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後那些曾經的納粹黨員怎麼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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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讀了一本書，那裡提到納粹黨有1000萬黨員，斯大林在佔領東德之後要利用他們云云。
我很感興趣那麼多的納粹黨員，在二戰結束之後他們能回到以前的地位或者工作崗位嗎？
他們在生活中會不會飽受非議啊

扯個冷門點的吧，不過這人挺有名的。
約翰·拉貝。

拉貝雖說在南京大屠殺中保護了很多中國人，但是他還是入了納粹黨的，而且還當到代理德國納粹黨南京分部副部長，不過主業是西門子駐華總代表。從這裡我們也能一窺一二，當時入黨的並不一定真的就堅定信奉希特勒那一套（畢竟《我的奮鬥》裡面界定的中國人也算下等，甚至日本人也算，搞得日本當時有人很安軌，扯遠了）。
南京大屠殺相關不介紹了（拉貝被選為主席，因為人們希望他作為一個德國人並首先是一個納粹黨成員可以對日本軍隊施加影響，但收效甚微），講講他離開中國後的事情。
1938年2月拉貝被西門子公司召回，4月抵達德國後立即四處公開演講作展覽放映馬吉拍攝的紀錄片揭露日軍暴行，並寫信給希特勒，提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希望德國政府出面對日本施加壓力。但此報告當時沒有公開，德國當局禁止他發表在南京的所見所聞。之後，他甚至因此一度被蓋世太保逮捕。他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和馬吉拍攝的影像資料與此期間也被沒收。
二戰結束後，拉貝還是因為曾是納粹黨員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在面見了朱可夫元帥並證實他沒有犯錯之後，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國無罪釋放，生活拮据。不過後來國民政府找到了他，希望拉貝能在東京審判中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證人出席，但被拉貝婉言拒絕。鑒於在南京時的功績，他因而得到南京市民的捐助及國民政府每月金錢和糧食接濟，全家得以度過戰後物質匱乏的難關，包括蘇聯封鎖西柏林的艱難日子。這種接濟一直持續到中華民國政府撤離南京為止。
1950年1月5日拉貝於西柏林中風逝世。後來他的墓地因為佔地期限到了，柏林市政部門本來想清除拉貝墓地，所以1997年他的家人申請將墓碑送到了中國南京保存；現拉貝墓地雖仍未被清除，但早已破敗不堪，2005年12月已申請作為歷史名人墓地長期保留。所以從這裡來看的話，基本上你入了納粹黨都會被調查一番的。不過當時很多人基本算強制入黨，調查一下你要沒啥大過錯基本就放了，有小問題的後面忙著冷戰也就不管了，有中等問題的可能就西伯利亞挖土豆了，有大問題的你就等著死吧，技術人才還有可能被美蘇搶著玩（然而馮·布勞恩是被美國搶走了，只有科羅廖夫到德國看見那一堆火箭殼子，惆悵自己的古拉格歲月）。

我很感興趣那麼多的納粹黨員，在二戰結束之後他們能回到以前的地位或者工作崗位嗎？

一句話概括：60年代之前有很多人能，而且越混越好的大有人在。

關於西德和駐德美軍（不對，駐德美軍應該放前面）縱容納粹罪犯的問題，我曾經寫過一個回答，回答中直接引用了桜鈴莉：德國民眾是怎麼反思納粹的罪行的？，並沒有多說，今天再掄一次。包庇反人類罪犯的行為，過了多少年都不應該被原諒。西德政府的這種行為，必須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1982年底，西德聯邦政府司法部長宣布：在西德經過偵查或法庭審理的86463名戰犯中，受到懲治的只有6432人，尚不足審理總數的8％。

駐德美軍的態度：

早在1949年，在駐德美軍最高長官克萊將軍的縱容下，受右翼勢力強烈影響的西德當局作出廢止死刑的決定。在當時，其基本受益者只能是大批等待判決或負案在逃的納粹戰犯。此外，為取悅於西德右翼勢力，克萊將軍悍然下令，將黨衛軍系統的第二號戰犯卡爾·沃爾夫【信綱註：1962年他被再次逮捕，判刑15年，實際服刑11年後被假釋，1984年善終】和血債累累的女戰犯伊爾絲·科赫【信綱註：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人皮燈罩」製作者，1949年再次被捕，判處無期徒刑，1967年自殺】減刑至釋放。

