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与孔明在隆中的对答到底是叫“隆中对”还是“草庐对”？

公元207年，刘备到隆中三顾茅庐时与诸葛亮有一段著名的“对答”，后人将其命名为“隆中对”。南阳卧龙岗方面对此有异议，认为：“陈寿曾编有《诸葛氏集》，收录有该‘对答’，原名应该是‘草庐对’，‘隆中对’之名是后人取的！”事实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这不过是南阳卧龙岗方面为抢夺“躬耕地”而杜撰出来的说法！

其实，陈寿根本就没有对该“对答”进行过命名，不论是‘隆中对’也好‘草庐对’也罢，都是后人的命名。

西晋陈寿在编撰其《三国志》时，同时还编撰有《诸葛氏集》共二十四篇，虽然其内容早已秩散，但是这二十四篇篇名却收入了《三国志》中。有兴趣的读者翻翻《三国志》就知道，这二十四篇篇名中根本就没有所谓“草庐对”或“隆中对”。而该“对答”内容是被陈寿记入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并未单独成篇，自然也就无从命名。所以所谓“草庐对”也自然不是陈寿的命名。

西晋陈寿《诸葛氏集》目录篇名

此后，历代收录的《诸葛亮集》，包括《隋志》、《旧唐书》等都延续了陈寿的做法，把该“对答”内容记入诸葛亮传记中，没有单独成篇。

流传下来的如：

• 明嘉靖年间王士骐的《諸葛忠武侯全書》该书将“对答”内容收入卷一“陈寿国志”中，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因此没有单独命名。

明嘉靖王士骐《諸葛忠武侯全書》的“隆中对”内容

• 明万历年间杨时伟编撰的《诸葛忠武书》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卷二“传略”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

明万历杨时伟《诸葛忠武书》的“隆中对”内容

• 明崇祯年间张溥编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诸葛丞相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丞相集的本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明崇祯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诸葛丞相集》的“隆中对”内容

• 明崇祯年间诸葛倬编撰的《诸葛孔明全集》中有关“对答”内容收入在该书诸葛亮“传”中，也并未将该内容单独成篇，也没有单独的命名。

实际上只是到了清代以后，南阳知府朱璘才首次把“对答”内容单独做为一篇文章收入诸葛亮的文集。

所以在清代以前的《诸葛亮集》中不可能出现“草庐对”或“隆中对”的名称。南阳卧龙岗方面所谓“‘草庐对’之名是陈寿在《诸葛氏集》中的命名”显然是子虚乌有！

那么除了《诸葛亮集》以外，有没有其它文献为该“对答”命名呢？当然是有的！

最早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可能出现于宋代！而且是以“隆中”为名！

• 南宋淳熙时期的文人孙应时在他的诗《读士元传》中有“向来隆中语，荆益实素期。” 这可能是最早用“隆中”为该“对答”命名的记载。

• 此后，明万历时期的文人杨时伟在他的《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中说“时伟按侯‘隆中语’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此可为援而不可图。”这里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语”。

明万历杨时伟《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

• 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在他的诗《书怀》中有“一剑横磨近十霜,端然搔首看天狼。 勋名几误乘槎客,意气全轻执戟郎。圯上书传失绛灌,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纵破人犹在,试把兴亡细较量。”诗中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 清朝同治时期的文人李希圣在他的诗《酬樊按察见赠》中也说：“安危要仗隆中策，白羽终烦更一挥。” 诗中也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策”。

• 清乾隆年间的文人黄达在他的诗《书文信国集后》中有“出师慷慨隆中略，击楫飞腾江上心。” 诗中将该“对答”命名为“隆中略”。

可见，起码早在南宋“隆中”就成为该“对答”的名称，此后历朝历代也认可用“隆中”命名该“对答。

而“隆中对”一词最早的记载也出现在明代。

• 明崇祯年间的文人蒋灿在他的诗《题杜少陵像》中有 “抗志隆中对，饥驱蜀道难。”

  此后“隆中对”一词就频繁被使用。

• 清康熙年间刑部侍郎卞永誉在他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中提到“饶介之四体书卷…第二段书诸葛武侯隆中对”。

