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諮詢關係中，諮詢師和來訪者之間的權力差異應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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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師和來訪者在諮詢中會有權力差異，這可能是由受教育程度，社會經濟地位，包括心理諮詢服務中各自角色的暗含假設所帶來的。這樣的差異應該如何理解？理想的諮詢關係里權力差異問題是如何處理的？

近幾個月我很多次主動和我的心理諮詢師討論到「權力」這個話題，所以我想要以一個（學心理諮詢的）來訪者的身份來說說我目前的想法和困惑。

我目前認為，關係中的權力，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雙方「自主性／自信水平／自我確認感」的影響。來訪者的自我堅定（self assertiveness）很可能是心理諮詢的重要議題之一。

當提到咨訪關係中的「權力」時，我最先想到的概念是「親密關係中的權力」——關係中的一方改變另一方的思想、情感和/或行為以使其與自己的偏愛相符合的能力或潛能, 以及抵抗另一方施加影響企圖的能力或潛能。然後我想到了一些特別具體的例子。第一個例子來自李松蔚前輩前些天發布的專欄文章《女性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喊出「停下」？》，這篇文章的開頭多次描述了同一個細節，來訪者說「隨便」，諮詢師多次詢問來訪者想要談些什麼，願不願意談談創傷經歷，來訪者自己的想法是什麼……來訪者的回答都是「隨便」，而不是「停下」。第二個例子來自我的一個朋友，他來找我討論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想要徵求我的意見，然後我問他我可不可以在和他討論的時候用一些「心理諮詢的技術」，他同意了（曾經他對此非常抗拒和戒備），過了幾天，他告訴我他做了噩夢，並認為噩夢是因為和我進行了討論，他的形容是，「夢裡的感覺像是有人在掏我衣服最內層的兜，然後我還不能反抗。」第三個例子和第四個例子都是我自己。第三個例子來自四年多前的我，當年一門選修課的助教學姐注意到我比較焦慮，或者說是非常進取然後又很累的那部分，然後和我說，我可以嘗試一個自我練習，在屋裡擺兩把椅子。坐在一把椅子上的時候，我代表進取的那部分發言，坐在另一把椅子上的時候，我代表懶散的那部分發言，讓我不同的部分進行對話。當年的我擰巴又較勁，對話一直進行到了我非常非常不舒服的程度——雖然這只是我一個人的事兒，沒有人會來檢查驗收，但我沒勇氣拒絕這個練習。第四個例子來自大約半年前的我，有一個作業練習，要求我們每個人先寫一段話描述一下某個關係親近的人曾對自己造成的傷害或者對現在的自己仍然有影響的不愉快的事件，比如，「我小時候我父母對我不太好，有一次……」然後，針對同一件事，寫一封信給那個曾經親近的人，比如，「爸爸媽媽你們好，有一次……你們……我當時感到……我現在感到……」我當時寫作業的時候寫到一半覺得太難過了，交上去一封沒寫完的信，並且說明我寫得很難受，決定放棄了。第五個例子來自我去年秋天的一門關於人類發展階段的課程，老師在徵得當事人及監護人充分同意的情況下訪談了一個八歲的小姑娘並錄了像。針對其中一個問題，小姑娘猶豫了一下，說，「如果可以的話我不想討論這個。」老師回答，「嗯，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跳過。」我們在課堂上看了這段錄像，老師說，「這個小姑娘能坦然地拒絕，這個表現真的很自信。」

以上的幾個例子會讓我覺得，一個人在關係中是否自我堅定（self-assertiveness），能不能開放地表達自己的態度，不僅僅取決於對方的態度怎麼樣或者這段關係怎麼樣，也許更多地取決於這個人本身的特質。相比於不自信的人，自信的人總是傾向於表達自己真實的態度——也就更有可能在關係中獲得更大的權力。ACA倫理的第一個原則就是尊重來訪者的自主性（autonomy），就《女性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喊出「停下」？》的第一段而言，我覺得「那個諮詢師也沒不尊重來訪者的自主性啊」，但是來訪者最初真的沒有勇氣直接喊停。這樣一來，諮詢師的善意就會顯得很「蠻橫」，甚至像是「無法反抗」的「強權」。比較有對比效果的是我自己的兩個例子，雖然都不是咨訪關係的例子，但是我能清楚地感覺到我比四年前的自己在「抵抗關係中對方施加影響企圖的能力或潛能」方面明顯進步了。我更加相信也更願意表達自己的感覺了，也更能坦然地接納我的感覺對我行為／態度的影響了。

