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為什麼精於經商致富?

相對於全國,溫州出的成功富商很多。溫州人口平均持有財產也較多。可否指出他們成功的共性和特點?有沒有可以借鑒的地方?


謝邀。

溫州人並不特別經商,畢竟溫州歷史上並不以經商為主要行業。

歷史上的溫州,比較發達的是宗教行業。道教、佛教、明教、基督教,都極其繁盛。

溫州的寺廟、神殿、道觀、教堂數量之多,也是世界罕見。即使到了現在,中國宗教信仰的多樣性和發達程度,也還是溫州第一,閩南第二。

這些宗教信仰似乎都不提倡經商。

溫州曾經有一段時間文化興盛。尤其是南宋,溫州的進士數量從北宋的幾十名增加到南宋的一千多名,是中國進士最多的地方,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南宋又是中國文化最繁榮的年代,所以如果從文化傳承上講,溫州更應該是一個以文化發達而聞名的地區。

在清末到民國年間,浙江省流行這樣一句話:「做生意靠寧波人,打官司靠紹興人,讀書靠溫州人。」 當時的寧波人生意遍天下,海內外到處是寧波會館。打官司靠紹興人是因為紹興師爺在中國幕僚界的壓倒優勢。那時候,溫州人或許是浙江人里很不會做生意的。當年的京師大學堂到北大早期,教員就有十幾人是溫州人,陳介石、陳懷、林損、章獻猷、孫詒棫、許璇,林辛,章味三、倫明、周繼善,龔壽康、高誼、林公任、黃公起、林濤等,溫州人的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地區的教員。

所以說溫州人有經商傳統,或者商業傳承,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

溫州人喜歡說「掙錢是因為以前窮怕了」。歷史上溫州的天然環境遠遠不如寧波、杭嘉湖、上海、蘇南、山東、這些大平原,也不如大多數地區。屬於中等,不算富,也不是很窮。

1949年後,溫州淪為前線,溫州沿海的洞頭、北麂、一江山、大陳島之類的島嶼很長時間都是國民黨佔領。即使大陳島撤退後,溫州依然被認為是國軍反攻大陸的最好的登陸地點:三面環山,一面環海,只要炸掉三條公路,解放軍援軍好幾天都進不了溫州,而佔據海軍空軍優勢的國軍就可以迅速把溫州變成根據地——何況蔣介石的老家寧波就在附近。

所以溫州成了中國最大的軍分區,溫州到處是民兵,洞頭島上有女民兵,團中央號召共青團員去大陳島開荒,而那些大型工業項目,市政建設,國家卻不投資建設,就是準備拿溫州當戰場的。一些學校也遷到了杭州和內地。

當時溫州醫學院留著,溫州當地的醫學還發展得不錯,據說是因為打仗可能需要很多醫護人員。(所以迄今為止,溫州的三甲醫院僅僅少於杭州,遠高於本省其他城市。)

所以,溫州就只能變得很窮。

五十年代,永嘉農民包產到戶被政府強烈打壓。瑞安隆山農民分地被政府打壓。各種私營經濟被打壓。

溫州人第一次聞到金錢的血腥,大約是1976年左右,溫州人到各地收購黃金白銀,收購鰻魚苗,跟日本人台灣人換走私貨。最大時中國百分之80%的走私貨是從溫州進來的。後來政府打壓走私,東海艦隊抓走私船,於是溫州活動的走私犯就把走私根據地轉移到閩南泉州,尤其是石獅。——溫州人的祖先大多數來自泉州、莆田一代,所以溫州和閩南其實是一個文化圈,溫州沿海的漁民都說閩南話。——後來,石獅的走私淘到第一桶金的走私販子金盆洗手,改行做點別的生意,也是從溫州照搬:打火機,鞋子,服裝。

石獅成為走私中心、從漁村成為小城,起源是對溫州沿海走私業的打擊,這個事兒,正史一般不記載,你們就聽聽我說野史吧。

溫州人的經商精神,其實起源於1976年開始的走私。當然,也許1974年、1975年就開始了,只是還沒成氣候。走私都敢幹了,還有什麼生意不敢做?

所以,給溫州帶來勇敢商業基因的,是走私!是日本台灣的崛起、大陸的計劃經濟讓走私成為一種暴利。正史不會告訴你溫州經濟的第一推動力是走私,所以你們就到我這裡聽野史吧。

溫州的製造業,最先發達的是介於溫州和瑞安之間的塘下、莘塍一帶,以及樂清柳市的電器行業。當時有一句話:走遍全國天下,不如莘塍塘下。而瑞安的棚下走私場(沒錯,就叫這個名字)——一條河被填平後,成為各種小商品的集合點。市場的繁華導致了瑞安商城的計劃——一百多畝地皮的當時中國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

1982年開始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刑事犯罪。中央一看,哪裡的私營經濟最發達?溫州。溫州哪個鎮最典型?柳市!於是就以柳市為典型,抓捕柳市「八大王」(有一個大王逃亡失蹤,到現在還不知道生死夏洛),短短二個月,溫州一千多商人被抓捕,數千人潛逃,大批商人關閉生意隱藏,GDP降了一半,一百多無辜的小商人被判刑坐牢。緊接著又是抓樂清抬會融資(也就是當年版本的e租寶),一批首犯被判死刑處死,大批骨幹被重判坐牢。

那時候的溫州,雞飛狗跳,風聲鶴唳,一片蕭條,萬馬齊喑。風云為之含悲,草木因而變色。

這時候有人想起十幾年前在溫州干過的某老領導,也就是文革期間因為搞私有化被毛主席親自點名批評的「浙江的二個半」之一,在義烏當領導,於是就找到此人,建議在義烏搞一個小商品市場。於是,那些在溫州被追查抓捕惶惶不可終日的小商販,就在義烏搭起棚子,複製了瑞安的棚下走私場。

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形成,根源是1982年的「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這種事,正史似乎都沒記載,你們只能聽我講野史。

溫州要造機場,中央不批准,後來是地方先暫後奏,生米成熟飯。

溫州要造鐵路(這是孫中山建國大綱中的東方大港計劃里一條重要鐵路,只是晚了八十年),中央說政府不給錢,於是只好私人籌資,成了全國第一條私營鐵路。——中間有很多南懷瑾的股份。

溫州要航線,航空公司不開,於是王均瑤自己承包了一些航線,成立了均瑤包機公司。

開關廠地位低,董事長在鎮里辦理了事,於是樂清的開關廠就請一些退休的廳級幹部噹噹黨委書記或辦公室主任。這樣才不至於被鄉鎮幹部欺壓。

總之,溫州要創業,基本上沒什麼好機會,這中國所有的好機會都給了北上廣深。

等到溫州稍微變富一點,老闆們就會移民外地。所以大點的企業,大部分去外地了。

所以,現在的溫州就一座留守空城。溫州出來的商人,在世界各地奔波。

他們不是特別善於經商,只是生存困難。被逼去掙錢實現自己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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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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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溫州,就是一個特殊的適合人口滅絕的地方。主要原因是颱風。

颱風是有幾條固定的路線的,而中國最大的颱風,總喜歡往溫州跑。

歷史上的溫州沒有今天這麼多平原。今天的溫州大羅山,三洋濕地,以前是海。謝靈運當溫州太守,經常開帆船逛海峽,所以還有個地方叫帆游。現在溫州新城區的楊府山,以前是海島。溫州最大的平原是環繞太羅山的一片,這些平原以前都不存在。現在說溫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二千年以前平原面積只有海邊的一小點,不到5%,別的都是山地海島。

所以一到颱風,海邊的人民被高漲的海水沖走,山上的被山洪沖走,每次颱風總能死掉不少人,而閩南是大平原,氣候好,養人,又是中原達官貴人逃避戰亂的主要避難所,膨脹的人口就源源不斷湧入溫州因為颱風人口滅絕而空缺出來的耕地。如果查溫州族譜,今天的溫州人80%祖上來自閩南——大多數是中原逃戰亂到閩南的中上層階級的後代。那年代,能夠逃難、移民的也都是有錢人,窮人基本上都是遇到戰亂就是坐著等死。這些人的文化傳統,還是想當官的,真願意經商的並不多。當然偶爾也有例外,比如當年的閩首富黃老闆,也就是把豪宅捐獻給和尚當開元寺的那位,算是商人,他的後裔稱為紫雲後代,在溫州也有很大的一批人。

宋乾道二年,溫州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水災,據說溫州人死了超過一半。然後就有很多閩南人來移民。當年的閩南是中原達官貴人的避亂中心,是中國人最熱衷科舉的地方,這些人也把科舉文化帶到溫州,溫州本來就有永嘉學派開的很多書院,在外來科舉文化的帶動下,讀書人開始熱衷功名,所以南宋的溫州一躍而起成為中國進士最多的地區,甚至比泉州和莆田還多。

同時,閩南人也帶來了陳十四信仰、媽祖信仰、明教信仰、楊陳二府信仰。宋朝來的閩南人移民速度慢,沒有改變溫州的方言,明清以後交通便利,一下子就帶來很多閩南人,所以溫州有近百萬人會說閩南話——但是說閩北閩東話的幾乎沒有,因為溫州和閩北、閩東雖然緊挨,文化上卻是和閩南一體的。

溫州城一開始就充滿了神怪氣息。溫州人的設計師赫赫有名:風水祖師郭璞。郭璞是許遜的好友(就是那個雞犬升天的許遜),許遜帶著他侄子許邁在溫州修鍊,邀請郭璞來一起Hi(我猜想他們經常一起嗑藥、交流最新發明的毒品。)聽說當世第一風水大神棍來了,溫州的官員們就請他規劃溫州建城。

作為巫師或科學家的郭璞,做事很嚴謹,他為了判斷城應該造在江南還是江北,就到江南江北各點抽樣泥土樣本,烘乾粉碎,測量泥土的重量,計算其密度,最後發現江南的泥土比重高,適合造城。又根據那一些小山包小山的位置,選了九個,安排北斗陣——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認為北斗星是九顆(七現二隱),不是七顆。然後按照二十八星宿在溫州城找水源挖井,再配上一些正兒八經的水利交通規劃,造就了這座城。

所以自古以來,溫州就是仙氣繚繞(也可以說妖風陣陣)。後來摩尼教傳到中土成為明教,溫州和閩南就成為明教最繁盛的地段。後來一個瘸腿殘疾的傳教士從英國來,又有蘇慧廉(就是林徽因費正清這些人的導師)到溫州傳教,又有傳教士白累德醫生到溫州辦白累德醫院,很快把溫州變成了中國基督徒最多的地方,1949年的統計,全中國的基督徒10%在溫州。後來文革期間,宗教轉入地下,無數溫州基督徒到全國各地偷偷傳教,所以西方人給溫州一個名字叫「中國的耶路撒冷」。

溫州的大羅山,是弘一閉關十年修律宗的所在。大羅山上還有遇安法師的楞嚴宗聖地伏虎寺,有千年名剎聖壽禪寺,有晉代的天柱寺,有著名的香山寺,鼎盛時期一個小小的山上就有百座寺院。即使是市區的江心寺,也是禪宗十大寺院(雖然面積很小很小),市中心的松台山上有永嘉大師玄覺(就是拄著拐杖繞慧能繞了三圈問答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的那個和尚)的舍利塔院。林靈素道士的道觀、墳墓至今尚在。

古代溫州有大量的道教洞天福地:
華蓋山、陶山、大若岩、大羅山仙岩三皇井、樂清白溪仙磕山、
再加上以前曾歸屬溫州的台州玉溜山、青嶼山、靈墟、司馬悔山、西仙源、東仙源、蓋竹山、赤城山洞、委羽山洞、青田大鶴天、括蒼山洞。

在其他地方並不顯耀的閭山派大師陳十四娘娘(按照現在的說法,就一個大巫婆……),在溫州北演化為一部溫州鼓詞中的《南遊大傳》,比格薩爾王傳之類的要豐富很多,演唱只在神殿,無數道教禮儀,是周圍幾個鄉幾十村的一個盛大宗教儀式。

當初還有個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的劉伯溫,也是土生土長的溫州人。

所以,說溫州是個仙氣繚繞、妖風陣陣的地方,並不未過。

所有這些,溫州的傳統科舉文化、傳統宗教信仰,裡面真的沒有絲毫商業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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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的傳統里,沒有崇拜商人的習慣。

溫州的各個宗祠,根本沒有商人的地位。

溫州有文天祥的祠,有東甌王廟,有水心先生葉適的紀念館。有劉伯溫的祠堂。但是沒有商人的祠堂。在廣東,你會看到很多與經商掙錢有關的神:財神趙公元帥、關帝廟、招財童子,但是這些在溫州並不流行,反而是文昌閣的地位更高。溫州人幾乎沒有在家裡擺關公和財神的。

