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制度是怎麼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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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建立，何時開始建立並且形成索爾仁尼琴所說的「水流」？是什麼時期開始的？貝利亞時期還是葉若夫時期？

實際上勞改營體系經過兩個時期，一是斯大林時期，一是斯大林死後。

在斯大林之前捷爾仁斯基時期，確實也抓了不少人，而且處置方式也比較殘酷，但總體上看管理還是很隨便的，真想走掉的話稍微動點腦筋就可以，跟沙俄時代的流放沒有本質區別。

一般外國人所說的古拉格，其實指的是斯大林時代貝利亞管理下的勞改營。這是個很有趣的發展過程，最早是斯大林為了壓制異己，大量逮捕異見人士（基本是在基洛夫刺殺事件之後）。而關押這麼多人成本很高，同時斯大林又相信那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邏輯，於是雅戈達就把人力集中起來負責工程建設。他和繼任者葉諾夫都是缺乏能力的人，所謂勞改犯工程的政績多數屬於浮誇，像北海運河實際上就是失敗的。貝利亞是個有見識有能力的人，他決心發掘古拉格體系的潛力，把它改造為一個蘇聯特有的經濟系統。從這時候起，性質就變了，原本是「抓了這麼多人要給他們找點事做」，現在是「要做某某事，需要某某人，於是特地把他抓來」，那時候抓人的隨便程度現在的人難以想像，抓來先打一頓然後讓嫌犯自己寫罪行再簽字就完了，全程自助。

比如二戰著名設計師佩特利亞科夫，因為工作失誤（設計的飛機墜毀了）被逮捕，安排在「特別技術部門」（直屬內務部管理古拉格的部門）負責一個高空戰鬥機的設計（後來莫名變成低空轟炸機彼什卡），為了方便他工作，原本在設計局的團隊整個被「請」來了，其中一個年輕人就是後來米亞設計局的老大米亞西舍夫，在那裡他還遇到了老同事圖波列夫。這個事情的背景其實有點尷尬，最開始抓人是斯大林拍腦袋決定的，沒考慮到航空設計是個系統工程，只抓一兩個人沒有用，最後只好把相關專家栽贓成特務然後抓來幹活……斯大林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特意向圖波列夫道歉了。
（米高揚，格列維奇，蘇霍伊，雅科夫列夫沒被捕，只是在KGB統管特別設計局的時候跟圖波列夫他們在一起。）

順便一提佩特利亞科夫這人很逗，平反後去莫斯科開會，信不過別家的飛機，非要坐著自己的親女兒佩-2去，結果飛機失事，掛了。

實際上貝利亞是很清醒的，奴隸制不可能有高生產力，再加上監獄的管理成本，絕對要比正常的工廠效益低的多，每年補貼的錢是天文數字。但是他比兩個前任聰明，斯大林怎麼喜歡他就怎麼弄，絕對不唱反調。斯大林的荒謬性在此時體現得淋漓盡致，很多衛國戰爭時期被釋放的指揮員，或者是刑滿釋放的人，在48年又被抓回來了，這次連罪名都懶得編，「領導高興」。有個被抓的官員妻子找到法院，說你們怎麼可以用同一個判決結果抓一個人兩次，這不違法了嗎？法官很尷尬的說，王八朝抓人從來不靠法律。

斯大林死後，作為三套馬車之一的貝利亞很快就下令平反，以驚人的速度釋放勞改營里的人。後來所說的赫魯曉夫平反大潮，很多工作都是貝利亞做的。後人推測，他是準備徹底毀滅古拉格這個體系的。但是大規模的平反也給蘇聯的政治穩定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於是「亂平反」就成了馬林科夫他們除掉貝利亞的一個借口，沒有說出來的理由是，平反可能為貝利亞在中高層幹部中帶來一定的人望（尤其是KGB系統，幾乎都是由貝利亞平反的），方便他今後掌權。

赫魯曉夫接手後，放人的速度有所減緩，但還是在穩步推行。直到勃日列涅夫時期，古拉格體系逐漸穩定下來，這次比較接近中國人熟悉的監獄概念了，關押的都是刑事犯和持不同意見人士。而下一次大規模特赦，要等到戈爾巴喬夫時代了。

國內cnki有非常詳細的研究古拉格，蘇聯勞動改造營的論文。我憑記憶複述下。

首先勞改營前身就是俄羅斯各地的臨時監獄。在列寧時期，特別在內戰結束的那幾年，俄羅斯社會動蕩，整個社會犯罪叢生，布爾什維克政權從嚴從重逮捕罪犯包括政治犯，數量過於龐大，成為地方財政支出累贅，滿天的地方政府吐槽信飛向克林姆林宮。捷爾任斯基幫列寧想了個點子，下派內務部的人去接管各地監獄，脫離地方財政收歸契卡來管。契卡直接把監獄編製成企業，由中央分配工程，讓犯人充當勞動力，獲得收入後來維持監獄運行，再等犯人數量降低後逐步關閉這些革命特殊時期遺留的臨時監獄。

等到斯大林時期，五年計划上馬，各種大型工程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個時期內務部的貝利亞打起已經逐步縮編的勞改營。貝利亞把自己想擴大勞動營用到大型工程建設上的想法告訴了斯大林，在斯大林默許下，甚至1934年基洛夫被刺殺案件前，蘇聯內務部管轄下的勞改營就先延期大量犯人刑期，後直接開始製造冤假錯案故意擴大勞改營規模。等大清洗開始後，勞改營數量更是極速擴張。數量最多時，全蘇聯約0.9%的人都在勞改營里。

而勞改營絕大部分時間，與其說是監獄不如說是限制了人身自由的黑工廠，勞改營是會支付工資，雖然工資低到沒良心的地步，勞改營里有商店等等消費去處，甚至管理人員也並不是很多，武器缺乏，部分邊遠地區勞改營一度出現整個勞改營在管理人員眼下全部犯人逃亡的事件。

五年計劃里，勞改營直接參与了全蘇聯70%大型工程項目，50%左右工廠建設，80%的公共設施建設。以及幾乎全部的軍事防禦設施。而大清洗後，被逮捕的技術科技人員也會被編製到專門的營，負責具有技術含量的工作，比如說後來的蘇聯太空科技開路人科羅廖夫在二戰期間，被編入專門生產火箭彈的勞改營一直從事火箭彈的技術檢測工作直到1945年美蘇搶奪v2火箭。二戰爆發後，第一周蘇軍除了損失了大量士兵外，在全蘇聯一線防禦工事上，就損失了近30萬勞改營犯人（雖然很多可能是跑了）

蘇德戰爭爆發後，1941年至1942年有近一百萬勞改營犯人在烏拉爾山一帶從事工業重建，而1942年這一年，蘇聯就將南方近6萬勞改營犯人編入各個師懲戒營。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先後有近百萬勞改營犯人參加過蘇聯紅軍。

二戰結束到斯大林逝世這段時間，製造冤假錯案抓人補充勞改營的情況有所改善，甚至不斷大赦釋放勞改犯。相應的大量德日戰俘被抓進勞改營，輸送到全蘇聯所有恢復生產的第一線。有相當多外國戰俘由於缺醫少葯和食物缺乏，直接病亡在蘇聯。

斯大林死後，伴隨著貝利亞平反案件，開始大規模裁減勞改營數量。上百萬釋放犯人湧入社會，蘇聯當時社會上開始有點混亂，這也是後來貝利亞被弄死的原因之一。

而後來上台的赫魯曉夫也繼續開展裁減勞改營的活動，差不多到60年代末，大部分蘇聯勞改營裁撤完，只留下少量的幾個成為純粹的關押政治犯的地方，已經不再具備原來的企業性質。

索氏的古拉格群島，並不是當時他所處時代的勞改營的樣子。他的小說里對於古拉格的描述集合了自勞改營建立到最後成為純粹政治犯關押地跨度多達幾十年的歷史。

說一嘴題外話，國內批判索氏的群體，向來有個非常奇怪的特徵，批判索氏，基本就是兩個套路：

1，「你tm又不慘，小命兒都保住了，裝什麼b呢」

2，「蘇聯tm慘多了，你個蘇奸要負全責」

總之就是邏輯非常的感人。

諾獎判詞，索氏「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這一說法完全符合索氏的作品和風格。批判者大概是完全不能理解什麼叫「俄羅斯文學中的道義力量」，也不能理解為什麼是「俄羅斯文學」而非「蘇聯文學」。索氏基本一脈相承的俄羅斯文學中的道德關懷，當然在20世紀，基本就是雞同鴨講。

索氏非常可貴一點，他不裝x，蘇聯解體後，和索氏一樣的各路不同政見者紛紛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好像犯了多大的罪過。然而稍微動腦就知道，蘇聯能解體，這幫人起了什麼了不得的作用嗎？那麼這些忸怩作態者的意圖就很明顯了，除去部分八成真覺得自己有多大能量而「懺悔」的，其訴求簡直不能更明顯。索氏罵蘇聯也罵俄羅斯，而且前後如一，更能讓人理解他真正反對的是什麼，支持的是什麼。

很多人其實並未把索氏當做一個嚴肅作家而是一種政治符號，可惜索氏不是。索氏反蘇聯也反美國，反東方也反西方，那些以為可以利用索氏的政治投機者往往都被索氏扇一耳光。也許索氏真正的祖國，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作家們所追求的道德烏托邦式的俄羅斯。而在當前語境下，持這樣態度的人，基本會被網路現實主義政治學家們貶斥為公知。