我會覺得，咨訪關係中的權力差異有時候並不來自於社會經濟地位／受教育程度／諮詢師的專家角色等「客觀現實」，而是受到來訪者個人特質的影響，而這些特質很可能會影響到來訪者在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比如在親密關係中無法表達真實的感受和訴求）。也就是說，在一些情況下，最需要謹慎「處理」的「權力差異」，很可能是心理諮詢的重要工作目標（比如提升來訪者的自我堅定）。

處理方法我目前只想到兩點。第一點是在《女性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喊出「停下」？》一文中，李松蔚老師選擇耐心地反覆確認來訪者自己的想法，充分尊重來訪者的自主性。第二點則更多地出現在婚姻治療里，諮詢師不斷地鼓勵（甚至是指導）伴侶雙方練習「自我堅定」和「積極傾聽」，表達的一方負責描述自己所知覺到的雙方的某次衝突並表達自己的感受，要使用「I statement」（我看到了……我聽到了……我感到了……我希望……）而不能指責或者評判對方（你做錯了……你應該……）；傾聽的一方負責回應，「我剛才聽到了……謝謝你告訴我這些。」我個人覺得，在個體諮詢中，諮詢師也可以鼓勵來訪者使用「I statement」來表達來訪者在心理諮詢中的感受和期待。一方面，來訪者可以在這樣的練習中學習到怎樣在關係中主動地「使用權力」，自我表達，影響對方（諮詢師）；另一方面，來訪者還可以用這種方法確認自己的感受，在必要時能拒絕對方（諮詢師），不被對方影響。說到這裡我忽然意識到我的諮詢師經常邀請我具體描述一下我在某些情景下的感受……這大概也會讓我有被確認（be validated）的感覺吧。

就我個人的體驗，個體對權力的知覺並非總是「客觀」的，在咨訪關係中，諮詢師和來訪者對權力的知覺很可能會受到移情／反移情以及雙方價值觀的影響。

有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是，我星期一早上在卧室發現一隻半死不活的蟑螂（早就撒了防蟲葯）。我嚇壞了。匆忙處理之後出門上班，噁心得一整天吃不下飯。傍晚下班也賴在辦公室。一個朋友安慰我，「這個局面，蟑螂比你害怕多了才對。」可是蟑螂還是徹底支配了我的恐懼，我真的很難知覺到自己的「權力」。

我的諮詢師是精神分析流派的，前段時間她曾經邀請我談一談對她的想法。當時我覺得自己對她沒什麼想法……因為我知道她臨床心理學博士畢業，之後在一所高校工作，我說，「如果我忽然得知你讀博期間發了十篇八篇SCI，或者工作兩年之後就當上副教授，說不定產生些複雜的移情……」作為一個來訪者，我會覺得，目前為止我對我和諮詢師之間的權力並不太敏感。但是，如果我的諮詢師真的又一天忽然嗖嗖嗖地發SCI呢，甚至是Science和Nature呢……我也是學心理諮詢的，我清楚地知道能發paper和會做諮詢真的是兩碼事兒，但是我就是相信，一個特別能發paper的諮詢師會讓我覺得她更有權力，或者更坦誠地說，會讓我更有衝動去試探甚至反抗她的權力。因為她在高校就職，所以對她來說發paper可能意味著一筆獎金，但是如果她彩票中獎贏五百萬不會影響我對我們之間權力的知覺，她發paper卻會影響……（當然也可能兩年之後她忽然嗖嗖嗖地發paper了但是那時候我不在意這件事情了……）

受教育程度／社會經濟地位可能是大多數人價值觀里用來衡量「權力」的重要項目；而對於現階段的我來說，能不能發paper是我用來衡量「權力」的重要項目；一年多以前，我在一個熱線機構做志願接線員，接到關於學業壓力和人際關係的來電，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來話者似乎覺得我是「學霸」ta是「學渣」並感到「弱勢」，這大概是因為，考試成績是很多學生用來衡量「權力」的重要項目……我目前天真地認為，諮詢師也許可以邀請來訪者談一談關於雙方權力的知覺和感受，然後看一看這些知覺和感受背後隱含著來訪者的哪些價值觀，這也許會是有價值的探索。