西德內閣：

五六十年代之交，西德聯邦政府的17個部長當中，有8人曾在納粹德國國家機關中擔任過領導職務，或者擔任過納粹黨及其附屬組織的負責人：
內政部長施羅德，從1933年起就是納粹黨員和衝鋒隊隊員。他曾擔任納粹德國財政專家沙赫特的法律顧問，多方為服務於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撥款尋找法律依據和形式。【信綱註：此人不是1998年至2005年的同名德國總理】
國防部長施特勞斯，在希特勒執政時期曾在經濟部任職，擔任專員；後來又在納粹國防軍任「民族社會主義」訓練方面的教官。
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艾哈德，自1930-1943年領導過納粹政權下的行情研究所，並擔任過納粹黨大區書記布爾克里的經濟顧問；【信綱註：此人可能有點冤枉。Ludwig Erhard - Wikipedia 寫到他當年研究不被納粹許可的領域而被解職，還和German resistance to Nazism（反納粹組織）有來往】
司法部長舍費爾曾支持過納粹黨並加入「志願兵團」。1946年，美國佔領軍當局撤消了他的巴伐利亞州總理職務，就因為他醜惡的納粹歷史。
交通部長漢斯·西姆堡同德國最大的康采恩過從密切。在納粹黨統治時期，他是黨衛軍領導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30年代中期，他作為德國空軍俱樂部的總負責人，積極支持戈林建立納粹空軍。
全德事務部長艾·勒麥爾，在1933年作為德國國會議員，曾投票贊成納粹黨關於「充分權利」的法案。此法案成為希特勒獨裁的「法律」基礎。
聯邦參議院（西德議會的第二議院）事務部部長漢·麥卡茲，1945年之前曾在納粹黨最高法律委員會工作，後來又在希特勒的外交部任職，為法西斯間諜機關提供過有關拉丁美洲各國的情報。
難民部長特奧多爾·奧勃倫德，已被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公布的大量材料所證實為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分子和在北高加索等被佔領區進行過大規模屠殺罪行的劊子手。在他主持的難民部里，擔任重要職務的官員都是納粹戰犯和臭名昭著的納粹分子。該部的一個秘密的司、即西柏林司司長就是納粹德國時期的羅茲市長和納粹駐波蘭第二大集中營的典獄長維爾漢利·維特茨克。外國難民司的司長乃是曾任匈牙利薩拉希政權民政部副部長的格爾施米特。住宅建設司的負責人則是黨衛軍的突擊隊長沃爾伏魯姆。
在當時的西德內閣中，納粹中、高層官員勒爾·格羅布克、奧伯倫德和克拉夫特擔任了西德聯邦政府中的部長或部長級國務秘書。

警察與司法系統：

20世紀50年代末期，西德司法界擔任法官和檢察官的前納粹分子多達9000餘人。
據民主德國爭取統一委員會當時的統計，曾在納粹德國司法部擔任過領導職務或曾在各個特別法庭和軍事法庭任職的1000多名法官，彼時在西德的司法系統中發揮著領導骨於作用。而在納粹時代，數十萬反法西斯主義戰士曾根據上述法官的判決被長期監禁，有6萬人被判處死刑。

在六七十年代相當長的時間段內，擔任設在路德維希堡的西德追緝納粹戰犯中心總負責人的艾爾文·許勒，本身就是一個罪惡多端的潛藏戰犯。他出於保護同夥與自我保護的本能，擅自將來自蘇聯、波蘭、捷克、南斯拉夫等戰爭受害國的大量揭發舉報材料扣押甚至銷毀，有時竟然蠻橫地拒不接受，造成對相當多的一批戰犯不能立案或重罪輕判。

最令西德政府丟人現眼的是，身為聯邦政府國務秘書的漢斯·格羅布克，竟是一個長期隱瞞罪惡歷史的納粹戰犯。他在納粹統治時期曾任內政部部長助理和總顧問，是甲級戰犯、內政部長威廉·弗利克的得力助手。他親自參與了迫害猶太居民和被佔領國家居民的《紐倫堡種族法》和《國籍法》的起草工作；後又代表內政部出席了臭名昭著的萬湖會議；還曾到東歐一些國家，協助艾希曼督促猶太人問題的「最後解決」。他的所作所為證明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乙級戰犯，戰後初期，曾被盟國有關機構列為第101號戰犯。他在戰後依然怙惡不悛，積極庇護和串聯了大批納粹戰犯。僅在聯邦外交部內，他就安插、推薦了相當一批納粹戰犯，其總數竟佔到官員總數的三分之二上下。然而，直到前民主德國把這件事的真相公佈於眾，西德政府才於1963年夏天將他免職。
【信綱註：不過他在戰爭後期也和抵抗運動有聯繫。Hans Globke - Wikipedia】

