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是好事還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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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能不能說說對中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一米五七的小平正在摸石頭過河，前方有個坑，水深一米八，小平渾然不覺。
然後戈爾巴喬夫衝上來跳了進去。

Hu Nicholas 一句話說的很對，政治事件是無法用好壞來判定的。好壞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政治本身是一個博弈遊戲，對博弈的一方好，對另一方自然是不好。

蘇聯解體的原因和影響這個話題實在太大，個人能力有限，全解讀是不太行了。就說一下幾個對中國的影響。

有利因素

1，意識形態上替中國做了「趟雷的」——改革不是你想改，想改就能改，改不好是要掛掉的。所以在此之後小平同志堅定的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蘇聯解體說到底是蘇共垮台的必然結果。這讓中國清醒的認識到黨建的重要性。為TG敲響了警鐘。改革可以，但是改的是經濟，不是改黨，不能從根兒上出問題。

2，軍事上全球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蘇聯解體之前，中美是蜜月期，基本算是走在對抗蘇聯這一條戰線上的。當時的情況下，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還是很大的。哪天撕破臉打起來了，先挨揍的肯定是中國而不會是美國。蘇聯人是敢扔核彈的。蘇聯解體以後，北方這個威脅基本上是解除了（雖然普京天天用核彈嚇唬人，但他不是勃列日涅夫，他是不會扔的）

3，經濟上提供了寶貴的「失敗經驗」——蘇聯的經濟模式是國家經濟，市場的作用是極低的，主要靠國家調控和政府干預。說白了就是老子要你怎麼搞，你就怎麼搞，老子要搞什麼，就搞什麼。這套理論對領導層智慧的要求太高。只有極小的概率碰見天才方可能階段性成功。而天才是不能量產的。所以純粹搞這一套，只是早死晚死的問題。這一點看看蘇聯後期狂搞軍事不搞民生，搞的蘇聯人當時窮成那個餓死鬼樣就懂了。這可以說是蘇聯解體一個重要的內因，也是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失敗經驗」。所以小平堅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搞小康，要堅持改革開放等等。當時黨內也是有反對聲音的，但是蘇聯解體以後，這個聲音大大降低了，道理很簡單，大家都看到結果了。這可以說從黨內降低了中國改開的阻力。讓中國更快的融入了國際市場。當然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窮的掉渣，也讓中國產品迅速的佔領了俄羅斯市場，加速了中國輕工業等領域的發展，但是這個是微觀的事情，從全局的角度說還是太小了。這裡就不細說了。

不利因素

最主要的不利因素就是出頭鳥換人了——俗話說槍打出頭鳥，有蘇聯的時候中美好的和兩口子似的，黑鷹什麼的咱們都是那時候弄來的。但是蘇聯解體了以後，出頭鳥換成中國了。中美短暫的蜜月期瞬間就結束了。美國新的遏制方向變成了中國。這個沒辦法，你有這麼大的地，這麼多的人，這麼強有力的執政黨，現在又在搞改開，而且之前打仗又沒贏過你。咱們意識形態又不一樣。要想定義下一個對手的話，那肯定就是你了。我總不能找印度那種一半人連汽油和電燈都沒見過的國家當對手吧。於是經濟上阻止你入世，外交上到處排擠，軍事上武器禁運，意識形態上散步中國威脅論等等一系列的作為都使出來了，其實這都是蘇聯解體的副產品罷了。要是有老大哥在上面，才沒人有空折騰這些。

總結一下，我個人覺得對中國來說，蘇聯解體利還是大於弊的。但是時間點上解體的略早了一點。如果蘇聯能再熬個十年，讓中美蜜月期再長一點。搞不好釣魚島，台灣，都有的談，中國從美國那邊撈到的技術和資源也會多的多。如果是那樣的話。那老大哥就算真正的功（si）成（de）名（piao）就（liang）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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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評論表示「但是蘇聯解體了以後，出頭鳥換成中國了。中美短暫的蜜月期瞬間就結束了。」這句話有嚴重的錯誤，並指正中美蜜月期結束，是蘇聯解體之前。
首先感謝各位熱心的指正，這句話的表述確實存在問題，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隨著蘇聯解體已經不可逆轉，美國將下一個潛在的對手換成了中國，中美短暫的蜜月期結束了」

從表述上雖然有問題，但是從要表達的事實上還是準確的，中美蜜月期結束的直接原因，就是東歐劇變，蘇聯的瓦解已經不可逆轉。單純從蘇聯解體這一事件發生在91年末而中美蜜月結束是在89年，就得出中美蜜月結束跟蘇聯解體沒直接關係，這個太過片面了。而且中美蜜月結束，跟89風波，沒什麼直接關係，那只是個借口罷了。別把政治想的太純潔了。。為了什麼意識形態不同就怎麼怎麼樣，那都是扯淡的。。。

謝邀，是好事，唯一的遺憾解體的稍微早了一點點。

在美蘇冷戰時，他們互相拉攏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得以迅速發展。

中蘇蜜月期給我們帶來了全套的工業體系，中蘇交惡後，我們迎來了中美蜜月期，得到了大量先進的武器和技術，為我們抵禦蘇聯的巨大軍事壓力提供了保障。
蘇聯在冷戰結束後，土崩瓦解，中國倖存了下來，北方對於中國的威脅幾乎徹底消失。
我們不至於讓東北要塞化，不至於保持龐大的軍事力量，不用消耗大量的國力去準備與蘇修決一死戰。

而蘇聯居然還沒有死透，留下了一個核軍事力量強大的俄羅斯，繼續為中國吸引火力。

留下的烏克蘭還表演了一把顏色革命公知上台的結果給中國看，屍體都能教會中國這麼多，無疑是好處大的多了。

上帝就像俄羅斯人一樣地憂傷，但是上帝也永遠注視著俄羅斯。——普希金讀果戈理《死魂靈》有感

俄羅斯人從來不是為自己而生活的，俄羅斯人是為了思想、為了一個偉大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一百多年以來，俄羅斯人從來不是為俄羅斯，而是為歐洲和全世界存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引言

公元988年，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大公和拜占庭聯姻，接受了基督教（東正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所謂第二羅馬崩潰之後，到了1492年，佐西馬教父致信伊凡三世：「俄羅斯從此成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1510年，斐羅教父致信瓦西里三世：「上帝的意志明顯地指向了俄羅斯，俄羅斯已經代表了人類和基督教的黃金時代，成為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在精神和物質上的繼承人，俄羅斯就是第三羅馬。」所謂沙皇，就是古羅馬的凱撒和蒙古的成吉思汗兩個稱號結合在一起的一個新興帝國皇帝的稱謂。

從此以後，俄國從上到下，王公貴族，僧侶，一直到普通老百姓，都有一種深深的意識——俄羅斯是人類的希望，如同被上帝派到人間「救世」的彌賽亞，這種由「東正教倫理」、「第三羅馬」和蒙古帝國「繼承者」的歷史淵源和「救世」情結耦合而成的精神成為俄羅斯精神的模板，別爾嘉耶夫將其稱為「彌賽亞救世主義」。

十二月革命黨人被鎮壓之後，到了19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是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戰敗、亞歷山大二世宣布廢除農奴制前後，一些貴族和知識分子發現，俄國的農民，俄國的底層民眾儘管遭受沙皇專制的壓迫和剝削，但是他們推翻沙皇並不感冒，決定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喚醒民眾，第一次在俄國歷史上，把殉道主義、理想主義和鮮血結為一體。 1881年3月，他們刺殺了亞歷山大二世，然後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致亞歷山大三世皇帝》（即王位繼承人），在俄羅斯各地散發了一萬三千份，要求必須重新由俄羅斯人民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社會生活。亞歷山大三世怒不可遏，把這幾個謀刺者判處絞刑，其中包括一名貴族亞歷山大·伊里奇·烏里揚諾夫——他的弟弟、當時只有11歲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從此在心中種下了反對沙皇統治，爭取俄羅斯民族解放的種子，這個孩子長大以後成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第一批傳播者，他放棄了烏里揚諾夫這個貴族姓氏，改名列寧。

俄國到了20世紀初，經過日俄戰爭，然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時候，沙俄已經是風雨飄搖，到了1917年3月，當惡劣天氣惡化了對城市的食品供應時，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自下而上地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然後是建立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布爾什維克是蘇維埃中首先不滿與克倫斯基政府合作的，不斷地針對產業工人和軍隊進行批判宣傳，要求「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在蘇維埃選舉中獲得多數，具備最強的動員能力。1917年11月(俄歷十月)，布爾什維克通過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發動軍事政變，克倫斯基政府下台，是為十月革命。

俄羅斯的舊的帝國崩潰了，舊的拯救精神也失敗了，俄羅斯從此誕生了一種新的、據說是真正神聖的、真正偉大的，不僅拯救俄羅斯，而且還能拯救全世界的新的救世主義。對於俄羅斯，這不僅是一個現實選擇，更是一個歷史追尋，是俄羅斯一千年來求索神聖的大夢，是這個民族基因中的彌賽亞救世主義在二十世紀的變奏曲。

一、蘇聯的輝煌

如果拿破崙和希特勒沒有先後入侵俄羅斯，如果西方主要國家，尤其是法國和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那麼自私，俄國可能還會爆發十月革命，但是暴烈的程度，或者走向斯大林主義的可能性會大大減少。俄國的道路就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樣，不僅僅是本民族的歷史地理或者主觀的努力所能夠完全解釋的，是和全世界聯繫在一起的。