蘇德戰爭爆發後，索爾仁尼琴應徵入伍，曾任大尉炮兵連長，兩次立功受獎。1945年2月，索爾仁尼琴在東普魯士的前線因給自己朋友寫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詞條有：「那個蓄著絡腮鬍子的人」、「主人」和「老闆」等等辭彙，結果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以「進行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判處他8年勞動改造。索爾仁尼琴1953年3月獲釋，開始在哈薩克的境內流放生活，斯大林同月去世。先後在位於哈薩克的數個勞改營勞動，在一個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特別」勞改營，他從事礦工、磚匠、鑄造工等多個工種。在「特別」勞改營勞動期間，索爾仁尼琴切除一個腫瘤，但未意識到自己身患癌症。開始在哈薩克南部的流放生活後，他的癌症出現擴散。1953年年底，他瀕臨死亡邊緣。1954年獲准轉移到位於烏茲別克塔什乾的醫院接受治療。在位於埃基巴斯圖茲的勞改營，他的第一個勞動果實誕生——短篇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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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了一段古拉格作者索爾仁尼琴的簡歷。

另外說句這位慘遭迫害的蘇聯異議人士活到老90歲。而蘇聯解體後 90年代俄羅斯四分之一的男性活不到50歲。

不古拉格，又怎麼辦？

波爾熱夫人，一個著名足球運動員的妻子，在佔領期間成了一個德軍指揮官的情婦。她在戰爭中，依舊享受著優渥的生活。當地的報紙報道：說波爾熱夫人每天叫人給她送兩到三升牛奶，另外每周能吃到兩三次新鮮的野味，她把家打理的漂亮而溫暖，還有條件去做頭髮，但卻不用付一分錢。與此同時，工薪階層的居民和他們的孩子快要餓死了。

所以，戰爭結束。波爾熱夫人被判處死刑，她被剃光了頭，扒光了衣服，綁在車上遊街。車子開往刑場，行刑後，她的屍體還被公開示眾，當地的正義之士朝著她吐口水，用掃帚去戳她。如同中世紀人們侮辱女巫一樣。

這只是法國人所謂「德國鬼子的娘們」中的一個。對於法國臣服於德國這件事情，人們的描繪更具備性意味。不可一世的德軍象徵一個強大陽剛的民族，把孱弱墮落和陰柔的法國打得甘拜下風，笑嘻嘻的法國女郎們於是就坐到德國鬼子的膝蓋上，喝著上好的香檳，一副商女不知亡國恨的樣子。這一畫面是最好的通敵的寫照，也正好刺激著人們在被被佔領期間屈服於外敵的內心隱痛。當他們想報復的時候，這些女人，自然首當其衝。

1944年，戰爭還沒有結束，法國就爆發了「狂野清洗」運動，有6000多人因為在德國佔領期間通敵被殺，但比這人數多達兩倍的，還是所謂和德國人睡覺的女人。她們受到的對待，和波爾熱夫人大同小異。都被扒光的衣服遊街示眾。身上塗滿納粹的標誌，人們譏笑她們，往她們身上吐口水。肆意折磨，甚至強暴。當然，這樣的事情也不是法國僅見，比利時，挪威，荷蘭，等從德國佔領下獲得解放的國家，都出現程度不等的對於所謂通敵女性的迫害。他們給赤條條的女人身上澆上瀝青，插上羽毛。電影《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乃至《黑皮書》都描寫了不同國家戰後這些通敵女性的處境。

在波蘭，300萬猶太人在納粹佔領期間遇害。但也有將近十分之一的人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活了下來。當戰爭結束，這些身心俱疲傷橫累累的猶太人步履蹣跚返回家鄉的時候，發現自己祖祖輩輩居住的房子，已經被他們的波蘭鄰居們佔為己有。於是他們再次變成不受歡迎的人，甚至，他們還時不時的被同樣劫後餘生的波蘭人打劫，被丟下火車，甚至被殺害的事情發生。僅在1945年到1946年一年的瞬間，便有1000多個猶太人在波蘭遇害。暴行無所不在，即使在波蘭的城市之中，大街上，在眾目睽睽之下。

波蘭在德國佔領的時候，波蘭人也被德國人視為劣等民族。一起被奴役，被打壓，但一旦緩過勁來，對於猶太民族，這個比之更為悲慘的民族，動手起來一點不帶含糊，似乎只有施暴於弱者，才能更發泄自己所受到的委屈。

1945年8月1日，一則猶太人在猶太教堂殺害基督教兒童的謠言傳播開來。很快，一群暴民組織了起來，在警察和民兵的帶領之下，襲擊猶太教堂，洗劫猶太人的家。猶太人在街上被公開毆打，一些重傷的猶太人被送到醫院，在等待手術的時候，依舊還受到暴打。

一個現場的波蘭鐵道工人揚言，「作為一個波蘭公民，如果連揍一個毫無還手之力的人的勇氣都沒有，那可真是太可恥了。」然後，他言出必行，痛打了一個猶太傷者。

《零年：1945》，作者伊恩布魯瑪生於荷蘭海牙，在東方成長，他的這本書講述了1945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世界。他用大量的歷史文件，當時的新聞報道，以及個人的回憶，敘述了那個所謂正義勝利後的世界。

1945年夏，捷克斯洛伐克國內以出產啤酒聞名的百威小鎮，附近有一座集中營，大門上釘著塊牌子，上面寫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集中營現在落入了捷克人之手，裡面擠滿了德國俘虜，多數是平民。捷克指揮官年紀很輕，但卻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他逼迫德國人每天工作12個小時，而且只提供極少量的食物；夜半時分，他叫醒德國人，把他們趕到每天例行點名的地方，勒令他們唱歌、爬行、互毆、跳舞，或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折磨，給看守找樂子。

一名納粹狗腿子試圖越窗逃跑時恰好被一夥難民發現，他們協力把他逮住，然後開始「用貪婪的手撕扯他」。這時人群聽到有人走近，來者是管理難民營的美國軍人，便立馬把德國人推到一床草甸子上，還在他身上蓋了幾層厚厚的被子。難民營的最高長官是一名年輕的美軍軍官，為人很和善，制服燙得筆挺。他通過翻譯告訴眾人，自己十分理解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有多麼痛恨德國人，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務必堅持依法辦事。即使被判有罪，犯人也必須在經過合理的程序後才能接受處罰，美國人會確保這點的實現。難民紛紛點頭示意，給這個美國老好人送上歡呼。祝他們晚安後，軍官伴隨著「一片友好的聲音」出門去巡視別的營房了。他剛走，德國人就被拖下床，在一頓踢打之後，死在了混凝土地板上。

資料顯示，盟軍解放者震驚於德國人的卑劣行徑，並不太堅持程序正義的原則。在達豪，黨衛隊看守被倖存者處以私刑，不是被淹死，就是被肢解、掐死或用鏟子砸死。與此同時，美國兵則站在一旁袖手旁觀。不只一次，某個囚徒在表明用意後，還從美國大兵那兒借來了刺刀，割掉了一個看守的頭顱。有時，美國兵會親自槍斃德國看守。還是在達豪，一名美國中尉用機槍處決了300多名守衛。他的憤怒可以理解；他方才在集中營焚屍爐前看到了堆積如山的囚犯屍體。

1945年4月，一群德國護士首次進入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有名英國護士目睹了接下來發生的事。在受命照顧病情危重的倖存者後，她們走進一間醫院病房。一瞬間，「一群囚徒厲聲尖叫著向她們撲來，當中還不乏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們手拿刀叉，或從敷料車上一把抓起某樣工具，對著護士就是一通亂劃亂刺」。

這裡流露出的情感十分虔誠，倫多夫說得一點也不錯，無論是哪裡的人，一旦授權他們對別人恣意妄為，很容易甚至也很樂意做出喪盡天良的事來。但那些犯下傷天害理罪行的人，通常還自以為上帝或什麼世俗聖人跟他們是一條戰線的。報復心很少是沒來由的，背後通常深藏著一段歷史淵源、個人恩怨或者集體仇恨。除了猶太人外，蘇聯人是德國野蠻暴行下最苦難深重的民族。死難人數之多難以想像——800多萬蘇聯軍人戰死，其中330萬是被故意餓死的。在炎炎夏日或冰雪寒冬，他們的屍首被扔在露天戰俘營里，任其腐爛發臭。另有1600萬蘇聯平民死亡。唯一接近這一數字的是，1000多萬中國平民在日軍佔領下喪生。但這些只是統計數據，並未反映出歷史的全貌。跟謀殺和饑荒相伴相隨的是從不間斷的道德淪喪和羞辱。同其他斯拉夫人一樣，俄國人在納粹德國眼裡屬於不完整的人，是德語里所說的劣等人（Untermenschen），他們唯一的使命就是像奴隸一樣給德國主子幹活。而那些身子骨太弱、無法當奴隸使用的人則不值得給他們飯吃。納粹德國奉行一項名為「飢餓計劃」的政策，意在餓死蘇聯人，為德國人騰出更多的「生存空間」和糧食。如果這項恐怖的經濟計劃得到充分實施的話，將會造成幾千萬人死亡。