軍隊：

在美國的默許和庇護下，前納粹德國軍事情報局東方處處長蓋倫出任西德聯邦情報局局長，納粹高級將領漢斯·斯派達爾（曾任納粹德軍駐法國部隊參謀長，是隆美爾元帥的主要助手）和阿道夫·豪辛格（曾任納粹武裝力量大本營作戰處長，是納粹德國進攻蘇聯的「巴巴羅薩計劃」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在北約總部中擔任要職；
納粹坦克部隊中將路德維希·克呂維爾被美軍內定為西德國防軍總司令；
納粹海軍上將赫爾穆特·海耶與弗里德里希·盧格，則被美軍佔領當局委以制定在北海和波羅地海同蘇聯東歐國家作戰計劃的重任；
希特勒時代的海軍中將勃格爾，則被美軍當局內定為西德海軍總司令的最佳人選；
納粹空軍將領艾森霍威爾·查伊德曼、曼施泰因和驅逐機王牌駕駛員阿道夫中將，依照美軍佔領當局的指令重建德國空軍；
至於西德國防軍的4個主要軍團的司令官，美軍佔領當局決定全部由納粹將領擔任，即馮·曼托菲爾、馮·施威林、迪特洛弗森和馮·斯文賓伯格。
五六十年代之交指揮國防軍的將軍們絕大部分均為希特勒軍隊中的上校以上軍官，其中45人的軍銜已經達到將軍。西德的將領中有70％曾在希特勒德軍的總參謀本部工作過，或者就是納粹前國防部、最高統帥部的領導成員。當時有7名西德國防軍的將軍曾被判決為戰犯或被列入盟國戰犯名單。

來源：《正義之劍——全球追捕審判納粹戰犯史鑒》

來源：《1968：撞擊世界的年代》

你看過《敖德薩檔案》么？

裡面有一段內容介紹是真實的歷史，納粹分子為戰後逃脫和建立第四帝國做的計劃：

當盟軍在一九四五年攻入德國發現了那些陰森可怖的集中營時，他們很自然地要向德國人民追問是誰犯下了這樣的暴行，回答是「黨衛軍」。

但是黨衛軍的成員卻哪兒也找不到了。他們到哪裡去了呢？他們或者在德國和奧地利轉入了地下，或者逃亡到了國外。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們的失蹤卻不是倉皇逃竄的結果。

直到很久以後，盟軍才逐漸發覺這幫人全都是經過周密安排才告失蹤的。這個事實有效地揭穿了黨衛軍的所謂「愛國主義」：從最頂層的亨利希·希姆萊開始，誰都為了保全自己的皮肉而企圖犧牲苦難的德國人民。

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亨利希·希姆萊就企圖通過瑞典紅十字會的伯納多特伯爵辦事處，向盟國謀求出亡的許可。盟國拒絕考慮放掉他這條大魚。

這些納粹黨徒和黨衛軍們，一面聲嘶力竭地要德國人繼續戰鬥，一俟即將製成的神奇武器發射出去就大功告成，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卻準備逃亡到某個舒適安逸的地方去。至少，他們明白根本沒有什麼神奇武器，也很明白「帝國」的覆滅已經不可避免，而如果希特勒再這樣幹下去，整個德意志民族的覆滅都將是不可避免的。

在東方戰線上，德國陸軍被迫以驚人的傷亡代價和俄國軍隊打仗，打仗的目的不是為了贏得勝利，而是為了給黨衛軍贏得時間，作好逃亡的部署。黨衛軍站在陸軍後面，陸軍人員只要後退一步，不僅會遭到軍人的血肉之軀所難以忍受的懲罰，而且還要被槍殺或絞死。成千名國防軍的軍官和士兵就這樣死在黨衛軍的絞刑架上。