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會意識到，有一些人會觸動到我關於「權力爭奪」的敏感神經，這樣的人一出現就會讓我的內心瞬間進入到一種「老子和你拼了」的狀態，哪怕沒有明顯的利益衝突，我也會變得很緊張，很戒備，好像隨時要打一場硬仗。這個話題反反覆復地出現在我的心理諮詢中，我一直很擔心一件事，「萬一我以後和來訪者工作到一定程度，我忽然就炸毛要和人家拚命可怎麼辦？」目前為止，我知道自己可以選擇轉介，也知道持續的心理諮詢會幫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未來會更能以穩定的狀態和來訪者工作。然而對此我依然有些擔心和困惑……畢竟在這件事情真的發生之前我很難用想像和意念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擔心和困惑也是我目前心理諮詢中的重要議題。

**理論上，咨訪關係中的權力差異也會受到社會文化背景和諮詢流派與機構的影響。**

我目前的感覺是，中國的社會文化整體上比美國更「崇拜知識」，也就更期待心理諮詢師或者教師這樣的「有知識的人」去扮演「權威」或者「專家」的角色。我印象中清流（庄曉丹）有一個視頻採訪講到了這一點，她說中國的來訪者會更急切地詢問「我什麼時候才會有改變」，也更少地主動探索。作為諮詢師，她需要更多地向中國的來訪者講解心理諮詢的設置和過程。

我半年前開始在我目前就讀的學校當研究生助理，會意識到中美的「師生關係」真的非常不一樣。在中國的公立高校，老師通常是權威，是專家，社會文化講究「尊師重道」，同時，一些學校還會往學生的家庭地址寄送成績單。而在美國的私立高校，學生的「客戶」，是「甲方」，學校要尊重並維護學生的自主權，沒有學生的允許，教授和員工都絕對不許把成年的學生的私人信息（包括考試成績）透露給家長，剛入職時主管給我列的頭等注意事項就是一定要注意保護學生的隱私。而在心理諮詢倫理課上，老師也指出，迪士尼樂園的遊客和心理諮詢的來訪者都存在故意「碰瓷」的。所以，在美國執業的話，從新手實習生到資深督導，人人都要買「瀆職保險」，被來訪者起訴之後最先需要聯繫的就是律師和保險公司。

去年秋天的一門課上還討論過「異性戀的白人男性諮詢師和同性戀的黑人單親媽媽來訪者構成的咨訪關係可能存在哪些權力不對等」這樣的話題，然而作為一個外來者，我似乎不太能夠真的理解這裡面權力不平衡的點……雖然維基百科把馬丁路德金的那段歷史說得很明白，但是我還是很難想像那個情景下雙方可能會體驗到的複雜情緒……作為來訪者，我的不同的諮詢師有美國長大美國受訓的美國人（十幾次），美國長大到中國留學的美國人（四次），本土培養的中國人（三十幾次），半本土培養有過短期交換經歷並長期接受美國督導的中國人（接近一百次）。不過，目前為止，我還沒感覺到文化背景對諮詢師的影響……

另外，不同的心理諮詢流派以及不同的機構也會對諮詢師的角色有不同的定義。理論上，認知行為流派的諮詢師有時候會留家庭作業，會像教練一樣指導來訪者，而精神分析流派的諮詢師通暢不會這麼做；傳統的精神分析流派的諮詢師有時會對來訪者對夢境或自由聯想的內容做出一些解釋，而人本主義的諮詢師不傾向於這麼做。

我作為來訪者倒是體會到了諮詢機構對咨訪關係權力的影響。我近半年裡見過兩個諮詢師，一個是我長期的中國精神分析流派的諮詢師，她和我的工作屬於「私人執業」的部分。另一個是我現在學校的諮詢師，這部分諮詢是她的日常工作，也是我完成碩士項目的一部分要求。私人執業的諮詢師明顯更加中立，更加克制，沒有具體的建議或者意見，設置更加穩定，基本符合教科書對精神分析師的描述，我也會更多地感受到情緒複雜的那部分自己。而且我會根據我的時間安排和諮詢師討論調整諮詢頻率，通常可以達成共識，在我接觸學校的諮詢師之前從未意識到這是多麼「平等」的一件事。而學校的諮詢師則更像個老師，或者教練，會在諮詢中和我做練習，偶爾給我留作業，我是這所學校的學生而她是全職的員工，同時，某種程度上我們還是同一個大部門的「同事」，多重關係無法迴避，設置也相對混亂（學校的預約系統只能單次預約），每次諮詢之前都需要先填一個短量表，諮詢師會直接和我討論問卷得分，看我哪方面遇到困難了，追求短平快迅速搞定我的適應問題，很少涉及到深層的問題。通常來說，在美國的學校里，聚焦問題解決療法和現實主義療法是最受歡迎的理論流派。雖然學校的這位諮詢師並沒有剝削或者壓迫我，但是諮詢整體的風格和節奏會讓我感覺到——這個空間不適合用來討論我非常敏感微妙的那一部分。這可能是一件「好」事，因為學校的心理諮詢服務一直都是稀缺資源，甚至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需要有意識地避免觸發來訪者很敏感的部分。而我作為一個來訪者，確實感受到了當心理諮詢「供不應求」的時候，我會有「約不到下次諮詢」的擔心，這部分的擔心會讓我更多地感受到諮詢師的權力，諮詢中所討論的話題也更多地受到諮詢師以及量表的影響。諮詢師和機構對諮詢設置的影響確實是咨訪關係權力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穩定的設置對來訪者來說真的很重要，而對於長程諮詢的來訪者，在必要時允許甚至鼓勵來訪者表達對諮詢設置的想法，也會促進咨訪關係的權力對等。