蘇德邊境上的路牌用俄語寫道：「士兵，你現在到德國了：狠狠報復希特勒的那群狗崽子們。」諸如伊利亞·愛倫堡（IlyaEhrenburg）這樣的宣傳家，天天在他們耳邊鼓吹：「如果你一天下來連一個德國人都沒殺，你這天就算白過了……如果你殺了一個德國人，那就再殺一個——因為沒有什麼比德國人的屍體堆積如山更讓我們開心的事了。」格奧爾吉·朱可夫元帥在1945年1月下令稱：「殺人犯的國家要倒霉了。我們要為自己經歷的一切狠狠地還以顏色。」

蘇聯兵多年來頂著「劣等人」這一帽子，可謂受盡了侮辱。況且他們多數都在可怕的戰爭環境下失去了親友，因此做這事根本不需要有人鼓勵。

1944年法國訂立了一部新法，專門用於處置這類情況。那些有不愛國行為——譬如和佔領軍上床——有辱國威的人，被判犯有「喪失國格罪」（indignité nationale），並剝奪其公民權。

1945年5月後，法國國內形形色色的人，不分男女，均遭到秋後算賬，而且手段通常極端暴力。許多人被判賣國罪。

將縱聲浪笑、神魂顛倒的蕩婦和深明大義的母親和戰俘的妻子一對比，人們不僅感到了恥辱，強烈的清教徒傾向也被喚醒了。

這些事也發生在歐洲其他地區。相當一部分猶太人在返回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和巴黎後發現他們已經無以為家。但在波蘭，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猶太人還面臨著人身威脅。曾經發生過猶太家庭被人拽下火車，財物被一搶而光，然後人被當場殺害的事件。在1945年夏到1946年之間，1000多名猶太人在波蘭遇害。

1945年8月11日，一則猶太人在猶太教堂里殺害基督徒兒童的謠言開始在克拉科夫傳播開來。這是由來已久的反猶主義流言的升級版本。

人們陰惻惻地說猶太倖存者在用基督徒的血來讓他們元氣大傷的身體恢復健康。很快，一群暴民便聚集起來，在警察和民兵的帶領下，襲擊猶太教堂，洗劫猶太人的家。男男女女和孩子在街上遭到毆打。一些人（具體人數不詳）還丟了性命。對於剛從種族滅絕中撿回條命的人來講，這不啻一次血腥的排猶暴動（pogrom）。受了重傷的猶太人被送進醫院，有些在等著動手術的時候又遭到暴打。一位女性生還者回憶道：「有兩個負責護送我們的士兵和護士說我們是猶太人渣，說我們是殺害孩子的劊子手，要不是迫不得已，他們才不會救我們，相反，我們都應該被槍斃。」另一個護士發誓手術一做完就要把猶太人都碎屍萬段。醫院裡還有個鐵道工人揚言：「作為一個波蘭公民，如果連揍一個毫無還手之力的人的勇氣都沒有，那可真是太可恥了。」此君說到做到，後來真的痛揍了一個受傷的猶太人。

波蘭人同樣在德國佔領下飽受煎熬。他們跟俄國人一樣被視為「劣等民族」，因而遭到了奴役，首都被夷為平地，另外還有一百多萬非猶太裔的波蘭人被殺。決定在波蘭領土上建造滅絕營的是德國人，為此我們不應譴責波蘭人。

不幸的是，赫尼施的故事跟不少德國受害者的回憶一樣，都對別人的苦難表現出一種讓人費解的麻木不仁。他感嘆自己真是幸運，沒在獲釋後被送去奧斯維辛、這個「出了名的波蘭死亡營（戰後歸波蘭人管轄）」，「沒有德國人能從那兒活著出來」。同樣的措辭在德國保守主義者的文字里也不難見到。

針對德國人的暴力事件中最惡劣的一些毫無疑問都是民兵乾的。他們掌管著集中營，對囚犯用刑，想殺就殺，還給人上枷鎖，有時這麼做毫無理由。民兵組建得很倉促，成員中不乏惡貫滿盈的波蘭人，常常有一些年紀很小的罪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個劊子手當屬切薩羅·金博爾斯基（Cesaro Gimborski），他是蘭姆斯多夫（Lamsdorf）集中營的司令官，年僅18歲。他曾下令處死過6000人，包括800名兒童。金博爾斯基就像一個撕掉蒼蠅翅膀並樂在其中的小毛孩，從各種記載來看，他十分享受大權在握的感覺。

一些最心狠手辣的民兵過去是德國集中營的倖存者，報復心必然會驅使他們痛下殺手。但需要重申的是，嗜血心理其實受到了物質和階級嫉妒的激化。教師、教授、商人和其他上流社會的成員成為眾矢之的。波蘭看守在得到德國叛徒的大力協助後，特別熱衷於拷打有地位有身份的囚犯。一位關押在蘭姆斯多夫的教授就這樣被活活打死，原因僅僅是他戴了副「知識分子的眼鏡」。

幾年前我在《看歷史》寫過一篇《再見，古拉格》。當時，國內正大張旗鼓地主張廢除勞動改造制度，就圍繞這個寫了一篇短文，簡單講述了古拉格的歷史。
後來，這篇文章被羅輯思維轉載了，以下是羅胖的點評：

古拉格還算是幸運的。至少它名字可以作為暴政的象徵永垂史冊。

其實，人類歷史上還有很多這樣的角落。

比如北宋的沙門島。

宋太祖建隆三年，太祖下令把軍事罪犯都配流該島，這裡就成為了重刑罪犯的集中營。島上流犯定額300名。朝廷只提供300人額定口糧，但刺配最多時犯人達1400人左右，口糧供應不上。熙寧時代，寨主李慶索性將超額人犯扔進大海，兩年內虐殺罪囚700餘。

這些千年前的冤魂只能四處飄散，無處安頓。

沙門島，今名長島。在當地旅遊的網站上，這段歷史已被徹底抹去。

《再見，古拉格》

1973年，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一書出版，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美國勞工聯合會在1950年代對蘇聯可能存在著的「奴役制度中心」的質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浮出水面。

儘管此時，距離「古拉格」——成立於1930年代的勞改營管理總局（GULAG）的解體已經過去了近十三年，但勞動教養改造制度依然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這巨大的秘密隱去的是至少300萬人，於俄羅斯極寒之地近半個世紀的血淚與掙扎。

當十月革命宣布砸碎舊的國家機器——監獄之後，必須找到新的懲戒方式來代替之。

為此，1917年蘇聯成立了「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員會」（契卡），在機構上做好了準備，而在具體實施層面，則於1919年末在全國建立了21個「強制勞動營」，原本為戰俘準備的集中營成為關押反革命分子和消極怠工者的基地。

開創了以犯人勞動所得抵償關押犯人的費用、用勞動徹底改造犯人的懲戒原則，為勞改營網路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勞改營的歷史則並行不悖地代表了蘇聯勞動教養改造制度的發展。

不同於別國，蘇聯的勞動教養與勞動改造是不可分割的。

1920年代初，關於勞改營的隸屬有過一次爭論，司法人民委員部指出：不應把在強制勞動營關押作為一種懲戒措施，而被司法機關判處剝奪自由的所有犯人都應關押在司法人民委員部下屬的各類監獄中，並建議把強制勞動營改為普通監獄。

然而，擁有更為強大行政體系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對此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

最終，1922年中央決定「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及其所屬的強制勞動營來執行國家的懲戒政策」。勞改營從此成為獨立於《勞動改造法》的獨立王國，並在集體化經濟時代為蘇聯的軍隊、國家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經濟支持。

時至今日，西方仍有人對蘇聯公布的300萬人曾被「勞動教養改造」的統計存在懷疑。

然而，儘管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各種國際組織從未停止過對蘇聯的調查，勞動教養改造制度的秘密卻一直被藏匿於西伯利亞的密林和北極圈的冰雪之中，直到來自內部的反抗將其徹底瓦解。

1953年夏，「煤炭給祖國，自由給我們」的口號聲響徹沃爾庫塔河流域，第一次，「古拉格」的「犯人們」提出了自由而非改善監禁條件的要求。

絕食、罷工等和平形式的反抗運動迅速從河流營蔓延到山脈營和草原營。

當行政當局用消防水龍頭噴向憤怒的人們時，山脈營的烏克蘭人手拉手堅定地喊出「死者是自由的！」而河流營的許多不屈服的人則遭到了射殺。

這一年，隨著斯大林的去世，懲戒鎮壓體系第一次出現了鬆動的跡象，遲到的北國之春為萬物復甦塗上了血紅的色彩。

黎明前的黑暗尚可接受，「絕境」般的嚴冬卻令人不寒而慄。

「儘管氣候惡劣，黃金的開採工作依然進行，遠北建設管理總局的所有採礦工作都是在永凍土上進行的」「在經常驟然變換的氣候條件下，人們還穿著夏天的衣服。

夜晚開始的暴風雪掀翻了不牢固的帳篷，大多數人被凍壞，很多人死去」此類報告多出自勞改營的管理者之手，在惡劣的環境中，人人都面臨著生死考驗。

嚴酷的剝削加上不斷變換的政策讓人絕望。

出於對提前釋放的勞改犯可能會重操舊業的擔憂，斯大林下達了「想出迫使人們留在原地的辦法」的指令。

1950年代末，勞改營的生產效率日益低下，加之以國際輿論的壓力。終於，在1960年初，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下令撤銷「古拉格」，勞改營連同勞動教養改造制度一道走入了歷史。