我們看到，俄國歷史上的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等等，這些君主不斷擴張，十月革命後，到了1922年蘇聯成立，周邊十幾個國家加入進來，又是一次擴張。這麼大一個國家，橫跨歐亞十幾個時區，沒有崇山峻岭，沒有沙漠，它的歷史充滿了入侵和擴張，充滿了戰爭，任何一個人、一個民族在苦難當中，它會產生非同尋常的拯救意識，就像猶太民族一樣。外部原因就是，東正教的傳入，拜占庭帝國的陷落，馬克思主義的進入，等等。

我們看到，蘇聯在其69年的歷史中，打破了西方三個世紀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在六分之一的世界陸地上創造了一種嶄新的體制，代表人類解放的長明之火，聲稱將把全世界的無產者帶到光明的坦途。它用30年時間完成了西方兩百年才達到的工業化，它的養老、住房、芭蕾舞、電影、奧運獎牌使整個西方黯然失色，它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太空，實現了第一次載人航天，它的國防力量和核武庫讓西方寢食難安，它孕育了柯爾莫戈洛夫、朗道、薩哈羅夫、辛欽、卡皮察、康托洛維奇、謝苗諾夫、吉米多維奇等一大批科學巨匠。列寧一百周年誕辰時，它的五大航母群同時在世界大洋巡曳。當夜幕降臨波羅的海的加里寧格勒時，白令海西岸的堪察加半島才剛剛迎來東方第一道曙光。

我們只舉蘇聯在西伯利亞建設上的成就來說明蘇聯的輝煌。從三十年代初開始，蘇聯開始實施東進政策。近1500個大型工業企業和一千萬居民遷徙到烏拉爾山脈以東的林海雪原。秋明成為全蘇最大石油天然氣中心，蘇聯石油產量40年後首次超過美國而躍居世界首位；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成為蘇聯最重要的鋼鐵基地；伊爾庫茨克成為蘇聯有色金屬、木材加工和化工合成原料的重要生產地。與此同時，蘇聯每年分配幾萬名大學畢業生到東部，又把大批東部幹部、專家抽調到西部或送往國外培訓。1944年組建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研究所，1957年組建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修建科學城新西伯利亞等措施，也為提高西伯利亞地區整體科學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5年，蘇聯工農業總產值一度上升到美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成為世界上唯一可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蘇聯在向東西方交替、退卻和擴張的歷史宿命中，將馬列主義加入彌賽亞救世主義的濃湯，提煉出一種新的救世意識形態，並以工業化、熱核力量和太空技術的煊赫成就令整個西方顫慄。

然而，蘇聯在登峰造極的時候卻戲劇般地坍塌了。

二、蘇聯被拋棄

喬治·凱南指出，如果黨的團結和效能遭到破壞，蘇聯可能從一個最強的國家，一夜間變成一個最弱小和可憐的國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蘇聯體制的合法性（用一個很中式的詞來說就是「道統」）在蘇聯人民心中的喪失，造成了蘇聯的解體，它是日益強大的技術官僚反抗現行體制的結果，實際上，這一體制致命的弱點，在於其缺乏自我更新的機制。麥克·哈特指出，經濟蕭條雖然引起人民不滿，但真正使蘇聯制度走向衰敗的是意識形態上的衰頹。

我們看到，蘇聯領導人始終沒有建立起與其偉大目標相稱的國家制度，沒有建立起高於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物質成就，沒有建立起符合人類整體利益和全球化進程的真正進步的現代文明。從1929年「新經濟政策」停止、斯大林「全盤集體化」後，他們對這場革命便開始失望，認為它既失掉了俄羅斯的民族性，又失去了人類性和世界性。二戰的勝利一度將俄羅斯人民的自信推向巔峰，但是，從斯大林晚年開始，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執政期間，尤其是進入80年代以後的「病夫治國」時期，人民對蘇聯革命的實際發展越來越持懷疑態度。

「灰衣主教」蘇斯洛夫的死標誌著蘇聯意識形態領域管理者的空缺。列寧-斯大林-蘇斯洛夫，這是一條清晰的意識形態傳承的脈絡，而蘇斯洛夫死後沒有給自己留下接班人，或者說，當時蘇聯高層——一個經過「逆淘汰」產生的領導層——也找不到像蘇斯洛夫這樣兼具卓越文才和強硬手腕的人了。從某種程度上，蘇斯洛夫的死比柯西金甚至勃列日涅夫的死對蘇聯打擊更大，這一缺位將導致在蘇聯的最後九年意識形態日趨混亂的局面。更嚴重的是，由於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間並不是靠嚴格的法律約束的，而是靠意識形態約束的，當意識形態的混亂與各加盟共和國內部分離主義思潮合流，就會導致這些加盟共和國紛紛拋棄蘇聯。

列寧痛斥過的沙皇專制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在革命後七十多年中並未被清除。從斯大林這位喬治亞人開始，蘇聯領導人企圖用一種虛假的「聯邦制」代替沙俄帝國，用消滅民族特色和民族差異的方式解決民族問題，用虛無縹緲的「全民黨」、「發達社會主義」的名義粉飾太平，承諾的各民族的平等與繁榮成為泡影。

集體化期間，先天熱愛騎馬的高加索人不願被剝奪養馬的權利——任何馬都是集體財產，個人不得擁有——大批反抗者遭肉體滅絕。大清洗期間，高加索最嚴重的「問題民族」車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顧」。納粹德國入侵時，未被蘇聯徵用的車臣年輕人幾乎全數加入侵略者。為報復車臣人的叛徒行為，斯大林將全體車臣人和他們的鄰居印古什人「遷移」到中亞和西伯利亞。這個生性叛逆民族在東遷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並頑強地存活，他們當中幾個最著名的名字是：杜達耶夫、巴薩耶夫、馬斯哈托夫。歷史的債經他們的手，最終由別斯蘭的俄羅斯兒童、莫斯科大劇院的觀眾，普通俄羅斯人的無辜鮮血來償還。

戈氏從徹底反思大清洗的過錯入手，推動政治體制的轉軌，固然有其進步的一面；然而，政治改革的操之過急加劇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俄羅斯民族固有的彌賽亞救世主義情結使蘇共向心力大大降低——僅1990年7月到1991年7月一年間，22%的蘇共黨員退黨。1990年3月，戈氏當選為蘇聯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總統。

三、蘇聯體制的僵化

蘇聯社會生活和經濟發展長期處於停滯和匱乏，最終陷於破產。曾經是歐洲糧倉的俄國竟然在革命幾十年後需要每年從西方進口馬鈴薯、小麥、大豆和黃油。蘇聯領導人可以憑恃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在聯合國敲著皮鞋與西方叫板，可以憑恃人造衛星和宇宙飛船向全世界炫耀；可以憑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大哥霸權向社會主義各國和第三世界揮舞指揮棒；還可以憑恃其「有限主權論」出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蘇聯人民卻必須常年為生活必需品排隊企候，佔世界陸地面積六分之一的蘇聯國土竟然難以養活僅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三的蘇聯人民！

1928第一個一五計劃後到1955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GDP年增長率從4.4%提高到6.3%，在此之後20年中，也以1.5倍於美國的速度增長。但從1975年到85年10年間，蘇聯經濟增速放緩，美國中央情報局計算，年增長率只在2.0%－2.3%之間。而同期蘇聯軍費和警察開支增加8%以上，加上隱性通貨膨脹，蘇聯經濟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前，已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
蘇聯的軍費開支至今仍是一個謎，因為蘇聯官方公布的軍費數據和維持一支世界上最龐大的武裝力量是不相稱的，西方估計蘇聯軍費開支可能佔總預算的1/3。軍備競賽消耗了蘇聯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造成蘇聯生產結構的畸形，民用部門資金和技術不足，農業生產率低下，經濟改革停滯。蘇聯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無法滿足。當美國執行戰略收縮時，蘇聯不是借冷戰緩和的良機厲行改革，反而加大了在軍工方面的投入，體制越來越不協調的同時也越來越脆弱；這樣，當美國積蓄實力重新投入冷戰之後，蘇聯經濟終於不堪重負。

勃氏之所謂「緩和」只是蘇聯由於各方面建設表面上呈現出歌舞昇平的局面而產生的認為自己同美國勢均力敵的誤判，加之美國陷于越戰泥潭，國內反戰呼聲高漲，布雷頓森林體系受到挑戰而採取「戰略收縮」，使得表面上呈現出一種美蘇「均勢」的局面。其實，此時蘇聯內部的改革（柯西金改革）漸漸陷入停滯，體制日益僵化，埋下了日後解體的伏筆。事實上，蘇聯企圖利用計劃經濟建造起一個分工水平相當高的投入產出網路，網路越發達，協調失靈的風險越大，直至將蘇聯經濟拖垮。

蘇聯的配給制度在維持賬面上的收入平衡時，通過暗中交易中飽私囊，抑制社會生產率和有利分工：擇業不自由使管理者限制本部門就業人數，使得本部門收入不合理上升（社會分工不合理）；價格體制不健全（政府壟斷過多），供求失衡；如果既想控制價格，又想控制各個部門的人數（統購統銷），那麼以上兩種局面就會同時出現。人總是自利的，他們選擇使得價格體制穩定的方案，卻又限制該部門人數，使得產品供不應求，然後利用物物交換，間接抬高商品價格。

