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是個怎樣的人？

12-24

先多圖預警，珍愛流量
————d=(′▽｀)=b————
有很多同學的評論說司徒雷登這麼做無可厚非，因為他是美國大使，是維護美國利益的。嗯，很對。但你忘了一個前提，那就是我是中國人。他維護美國利益是以損壞中國利益為前提的，所以我無法接受，就醬
————(o′罒`o)叫我分割狂魔（不想看圖片的可以直接跳到原文）————
一位同學說他最近正在看《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但沒能找到本文所引用的那幾段話，希望我能指明一下頁數。
首先很抱歉因為這是我搬運自觀察者網的文章，而且我也沒有實體書，所以無法明確告知你頁數，不過我上網找了一下原文，把我找到的東東給你看一下（當然字太多，好多都是略看了一下）
1948年8月10日南京（不用如果了，這就是你們希望的(￣^￣゜)）

1948年10月16日（司徒先生還挺了解我們的嘛，講的這麼仔細。五馬分屍不止可以用在人身上，一個國家照樣可以）

1948年12月21日（這麼做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哦哦哦，不是，是為了民主自由！）

1949年12月29日（從美國利益出發，民主你，自由你，玩兒死你，最後你還不是要叫我爸爸&<(｀^′)&>）

1949年1月15日（你遷廣州，我就是要留著南京。以前是你好基友，現在對你棒打狗）

1949年2月5日致國務卿
司徒雷登眼中的美國（雷登:我們美國辣莫可愛，你們怎麼可以討厭我們，反對我們嘞）

人民的支持下？美國的支持下吧。

1949年2月19日（現在也沒變嘛）

1949年4月12日（嘖嘖嘖，他留著南京的原因可不是一些人口中的熱愛中國，或者說誠意想和中共接觸哦。嘴上的是主義，到最後都是生意。患難見真情啊，宗仁）

後面還有一些電報，不過我已經看累了。。。
還是推薦各位自己去看一下這本書吧，以免搞得我有斷章取義之嫌，一千個人眼中可能有一千個司徒雷登呢。
——╰( ′?ω?)つ──☆???
1949年8月2日，由於美國在華政策的徹底失敗，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離開中國返回美國，隨即退休。
1949年8月8日，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
——∩( ?ω?)∩——以下原文
1945年4月，羅斯福逝世，落實雅爾塔秘密協定的任務便轉到馬歇爾身上。8月14日，在美蘇的軟硬脅迫下，國民黨政府被迫接受這個協定。1945年10月重慶談判後，美蘇本指望通過「調停」國共兩方使美蘇事實上兩分中國，但事與願違，重慶談判後中國內戰驟起，這迫使美國派馬歇爾於12月20日以總統特使身份來華「調停」。
馬歇爾來華後，一方面幫助蔣介石向華北運兵，其目的是讓國民黨在那裡為美國守住與蘇聯在雅爾塔協定中劃分的勢力範圍作為應對措施。蘇聯也於1946年9月放中共軍隊進入東北以與之抗衡；另一方面又以「調停」的姿態使國民黨接受共產黨提出的「停戰提議」並籌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試圖促成中國兩個最大的政治力量事實並存的局面。但是，令馬歇爾沒有料到的是，蔣介石接受馬歇爾「調停」的目的與馬歇爾的設想南轅北轍：蔣介石是在爭取時間，將美國幫助運到華北的軍隊用於從蘇聯手中收復東北而不是用於為美國守住華北利益。這打亂了馬歇爾與蘇聯分割中國的計劃。在蘇軍撤出東北前夕，蔣軍開始向東北大舉進攻。是時，馬歇爾從美國述職回到中國，立即當面對蔣介石收回東北的想法施以高壓，然而蔣介石斷然拒絕馬歇爾讓他放棄東北的建議。
馬歇爾與蔣介石在收復東北問題上的爭論，關乎中國統一還是分裂。蔣介石在階級立場上代表中國的官僚買辦勢力，但在民族立場上則主張中國統一，這招致了馬歇爾不滿。馬歇爾在1946年7月寫信給杜魯門，表達了為實現美國在華利益不惜「換馬」的暗示，得到杜魯門的首肯。
在推動國民黨政府「換馬」的美國對華政策日程表上，馬歇爾相中了司徒雷登，讓他擔任美駐華大使。箇中原因，誠如毛澤東所說：「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
現在回頭看來，馬歇爾相中司徒雷登的原因，除了毛澤東所說的，還應當再加上一條，這就是：司徒雷登與一般的外交家不同，套改斯大林讚賞馬歇爾的話說，「如果有什麼人能解決（中國）這個形勢的話，那就是司徒雷登先生，司徒先生是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外交中的一個。」（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在會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如是稱讚馬歇爾。）
就在蔣介石發表「全國總動員令」一周後即1946年的7月12日，司徒雷登被正式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在這樣的時刻，馬歇爾舉薦司徒雷登為美駐華大使，其用意不言自明：他是要司徒在中華民族處於命運攸關的歷史時候，置中國於美蘇雅爾塔協定預設的南北分裂的框架之中。
司徒雷登忠實執行了美國分裂中國的政策
看來馬歇爾還真會選人，司徒雷登並不只是一個只會「之乎者也」的書生，他不僅對馬歇爾的政治意圖領會快而且落實得力。他任職才兩年多就給馬歇爾物色到了願「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的李宗仁，並使其迅速取代了有那麼點「半獨立性」的蔣介石。其手段之幹練，目的之陰險，以致事後讓受惠於此的李宗仁悔罪不已。李宗仁後來在《李宗仁回憶錄》中說：