回顧歷史，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薩哈洛夫反思道：犧牲在勞改營中的幾百萬犯人所從事的奴隸制勞動具有現實的經濟意義……但這個體系不僅是極端慘無人道的，而且是毫無效率的。

它是那個時代粗放浪費式經濟的一部分，沒有考慮到野蠻消滅國家人力資源的長遠後果。「不全面了解我們的國家，思考未來必將困難重重」。

當普京決定將《古拉格群島》列入中學教科書時，人們都希望歷史不再重演。

（如今，古拉格系列的書籍在中國開始被禁，我的一位老師說，沒有清算就沒有完結，用血與命換來的仍然是愚昧。深以為然。）

把一個人送勞改營我也不樂意，但是說成算冤案，那是扯淡了。

肯定有不公，但是，不公這種事，是社會常態，不是只有勞改營才有。

只不過，當時進勞改營的都是不聽話的上層，中層，他們平時，之前生活好，自然受不了艱苦的底層生活。

勞改營的生活比列寧流放是差，但是未必比斯大林流放差，貴族流放和平民流放待遇不可能一樣。

所以不要埋怨古拉格的流放。

這些勞改營的精英確實在日常社會是佔據優勢的，所以他們的確受不了古拉格，哪怕能治好兩種癌症。

列寧的偉大發明之一，契卡，話說咱中國明朝就有了叫東廠，看以下對話：
「親愛的警察同志，我丈夫已經失蹤好幾天了，有人說是被你們抓去的，你能幫我查查關在哪裡嗎?」
「親愛的葉卡捷琳娜同志，很抱歉，查無此人，你的丈夫不在我們這，您看要不列為失蹤人口怎樣?您放心，一有消息，我們會通知您的」
列寧說，這個是非常手段！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推薦本書：《古拉格：一部歷史》。資料蠻多的，我沒看完...
古拉格：一部歷史 (豆瓣)
古拉格中止，經濟效益層面考慮得比較多。

蘇聯的恐怖統治：古拉格集中營的歷史（上）

作者：安?艾普邦姆 Anne Applebaum（《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命運讓所有人一律平等

在這化外之地

無論你老爸是富農還是紅軍司令

是牧師還是人民委員……

在這裡所有階級不分高低，

同為手足，同為營中同袍，

人人都被烙上叛徒的罪名……

――亞歷山大?特瓦道夫斯基，〈憑藉著記憶〉

古拉格是GULAG的音譯，全名為Glavnoe Upravlenie Lagerei，即勞改營管理總局。但久而久之，「古拉格」不止用來指稱勞改營當局，亦代表蘇聯的勞役制度本身，舉凡勞動營、懲治營、罪犯及政治犯集中營、婦女集中營、兒童集中營、中繼營等各類集中營都包括在內，爾後甚至用來泛指蘇聯的壓制系統。犯人曾經把整套過程稱為進「絞肉機」，包括逮捕、審問、坐上冰冷的運畜車送移他地、強迫勞動、妻離子散、流亡生涯、客死異鄉等等。

蘇聯集中營里的生活。

古拉格的前身在帝俄時代即已出現，即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駐西伯利亞的強迫勞動隊。俄國革命後，它很快成為蘇聯體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轉型為現代較為熟悉的模樣。集體打壓實際或可疑的對手打從革命一開始就存在。革命領袖列寧早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就要求把「可疑分子」關進大城市郊外的集中營。許許多多貴族、商人及被打為潛在「敵人」者紛紛入獄。到一九二一年為止，蘇聯四十三個省已有八十四座集中營，多半用於「改造」人民公敵。

一九二九年起，這些集中營有了嶄新的意義。這一年，斯大林決定利用強迫勞動力加速蘇聯工業化，並前往蘇聯北部的蠻荒之地開採天然資源。同年，蘇聯祕密警察也開始把手伸進國家的刑罰體制，一步步從司法部門手中奪走全國集中營和監獄的掌控權。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大規模逮捕行動的推波助瀾下，集中營進入快速擴張期。截至一九三○年代末，蘇聯的十二個時區個個都可找到集中營。

1923-1961年之間存在過的蘇聯集中營，由人權團體Memorial繪製。

一九三○年代間，古拉格未如一般預期的停止成長，反而一路擴張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四○年代，並在五○年代達到顛峰。當時集中營已經成了蘇聯經濟的要角，全國三分之一的金礦、大量的煤礦和木材，還有各式各樣的天然資源很多都產自集中營。

蘇聯時代起碼出現了四百七十六個性質各異的大規模勞改營區，其中包含幾千個集中營，每個營容納幾百到幾千名犯人。犯人從事各式各樣你想得到的工作，如伐木、採礦、建築、農耕、到工廠做工、設計飛機大砲等，生活在窮鄉僻壤中，幾乎與世隔絕。古拉格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習俗、自己的道德標準，甚至自己的俚語。它創造了自己的文學、自己的英雄和惡棍，並在所有身歷其境者身上留下印記，無論是犯人或守衛都一樣。待過古拉格的人多年後在街上遇到，光從「眼神」也能認出彼此。

而且要遇到也不是太難，因為勞改營的流動率很高，經常逮人，但也經常放人。犯人因為服刑期滿、加入紅軍、失去工作能力、身邊小孩嗷嗷待哺、從犯人晉陞為守衛等原因而獲釋。因為如此，雖然古拉格總人數通常維持在兩百萬上下，但待過古拉格的政治犯和刑事犯的總人數卻比這個數字高出很多。從一九二九年古拉格開始大舉擴張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為止，根據最可靠的估計約有一千八百萬人進出過這個龐大的勞改體制。另有約六百萬人被放逐到哈薩克沙漠或西伯利亞森林。這些人被迫留在放逐之地，一樣從事強迫勞動，即使周圍沒有帶刺鐵絲網。

在西伯利亞造橋的工人，地點位於科雷馬（Kolyma），屬於遠東北部建設計劃。

這樣一個動輒幾百萬人的大規模勞役體系在斯大林去世後便告瓦解。雖然斯大林終其一生都認為古拉格對蘇聯的經濟成長厥功甚偉，但繼位者很清楚古拉格實際上是倒退落後、錯誤投資的根源。斯大林死後不過幾天，繼任者就開始解散古拉格。三次大型反抗行動加上多次規模較小但殺傷力不小的事件，也加速了古拉格瓦解的過程。

然而，古拉格並沒有消失，只是變了樣貌。一九七○到八○年代早期，少數古拉格經重新設計之後，成為囚禁新一代民運人士、反蘇聯民族主義者及罪犯的監獄。多虧蘇聯的異議人士網路以及國際人權運動，後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的消息才頻繁見諸西方報章。古拉格開始逐漸在冷戰外交佔據一席之地。即使在一九八○年代，美國總統里根及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仍在討論蘇聯勞改營的問題。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戈巴契夫――其祖父也待過古拉格――才全面解散蘇聯的政治犯勞改營。

古拉格的歷史跟蘇聯的歷史一樣長，經歷過古拉格勞改生活的人多達千百萬。然而蘇聯集中營的真實歷史直到最近仍然鮮為人知，以某些標準來說甚至完全不為人知。連以上引用的赤裸裸事實都只為研究蘇聯歷史的西方學者熟知，西方大眾根本毫無概念。

「人類的知識，」法國的共產主義歷史學家皮耶?李古樂曾寫道，「不會像磚牆那樣，泥水匠砌到哪就累積到哪。知識的發展還有它的停滯或後退，都要視社會、文化和政治架構而定。」

或許可以說，了解古拉格所需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架構，到目前為止尚未到位。

近幾年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話說有天我走在查理大橋上，那是當時剛解放的布拉格的熱門景點。橋上好多街頭藝人和扒手乞丐，每走幾步就會看到各式小販，賣的商品正是你在這種明信片最愛取景的地方會期待看到的東西：一幅幅美麗街景圖、便宜的首飾，還有「布拉格」鑰匙圈。在一堆小玩意之中，你會找到蘇聯軍隊用品：軍帽、徽章、皮帶扣、小別針，還有蘇聯學童以前別在制服上的列寧像和勃列日涅夫像。

眼前的景象令我納悶。正在選購蘇聯紀念品的多半都是歐美人士。這些人想到要把納粹黨徽別在身上一定很反感，卻覺得把鐵鎚鐮刀徽章（蘇聯國徽）別在T恤或帽子上沒什麼大不了。這只是個小小的觀察，但有時從小地方最能看出一地的文化氛圍。

這件事給我的啟示再清楚不過：一個大屠殺的象徵符號讓人心有餘悸，另一個大屠殺的象徵符號卻讓我們一笑置之。

若說布拉格的觀光客對斯大林主義無感，從西方流行文化缺少這類題材的現象就可看出端倪。冷戰激發了○○七這類間諜片，還有藍波電影里的刻板蘇聯人，但從來沒有類似《辛德勒的名單》或《蘇菲的抉擇》如此野心龐大的作品。好萊塢一線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拍過日本集中營（《太陽帝國》）和納粹集中營的故事，卻獨獨漏了斯大林集中營。後者沒有像其他題材那樣引起好萊塢的興趣。

菁英文化也對蘇聯古拉格興趣不大。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曾在希特勒展開大屠殺之前短暫支持過納粹，從此留下惡名。相反的，法國哲學家沙特在戰後大力支持史達主義卻絲毫未受批評，即使證明斯大林惡行的證據唾手可得。