實際上，說蘇聯是「老人治國」並不準確，因為勃列日涅夫（1906年生）只比里根（1911年生）大了五歲，安德羅波夫（1915年生）和契爾年科（1914年生）比里根還要年輕一些，更為準確一些的說法是「病夫治國」——或許與其不良的生活習慣和長期頂著沉重的工作壓力有關，上述三位蘇聯領導人在晚年都百病纏身。但是「病夫治國」這個說法也有失偏頗，因為當時相當一部分蘇聯領導人並非像勃氏、安氏和契氏這樣久病而終，而是並沒有太嚴重的慢性疾病，由於突發心梗或腦溢血這樣的情形離世，其健康狀況並沒有很妨礙其工作。蘇聯高層面臨的大問題不是他們的健康，而是整個行政體制如同一潭死水，日益僵化。

四、為了銘記的紀念

蘇聯長期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工業基礎落後的國家，急於求成的衝動，使它違背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錯誤地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制度所公開宣稱的最根本優勢和特徵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犧牲。這個時刻面臨外來侵覆和顛仆的國家，長期保持了戰時的專政體制，在一種內外高壓的環境下，進行動員和整合。

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遭受的痛苦形成蘇聯腳下的火山，1939年，蘇聯在押犯人達到900萬，除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為老布爾什維克鳴冤外，蘇聯官方沒有為那些暴行向人民道歉並作出解釋和賠償。大清洗後，斯大林親自操刀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為影響數十個國家幾代人的歷史教材。蘇俄人民直到1956年（斯大林本人死後三年）才從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中逐漸知道斯大林對黨內老布爾什維克鎮壓的局部真相；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從索爾仁尼琴那裡窺見了遍布俄羅斯大地的「古拉格群島」；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從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改革中知道更多更恐怖的歷史。

實際上，赫魯曉夫和他的同事只是以蘇聯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去斯大林化」，如當年蘇聯的一切成就都離不開斯大林一樣，一夜之間蘇聯的一切成就都與斯大林無關了。曾經，斯大林這個名字意味著「真理」，一夜之間，斯大林這個名字又被約等於撒旦。直到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爾巴喬夫，以「不應當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開啟大清洗的重新調查。正如蘇聯《消息報》指出：「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將罄竹難書。」

1998年，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葬禮在聖彼得堡隆重舉行。葉利欽親自出席，指出：「安葬犧牲者遺骸，是人類正義的審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徵，是為共同參與的暴行贖罪。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羅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懺悔、寬容和融合，才能終結這一謬誤。必須把歷史真相告訴後代，推動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2007年，普京在紀念大清洗受害者時指出：「我們所有的人都應當記取這一歷史悲劇，但不是悲劇本身。之所以需要紀念，是因為我們應該清楚，為了國家發展和進步，選擇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爭論，需要大辯論，需要交換意見和鬥爭，但所有這些都應該是建設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壞性的。（受害者）是有著自己觀點的民眾，並沒有害怕說出自己的觀點，他們是我們民族最優秀的人物。」

俄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些知識分子，都在說著一點——俄國是一個有罪的國家，但是俄國是個有罪的神聖的國家；他們始終嚮往著天堂，嚮往著上帝，體現著一種強烈的「彼岸性」。他們總有人，把這個願望告訴給俄國人，不僅是一個人，不僅是這些知識分子，連列寧、斯大林這些政治家都是這種想法。因此，俄國人對十月革命有一個無形的要求：人與人相親相愛，兄弟般的關係；高質量的人權水平；貴族的美德，一個是戰爭時身先士卒，像紀錄片《偉大的衛國戰爭》等等這樣一些作品所反映的，第二個把榮譽看得高於一切——像普希金那樣死於決鬥，所謂「為榮譽而死」。

五、戈爾巴喬夫的抉擇

據說斯大林曾經給繼任者留下兩個匣子:一個匣子上寫著「在情況緊急時打開」，裡面寫著「批判我」。另一個上面寫著「在情況更緊急時打開」，裡面寫著「像我那樣做」。
戈爾巴喬夫批判了斯大林，卻沒有像他那樣做。

在80年代初沉悶的蘇聯政壇上，1931年出生的戈爾巴喬夫漸漸成為一顆耀眼的新星，在那些病弱的領導人無法履職時，戈爾巴喬夫加速了他攫取權力的步伐，到契爾年科不省人事時，戈爾巴喬夫已成為蘇共黨內的第二把手，並在1985年3月繼任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這一年，他只有54歲，沒有人想到，他將成為這個國家最後一任最高領導人。

1986年，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概念，即「現實主義地估計形勢，全面冷靜地估計業已形成的局勢及其變化，尤其是避免核戰爭」「全人類的生存、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各國和平共處，無權干涉他國對發展道路的選擇」「安全的基礎是承認各國人民和各個國家的利益，承認各國在國際交往中平等；安全只能是平等的、相互的和全面的國際安全」「不把對抗而把對話視為目標」。這一年也被聯合國定為「世界和平年」。

戈爾巴喬夫還提出了「歐洲同屋」，調整對東歐各國的關係，並拉攏西歐各國；戈爾巴喬夫也注意改善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自1986年到1988年逐步從阿富汗撤軍。蘇聯駐美大使多波雷寧指「阿富汗戰爭在我國人民心中造成了深深的創傷，動搖了蘇聯的基礎」。從1985年11月至1988年12月，戈爾巴喬夫和里根先後五次會晤，並實現互訪，在裁減導彈和核裁軍上達成一致。

美國歷史學家麥克·哈特指出:「戈爾巴喬夫儘管從未打算摧毀蘇聯，但他的政治和力量導致了這一結果，並從而改變了世界格局」。實際上蘇聯的高層自己首先感覺到了危機：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告訴戈爾巴喬夫，生活不能再這樣下去；雅科夫列夫，蘇共宣傳部部長，他說報紙上、新聞上、會議上充滿了謊言；雷日科夫，當時蘇聯的總理，在回憶錄里寫：「我們互相頒發獎章，我們互相來吹捧，但是我們心裡都充滿了防範。」大家因此可以想見，麥德韋傑夫為什麼講蘇聯解體時「竟無一人是男兒」；那就是，當人民發現他們的彌賽亞救世的這種情結和這個國家是背離的，那麼他們不可能拋棄內心的道德訴求和救贖精神，他們只能把這個外在的國家給拋棄掉。

戈爾巴喬夫在任時業已指出：「最重要的教訓就是必須譴責和推倒極權主義。」他完全可以動用武力鎮壓國內和東歐的自由、民主、獨立力量，就像斯大林曾在古拉格、赫魯曉夫曾在布達佩斯、勃列日涅夫曾在布拉格做過的一樣。但是，一個掌握著可能毀滅地球的世界第一大核武庫和世界上最強大的武裝和警察力量的領導人，面臨如此劇烈的演變和分裂，沒有下令發出一顆子彈。
我們應該慶幸，不是希特勒、東條英機，也不是本·拉登和其他動輒「不惜發動核大戰」的獨夫民賊和戰爭狂人，而是蘇聯統治集團緊隨美國之後，掌握了能毀滅世界的巨大核力量，蘇聯的核按鈕從來沒有被邪惡的指頭玷污。
我們也應該慶幸，蘇聯這個龐然大物解體時，執掌大權的俄國領袖是戈爾巴喬夫那樣信奉「勿使俄國人民流血、也勿使世界人民流血」的人。

六、冷戰的遺產

俄羅斯官方在蘇聯解體20年後的報告中指出：決定蘇聯改革的國際語境，是蘇聯在國際舞台上起的作用，八十年代世界對抗的強度。蘇聯作為對抗的兩極之一，背負著力不勝任的全球義務的重任，花費巨大財力進行軍備，援助盟國，捲入代價高昂的流血衝突。蘇聯、戈爾巴喬夫並不是聖人，利他主義者和天真的世界主義者。解體給世界帶來巨大變化和利益，蘇聯自身卻付出了分裂解體的代價。

冷戰結束了，二十世紀本來的邏輯被克服了。既然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論按照西方還是東方，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的邏輯，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美蘇冷戰的實質，就是把人類簡化成兩個不共戴天的敵對陣營，它們的命運僅僅取決於戰勝對方。因此，冷戰結束之時是全球化時代的真正來臨之時，那就是在世界範圍內，信息技術-人工智慧時代的變革、金融革新、技術和人才流動、打破物資貿易壁壘、旅遊觀光之風盛行，都只有在冷戰結束之後才可能出現。

就德國這個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而言，其統一本來沒有任何日程表，而且沒有誰敢保證那是一次不流血不導致戰爭的和平統一，然而最後德國的統一以一種令人可以說「驚喜」的平滑的方式統一了，我們看到統一之後的德國直到今天都在歐洲乃至世界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由於德國的和平統一，歐洲聯合和統一的步伐歷史性加快，兩千年來，威斯特伐里亞條約、凡爾賽條約、雅爾塔協定以來建立的各種體系、均勢，從亞歷山大、凱撒、查理大帝、查理五世、拿破崙、希特勒、斯大林等征服者企圖使用武力統一歐洲以來，歐洲第一次以非暴力、不流血、理性、人道和普通合作的思維走向聯合與統一。不僅對於歐洲，甚至對於世界，這都是劃時代的新型文明。共同價值、人權、所有人的自由、民主、幸福、尊嚴，進而成為全歐洲乃至全人類共同理想和利益。

