聯的產棉區，政府只准烏茲別克大量種植棉花，不準其種糧。黨的第一書記伊克拉莫夫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柯德薩什夫反對這樣的規劃，因為烏茲別克缺糧，但這被指責為鬧民族獨立，伊克拉莫夫被處決。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民族地區的原材料以較低的價格調撥出去，又以高價購進日用品，造成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緩慢。雖然從總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數字統計來看，民族地區經濟有了飛躍式的發展，但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不發達，人們得不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摸得著看得見的實惠，長此以往，就蓄積了對聯盟國家的不滿，滋生了民族主義情緒。

2·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混淆。

1936年，蘇聯宣布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由此得出結論：「製造民族糾紛的主要勢力即剝削階級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的燃起民族主義狂熱的剝削制度已不存在」，「蘇聯各民族和種族，在全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權利。所以根本談不到民族權利會受到損害。」[17]黨代會上宣布，蘇聯「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民族問題」。

既然蘇聯沒有民族問題了，為什麼還要動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去對待少數民族呢?斯大林有一個理論，認為社會主義愈是取得勝利，階級鬥爭就愈加尖銳。他將這一理論運用到民族工作中去，就把民族矛盾也等同於階級矛盾。他在聯共(布)十七大總結報告中指出：蘇聯國內民族矛盾的實質是階級矛盾，民族紛爭的實質是階級鬥爭。由此，他將大量的民族矛盾都定性為階級矛盾。

衛國戰爭前的1937年，斯大林擔心遠東地區的朝鮮人會成為日本的間諜，便將其整體遷出遠東地區。流放朝鮮人的方式很特別：將他們裝上貨車，火車開行一段，停下來，丟下一些朝鮮人，再開行一段，再丟下一些人，就這樣像撒種子一樣，將聚居的朝鮮族拆散。老一輩的朝鮮人至今仍懷念他們失去的家園。衛國戰爭時期，少數民族地區的個別人背叛祖國，投靠納粹德國(這種現象俄羅斯人也有)，斯大林以此為由，將10個民族整體遷移。日耳曼人從居住地伏爾加河中游遷到哈薩克和西伯利亞北部，該共和國建制在1945年被廢除；38.7萬多車臣人和9.1萬多印古什人遷到哈薩克、中亞和西伯利亞，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被取消；北高加索一帶的卡爾梅克人、巴爾卡爾人、卡拉恰耶夫人全部東遷，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被取消；韃靼人從克里米亞遷出，其自治共和國建制被廢除；麥斯赫特土耳其人東遷，其自治共和國被取消。

1939年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議定書，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劃入蘇聯勢力範圍。德國希特勒政府決定將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德意志族公民遷往德國，蘇聯政府表示對此事不設置障礙。德意志人被迫離開祖居地，並且是匆忙的逃難，這對他們來說，不諦是晴天霹靂。經過兩次遷移，大約十萬德意志人從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遷出，作為一個民族的德意志人從這三個國家消失。蘇聯當局對三國的不滿分子進行了清洗，三國被迫害人口總計12.8萬餘人。[18]1937—1944年間，總共有20多個少數民族，約440萬人被強制遷移。

20世紀30年代大清洗時期，少數民族幹部遭到大規模的鎮壓。這些受害者中，有許多都是各民族共和國黨的中央委員會書記、州委書記、區委書記、人民委員會主席。如烏克蘭共產黨的領導人維·柯秀爾、邱巴爾、波斯蒂舍夫被害身亡。西伯利亞州黨委第一書記羅·埃赫死於非命。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州黨委第一書記羅維奧、人民委員會主席愛·居林、中央執委會主席阿爾希波夫被槍殺。韃靼自治共和國韃靼州委書記列帕、州執委會主席巴伊丘林、人民委員會議主席阿布拉莫夫等被槍決。猶太自治州州委書記蘇哈列夫、州執委會主席卡爾特利、李別爾別爾格等被捕入獄。亞美尼亞中央第一書記阿·漢德然被貝利亞親手打死。

民族地區的黨組織損失慘重。蘇聯當局捏造白俄羅斯有一個反蘇地下組織，將白俄羅斯一半黨員的黨證剝奪。愛沙尼亞黨中央委員會及其組織局、對外局停止了活動。塔吉克有的區黨組織實際上已不存在，只剩下1名黨員、3—4名預備黨員。[19]烏克蘭黨員總數從1934年的453500人減少到1938年的285800人。喬治亞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644人，其中425人被捕、流放或被槍決。[20]