「我們不是共產黨員，」沙特曾經寫道，「因此描寫蘇聯勞改營不是我們的責任；只要沒有發生撼動社會的事件，我們就可以不理會有關勞改營本質的爭論。」另有一次他對卡繆說：「我跟你一樣難以忍受那些勞改營，但也一樣難以忍受資產階級報刊每天炒作這個話題。」

蘇聯解體後，有些事開始有了改變。例如，二○○二年英國小說家馬丁?艾米斯深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相關題材撼動，因此用一整本書來處理這個主題。他的嘗試使其他作家開始納悶：為什麼探討該題材的左派作家或政治人物如此之少。然而，有些事還是沒變。到目前為止，美國學界仍有人出書主張一九三○年代的蘇聯大肅清對促進階級流動功不可沒，並為之後的「重建」（perestroika）打下根基。而英國文學編輯仍有可能因為一篇文章「太過反蘇」而予以退稿。

不過，更常見的是對斯大林恐怖統治的冷漠無感。

筆者有另一部著作探討一九九○年代前蘇聯西部的共和國，有一篇犀利的評論文章提到：

「一九三○年代這裡發生過大飢荒，期間斯大林害死的烏克蘭人比希特勒屠殺的猶太人還多，但有多少西方人還記得？畢竟，這種死法是那麼的……那麼的無聊，缺乏戲劇效果。」

選購紀念品、哲學家的名聲、是否受好萊塢電影青睞，這些都是些小事，但全部湊在一起就有了脈絡可循。歐美知識圈都知道蘇聯發生的事。索忍尼辛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三年間譯成多國語言在西方出版，廣受好評，小說描寫的即為勞改營的生活。他的勞改營生活口述史《古拉格群島》一九七三年譯成多國語言出版時也引起極大轟動，甚至在某些國家的知識圈引起一場小革命，尤其是法國，法國左派因而全面倒向反蘇立場。一九八○年代「開放」期間更多古拉格的內幕被揭發，同樣也在海外引起廣大矚目。

然而對很多人來說，斯大林的罪行不像希特勒的罪行令人打從心裡不齒。英國前國會議員、現任倫敦市長李文斯頓有次試圖向我解釋其中的差異。沒錯，納粹是很「邪惡」，他說，而蘇聯只能說是「偏差」。這個論點跟很多人不謀而合，這些人認為蘇聯只是走偏了，不像納粹德國那樣錯得離譜，而且抱持這種想法的人不只有老左派。

一直到最近，我們仍然可以把大眾對歐洲共產悲劇的普遍無感，解釋成某些因素造成的必然結果。時間的洗禮就是其中一個。時移事往之後，共產政權確實不再那麼令人髮指。沒人看到雅魯澤爾斯基將軍甚或勃列日涅夫會膽戰心驚，即使兩人都發動過血腥鎮壓。此外，缺少有史料研究撐腰的真憑實據顯然也是一個因素。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很少，長期以來都是因為缺乏研究資料。檔案未開放；集中營禁止進入；蘇聯勞改營也不像二次大戰後的納粹集中營留下影像紀錄。沒有影像也就意味著了解有限。

不過，意識型態也影響了我們理解蘇聯和東歐歷史的方式。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就有一小群西方左派人士努力為古拉格及其賴以成立的恐怖政權辯解甚至開脫。一九三六年已有數百萬蘇聯農民被送進勞改營或流放，英國社會主義者衛伯夫婦卻在這一年發表了一份蘇聯的大規模考察，文中說明「受壓迫的蘇聯農民如何逐漸有種政治解放之感。」莫斯科公審期間，斯大林任意把數千名無辜黨員打入勞改營，當時劇作家布萊希特對哲學家希尼?胡克說：「他們越無辜就越該死。」

直到一九八○年代仍有學者稱許東德的醫療保健或波蘭的和平倡議，也仍有社運人士為東歐戰俘營里的反抗活動引發的混亂而感到難堪。或許這是因為西方左派的創始人馬克斯和恩格斯，同樣也是蘇聯左派的鼻祖。雙方連用語都有重疊之處，例如群眾、鬥爭、無產階級、剝削者、被剝削者、生產資料所有制。因此太過用力譴責蘇聯，就等於譴責了部分西方左派擁護的價值。

打死都不替希特勒說話卻會為斯大林辯解的人，不僅限於極左派和西方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正義、人人平等）對多數西方人來說，就是比納粹鼓吹的種族主義和優越主義更具吸引力。即使共產主義一落實就變了個樣，但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傳人還是很難譴責一個起碼聽起來跟自己的制度很像的制度。

或許這多少可以解釋，為什麼從沒想過要質疑普里莫?萊維或埃利?維瑟爾的納粹集中營回憶錄的人，卻往往一開始就否定或貶低了古拉格的見證紀錄。

俄國革命之後，誰想拿到古拉格的官方資料都非難事，最廣為人知的早期勞改營紀錄――白海運河紀錄――甚至出過英文版。由此可見，光是無知並無法解釋西方知識分子為何避而不談這個議題。

另一方面，西方右派確實大力譴責蘇聯的罪行，但用的方法有時卻造成了反效果，最佳代表人物無疑就是美國參議員麥卡錫。近年來雖有文件證明他的指控屬實，卻仍舊改變不了他為了打共而對美國社會造成的衝擊。麥卡錫對親共者的「公審」帶有盲目愛國主義和排他主義，反而玷污了原本的反共目標。到頭來，他的所作所為跟敵對陣營一樣，都禁不起客觀的歷史檢驗。

不過，我們對蘇聯的過去抱持的態度也不一定跟政治意識型態有關。事實上，我們對蘇聯的觀感很多都是二次大戰的記憶留下的副產品，即使記憶已逐漸褪色。如今，我們堅信二次大戰是一場百分之百的正義之戰，大多數人都不希望這個信念動搖。我們記得諾曼底登陸、解放納粹集中營、兒童夾道歡迎美國大兵。沒人想知道同盟國的黑暗面，沒人想知道我們的盟友斯大林的集中營在希特勒集中營解散時正日漸擴張。

戰後，盟軍把成千上萬俄軍強制遣返，等於叫他們去送死，把數百萬雅爾達人交由蘇聯統治，不啻於助人為虐。一旦承認這些事實，就會破壞那個時代在我們心中留下的正義形象。誰都不希望我們是靠著一個劊子手打敗了另一個劊子手，更不想記得這個劊子手曾跟西方政治家相處融洽。「我真心喜歡斯大林，」英國外相安東尼?艾登曾經告訴友人，「他從不食言。」歷史上也留下許多斯大林、邱吉爾和羅斯福開心合影的相片。

最後，蘇聯的宣傳策略也有一定的效果。例如，試圖為索忍尼辛的著作打上問號，把他塑造瘋子、酒鬼或反猶分子多少發揮了效用。而蘇聯對西方學者和記者施加的壓力也讓他們綁手綁腳。一九八○年代我在美國大學主修俄國歷史，有人叫我上研究所就換個研究主題，不然會遇到很多困難。當年你寫的東西要對蘇聯「有利」才能看到更多檔案，拿到更多官方資料，爭取到更長的蘇聯簽證。反其道而行的人就有被開除或刁難的危險。想也知道局外人接觸不到斯大林勞改營或後斯大林監獄系統的相關資料。這個題材根本不存在，挖得太深的人就會被驅逐出境。

曾經，以上理由綜合來看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在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瓦解之際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甚至自己想通了其中的邏輯關聯：我對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所知甚少實屬必然，而且正因這段歷史如此神祕才更加吸引人。但經過十多年，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轉變。二次大戰如今已經成了上一代的記憶；冷戰早已結束，期間造成的不同陣營和國際版圖也已完全改變。西方左派和右派如今在各種議題上互相較勁，在此同時，新的恐怖勢力崛起，威脅到西方文明，讓共產主義曾經威脅到西方文明的相關研究更顯必要。

流放西伯利亞：古拉格集中營的歷史（中）

作者：安?艾普邦姆 Anne Applebaum（《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古拉格是在特定的地域和時代下，與其他事件一同發展的制度，尤其離不開三個脈絡。確切來說，古拉格離不開蘇聯的歷史，也離不開國際和蘇聯的監禁史和流放史，更離不開二十世紀中葉的歐陸思潮，後者也孕育了德國的納粹集中營。

古拉格「離不開蘇聯的歷史」這句話要表達的意思很明確。

那就是：古拉格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它在在反映了周圍社會的普遍準則。

如果營中髒亂不堪、守衛殘暴蠻橫、工隊做事馬虎，多少也是因為髒亂、殘暴、馬虎是蘇聯社會不同階層常見的現象。如果營中生活凄慘、難以忍受、慘無人道、死亡率超高，通常從社會中就能看出端倪。在某些時期，蘇聯人民過的生活同樣凄慘、難以忍受、慘無人道，死亡率也跟集中營里一樣高。

蘇聯的第一個集中營在血腥殘暴的俄國革命之後不久成立，當然也非巧合。

革命期間和之後的恐怖統治以及繼之而來的內戰，對很多俄國人來說，就好像文明本身遭到永難修復的重創。

「死刑亂判一通，」史學家理察?派普斯寫道，「人無緣無故被槍決，也無緣無故被釋放。」

從一九一七年開始，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徹底翻轉：畢生累積的財富和經驗成了罪狀；搶劫美其名為「收歸國有」；殺人成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可行方法。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列寧第一次只因個人財富和貴族頭銜就把數千人打入大牢，也就不足為奇了。