瑞安的四賢祠,供的是四個人:卓敬,陳傅良,高則誠,許景衡,弘揚的是學術、廉潔、正直、建功,但是沒商人富豪什麼事。

溫州人知道葉永烈是一個溫州作家,但是不會去惦記葉永烈的父親是一個民國年間擁有四家銀行的金融大亨。

少數溫州人也知道宋恕,但是沒人惦記宋恕家曾擁有幾千畝良田。

溫州人惦記孫詒讓,是因為他是學問家,是辦了很多學堂的教育家,而不是因為他和張騫合夥開上海火輪公司,或者因為他兼任溫州總商會會長——沒錯啊,孫詒讓確實是商會會長。

即使是今天,溫州商人的地位也不是很高。

比如說溫州人很少知道唯品會的幾個創始人都是溫州人。

也很少有人關心與馬雲一起創業的阿里巴巴的第二把手謝世煌是溫州人。

有錢的老闆那麼多,誰惦記你們呢。

在溫州的民間文化里,即使現在,也不是很重商。很多商人指望下一代當個公務員,或者搞學問,而不是經商發大財。

有錢人會讓孩子學才藝,出國留學,卻很少從小教育他如何理財投資。

所以,即使今天,到處是溫州商人的時代,溫州人也沒覺得當個大商人算什麼偉大人物。

所以,溫州真的沒有什麼重商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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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的優勢也是有的。

首先,是溫州獨特的方言結構。溫州的語言,粗分可以分為甌語(溫州話)、閩南話、蠻話和蠻講、以及樂清北部接近台州話的大荊話。此外還有一小部分人說金鄉話(戚繼光軍隊在金鄉衛留下來的,接近吳語,與溫州話無法交流),蒲壯話(戚繼光部隊在蒲壯所留下來的話,與城外的閩南話完全不通,也與溫州話沒法交流)。此外還有不少畲族人,說他們的畲族的畲客話,還有不少畲族人說客家話。極少數人說翁山話。

即使是佔大多數的溫州話,口音也完全不同。溫州話的標準音,以前是以瑞安城區或城區緊挨的陶山為標準,溫州鼓詞、溫州道情,都是以這種口音為標準的。現在也有人把溫州鹿城區溫州城內的話當溫州話標準。雖然溫州城和瑞安城只相距35公里,其實口音差距是很大,有些辭彙完全不同。比如說普通話里「這裡,那裡」,溫州市區說:Lei, Buda。瑞安話說 Hao, Gao。吃飯,溫州市區說Ci Va,瑞安人說Qi wo。 即使是瑞安,也是出了城沒隔幾公里,口音就會變。所以只要是溫州人,一說話就大體可以確定你是哪個縣哪個區甚至哪個鄉鎮的。

口音的區別度高,好處是熟人社會的極度發達。別人一聽你口音,就打聽你的社會關係網,每個溫州人都在一張極其嚴密的關係網裡,這就要求溫州人必須謹慎經營自己在關係網中的人際關係、保持人情往來、樹立良好的口碑和信用。

這種關係使溫州人借錢融資更容易。鄉親合作也更有信用。因為一旦失信,你的整個聲譽就在整個溫州人網中垮掉,再東山再起就很難。因此溫州人在借錢、合作之類的方面,信譽強於其他地區。

所以在沒有政府金融業支持的情況下,溫州民間有無數的古老金融業,呈會,抬會,擔保高利貸,都很普遍,上一代溫州人幾乎人人都呈過幾個會,人人都借過年息10%到36%的民間貸款,稍有點積蓄的也會找各種可靠渠道放高利息的貸款。雖然無數的溫州民間金融家以非法集資之類的罪名坐牢、處死,依然層出不窮。

熟人社會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一個人有一種成功模式,其他人可以拷貝跟進,這樣可以迅速佔據一個垂直領域。比如全國開電器和氣動配件店的,溫州人就很多。當年的商標印刷也,打火機業,紐扣業,以及鞋業,都是典型的例子。一個領域大了,各種配套就齊全。比如鞋業大了,就有各種鞋料市場、鞋機市場、大批的鞋業工人,就有了規模競爭力。而樂清的電器大發展,則帶動了臨縣的黃岩路橋成為一個模具業根據地,模具業的發達又讓樂清的電器更有競爭力。

大多數上一代溫州人受教育程度很低。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的60後70後,大多數讀書到初中畢業,溫州的早期的很多鄉鎮企業家通常只有小學三年級或四年級的學歷。沒辦法,溫州向來沒有機會得到國家政府的好處。

溫州早期的企業家是靠極度節省和勤奮積累的。即使在80年代的溫州城,即使是普通工人,一個人同時打二三份工也很普遍。八十年代的北京城,通常早點店要到8點才開,溫州的早點店都是四點就開的。

溫州從來沒享受過政府給京滬廣深之類城市的這些好處,也沒享受過政府給窮地方的補貼。基本上是一群聽天由命的人。所以溫州人很認命,不埋怨政府。比如94年17號颱風,溫州死亡數千人、房屋倒塌幾十萬間,並沒有人去找政府救助,都是靠自己和親友互助。幾百公里沿海堤壩在那次颱風中幾乎全部摧毀,即使這種本該國家出錢的基礎設施,也沒有麻煩政府,村民們自己籌錢出力,很快就修好了堤壩。

溫州人的熟人社會讓溫州人不容易背叛群體,一旦失去關係網的信任,就沒有機會。這種捆綁式的關係,對於走私之類的活動,非常重要。所以溫州可以靠走私起家,可以讓沿海一些村子幾乎家家戶戶湊錢做走私生意,甚至發生大隊輯私警察被上千村民圍攻捆綁起來扔在海灘上的事。

熟人社會的另一個表現是在對外抱團,比如軍隊打群架。如果某個軍隊發生溫州兵和外地人打架,可能會在短短几個小時就把附近二百公里的溫州兵都聚攏過來打群架——即使並不相識,只要是老鄉,先幫忙再說。

這種老鄉自保關係,也發生在義大利的普拉多。普拉多是一座在經濟上已經被溫州人佔領的城市,一大群溫州小老闆收購瀕臨破產的義大利企業,僱傭非法移民,以每周工作100小時的溫州傳統幹活。但是很多北非穆斯林(溫州人叫他們半黑,以區別於全黑的那些非洲人),習慣於在歐洲搗亂,義大利警察和法國警察同樣無能,面對穆斯林的高犯罪率,溫州人的做法是黑對黑、狠對狠,一方面溫州人和義大利的黑手黨有良好的關係,另一方面溫州人自己組建自衛組織,暴力驅逐、威脅普拉多的一些北非穆斯林,抓到偷盜、搶劫、性騷擾的半黑穆斯林就狠狠揍。遇到鬼鬼祟祟的半黑穆斯林就去盤查。

這樣的組織被義大利定義為黑社會。比如說一個叫白鹿協會的溫州人巡邏隊,就是被義大利警方當黑社會抓捕審查。白鹿協會的意思很明確——溫州又名白鹿城。

義大利警察也經常到普拉多工廠抓捕非法移民工人。溫州人建立互助微信群,一發現警察進村,立即通知大家,因此義大利警察抓到人的機會並不多。

但是與義大利底層工人、義大利警察、穆斯林移民之間的衝突,可能是曠日持久的。有一次發生衝突,幾個溫州人甚至衝到大街上打橫幅,高呼口號:義大利人滾出普拉多!——這個確實有點過分。

溫州獨特的語言文化,獨特的熟人關係網,在對外方面有優勢。比如你在某個城市的電器店買開關電器氣動元件,如果店主是溫州人,你直接跟他說溫州話,二話不說他就會給你底價,不會坑你。因為溫州人坑溫州人,會被排擠出溫州人在各地的合作圈子。

溫州人的抱團精神,也許不符合某些人認為的「現代社會文明」。但是這是管用的。至少,義大利警察無法對付的那些穆斯林流氓,如果沒有溫州人的這種抱團,是會帶來很多麻煩的。

溫州人在義大利的企業,從來不遵守義大利的勞動法,溫州人認為:義大利人又懶又蠢。每周只願意工作35小時的義大利人,面對每周工作一百小時的溫州人,顯然是毫無競爭力的。義大利政府或許可以加強勞動法,或許可以關閉這些血汗工廠,但是一旦關閉血汗工廠,稅收、就業機會,都會大跌,所以也只能睜隻眼閉隻眼。

所有創業的溫州人都很苦。北京人上海人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溫州人是含著黃連出生的。溫州是一個鐵路、機場、大橋、堤壩、大學都要地方民間籌錢的城市。而北京城,卻是為了霧霾可以關閉河北幾千家工廠的特權地方。北京人也不用自己集資辦機場、鐵路、大學、國家圖書館、奧運村、博物館、地鐵,一切都有中央政府包辦。

溫州沒有足夠土地,但是有一些人即使出門在外,還希望在家鄉有房產投資。所以溫州的房價曾經連續五年中國第一。後來溫州房價腰斬,房價排名就成了北上深溫廣。

溫州人愛炒房不是偶然的。當溫州人發現那些公共設施比溫州好幾十倍的大城市房價都比溫州低,自然會覺得這些房子太便宜了,不投資都無法抑制。

所以新一代的溫州人,大部分都離開了溫州。有些上幼兒園就隨父母搬遷到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有些到了小學就去大城市讀書,還有一些讀書到大學畢業或出國留學,回到溫州的並不多。因為溫州畢竟是一個既沒有資源、也沒有任何國家照顧的地方,倒是一直被各種打壓——無論是五十年代的包產到戶,還是八十年代的抓捕八大王、抓捕樂清抬會、整頓非法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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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主所說的「溫州人口平均持有財產也較多「,這話或許是不正確的。因為最富裕的溫州人,早在十幾年以前,甚至二十年以前,就大規模遷居在一線城市。還有些因為生意,留在世界各地。但是留在溫州本地的有錢人,真的不能算很多。

那些遷居在大城市的溫州商人,他們只能說來自溫州的商人。他們的下一代,可能就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上海人,根本連溫州話都不會說。

更糟糕的是,在溫州的小學裡,竟然不許說溫州話。新一代孩子,即使在溫州長大,也不會說溫州話。而溫州大街上,外地人的比例幾乎要高於本地人了。葉永烈說:一回到溫州,路不認識了,問路,那些路人既不懂溫州話,也不知道路。

也許再過一百年,溫州話會徹底消失,包括溫州其他的小眾的金鄉話、蒲壯話、蠻話之類全世界只有幾千人到幾十萬人會說的珍稀語言,都會。

那時候,大概也沒有溫州文化了。那些溫州人的後代,也許有不少還是階級繼承的富商,但是他們已經完全滅有溫州文化。正如今天的溫州人,大多數只能從族譜上找到祖先來自閩南。


當別人問起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都會講兩個例子:
1.90年的時候溫州要建機場,省裡面不允許。最後市裡貌似是善作主張的把機場建好了,逼迫省里批下了航線。(故事是高中的時候聽黨課知道的,時間久了記不清了,有知詳情的可以補充一下)
2.當初溫州地理位置太差,國家不給修鐵路,溫州市民華僑集資修建了金溫鐵路,至今南懷瑾先生的「溫州」兩字還掛在老火車站上。