大鎮壓也殃及到少數民族作家、藝術家。喬治亞著名詩人帕奧洛·雅什維里、散文作家賈瓦赫什維里、亞塞拜然作家沙赫巴茲、哈薩克傑出作家薩肯·塞福林、韃靼作家兼科學家加·伊布拉吉莫夫等等……均被迫害致死。他們中有的是本民族的傑出人物，有的是本民族不可多得的語言文學方面的研究專家。大鎮壓給少數民族文學藝術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給少數民族造成的心理創傷是難以撫平的。

3·民族平等與大俄羅斯主義傳統並存。

大俄羅斯主義在俄國是有歷史傳統的。沙皇俄國通過不斷的對外侵略和擴張，吞併周邊的弱小民族，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的由一百多個民族組成的帝國。在這個帝國中，俄羅斯族是統治民族，其他少數民族是被統治民族，俄羅斯族以征服者的姿態，視非俄羅斯族為「異族人」，對其進行殘酷鎮壓和野蠻統治。列寧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正視大俄羅斯族壓迫少數民族的現狀。他始終強調，在蘇俄，主要傾向是大俄羅斯主義，而不是地方民族主義，布爾什維克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大俄羅斯主義。斯大林作為非俄羅斯族，對於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給予少數民族的壓迫和不平等，是有親身感受的。他在許多場合也講過，要同大俄羅斯主義鬥爭。不過斯大林並沒有一以貫之。他在民族工作中第一次表現了大俄羅斯主義的具體事例是關於自治化方案問題。斯大林主張建立中央集中的單一制國家。為此，在1922年8月，斯大林主持通過了《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同各獨立蘇維埃共和國的相互關係的決議草案》。決議草案規定，烏克蘭、白俄羅斯、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喬治亞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各蘇維埃共和國在外交、軍事、經濟、財政等方面都必須執行俄羅斯聯邦的指令，服從俄羅斯聯邦的指揮。對於這個自治化方案，列寧堅決反對，並對斯大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指出斯大林等人發動了一場真正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運動，表示要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決一死戰。列寧把斯大林的政策稱為徹底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列寧說：「一個喬治亞人對事情的這一方面掉以輕心，滿不在乎地隨便給人加上『社會民族主義』的罪名(其實他自己不僅是真正道地的『社會民族主義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羅斯的傑爾席莫爾達)，那麼這個喬治亞人實質上就破壞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的利益。」[21]

30年代末期後，斯大林作為蘇聯的最高領導人，領導眾多的俄羅斯族高級幹部，他的大俄羅斯思想時常有所表露。1945年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24日，斯大林宴請紅軍將領，他在祝酒詞中說：「我想舉杯祝我們蘇聯人民，首先是俄羅斯人民健康。我喝這杯酒，首先祝俄羅斯人民健康，因為他們是加入蘇聯的所有民族中最傑出的民族。我舉杯祝俄羅斯人民健康，因為他們在這次戰爭中被公認為我們蘇聯各族人民的領導力量。我舉杯祝俄羅斯人民健康，不僅因為他們是起領導作用的人民，而且因為他們有清晰的頭腦和堅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俄羅斯人民對蘇聯政府的這種信任，成了我們打敗人類公敵法西斯主義而取得歷史性的勝利的決定性力量。」[22]斯大林這番話，句句不離俄羅斯人，將多民族國家的其他民族撇在一邊，大大傷害了其他民族的感情。他對俄羅斯族的過分褒獎，也與全民族參加的抗擊法西斯戰爭的事實不符。在整個衛國戰爭中，蘇聯各族人民浴血奮戰，共同抗擊法西斯侵略，並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有目共睹的。

民族語言是民族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實現民族平等，就要發展和尊重民族語言。蘇維埃政權早期，為恢復和使用少數民族語言作了大量的工作(前文已述)，斯大林也不止一次地強調發展民族語言對於消除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的重要意義。但從30年代末起，蘇聯政府的語言政策發生了偏差。他在公開宣傳上，誇大俄語的地位與作用，將俄語說成是「列寧的語言」、「革命的語言」、「進步語言」。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文中說：「俄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經同好幾個民族的語言融合，並且總是成為勝利者。」[23]