我今天感到慶幸的是：當年與我打交道的美國方面的領袖人物都是一些沒有經驗的人。……如果他們要像約瑟夫?斯大林那樣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樣善於抓住時機，中國肯定是會完了。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像今天的朝鮮、德國、寮國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
李宗仁在政治上太幼稚了：當時真正「沒有經驗的人」並不是司徒雷登，更不是馬歇爾，而是三天兩頭往司徒雷登那裡「跑官」的李宗仁自己。
閱讀過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間給美國國務院呈寫的大量報告（參見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的人，都不會懷疑司徒先生真是一個「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但在關鍵時候卻又很「懂政治」的人物。
1948年底，中共軍隊在遼瀋戰役中的勝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國民黨政府垮台的可能性，於12月16日給馬歇爾寫信，哀嘆「現時的國民黨領導已再也不能充當美國努力阻止中國共產主義擴展（實則是阻止中國統一——引者注）的有效工具了」。這時的司徒雷登一抹平素斯文，給美國政府主動提出比馬歇爾「兩分中國」設想更陰險的即「用典型的中國式」致中國再陷軍閥割據的建議：
鑒於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構想某種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讓委員長引退，並組成聯合政府，由張治中與馬家（五馬將軍：馬鴻逵、馬步芳、馬步青、馬鴻實、馬占祥）節制西北，四川、雲南、貴州也分別由各省主席控制，這樣就可免受共產黨干擾，這在聯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樣，共產黨在聯合政府的名義下會加緊鞏固其北部地區，而宋子文則會在華南獲得喘息之機。這期間，美國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性。無論誰統治中國，都需要外援，而美國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賴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見《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
在美國在華利益即將失去的時候，司徒雷登已顧不上「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這白紙黑字的斑斑鐵證。我們通過這些「建議」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對中國國家統一的大趨勢時的陰暗心理：他不僅要使中國倒退到20世紀初的那種軍閥割據的亂局之中，而且還要在這種割據中實現美國的主導地位。
事後看來，司徒雷登乾的結果顯然沒有讓馬歇爾滿意。毛澤東說司徒雷登「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但這不是評價司徒雷登的關鍵，關鍵是司徒先生屢敗屢戰，幹得和想得比馬歇爾要求的還要賣力、還要惡毒。這些大概才是最傷中國人民感情的地方。
1946—1949：司徒雷登的人格經過了「帝國主義」的格式化
難道司徒先生不知道他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的所謂「構想某種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的建議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嗎？
難道司徒先生不知道他所建議的「方式」正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歐洲人要求而又被美國人民拒絕的解決美國南北衝突的方式嗎？
難道司徒先生沒有讀過1858年7月10日林肯《合家之亂》這篇著名的演說嗎？如果讀過，那司徒一定會記住下面這些令人感動的句子：
「家不和則不立」，我相信這個政府不可能永久地維持半奴隸制半自由制的局面。我並不希望聯邦分裂，也不希望房子倒塌；但我的確希望停止它分裂。它或者將完全變成一種東西，或者將完全變成另一種東西：不是反對奴隸制的人制止奴隸制度進一步擴展，並使公眾相信它正處於消亡過程中，就是擁護奴隸制的人將把它向前推進，直到它在所有的州——不論是老州還是新州，北部還是南部——都同樣成為合法時為止。這兩者必舍其一。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代表性質根本相反的兩個方向的政黨是無法彌合在一起的。試想如果當時歐洲列強對林肯時期美國南北內戰的「調停」成功，其結果必是美國分裂——美國的分裂當然符合歐洲的利益；同樣的道理，1945—1949年間，美國對中國國共衝突「調停」如果成功，其結果也必是中國更加分裂——中國的分裂當然符合美蘇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既然美國人不願意分裂，那為什麼就不能理解中國人統一國家的心情呢？既然司徒對中國「愛得那麼痴情，那麼愚蠢，那麼義無反顧」，那為什麼還要重複用歐洲人對待美國內戰的方式對待中國呢？如果說，馬歇爾欲置中國於南北分裂的企圖已讓中國人民不能容忍，那麼，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全中國，中國即將統一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前夕，司徒雷登卻還在給美國出謀劃策，企圖再陷中國於20世紀初的「軍閥混戰」的災難之中，這不是在對中國人民犯罪又是什麼呢？