政策不支持,我們自己來。資金不支持,我們自己來。
我們的先輩如此膽魄,如此硬馬,讓晚輩們每當想起,都不禁擊節叫好。


因為溫州有經商的傳統
從一千年的角度來看,溫州人沒有經商的傳統。
從一百年的角度來看,溫州人沒有經商的傳統。
從五十年的角度來看,溫州太有經商的傳統了!
建國以後,經過三大改造,經過三反五反,最後再來個文革,估計全國各地數的出來的城市,有一個算一個,什麼上海,北京,天津,廣州,都沒有多少私有制的成分,更不要說個人出去經商神馬的,但偏偏溫州就有!不服不行!
我外公是一名人民教師,從60年代開始在鄉村小學任教,文革因被打成右派而失業,從此開始了種da田gong的十年,在他晚年的回憶錄里,記錄了他期間做的一些生意。
1、賣紐扣
平陽的紐扣廠非常出名(後來被永嘉搶了風頭),在計劃經濟年代,為了改善生活,在完成國家任務之餘,廠里多生產了一部分,交給我外公(時任會計)和另外一名職工拿到外地去賣,並爭取聯絡訂單。借著這個機會,我外公游遍了滬寧杭一帶,算是大開眼界,最後在無錫和上海拉到一些訂單,算是完成了任務。
2、賣麥芽糖
有一陣子我外公賣麥芽糖,先去做麥芽糖的那裡以一塊錢13塊糖的價格批發,再步行到隔壁縣以一塊錢11塊糖的價格賣給小賣部,或者以1毛錢一塊糖的價格賣給個人,一天下來大概能賺個幾塊錢。
3、賣海鮮干
我外公批發了一些溫州的海鮮乾貨,跑到福建去賣,結果福建自己也有海鮮啊,賣不掉,於是掉頭跑到福建的山裡賣,結果山裡人不吃海鮮,沒得法,他們只好在當地一戶人家家裡自己做海鮮,結果當地人看著新鮮,多少也買了一些。這筆生意讓我外公虧得很慘。
4、倒賣木料
農村蓋房子要木料當房梁,木料都要從泰順山區里運出來。由於大路有人把守看管,我外公和一些人白天休息,晚上行動,一路走山路把木料運回來,前後總共七天時間,在泰順買木料花去十塊錢,中途在別人家裡睡覺連兩餐飯,一天是一塊五,木料賣了七十塊錢,還算是有賺頭,這算是在自己的國家「走私」了!遺憾的是我外公因體力不支,到家便發燒,看病又花去十五塊錢。
5、外出務工
當時溫州有許多工程隊在外地包工程,主要以修建基礎設施為準,包括公路、水庫、機場、火車站等等,在溫州修建火車站的過程中,我外公也去一個平陽人組成的工程隊里打工,由於文化程度較高,便當了工程隊的出納。後來工程結束了,便又去江西一個地方打工,修公路,這一段是實打實的力氣活,我外公體力支撐不了,便回來了。不久之後文革結束,我外公又重新當了教師。
除了我外公之外,溫州當地還有許多小作坊、小工廠,名義上是公有制,實際上純粹是幾個人搞的合作社,非常容易私有化,包括平陽的水缸、水果刀,都做得非常好,在當時暢銷全國,甚至出口到歐洲國家。
正是憑著在建國後到文革期間這段時間,全國其他地方的商人偃旗息鼓,而溫州反而確立了全民經商並外出各地包工程的傳統,不但積累了人脈、經驗,更積累了原始資本,在改革開放以後才得以迅速成為全民經商的典範。
這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溫州的工程隊,最遲在70年代便在全國各地建工程,積累了豐富的地方人脈、施工經驗、管理經驗,日後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溫州商界一股重要的力量,包括三峽工程、西氣東輸,都有他們的身影。而他們的起點,就是改革開放前,沒有人做,只有溫州人做的歷史機遇,從而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做大做強,可見一個人的命運,既要靠個人的奮鬥,也要看歷史的進程。


從當代人有記憶開始,溫州人就帶著他們專屬的加密方言踏遍了國門內外,成為共和國新時期第一批燙金的樣本。

直到現在,江湖上依然有無數溫州人的傳說。茶餘飯後聊嗨了國家大事,免不了要拉出當年的「溫州炒房團」來吹吹牛逼。電視上循環播放老賴通緝,腦海里不由自主地就迴響起倒閉的江南皮革廠和老闆黃鶴。七嘴八舌中,溫州人的真身已經悄然退出了昔日的鎂光燈中心。

溫州人真的很有錢嗎?溫州老闆都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他們是怎麼做生意的?現在的溫州人哪裡去了?一切的故事,都從一個秋天開始。

那年秋天,宋高宗畫了個圈

電視劇《溫州一家人》里,1981年,周萬順一腳踢翻破臉盆發瘋似的叫著:「窮怕了!窮瘋了!」周萬順沒有誇張,溫州一地,命中注定是窮鬼。

從浙北到浙南,鄉野俗名從「畈」到「垟」,正對應地形走勢,從北往南由肥沃齊整的平原過渡到促狹崎嶇的山間窪地。溫州丘陵海拔倒是不高,但陡峭連綿,幾乎佔據了地區總面積的80%。耕地壓力巨大,山陵又阻礙貨物運輸,溫州作為港口腹地的優勢也大大削弱。

自溫州出現人類痕迹以來,一直都是甌越蠻荒的所在。多山地勢阻隔交通,隔壁的新都大港冉冉升起之際,溫州農民還在田垟里做著小農手工的活計。

  • 溫州古村落 / 視覺中國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秋,宋高宗趙構在金兵的追擊下被迫在溫州沿海漂泊了四個月。高宗倒了血霉,無意間卻給了當地的小農家庭一條新的活路。這個秋天埋下的草蛇灰線,綿亘了整個溫州格局的江湖傳說。

溫州第一個亮相全國的身份,並非未來掃蕩全國的商場群蝗,而是科舉暴發戶。建炎三年後,緊隨宋高宗逃難來的親貴移民,迅速膨脹了溫州的士大夫社會。溫州人紛紛做起科舉求仕的美夢。

當年的溫州舉子有多強?南宋紹興二年(1132)的時候,溫州籍進士人數已經迅速從上次考試的5人飆升至16人。截至咸淳十年(1274),有記錄的47科考試中,溫州籍進士以1096的人數穩居浙江第一。全國僅有幅員人口兩倍於溫州的福州,可堪相比。

  • 南宋溫州科舉統計圖 / 杭州師範大學學報

可惜這場仕林美夢破滅得太快了。劉宰在奏札中說溫州「解額太窄」,即錄取名額少,少到什麼程度呢?「終場八千人,合解四十名,舊額十七名」,發解比例大約是200:1。實際情況更加糟糕,溫州安置大量皇族,咸淳元年(1265)一科42名溫州籍進士有33人都是趙姓宗族。大量沒有家世財力支撐的溫州舉子們不得不另覓生路。

今天我們說溫州是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宗教信仰氛圍最濃的城市,所言不虛。大量宦況寥落的溫州舉子放下書本,選擇從釋。除此以外,更多的溫州人抓住了經商的稻草。

早年受制於人地壓力,有大量溫州農民轉投手工業。從絲織到漆器,從瓷器到印刷,為日後在海上貿易中完成歷史上的第一波逆襲打下了絕好的基礎。

  • 溫州港口 / 視覺中國

偏安南隅的大宋王朝,失去了西北的通商陸路,更多地依賴海外貿易,15%的財政稅收都來自於此。為防止金銀外流,南宋政府又鼓勵以手工品進行交換,濱海條件並不是最理想的溫州也得到正式啟用。家庭手工業優勢與港口設置相配合,使得溫州能與明州、泉州等大港同列亦毫不遜色。溫州客商在此時聲名鵲起,商船乘勝節節連開高麗、日本、交趾、暹羅市場。

這場貿易狂歡讓久居貧困的溫州人嘗到富裕的滋味,從此處處埋下商業的種子。即使明清一紙禁令將沿海全線內遷,溫州人也已不甘重回昔日的窮困。抑商棒槌的空隙中,溫州一地悄悄出現了中國最早的民間合股制,以擴大生產規模。此外,明清海上走私貿易中著名的「歇家牙行」路線里,中轉站點之一就是溫州府。

與受到上天眷顧的隔壁好命鄰居們性格不同,阻山面海的溫州從映入歷史的眼帘開始,就在生存衝動下混進了相異於江南富貴溫柔鄉的草莽氣質。時間推移至八百年後,貧困和饑荒壓頂之下,溫州群氓再次傾巢而出。

逆襲之溫州老闆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很難對溫州人當年的財富積累過程做出二分對錯的論斷。貧困逼迫下搶先登上險灘的群蟻,眼前既沒有路,也沒有路標。除了勇氣和眼力外,溫州人可以說是一無所有。

新中國成立後,甌越蠻荒的時代好像又顯現在這片多災的土地上,母國陣痛下溫州民生危如累卵。當時即使是樂清柳市鎮最好的勞動力,一天從生產大隊也只能掙到0.57元,最差的連4分錢都沒有。八縣農民忙時種田,閑時討飯。

1967年,天公不作美,溫州大旱百餘日,河床都能當路走。不堪的生活水平加上殘酷的自然環境,溫州農民們的神經已經緊繃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

  • 獨自耕種的溫州人 / 視覺中國

全國最激烈的武鬥,發生在早有反叛基礎的武漢和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溫州。亂後城中區連帶建築全部化為灰燼,白晝無米,黃昏無被。

出人意料的是,這種混亂與無監控的狀態提供了絕好的縫隙。作為海防前線的溫州,當年原本就沒分到多少投資的國有經濟,此時再度遭受重創。隱蔽的個體經濟和家庭經濟,以及其他不可明說的勾當,紛紛在此時趁隙蔓延。

新溫州人攥緊了自己的第一個錢筒。

柳市負責人石錦寬抓住商品流通渠道不暢這一計劃經濟的軟肋,「頂風作案」組織了柳市通用電器廠。獨立經營的部門滲透五金配件、原材料、機電等,在供求失衡的空氣里肆意伸張枝葉。到1981年時,營業額最好的10部門負責「八大王」之一的胡金林生意額已達120萬。

在對外開放的機遇下,還有大批溫州人重拾當年的走私老路。溫州走私最狂的時候,幾乎所有漁民的船隻里都有夾層,或者拖在海水裡的密封塑料包。

  • 猖獗的溫州走私 / 視覺中國

即便在厚黑學盛行的今天,當年溫州人的狡黠也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為應對外地企業的討債,泰順的農民全村打配合,在報紙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訃告。這場黑色幽默的詐死遊戲大獲成功,農民們竟然用賒賬訂來的二手機械設備做成了浙南最大的交易市場。

灰色地帶新興的私營經濟打破了經濟秩序,搶佔了有限的國有經濟的資源,屢次突破底線的溫州終於讓國家忍無可忍。然而即使1982年投機倒把分子們被統統送去吃槍子後,紛至沓來的後浪依然是前赴後繼的溫州商人。

從八百年前的北宋蠲紙、漆器,到前十年的五金零件,溫州人一貫善於從小物件上東山再起,他們的下一桶金亦不例外。

溫州用皮鞋在征服全國人民的雙腳的事業上所向披靡,只用了短短几年。

  • 赫赫有名的溫州皮鞋生產線 / 視覺中國

當時的溫州發展出了全國最大的皮鞋市場,全市皮鞋產量幾佔全國一成。明清時期的溫州皮鞋堪為貢品,然而八十年代大小皮鞋作坊質量參差不齊,在低層次的價格血拚、無技術含量的簡單複製中聲名臭不可聞。溫州市長每天來到自己的辦公室,都能看到憤怒的顧客新郵來的一雙雙破爛皮鞋。

1987年8月8日,並不是什麼發財的好日子。杭州武林門廣場,5000多雙從南京、上海、湖北等地查抄的溫州鞋被一把火燒成灰燼。消費者的怨念隨火勢蔓延到了溫州的其他商品上,柳市的劣質低壓電器、蒼南的假商標、永嘉的假廣告和殘次手錶紛紛暴露在鎂光燈下。永嘉一個小鎮,假冒偽劣問題甚至被各路媒體曝光了5000多次。

成為眾矢之的的溫州人低頭藏起籍貫,一部分企業決心洗刷質量之恥,另外還有大批溫州人轉而代理或經營外地商品。溫州走商隱姓埋名走遍世界各地,乘了南方談話後的東風,將積累下來的資本轉化為各地雨後春筍般崛起的溫姓公司及市場的啟動資金。

從北京到西北邊境,從中國內地到歐洲巴黎,一批批的溫州人終於在九十年代後再度捲土重來,千軍萬馬掃蕩全國,席捲全球。

  • 在歐洲的溫州商人們 / 視覺中國

只是曾經的投機倒把以及當年的大火對溫州的打擊之深遠,直到今天,看到溫州二字,我們腦海里依然會關聯起昔日的走私販子和紙皮鞋傳說,好事者可以如數家珍般挖出溫州發家史中的斑斑劣跡。未來溫州人踏出的每一步,都長久伴隨著社會著對溫州式聚斂資本的詰責迴音。

走不出田垟的鄉下人

聽到「溫州」,你腦海里蹦出的第一個關鍵詞是什麼?