黨衛軍頭子們意識到失敗不可避免以後，又推過了六個月，就在總崩潰的前夕，黨衛軍的領導人就全部失蹤了。在全德境內，他們紛紛離開了自己的職位，換上平民的服裝，把偽造得很漂亮的（而且是官方的）個人證件塞進口袋裡，乘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的大亂局面，不知去向了。

他們留下了「民衛」組織的老頭們在集中營門口等待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到來，留下了疲憊不堪的國防軍去進戰俘營，留下了婦女和兒童面對即將來臨的一九四五年的嚴冬，在盟軍的統治下或生或死，聽天由命。那些深知自己臭名昭著，難逃被通緝命運的人，都流亡到了國外。

敖德薩就是這樣產生的。在戰爭結束前夕形成的這個組織，就是為了把受通緝的黨衛軍從德國轉移到安全地帶。它和胡安·庇隆的阿根廷建立了密切的友好關係，由阿根廷發出了七千張「空白」護照，逃亡者只需填上一個假名字，貼上本人相片，找隨時準備幫忙的阿根廷領事館蓋個章，就可以搭船去布宜諾斯艾利斯或中東地區。成千名黨衛軍劊子手湧向南方，經過奧地利進入義大利的南梯羅爾省。他們一路上都有保證安全的房子供他們住宿。他們主要是從那兒前往義大利的港口熱那亞，或更往南一些的里米尼和羅馬。有一些是所謂救濟真正一無所有的難民的慈善團體，出於他們自己心裡最明白的原因，捏造了一些證據，自告奮勇地出來為黨衛軍逃亡者奔走呼號，說什麼盟軍對這幫人逼迫過甚了。在羅馬的紅衣主教中，有一個德國籍的阿洛伊斯·胡達爾主教，曾經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上千人送到了安全地帶。黨衛軍劊子手的主要轉運站是羅馬的龐大的法蘭西斯卡修道院，他們在那兒藏匿、食宿，一直等到辦妥證件，便首途去南美。

有時候，黨衛軍人員也使用由梵蒂岡出面從紅十字會搞來的旅行證件，而他們的船票在很多情況下則是由慈善機關「卡里塔斯」付款的。這是敖德薩的第一樁任務，絕大部分都成功了。究竟有多少如被盟軍捉獲就定然伏法的黨衛軍劊子手被他們安全送走，這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但是這個數字肯定要佔應處死刑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敖德薩把戰爭中搞集體屠殺獲得的盈利從瑞士銀行轉移出來，舒舒服服地安置好自己，便退居一旁，看著一九四五年的各盟國之間關係逐漸惡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南美的敖德薩的頭子們，拋棄了當初想在戰後迅速建立第四帝國的主張，認為那是不現實的，但隨著一九四九年五月一個新的共和國在德國西部的成立，敖德薩的頭子們又給自己規定了五項新任務。

第一是指使前黨衛軍成員重新滲入新德國的各個生活領域。從四十年代末到整個五十年代，前黨衛軍的成員們混進了各級文職機構，回到了律師事務所，坐上了法官的席位，進入了警察部隊，地方政府和部門。他們利用這些職位，哪怕是多麼低下，便能互相保護免受調查和起訴，增進彼此的福利，而且一般還能在某些過去的「同志」（這是他們之間互用的稱呼）萬一遭到調查和起訴時，儘可能地進行阻撓。第二個任務是滲入政權機構。這些前納粹分子避免擔任高級職務，而主要伸進執政黨的區級基層組織中去。

再說，並沒有法律規定禁止一個前黨衛軍成員參加一個政黨。結果竟沒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一貫強烈主張偵訊前黨衛軍罪行的政治家曾被選入基督教民主聯盟或基督教社會聯盟的聯邦議院或同樣重要的權力很大的省議院。這個現象看來象是巧合，其實未必。有一位政治家索性簡單幹脆地說：「這不過是選舉中的數學問題罷了。因為六百萬死掉的猶太人不能投票，可是五百萬從前的納粹分子卻能並且在每次選舉中投了票。」