國內有些人似乎無視這些，稱司徒雷登先生是「甘願死在中國的『好人』」。可就是這位在1949年初將李宗仁捧上「總統寶座」並盛讚「李宗仁在正式就職後的數月中政績突出」的「好人」，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不久就迅速「移情別戀」。他似乎忘記了正在急需美援的李宗仁，堅持駐守南京並與中共代表黃華商談相互外交承認的途徑，並極樂意接受黃華傳達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口信」以及希望他訪問燕京大學的邀請。他這樣做並不是由於知時識務，而是其已被帝國主義格式化的人格使然。1949年6月30日，他致電馬歇爾說：
此行將是邁向相互諒解的一步，並會加強中共內部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反蘇分子。它將為美國官員提供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同最高一級的中國共產黨人非正式會談。機不可失。它將表明美國對中國動蕩的政治潮流的坦率態度，並有可能對未來中美關係產生有益的影響。（見《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
就這樣，李宗仁及其支持者為司徒雷登忽悠而起，在其無用後又被迅速拋棄，成了無家可歸的棄兒，以致多年後李宗仁在回憶錄中用「滑頭政客」——而不是所謂「好人」——來評價有「恩」於他的司徒雷登。
其實，李宗仁的評價還是婉轉了些，因為李宗仁根本不知道就在他急需美援而屢遭美國拒絕的1949年6月，司徒雷登還托即將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陳銘樞和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傳話：「如果新中國採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性借給新政府50億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貸款。」（見《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兩個月後，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嗟來之食」形容司徒先生的「好意」，說：「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如果李宗仁當時要知道此事，可能這時的李宗仁對司徒先生的認識就不會僅僅停留在「滑頭政客」的層面。
對於司徒拋棄李宗仁在南京坐待共產黨的姿態，在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國內有些人卻埋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對司徒雷登坐等解放軍進南京、積極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飛機離開中國的舉動視而不見」，好像司徒想與共產黨「交友」，而共產黨沒有領情，如果這些人讀過前引司徒雷登為美國在華利益不惜置中國再陷軍閥內戰的那血淋淋的「建議報告」後，可能會改變對司徒的看法。
如果僅從司徒雷登個人而言，他在就任大使前後的表現當分別而論。如果說，1946年就任大使前的司徒雷登還可以說得上是一個「教育家」的話，那麼，1946年以後的司徒雷登就成了美國在華利益的忠實代言人，其個人人格已經過了帝國主義的「格式化」。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1949年，是中國歷史的最緊要關頭，是中國人民處於帝國主義壓迫深重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司徒雷登已沒了他的時常掛在嘴邊的那些包括李宗仁在內的「中國朋友」，這時他心目中有的只有美國在中國的殖民利益。
司徒雷登應當懺悔
半個世紀前，毛澤東著文《別了，司徒雷登》，中國人民道別了司徒雷登的同時也送走了一段帝國主義壓迫的屈辱歷史。杭州是司徒先生出生的地方，半個世紀後，司徒骨灰被接納並安葬在這裡。但「司徒雷登的歸來」，並不表明中國人民對司徒雷登罪行諒解，也沒有減輕司徒雷登在中國犯下的罪行。君不見，曾向司徒保證與共產黨「沿長江劃界」的李宗仁不也在1965年回到中國了嗎？現在再添個司徒先生也沒有什麼不妥。
李宗仁先生曾見證了中國人民站了起來並為自己當年的行為而悔罪。司徒先生活著的時候已經見證了中國人民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現在他躺在西子湖畔可以再見證一下中國人民還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筆者想，如果司徒先生還真有那麼一點良知的話，就應為自已任大使期間對中國人民的所作所為寫些至少像李宗仁那樣的懺悔文字。李宗仁的懺悔獲得了中國人民的寬容和原諒，他去世後葬於八寶山；可司徒先生迄今對中國人民沒有隻字悔罪，即使如此，中國人民還是將1946年任大使前後的司徒雷登區別對待，滿足他的部分願望，接納他回到其出生地杭州。若司徒先生還有那麼一點良知，在九泉下有知，他應該感謝中國人民的念舊情懷和博大的包容精神。（本文節選自觀察者網，侵刪。）
——————————
我們固然要看到司徒雷登先生對中國的貢獻，但也不要選擇性失明，他終究是代表美國人的利益的。