溫州最有名的特產莫過於溫州老闆。新世紀的鐘聲來臨之際,攜著千禧年之前攢下的赫赫資本,散落各地自由生長的溫州人也邁入了新的階段。千禧年前的溫州老闆多人是走商,走南闖北打下實業根基。

但我們更加熟悉的溫州老闆,是一支支橫掃全國的溫州炒房團。雖然他們已經缺席了上一輪樓瘋,江湖上依然到處流傳著他們的傳說。

九十年代末全國取消福利房,商品房制度開始推行。溫州人的民間資本首先流向家門口的房地產市場。1998至2001年間,溫州當地房價從2000元/平方米快速飆升到7000元/平方米。投資之熱,甚至到了一城無房可投的地步。

於是更多溫州人攜親帶友,坐著大巴沿滬杭高速一路北上,還大嚼著附贈的麵包。甫一落地,其貌不揚的鄉下人橫掃上海灘。2001年8月,157人的溫州購房團帶著5000多萬元來到上海,3天內將100多套房子收入囊中。2003年2月,上海陸家嘴102套住宅在3天之內再次被溫州人一搶而空,成交額近億元,次日他們又收入了南京路上的57套房子。

2008年至2010年期間,溫州房地產市場資金規模約為1000億元,歷史最高峰有2000億元,開發規模相當於當時江西一個省的總量。在掃蕩近處的滬杭二城後,溫州炒房團向北跨越長江,轉戰青島、濟南、北京、哈爾濱、大連、瀋陽;向西溯長江而上,奔赴南京、武漢、重慶、成都;向南,則連克海濱城市廈門、海口、三亞。

  • 2004年5月15日, 某房地產博覽會開幕,全場滿是溫州口音 / 視覺中國

回想當年溫州艱難發家史中遙望上海灘的一代,我們依然會被小人物的單純理想所震動。當年還是購銷員的前上海溫州商會會長楊介生第一次爬上大上海灘頭,縱覽了林立的高樓和繁華的街市後,躺在閘北區的地下室的他,度過了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

「從來沒有一個城市像上海一樣給我這麼強烈的刺激……我暗暗下了決心:上海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這裡應該可以大有作為。」

比起楊介生預想中的方式,後來好像出了些偏差。

曾經的溫州創業者如今深陷焦慮與不安,選擇房地產傳遞的深層訊息其實是這樣的:膽大包天的草莽一代們現在已經死了。

彷彿一夜之間,所有溫州老闆紛紛放棄故鄉的實業,成群結隊地踏上虛擬資本的新商場。

  • 溫州人不是在買房,就是在看房的路上 / 視覺中國

號稱買房如買菜的溫州人遠沒有你我想像中,或是他們自我陶醉的那麼有錢。相繼被端的樓盤背後是溫州盤根錯雜的民間借貸鏈條。中小企業主導和個人親友聯合的兩種主要合資方式均得此支撐,統統砸向這場鬧熱的全民遊戲。

據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極其活躍,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其中。即使是建立在親情或友情上的民間借貸,年利率也在12%到36%之間。一頭熱的溫州人步伐不穩,打個趔趄就要扎進前頭的深淵。

至於這場資本狂歡的真正效應,誰說溫州炒房團真的撼動了房地產市場?從沒有哪個城市先有投資者,房價才上漲;而是價格看漲,才會有炒房者湧入。

信奉「溫州人在哪裡,財富就在哪裡」的效益,真正炒作「溫州炒房團」的名片的其實是房地產市場狩獵中的開放商、代理商,以及其他利害相關的待機者們。暴得大名的「溫州炒房團」最終只拖垮了溫州人自己。

  • 2012年02月23日,上海,東江灣路上,一位小伙打著「江南皮革廠倒閉」的廣告牌在街頭擺地攤兜售皮夾錢包 / 視覺中國

「浙江溫州!浙江溫州最大皮革廠江南皮革廠倒閉了,王八蛋老闆黃鶴吃喝嫖賭,欠下了3.5個億,帶著他的小姨子跑了!」

江南皮革廠的黃鶴是溫州2011年第一個跑路的企業主。由於無力償還巨額債務,資金鏈條相扣的環環相繼斷裂,90多家企業老闆在這幾年四散奔逃。

這場持續將近十年的投資虛擬資本的狂熱遊戲,已經使溫州錯過了最好的轉型機會。

直到今天,溫州工廠里主要製造的依然是服裝、皮鞋、箱包和打火機,新一代的溫州人接受了高等教育,還沒做好準備接受家裡的小商品工廠。

溫州人來不及伸手挽留停在故鄉上空的晴雲,這座城就空了。攥著熱錢跑遍全國的他們想回家的時候,發現自己的蘭博基尼輪胎上沾滿了故鄉坑窪道路上的泥點。

  • 2013年11月24日,溫州市嶼田工業區一家破產工廠,一位債權人帶著幾名工人,正在拆卸機器用來抵償這家企業拖欠他的債務 / 視覺中國

溫州房價連跌數年,卻依然與北上廣試比高,高物價和敲在骨子裡的攀比習性,統統都是泡沫的後遺症,折騰著早已潰不成軍的溫州人。

時至2016年,溫州市的 GDP 總量終於勉強擠入5字頭,然而隔壁寧波已達8500多億元,更不及杭州11000多億元的半數,人均GDP更是不忍卒讀。現在的溫州,三流之路都未必能走得安穩,不過堪堪坐穩浙江第二梯隊的雞頭而已。

  • 溫州實體店鋪遇冷。2015年10月16日,在浙江省溫州市區人民路,不少家服裝店打出了「徹底投降」、「再見溫州」、「一降到底」等字樣 / 視覺中國

當我們回溯落胎於農耕家庭手工業的溫州格局,他們在嚴酷和陌生的生存環境中,抱團跋山涉水,草莽英雄初創成。然而當田垟之外風暴醞釀,這些溫州人始終更加依賴延續數千年的小農傳統,在內群體中靠複製與跟從尋找轉機。

只要走不出這座自設的田垟,不論還有多少溫州人如同草間雲雀射入高空,最終還是要落回到地上的群氓之中。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原文標題《溫州還有希望嗎》,作者剝皮魚。




溫州市裡某個縣城的小鎮。。就說說我所知道的吧。我父母早期做珠寶的。後面(聽父母說,為了我哥還有我的學業)好像是在08年關了(從我記事起就知道爸媽是做珠寶的,我二叔也是做珠寶的跟我爸學的。現在還開著。聽說年收入有7位數)。接著我爸開始做pvc原材料的售賣。類似於門市部吧。開店前幾年聽說投了很多錢。然後11年被人坑了50萬。。現在還在開著。然後我和我哥想過子承父業。但是我爸媽叫我倆做上班族。。有點跑題了。
就我個人認為。溫州人賺錢這事不僅僅是抱團。還有理財方面也有。我家都有買銀行的理財。還有就是敢於創業吧。敢在一個自己所未知的領域去經營。敢打敢拼。但是也有創業失敗的例子。前面的知友也提到過。。。

第一次更新,2016.1.18
我爸被騙的那事,就是家裡倉庫出貨,然後對方簽收人不是老闆,而是負責再加工的師傅(聽我爸說我們那地方基本上都是再加工師傅簽收的)。到了年底結賬的時候,對方老闆翻臉不認賬了。然後找再加工師傅也予以否認。(全部的貨款大概有7位數吧)然後只給了一半。至於為什麼讓對方欠這麼多。我爸和對方老闆喝酒的時候打包票。隨便拿貨。錢都可以先欠著。對方拿的量也大。(我爸屬於逢酒必喝,逢喝必多)
酒害人。
酒害人。
酒害人。
接著就是打官司咯。律師換了三個。好像還有20-30萬沒還吧。我也跟著出庭過兩次。官司前前後後一直打了3-4年(應該有的,具體多久我也忘了)這次的律師和對方律師是同學,但是我方律師被碾壓。
然後家裡現在把這事就丟那了。就是一直耗著時間。這半年我在外地上班。沒回過家。現在情況如何也不甚了解。。

四月九號加更,前段時間想著更新的。後來因為房子裝修的事又忘了。先說說之前打官司的事吧。半個月前吧,法官進行了最後一次筆錄談話。臨走之前法官說這個官司可能就這樣了。一審判決好像是對方賠付36.8萬。應該就是維持原判了。被坑了18萬。聽我爸說的具體數額。現在家裡資金又開始回收開始了今年的投資理財。原本我三月份要創業的。但是因為我媽在三月中旬被確診重度抑鬱症和焦慮症。創業的事又被放下了。現在是每半個月要陪我媽去新一醫去看一次醫生。而且我媽極度的不自信。治療周期估計要很長。有點跑題了。
我家原來的一個供貨商今年不做這一行了。。然後還有個供貨商在供貨。但是我們家量很大。導致每次都比較晚到。煩還是挺煩的。今天去溫州市區玩了。雨太大了。回來的時候開車有點累。
先到這裡吧。


第二次更新2016.09.01

這兩天突然轉冷了。買秋褲的人也多了。對了,我開始做印刷包裝了,然後是家裡從事原材料售賣所以有點價格優勢。在阿里上做的。剛剛起步。然後我哥的一個初中同學跟我認識有六七年了。然後一直在做電商這一塊。現在到他那上班。學習電商的運營模式(不同行業)。不是很忙。和他聊天中得知。現在做電商的都是年輕人。如果是想著賺點零花錢電商這一塊還是很輕鬆的。但想要作為主業就會很累很累。(考慮經濟結構)。
有時候還挺羨慕上班族的。相對來說比較安逸。
我在跟我自己客戶溝通的時候。覺得談戀愛也不過如此吧。但是我還是會持之以恆的。
店是守出來的

第三次2016.10.22
執行局的速度真的慢,我爸那個還沒執行下來,然後自己接了幾個私活,生活嘛平平無奇,不過賺錢是真的會累的,以前都12點過後才睡的,現在到10.30就有點撐不下去了。等有故事了再說吧

以上


第一次正經答題。手機碼字。排版見諒。我爸創業和轉業中間有很多故事。有笑有淚。贊多的話再補充。


(看到下面評論中的提醒,我重新補充了一下,歡迎提意見)

我是浙江人,以我對溫州的了解,覺得下面兩個條件對溫州人經商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從地理條件上看,溫州本身不太適合農耕,導致長期以來相對窮困(注意,又不是很窮)
第二,從歷史條件上看,溫州在改革開放前已經積累下了豐厚的海外人脈資源
第三,從文化條件上看,溫州的宗族文化氛圍濃厚,家族內部乃至家族間互相提攜
第四,從經濟條件上看,溫州因為之前缺乏積累,正好規避了富二代情節和全民國企化的弊病

因為窮,溫州人想要發財,非常想。但本身土地不適合農耕,經商成為唯一選擇。但是,你要說窮,要說山區,溫州在全國範圍內是完全排不上號的。你去看看,那些黃土高原的山溝溝里,那些雲貴高原的山溝溝里,那是真窮,溫州要比他們好多了。溫州的窮,是在浙江本省範圍內的窮(浙江的中部、南部山區,在農耕時代,要比浙北蘇南平原窮很多)。我覺得人如果窮過了極限,是會呆掉的,會窮的沒有想法,窮的沒有任何尊嚴,比如黃土高原山溝窯洞里的那些。但溫州人的窮,還好,是一個比較適合崛起的度,就是渴望物質,但還沒有失去希望。他們尚有一定的基礎去尋找改變。

而海外的人脈資源也是比較重要的。因為這個積累,帶來的最重要的是信息,其次是資金,我覺得信息更重要。因為沿海,遷徙海外的親戚多,因此一直有信息傳來,知道外面是怎麼回事,產生嚮往,因此就敢闖敢做。你試想一下,一個黃土高原的山區,雖然窮,但他們卻不知道怎麼辦,因為不知道外面是什麼,不知道外面的人的生活是怎麼樣的,產生不了嚮往和動力,最終陷入一種從外界看來近乎懶惰的自閉生活中,一輩子可能就沒出過這個山溝。溫州人不一樣,因為對外界的嚮往,他們不但跨出了溫州,而且走遍世界。

宗族文化的濃厚,使得溫州人的經商產生了後來的裂變式反應。無論是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還是在外地的任何一個城市,溫州人總是如螞蟻搬出現。主要出現一個,很快會出現第二個,第三個,乃至第一百個。他們互相之間的信任和團結,對這種集團式經商提供了可能的基礎。浙南和福建一帶的宗族文化,是國內最濃厚的之一,這個和其山區的地域環境有關係。因為地域封閉,宗族的聯繫更緊密。

最後,說到富二代情節和國企化的弊病問題。我本身是浙江北部人,我的家鄉是魚米之鄉,絲綢之府,富甲幾百年了,是農耕時代全國最富的地方之一,曾經存在大量工業企業,尤其是絲綢紡織等輕工業。我小時候,接觸更多的是藏書、畫畫、寫詩,而不是經商。後來我才明白,這是地域上的富二代情節,因為條件好,大家對於外出經商,失去了銳氣。其實江蘇的蘇州,也一樣存在這樣求安穩的文化。也正是因為積累好,輕工業發達,蘇南浙北富裕之地另外同時產生了國企化的問題,1949年,這些私營企業被直接剝奪,變成了國企,以前的老闆,以前的工人,全部變成了國企員工,鐵飯碗。這麼一來,大家更加失去了進取心,整個經商的環境被打斷了,再也沒有恢復。改革開放後,蘇南以蘇州為代表的政府搞起了招商引資,變成了國企加外企的發展模式,但老百姓的經商並沒有起來,而浙北一帶則既沒有民營經濟,又沒有蘇州模式,所以在90年代後期開始,我們的人均收入已經落後於溫州了,老闆的數量更少的多。其實國內還有一波富二代和國企化的代表,大部分人想不到,那就是東北。東北因為日佔時期留下的非常好的重工業基礎,導致後來全民國企化,民眾完全喪失了市場化的意思,抱著鐵飯碗,以依附權力為價值觀,經濟衰退大家都看到了。當然,江南的文化基礎還是要比東北強很多,畢竟積累了幾百年了。而溫州正好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不存在大的私營企業被國營化,一直是零散的存在,鐵飯碗意識不濃,市場化意識仍然留存。當1978這個大風口到來的時候,溫州人飛了起來。