這種差異是很正常的。在諮詢關係中，諮詢師不可避免地會處於一個權威的位置上，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就是題主所說的「權力差異」。然而題主可以想想，在實際生活中，你和誰沒有「權力差異」呢？
動力學角度的諮詢師，更願意把題主題的這個問題理解為一種移情，對你現實中想像中的諮詢師的一種移情。而動力學派的工作方式就是跟你去討論這種移情，探索「權力差異」對你的意義以及他的形成等。
因為我們相信這不僅是你與諮詢師互動的一種模式，也同樣是你與其他人互動的一種模式，而我們的工作是在諮詢室中去理解它，這樣你就可以在生活中去理解它。
當你理解了之後，你就不會再糾結於此，至少中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對「權力差異」的焦慮。
而當你不再為此焦慮的時候，諮詢自然就起效了。

謝謝Steve Shi 的邀請！

心理諮詢工作追求的是一種平等合作關係，但無可否認在來訪者和諮詢師之間存在著不平等。

人際關係的基本維度就是支配－順從，人總在關係中試圖影響對方，或者被對方所影響。權力就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影響力。

因為諮詢師是一類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所以諮詢師對來訪者而言，擁有專家性權力。如果諮詢師不能在職業範圍內對來訪者施加影響力，那麼諮詢是談不上效果的，諮詢也沒有什麼意義。

如果來訪者越依賴諮詢師，諮詢師對來訪者的權力就越大，但這並不意味著諮詢師可以隨意支配來訪者。

來訪者想要拉近和諮詢師的距離，和諮詢建立平等的關係，首先就要為諮詢師的專業工作付費，付費使來訪者對諮詢師擁有了權力，減弱自己來「求助」的不自信感，並能開口對諮詢師談不輕易談的感受和提出要求。

在心理諮詢過程中，最重要的不是諮詢師的理論和技術，而是諮詢師的人格素養。諮詢師的認知水平、情感分化水平、人生閱歷、價值觀、對生命的態度，以及對人性的理解，都是他的人格組成部分。

所以，一個諮詢師的人格是否有魅力，也構成了他的權力基礎，當來訪者足夠喜歡和信任一個諮詢師的為人，那麼諮詢師也是具備影響力的。

另外，性別差異也會影響咨訪關係雙方的權力配置，比如說男性諮詢師更願意支配來訪者，女性諮詢師對來訪者則更多的採取溫和商量的態度。

在諮詢師這一方，應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權力所在，來訪者和自己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雙方所處的位置決定了關係中有不平等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多加自我覺察，不要利用自己的權力，去做傷害來訪者的事。

例如利用自己的知識權力對來訪者進行名不副實的諮詢，濫用性別權力對來訪者進行性騷擾，甚至發生性關係，剝削來訪者的選擇權，滿足不正當的經濟利益，要求來訪者一定要按自己說的去做等等。

諮詢師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行為界限，不能用權力來麻痹自我。

諮詢師在諮詢過程中會有兩個權力認知誤區：

認為自己無所不能，竭力要幫助所有的人，讓所有人都能滿意，過多地沉浸地助人的權力感當中。
缺少職業自信，覺得自己無能，害怕面對權力和控制，逃避承擔責任。

要解決這樣的矛盾，當然是要承認做為個體的自己不可能完美，能力也有限，什麼事可以做就用心做，什麼事做不了就不勉強，學會自我調節情緒，活在當下，為所當為。

在來訪者這一方，並不是毫無權力的，所有的關係，都是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來訪者對諮詢師並不都是順從的，不同個性的來訪者對諮詢師會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來訪者會把諮詢師當成權力投射認同的目標物，支配欲強的來訪者會對諮詢師提出要求，希望諮詢師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樣子去諮詢，要求諮詢師配合自己工作。