對於中國，蘇聯解體最重要的是進一步讓中國意識到了經濟建設的重要性。蘇聯解體後不到一個月，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提出「好貓論」「摸著石頭過河」「不分姓社姓資」和「發展是硬道理」。到了當年10月我們就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逡巡兩年多的中國改革開放重新走向快車道。直至今日，中國依然在南方談話的軌道上行進。
正是由於蘇聯解體和蘇共下台，才加速了鄧小平順勢提出如上主張的步伐。從此以後，中國才算在世界範圍內擺脫歷史的包袱，才從冷戰陰影下走出來，從此中國才以前所未有的決心、規模和能量融入世界，加入WTO，申辦奧運會，把「小康」「和諧」這些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在悠久歷史中形成的優秀傳統創造性地發展，寫在自己的旗幟上。

戈爾巴喬夫指出：「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與同消除與美國的核對抗和冷戰同樣重要。必須停止兩個偉大國家已拖延了20多年、已陷於絕境的對立，兩國都具有非常豐富而獨特的文化，都對世界文化的發展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俄中兩國平等的建設性合作將有利於保持亞太地區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戈氏向中國領導人、首先是鄧小平表示應有的敬意、兩國實現了「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目標，他希望，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將促進達到偉大的和生命攸關的人道主義目的，不應錯過這個新的歷史機遇。
一句話，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冷戰的終結，鐵幕的消失，德國的統一，歐洲一體化的加快，全球貿易、資金、技術、人員、貨物的暢通無阻，中國不可能吸納前所未有的歷史紅利，中國是這一過程最大的國家，戈爾巴喬夫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七、俄羅斯的苦難與輝煌

蘇聯，或者說俄羅斯歷史的苦難和輝煌在於，將彌賽亞救世主義鐫入骨髓的蘇聯人民，一旦發現他們曾經的謬誤，他們的震驚、幻滅和憤怒，就是難以阻擋的力量。這樣的謬誤，與兩手始終乾淨、內心仍然高尚的俄國人民之間，可能共存於歷史，卻絕對不能持續到永遠。為了中止曾發生如是錯誤的軌道，他們不惜拋棄這個軌道本身。那些西方吹噓的使得蘇聯解體的套路，縱然加速了這一變化的進程，起到的作用卻遠沒有我們向來想像的那麼大；我們要說，只有蘇聯人民自己，才具有讓蘇聯解體的能量。由於這個原因我們要說，冷戰結束的主動方是蘇聯，而不是美國，因此，蘇聯哪怕有一千個理由受到譴責，但是僅僅主動結束冷戰，就使蘇聯在世界歷史上永遠居於不朽的地位。
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不承認，不贊成蘇聯的解體。蘇聯解體當然有極為複雜的歷史、地緣、民族、政治、經濟、軍事和國際關係原因，蘇聯由一個超級大國降為一個經濟上的三流國家，人民為此經受了考驗，但是俄國從此真正領略到它的命運和使命。俄國一千多年來第一次把彌賽亞救世主義精神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結合起來。

羅伯特·丹尼爾斯指出：「蘇聯的試驗歷史是一部背叛偉大理想和偉大理想蛻化變質的歷史。這種遭遇是辛酸的，因為兩種缺陷一開始就存在：一個是物質缺陷，一個是精神缺陷。」
1973年，索爾仁尼琴發表致蘇聯領導人的公開信：「當我們看到婦女們鋪公路、鐵路時背著沉重的擔子，我們的心怎麼不為這種羞恥和憐憫而驟然緊張呢？如果我們還認為自己是俄羅斯的兒女，先為我們的國家做些什麼吧！我們的祖國和人民正處於精神破產的狀態之中！」到1994年，索爾仁尼琴返回闊別二十年的祖國，橫穿整個俄羅斯，每到一站都親吻俄羅斯土地，他說的是：「只有從帝國的偏見和專制主義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俄羅斯靈魂才能復活。俄羅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狀況，在我們精神王國里指引我們的那顆星，仍然閃耀著真正的光輝。」

我們說，俄羅斯的苦難輝煌，其源泉在於太迷戀於自身獨特命運與使命的神話，太受制於地緣政治的桎梏，太沉溺於引領和拯救人類的烏托邦。在付出了極為高昂的代價、擁有世界上最大一片土地後，蘇聯人並沒有、也不可能在自己遼闊廣大的土地上建立起不是使人畏懼、而是令人欽佩的人間天堂，沒有在壯烈的奮鬥後實現人類自由繁榮的崇高理想。

蘇聯已經解體25年了，25年來，俄羅斯和各加盟共和國人民共同咽下理想幻滅、偶像塗炭的苦果；共同承受分崩離析、民生凋弊的可悲現實；也共同「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重新沉思自己的命運和使命，重新為個人的生存和國家的尊嚴投入艱辛漫長的奮鬥。25年來，我們看到俄羅斯和各加盟共和國擦乾眼淚，整裝前行，同樣創造出輝煌的發展成就。

俄羅斯是一個如此看重宗教、道德、精神的民族，經濟發展可能不是衡量和評價他們的主要指標。例如，實際上2014年之後俄羅斯的經濟並不樂觀，但是普京還是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一個是說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這是俄羅斯自蘇聯解體後領土面積首次增加，這個是俄羅斯民眾很看重的，第二個是普京他的形象，他對俄羅斯精神的回歸——而且他確實推動了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是受到俄羅斯人的歡迎的，當然也有一點就是現在的俄羅斯，可能也找不到一個比普京更好的擔任總統的人選。

俄羅斯是一個特殊的民族，蘇聯解體是其特殊性又一個顯例。今日之俄羅斯，連同它的光榮與夢想，悲劇與困厄，都栩栩如生，如泣如訴，這個民族與太陽底下的所有民族一樣，有自己的長明的火把，有自己的沉積的陰霾。這個擁有雙頭鷹的雅努斯神，完全可能在未來某個時候，再次讓世界震驚。

對於北約政商精英、蘇聯屍體上崛起的寡頭和中國來說是好事，對於蘇聯人民和北約國家人民來說不是好事，解體後俄羅斯男性人均壽命最多下降了10歲，從蘇聯走下坡路的80年代開始，美國工人的實際收入就已然停止增長了，撒切爾夫人也趁勢把工會給收拾了。而在6070年代的美國夢黃金時期，勃列日涅夫的蘇聯如日中天。蘇聯解體之後，歐美政治家素質斷崖式下降，歐盟沿著當年大波波的一票否決制折騰不止，美利堅四處揮霍國力，僅二十年以WTO為代表的全球化體系就開始崩塌，需要中國在條件還不成熟的時候爆兵支撐了。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敗亡往往始於最強大對手的崩潰。