剛在天涯看到一篇「孟婆給碗湯」介紹司徒雷登的帖子中央批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北大為何遭聯名反對？，順手轉過來一下：

====================

【孟婆按語】時光流轉，國人逐漸認識到傳教士「帶著愛來中國」和「用生命愛中國」的情懷，重新對他們的貢獻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謀求和理想主義精神及處處為中國爭取美國貸款的義舉並建議蔣介石退休的提議……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為安。「我要這樣地死去／漫漫時日使命已履／已得酬報的我心中有一隻歲暮百靈在歌唱／讓我皈依那寧靜西方／像日落，死得燦爛、安詳。」

「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什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彼得前書》 2：20

[正文]

半個世紀前，1962年9月19日，已經半身不遂的司徒雷登，悄無聲息地在美國首府華盛頓離開人世，幾乎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關注。隔著一個太平洋的中國，許多年輕人在課堂上不斷聽到他的名字，他幾乎成為那個年代裡中國人最熟悉的美國人。

二OO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賢陵園文星苑，美國駐華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長均出席安葬儀式。六十年來關於他的爭議也該塵埃落定，該還世人一個真實的司徒雷登了。顯然，《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說司徒雷登「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是不公平的。對於一個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六年，創辦了著名的燕京大學，又留下遺囑願埋骨中國的人來說，這份愛要怎樣假裝出來呢？

說到底還是因為我們無法理解這份愛。他怎麼可能愛得那麼痴情，那麼愚蠢，那麼義無反顧？

以一生來回應一份「召喚」

司徒雷登在自傳《在華五十年》開篇即寫：「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晚年長期照顧司徒的傅涇波及其女兒傅海瀾回憶，這位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著中國的方向，身在美國心卻盼著回中國。在他心底，他仍執拗地以中國為家，哪怕這個國家如此深地誤解著他甚至傷害著他。他精心地保存著所有跟中國有關的物件，卧室牆壁上四處掛著燕京大學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來杭州的傳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長到十一歲，牙牙學語之時即操杭音，能說一口流利的杭州話。到河坊街王潤興飯莊吃飯，會對夥計說：「件兒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燒得入味；響鈴兒要熬稍！」後來他還學會了南京話、蘇州話和上海話。

一八八七年他回到美國，一八九三年考入漢普頓悉尼學院。一八九六年他大學畢業，到母校潘托普斯學校當拉丁文和希臘文教師。一八九九年入弗吉尼亞協和神學院讀神學。他在自傳中回憶，在第二個學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國的召喚。他厭惡到中國，不願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廟會上給那些懶散、好奇的人群大聲佈道；幾乎白送一樣地向人推銷宗教小冊子，卻被當地老百姓戲弄；要忍受人生的種種煩惱和困苦；也沒有機會搞學術研究，過著一種現代遁世隱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為了別人肯犧牲自己的神，由此他無法面對內心的拷問。他徹夜反省自己是否願意拋棄物質因素和人生種種享受而為了信仰的無上價值而犧牲。

最終，他決定以一生來回應這份召喚，於是才有了後來四十五年之久在中國的經歷。

這份超凡脫俗到無緣無故的愛，直到今天我們還感到陌生。六年前，我到貴州凱里採訪一對夫婦，他們放棄在美國的綠卡，跑到偏遠的凱里長期住在那兒，從海外募捐資金幫助那些上不起學的苗族孩子，讓他們不至於輟學。我住了一周，看到他們幫助了幾十個孩子，有的孩子到廣州去當乞丐，被他們找回來繼續上學。這些善舉得不到當地政府的理解，後來他們被勸退了。面對我的提問，那對夫婦回答：「沒有別的原因，基督信仰讓我們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服事燕京大學的首任校長

這樣的話同樣體現在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中。校訓取自《聖經》里耶穌的兩句話，「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這是我見過的最深邃美麗的校訓。這一校訓對燕大學生影響深遠，司徒雷登自豪地說，他所知道的大學校訓沒有哪一個像這個一樣對學生產生這麼重大而有力的影響。

關鍵是燕大的首任校長和校務長就是這樣的人。一九O四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國，一九O七年協辦育英書院和之江學堂。一九O八年遷居南京金陵神學院任希臘文教授。一九O二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長老會委派來杭州之江大學任教。一九一九年五月，司徒雷登受聘成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

他多方結識中國政要和美國富人，並在美國各界為燕大籌款。他用不到十年時間，便把一個幾乎一無所有的爛攤子，辦成一所聞名世界的綜合性大學，獲得哈佛大學的認可，兩者還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燕大教師包括吳雷川、周作人、張東蓀、馮友蘭、俞平伯、謝冰心、錢穆、顧頡剛、錢玄同、趙紫宸、陳垣、埃德加·斯諾等，可謂群英薈萃。

