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20世紀初年中國史學轉型的背景？

20世紀初期中國史學轉型，表現在多個方面，比如新史學的出現、新漢學的出現、整理國故運動的出現，各自又不同的因素和表徵。

整體上看的原因上甲午中日戰爭、戊戌維新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失敗之後，中國人不僅知道自己的政體不行，技術不行，連自己的學術文化也不行，必須要革命。這催生了中國學術由四部之學變成七科之學，開啟了現代化的轉型。有舊的乾嘉考據史學，自然也會有新史學。梁啟超、何炳松、朱希祖、朱謙之等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梁啟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又是戊戌維新的主將，輿論界的嬌子，他提出舊史學的「四弊二病」，提出「君史——民史」的範式，提出史學要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等都深入人心。何炳松主要是引入美國魯賓遜的《新史學》，翻譯了一大批作品，為新史學的興起提供了理論支撐。朱希祖、朱謙之主要是在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開展史學社會科學化的改革，但是這個改革最後被傅斯年的「新漢學」所攔腰斬斷。

「新史學」這一批人主要是從日本和美國留學歸來的，「新漢學」則主要是從德國和美國留學歸來的，其中堅人物傅斯年借鑒《聖經》文書學和蘭克學派的觀點，「一切歷史都是史料學」；胡適服膺杜威的「實驗主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又對中國傳統的乾嘉學術創造性轉化，就研究方法來說更加科學了，但相對於史學的社會科學化來說則是歷史的退步。國學的出現在新舊嬗變之際，西學興起，有一批人，最早是鄧實和章太炎藉助《國粹學報》來宣揚國學。後來胡適等人又來整理國故，中央大學柳、繆等人又提出理董國故，北大《國學季刊》創刊，這實際上是對整個西學體系的反動，和「新史學」、「新漢學」有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