這兩項任務都有一個明確的共同目的，那就是放慢（如果不是中止）對前黨衛軍成員的調查和起訴。在這方面，敖德薩還有一支龐大的同盟軍。這就是有幾十萬德國人心裡明白他們當年或是曾幫助黨衛軍做過一些小事，或是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但從未揭發。他們多年之後在社會上或業務上已經有了地位，並且受到人們的尊重，所以對於著力調查往事的想法就不那麼愛聽，更不用說在某地的法庭上審判黨衛軍罪犯時提到自己的名字了。

敖德薩在戰後德國的第三項任務是重新滲入企業、商業和工業。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有某些前黨衛軍成員為此目的而利用蘇黎世的存款做開了生意。在五十年代初期，任何一家經營比較得法的公司，只要握有大量的流動資金，就能充分利用五十和六十年代蹣跚到來的經濟奇蹟，成為生意興隆的大企業。敖德薩的目的就是抽取這些企業的盈利來影響報紙對黨衛軍罪行的報道（通過廣告收入），資助在戰後德國時隱時現的各種為黨衛軍說話的宣傳品，支持某些極右翼的出版社，和為生活困難的「同志」提供工作。

第四項任務過去是、今天仍然是為不得已而受審的前黨衛軍成員提供儘可能好的法律辯護。凡有一個黨衛軍兇手出庭受審，他的辯護律師一定是德國最高明、收費最昂貴的律師。即便當事人是個窮光蛋，也從沒有人追問是誰代他付這筆錢的，而這些律師更是矢口否認他們會為黨衛軍成員免費服務的。

第五項任務是進行宣傳。宣傳的方式多種多樣，從鼓勵散發極右翼的小冊子，到在議院走廊里進行遊說，爭取最後批准的「限制法令」將使黨衛軍的全部罪責在法律上停止追究。他們還竭力使當代的德國人相信，被殺害的猶太人、俄國人、波蘭人等等的數字，實際上只有盟軍所統計的數字的一個零頭（通常提到的數字是死了十萬猶太人）；他們還特意指出西方國家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正在某種程度上證實希特勒是正確的。

但是敖德薩的宣傳的重心所在，則是說服當代七千萬德國人，使他們相信黨衛軍是和國防軍一樣的愛國士兵，這些過去的夥伴們今天應該團結一致（這種宣傳是頗有成效的）。這真是他們異想天開的一招。大戰期間，國防軍對黨衛軍保持相當的距離，對它表示厭惡，而黨衛軍則根本不把國防軍放在眼裡。

最後，成百萬年輕的國防軍被趕向死亡或淪為俄國人的戰俘，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以生還，而黨衛軍成員正是靠犧牲他們才能另找樂土安享餘生的。黨衛軍曾處死了幾千名國防軍，其中包括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反希特勒事件中株連的五千人（實際上真正有牽連的才不到五十人）。何以德國前海、陸、空軍人員竟然能認為前黨衛軍成員值得被稱為「同志」，更不用說值得與之團結一致，保護他們不被起訴了，這實在是一個謎。然而敖德薩的真正的成就也就在於此。

逐漸地，敖德薩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阻撓了西德當局對黨衛軍戰犯的追捕和審訊。它取得成功是靠它的殘暴手段，有時甚至對可能向當局徹底坦白的同夥下毒手，靠盟國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間的各種錯誤，靠冷戰，以及靠德國人通常在道義問題面前表現出來的懦怯，這種懦怯和他們在戰鬥任務或重建戰後的德國之類的技術問題面前進發出來的勇氣適成強烈的對比。 ====================

書中描寫一個集中營倖存者猶太老頭陶伯，當年苟活下來唯一人生目標是揭發集中營罪惡，戰後發現倖存者很多，全世界都知道了猶太人被屠殺的事情，然後他又想如果能看到他所在的集中營長官那個裡加屠夫羅德曼被審判定罪就是自己最後一點期望了，但是當他偶然發現，羅德曼依然可以光明正大出現在歌劇院與一幫地位高高的德國人在一起，其中甚至有當地的警察局長，他崩潰了，絕望自殺，丟下了一部他以為不會有人看的回憶錄。

然而男主人公，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一個新聞調查記者，二戰結束時候他還是個孩子，這已經是戰後二十年了，西德經濟正在復甦，一切都在走向欣欣向榮，猶太大屠殺由於不斷的講述導致視覺疲勞，沒有人會對又一本猶太人集中營回憶錄感興趣（書店裡面至少有一百多類似的回憶錄，幾十所死亡集中營全都有，什麼奧斯維辛，達豪，布痕瓦爾德等等等等），他卻拾取了這部手寫的日記，翻閱時發現了一個小小的細節，卻是對他而言無比重大的事件，於是，他走上了千里追兇的道路，冒用身份打入敖德薩組織，懷抱刻骨的仇恨去揪出羅德曼。