針對某些童鞋用蘋果電腦價格來證明美國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有必要放一篇討論美國勞動者收入的文章，結合這篇文章發表後5年的金融危機，可以把很大部分的原因歸結于于持續30年的中下層經濟失血。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直到1995年前後，廣大美國僱傭勞動者遭遇了實際工資持續下降的困境。工資擠壓不僅折磨處於不利地位的工人，而且也折磨大多數的美國家庭。過去許多美國人都盼望將來收入能夠穩定地上升，而現在對於他們來講，能勉強保持原來的水平已經不容易了。
　　20世紀90年代早期，美國主要媒體如商業周刊、紐約時報和其他期刊先後發表文章詳細敘述了美國工人實際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標準的侵蝕。到1995年底，這一問題成為不可迴避的了。商業周刊在1995年7月刊登一篇題為「工資擠壓」的封面文章。其中寫到：「在復甦階段的4年中，利潤率達到45年來的最高點，失業率保持相對較低水平，貶值的美元已將國外的競爭者置於守勢。美國公司持續降低成本就象經濟還處在旋尾降落狀態。許多措施正在破壞現有的支付系統和工作結構，代替它們的是新的低工資率、削減的增長和將工作分包給較低費用的供貸商。」（註：Aaron bemstein,"The Wage Squeeze,"Business Week,July 17,1995,p.55.）
　　1995年夏天紐紐時報經濟學記者路易斯·尤奇泰爾寫到：「雖然（猛然跌落的工資）問題已經折磨美國人很多年，只是現在才上升到主要問題。」（註：Louis Uchitelle,"Flat Wages Seen as Issue in"96 Vote,"New York Times,August 13,1995,p.26.）經濟專欄作家威廉姆·格雷德在1995年11月寫到，「不管是從新聞摘要中，還是從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現在幾乎每個人都了解對大多數美國家庭的持續工資收入侵蝕。」（註：William Greider,"Middle-Class Funk,"Rolling Stone,November 2,1995,p.35.）
　　可見，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工資擠壓問題已成為公眾關注的集點之一。
　　　　二、企業界與正統經濟學界的態度與辯護
　　對於廣大工人工資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企業家們主要從商業利益的角度出發看待這一問題。他們並不擔心廣大工人的工資擠壓問題，反倒認為這種現象有助於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他們從未對工薪家庭的生活狀況感到憂慮，認為工資下降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潤，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保持美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並保護小企業免受倒閉的厄運。當媒體報道每月工人收入的數據時，他們也是對工資的停滯或下降持肯定態度，並未考慮到它對依靠勞動收入的廣大勞動人口帶來的後果。
　　關於美國工人實際報酬下降的問題，正統經濟學界或採取迴避的態度，或尋找各種借口，對工資擠壓問題進行辯護，甚至否認工資下降的趨勢存在。
　　否認工人實際報酬下降的學者主要存在三種說法：
　　(1)福利抵消說。許多人認為，在近幾十年，包括保健、保險等的僱員福利有了顯著的增長。如果僱員福利被準確計量的話，會發現福利的增長已經超過了工資的下降。結果是，僱員報酬——工資和僱員福利的合計在近幾十年實際是增長了。工人現在的情況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
　　(2)通貨膨脹率誇大說。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勞動統計局(BLS)長期以來形成的對通貨膨脹的估計誇大了生活成本的實際增長。伯斯金(Boskin)委員會的報告堅定地持有這一觀點（伯斯金等1998）。如果通貨膨脹率被高估，通貨膨脹對工人工資的侵蝕作用也就相應地被誇大了。這些經濟學家認為，當用一個正確的生活成本指數來縮小名義工資時，會發現僱員現在的實際工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
　　(3)人員範圍說。此觀點是將工人的範圍擴大，不僅包括生產和非監督僱員，而且包括監督僱員和高級管理人員。例如，紐約時報記者希爾維亞·納薩爾在1994年末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工資變動顯示出一種轉變，即大部分新產生的工作的工資高於平均工資。「結果是，經過通貨膨脹調整，所有僱員的平均小時工資，正在緩慢上升。」（註：Sylvia Nasar,"Statistics Reveal Bulk of New Jobs Pay Over Everage,"New York Times,October 17,1994,p.A1.）納薩爾得出結論所用的數據，既包含生產和非監督工人，也包含那些處於收入結構的頂端的僱員，例如總收入持續上升的首席執行官。長期反對工資擠壓觀點的人從沒有忽視過處於企業職員上層10～20%的人群的收入比其他任何人都增長得更快。
　　評論家J.沃頓泊格也提出，許多人強調生產和非監督工人實際收入系列的工資擠壓是錯誤的。他認為這一系列是一個「不準確的」的描述，因為它「只關心現金支付，而忽視了福利。」應跟蹤包括福利的總報酬。他還進而指出，應考察所有僱員小時報酬指數，追蹤所有僱員，包括那些在頂層和在底層生活的人。這樣，「那條線呈明顯的向上趨勢……」（註：Ben J.Wattenbrg,Values Matter Most:How Republicans or Democrats or a Third Party Can Win and Renew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New York:Ther Free Press,1995,p.78.）
　　　　三、關於工人實際收入衡量指標的討論
　　對美國工人可支配收入的統計計量是一個帶有政治性的問題。二戰以來，隨著大蕭條的結束和工會運動的蓬勃發展，美國勞動統計局一直採用公布的可支配收入的數據來跟蹤美國工人的平均生活標準。這個系統衡量工人平均每周稅後工資的實際價值。但在1981年里根政府以統計困難為借口中斷了這個指數，政府再沒有使用任何其他指標，這使人們不能得到衡量工人收入有效購買力的任何官方統計資料。但左派經濟學者為了連續追蹤生產和非監督工人的實際經濟狀況，則在不斷發展和完善反映工人實際報酬和購買力的更準確的計算方法。
　　1.美國勞動統計局：周可支配收入
　　美國勞動統計局在1930～1982年期間用來反映美國工人購買力趨勢的統計是「有三口人依賴的工人的實際周可支配收入」。為衡量社會保障和聯邦收入稅的扣除對典型工廠工人稅後實得收入的影響，自1937年美國實行社會保障法後，於1939年開始計算可支配收入系列。周可支配收入每月由勞動統計局公布，它的目的是通過考慮消費者物價變化和對聯邦收入稅和社會保障貢獻的扣除，跟蹤工廠工人的購買力。在60年代早期，這一系列的範圍擴展到所有私營非農業部門生產和非監督工人。
　　根據勞動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工人實際可支配收入在1948年到60年代中期快速增長，並在以後的10年中呈較弱的和不穩定的增長趨勢，最終在70年代後期開始下降。到這一數據公布的最後一年即1981年，平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已經下降到50年代後期的最低水平。20世紀80年代早期工人平均的生活狀況比50年代晚期糟糕的結果，使許多正統經濟學家感到迷惑。就工人的購買力來說，其他官方統計指標（例如實際人均可支配個人收入，或25歲以上男性全職工人的毛周收入）說明沒有停滯，更不用說下降了。
　　在70年代早期正統經濟學家就開始對周可支配收入系列提出一系列的批評，認為它不能真實地反映工人實際的購買力。他們指出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勞動力組成的變化。認為自60年代中期，美國勞動力組成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年輕工人和婦女的加入，使臨時工作增加，從而使平均收入下降。(2)聯邦所得稅的處理。勞動統計局計算由「典型」工人交付的聯邦所得稅已經不合適了。典型工人已經不再是三口人依賴的家庭的唯一就業人員，許多其他工人也支付所得稅，但他們實際支付的所得稅與勞動統計局計算可支配收入時扣除的所得稅有差異。(3)州和地方所得稅的補貼。勞動統計局沒有考慮由工人支付的州和地方所得稅的補貼，從毛收入中扣除的只是對聯邦收入稅和社會保障貢獻的估計。(4)勞動統計局使用的用於城市工薪工人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W)，不能正確反映通貨膨脹對工人購買力的影響，因為其對住房成本的處理不當。(5)可支配收入的整體概念不完全。還應包括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險和退休福利、社會保障福利甚至由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等。
　　由於以上原因，正統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周可支配收入系列的下降趨勢並不能正確反映工人購買力的實際變動。例如，布魯金斯學院的喬治·柏瑞在1972年就把周可支配收入系列稱為「最大的誤導」，斷言實際工資增長的停滯根本不存在。1979年，國家就業和失業統計協會報告說，這一系列「……是誤導的，因為它不是與有三口人依賴的已婚男性相關的收入數據；它只是做了聯邦收入稅負債和通貨膨脹調整的社會保障扣除的所有工人收入的平均數。這一混合的數字不能衡量它打算計量的東西。」喬弗瑞·默爾(Geoffrey Moore)，勞動統計局前委員在1980年說：「這些統計已經成為由聯邦政府公布的最嚴重的誤導系列。它們存在嚴重的向下傾向。」美國勞動統計局勞動研究部主任保爾·弗雷姆(Paul O.Flaim)提出，周可支配收入系列存在嚴重問題，可以認為它的有效性已經完結。（註：Paul O.Flaim 1982.The spendable earning series:has it outlived its usefulness?Monthly Labor Review Jan 82:3-9.）
　　2.激進學派：小時可支配收入
　　1982年，美國勞動統計局宣布終止使用曾長期被用來反映美國工人購買力趨勢的指標「有三口人依賴的工人的周實際可支配收入」統計系列。至此，官方中斷了對美國工人購買力趨勢的統計。然而，激進派為了澄清這一問題，堅持發展更為合理的反映美國工人購買力趨勢的統計方法。
　　為顯示美國工人的購買力趨勢，1980年代中期，戴維·戈登(David M.Gordon)、薩繆爾·鮑爾斯(Samuel Bowles)、托馬斯E.韋斯科普夫(Thomas E.Weisskopf)發展了一個新的年時間序列，用以衡量非農業私營部門生產和非監督僱員的平均實際可支配小時收入。他們提出了一個可支配收入指數的替換版本，建議使用一個更簡單的小時收入指數，小時收入指數針對傳統指標存在的每個特殊問題進行了修改。他們將建議的替換指標叫做實際可支配小時收入。
　　韋斯科普夫在1984年提出了新的年時間系列平均實際可支配小時收入的計算方法：首先用基本的年系列將BLS系列中所有私營非農業部門生產和非監督工人平均毛小時收入，扣除城市工薪工人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得到相應的平均毛小時實際收入系列，然後將這一實際收入系列乘以〔1-TRSS（社會保障稅率）-TRFI（聯邦收入稅率）-TRSI（州和地方收入稅率）〕，即得到實際小時可支配收入系列。
　　新系列相對於周收入系列有了部分改進。(1)它不存在周收入系列由於勞動力組成的變化進而引起平均工作時間的變化而形成的壓低傾向，因為它衡量的是小時收入。(2)它避免了勞動統計局計算州收入稅時面臨對典型家庭使用聯邦收入稅公式的問題，即只能對一定收入水平階層的所得稅進行簡單的估計。(3)雖然是粗略的，但它考慮了州和地方所得稅的補貼。(4)基本的系列用城市工薪工人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減除，同時為了比較的目的，還提供了用固定比重個人消費花費(PCE)減數形成的另一個可支配收入系列。
　　年時間系列平均實際可支配小時收入系列同樣反映出美國私營非農業部門生產和非監督工人實際可支配收入的明顯下降。勞動統計局宣稱周收入系列裡下降趨勢是由於計算方法不當而造成的論斷被證明是錯誤的。小時可支配收入系列說明了美國工人的經濟狀況在70年代以後確實開始惡化。
　　韋斯科普夫的文章發表在勞動統計局的期刊上。但是，里根政府忽視了這一建議，仍然堅持不提供任何工人稅後實得收入趨勢的官方統計。
　　左派提出的實際可支配小時收入指數提供了對平均稅後實得收入的簡單計量。從人員範圍看，它包括所有的「生產和非監督」僱員，占所有僱員的82%。他們代表勞動力中最明確地依賴工資收入的部分。他們包括藍領和白領工人，無技能和技能工人。他們不僅覆蓋粗工和機械技師，而且包括秘書、程序員和教師。這一指標至少部分地避免了高級管理人員工資巨大增長的數據帶來的扭曲。
　　但這一指標的計算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韋斯科普夫本人指出，新的系列在一些方面能夠改進。第一，象舊的周可支配收入一樣，最好以月序列而不是年序列為基礎。第二，新的程序要依靠公布的聯邦收入稅數據來估計聯邦收入稅率和州和地方收入稅率，存在時滯問題。第三，在使用工人平均年收入的有效的聯邦收入稅率計算TRFI時有一些問題，例如工資以外的非工資收入稅不被考慮。第四，使用的州和地方收入稅的估計方法是十分粗糙的。第五，城市工薪工人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是否是反映實際購買力的適當的收入減數值得探討，特別是對於評估在20世紀70年代通貨膨脹率較高的階段尤為重要。
　　3.激進學派的進一步發展：實際小時報酬
　　前面提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戈登、鮑爾斯、韋斯科普夫提出用小時可支配收入代替周可支配收入，這是衡量工人購買力指標的重大改進。90年代中期，戈登對小時可支配收入進行了更長時期的詳細計算，同樣得出工人實際小時可支配收入在1970年以後下降的結論。