清康熙刑部侍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

• 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1645-1704年)在《江村销夏录》（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即公元1693年）也提到说：“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纸本髙七寸三分长一丈余，初临右军，后更章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与史中微有不同故全録之，又草书前出师表全篇文不録”。（这里说明一下，高士奇和卞永誉分别在各自的书里同时将《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的“对答”内容以“诸葛武侯隆中对”称呼，怀疑“诸葛武侯隆中对”一语本来就是元朝饶介在书写“四家书”时对该内容的命名。但是因《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没有流传下来，无法证实。这里就当作是清代卞永誉和高士奇在介绍《元饶介之仿四家书卷》时，对该段内容的命名吧。）

清康熙内阁中书、礼部侍郎高士奇《江村销夏录》

• 清康熙九年进士、文渊阁学士李光地(1642-1718)在其所编的《榕村语录》“卷二十一史”中：“通鉴扵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扵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卷二十二历代”中“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设一谋，不着一语，然隆中之对，未尝不以比为言。”

清康熙文渊阁学士李光地《榕村语录》

• 清康熙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蔡世远(1681~1734年)在其所编《古文雅正》（雍正元年即1723年出版）中将该对策单独成篇并冠以“隆中对”之名。

清康熙礼部侍郎蔡世远《古文雅正》

• 清雍正十一年进士雷宏(1697-1769)在《读书偶记》中提到：“古人心胸天下大势，动皆了了，韩淮阴登坛对、诸葛公隆中对是也。”

清雍正雷宏《读书偶记》

• 清乾隆二十六年进士赵翼(1727年~1814年)他的诗《读史》之九中有：“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筹。草草隆中对，后来语皆酬。”

• 清嘉庆二十八年进士汤鹏著作《浮邱子》中说“诸葛亮《隆中对》，无过数十言，而汉用之，于是跨荆益而成霸业。”

清嘉庆汤鹏《浮邱子》

• 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诗《韩信》中有：“旗鼓堂堂下井陉，怜君智略独知兵。登坛岂减隆中对，齿剑方思走狗烹。

而以“草庐”命名该“对答”的最早记载可能出现在清康熙年间。

• 清康熙时，南阳知府朱璘在他的《诸葛丞相集》（成书于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1698年）中，将该“对答”首次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清康熙南阳知府朱璘《诸葛丞相集》

这可能是该“对答”在《诸葛亮集》中单独成篇的最早记载，也是“草庐策对”这一篇名的首次出现。

• 此后，清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伯行有他的《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中也将该“对答”单独成篇，并命名为“草庐策对”。

清康熙礼部尚书张伯行《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

• 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在其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将“对答”单独成篇，并首次正式冠以“草庐对”的篇名。

清嘉庆年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超码从南宋开始就以“隆中”命名该“对答”，到了明代就出现了“隆中对”这一专用名词，而“草庐对”一词只到清康熙年间才首次出现。不但历史远远晚于“隆中” ，而且被接受程度也远远不如“隆中”！可见历代主流社会都认可“隆中对”的命名！“隆中对”才是那段伟 大“对答”最正确的名称！

一天到晚都是回答这种问题，烦不烦啊。来看看教科书吧。

看清楚下面的注释，这个是九年级语文教科书。你去找中央修改吧，

真想扯你几个嘴巴，一天到晚都是诸葛亮在襄阳躬耕，诸葛亮在襄阳躬耕，诸葛亮自己说的在南阳都是说的假话了。看上上面第一句写的啥，寓居襄阳隆中，诸葛亮游学的时候难道在襄阳没有地方住吗。诸葛亮在襄阳游学是租房子？不能有自己的家？

游学在哪里躬耕就要在哪里？

天天南阳郡南阳郡的瞎叫，宛城不属于南阳郡吗，后汉书三国志南阳宛城通用的材料还少吗，再说隆中属于南阳郡吗？更有一帮人说什么襄阳也属于南阳郡，先好好查查南郡是哪里再发言。

南阳拿出证据了就说南阳在造假，后出师表也是造假，岳飞的出师表也是造假。总之只要南阳一拿出什么证据。

一帮襄阳人就说造假造假的。下面给您揭露一下襄阳是怎么造假的。

现代襄阳古隆中的方位是明确的，在今襄樊市西南13千米处（据潘正贤文），

　　　　可是细看“襄阳说”征引的史料，不对了，让人越看越糊涂。 　　

　　　　一、“襄阳说”征引的王牌史料是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这个方位有错。出襄阳城一直向西走20里到不了隆中，会到襄阳县的泥咀镇。去隆中的方向是西南，不知为何习凿齿讳言“南”？更不知习凿齿早先在《襄阳记》已经说过“襄阳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为何偏又要改口？这一改就露了馅，说隆中属邓县原来是作伪。 　　