這部小說極其精彩，看的我是廢寢忘食，手心冒汗，久久難忘。

很多前納粹高官去了南美，同情納粹政權的智利和阿根廷是主要目的地，有戰略價值的納粹科學家被美蘇英瓜分，一些臭名昭著的頭目戰後遭到審判清算，不過我猜題主問的是大部分默默無聞的普通黨員最後怎麼樣了，斯大林傳里提過斯大林曾經提議戰後將德國參謀本部人員全部處決，遭到丘吉爾痛斥並堅決反對，而且二戰之後緊接著的冷戰令德國成為意識形態對抗的前線，兩大陣營支持的東西德國為了戰後恢復自然也不會大規模清算自己的國民，蘇聯開始倒是抓了不少人，但因為間接導致東德民眾叛逃，大部分後來都放了，黨衛軍空對地之王魯德爾後來甚至還成為了一個富有的承包商，他一輩子摧毀了盟軍519輛坦克，70艘登陸艇和超過150個防禦陣地，一艘戰列艦，2艘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和13架飛機，斯大林用十萬盧布懸賞他的頭，這得多大仇，不過只要不涉及種族屠殺最後也沒人管他，反倒是自己登山作死斷掉了一條腿，1982年善終。

這個分為三部分，一部分只是象徵性入個黨的，基本沒遭什麼罪。比如我一個原來的合作夥伴，義大利國籍，但有個德國名字，他的尊翁就是這種意義的納粹黨，戰後除了挨了幾年上頓不知下頓的日子，也沒別的，後來為了生活全家去了西班牙，最後落腳義大利。

第二種是軍隊里的納粹官兵，這種沒有罪大惡極的，通常都是關一段審查結束放了。我公司原來的德國設計總監，快90歲了，基本不做事，就是曾經的納粹黨，戰爭快結束時扛過幾天槍，也坐過盟國的牢，所幸他是向美國人投降的，要是被毛子抓了，現在全家應該在西伯利亞看雪。

最後一種就是罪魁元兇了，被弔死那幾個不說，僥倖跑掉的也一直在被追殺啊。比如艾希曼大隊長，臨了也沒逃出因果報應。

1961年，以色列的拉姆拉監獄內，阿道夫·艾希曼在自己囚室的院子里四下走動。（點擊可看大圖）

納粹德國黨衛軍一級突擊大隊長阿道夫·艾希曼是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組織者之一，由於他出色的組織才能和意識形態上相當可靠，黨衛軍頭子賴因哈德·海德里希對他委以重任，讓他負責大規模驅逐猶太人到德國佔領的東歐地區，這些猶太人要麼被禁錮在聚居區，要麼被送進滅絕集中營。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後，艾希曼利用手中一張通過欺詐手法弄來的國際紅十字會通行證，輾轉逃往阿根廷，他在那裡用虛假的身份定居下來，經常變更工作。然而當年那些受害者並沒有忘記艾希曼，1960年以色列情報機關摩薩德派特工遠赴阿根廷把他抓獲並帶回以色列，指控他犯有15項罪行，其中包括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

把艾希曼從阿根廷帶走的經過頗有傳奇色彩，摩薩德特工通過偷梁換柱的手法，讓注射了鎮靜劑的艾希曼冒充重病患者混上了以色列航空的班機。阿根廷方面發現情況有異，曾試圖截回這架客機，不過飛機並沒有按原定計劃直飛以色列，而是繞道非洲，所以僥倖逃過了追蹤。

1962年，艾希曼被判有罪並處以絞刑，他是以色列唯一一個由民事法庭定罪並處決的人。

艾希曼的死刑在1962年5月31日午夜前執行，地點就在拉姆拉監獄內，執刑人是獄卒沙洛姆·納加爾。據說艾希曼拒絕了最後的晚餐，要了一瓶以色列卡梅爾釀酒廠生產的干紅葡萄酒，並喝掉了半瓶。臨刑前，艾希曼還拒絕了用黑布袋套頭的傳統做法。