同理，集中營某些年的死亡率特別高，同樣多少反映全國各地發生的事件。

一九三○年代早期勞改營死亡率飆高時，全國各地正在鬧飢荒。二次大戰期間死亡率再次升高，因為德軍入侵蘇聯不只讓百萬人戰死沙場，也讓痢疾和斑疹傷寒開始流行，並再次造成飢荒，營內營外無不受害。

一九四一到四二年的冬天，古拉格有四分之一人餓死的同時，遭德軍圍困的列寧格勒人可能有多達一百萬活活餓死。寫下圍城經過的史學家莉蒂亞?金茲堡形容，飢餓在當時「是一種常態……一直都在，無時不讓人感覺到它的存在……吃飯時最痛苦、最絕望的就是，食物一轉眼就沒了，而你一點飽足感都沒有。」往下讀你就會發現，她的描寫跟勞改營囚犯的描寫離奇地相似。

列寧格勒人至少是死在家中，而古拉格卻拆散一家人，毀了無數家庭，害得數百萬人遠離家園，流落荒原。

儘管如此，把古拉格的慘痛經驗拿來跟蘇聯「自由人」的悲慘記憶相比也不為過，艾蓮娜?庫其娜就是一個例子。一九四二年二月她從列寧格勒撤離，途中看著兄弟姊妹和祖母活活餓死。當德軍逼近時，她和母親徒步越過大草原，偶然看見「混亂失控、潰敗四散的場面……世界飛散成千萬碎片。周圍一切瀰漫著煙霧和可怕的燒焦味；草原上又擠又悶，逼著人喘不過氣，好像被緊緊掐在黑麻麻的炙熱拳頭中。」

庫其娜雖沒進過勞改營，但十歲以前就嘗過飢寒交迫、恐懼不安的滋味，這段記憶跟著她一輩子。她在回憶錄中寫道，什麼都「抹不去那些記憶：法第克的屍體蓋上毛毯被帶走；譚雅痛苦得喘不過氣；剩下我跟媽媽在濃煙和轟隆巨響中涉過熊熊燃燒的草原。」

除了悲慘的生活，古拉格人和其他蘇聯人還有其他共同點。無論營內營外，都看得到同樣馬虎的工作方式，同樣愚蠢到極點的官僚政治，同樣的貪贓枉法，同樣的罔顧人命。

寫這本書時，我跟一個波蘭友人談到古拉格發展出一種名為tufta的混水摸魚方法（後文會提到）。他聽了之後說：「哈，你以為這是犯人發明的？全蘇聯都在混水摸魚！」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鐵絲網裡面和外面的生活沒有根本上的差異，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或許就因為這個原因，常有人形容古拉格是蘇聯體制的縮影。即使是集中營里流傳的俚語，也沒把鐵絲網外的世界稱為「自由」世界，而是「大監獄」，比營中的「小監獄」大，沒那麼致命，但一樣悲慘――當然也沒人道多少。

然而，如果古拉格無法完全脫離蘇聯的常民生活而存在，古拉格的故事也無法跟罪犯、流放、監禁和集中營的跨國、跨文化的漫長歷史分開。把罪犯放逐到偏遠之地報效國家，「向社會贖罪」，免得污染其他人，這種作法就跟文明本身一樣古老。

古希臘羅馬的統治者會將反對者送去遙遠的殖民地。蘇格拉底在死刑和放逐雅典之間，選擇了死刑。詩人奧維德被放逐到黑海上某個臭氣衝天的港口。喬治王朝時代的英國會把扒手和小偷送到澳洲。十九世紀的法國把犯人送往蓋亞那。葡萄牙則是把社會的不良分子送往莫三比克。

一九一七年崛起的蘇聯新政權用不著遠至格陵蘭尋找先例。早在十七世紀，俄國就有自己的流放制度。俄國法律首次出現「流放」一詞是在一六四九年。

當時，流放被視為一種新的、較為人道的刑罰方式，遠比死刑、烙印或肉刑好，也適用於各種大小罪行，小至抽鼻煙、算命，大至謀害人命都有。很多俄國知識分子和作家都有過被流放的經驗，普希金就是其中之一，而擔心被流放的恐懼也對很多人造成折磨。

一八九○年，文學聲望如日中天的契可夫（編按：又譯為契訶夫）前往俄國太平洋沿岸的庫頁島，考察當地罪犯的流放生活，讓眾人大吃一驚。臨行前他寫信給困惑的出版商，解釋他這麼做的動機：

我們任由數百萬人在牢中自生自滅，沒有目的，沒有原因，像野蠻人一樣自生自滅。我們逼這些人戴上鐐銬冒著冰雪跋涉千山萬水，染上梅毒，任其墮落，讓罪犯人數倍數增加……但這些都與我們無關，引不起我們的興趣……

「Talkessel von Werchojansk」 by Becker0804 – Own work.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Commons.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沙俄時代的監禁制度很多都跟後來蘇聯古拉格的制度遙相呼應。例如，流放西伯利亞跟古拉格勞改營一樣，從來就不僅限於罪犯。一七三六年有條法律明訂，一村若判定村中某人對他人造成不良影響，村中長老有權將這名不幸之人的財產瓜分，命他遷往別處。若他找不到別的住處，當局可以將他流放。一九四八年赫魯曉夫就曾引用這條法律，作為依據，成功將不夠積極勤奮的集體農場成員流放。

將不容於社會的不良分子流放的作法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喬治?凱南（與美國同名政治家有親戚關係）在《西伯利亞與流放制度》這本書中，如此形容他一八九一年在俄國觀察到的流放制度的「行政程序」：

這個不良分子可能根本沒犯罪……但若在地方當局眼中，此人的存在「有害公共秩序」或「與公共和諧相衝突」，他或許會無端被捕，或許會被拘留兩周到兩年不等，然後被強制遷往帝國境內的其他地方，受警方監視一年到十年不等。

行政流放（不需審判也不需判刑）不只很適合用來對付這類麻煩分子，也適合用來整治政治異端。早期這些人很多都是反對土地和財產遭俄國強佔的波蘭貴族。後來，宗教異端也包括進來，還有「革命」團體和祕密社團成員，例如布爾什維克。

十九世紀西伯利亞最惡名昭彰的「強迫移民」雖然不算行政流放（因為他們既有受審也有判刑），但這批人也是政治犯――即十二月黨人，一八二五年這群高官貴族發動起義，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後來這場起義以失敗告終，沙皇判處五名十二月黨人死刑，震撼全歐。其他人丟了頭銜，戴上鐐銬押往西伯利亞，少數勇氣過人的犯人之妻也加入流放隊伍。能夠撐過三十年，等到尼古拉一世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一世上任、頒布特赦的人寥寥可數。但回到故鄉聖彼得堡的人也成了滄桑老人。

一八四九年被判四年勞刑的杜斯妥也夫斯基是另一個著名的政治犯。從西伯利亞流放歸來之後，他寫下《死屋手記》，至今仍是描寫沙俄監禁制度流傳最廣的一本書。

沙俄時代的流放制度跟古拉格勞改營一樣，都不只是一種懲罰方式。

俄國統治者也希望流放者（無論是政治犯或罪犯）能解決幾世紀來的經濟沉痾：俄國最東和最北人口稀少，導致帝國未能成功開採本國的天然資源。有鑒於此，俄國早從十八世紀就把服勞刑當作一種刑罰；一般稱此種刑罰為katorga（苦役），源自希臘文，意指「強迫」。這種強迫勞動在俄國由來已久。十八世紀早期，彼得大帝就派遣囚犯和農奴去建造道路、堡壘、船艦及聖彼得堡城。一七二二年，他下了一道更明確的命令，要罪犯攜家帶眷到西伯利亞東邊的達爾亞銀礦場流放。

當時，彼得大帝這種強迫勞動的作法被視為經濟和政治的一大成就。

確實，幾十萬奉獻生命建立聖彼得堡的農奴留下的故事，對後世造成極大震撼。很多人在興建過程中喪命，但聖彼得堡卻成了進步和歐化的象徵。方法是很殘酷，但國家卻因此受益。彼得大帝的例子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其繼位很快就採納了苦役制度。斯大林無疑也對彼得的建設方法十分讚歎。

不過，「服勞刑」在十九世紀仍然是相對少見的一種懲罰方式。一九○六年，實際在服勞刑的罪犯只有六千人；一九一六年革命前夕也才兩萬八千六百人。更具經濟重要性的是另一種囚犯：強迫移民，即前往具經濟發展潛力的偏遠之地流放的罪犯。光一八二四到一八八九年間，就有約七十二萬強迫移民被送往西伯利亞，很多人都與家人同行。所以說，逐漸讓俄國礦藏豐富的荒原不再杳無人跡的是這些人，而不是戴著鐐銬服勞刑的罪犯。

這些人受到的刑罰不一定比較輕微，有些甚至覺得自己的命運比服勞刑的人還悲慘。

「V.M. Doroshevich-Sakhalin. Part I. Prisoners on Steamship of Voluntary Fleet」 by Uncredited photographer – Page 13 of part II of Vlas Mikhailovich Doroshevich ?Sakhalin (Katorga)?, Moscow. Sytin publisher, 1905..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Commons.