我也在想,溫州,終有一天也會成為富二代文化的代表,溫州人也會從激進,轉向保守,開始研究文怡和生活,當然也有可能被國企化(這得多可怕,那就是左到了二次文革了,但真的不是不可能)。而這時候一定會有新的商人群體崛起,這就是人類歷史的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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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下評論,發現有黃土高原的同學過來罵我
這也太敏感了吧?仔細看清楚文字,我說的是「黃土高原的山溝,住窯洞」,又不是說整個黃土高原,你激動什麼?黃土高原的山溝,道路不通,土地缺水,難道不窮?
有人拿出煤老闆的例子,你們估計自己都沒見過幾個煤老闆吧,大的煤老闆有幾個是山溝里的?而挖煤是挖自己這塊的地,和經商有什麼關係。再進一步,出了一批煤老闆,山溝里變富了嗎?
當然,黃土高原在一兩千年前農耕條件是非常好的,在當時世界屬於富裕地區。後來就變得越來越差了;這就是我說的歷史的變換。溫州也不能避免


溫州土著一名,簡單的談談溫州及溫州人,如有不對之處,還請包涵。

1.溫州三面環山,一面靠海,人多地少,不走出去僅靠那一畝三分地怎能養活一家老小。
2.改革開放後,經濟迅速發展,走出去的溫州人站在這麼大的風口,飛起來了。
3.飛起來的帶著親戚朋友街坊鄰居一起飛,一不小心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產業鏈。
4.媒體需要吸引眼球,溫州被放大了。連擺地攤的都知道「浙江溫州浙江溫州最大皮革廠江南皮革廠倒閉了...」。
5.溫州人吹牛很厲害,一萬也能吹成百萬,認真你就輸了。
6.早期發展的不錯,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或者說是10年之後)房產泡沫、實業不振、債務危機等困境讓溫州這座城市不好受。
7.早期溫州人素質相對不高(正在慢慢往好的方向轉變),城市規劃建設太差(真的很差勁),攀比心理嚴重(主要是我太窮,比不起)等等問題還是蠻多的。

對溫州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走一趟,楠溪江、雁盪山(風景區,自行百度)歡迎你們!~


作為溫州人,其實最想澄清的是兩個普遍看法:
一,溫州人精明能幹,所以會賺錢。
二,溫州人窮怕了,所以必須賺錢。
橫向對比: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說到經商,如晉商,徽商可以說是近世的佼佼者,浙北蘇南地區更是經商氛圍濃厚,論商業傳統,商業氛圍,溫州其實很難排上號。而且溫州人的祖輩要麼是讀書世家的城裡人和鄉間的地主士紳,要麼是農民漁民和小販,跟真正的經商傳統幾乎有著天壤之別。因此溫州人的所謂精明能幹也只限於自身追求,而不是文化傳統。
說環境惡劣,溫州雖然不是富甲天下的豐腴之地,但也絕不是窮山惡水,就飲食而言,除了主食(水稻可以三熟)以外,海貨,山貨齊全,品種豐富多樣,即使是自給自足的情況下(根據我家祖輩對民國時期生活的記敘),能量和蛋白質的攝入量也絲毫不差。
所以,就橫向對比的結果而言,溫州人沒有長期的經商傳統,也無相對比較濃厚的經商氛圍,而且也不是一窮二白,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縱向對比:
從東甌國到晉時建城,溫州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而溫州人以經商聞名卻是最近三十年的事。歷史上的溫州是海上貿易的節點但不是核心,溫州的經濟算不上富裕但也很少有嚴重的災荒,加上井然有序的宗族組織,溫州歷史上極少出現暴民和流寇。
因此,從古至今溫州人並不是非經商不可,也不是天生的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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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可以發現,溫州人經商其實是有點類似於清教徒和猶太人的行為,溫州人向來把勤儉作為第一美德,永嘉學派留下的「耕讀」傳統跟是深植溫州人精神世界之中。上世紀剛剛解凍的那幾年裡,外出的溫州人驚奇地發現,在中國很多地方溫州人所秉持地勤勞美德是獨一無二的,於是他們用其他地方人難以理解的勤奮工作積累財富,而他們的同鄉打聽到了類似消息後也紛紛走出家門,彷彿是當年奔向新大陸的新教徒一般帶著對財富的渴望和自身的美德到外地外國打拚。
這些人追求財富,也追求功德,溫州人在故鄉自發修建的教堂和廟宇無論規模還是數量都冠絕中華,說溫州人沒文化,但溫州人對功德美德的追求遠勝於一些所謂的書香門第。我走在溫州的鄉間這一感覺尤為明顯,在外打拚者回鄉修涼亭,修學校,修路等等幾乎全部出於自願,這是其他地方的生意人很少會去做的事情。


世人慾定溫州人的性,何患無厥詞。溫州人卻說,去你的民營奇蹟,去你的跑路潮。

人們都覺得溫州人善於經商,而在下列2017溫州故事里,有人創業半生,歸來油膩成了滴滴司機,有人深藏功與名,依舊是地產大亨;有人「壕無佛性」,九六年生,靠自己賺來一車一房,有人往北漂,在城市賣唱。溫州民間圖景有千萬種,只是風波過後,生活還在繼續,要麼續寫,要麼翻個面兒。


一、 詹老闆說,賺錢的辦法都寫在刑法上了,說了你也不能寫

剛剛投資的交友網站會不會好,詹老闆是不知道,但眼前這個漏水的全自動實木茶桌肯定是不會好了。

我在杭州見到詹老闆時,他正坐在自家連鎖酒店的雙層複式辦公室里,左手沏著功夫茶,右手擺弄著一隻義烏產的俄羅斯指甲刀。「你可能不太了解,義烏批發市場也是溫州人搞的。」

詹老闆(左)和另外一位商會成員

經歷了借貸風波和房地產泡沫以後,很多溫州老闆選擇跑路,而平穩過渡的那部分人,則天天在找項目,詹老闆是其中一個。

「以前做生意,前一天還在想,第二天機器就嘩嘩轉起來了。現在是錢賺錢,哪個買賣好做,就去融資。」

今年年初,他回到杭州,摩拳擦掌準備投資一個互聯網線下凈菜配送項目:「線上下單,公司會將果蔬洗得乾乾淨淨,送到你家。」他覺得項目靠譜,就找來溫州商會有意向的同鄉一起去考察。

最近,他又起意給幾個年輕人搭建的婚姻交友網站投錢。「男男女女,拉到一塊薄薄的屏幕前談心,挺好。」

小商品批發市場是很多溫州老闆的起點。

我讓老詹聊聊自己的發家史,他起初是拒絕的:「以前所有賺錢的辦法都寫在刑法上了,說了你也不能寫。」兩口蘇煙下肚,他又忍不住打開了話匣子。

1978年冬日的一個凌晨,他同幾個弟兄,從桐鄉一些國企流出來的殘次品中買來一批紐扣,粗略加工後,抬在橋頭鎮試賣,一支煙的功夫,價值400元的紐扣就銷售一空。嘗到甜頭之後,老詹又開始倒賣鑰匙鏈和手錶,一路向北,賣到東北和內蒙。

商品遠銷各地,靠的是夕發朝至的國內長途客運班線。

在此之前,他還在生產隊,一天拿著兩三毛的收入。看著表叔從丹麥回來,帶著一個密碼箱,「那麼厚,那麼長,裡面全是錢。」他邊說邊在空氣中比劃著。「表叔說,他在國外一個月能掙一萬塊,理個髮都要50。」

再後來,他從溫州碼頭把工藝品遠銷東北,回來的時候,也帶了一個密碼箱。

「計劃經濟時代,做買賣是要夜裡偷偷出去的。人家就說,我箱子里的一萬多塊錢是偷來的。」

1998年,老家的牆上依稀可見 「要鬥私批修」的標語。

80年代,有句流行話叫「工資33,抽煙抽牡丹」。彼時公務員的工資也就夠抽個牡丹,而詹老闆在內蒙承包的百貨櫃檯,員工的工資已經達到90塊錢一個月。

1983年,工商局去查他在橋頭的門店,只准他經營一家,說第二家就是剝削。「工商局十個人追我們一百多號人,我們轉眼閃進竹林里,他們就追不著了,只聽人在後頭罵,『你們這些土八路,不會造表』,現在我在廣東有好幾家造表的企業,都挺好的。」

賺到第一桶金的溫州商人

他認為,那時的生意無關致富,只為生存。但他不同意溫州人會做生意是因為窮。「當時全國都窮,很多山東人跑到東北撿糧吃,四川的小姑娘遠走新疆,傻瓜老頭隨便嫁。只有溫州人選擇做生意,因為他們最先有市場的觀念。」

而在房產投資還是一片綠洲的時候,老詹卻無涉足之意,而是另闢蹊徑,投資商業地產。2011年前後,「招風大樹」先後倒下,而老詹得以平穩渡過。

他覺得,一路走來,生意給了他兩個億,「回憶」和「失憶」。「過去已經是歷史了,說不清的事就把它忘了。」

溫州歷史印記,五馬街一角

這幾年,實體經濟處於困頓之中,連義烏都在搞網上訂購。在老詹看來,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已經消失,「工人都跑出來自己開廠子了」,但買賣還在溫州人手裡,只不過換了種形式,在互聯網上進行。

「年輕人都覺得,溫州的老闆越來越少啦,溫州的形勢也不好啦。但是,你去上海人最引以為豪的南京路看看,數以百計的店鋪和櫃檯背後,真正的主人,其實還是溫州人。」

二、炒房最厲害的時候,父親用一根手臂換來了她去美國讀書的機會

當第一批九零後仍在「佛性繚繞」之際,九六年生的厲大佬已經憑著自己在杭州掙出了一車一房。

她將車子停在小區的洗車房裡,「LIII(厲的諧音)」的車牌號碼立刻引來了洗車小哥的注意。「車牌是我媽送的,比我車子還貴一點。」

她說自己其實不太了解溫州的樓市,又問我:「現在北京的房價多少錢啊?」

我說,大概十萬一平米吧。

她說,那也不算貴呀。說完轉身去了取車,留下我在路邊努力消化著她的反應。

厲大佬其實是個九五後溫州姑娘

從美國的高中畢業後,厲大佬決定回國,但並沒有上大學的打算。從機場回家的路上,媽媽忍不住問了她兩遍:「你之後有什麼打算嗎?」「我真沒什麼具體的打算。」回答中夾雜了時差帶來的倦意和窗外建築工人拆鋼鐵的聲音。

厲大佬和女友

炒房最厲害的時候,父親曾用一根手臂換來了她去美國讀書的機會。

「我爸和別人打架,爭一套房,弄不過,就斷了一隻手。」她不知道爸爸在醫院裡都經歷了什麼,只是覺得,可以不用在這邊上學了。

在國外修讀藝術期間,她什麼兼職都干過,先是在星巴克端盤子,後來又到蘋果店做銷售,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從LV錢包里掏出的百元大鈔可不如自己掙的10美分酷。」

厲大佬在杭州三墩的公寓,左邊是一個半月以來的賬單,右邊是「每周末拖地」的自我敦促。

回國以後,她在杭州的三墩住下。沒有固定的工作,但同時做著好幾份兼職:給認識的朋友當模特,給廣告公司做文案、拍視頻。「哪個能賺到錢,就做哪個。」

在她的微信小號里,厲大佬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微商代理。她覺得做微商自由,打交道的都是陌生人,簡單,直接,純粹得像鴿子一樣。

厲大佬的畫作:人在世上,有的是難過的時刻,但還是會笑著往前。

但她對「做生意」不感冒,儘管很多同學都回去繼承家業了。而溫州對她來說,只是一個每年回去三兩趟的地方。她更喜歡在三墩,和女朋友一起畫畫。說到這裡,她突然正經起來。

「當你覺得一幅畫畫得不好的時候,不要修改,燒掉它,重新畫,直到畫出你想要的感覺為止。」

三、李老闆覺得,以前的「馬爸爸」是五馬街,現在的「馬爸爸」是馬雲

一輛摩托車正從幾家大白天也關著的店門前悠然騎過。站在門口四處張望的,是「中危纏身」的李老闆。他的箱包店開在街口的黃金拐角處。五馬街還沒有改造的時候,它就在這裡了。

近年,溫州的其他區縣有了許多綜合體和購物中心,而曾經作為民營經濟繁榮標誌的五馬街則日益蕭條。

眨眼八年過去,已經沒人再把五馬街當作鹿城的商業中心。一百精品商店、金三益、五馬奔騰銅雕,以及走幾步就能遇到一家的森馬和奧康,都不同程度地被削價、促銷和急招的小廣告掩蓋。