　　20世紀90年代末，對私營非農業部門生產和非監督僱員實際小時報酬進行更為全面和深入研究的學者是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經濟系教授艾里克A.尼爾森(Eric A.Nilsson)。他在戈登計算方法的基礎上，將實際小時福利細分並全面考慮通貨膨脹率的各種可能的傾向性影響，提出了實際小時報酬的概念。
　　尼爾森的基本公式為：實際小時報酬＝實際可支配小時收入＋實際小時福利
　　尼爾森以計算實際可支配小時收入使用的基本方法為起點，針對其存在的弱點，進行了兩個主要的改進。第一，在非工資福利方面考慮得更加全面。他幾乎將所有的僱員非工資福利納入計算，形成對小時薪資和小時報酬的估計。第二，對消費者物價指數做了更周到的處理。他既使用了公布的、也使用了調整多種傾向來源的用來形成實際小時薪資和實際小時報酬的生活成本指數。同時，還使用了其他會導致對工人薪資和報酬更準確估計的方法改進。
　　在實際可支配小時收入的計算中，考慮到帶薪假期的增多，尼爾森使用了工作小時數代替戈登的支付小時數，這樣得出的小時收入比戈登的要高。但這種計算更符合實際情況。在將名義價值轉變為實際價值時，他與戈登一樣使用的是採取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費者的消費物價指數(CPI-U-X1)。
　　尼爾森對實際小時福利的處理是非常周密的。他對戈登的方法做了兩項改變。第一，選擇更準確的數據代替戈登使用的國民收入和生產帳戶(NIPA)中計算的福利數據。這一點是重要的，因為國民收入和生產帳戶福利數據低估了福利支付的價值，而且將福利視為一些工人實際上承擔的稅賦支付。尼爾森區分了福利的種類，與福利相關的稅賦，以及工人福利的當前和遞延收入（單獨設立了一個系列，不包括社會保障福利的現值）。第二，戈登只是簡單地使用採取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費者的消費物價指數來縮減保健福利的名義價值，而尼爾森則使用更恰當的保健物價指數。他認為，如果目的是確定僱主提供的保健福利成本，使用採取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費者的消費物價指數來減少名義保健福利是有意義的。但如果目的是確定對僱員的保健福利的實際價值，即僱主對健康保險計劃購買的貢獻是什麼，則有必要使用增長更快的醫療保健價格指數。他的計算結果是，在1975-1995年期間，採取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費者的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271%，而消費物價指數中醫療保健部分增長了481%。
　　通過實際小時收入和實際小時福利的計算，得出了實際小時報酬。如前所述，由於尼爾森區分了工人福利的當前和遞延收入，所以他計算的實際小時稅後報酬系列分為兩種：第一種包括社會保障（實際小時報酬＋社會保障），而第二種不包括社會保障（實際小時報酬）。這是基於對實際僱員福利的兩個不同估計值得出的。
　　針對正統學派對物價指數使用不當的批評，即第一，許多人認為採用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費者的消費物價指數是對生活成本有傾向性的衡量；第二，即使採用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費者的消費物價指數被進行了所有可能的傾向的調整，它仍然不是我們將名義收入轉變為實際收入的合適指數；第三，通過一般方法形成的實際收入系列不能用於對生活在不同年份的工人的生活標準進行比較，等等。對這些問題，尼爾森也都分別做了研究，認為正統學派誇大了採用租金等值法的所有城市消費者的消費物價指數的向上傾向。它不會影響得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工人報酬呈下降趨勢的結論。
　　　　四、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生產性僱員實際工資的變動趨勢
　　如前所述，戰後美國勞動統計局採用周可支配收入系列，衡量私營非農業部門生產和非監督工人的實際購買力；而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指標呈下降趨勢後，官方隨即停止了這一指標的計算。在80年代初期，左派經濟學家在周系列基礎上加以改進，提出實際小時可支配收入系列，但這一系列同樣呈下降趨勢，說明勞動統計局把工人購買力指標下降解釋為計算方法問題只是一種辯解。自90年代以來，左派經濟學家對私營非農業部門生產和非監督僱員實際報酬的研究更前進了一步，最具代表性的是戈登。繼他之後尼爾森在計算方法上進行了近乎完善的改進後，也相繼得出了自1970年代以來私營非農業部門生產和非監督僱員實際報酬下降的結論。
　　戈登在他的《豐厚與卑微》一書的第一章，詳細介紹了美國工人實際收入的長期下降。他將工人的收入趨勢納入經濟周期進行考察，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工人平均小時稅後實際工資增長很快；然後增長放慢，而且有一些波動；在1972年達到戰後的頂峰後，這一收入指標以日益嚴重的程度下降，在加速下降中也存在著周期波動。在1948-1966年期間，實際可支配小時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2.1%；在1966-1973年期間，放慢為1.4%；然後在1973-1989年期間，以每年低於-1%的速度輕微下降。除1990-1991年從衰退到復甦階段，1994年實際可支配小時收入比1990年經濟周期谷底還低。儘管從衰退底部穩定增長了3年，但在1989-1994年期間以年平均-0.6%的速度從頂峰下降。事實上，到1994年，小時稅後實際工資從1972年戰後項蜂已經下降了10.4%，回落到低於1967年最後達到的水平。在近30年的增長中，1994年經濟的實際人均毛產出比1967年高53%，但稅後實際工資卻較之低4%。
　　在此書的附錄中，戈登還將生產和非監督僱員的福利包括進去進行計算，並得出幾乎完全一樣的結果。說明無論就工人工資而言，還是全部報酬，生產工人的工資擠壓仍然是嚴重的。他認為，大部分美國工人實際小時工資在過去幾十年中嚴重下降。實際工資的下降迫使許多家庭作出困難的選擇：或接受較低的生活水平，或工作更多的小時數以維持他們已達到的生活水平。考察了近幾十年的工資趨勢後，戈登得出結論：將自20世紀70年代早期開始的這種趨勢說成「工資擠壓」是客氣的陳述，將它說成「工資崩潰」可能更為合適。（註：David M.Gordon 1996.Fat and Mean.The Free Press.p.20）
　　尼爾森按照他更為完善的計算方法，進一步得出了以下重要數據和結論：(1)美國生產和非監督僱員（他稱之為生產工人）實際交稅後的實得工資在1978-1995年期間下降了12.5%，這一數據是使用了最適當的生活成本指數得出的。(2)名義福利的增長已經抵消了實際稅後工資下降的觀點是錯誤的。事實上，由僱主提供的福利的實際價值比實際稅後工資下降得更快。通過計算僱主提供的實際小時福利，說明在1978年達到最高水平$1.97（1994年美元），在1978-1995年間下降了21%。與在70年代到1995年期間「僅僅」有12.5%下降的實際稅後工資進行比較後得出的結論是，僱主提供的福利的下降加速了工人每勞動小時從他們的僱主得到的實際報酬價值的下降。(3)工人生活標準的重要決定因素實際稅後小時報酬，在1978-1994年期間下降了13.7%。結果顯示，1978-1995年期間實際小時報酬＋社會保障下降了11.6%，而實際小時報酬下降了13.7%。結論是，生產工人的實際小時報酬在1977年以後明顯下降。（註：Eric A.Nilsson 1999.Trends in compensation for Production Workers:1948-1995.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1(4):133-163.）
　　尼爾森的發現是驚人的：戈登甚至低估了生產工人實際工資的下降！戈登報告說在戰後頂峰和1994年之間實際小時稅後工資下降了10.4%，尼爾森發現在戰後頂峰和1995年之間實際小時稅後工資下降了12.5%。此外，尼爾森還發現福利的增長不能抵消工人實際稅後工資的下降，因此僱主提供的福利的實際價值比實際稅後工資下降得快。結果生產工人的實際小時報酬幾乎下降了14%。
　　　　五、工人實際工資的下降的經濟影響
　　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歷了歷史上最長的一次經濟繁榮，持續時間長達10年，突破了歷史記錄。高增長、低失業同時並存。許多經濟學家或相關人士將此階段冠之以「新經濟」的美譽，把繁榮歸因於新的產業部門的拉動、新的增長方式、新的經濟特點等等。這些看法不無道理。在此我們無意對有關新經濟的種種理論進行評判，也不打算全面討論工人實際工資下降的經濟後果，只想談談美國90年代的繁榮與工人實際工資下降之間的聯繫，以及工人實際工資下降對美國工人生活狀況和美國社會產生的影響。
　　在經濟增長中，投資的變化決定經濟的波動。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投資增長率放慢，因此經濟增長率是下降的。而90年代投資的空前增長，使美國經濟重新繁榮。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當資本的當期利潤率或預期利潤率較高時，資本家就會擴大投資。90年代美國投資增長率的迅速提高，與美國經濟中利潤率的變動密切相關。戰後美國經濟中利潤變動軌跡是：從1948年到1965年利潤率趨於上升；1966年到80年代中期趨於下降；80年代中期後緩慢趨於上升；利潤率的大幅度提高實際發生在90年代後半期。
　　自1970年以來私營非農業部門生產和非監督工人實際報酬的下降，而同時勞動生產率仍在提高，是導致美國經濟中的利潤率在80年代中期後的逐漸恢復和90年代中期後的急劇增長的部分直接原因。一方面，如前所述，自1970年以來私營非農業部門生產和非監督工人實際報酬趨於下降，從1978年到1995年已下降了12.5%；另一方面，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從80年代中期前後逐漸加速，並於90年代中期開始迅速提高。在工人實際報酬趨於下降的同時，1978到1995年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仍然是正數，年平均達到1.3%；90年代後半期，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迅速提高到2.5%，此時工人的實際工資雖已開始回升，但1995-1999年間平均增長不超過1.2%，生產率增長與實際工資增長之間的差距甚至進一步擴大了。把勞動生產率的變動趨勢與僱員實際工資的變動趨勢加以比較，即可看出在收入分配上有利於資本的重大變化。這種生產率增長長期超過實際工資增長的趨勢，其結果是國民收入中利潤份額的擴大。
　　由於工人實際報酬的下降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公司收入中利潤份額迅速擴大，是促進公司利潤率上升的主要因素。而公司利潤額的上升刺激了資本投資的迅速擴大，導致了90年代的繁榮。
　　工人實際工資的下降是企業利潤率提高的直接原因之一，導致美國經濟在90年代保持繁榮。但同時它對美國工人狀況和社會穩定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例如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教育質量下滑、犯罪率上升、毒品泛濫等，人群中充滿憤怒、沮喪、暴力、不滿情緒等。由於實際工資的下降，美國工人要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就需要工作更長的時間，而且婦女參加工作的人數也在大幅提高。由於生活壓力的加大，美國人比歐洲人的工作時間更長。90年代中期，美國僱員比歐洲僱員一年多工作200-400小時，即5-10周；美國人一年只有2周休假，而歐洲人一般有4-5周休假。此外，6%的美國人還兼有第二職業；18%的工人需要在家繼續做與職業相關的工作；加班小時明顯增加。更長的工作時間已經是美國工人為維持現有生活水平的迫不得已的選擇，它反映了美國工人生活質量的下降。
　　收入結構中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加強了社會中的敵對情緒。工人就業不穩定，社會道德受到侵害，使犯罪率上升，1995年150萬美國男性被監禁，到2000年會有近3%的美國男性勞動力被監禁、假釋或緩刑。犯罪率的上升，導致社會司法、監獄系統費用的增長。美國一年監禁一名罪犯的成本相當於培養一名哈佛大學生的費用。1995年加利福尼亞州用於監獄費用的預算比用於教育的費用還高。這種監獄費用比大學費用高的社會顯然是一個「問題社會」。工人實際工資的下降，也影響美國工人的家庭觀念和家庭結構。家庭暴力時有發生。許多成年男性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家庭開支，形成許多單親家庭。1960年單親家庭佔美國家庭總數的7.2%，到1993年達到29.3%，1960年單身母親家庭佔美國家庭總數的18.2%，到1993年達到29%。家庭結構的破裂，導致兒童教育等問題的產生。
　　可見，工人實際工資下降的影響是深遠的，它波及美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工人實際工資的下降，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和政治問題。它雖然直接帶來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繁榮，但卻是以犧牲廣大生產工人的利益為代價的。到目前為止，美國政府雖然也採取了多種宏觀經濟措施抑制工人工資的下降和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但仍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例如，為刺激國內需求，新一屆布希政府在2001年通過了減稅計劃。該計劃調低了個人所得稅的稅率，並追溯到2001年1月1日起生效，從那時起按照原有稅率多收的所得稅將歸還納稅人，這筆現金有助於擴大消費者支出。然而，「這個減稅計劃將使收入排在前40%即家庭收入在5萬美元及以上的人口受益。」（註：詹姆斯·弗拉尼甘.布希減稅計劃前瞻[N].21世紀經濟報道，2001-06-25.）也有學者明確提出，減稅計劃對工薪階層不公平，「布希的減稅計劃完全沒有照顧到位於收入排行榜最後的20%的家庭」（註：勞拉·泰森.對工薪階層不公平[N].21世紀經濟報道，2001-06-25.）。