　　　　二、刘宋时代盛弘之《荆州记》也是“襄阳说”经常引用的史料，说：“襄阳西北十里许，名为隆中，有孔明宅”。这也不对。“襄阳西北十里”更到不了隆中，应该是到了万山以北而且过了江，那不是到邓县境内了么？ 　　

　　　　三、再引一条被潘正贤连刷过7、8遍重点论证并称为活化石的史料，即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这更不对了。老潘你自己说说，出襄阳城往西北20里能不能到隆中？我看只能过江更加深入邓县。 　　

　　　　这三条被“襄阳说”引烂了的史料，其实都帮不了“襄阳说”。

　　　　我真的被闹糊涂了。我不明白那么多学者的眼神为何一起不济？

　　补充：

　　 1、清张鹏翮《忠武志.武侯祠庙》说：“一庙在襄阳西北二十五里隆中山，侯隐居于此”。

　　 2、《诸葛亮集.遗迹篇》引《襄阳府志》说：“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孔明常居于此”。

　　 3、《荊州图副》说：“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

　　 4、《诸葛亮集.遗迹篇》按语说：“诸葛亮宅在县东二十里”。

　　 5、“襄阳县南十里有卧龙山，二十里有伏龙山”等记载。

　　 6、现在隆中的亮宅。

黄月英故居：位于襄阳古城西10里处，是一个幽长而又深远的山湾，名曰黄家湾，此地是三国名相诸葛亮的岳父、襄阳名士黄承彦的故里。景区有阿丑湖、茶花岛、承彦书院、黄公祠等景点。”

　　　　　　众所周知，襄阳古隆中真伪历来备受争议，那么襄阳这个专门为古隆中配套产生的黄月英故居又是否有争议呢？襄阳是否同时拥有诸葛亮和黄月英呢？

　　　　　　经查阅史料，“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黄月英，生卒年不详，三国时荆州沔南白水人”。那么这个“沔南”是不是今日的襄阳呢？记载不一，有说是今日湖北仙桃，有说是蔡阳白水乡，也有说是今日汉水以南。如果是仙桃说、蔡阳说，则今日的黄月英故居直接出局，根本就不符合条件。只有“汉水之南说”，襄阳的黄月英故居才有可能，这里就重点考察“汉水之南说”。

　　　　　　黄月英故居位于襄阳西5公里，古隆中位于襄阳西10公里，两地几乎是同一水平线。古隆中归属有争议，一说是南阳郡邓县，一说为南郡襄阳，从这里也同时引出一个新的话题：黄月英故居到底是属于哪里呢？

　　　　　　从黄月英故居有两个已知条件：一是黄月英家在“沔南”，二是今天襄阳城西十里有黄月英故居。按照今天“襄阳说”的观点，古隆中是“属于南阳郡邓县”，那么就有２种可能：1、如果古隆中“属于南阳邓县”，则黄月英故居也应属南阳邓县，黄承彦、黄月英就必须是南阳人，那么襄阳专家必须要考证“沔南”为什么是南阳，为什么黄承彦、黄月英不自称南阳人。2、如果古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而黄月英故居属于南郡襄阳，则“襄阳无西”的古谚被打破，至少黄月英故居距襄阳的这１０里就是襄阳的“西”，同时，“南南两郡”分界线又具体到了１０里范围，襄阳学者又要在古隆中和黄家湾之间寻找到分界线。

　　　　　　从这2种结果来看，显然黄月英故居也和诸葛亮故居一样陷入到了混战当中，襄阳要想同时拥有诸葛亮故居和黄月英故居，则必须回答３个问题：一是“沔南”为什么是南阳。二是黄承彦、黄月英为什么不自称“南阳人”。三是“南南两郡”分界线到底在哪里。

　　　　　　回答不了这三个问题，结果至少证明今天的黄月英故居是假的。而古隆中，呵呵，留给大家说吧。

再来看看传说中的襄阳天天说的国务院文件：

1996年7月20日，“襄阳说”的红卫兵小将朱大渭在《人民日报》第6版发表了《商潮中的“名人效应”与历史科学的真实性——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争论评说》一文，朱先生竟然急到了用假文件来争抢南阳诸葛亮，原文摘要如下：