關於艾希曼的臨終遺言，向來眾說紛紜，其中一個版本是：

「德國萬歲。奧地利萬歲。阿根廷萬歲。這是三個與我密切相關的國家，我永遠不會忘記它們。我必須忠於我的國旗，必須遵循戰爭的規則。我準備好了。」

艾希曼被處決後不久，他的屍體被放上滑車，推進專門設計的焚屍爐中火化。6月1日一早，一艘以色列海軍巡邏艇帶著艾希曼的骨灰，分不同地點撒入地中海的公海海域。這樣做是為了確保今後不會有人來憑弔艾希曼，也沒有哪個國家成為他的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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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說艾希曼的時候別光說什麼摩薩德

【抓捕艾希曼】這件事有它不光彩的一面

我覺得各位還是要一起說出來

不然是要鬧笑話的

大家都忘了大名頂頂的黨衛軍軍官馮.布勞恩博士了么，火箭之父、阿波羅計劃的設計師，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也是美國的民族英雄，一位被美國政府保護的納粹精英，當年他的V2工廠可全是猶太集中營的苦力在勞作，也算是血債累累

馮布勞恩為首的科學家，同時也是黨員，被美國和前蘇聯搶奪V2剩下的資源和人才，美國勝，順利多批次把他們送回國，後期成為美國英雄，把人類送上月球，在美國寫信給德國表妹，結婚，最後癌症去世。(推薦自己百度搜索紀錄片，整個搶奪過程很精彩，最後不同國家科學家命運讓人唏噓）
多數前往南美，被摩薩德追殺，可以看看紀錄片，本人幾年前已經把全系列看完，每一個人的命運都堪比諜戰片。附上剛剛搜索的一個央視的鏈接：《檔案》 20130528 追殺納粹屠夫蘇古斯始末 _檔案_視頻_央視網
至於留下來的人，我之前因為在quora上加了一個google德國員工，所以他點贊的時候，我看到了一篇納粹的孫子寫的他爺爺的長篇回答，我貼出來，寫的不錯。

QUORA原帖鏈接：https://www.quora.com/What-is-it-like-to-have-an-ancestor-who-did-something-embarrassing-or-shameful-Are-you-aware-of-your-ancestors-participating-in-deeds-that-you-find-shameful-Do-you-feel-any-responsibility-for-their-actions

下面是截圖，閱讀時間估計6-10分鐘

阿道夫.艾奇曼，猶太屠殺負責人之一。戰後跟很多納粹一樣逃到了阿根廷。
後來他被摩薩德綁架回耶路撒冷審判並處以絞刑

被西方抓住的，判死刑的少數，這要分絞刑還有槍斃，一般美英比較文明,主要是幾個首惡絞死了凱特爾等等，其他的要麼終身監禁如赫斯等等，戈林自殺了，有的關幾年釋放了如施佩爾,有的黨衛軍集體移交給了蘇聯，基本九死一生，大部分教育教育就放了，還有一些逃亡了，南美比如艾希曼，西班牙比如斯克爾茲內，據說有的跑去法國當外籍僱傭兵，導致當時僱傭兵中很多唱德軍軍歌，而且奠邊府俘虜不少，有技術的如馮布勞恩為美國效力，到蘇聯的基本就是做苦工餓死等等，或者槍斃

就好比八千萬黨員，其實也並不是每個人都要為共產主義奉獻自己奮鬥終身一樣，一千萬的納粹里絕大多數也只是普通人罷了。

一位叫做薩馬蘭奇的傢伙做了國際奧委會的主席

庫爾特·基辛格
1966-1969基督教民主聯盟（CDU）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總理
納粹德國外交部廣播局副局長，是戈培爾的主要助手之一。

瓦爾德海姆。戰後奧地利的總統，聯合國秘書長，傳說中「專門」為完人降半旗的那位。
話說，奧地利還真為納粹事業貢獻良多，之前排了個小鬍子下士來指導工作。

3D政策: Democratization(民主化), Demilitarization(去軍事化), Denazification(去納粹化).
佔領區內大規模拘捕前納粹，好像抓了幾萬個，英美法放的多點，蘇占區大部分判刑當戰爭努力或者再教育後重新投入佔領區運作。
設立的有納粹審判法庭，美佔區全部德國成年人要填表上交，以便美軍評定其是否涉及納粹活動，分罪行輕重判刑或者罰款。
紐倫堡沒審判的中高納粹骨幹等等全世界跑，被摩薩德全世界追殺；總之要不然死刑監禁，要不然坐牢罰款，要不然發配古拉格（蘇），要不然一輩子跑路被追殺，活下來了也惑不安生。正反也沒什麼好下場。當然不乏少數例外。