諮詢師會被質疑能力問題、資歷問題、以及問題處理方式，並且來訪者會認為諮詢的成功有賴於自己的引導。

這個時候，諮詢師是容易產生無能和無力感的。

以上說的這些，就是想給大家說明，心理諮詢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會有權力的支配，會有控制的議題，權力在諮詢師和來訪者之間是以動態形式存在在關係的各個層面的，互相影響和作用。

諮詢師不要濫用自己的職業權力，也要留心觀察來訪者對自己的控制和支配，為了讓咨訪關係能夠有一個良好的開始和有益的發展，對權力的警覺和約束是很有必要的，既不要傷害到來訪者的利益，也不要讓自己失去工作原則。

心理諮詢工作就是這麼高難度。

一個善意的回答就是一個甜蜜的吻。請關注我的公眾號：tiangexia2016

謝邀～ @Steve Shi

@在焉從來訪者角度的回答非常精彩，那我們就從諮詢師的角度去看一看諮詢關係中的權力差異如何理解好啦。

這個問題讓我到了榮格的一句話：

當愛支配一切時，權力就不存在了；當權力主宰一切時，愛就消失了。兩者互為對方的影子。

題主的問題，說到底其實是諮詢師和來訪者之間關係的問題。幾乎所有流派都認同，咨訪關係對於治療效果相當重要。

首先，我們從工作聯盟（working alliance）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工作聯盟被定義為：來訪者與諮詢師之間，基於他們對於諮詢目標和任務的共識而形成的合作關係（伊根，2008）。

在工作聯盟中，來訪者和諮詢師是合作者，諮詢並不是諮詢師對來訪者做的事，而是諮詢師和來訪者共同努力的過程（伊根，2008）。如果來訪者感覺到諮詢師和ta之間有權力差異，可能是因為工作聯盟並沒有建立起來。在諮詢初期，來訪者也許會處於一個被動而順從的接受過程，包括害怕批評治療師，表現出對諮詢師感激不盡，甚至不敢去滿足諮詢師對自己的期待。但形成工作聯盟之後，來訪者會意識到，諮詢師並不是高高在上的權威角色，而是自己的夥伴，他們需要合作去完成一個共同的目標。

其次，這也涉及到諮詢中的移情和反移情。弗洛伊德認為移情是全部人際關係，無論何時何地，人際關係都是人們重要情感關係的重現。來訪者所感受到的權力差異可能是ta的移情。由於移情反應在體質上是過去客體關係的再現（劉軍，2000），所以來訪者和諮詢師這樣的關係，也許是來訪者早年和重要人物之間權力差異的再現。

反移情是指治療師對病人的情感反應，是治療師對病人的移情。現代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反移情在治療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是普遍存在的（劉軍，2000）。因此，在諮詢過程中，諮詢師的反移情可能會使ta把來訪者看得過於脆弱，會不小心把諮詢變成一種「高人一等的恩賜」，這就會讓咨訪關係中有權力差異的感覺。弗里艾也警告諮詢師不要讓諮詢成為已受壓制的來訪者的又一重壓制（Freire，1970；伊根，2008）。

總之，諮詢師不必被神化也不必被貶低，真正融洽的咨訪關係，是在尊重和對等基礎上的合作關係。

參考資料：
吉拉德, 伊根, 鄭維廉. (2008). 高明的心理助人者: 處理問題並發展機會的助人途徑 (Doctoral
dissertation).
劉軍. (2000). 精神分析治療中重要工具之一: 移情與反移情. 德國醫學, 17(4), 192-194.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這是回答結束的分割線——

在國內做心理諮詢師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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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本身是對來訪者的賦權過程（也是目標）。

心理諮詢師所做的也是幫助來訪者增加個人的權力（了解，傾聽，述說自身內心渴望和選擇），感受權利，體會權益。

「權力是一種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是政治學、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在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對「權力」的可能有四種甚至以上的定義：
一、「權力」作為個人或國家的追求目標(power as a goal)。
二、「權力」作為影響力(influences)的度量(measurement)尺度，即資源的內容與多寡。
三、「權力」作為政治鬥爭的結果(results)。
四、「權力」作為一種宰制(domination)與被宰制關係的表述。權力：在反對情況下仍能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米爾斯）。」