一九二二年，他又為燕大找到清華園對面未名湖畔的新址。為了新校舍，這位司徒校務長披荊斬棘，聘請美國著名設計師墨菲按中國文化理念設計建築，建成了當時中西合璧的美麗的燕園。

到一九三七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達二百五十萬美元。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燕大總預算為三·五萬美元，有百分之八十七來自教會捐助。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預算為二十一·五萬美元，教會捐助達百分之十四以上，美國私人捐贈為百分之五十五。

燕大有錢，但司徒雷登本人卻沒錢。他很少買衣服，襪子和內衣上都是補丁，哪怕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當過駐華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無任何積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涇波家中，在美國連立錐之地都沒有。

據統計，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燕大辦學僅三十三年，註冊的學生達九千九百八十八名，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四十二人，中國工程院院士十一人，各學科帶頭人超過一百人。「二戰」時，中國駐世界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燕大新聞系畢業生。「二戰」結束，在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舉行受降儀式，中國派出的三位記者均出自燕大。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代表團二十一人集中了當時中國的精英，其中燕大畢業者竟達七人之多。

偌大燕園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燕大今日早已併入北大。燕大舊址仍有北大最美麗的塔光湖影，卻尋不見一丁點兒對司徒雷登的紀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就成了社區體育活動場所，他的臨湖軒住所已成會客室。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司徒雷登留下遺囑，裡邊提到，「我指令將我的遺體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於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我並指令，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可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涇波一九七三和一九八四年兩次訪問北京，均向有關當局提出將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園之事。傅涇波在一九八六年還為此事請中國駐美大使遞信給鄧小平。

一九八六年六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臨湖軒。不料，事情卻一再擱置，燕大校友王百強回憶，有人聯名上書反對安葬。

據《司徒雷登與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兩書作者沈建中介紹，為首的上書者，正是司徒雷登當年一位秘書的遺孀。於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中美駐美使館正式通知傅涇波，此事因故暫緩辦理。一九八八年，傅涇波帶著遺憾在美國病逝，去世前還在念叨此事。

畢業於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二OO一年四月在新華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一書，在附錄中他呼籲：「過去的燕園曾經培育出無數英才，其中不乏蜚譽國際的大師級人物，如今的燕園更成為中國首席高等學府北京大學所在地。但是這位燕園的策劃者司徒雷登的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著，何時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劃經營並曾譽滿全球的美麗燕園與他的愛妻長相廝守？」

時光流轉，在無限期的「暫緩辦理」之中，國人逐漸重新認識傳教士「帶著愛來中國」和「用生命愛中國」的情懷，重新對他們的貢獻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謀求和理想主義精神及處處為中國爭取美國貸款的義舉並建議蔣介石退休的提議……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為安。

於是，傅涇波後人開始考慮讓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不僅沒有拒絕，反而積極歡迎司徒雷登的歸來。沈建中更是出書贊成，他在《司徒雷登與西湖》中認為司徒出生在杭州，會講一口杭州話，又是杭州的榮譽公民，家庭成員中，父母和兩個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濱，耶穌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講過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園，杭州當是首選。此書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於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說：「偌大的燕園，竟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報

究其實，這並非僅只一安葬問題，許多到中國的傳教士都有這樣的心志：要死在中國。「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這樣的心志，同樣是我們感到陌生的。愛，就是要花時間經營，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試想，若沒有這份愛，司徒雷登怎會在日本人佔領北京後還堅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監獄中坐牢三年半？當時並不是有國難回，司徒雷登卻自己選擇守在戰火頻仍的中國，跟中國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國終於有勇氣憑良心說話，承認自己對不起司徒雷登，對不起這位為中國活了一輩子的美國人。國人常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但面對人家的「湧泉」之恩，我們「滴水」回報也沒有，到現在還在猜疑他辦學的動機，還有人抱著他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象徵」的觀點不放。新中國成立前後，我們一邊倒要反美擁蘇，於是只好對司徒雷登坐等解放軍進南京、積極奔走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才乘飛機離開中國的舉動視而不見。

既然燕園已無司徒雷登，我決定還是去杭州尋覓一下司徒雷登的蹤跡，也憑弔這位甘願死在中國的「好人」——這是燕大校友們給他的評價。

跟幾年前比，杭州堵車嚴重多了。七彎八繞才找到那條叫「耶穌堂弄」的小巷，不管從中山北路這邊還是銀泰百貨那邊進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邊說他是傳教士和外交官，有意抑或無意遺忘了他更是一位教育家。在中國，他貢獻最大的還是教育。