兩街之隔的環城東路上,景緻也大抵如此。但經營這家箱包店的李氏夫婦依舊雷打不動地重複著開鋪收鋪的動作。

五馬街二層商鋪的樓道,招工和促銷廣告並行。

這裡的打烊時間取決於客人。往年的國慶假期,環城東路上擠滿了從外地來買包的客人,即便遇上打雷颳風天,也得等到八、九點人氣散盡才關門。現在六點半就能準時收工。

李老闆在門帘上貼上「店面到期,全場削價」的告示,因這邊的商鋪明年就要搬拆。

沒什麼客人的時候,時間慢得可以看見溜走的腳步。李老闆和我有一搭沒一搭地吹牛皮,筆記本里還放著湖南台的肥皂劇。

「以前的馬爸爸是隔壁的五馬街,現在的馬爸爸是馬雲。」他做了一個簡單的對比:以前外地人組團來買包,從來不還價。今天兩個多鐘頭來了三個客人,問完價格,也都沒還價,只是低頭打開了淘寶。

整整100平方米的店面,今年年租降至19萬。

日子不倒行。8年間,客量和發量保持著一樣的遞減速度,鋪租也緊跟步調,每年降1萬。期間,李老闆也試過做淘寶,只是砸進去了錢卻連個水花都沒濺起來:「感覺淘寶割韭菜的能力比A股還強。」

他開始懷疑,記憶中每天兩萬多的營業額是否只是一個幻覺。

李老闆和一名低著頭打開淘寶比價的客人。

時針指向六點半,在把最後一個行李箱搬進店之前,李老闆站在門口四處打望,期待著轉角處會出現幾個客人。

六點半準時打烊

「有一次,我老婆在遊戲里跟別人說自己是溫州人,那邊的人說,哇你真有錢。我就笑了。」邊說,他邊發出了一個離他足夠近才能聽到的笑聲,然後關上了閘門。

四、搞過配鏡,做過閥門,開過網吧,辦過鞋廠,現在,陸老闆也是一名快車司機

除了颱風天,每晚八點左右,老陸的黑色小轎車會準時出現在夜色中。

初時,坐老陸的車很無趣,他只是悶頭開車,後來聽說我從北京來,他開始和我聊互聯網經濟。我問:「哥,現在有什麼賺錢的路子沒?」車座狹小,他突出的肚腩幾乎貼到了方向盤上:「聽說現在炒幣炒到三萬啊,不知道還有沒有得玩吶。」

在老陸的車上

細問才知道,老陸其實只有三十來歲,是個土生土長的溫州老闆。自家的廠子打不開銷路,網約車剛誕生的時候,他就把酒戒掉,裝了個司機端APP,出來跑車。

路過甌越大橋的時候,他指了指右手邊說:「昨天上來一個客人,說整個城市的房價都是你們溫州人炒的。」順著他的指向看去,是一片密集的樓盤。「這房子太密了吧。」「嗯,幾乎每個看到的人都這麼說。」

甌江邊上的望江碼頭,賦閑的老人喜歡在這裡進行飯後娛樂。

老陸22歲那年,溫州發展得不錯,「以前這一片全是田」,他指著車窗的手又重新回到方向盤上:「於是我就回來了。」那時,溫州炒房團風雲初起,而老陸還是那個身無分無的「小陸」,起初學做閥門生意,後來又在人民路邊上盤了個門面,和朋友合夥開網吧。

不久之後,全國的樓市都被溫州人把持著。「那時房地產公司請來很多群眾演員,40多歲的大媽成群結隊地從網吧門前經過,奔著新樓盤去,假裝要買房。」據說連杭州的樓盤開盤,也要從溫州借演員過去,工資一天100多,包午飯。

人民路附近,很多商鋪「半年不開張」是常有之事,但沒有「開張吃三年」的下句。

幾番江湖風雨過後,老陸和朋友鬧掰了,大家各嗑了一瓶網吧賣剩的飲料,拿了分成就從此江湖路遠。之後,網吧的店面變成了一家電器維修店。

而老陸之後的人生便和溫州出了名的「造鞋」產業聯繫在一起。轉投閥門生意的表哥把中底廠交給了他。十幾個工人,清一色操著江西口音。

老闆手裡拿著的就是中底。

也就在這時,他認識了阿明。阿明十四歲從江西老家出來闖蕩,從杭州流轉到溫州之後,進了老陸的車間。在老陸眼裡,這個年輕人「渾身都透著一股賺生活的勁兒」。

在溫州討生活的江西工人很多,從而帶旺了江西餐飲店。

「甌北就在左手邊,過了甌江就是雙嶼鞋都。」刻著「中國鞋都」的高大門面裡頭,是無數國產鞋服製造業的巨擘,招牌看上去都很眼熟:奧康,康奈,紅蜻蜓。「世界上每十雙皮鞋,就有一雙是這裡出產的。」生產出來的鞋服源源不斷地向實體店、網商供應,車線機晃蕩兩下,巴黎的貨架上就多出三雙皮鞋。

鞋都內部,是一片龐雜的廠區、社區混合體,近年工人難找,很多企業都不會主動辭退工人。

「他們的供貨都被自家的親戚壟斷了。我這個小打小鬧,供貨來來去去就那麼幾個廠子。」老陸尤其羨慕那些從楓林鎮出來的朋友:「他們整個鎮子有一半的人都在開超市,開到北京,開到內蒙。」那是一個他觸不到的「日不落產業」。

下班時間,某鞋廠門口閑聊的人。

在老陸的店裡沒呆多久,阿明就跳到了一家更大的廠子,廠里工資分三級:「打打醬油的、稍微認真的和上班上心的」,阿明自然是後者,底薪5900。

廠區內有眾多快餐店

後來我在雙嶼一個車間見到了阿明,彼時,他已經是一名熟練車工。在他看來,現在的一切都是不可思議的:每天上班,廠子的老闆娘都會帶著管理層列隊站在門口給工人鞠躬。開會培訓時,老闆娘會客氣地說「你們太辛苦了」。工友說,食堂里用的油,都是老闆娘親自買的。有工人生病了,老闆娘直接開車帶他去上海看病。

鞋都的社區內商鋪林立,異常熱鬧。這裡有很多老人小孩,都是隨工人而來的。

「老闆娘以前也很會罵人,但後來一直在學弟子規,還要求管理層也一起學。」阿明說自己很喜歡現在的老闆娘,但已經作好了再干幾個月就辭職回上饒的打算,他準備用這幾年的積蓄開一家店。阿明說:「人,總是要回家的嘛。」

大廠的熟練車工月薪在5000元上下,另外根據做的量有額外提成,很多工人會把白天完不成的量帶回家繼續做。

在開往鞋都的路上,又上來一個在本地做眼鏡外貿的乘客。老陸用溫州話和他聊了起來,大意是:「很巧,我以前也在偃師搞過驗光配鏡。」

他覺得,溫州就像一座島,不大,但有錢的只是少數人。

五、溫州干這個的就我一個,找不到第二個了

窗外是天然冰箱。在明珠苑西路一家烤羊排店裡,我見到了正在唱《那些花兒》的陳姐。店內食客稀疏,質地粗糲的聲線並沒有引來太多的注意。

「溫州干這個的就我一個,找不到第二個了。」

旺季的時候,陳姐一般在傍晚六點梳洗出門,唱到凌晨五點收工,到了淡季凌晨一、兩點就能回家。

陳姐口中的「這個」,說的是賣唱。從北京地鐵還是兩元通票的時代,她就開始巡城賣唱。

在人流最旺的地鐵線上流轉,在林立的餐飲店前徘徊,幾年下來,她總結出最精闢的北京賣唱業態:一首歌30元,簋街抽成30%,其他地方抽成20%。夏天的點歌率高,冬天的少。吃燒烤的點歌率高,吃火鍋的少。

關於最後一點,她是這麼解釋的:「因為吃火鍋吃飽了就不會點酒喝,不會點酒喝就不會嗨,不嗨就不會點歌。」

每天晚上,待國貿大樓的白領散去,陳姐就騎著電動三輪車,載著音響、吉他和備用電瓶,從北沙灘月租4500的小公寓出發,一路向東,繞到百子灣短暫逗留,再順著東四環折回望京。

我還發現,她的三輪車是浙江牌照的。「浙C,溫州市的。」

除了手寫的「牌照」,車身上還密密麻麻寫滿了字,包括「老公入獄,家裡有三個娃」的賣唱緣由、「本車主是女的,看到男人開請報警」的告示,以及「打起溫州精神」的字句。

陳姐的電動三輪車

16歲那年,在海南做買賣的表哥覺得帶女孩子出去好談生意,就讓她跟著去了三亞,那是她第一次離開溫州。

那些年,14萬溫州農民購銷員在全國各地活動,人稱十萬大軍闖南北。陳姐成了其中一個。二人帶著老家所有的樣品,挨個到三亞的學校和公路局裡推銷:校徽,獎狀,枱曆,畢業證書,就連密碼箱的樣品也照樣帶出去。

第一桶金,從印獎狀開始。

遇到欠錢不還的,表哥就讓她去催款。不捨得在旅遊山莊吃飯,她就餓著肚子等欠賬的張總開完會。山裡的天黑得早,張總不忍心,給她拿了張支票。那是她第一次看到支票,「當時我覺得他在忽悠我,這玩意能換錢嗎?」

90年代,坐飛機去談生意的陳姐。「那時候見客戶都穿套裝。」她也試過兩隻手帶八個戒指、穿四千多的皮衣,屁兜上再掛個BB機「裝土豪」。

90年代,她在三亞開發廊、承包中巴車拉運輸,從天涯海角到大東海,一天能拉500塊。1994年海南經濟衰落,她回到溫州,著手搗鼓香港回歸紀念幣,攏共18塊8的香港硬幣用硫酸洗得鋥亮,一套能賣三百塊。在深圳東門文化宮賣出最後一套紀念幣時,她又暗自思忖:「接下來可以做澳門的了。」

生活似乎不起一絲波瀾。一家幾口搬到北京,卻沒料想到,在小兒子出生後的第三年,老公因商業罪入了獄。

日曆上記錄著丈夫的出獄時間。

丈夫在裡頭需要錢打點,三個孩子需要吃飯上學,陳姐知道這是難事,尤其在北京,但必須迎難而上。和無數「假乞假殘」混在同一個江湖,時常招來懷疑的眼光。在百子灣地鐵站,有乘客指著她說:「假的,這年頭太多了。」那一刻,她越發覺得對不住後背簍里跟著吃苦的小兒子。

但見了面就鼓勵她的人更多。有人說:「我也進去過,一周不到,女朋友就跟人跑了,沒你這麼執著的。」也有人喝高了,不由分說給她轉了500,但不用她唱歌。

陳姐見過很多醉酒的客人,搶過麥克風就開始吼軍歌,而她更喜歡唱流行曲。《成都》和《我們不一樣》都是今年的新增曲目,RB唱腔的《告白氣球》卻怎麼也學不會。

每年年三十回老家,哥哥都勸她,不管怎樣,溫州出來的都是小老闆,「你這是在乞討。」

「回來擺個小地攤吧,總比現在強啊。」

位於北沙灘的公寓,牆上密密麻麻寫著丈夫入獄以來的還款記錄。

而她覺得,淚誰都流過,但只有敢在冬夜的零點開著三輪車上路的人,才是能走下去的。

出發去往下一處

窗外,北京已是隆冬,今年的霾卻未起。

陳姐接到一個電話,是監獄裡打來的,老公說,如果能減刑兩個月,今年就可以一起過年了。

那天晚上,她照常出門跑場子。太陽宮有家新店開張,陳姐喝了四杯酒。酒意漸濃,一股熱流從胸腔升起,即將過完的二零一七,似乎也不那麼冷。


*部分資料由公眾號牛三村授權提供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攝影 / 李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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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均gdp浙江地級市裡面倒數第一
很震驚吧?其實在中國這種重農抑商的環境下,善於經商多半意味著那個地方很窮,出來做生意只不過是沒辦法的辦法。潮汕人多經商也是因為這個


colin lee
對答主包括我自己之前的回答稍作補充,溫州模式與其說是溫州一地的發明不如說是整個浙南地區的傳統特徵在現代商業社會下的體現。
浙南有記載的現代私營小加工作坊最早出現在台州,但這些東西絕不是窩匪改革的功勞,我所知道的溫州,台州,義烏都有私營小作坊的傳統。浙南小作坊的商業傳統在世界範圍內可能還達不到兩千多年前地中海周邊希臘城邦,腓尼基,羅馬的水平但在遠東大陸已屬難得。