　　　　“国务院批准建设部、文化部公布襄樊为重点文化名城（国发[1986]104号文）及发布隆中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发[1994]4号文件中，都明确地指出襄樊市古隆中为诸葛亮躬耕地，同时还附有史学界专家论证书，我本人曾参加论证工作。由此可见，史学界对诸葛亮躬耕地的共识，已为国务院有关领导作为决策的依据。”（详见《人民日报》1996年7月20日第6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国务院有关领导的决策依据”是什么，我们惊奇的发现：

　　　　一、朱大渭发明了“建设部”

　　　　朱大渭提到了“国务院批准建设部、文化部公布襄樊为重点文化名城（国发[1986]104号文）”，涉及到了建设部，经过查询，1996年国务院机构中没有建设部，1998年，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1998]5号），我国才设置了建设部。

　　　　不知1996年朱大渭如何发明了“建设部”。

　　　　二、朱大渭伪造国务院文件

　　　　朱大渭提到了“国发[1994]4号文”，但查过这个文件，发现根本和诸葛亮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一件发至省部级的要件：

　　　　　　 国务院国发[1994]第4号

　　　　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了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金融、财税、投资、外汇等重点领域进行重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一日

　　　　请问“襄阳说”，请问朱大渭，这是你们的“国务院文件”？这是你们给“国务院有关领导作为决策的依据？”

　　　　三、为什么此事没有公布于众？

　　　　朱大渭的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迅速被南阳学者抓住了这一问题，但《人民日报》偏袒襄阳说，强行修改了南阳学者反驳的文章，让襄阳说度过了第一次“学术危机”，这是什么现象？

　　　　 请你们给一个说法！

一、提前2年发明“建设部”

　　　　1986年，我国只有“城乡建设部”，而没有“建设部”。

　　　　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撤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设立“建设部”；并把国家计委主管的基本建设方面的勘察设计、建筑施工、标准定额工作及其机构划归“建设部

　　　　可见，朱大渭在引用1986年的“国发[1986]104号文”时，“建设部”还没有成立，朱大渭比国务院提前2年成立了“建设部”。

　　　　二、被假冒的“国发[1994]4号文”

　　　　朱大渭引用的“国发[1994]4号文”是关于“经济贸易体制改革”的一个国发文件，和诸葛亮没有关系。朱大渭用“经济贸易体制改革”作依据是什么行为？

　　　　和诸葛亮有关是一个函：“发布隆中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只是“国函[1994]4号文”。

　　　　那么，“国发”和“国函”有什么区别呢？国发，是国务院所发文件中的最重的字号，发文的范围广，涉及的事情重大，对全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国函，是就某一个重要事件所发的文件字号，一般发文范围较窄，与部分地区或部分系统的事情有关联。 一般来讲，“国发”规格明显高于“国函”，国发对全国的所有省市区部委办局都有约束力。“国函”只对上报报批的当地有效。

　　　　朱大渭把“国函”改为“国发”，到底是故意为之，还是“似是笔误”，那就只有朱大渭知道了。但是，在南阳说学者公布朱大渭这一“失误”之后，襄阳说在出书时改掉了其他错误之后，依然坚持用“国发”，依然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文件”威胁其他学说！这是什么行为？

三、5处历史时间错误

　　　　朱大渭在该文中最不应该的是出现了5次时间错误，“建安元年”是指“196年”，但朱大渭错误注为“170”年，并由此又错推出5个错误年号（详见1996年7月20日人民日报）。襄樊在出版《诸葛亮躬耕何处——有关史料和考证》一书中，再次引入该文，只是偷偷的改掉了这5处时间错误。

　　　　那么，这些问题为什么没有公布于众？

　　　　是《人民日报》帮了大忙，针对朱大渭的文章，南阳说学者相继推出了〈历史的真实性与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专家到底有多专》等文反驳，但这些文章最终都没能在《人民日报》发表，只是改发在了《人民论坛》，而且删除了纠正朱大渭年号、文件等错误的重要内容，使人们至今都认为国务院文件为“襄阳说”撑了腰。（详见《襄阳说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几次大的失误》一文，《诸葛亮与南阳学术研究文集》P199页）。