劉英：《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工人實際工資的變動趨勢》，《當代經濟研究》2003年1期。

可以說蘇聯解體最大的受益國就是中國，如果蘇聯不解體我們怎麼會得到來自烏克蘭的軍事技術，又怎麼會得到瓦良格航母蘇33等等一切。而且蘇聯未解體前整個對中國國土是半包圍，如下圖

可以說蘇聯解體後中國的北方邊境是五千年未有過的安寧。60年代中國政府為了避開蘇聯的核轟炸機隊只能建立三線生產基地～整個東北和華北都在蘇聯的威脅一下，中國只能依賴美國來制衡蘇聯（這也就是中美蜜月期產生的主要原因）所以說蘇聯解體對中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沒有人比我更懂得濕潤中國土壤並使之煥發生氣的每一滴慷慨的蘇聯人鮮血的價值。但是，我必須說這樣一句真實的話：看到蘇聯解體是一種巨大的、說不出的歡樂。」

你家隔壁的那隻藏獒突然體積縮小了一半變成了哈士奇，你說是不是好事啊，媽媽再也不用擔心你被狗咬了。

地緣上不是好事啊。蘇聯雖然總是被詬病，可是在控制極端思想上，還是能做得很到位的（我就知道肯定會有人說XX主義也是極端思想可是XX主義褪去之後為什麼極端的國家越來越多了呢誰能給我解釋一下？）
蘇聯解體了，然後，各種宗教勢力就迎來了春天。中亞就不再是穩定的去宗教化的地區了。。。

如果有哪個俄羅斯人不懷念蘇聯時代，那他就是沒良心。
如果有哪個俄羅斯人還想回到蘇聯時代，那他就是沒腦子。

全世界的大事大快所有人心的大好事

蘇聯以死勸諫中國，必須是好事啊！…

介紹蘇聯解體，國內較少觸及的一個點是，許多俄羅斯人開始逐漸意識到解體是好事。這種觀點會愈發流行。所謂的大國榮光、國家利益，過後不過過眼雲煙。虛幻的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間會有多少直接聯繫？一、蘇俄不民主化也照樣會動蕩，這是蘇聯的停滯所決定的；二、俄民主化還沒結束，別太早下結論，尤其是普京政變致俄改弦更張之後；三、別用俄動蕩去證明民主的不可取，也別用普京時代的部分恢復去證明民主的可取。這些都不絕對與民主相關 4，俄現狀由蘇聯留下的後果和遺產、政客對轉型的具體操作所決定。普京及其體系不過是蘇聯舊官僚克格勃分支的轉世，其眼下做的事情與當年蘇聯舊官僚做的事情無二致，都是阻礙改革讓國家停滯醞釀更大危機。蘇聯被逼轉型導致解體和90年代混亂的原罪在蘇共舊官僚那裡。如今不過是一場輪迴，普京欠下的債，俄羅斯早晚要還。(方亮，俄羅斯問題觀察者）
總的來說：