對諮詢師和來訪者的權力不對等的不安，可以作為來訪者本身生活中對權力體驗的移情理解。

……………………………………
操作上，告知來訪者

在心理諮詢過程中，來訪者心是享有這五大權益（Kitchener，1984）

自主權（Autonomy）接受助人專業服務的來訪者有自由決定的權利，以完全的自我決定，來選擇進入或退出諮詢服務，以及決定是否要保留或揭露個人的諮詢資料，像是保密原則等。

受益權（Beneficence）從諮詢中受益的權利，感覺我是有好處的，來訪者福祉會被列為優先考量。

免受傷害權（Nonmaleficence）應有的得到保護的權利，得免於遭受來自諮詢過程或諮詢師的任何傷害，感覺到任何要求不滿是可以隨時提出來的。

公平待遇權（Justice）能夠被公平對待的權利，就是有權接受諮詢、有權參與基於其個人需要而設計的心理諮詢的計劃、以及有權尋求適合其個人需求的心理諮詢師或者其他任何的輔助資源

要求忠誠權（Fidelity）有權要求被忠實且真誠的對待、有權被尊重與被保密，其接受諮詢的過程被正確的記錄。在國內目前還沒有法律規定的，法院判決你必須要接受接受多少次的心理諮詢來改善某些狀態，在國外是有這種要求的。現在我們有的企業也會提供免費的幾次心理諮詢，然後這裡面的記錄從理論上來說是要得到來訪者許可的前提下才可以交給EAP公司。

這一切可以提供來訪者可以在心理諮詢這個安全空間里有可以盡情訴說任何想說，不想說的機會。來訪者也隨時可以就就心理諮詢和心理諮詢師提出任何自己的感想意見要要求等，也可以隨時提出中止諮詢或者建議更換別的有資質的心理諮詢師等。

移情角度，來訪者在此時此地和心理諮詢師工作同時有不安，傷害，被剝削……體驗喚起同時，能體會利用、使用、有用、有效，我的選擇…… 真正能在諮詢中體會和運用到權力且在現實中可以遷移。

心理諮詢師和來訪者原本應該是平等的位置，但是一方面，部分心理諮詢師自戀部分如果尚未得到修通，容易不自覺把自己往專家和權威方向置放，而自我功能偏弱的來訪者在一坐上來訪者位置的時候又容易主動交付出自己的個人權力/利，二者差距過大的時候這種差異性也就會顯得特別明顯。

我個人認為解決這個問題1.需要諮詢師有更多的覺察，降低自己的自戀和意識到來訪者正主動處於一個交託出自我權力/利的位置；2.需要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便於咨訪雙方建立足夠信任的關係，再去探討這個部分。

我一開始對諮詢師有兩個不放心：他利用自己的知識和地位忽悠我；這種差異會影響諮詢關係。
兩個問題我都是通過自學心理學逐漸解決的。了解心理諮詢的一些基本技術，倫理規範之類。在諮詢中，有疑問就直接問出來，看諮詢師的反應。按諮詢師的說法，我是個「膽子很大」「很強勢」的人，基本沒有不敢說的。但是我不會胡攪蠻纏，任何疑問都是儘力以平和的心態和開放的態度去討論的。
總結起來就是，正視差異，主動學習，積極交流。

不是諮詢師，感覺教育和心理諮詢有相似性，用個人教學經驗談一談理解。

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等外部條件的差異，最終只體現在來訪者對諮詢師的態度上：

崇敬/畏懼
平等交流
花錢買服務

他們諮詢的目的分別是：

向諮詢師求教
希望和諮詢師討論疑惑
只想找人傾訴

平時的教學中，我從不考慮學生的背景和性格，只對學生進行這三種劃分，供其所需。

向我請教困惑的學生，真誠提供建議
與我交流想法的學生，不去否定他們，而是給出他們一個不同角度的觀點
向我傾訴的學生，在客觀的前提下給予肯定的評價

「但我們的靈魂是平等的，在上帝面前。」

我於你非救贖，而是傾聽，是瞻仰另一種心靈。

承認這些差異，差異不一定意味著不平等。
無論差異如何，咨訪雙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尊重和接納來訪者，這是諮詢師應該去堅守的原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