　　　　综上所述，大家自由论断了吧。

如果还有想说的只管来吧，一天到晚都是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说什么亮北行见备。诸葛亮在襄阳才符合北行，快拉倒吧，看看全文再发言，亮自己去的话还有三顾茅庐什么事。真的如你们所说，诸葛亮比较虚伪，是自己自荐的，为了显示自己就说个三顾茅庐？

襄阳说要想成立，必须证明隆中什么时候属于南阳的，什么时候又不属于南阳了。紧紧凭借一百多年之后的汉晋春秋来说话，永远也抵不上一句“亮躬耕于南阳”

【草庐对】原文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草庐对》篇名为历史正宗编辑《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曰：“时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刘备向诸葛亮征询复兴汉室大计，诸葛亮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谋取西南各族统治者的支持，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草庐对策》。这一段《对策》谈话，陈寿录入了《进诸葛亮集表》和《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遗憾的是这两个集子中有关诸葛亮著作的具体篇目后来散佚了，仅有二十四篇总目，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不过，其它史书仍有记载，没有给历史造成损失。清代学者张澍在编辑《诸葛忠武侯集》时，根据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志》纪，作了详尽的说明。澍按：陈寿进集表有云，删除重复，以类相从，知二十四篇乃是总目，其诏、表、疏、议、书、教、戒、令、论、记、碑、笺，各从事类相附，不以文体次比也。

常璩《华阳志》纪云：《开府作牧》多言用人，则《与杜微书》、《答蒋琬教》、《奘姚伷教》、《称吴济教》等文，宜在《开府作牧》篇；《绝盟好议》、《正议》、《答法正书》、《答惜敕书》等文，宜在《权制》篇；《南征诏》、《南征教》、《荐吕凯表》、《谕谏》等文，宜在《南征》篇；《为后帝伐魏诏》、《出师表》、《祁山表》、《街亭自贬疏》等文，宜在《北出》篇；《草庐对》、《上先帝书》、《上事表》、《与步骘书》、《汉嘉金书》等文，宜在《计算》篇…...由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初陈寿撰蜀相《诸葛亮集》时，就把刘备三顾草庐时与诸葛亮的对话节录下来，定名为《草庐对》而列二十四篇内的《计算》篇中。

我们今天看到的《诸葛亮集》将《草庐对》列为卷首第一篇，就是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60年8月出版时，依据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并尊依陈寿的原著《诸葛亮集》而整理点校的。此外，《晋书.陈寿传》载的蜀相《诸葛亮集》与《蜀志》之二十四篇相同。历代史书也都载有《诸葛亮集》，如：《隋志》二十五卷、《唐志》二十四卷、《中兴书目》十四卷，《隋书.经籍志》载“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宋史.艺文志》载有“诸葛亮行兵法五卷”，明代王士祺集《武侯全书》二十卷，杨时伟以王书芜累，更撰《诸葛武侯全书》十卷。　　

清代朱璘辑《诸葛忠武侯集》时，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几乎囊括了后来所保存传说中的诸葛亮作品，并按文体归类，条目更加清晰，其中，将《草庐对》列为《诸葛武侯兵法》卷第一之首篇。康熙戊寅年，古虞朱青岩簒辑的《诸葛丞相》也将《草庐对》列为首篇。　　总之，从陈寿《进诸葛亮集表》时的“泰始十年（公元275年）”起，至今已有1700多年，在《诸葛亮集》中一直以《草庐对》而定名、而问世的。将诸葛亮的《对策》称谓《草庐对》是贴切的、符合史实的，是科学的。

【飘逸的历史】想否定《出师表》，否定诸葛亮说的“南阳草庐”？？

一、当然是《草庐对》，我们来看历史记载:

1、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诸葛亮《出师表》）

2、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诸葛亮《黄陵庙记》）

3、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陈寿《草庐对》）

4、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陈寿上《诸葛亮集》）

可见：诸葛亮、陈寿都说“三顾草庐”，“三顾茅庐”当然在“南阳草庐”。

二、隆中有“草庐”吗？？

1、“晋永兴(304—306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西晋王隐《蜀记》）

2、“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日隆中”（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

3、“襄阳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暑台”（东晋习凿齿《襄阳记》）

4、“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孔明宅，宅有井，深四丈余，广一尺五寸，垒砖如初”（刘宋盛弘之《荆州记》）