1938年3月，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聯合發布《關於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州必須學習俄語》的決議，要求非完全中學(七年制)的畢業生掌握俄語。1938年7月7日《真理報》發表題為《俄語——蘇聯各族人民的財富》的社論。在這一政策推動下，許多地方的民族語言發展受到限制。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俄語取代了本民族語言，學校里俄語課時超過本民族語言的課時。烏克蘭語幾乎完全從烏克蘭社會交際用語中被排斥出去，成了只是農村和一小部分知識分子的語言。烏克蘭所有的官方文件、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學校、法律條文等，一律使用俄語。[24]非俄羅斯族學習使用範圍較廣的俄語沒有錯，但前提是應遵循自願原則，尤其是不能強制推廣俄語，用俄語取代其他民族語言。強制推廣俄語，導致少數民族語言受排斥，俄語成為「族際交流用語」，也使少數民族聯想到沙皇時期推行的文化沙文主義政策，民族平等大打折扣。

民族問題是個世界性的問題，處理得當，民族國家就會增強凝聚力；處理不好，就會使民族國家分崩離析。可以說，斯大林民族政策中的錯誤引發了一系列民族問題，為蘇聯解體埋下了導火索。因此，執政黨和政府要高度重視民族問題，並不斷調整民族政策，化解民族矛盾。這是我們從蘇聯解體中要認真汲取的一個很重要的教訓。

　注釋：

　　[1]參見華辛芝、陳東恩《斯大林與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斯大林文選》(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07頁。

　　[3][5][6][7][8]《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46、47頁，第18頁，第44—45頁，第194頁，第32—33頁。

　　[4]《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9頁。

　　[10]《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8頁。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蘇東所、國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編《蘇聯民族問題文獻彙編》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頁。

　　[12]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第3卷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309頁。

　　[13]《外國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時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頁。

　　[14]果洪升主編《中國和前蘇聯民族問題對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頁。

　　[15]雷吟《社會帝國主義——蘇聯》香港朝陽出版社1976年版第95頁。

　　[16][土庫曼]尼亞佐夫《永久中立、世代安寧》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頁。

　　[17][22][23]《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21頁，第459頁，第567頁。

　　[18]《蘇聯東歐問題譯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1輯第136頁。

　　[19]〔美〕鮑里斯·列維茨基編《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恐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頁。

　　[20]羅·亞·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324頁。

　　[21]《列寧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3頁。

　　[24]伊凡·麥斯特連柯《蘇共各個時期的民族政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2頁。

　　[作者單位]南京財經大學人文社科部。

準確點說從沙俄開始到現在的俄羅斯，在對待少數民族和移民方面毛子都有著心狠手辣厚顏無恥的優良傳統，對於中國有史可查的屠殺也就是江東六十四屯，那是沙俄時期，其他的主要也就是策劃獨立侵吞領土，然後放任士兵橫行鄉里，加上如今的各種欺負搶劫移民而已。另外其實像車臣和猶太人也被斯大林折騰的不輕，黑龍江對面的阿穆爾猶太自治州就是當年流放遷徙猶太人的地方，車臣就更別提了，被遷離故土多少次，又打又殺又徵兵的，連個高考加分都不給，波蘭人慘不慘，三次被瓜分，卡廷慘案屠了社會精英宗教人士等平民三十萬，還賴給希特勒，後來總統來祭奠還摔死了。雖然我們要緊跟黨的思想團結毛熊，但是不可否認，毛子確實不是玩意兒

慈父殺人多了去，不在乎多你幾個。

供鏟主義的屠殺，怎麼能叫屠殺呢，那叫走了一些彎路。

說一下，我沒幹過這種事啊

我個人購買和借過60多本關羽蘇共時期的歷史書籍，但是並沒有看到直接的資料。
1938年正是斯大林殺得非常high的時候，正是他的高潮，而且肅反部門本身也被血洗至少兩波，昨日的審訊者成為今日的階下囚。
1938年斯大林對非常多的族群進行過清洗，無意之中隨意手滑一下對一批中國人來一發，或者清洗某所謂反黨組織的時候對中國人來一發是很正常的大概率。
20年代張作霖突襲了蘇聯使館發現蘇聯妄圖顛覆中國的陰謀後，對蘇聯外交人員進行了驅逐，斯大林以牙還牙對在蘇聯的中國人來了一波清洗，事後中國無法報復，所以他對清洗中國人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顧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