他原來的故居佔地四千一百三十八畝，他就出生在這兒，現在只剩下一座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中西結合的二層小樓，裡邊有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獲贈的杭州市「榮譽公民」的金鑰匙。還有許多友人在他過生日時贈送的字畫，以及國民政府的褒獎令等等。

其實，原來的住宅早被拆掉了，這一座小樓是復建的。二OO一年，杭州市文物部門以二百四十萬元購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產權，頂著壓力修復故居。修復後的住宅為二層，頂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頂，上覆小青瓦，倒也別緻。只是牆上配著一幅天主教聖母的畫，顯然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識。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東北郊安賢陵園，這裡蒼松翠柏，流水潺潺，飛瀑四濺，風景宜人。墓碑上簡簡單單寫著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還有「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字樣。不過，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著一張司徒雷登微笑著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著，他說他相信永恆，相信靈魂不朽，從那不朽的岸邊，他回望到這塊他回不來但最終還是回來了的土地。

他晚年極鍾愛這首詩：「我要這樣地死去／漫漫時日使命已履／已得酬報的我心中有一隻歲暮百靈在歌唱／讓我皈依那寧靜西方／像日落，死得燦爛、安詳。」

從杭州回南京的車上，在吵雜的車廂中，我還在回想他那釋然眼神和燦爛笑靨。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報，有憾，但無悔，因他不是為了果效，而是為了心中那不滅的信念和偉大的愛。從一八七六年到現在，一百多年過去了，那份愛還在激蕩，讓人終還是無法揮手道別。

==============================
「講古論今，談天說地」，歡迎收聽【基甸聊天】（每期7-10分鐘）
http://ocochome.info/jdlt/

　　1947年3月，杜魯門高調宣告美國的冷戰戰略，以世界警察自居，開始在歐洲和亞洲，遏制和包圍共產主義運動擴散蔓延。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中華民國首都南京。此時中華民國政府已經遷移往廣州，同時包括蘇聯大使館在內的各國使館也遷往了廣州。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沒有離開南京，他希望和共產黨建立起聯繫，討論美國和這個就要建立的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事情。
　　司徒雷登有他樂觀的理由，而且當時共產黨的南京管理委員會裡，還有一個負責人，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呢。
　　但是司徒雷登失望了，而且還發生了軍紀嚴格的解放軍戰士騷擾到美國使館的事情，雖然這件事情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但是根據共產黨南京管理委員會的說法，司徒雷登繼續停留在南京，是不安全的。
　　1949年8月2日，傷心而失望的司徒雷登，離開了南京，他去了美國。
　　1949年8月8日，共產黨的廣播電台播發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對司徒雷登進行了嘲笑，毛澤東說，司徒雷登積極地幫助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對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的陰謀詭計。美帝國主義阻撓破壞中國人民革命的陰謀沒有得逞，司徒雷登被迫安安靜靜地離開中國。
　　司徒雷登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他認為他的家在中國。至少在1949年，司徒雷登被迫離開中國之前，他是有理由這麼說的。
　　1876年，司徒雷登在杭州出生。他的父親，出生於維吉尼亞一個非常受人尊敬的長老會傳教士家庭，這一家人，到他父親的時候，已經是三代傳教士啦。
　　司徒雷登的父母，是美國南方長老會派遣到中國來的第一批傳教士。
　司徒雷登的母親，創辦的杭州女校，應該是清國時候最早的女子學校。
　　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小伢兒」，他從小一口杭州土話，下館子點麵條都倍兒講究，像一個正宗地道貪吃會吃的杭州人，嘿嘿。
　　司徒雷登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正好趕上美國國內「青年志願者運動」的熱潮。在一次活動中，司徒雷登深受感動，他承諾將來回中國來傳教，他於是轉學去讀了神學院，他成為家族中第四代傳教士。
　　1904年，司徒雷登帶著妻子回到了中國。之後他在金陵神學院作教授，主講希臘文和新約解經學。
　　1919年的時候，三所北京的教會大學打算合併在一起，這是一個困難重重的事業，有著人事和財力上諸多的挑戰。學校董事會找到了司徒雷登，他接受了這個挑戰。
　　司徒雷登和美國威爾遜總統兩家人是世交，司徒雷登曾經在威爾遜總統本人所屬的教會中講道過。威爾遜所屬的教會，被司徒雷登的中國傳教事業所感動，他們承諾在資金上對司徒雷登的中國事業作出支持。
　　司徒雷登同時在中國和美國各界奔走，為燕京大學籌募資金。
　　當時美鋁公司的一個高管捐贈了大筆的資金，司徒雷登買下了前清一個王爺的私家花園，這裡成為燕京大學的校址，司徒雷登要把燕京大學建設成一個東方傳統的，美麗如畫的校園。司徒雷登聘請著名的建築師亨利墨菲Henry Murphy，美國建築師墨菲，真正贏得業界的聲譽，是在中國。他一反當時清國的建築一味追求學習西方建築的風潮，亨利墨菲，是中國古典建築復興的領軍人物。
　　墨菲在中國設計過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一系列大學，中華民國政府聘請他規劃設計了首都南京。
　　1926年，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學新校區落成，燕京大學師生們遷進了新校區。
　　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墨菲設計的燕京大學，是外表復古，內部西化的建築，大量使用進口的設備，被當時的人們認為是中國面積最大，建築質量最高，環境最美的大學校園。
　　燕京大學校園的未名湖畔有一個「博雅塔」，這個名字容易讓一些人聯想到美國的一種大學「博雅學院」，liberal art college。美國博雅學院和主流大學的區別在於，博雅學院不注重「專業技術」培訓，而更注重「素質」培訓。
　　燕京大學分為五個學院，分別是，神學院，法學院，醫學院，理學院和文學院。
　　在學校制度上，燕京大學基本是沿襲的美國博雅學院和許多名校的體重，寬進嚴出，以嚴格的學制，淘汰不合格的學生。
　　司徒雷登作校長所確立的制度，是非常世俗化的，校規並不要求學生作禮拜，同時招聘的教授講師，除了神學院之外，並不要求是基督徒。
　　司徒雷登同時向董事會報告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學校辦成中國人的學校，一但我們離開，中國自己就可以有效的管理這個學校。在這個思路下，司徒雷登校長有意識地提拔和栽培大批中國人從事行政管理職務。
　　燕京大學有許多「自由化」的傾向，燕京大學不僅是秉承學術自由的學術傳統，而且在課程設置和教員選聘上相當的自由化。比如，在那個時代，舊傳統的行業歧視和偏見還是勢力很大的，京劇這些在許多人看來都還是「賤業」，更不要說民間的草根娛樂方式「相聲」。
　　燕京大學的「民間文學」課程，會聘請侯寶林來給同學們科普民間藝術。
　　1928年，燕京大學和哈佛大學聯合成立了「燕京哈佛學社」，專註於亞洲社會和歷史問題研究，儘管這個機構的地址是在哈佛大學校區之內，但是並不隸屬於哈佛大學。這是哈佛大學和燕京大學合辦的一個研究機構。
　　也是在1928年，燕京大學成立了新聞系，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第一次出現了專門培訓新聞業從業人員的大學專業。司徒校長請來創辦燕京大學新聞學專業的，是威利斯校長Walter Williams。威廉斯校長是一個新聞學家，一個教育家，他是現代大學新聞專業的創始人，他致力於在全球宣傳鼓吹中立客觀的新聞業。