在個體經商剛剛被解禁的幾年內,浙南模式迅速席捲單調,秩序崩潰而且缺乏創新的遠東大陸。正如答主所言,乃是秩序輸出的結果。秩序像自然界的氣壓一樣,由秩序高地流向秩序窪地。清末民初受到西方刺激而萌生的商業秩序在20世紀中葉被人為地收割而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壞,在上世紀80年代初整個遠東大陸就是一片商業秩序的窪地。因此,在擰開隔絕商業的氣閥之後,浙南的秩序開始流向整個秩序窪地。試想假如晉商還在,新疆的棉花,山西的煤礦,內陸邊境的貿易根本輪不到東南沿海語言不同的浙南人來染指。如果徽商還在,小商品的製造和貿易不會被設置到丘陵環繞的浙南地區。更進一步,如果寧波商幫依舊留在上海,出口加工的份額恐怕也沒有那麼快轉手浙南。舊秩序毀滅後留下的真空被新秩序所填充,這一現象千年來一直在遠東大陸上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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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很擅長賺錢,溫州人經商很厲害是中文世界裡的普遍看法,在不少地攤文學裡甚至能見到將溫州比擬為猶太人的說法。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如何對溫州的經濟現象進行合理解釋便成為擺在許多人面前的老大難題,一個原本聲名不顯低調做人的民族異軍突起,今日雖然有所沒落,卻依舊被烏有之鄉視為共產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核心——雖然上海或者香港更加理所當然,儘管在不少溫州人看來,溫州其實被嚴重高估了,外界相當多的對溫州的認知都屬於誇大不經之辭,但也由此可見一斑溫州在華語世界的些許影響力。


然而如此聲名遠播的經濟現象其由來卻素無定論,許多解釋隔靴搔癢,失之於理所當然,經不起嚴謹的推敲。市面上最常見的解釋往往歸功於溫州人的品質,誇讚我們勤奮堅韌,能吃苦敢冒險,但是勤勞等等特質與其說為溫州人獨有,勿寧是中國人的普遍特質,溫州人可能表現地比較明顯,但未必比其他地域的人更加突出,不可能存在質的差別,因此某些方之四海,為大家共有的品質,肯定與溫州的輝煌相關,但不可能是根本原因。


如果從政治上來說,溫州不是首善之區。連浙江的省會都不是,歷朝歷代也不存在強大的政治集團對其青睞有加。浙江本省的政策往往更照顧浙北,浙北的資源又相對集中在杭州,以至於不少城鎮對此頗有怨言。雖然是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但也就僅此而已,並沒有享受到多少政策上的照顧,或者說偏袒。肯定有先發優勢,但同樣享受先發優勢的城市也很多,溫州並不是里中最特殊的。


如果從地理上來說,依照今日的經濟格局,溫州自然優越於內陸城市,但並不優越於大多數沿海城市,在吳越內部,地理條件比溫州優越的邦國也是比比皆是。有一種解釋認為,溫州是因為地形多山,道路崎嶇,環境艱苦,窮的受不了而不得不出外經商,因此養成了好冒險的民族性格。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但也應當不是主要因素,否則藏人就應當是中國最富裕的族群了。更何況,溫州的自然條件或許稍遜於浙北蘇南,但明顯勝過乾旱缺水的西北地區,蛋白質與熱量的攝入與吳越地區大略平齊,高於東亞的平均水準。


因此人們往往從歷史文化上找原因,但在本朝以前除了中原王朝偏安江表時期以外,溫州在整個東亞都談不上有什麼經濟影響力,甚至在吳越內部也談不上出眾,總是被浙北蘇南所壓制,並且在所有的時間段都不曾成為今日京滬一級的經濟中心,連次一級的杭州南京也無緣效仿,只是有時重要大多數時候無足輕重的經濟節點而已。有些人認為今日的溫州商人延續著古老的傳統,但細究歷史不難發現這樣的看法荒謬絕倫,溫州的經商傳統可能比北方大多數城市強,但置諸江南內部也不過爾爾,在本朝以前更沒有像昔日徽商晉商這樣的全國性影響力,我們甚至可以懷疑今日的溫商能否達到昔日徽商的影響力與組織力度。


過去與現在的天壤之別或許可以讓我們做出如下判斷:溫州的文化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是今日溫州現狀的淵藪,可能具有相關性但不會是因果關係,否則溫州在本朝以前就應當以經商而知名,也就不會讓人為其異軍突起而感到震驚。但如我們所見,根據史料記載在本朝以前溫州商業風氣並不特別出眾。因此溫州人在自己解釋溫州現象時總會提到的永嘉學派與功利學說的影響,從邏輯上講可能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重要。拋開邏輯不提,永嘉學派本身就屬於道學中的異類,在溫州內部也流傳不廣,想對絕大多數沒有受過教育的普通人產生影響非常困難。(溫州的教育與浙北蘇南地區相比並不發達,一個證據便是中進士的數量遠不如吳越本部,當然與內陸比的話就是遠勝之)


當然以上只是否決了傳統文化的影響,那麼會不會是受西方文化感染,比如說溫州城常見的基督教傳播?確實,這是一個值得被考慮的對象,但除了宗教以外,西方文化在溫州的影響並不深。而溫州雖然號稱中國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在溫州影響特別大,韋伯的新教倫理範式也往往被援引用來解釋溫州現象。但我們不能忽略的是,溫州八百萬常駐人口裡只有一百萬信徒,不信基督教的溫州人反倒是主流(雖然日後未必如此),根據李向平的研究,溫州的佛教徒與基督教人口旗鼓相當,他們的商業影響力可能也沒有高下之分。不論是根據社會學研究,還是根據我的親身感受,無神論者的經商熱忱也並不亞於溫州的新教徒、天主教徒、佛教徒、道教徒、伊斯蘭教徒。觀念的影響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也不會是決定性因素。


既然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那麼什麼才是決定性因素?在我個人看來,溫州民間尚未被破壞殆盡的自組織力量才是溫州興盛發達的根本原因,前面提到的各種元素要麼被大家所共有要麼溫州自己也缺乏。真正被溫州所獨有的,可能就只有溫州內部的自組織資源了。在溫州,民間宗族力量極其強盛,宗教勢力也有一席之地,因此總能向外輸出秩序。與溫州相比,中國絕大多數地區都是一團散沙,不夠抱團,換句話說,可能並不是因為溫州民間的組織力量很強,而是源於其他地區都很弱,所以才讓溫州人暴得大名。


溫州人常拿猶太人自我比擬,雖然非常多的地方並不相像,但在民眾的組織力度上有可以類比的地方。猶太人商業的發達很大一部分因素在於他們由於受迫害的緣故,不得不比當地人更加團結(不團結早就消亡了),這使得猶太社團內部組織和集資力度要比當地人強,因此更容易適應市場的動蕩。


為什麼溫州人老給人敢於冒險的習慣,無非是因為八九十年代金融市場非常不完善,溫州人能夠通過老鄉、宗族和宗教社團迅速獲得集資,融資成本相對比較低,就算失敗東山再起的難度也比較小。溫州人出外打工也首先是依附於親戚、同鄉和教友門下,在獲得該行業的經驗後如果自主創業也要比無依無靠的當地人來的容易。這是很諷刺的現象,中國尤其是北方地區因為民間不存在多少可以互相援助的社團組織,原子化的個人就算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經營買賣也未見得比來到異鄉闖蕩的溫州人容易,後者很容易便能與先來的溫州人掛上聯繫,共同進退。


宗族勢力強也不是沒有缺陷,比方說溫州的企業很難做大做強,因為很少引進現代化管理體系,受限於家族管理的瓶頸,只會趨向於企業不斷分裂複製,以中小企業為主。於是大家普遍都很有錢,但最有錢的卻往往不是溫州人,你很難在中國百人富豪榜上見到溫州人的身影。其中得失,見仁見智。


嚴格來講,富有生機的民間組織並非溫州獨有,吳越地區以及潮汕地區同樣發達,只是可能並沒有溫州表現的這樣鮮明。細心的觀察者在吳越地區常見買賣不簽合同,只是口說為憑,然而越出吳越本地,跑到大河南這樣的異國他鄉就會變得非常不可思議。當地人彼此之間的有機聯繫已經被摧毀,並不像吳越人那樣看重家鄉風評。如果說吳越、潮汕還是熟人社會的話,那麼中國很多地區社會其實早已解體,只剩下無根的原子個人飄來飄去,無所依靠。


在艾爾曼看來,個人的發家致富取決於許多因素,但群體性的繁榮往往源自有機組織具有強大的集體行動能力,將優勢模因不斷自我複製的緣故。按照他的邏輯,並不是只有宗族這種民間組織才能帶動群體共同致富,形成馬太效應,任何組織度強的集體在與弱組織度的集體甚至沒有組織的集體競爭時都能獲得勝利,在西方,除了宗族以外,人們還可以有俱樂部、行會、自治市鎮這樣的自組織參與市場競爭。在中國,除了官方組織,民間組織發育遲緩不斷受限,往往只有宗族這樣唯一的組織形式。


溫州的特殊點可能是他的宗教組織歷史上一直都很發達,與中國大多數地區相比具有多樣性。其宗族勢力在吳越地區也未必是最強的,溫州宗族的興盛直接源於元代以來理學家的建設,然而宋明理學在南方真正的重鎮其實是徽州,溫州在當年只是不起眼的小角色。如果你搜索豆瓣,研究溫州宗族的專著一本也沒有,但輸入徽州宗族,馬上就可以彈出一大堆著作。徽商當年的興盛也跟理學家在當地建設宗族勢力相關,當年徽商因為宗族發達在興盛時可以吊打整個中國,溫州如今看上去很顯眼,可能是因為整個中國的民間組織力量都很弱,並且原本宗族強的地方現在都沒落了。如果吳越其他地方的宗族還有當年的幾分底蘊在,哪容得了猴子稱大王?


太平天國與清軍對吳越地區的屠殺,導致吳越原本最繁華,同時也是人口最多宗族最強的徽州、嘉興、湖州等地相繼沒落,大部分地區至今沒有回復元氣,否則也就輪不到因為地勢偏僻不在交通要道因此歷史上從來沒有被屠過城的溫州有出頭之日。某種意義上來說,溫州今日看似風光,背後是吳越親邦的血淚。什麼是國恥,吳越人至今被逼著紀念長毛就是國恥。


與其說溫州人會賺錢 不如說溫州人會做人
父母都是溫州樂清人 我覺得他們都很會做人 人際社交方面真的是遊刃有餘 雖然我經常耳濡目染 也是自愧不如
具體怎樣會做人 我也不知道如何表達 舉幾個例子 用我的真實體驗來說明

1. 朋友真的很多
樂清雖然是小 但是每次和出門 都各種路上遇到熟人 開車在路上遇到熟人的車
有時候和我弟兩個人出去吃飯 也會遇到一些爸媽的朋友 (其實我並不認識 都是他們認出我們 有些我弟可能認識)就幫我們把單買了

2. 社交網路真的很龐大
讓我覺得哪裡都有溫州人
因為自己懶 假期總是就和爸媽出去玩了 因為去哪裡玩都是落地就有朋友接 然後全程有車 當然這些朋友也通通是溫州人 在哪裡也都用方言交流
每次去了哪裡 都會有當地的溫州人來請我們吃飯 一桌全是溫州人 然後第二天又會有另一桌溫州人 我也不懂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溫州人 都特別熱情
我猜想應該是我爸媽的朋友在那個地方本來就有老鄉朋友 然後聽說我們來了 就叫上他的一些老鄉朋友吃飯 然後第二天 被叫的這些老鄉朋友 又通知了他們的老鄉朋友 就這樣 召喚出無數 一桌又一桌的溫州人
都很熱情 也全都用方言交流 我覺得也是一種社交的方式吧 因為每個人都會介紹一下自己做什麼方面的生意 這種環境下想不認識很多人都難
也影射出溫州人真的很喜歡抱團 各地浙商協會也主要好多溫州人 當然還有溫商協會 其實沒有這種協會 當地的溫州人之間都會保持緊密的聯繫 一起投資 合作啊什麼的 一種把老鄉視作親人的情懷吧

這導致之前有一次我和我一個同學去重慶 當地有另一個重慶同學 我們到的第三天一起吃了個飯 我個人感覺沒什麼 因為她有自己的事 而且她家距離我們住的酒店也不是那麼近
可是我爸那幾天每天給我打電話的時候都會問 你有沒有去找你的朋友 我說過幾天吧 他就說 什麼朋友嘛來這麼多天人都見不到
說明他們真的是把朋友排在非常首要的一位


3. 對朋友真的很好
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前年暑假去內蒙古玩了一個星期 我 我媽 還有一共六個人
我爸媽的朋友 夫妻倆 還特意租了輛車 加上他們本來自己那輛 一個星期 什麼也不做 光是給我們開車 帶我們去各種地方玩 他們真的人超級好
但是真正讓我非常感動的點是 有一天去 響沙灣一個主題公園 我們在玩 而叔叔阿姨他們兩個人就在休閑區有躺椅的地方睡覺 我這才意識到 他們倆常年在內蒙古生活 其實這些景點什麼成吉思汗陵啊這種 總是去的不要不要的了 還是陪我們去 幫我們開車 內蒙古地大 從一個地方開到另一個地方 都要三四個小時 想想也很累