還有著名的帝國音樂總監赫伯特馮卡拉揚。

後來世界三大指揮家之一。

很多都很難說

二戰後數千納粹秘密潛入南美成功逃脫盟軍審判

二戰結束後，大批納粹分子紛紛逃往拉丁美洲各國，甚至還有人逃往澳大利亞、加拿大、中東。其中有兩條主要的逃亡路線：一條是從德國到西班牙，再到阿根廷；另外一條是從德國到羅馬，再到南美。

西班牙是第一個納粹分子活躍的逃亡中心。1946年，數百戰犯和數千納粹分子藏身西班牙。梵蒂岡對於移交這些尋求庇護者非常消極。教宗不願意看到這些人被關在盟軍戰俘營中，而是把他們送上開往南美洲的輪船。

在義大利，同情納粹的天主教牧師阿洛易斯.哈德爾幫助數名納粹高官逃脫審判。部分納粹官員已經處於盟軍的拘留之下，由於沒有確認身份的文件，他們都使用假名登記。哈德爾牧師認為自己協助納粹官員使用假身份逃亡是遵從上帝的旨意。這些假身份文件來源於梵蒂岡難民組織，儘管這些身份文件並不是護照，但是可以用來申請並獲得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發出的個人護照。理論上，紅十字會應該對這些申請人進行背景調查，但實際上都是牧師或者主教的一句話決定。另外，還有人偽造甚至偷竊紅十字會的文件來製作假身份。

根據已經解密的文件，在義大利幫助納粹的牧師不止哈德爾一個人。神父約瑟夫.高勒夫利用自己經營慈善機構的身份，為數名匈牙利納粹提供合法的紅十字會護照。

規模最大的逃亡網路是由聖方濟各會的克羅埃西亞牧師們組織的。這是一條精心挑選的路線，從奧地利到義大利港口城市熱那亞。一些納粹分子和烏斯塔沙成員（克羅埃西亞的納粹組織）藏身奧地利，克羅埃西亞牧師們幫助他們穿過邊境達到義大利。並為他們提供住宿，通常是在修道院，再安排從熱那亞乘船達到南美。

這些舉動自然引起了當地盟軍的懷疑，梵蒂岡的高級官員拒絕了英國憲兵的搜查，並否認利用教堂庇護納粹戰犯。梵蒂岡外交官宣稱這些牧師的行為只能代表他們自己，不能代表梵蒂岡的立場。

美國情報機構對此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些從蘇聯佔領區逃出來的戰犯，按理說美國應該將他們交還給蘇聯。但是美國一方面擔心他們在蘇聯受到不公正的審判，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這個渠道招募納粹科學家為其效力。

作為同情納粹的國家，在總統胡安貝隆的指示下，阿根廷外交官和情報人員積極協助納粹戰犯逃往阿根廷。他們不僅與牧師們合作，還把觸角伸到斯堪的勒維亞、瑞士和比利時。1946年春，一批法國戰犯、納粹分子、維希偽政府官員採用同樣的方式從義大利逃往阿根廷：先是取得國際紅十字會頒發的護照，再獲得阿根廷的旅遊簽證。

西德老百姓都被過篩子鑒定評級了，類似戰犯，大錯，小過，被逼犯罪，無罪，反納粹英雄之類的。有本講西德復興的書上說，有的老百姓本來可以定完全無過的，也去要評個附惡，為了是不想在街坊鄰居里那麼鶴立雞群

海德格爾，1945 年盟軍佔領德國以後，他因這段歷史受到審查並被禁止授課。1951 年恢復授課，1959 年退休，以後極少參加社會活動，避居在家鄉黑森林的山間小屋，只和很少一些最親近的朋友一起討論哲學問題。

基辛格曾經是納粹黨員

二戰之後那些曾經的納粹黨員怎麼樣了？

二戰後數千納粹秘密潛入南美 成功逃脫盟軍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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