　　燕京大學迅速崛起為中華民國時代最好的大學之一，燕大學術思想自由的氛圍，吸引了包括許多優秀學者的加入。
　　司徒校長的「博雅」教育，可以看作中國版的博雅，除了美國版的「素質「教育和寬進嚴出之外，司徒雷登治理學校的方式，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
　　他像一個舊中國傳統里的大家長，族長一樣觀愛照顧著燕大的師生們。誰家裡生娃啦，誰家裡有人生病啦，誰和誰談戀愛要結婚啦，司徒雷登校長都少不得要過問的啦。他說他是一個中國人多過美國人，有他自己的道理。
　　司徒校長同時倡導同學們「有組織，但是互相關愛」的校風，他在學生們中營造一個「大家庭」的校風。燕京大學的同學關係，私人關係密切的氛圍，和同一時期的北京大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司徒雷登校長被日本佔領軍押送進了集中營，直到戰爭結束。這個期間，燕京大學搬遷去了四川成都。
　　1946年的時候，在華調解國共糾紛的馬歇爾將軍邀請司徒雷登校長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希望他的影響力和社會聲譽，能夠促成國共間的和平合作。
　　對於立志於建設燕京大學的司徒雷登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司徒雷登對董事會說，燕京大學的未來，是離不開中國的和平前途的。
　　司徒雷登將燕京大學交給一位芝加哥大學留學回來的中國心理學和古文學專家管理，這位專家後來遭到學生們和教師們的批鬥，甚至自己女兒的背叛和揭發，1970年在中國去世。
　　司徒雷登作為大使，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希望能夠促成一個和平建國的聯合民主政府。他有著近乎天真的希望，他覺得周恩來這些人，是願意和美國建立起良好的關係的。
　　1949年的時候，他甚至打算冒險自己去北京，去面見共產黨的領袖們，促成中美建立外交關係。
　　1949年8月，新華社全文刊登了毛澤東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失敗的司徒雷登先生，帶著傷心，被迫離開了他熱愛的中國。
　　若干年後，曾經有一位當年在燕京大學任教的人這麼說的，我最討厭聽到什麼「別了，司徒雷登」了，人家司徒雷登幫助過好多進步學生，好些人是坐著他的車子去的解放區！應該感謝每一個幫助過自己的人，忘恩負義不好！
　　司徒雷登到美國之後，開始寫作他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寫作進行到一半，他中風了。
　　司徒雷登在美國的起居生活，一直得到曾經多年服務於他的忠心朋友和助手，傅涇波先生及其家人的精心照料。
　　1962年，一生以中國人自居的司徒雷登先生在華盛頓去世。
　　司徒雷登的遺囑里寫明了，他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夠歸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裡，在那裡，他傾注了他的精力和愛心。在那裡，還有他妻子，司徒夫人的墳墓。（司徒夫人的墳墓，是1926年建立的，就在今天的「北大」燕園裡，1949年後，不知所蹤。）
　　傅涇波先生，是舊中國傳統里，美國傳統里忠心的朋友的典範，他一直要完成司徒先生的囑託，他要把司徒校長的骨灰和司徒夫人合葬在一起。
　　1970年代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傅涇波訪問中國，但是中國當局拒絕了他歸葬司徒雷登骨灰的請求。
　　傅涇波先生沒有就此放棄，他一直在努力，在他去世的時候，他囑託他的兒子，要完成老先生臨終的遺願。
　　傅涇波先生的兒子，喬治敦法學院畢業之後，進入美國軍中服役，以將軍職光榮退役。
　　他之後出任某美國大公司大中華區總裁，努力完成司徒先生的遺願，但是據說遭到了北京大學方面的強烈反對和抗議。
　　杭州地方當局出面，希望能夠把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
　　2008年，在去世了46年之後，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回到了他的故鄉，杭州。他的骨灰和他的父母，以及他的一個弟弟，安葬在一起。
　　這一家人的遺體，終於在司徒雷登的故鄉團聚，得安息。
　　司徒雷登校長，是一個正直，有愛心的長者，他是一個傳教士，一個教育家。他真誠地關愛著他身邊的中國人，他希望中國能夠走上一條和平和民主道路。
　　司徒校長的後半生，有很多的委屈和傷心，但是他對中國，並沒有苦毒和仇恨。司徒雷登先生是一個充滿愛心的長者，他配得所有中國人的尊重，願他的靈魂得安息。
———————————————————————————————
以上來自曹立仁的天涯超長帖《毀你的三觀！嘿嘿，理性客觀講述真實的中國的近現代歷史》