蘇聯帝國的發展和解體，就遠不只是國際共運的話題，而是世界帝國歷史變遷的一個部分。是以武力相威脅、以意識形態為掩飾、以經濟支援換取政治同盟等手段建構帝國，並以帝國方式治理所轄區域的歷史進程之終結。這也正是蓋達爾《帝國的消亡》所說的，蘇聯看似牢固卻沒有彈性的經濟政治結構，沒有應變的能力，不能適應世界挑戰，很難預測情況的發生，如財政危機轉化為全面的經濟危機，導致生產和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帶來政治不穩定，使蘇維埃帝國解體成為理所當然。有鑒於此，俄聯邦 20 年來吸取蘇聯教訓，不再圖謀恢復甦聯，而是建立包括私有制、政黨政治、可自由兌換貨幣、現代信貸銀行貨幣體系、適應市場經濟的精英隊伍等制度，不以恢復甦聯的方式去謀求國家的復興。戈爾巴喬夫對積蘇聯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進行改革，一開始過高估計了國民對蘇聯制度的認同度，一旦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被迫脫離蘇聯政體進行維護蘇聯的改革。這自然就動搖了蘇聯的根基，使原本可以繼續存在一段時間的蘇聯帝國，提前在殖民帝國瓦解的歷史進程中畫上了句號。這種結果顯然不是某個人所能為的，其意義也不是當時就充分顯現的，而是一個歷史化過程的產物。具體說來包括：
第一，蘇聯帝國解體，吻合一戰以來就開始的去殖民化和去帝國化的世界歷史潮流，而且蘇聯分解過程沒有過去帝國瓦解那樣充滿著曠日持久的血腥和暴力。
　　第二，蘇聯解體讓處於緊張狀態中的世界得以放鬆下來，東歐國家也可以自行決定自己的前途，雖然後冷戰時代北約先後實施了對南斯拉夫肢解、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促進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對中國和俄國的發展不斷牽制堵截等，但整體上是局部地區的實際利益之爭，而非意識形態爭鬥。

　　第三，對原蘇聯國家尤其是俄羅斯也未必不是解放。戈氏作為蘇共領袖時多次聲明，蘇聯國防消耗約佔整個國民收入的 20%-40%可能有點誇大其詞，但軍工支出和軍備競賽的確讓蘇聯人付出了巨大代價。作為蘇聯最重要主體的俄羅斯，深感要維持蘇聯帝國的代價過於龐大，希望獨立發展，並讓各加盟共和國也能各自行走。第四，得益於蘇聯解體，俄聯邦可以公開地把自己定位於一個歐洲國家，把俄羅斯傳統文化轉化為重建俄國的合法資源，嘗試建立政黨政治、用法律框架內的議會辯論替代政治鬥爭，用較為寬鬆的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俄聯邦是歐盟所承認的市場經濟國家），宗教信仰可以自由化、合法化，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在解決族裔衝突問題上阻止了俄聯邦的蘇聯化（車臣事件沒有波及其他更多的族裔），也停止了蘇聯式的以意識形態主導的學術研究制度、範式和方法，同時也終結了西方的蘇聯學，使西方關於俄羅斯問題研究回歸到斯拉夫學科。

對於中國來說，自然是好事，懸在炎黃子孫頭上幾千年的北方邊患一朝徹底解決，專心海防。就這一點，也是好事。

對於蘇聯的垮台，有無數著述，這一篇胡紫薇女士的文章算是道出了我的心聲 - 藉此回答題主的問題：對於罪惡我們無法一分為二

胡紫微：對於罪惡我們無法一分為二

反對賀仙的答案，所有二字太過絕對了，蘇聯解體其實應該說是理想主義者的噩夢。也許蘇聯本身有各種問題，它自身也對於中外各國都是一個威脅。但是如果沒有這次共產主義的實驗，世界上的無產階級估計也不會有這些福利。芝加哥大罷工被軍隊鎮壓這種事情應該也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各種新技術新能源的發展應該也不會這麼迅猛。

PS：本來我也想回答這是好事，但是作為一個愛較真兒的人，第一名的答案立刻點燃了我的吐槽之火。

尤其在看過《前進，達瓦里西》之後，那句：「他們都背叛了我們。」讓我這個理想主義這不由得潸然淚下。也許蘇維埃有各種問題，但是以一個國家來做實驗，並且最高峰時期擁有世界上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家支持的政體，無論從哪方面來看應該至少代表了世界上近半人民的意見吧。

意見領袖認為是好事，本國人民認為是壞事。

來講點俄羅斯人的看法：

貧富差距巨大，有錢人馬桶是金的，窮人呢，莫斯科火車站走一圈就知道了。那些流浪漢晚上用討來的錢買一瓶伏特加，喝了，醉熏熏的躺在涼板凳上睡覺，還要被警察趕來趕去。還有很多孤寡老人，兒子、丈夫或妻子死掉了，喪失了經濟來源，只能背著《聖經》，同時舉著硬紙板，上面寫著「ПОМОГИТЕ」。
人民的素質變差，犯罪率上升。以前晚上在外沒有旅館，找一戶人家都會很熱情的招待過夜，現在戶主出來時往往會帶一把槍。
青年人不思進取。這點特嚴重。我遇到管我要白面的，要汽車無線干擾器的，很多大學生想的不是學的更多，而是錢，房子車子毒品。當時公寓同一層的幾個男孩總喜歡聚在一起抽水煙，後來有天警察過來搜查，才知道還聚眾嗑藥。周末去伏爾加河邊散步，當地治安倒是不錯，可以放心玩到凌晨，但回來的路上有成群結隊的小年輕，喝得醉醺醺，彼此架著歪歪斜斜地走，還唱著什麼歌。
文化入侵，西化的很嚴重。這與俄羅斯經濟有關。市場上基本全是中國造，在當地「中國造」簡直成了「便宜」、「假冒偽劣」的代名詞了，剩下的高檔次的服裝啊器械啊也全是進口，你說老毛子用著這些東西，能不喜歡外國貨么？能不覺得外國的東西都是好的么？不過到他們的傳統節日，氣氛還是很濃，廣場上會由政府住持舉行晚會活動。
醫保。這點大家真的都不了解，一提這件事，更喜歡用來影射中國：俄羅斯都全民免費醫療了呢！然而事實就是，蘇聯就實行了免費醫療。解體之後俄羅斯國力虛弱，但一直不敢將醫院賣給資本家，怕犯了眾怒。現在所謂的全民免費醫療，其實和中國的醫保並無二致：交的錢多，報銷的多；交的錢少，報銷的少。這就導致了年輕人掙錢不想交錢，老年人沒錢還要交錢——老來難。

現在俄羅斯人對普京的期望很高，主要是因為戈爾巴喬夫當年的軟弱，將蘇聯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蘇聯遺老遺少特別懷念當初那種世界巨人的形象，對日後向歐美示軟卻遭到背叛、被全世界孤立感到憤怒。今日之普京想要重新締結一個類蘇聯的組織，一方面是因為俄羅斯民族血液里就有擴張的基因，另一方面則是明白了自己已經上當受騙。

話說回來，蘇聯時期為了主權犧牲人權，總體上看絕對是有利無害，因為這種政策惠及了大部分人。用俄羅斯人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以前國家將我們當成自己的孩子，不管我們到底怎麼樣都不會嫌棄，都會為我們提供糧食、房子」。關於養兒防老，當地人生育率很低的，問如果兒子不孝順怎麼辦？答：「我們會花錢進養老院，但是生不如死」（當時那個婦女用了一個俚語，反覆詢問才確認真的是這個意思：政府根本不管老人的死活，交的錢多，受到的服務好，交的錢少恨不得自我了結。兒子不孝順，老人還有錢么）。

所以，當我再去思考中國的問題時，就會有一些新的看法。
俄羅斯已經用實踐證明了，民主與自由在利益面前就是狗屎，只會成為強力集團的幌子，謂之「換湯不換藥」爾。統一俄羅斯黨一黨獨大，多少也說明了：要想後來居上，就要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合力，不至於朝令夕改，也不至於發生內亂。

最後，題主想問對於中國的影響。個人認為，蘇聯解體，中國是走了狗屎運了。
軍事上北方的警報解除了，不需要連年花錢維持。同時俄羅斯國力空虛，為了走出困境賣了很多技術和設備，這東西網上有很多資料的。據我所知的與航天相關的就很多——反覆試驗得出的數據畫地價買來了，我們能不樂么？同時，謝爾久科夫進行的軍事改革大刀闊斧，但是得罪了利益集團，本身也給軍隊造成了十分負面的影響，目前俄軍的戰鬥能力受到其國內學者的質疑。
政治上給共產黨很大的震動。之前我國學者還普遍認為蘇聯雖有問題，但絕不會解體，至少短期內不會。然而，民主大法太兇殘，能夠「用錢來說明制度優越」（笑），俄羅斯人居然信以為真、自我了結。蘇聯的解體讓中國意識到危機的出現，以前中美互相噁心蘇聯的局面被打破，現在我們卻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隨之而來的就是美國對我們變本加厲的和平演變。
經濟上我沒有研究，但俄羅斯那邊實在是太慘了，有興趣的可以查查原來一個盧布兌幾個美元。現在俄羅斯已經加入WTO，妙就妙在美國、歐盟的很多國家、日本、加拿大等等因為克里米亞事件對俄羅斯採取了經濟制裁，俄羅斯本身輕工業幾近為零，如此大的市場為我國消化自身產能過剩提供了可能。

為當時的中國捏了一把冷汗。
感謝蘇聯，感謝俄羅斯（笑）。

順便說一下，我的論文題目研究的就是這些東西，骨架很大，吃了不少苦。論文講究的就是「學術有專攻」，給同為俄語專業的學弟提個醒。

看對誰來說了。
對於美國的大部分人來說，是好事，去了個心頭大患；
對於美國的一部分軍人、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來說，是壞事，兔死狗烹；
對於中國來說，是好事，一是防務壓力大大減輕，二是從敗家子大毛二毛那裡一下子撿了好多洋落。
對於蘇聯的一部分上層來說，是好事，可以光明正大的瓜分原本屬於國家的財產，而且可以合理的將自己的地位權勢傳下去。
對於蘇聯的絕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我也不知道。

好事，

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