偏遠地區土地貧瘠，人口稀少，很多人都在漫長的冬天活活餓死，或者無聊到成天喝酒，最後酒精中毒死亡。而且那裡女性很少（從未超過百分之十五），書更少，娛樂則是零。

橫越西伯利亞前往庫頁島途中，契可夫遇到一些被流放的移民。據他描述，「大多數人都很窮，體力又差，很少受過實際的訓練，除了寫字以外一竅不通，而會寫字對任何人來說往往都毫無用處。一開始有人一點一點賣掉亞麻襯衫、被單、圍巾和手帕，過了兩三年還是走上窮途末路……」

但也不是所有流放者都那麼悲慘潦倒。西伯利亞離俄國的歐洲區域很遠，而亞洲區域的官員比較寬容，貴族也沒那麼多。比較有錢的流放者和獲釋的犯人有時會在那裡累積龐大產業。教育程度較高的成了醫生或律師，甚至開起學校。瑪麗亞?弗康斯基公主，即十二月黨人謝爾蓋?弗康斯基之妻，就出資興建伊爾庫茨克的劇院和音樂廳；即使夫妻兩人都丟了頭銜，她的宴會和私人晚宴的邀請函仍然詢問度很高，連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都引起討論。

二十世紀早期，流放制度已不像過去如此嚴酷。十九世紀蔓延全歐洲的監獄改革潮，終於吹向了俄國。這時期的制度更寬容，管理也更寬鬆。確實，跟後來的狀況相比，前往西伯利亞之路即使算不上愉快，但對日後即將帶領俄國革命的那一小群人來說，也絕對稱不上苦刑。

布爾什維克黨人在獄中是政治犯，受到有別於刑事犯的禮遇，可以持有書、紙張和書寫工具。奧爾忠尼啟則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之一，他記得拘留聖彼得堡的什利謝利堡期間他讀了很多書，包括亞當?史密斯、李嘉圖、普列漢諾夫、威廉?詹姆斯、菲德烈?泰勒、杜斯妥也夫斯基、易卜生等等。

以後來的標準來看，布爾什維克黨人不但吃得好、穿得好，連髮型都照顧到。托洛斯基一九○六年在彼得保羅要塞坐牢時照的一張照片，就穿西裝戴眼鏡，打了領帶，襯衫的領子白得耀眼。只有從他身後門上的窺視孔，才猜得出他身在何方。另一張是他一九○○年流放西伯利亞東部時拍的照片，他身穿厚大衣，頭戴毛帽，圍繞著他的男男女女也穿著靴子和毛皮大衣。這些在半世紀後的古拉格都是少見的奢侈品。

沙俄時代的流放生活如果痛苦到不堪忍受，永遠有逃亡一途。斯大林自己就曾被捕及流放四次，三次逃脫，一次從伊爾庫茨克省，兩次從沃洛格達省，後者後來遍布集中營。因此他才對沙皇政權的「軟弱無能」百般嘲弄。

為他立傳的俄國作家沃爾科戈諾夫如此詮釋他的看法：「你不需要工作，可以隨心所欲讀書，甚至可以逃亡，只要你有決心。」

因此，流放西伯利亞的經驗早期確實給了布爾什維克黨人磨練及借鏡的機會，也讓他們知道建立嚴格懲治制度的必要。

把敵人妖魔化，然後孤立、羞辱，最後消滅：古拉格集中營的歷史（下）

作者：安?艾普邦姆 Anne Applebaum（《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若說古拉格離不開蘇聯和俄國的歷史，那麼它同樣也是歐洲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蘇聯不是二十世紀歐洲唯一發展極權制度或建立集中營制度的國家。本書雖然無意拿蘇聯勞改營和納粹集中營相互比較，但也無法輕易忽略這個議題。兩個體系約於同時在同一塊大陸上建立。希特勒知道蘇聯勞改營的存在，斯大林也知道大屠殺的事。兩邊都有受害者描述在營中的親身經歷。深入來看，兩個體系不無相關。

首先，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都是殘酷戰爭下的產物，這裡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接踵而至的俄國內戰。兩邊戰場大量使用工業化的作戰方式，都對當時的知識界和藝術界產生強烈衝擊。

但除了數百萬的受害者之外，較少人注意到雙方也開始廣泛使用工業化的監禁方式。兩邊都從一九一四年開始在歐陸各地建立拘留營和戰俘營。一九一八年，俄國境內約有兩百二十萬戰俘，大量生產的槍枝、坦克，甚至帶刺鐵絲網等現代新科技，讓這些集中營和日後的集中營得以存在。有些蘇聯最早的勞改營的前身確實就是一次大戰的戰俘營。

再者，蘇聯勞改營和納粹集中營之所以互有相關，乃因兩者都涵蓋在更廣泛的集中營歷史底下。集中營的歷史始於十九世紀；我說的集中營是指因犯人身分，而非犯罪事實而將人監禁的集中營。跟罪犯營或戰俘營不同的是，這種集中營是為了無犯罪的平民囚犯而設，這些人若非敵對陣營的成員，就是因其種族或政治立場被視為社會異端或毒素的人。

根據這個定義，第一個現代集中營不在德國也不在俄國，而是在一八九五年的古巴。那一年，為了遏止殖民地古巴一連串的叛亂，西班牙帝國開始制訂「重新集中」政策（reconcentración），即將古巴農民「重新集中」到集中營內，藉此剝奪反叛者的食物、支援和庇護。到了一九○○年，reconcentración這個西班牙字已經譯成英文，用來描述英國人在南非波爾戰爭時用於類似目的計劃：英國人將波爾人「集中」到營內以切斷其庇護和支援。

這個概念從此越傳越遠。「集中營」第一次出現在俄文中（kontslager）似乎就是從英文（concentration camp）翻譯過來的，而且很可能是因為托洛斯基對波爾戰爭所知甚詳之故。一九○四年，德國在西南非的殖民地也採用了英國的方式，但做了一個變化。除了拘禁當地原住民（赫雷羅族），德國當局也強迫他們為殖民國從事勞動。

德國在非洲的第一座勞役營，跟三十年後在納粹德國建立的集中營有一些奇特且令人毛骨悚然的連結。例如，因為有南非殖民地供其勞役，德文才在一九○五年出現Konzentrationslager這個字。西南非的第一任總督是海里希?戈林醫師，他的兒子赫爾曼?戈林一九三三年建立第一座納粹集中營。

德國非洲集中營中的囚犯頭顱，當時被保留下留用作醫學研究。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德國第一次人體醫學實驗也在這些非洲勞役營進行。約瑟夫?門格勒的兩位老師狄奧多?摩里森和奧根?費雪把赫雷羅族人當作研究對象，後者的目的就是要證明白人優越論。但這種思想在當時並不少見。一九一二年的暢銷書《世界的德意志思想》就主張：

什麼都無法讓明理人相信，保存南非黑人的某個部族，會比擴張偉大的歐洲國家及白人種族對人類的未來更加重要……唯有當這些原住民學會生產有利高等種族的東西……他們才有資格存在於世。

很少人把這套理論說得如此露骨，但類似的心態經常藏在殖民統治的表面下。某些殖民方式在鞏固白人優越感之餘，無疑也將一個種族對另一個種族的暴力統治合法化。因此，可以說歐洲向外殖民強取豪奪的經驗間接也為二十世紀歐洲的極權主義鋪路。甚至不止歐洲。印尼脫離殖民之後，其統治者也學殖民國將異議分子關進集中營。

成功征服原住民且往東擴張的俄羅斯帝國也不例外。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妮娜》里有一幕，安娜的丈夫（對「土著部落」有其責任的政府高官）在一場晚宴上大談高等文化并吞低等文化之必要。布爾什維克就跟俄國所有受過教育的人一樣，應該也對俄羅斯帝國對柯吉茲人、布里亞特人、通古斯人、楚科奇人等展開的征服行動有某程度的認知。他們如此關心受壓迫者的命運，卻不在意殖民問題，由此可見他們心照不宣的種族立場。

不過話說回來，歐洲集中營不一定要在南非或西伯利亞東部的歷史框架才得以發展。二十世紀初，歐洲就普遍存在某種人比另一種人優越的概念。蘇聯勞改營和納粹集中營就是因為這點而有了更深一層的連結：兩方多少都為了將自己的權力合法化而畫出「敵人」或「低等人」的分類，之後再大規模迫害並消滅這一類人。

納粹德國第一個鎖定的目標是殘障者和弱智者，後來又轉向吉普賽人、同性戀，還有最大的目標：猶太人。在蘇聯，一開始的目標是「前朝人」（舊政權的支持者），後來轉向「人民公敵」（定義模糊不清），不只包括政治上的反對分子，也包括可能威脅到蘇聯或斯大林政權的特定團體和種族（理由同樣模糊不清）。斯大林曾在不同時期下令大舉逮捕波蘭人、波羅的海人、車臣人、韃靼人，以及猶太人（在他死前一天）。

這些類別從來不是任意挑選的，但也並非總是固定不變。半個世紀前，漢娜?鄂蘭寫道，納粹和布爾什維克政權都創造了「因時而異的對手」或「因時而異的敵人」，其「身分會根據當前局勢而改變；所以當某一類人被消滅，他們可能立即向另一類人宣戰。」她又說，基於同樣的理由，「極權體制下的警察，其任務不在打擊犯罪，而是在政府決定逮捕某一類人時隨時待命。」再強調一次：人之所以被補是因為身分，而非犯罪的事實。