5、“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今宅院见在”（刘宋盛弘之《荆州记》）

6、“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萧梁鲍至《南雍州记》）

可以看出，历史记载襄阳隆中一带是“宅院”，即砖瓦房，根本不是诸葛亮、陈寿说的“草庐”，所以躬耕地不在隆中。

襄樊人认为诸葛亮自谦，即诸葛亮说的“草庐”实为宅院——那么今天的隆中草庐又该如何解释？。难道它也是“宅院”？？？

说白了，隆中草庐是湖北襄樊制造文物、制造历史、造假的铁证！！！！

三、隆中属于“南阳”吗？

1、诸葛亮“躬耕南阳”时，隆中属南郡，不属于南阳郡。南阳郡和隆中之间隔着汉江。

2、227年诸葛亮做《出师表》时，隆中属于襄阳郡，不属于南阳郡。南阳郡和隆中之间隔着襄阳郡、汉江。

3、西晋初，陈寿著《三国志》时，隆中属襄阳郡管辖，南阳郡和隆中之间隔着义阳郡、襄阳郡、汉江。

综合:隆中先属南郡，后属襄阳郡，从来不属于南阳郡。

如果襄樊非要说隆中属于南阳郡，那真是割地——难怪，诸葛亮言:我从未见过如此厚脸无耻之人！

如果襄樊非要说襄阳属于南阳郡，那真是卖身求荣——难怪，“南阳”诸葛亮斩杀襄阳马谡（马谡，襄阳郡宜城人）。

谢邀！不管“草庐对″或隆中对，只不过名号而已。卧龙岗武候祠所在地，就是正牌古隆中。要说的话，应为“玄亮对″比较合适。限于胸中墨水有限，借用一幅对联来表达。

上联:隆中一对三分天下，出师一表千古留名;

下联:刘备一念三顾茅庐，卧龙一出南阳威名。

作为南阳人，我觉得争这事很无聊。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大殿门口挂有一幅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是清代南阳知府湖北人顾嘉衡所撰。古代并无严格的户籍制度，诸葛亮可能卧龙岗住几天烦了，跑到汉江边再钓几天鱼，有何不可？南阳说在卧龙岗，能找一堆史料，襄阳说在隆中，也能扒一堆古籍，反过来说论证这个有何用，在南阳又如何，是襄阳又如何，难不成国家还奖你一百亿花花？各建各的景区，各宣传各的，游客来了吃喝玩乐高兴就成！

徐庶说：主公可到襄阳城西隆中拜访诸葛孔明

还是老调重谈，重点还是争议诸葛亮躬耕地。

不管隆中对也罢，草庐对也罢，这都不是重要问题，根本问题是诸葛亮到底在哪里躬耕学习。

在三国历史有南阳郡的前途下，诸葛亮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不一定就是指现代的南阳。除非，现代南阳人不承认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上有个荆州南阳郡。

面对襄阳出示的大量历史依据，现代南阳人依然拒理狡辩，可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辩不清。”

南阳人认为习凿齿之说“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不对，可能二十五里，不是正西，而是偏西。”

真是无知无聊无耻了，简直就是个二货，三无产品而已。

那些歪理邪说不可以条条来辩驳，浪费时间和精力啊！而且跟这些人辩驳有损形象。

谢邀，

应该叫《草庐对》，无论是《刘备传》还是《诸葛亮传》都只提到了草庐，另外隆中应该在襄樊，这件事南阳人和襄樊人撕了好久…

从古至今，诸葛亮三顾茅庐的故事在民间 流传了几千年 。2003年由于襄樊市市长罗辉牵头，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华美 五进京申请纂改历史。以及一些名利熏心的专家介入 ，诸葛亮三顾茅庐的故事，会从我们这一代人 慢慢流失 。茅庐对 逐渐被隆中对代替，以后展现给我们下一代子子孙孙的故事， 将是 《诸葛亮三顾隆中》！！！

诸葛亮提到过“隆中”吗？《三国志》有“隆中”的记载吗？包括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有“隆中对”的提法吗？都没有。诸葛亮只说过“南阳”“草庐”，在此之前只有《草庐对》，《隆中对》是在《三国演义》之后才有的。明白吧，《草庐対》是史书记载，《隆中对》是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