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四一二事變有何文章評論？

四一二發生時，蔡元培是積極推動，而魯迅此後從二八年到三一年領了國民黨四年工資，請問魯迅在此期間寫過有關四一二的雜文嗎？

《答有恆先生》（1927）

　　有恆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閑，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

　　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凌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凌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么？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齣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我自己是一個……。是什麼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曆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麼，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麼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彷彿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麼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系」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麼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么？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裡不舒服。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斗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倖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裡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麼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麼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只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麼「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嘆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閑情別緻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藉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面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癥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麼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面掙扎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有恆：時有恆，在1927年8月16日《北新》周刊發表了一篇題為《這時節》的文章，其中寫道：「久不見魯迅先生等的對盲目的思想行為下攻擊的文字了」，「在現在的國民革命正沸騰的時候，我們把魯迅先生的一切創作……讀讀，當能給我們以新路的認識」，「我們懇切地祈望魯迅先生出馬。……因為救救孩子要緊呀。」魯迅以本文作答。

國民黨北伐分明很順利，廈門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廣州來了，不久就清黨，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但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此後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民權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後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

——《集外集拾遺補編·自傳》（1934.3-4）

現在還記得《做什麼》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產青年主持的，因為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通信處也是他。他還曾將十來本《少年先鋒》送給我，而這刊物裡面則分明是共產青bi年所作的東西。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產黨，於四月十八日從中山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

《怎麼寫（夜記之一）》1927.10.10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並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共產黨。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於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面得了這樣的謚號，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在鐘樓上（夜記之二）》1927.12.17

我覺得只要心不瞎的人，都能看出魯迅對」正法「持什麼態度。

魯迅在兩地書里，還沒發生四一二，就已經預感似的說，感到局勢紅里透著白（這是說，中國的革命形勢要完）。

後來魯迅在兩地書序里說（這也算一篇雜文，收在《南腔北調集》），我們當日居漫天幕中，幽冥莫辨，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就糊塗的很，所有歡欣鼓舞，皆成夢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