一個有著深情的中國情節，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好人，錯生在一個混亂的年代。

有一篇北航戰略問題研究中心張文木寫的《別了，分裂中國的司徒雷登》，講得很清楚。
別了﹐分裂中國的司徒雷登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年離開了中國﹐8月18日﹐毛澤東發表文章〈別了﹐司徒雷登〉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至於司徒雷登本人﹐毛澤東更是揭穿他「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的虛偽性。

】
司徒雷登

大使司徒當勁遒，托缽募化演實修。
築塔臨湖稱博雅，栽植桃李滿神州。
曾為國府堂上客，嘗作扶桑階下囚。
難得燕園埋忠骨，錢塘江水鳴啾啾。

我們學校的創始人，本地話講的比英語遛，被國家利益坑了的老學者

其實《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也並非是否定司徒雷登。而是借司徒雷登談中美關係。司徒雷登其人也確實是為中國現代化和「資產階級」革命貢獻了一生。

即使毛主席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也沒有對司徒雷登的人品上的否定。立場不同而已。

其實借人借物發表觀點，是毛主席雜文的顯著特點。不要過分解讀《別了司徒雷登》，還給司徒雷登一個公道吧。

對司徒雷登，我們還是應該正視。應該讓他回北大的

——他參與創建，並傾注一生心血的北大。

邀請我這個交大的來評論一個燕大的，是不是有點不講基本法？

為司徒雷登的一生。。。難過。。。。

他是一個有趣的人，是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是一個高尚的人，是一個有利於人民的人。。。。後來發展用不到正地方，那就別了，司徒雷登。。

他大概關心過一些中國人的生活，也對教育有所熱愛，但他不曾把中國的命運當回事。
而且他看錯了老蔣，連劃江而治，給美蘇做代理人都做不到→_→也錯看了老毛，根本不給僵持機會，直接一波流。

我覺的百度百科上的介紹應該有人去更正更正了，很多內容跟用詞讓人感覺有傾向性，不是一個百科應有的態度。

截圖舉例：

「極盡諷刺」是個怎麼理解

一開始看名字以為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