在兩邊社會中，集中營的出現其實都是貶低一某類人的漫長過程的最後階段。這個過程一向從言語羞辱開始。希特勒在自傳《我的奮鬥》中就提到，他發現猶太人要為德國的問題負起責任的頓悟過程，而在公共場合中「任何見不得人、卑鄙齷齪的事」都跟猶太人有關：把手術刀伸向那樣的膿瘡中，你會馬上發現小猶太人就像腐屍上的小蛆，往往燈光一照就現出原形……」

Dr. Adam Jones攝影，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列寧和斯大林一開始也怪罪「人民公敵」拖垮了蘇聯的各種經濟發展，說他們是「滋事者」、「顛覆分子」，是外國派來的間諜。從一九三○年代晚期開始，逮捕行動開始擴大，斯大林的言語羞辱也更加極端。他譴責「人民之敵」是社會害蟲，是污染源，是「毒素」。他甚至說對手是必須「清除乾淨」的「髒東西」，跟納粹把猶太人跟害蟲、寄生蟲、傳染病等意象連結如出一轍。

一旦完成妖魔化，就可以對敵人展開合法的孤立行動。

猶太人正式遭到圍捕並送往集中營之前，就已經被剝奪德國公民的身分，不得擔任律師、法官及公職，不得跟亞利安人結婚、進亞利安人學校、展示德國國旗，並被迫戴上象徵猶太人的六芒星標誌，在街上還會遭到鞭打和羞辱。另一方面，斯大林政權實際逮捕「人民之敵」之前，這些人也常在公共集會上被羞辱、被公司開除或被逐出共產黨，甚至遭另一半解除婚約或受兒女痛批。

在集中營內，羞辱過程又變本加厲，一方面嚇阻受害者，一方面讓加害者更加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有其正當性。吉塔?瑟倫利對特雷布林卡集中營指揮官法蘭茲?施坦格爾做過深入的訪談。她問他為什麼殺害營中囚犯之前還要鞭打、羞辱、脫去他們的衣服。施坦格爾回答：「好讓執行者進入狀況，讓他們達到能夠執行任務的狀態。」德國社會學家渥夫剛?索夫斯基在《恐怖的秩序：集中營》中也指出，納粹集中營羞辱囚犯的過程如何有系統地融入所有生活層面，包括大家都穿一樣的破衣服、剝奪隱私、規矩繁複、隨時害怕死期將至等等。

納粹Buchenwald集中營中的囚犯。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蘇聯的勞改營體制中，羞辱過程同樣從被捕那一刻就開始了。接下來我們會談到，犯人一旦被捕就被剝去衣服、剝奪身分、禁止對外聯繫，還會受到拷打和質問，如果送審還得面對有如鬧劇的審判。蘇聯勞改營跟納粹集中營的不同在於，當局會刻意切斷犯人與蘇聯社會的聯繫，禁止犯人互稱對方「同志」，從一九三七年起更進一步禁止犯人爭取「特優工人」（shock-worker）的榮耀頭銜，無論他們表現多好或工作多賣力。根據囚犯的敘述，蘇聯家家戶戶都會掛的斯大林肖像幾乎從未出現在勞改營和監獄內。

以上並不表示，蘇聯勞改營和納粹集中營並無二致。對大屠殺有大致認知的讀者接下來會發現，蘇聯勞改營跟納粹集中營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不同，有的差異很細微，有些很明顯。兩邊的日常生活和勞動編製不同，看守和懲罰的方式不同，宣傳手法也不同。

古拉格延續較久，經歷過殘酷和人道程度不等的發展過程。納粹集中營的歷史較短，變化也較少，簡單說就是逐漸變本加厲，直到節節敗退的德軍將之清除，或是步步進逼的同盟國將之解放。此外，古拉格包含各式各樣的集中營，從科雷馬區的危險金礦營，到莫斯科外郊的「豪華」祕密研究所（遭囚的科學家在那裡替紅軍設計軍武）都有。納粹雖然也有不同的集中營，但種類還是少很多。

不過，我認為最根本的差異有兩個。第一，蘇聯定義的「敵人」永遠比納粹定義的「猶太人」寬鬆許多。除了屈指可數的例外，納粹德國下的猶太人永遠不得改變身分，集中營內的猶太人休想逃過死亡的命運，所有猶太人都有這樣的認知。

相反的，蘇聯集中營的數百萬囚犯雖然害怕性命不保（確實也有那麼多人喪命），但沒有哪一類犯人必死無疑。有時候，某些犯人可以藉由從事相對輕鬆的工作少吃點苦，例如工程師和地質學家。每個營內都有階級之分，有些囚犯可以踩在別人頭上或靠著他人的幫助往上爬。甚至當古拉格內的老弱婦孺人數過多或前線需要士兵時，就會有大批囚犯獲得特赦。

有時候也有一整類「敵人」因為身分改變而受惠的情況。例如，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二次大戰開打時逮捕了數十萬波蘭人，一九四一年波蘭跟蘇聯暫時結盟又突然將這批人釋放。反之亦然。加害者也可能一夕之間成為受害者。古拉格守衛、管理人，甚至資深祕密警察都有可能被捕，成為勞改營的囚犯。換句話說，不是所有「毒素」都一直有毒，也不是只有某一類囚犯擔心自己隨時會沒命。

第二個根本差異是，根據私人的敘述和公開的宣傳資料，古拉格主要的目標是經濟發展，這在下面章節就會逐漸清晰。但這不表示古拉格的管理很人道。營中囚犯被當成牲畜――或者應該說是鐵礦――一樣對待。守衛任意將他們運送來運送去，趕上或趕下運畜車，測量他們的身高體重，看他們還有用就給他們食物，沒用就讓他們挨餓。以馬克斯的用語來說，這些人都被剝削、被物化並商品化。除非有生產力，不然他們的生命在管理者眼中就毫無價值。

波羅地海運河，是蘇聯第一個使用強迫勞役的大型建設。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儘管如此，古拉格囚犯跟納粹送往特殊集中營的猶太人和其他犯人的經驗很不一樣。這種特殊集中營不叫Konzentrationslager，而是叫做Vernichtungslager，實際上根本不是所謂的「勞動營」，而是滅絕營。這類特殊集中營共有四座，分別是貝爾賽克、徹爾姆諾、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邁丹尼克和奧斯威辛有勞動營也有滅絕營。囚犯一進營中會先經過「篩選」，少數人會被送去從事幾周的強迫勞動，其他人則送進毒氣室處死並直接火化。

根據我查證到的資料，在納粹大屠殺顛峰時期實施的這種處決方式，在蘇聯找不到對應，雖然蘇聯確實也有其他屠殺百姓的方式。通常行刑者會趁夜把犯人押往林中，讓犯人排成一列，對準其頭部開槍再集體埋葬，免得有人爬回營區，其殘酷無情和工業化效率都跟納粹有得比。此外，坊間也有傳言，蘇聯祕密警察利用廢氣（早期的毒氣）毒殺犯人，跟早期納粹如出一轍。

古拉格內的犯人也會送命，但通常不是因為營方效率一流，而是因為效率太差或疏忽。在某些時期，難逃一死的幾乎都是冬天到森林裡伐木，或前往科雷馬最危險的金礦場挖礦的犯人。犯人也常被鎖在牢房裡活活冷死或餓死，或是被丟在無暖氣設備的醫院裡自生自滅，或因為「企圖逃亡」而被亂槍打死。然而，整體來說，蘇聯勞改營並沒有把屠殺人民當作既定目標，即使有時確實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這兩個差異雖小，卻很重要。古拉格和奧斯威辛雖然屬於同樣的知識和歷史傳統，卻是兩個獨立的體系，不僅彼此相異，也跟其他政權建立的集中營體系不同。集中營是個籠統的概念，可以用於不同的文化和脈絡，但只要粗淺地研究過集中營的跨文化歷史（包括集中營的生活方式、發展過程、管理有多嚴格或鬆散、對待囚犯有多殘酷或多開明），就會發現其中的細節會因特定的國家、文化和政權而有不同。對受困於鐵絲網內的人來說，這些細節攸關他們的生命、健康和存活。

事實上，讀過兩邊倖存者留下的紀錄之後，兩邊受害者在經驗上的差異比體制本身的差異更讓人驚訝。每個故事都有其獨特之處，每個集中營都對不同性格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恐懼。在納粹集中營你可能會受虐而死；在蘇聯勞改營你可能絕望而死。在奧斯威辛你會死在毒氣室；在科雷馬你會凍死在雪地中。你可能在德國森林或西伯利亞荒原中送命；可能在礦場中遇難或在運畜車上喪命。無論如何，這些遭遇都是個人獨有的生命經驗。

西伯利亞的冬天，Doogal攝於2004年3月，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古拉格一部歷史，，，，，，我一直有個問題想不通，，，，，權利自上而下的分配如何從最底層的獨立個體來瓦解它。

古拉格農場說了啊

工資發不起，蘇聯經濟無法支持下去，只能讓免費苦工去做，當然口糧是足夠的，不然人口無法繼續增加的，一些資料說專門把工廠設立人殺死，節省了報酬，和搶劫相差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