而且這種好 還延續到下一代身上
比如說之前的買單 還有以前在上海讀書 我爸媽並不在上海 會有阿姨周末帶我去玩 買衣服 買玩具什麼的

去年暑假在拉薩的時候(這次不是去玩 我是去中科院的實驗室做實驗)
我爸媽把我送到拉薩 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就飛走了(怕我高反 所以送我)
然後我那一個月也是住在中科院研究所里的宿舍里 像賓館的那種 和我同學住標間 然後所里食堂的飯並不是那麼好吃 我爸媽的朋友 一個阿姨 經常開車來接我和我同學兩個人去外面吃飯 打電話來叫出去吃 搞得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而且總是吃我喜歡的北京烤鴨和火鍋
包括有一次晚上在布達拉宮那邊和同學還有一個老師 我們三個人玩的比較晚了 然後打不到車回去 那個阿姨又是給我打電話說 這個點很難達到車 還特意開車過來 把我們送回去

等等例子還有很多 所以他們真的是對朋友很好 發自內心的那種 而且這種好想必是相互的
讓我都非常相形見絀 我在想我有沒有這種朋友 不僅對我好還會對我的孩子(如果有的話)那麼好的

4. 不愛計較
這點在我爸身上我覺得很明顯
比如他買東西從來不還價
之前有一次暑假去成都還是哪裡玩 我弟被路邊的一個米老鼠拉去拍照 結果拍完就伸手要錢 我的內心是拒絕的 因為根本不知道拍個照還要錢 而且是米老鼠拉的我弟 然後還沒想好怎麼說 我爸已經掏錢了 說米老鼠大熱天的也不容易 我想想也對
電信送他手機 每個月扣話費的那種 他根本不用 每個月還是被扣話費
在重慶那邊辦的寬頻都搬家了還被扣了一年的費 儘管他跟我吐槽 他還是交了
不知道他是愛吃虧還是怎麼
還有就是我要著重強調的一點 就是淘寶!有一次買了牙膏 可能因為太熱就壞了還是它本來賣的就是假貨 我想找賣家理論的 我爸就是不讓
有一次買了路由器 被我手抖一點多買了一個 我說退回去一個 賣家那邊也同意了 我爸還是不讓
有一次買了一個床靠 尺寸買的不對 他也不讓退

不愛計較本來不是一件壞事 當然在淘寶不計較這一點我覺得已經是缺點了 不知道他是怕麻煩還是怎麼的 一點都不積極維護消費者權益啊有沒有 我挺不滿的一點 以後我退換貨都不讓他知道 免得他會說我

5. 特別相信別人
之前我弟在北京讀幼兒園 才20幾個月大 暑假兩個月 我爸媽就自己飛回來了 然後我們三個人暑假在成都玩 留我弟 20幾個月大的baby 一個人在北京
我感覺這種信任已經到了極致 畢竟不會有父母把這麼小的孩子這麼放心交給別人

當然他們的信任 別人也能看到 換到別人的尊重

6. 會聊天
我爸還好 我媽特別愛聊天


.....
總之呢 我覺得溫州人真的很會做人 情商很高 所以就導致他們能賺錢 畢竟賺錢也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往來
還有讓我相信的一點是 你對別人好別人也對你好 這是相互的
還有 你是什麼樣的人 就會交到什麼樣的朋友 在看人方面的眼光方面 我覺得我爸媽的眼光真的是神了

先寫到這
怎麼感覺有點偏題
算了 正常 畢竟我語文不好
能寫這麼多我覺得我已經很棒了


都給我讓開!
作為一個溫州商人,總算找到了可以讓我回答的問題。
先說結論,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溫州人,從十八歲開始經商,如今身家三個多億。雖然不是大富豪,可是大概也算是成功吧。

我認為溫州商人成功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善於把握時代動向,看見風口。
大家應該都聽過一句話,站在風口,即使是頭豬也能飛起來。03年的時候,那還是製造業市場迅速發展的時候,我把握時機,在辦了一個小廠,乘著這股風,我掙了人生第一桶金。

2.吃苦耐勞的精神。
我在江浙辦廠的時候,時常為了拿下一單生意四處奔波勞累,還有幾次陪客戶喝酒喝到胃出血。

3.懂得爭取助力
我辦廠的時候,經常主動和主管部門和各龍頭企業打好關係,也正是這樣,我得到了大量的政策優惠和合作項目。公司逐漸發展成為江浙一帶的龍頭企業。

4.學會享受生活
大家都知道生意人的壓力有多大,只有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才能有更好的心態面對商海沉浮。所以我也像大多數的生意人一樣,有一個0000小姨子0000

5.懂得放棄,學會止損
大家知道,風口不可能一直都在,一旦風口消失,必須要學會放棄,要懂得止損。所以當江浙皮革製造業風口消失時,我當機立斷,卷了公司3.5個億,帶著小姨子跑路了。

以上就是我的經驗,望題主採納


把賺錢看成賺錢,不和理想情懷扯一起。


膽大,沒錢做生意借錢做,就這樣

其實也是被逼的,溫州這房價物價,但是薪資水平真心低,不靠創業,前景是不大好的,而且處於沿海。


我有個朋友就是溫州人,出生在廣州,父母20歲不到的時候就從老家出發,來廣州打工,那個時候就是剛剛改革開放的80年代。現在在廣州開了幾個廠,搞電池,身價十來億了。你問問你父母或者差不多年紀的親戚那個時候在幹嘛,答案就很清楚了


因為你只看到會賺錢的,看不到賺不到錢的。

其次就是在相同階層中,溫州人收入的確不少。


天下沒有哪裡人天生適合從商的。

今天的溫州人個個從商,致富者頗多,得益於直接的一點:溫州人的宗族關係網。

溫州人在某種意義上來講,還是很封建的,他們大部分特別注重宗族,現在還有族長和宗祠。
現代社會,大部分人已經成為原子化的個人,在走上社會幹事業的時候,沒有多少助力。但溫州人因為宗族傳統的存在,整個家族仍處在一種粘稠的血緣人際關係中。這種關係網,為他們提供了從商的渠道和資金。

要知道,任何行業,入行的渠道和資金都是不容易找到的。而溫州人藉助宗族關係網,就會親親相幫,親親相扶,實現別人最難的入行第一步。

渠道,比如某個親戚是做配件的,就會帶著別的親戚入行,並在初期為其介紹行業知識和基礎客戶。

資金,溫州人宗族內部,有一個種子基金,每家一年出幾萬元,然後按順序授予入股者以使用權。比如集資了30萬,今年全給一家。這種資金,也是非常寶貴的。我見過福建的商人有類似的籌資機制,他們的企業,往往全村人都是股東。

至於說到溫州人最初發家,那是歷史和環境造成的,應該說外部環境的因素遠遠大於內部因素。當初晉商還行走天下,今天的山西卻受到了資源詛咒,是今天的山西人變了嗎?非也,時也命也,又與何人說?


1.
溫商,一個繼徽商、晉商、粵商、閩商之後一個最大的商幫體系。這也是在中國唯一一個以城市名稱命名的商業體系。他們已經遍布了世界各地,他們以拼搏向上的精神在各地播撒財富的種子,他們被社會公認為最會經商的一個商業體系。
今天,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溫州人的身影。他們有著「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的吃苦耐勞傳統。他們一直堅持著著「有機會就抓住機會、沒有機會就創造機會」的信念創業,他們對經商報以絕對的熱情,他們調動全身所有的神經去尋找商機。
溫州人成功了,溫州人富了,於是就會有人問,溫州人為什麼可以獲得財富呢? 溫州人對商機的敏感讓人吃驚。說到他們的眼力,有人說他們可以在荒山之中發現黃金,在平靜的水面掀起波浪。一般人認為沒有錢賺的地方,溫州人卻能變成一個聚寶盆。

2.誠信
在我們的眼中講到商人就是無商不奸,做生意就是利用手段拐騙坑蒙,要說到信譽,那不過是唬人的幌子而已。溫州人在生意場上,可以缺少資金,但是不能沒有信譽。有錢你不一定能把生意做好,有了好信譽,別人肯定會主動和你做生意。聰明的溫州商人非常重視自己的信譽。

溫州人與東北人打交道非常講究誠信,他們在首次向東北人訂貨的時候,訂單就是10噸,一手錢一手貨,從來不拖欠。這樣做讓東北人覺得溫州人非常的講誠信,而正是因為這樣的誠信,溫州人才可以做賒銷的生意。經過這樣幾次的交易,溫州人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信譽,先付兩成到三成的定金,將貨物賣掉以後再付全款。在每次生意中,溫州人總是按照事先約定的價格交易,絕不拖欠,這讓豪爽的東北人非常的放心。

到最後,溫州人提貨的時候可以不支付定金,來年將貨物賣完以後再付款。聰明的溫州人就是利用自己的信譽來獲得參茸的,而參茸在溫州人的眼中不僅僅是一種貨物,而且是可以流動的資金。溫州人獲得參茸藥物以後,迅速地在市場上銷售,有時參茸的價格要低於市場價格,這在外人眼中是非常難以理解的,而在溫州人眼裡,參茸銷售以後的款項是可以周轉的,在一年之中可以流動很多次,做好幾回生意。在年終結賬的時候,儘管參茸生意可能是虧損的,但是別的買賣賺了不少的錢,總的來算,利潤還是很大的。這時的參茸就如同銀行的貸款一樣。

在市場上,信譽可能就是資金。如果你有良好的信譽,你就可以從別人那裡先拿到貨物然後再付賬,在銀行貸款方面,良好的信譽也是非常重要的。

3.慾望
溫州商人對金錢有著極大的慾望。
溫州商人曾經這樣說:「強烈的賺錢慾望是人們獲得財富的第一要素。如果一個人每日都在虛度光陰,無所事事,自己從來都不思考自己的步伐如何向前,註定一生都是碌碌無為,更不要說是出人頭地了。」
溫州人在一起最多的話題就是:做什麼最賺錢。溫州商人非常的現實。賺錢是溫州商人創業做生意的最終目的,這也是溫州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重要內容之一。強烈的賺錢慾望也是溫州人在經商之中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溫州人從不掩飾內心中對財富的渴望以及追求財富的熱情。「不賺錢,毋寧死。」這就說明了溫州人對財富的嚮往是多麼的執著。對於極度追求財富的溫州商人,有人曾經笑談:「溫州商人是青蛙,在水裡會叫,在岸上會跳。」

4.勇氣
溫州商人從來不認為生意小而放棄機遇,從來都想自己當老闆。
紐扣很小,打火機也很小,但是溫州商人卻將這些微小的商品做大做強。
他們經營服裝店,紡織品貿易,餐飲、服裝,房地產公司。很多人在熟悉一個行業以後,突然又開始進入一個新的行業,從事新的行業。
溫州商人做大的優點就是勇於嘗試,勇於冒險。
有人曾開玩笑說:「走在溫州的大街上,你一頭會撞到5個老闆,就像在北京,一腳會踩到3個當官兒的。
前些年,一個比較有名的俗諺說道:「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錢少。」如果要和溫州聯繫起來,這裡我們要加上一句:不到溫州不知道老闆少。
溫州人的老闆情結由來已久,溫州有一句名言:家家有項目,家家有老闆。


5.理智
如何來測量一個人的金錢智慧呢?
最好的辦法就是看他如何賺錢、花錢和存錢。
因為人性之中有許多珍貴的品質是與能否正確使用金錢密切相關的,例如,慷慨、節儉、誠實、公平等;同樣,人性之中的缺點,如欺詐、自私、不公平和欺詐,也可以從這上面看出。
溫州人就是以賺錢的方式,充分體現出他們的金錢智慧。他們不僅知道如何獲取財富,而且對於金錢也有著非常理性的認識:
1.金錢智慧並不是孤立的,而是人的其他智慧能力配合的。
2.金錢智慧作為衡量人社會能量的標誌,是經常被人所忽略的。一個金錢智慧弱的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生活能力也是非常的差。
3.一味追逐金錢和財富,為了獲取利益而不擇手段,這不是一種智慧,而是給金錢智慧抹黑。
4.金錢智慧不是天生的,可以通過培養而產生。提高一個人的金錢智慧,不只是增加了口袋的財富,還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素質。

6.學習
一位在巴黎的溫州人分析猶太人說:「猶太人很厲害,他們有兩件法寶:一件是每個猶太人從小被告知,他們永遠是猶太人,他們都能講自己的話;二是猶太人到哪裡,都很虛心地向那裡的社會學習,了解、掌握那裡的情況,吸收那裡的優勢和長處,因此,他們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兩件法寶用在溫州人身上也很適合。

人們常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溫州人講溫州話。溫州方言是中國最難懂的方言。溫州人其實很機靈,他們無論在哪個城市,很快就能掌握那個城市的語言。他們不但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並且在川能說幾句川話,在粵能說粵語,在滬地能說滬語,就是到了拉薩,用不了多久,就能用藏語與藏人交談了。不過,他們在與家鄉人交往中,仍然使用家鄉話。有人以為,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防止商業秘密的泄漏。


出生在生意之家,從小看爸媽做生意。
不知不覺當中 就印在腦海中了。
久而久之,一切的細節變得輕鬆。
看待事情和處理人情都會比較圓滑。
因為從小見慣了,所以處理起來如魚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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