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不增加賦稅但增加政府收入的辦法嗎？
蘇軾《商鞅論》說：「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箭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 「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而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司馬光的守恆論成立嗎？「不加賦而上用足」有可能嗎？
謝 @劉銳 邀請。
在每一個時間點，我們都可以想像存在一個理論上的社會總產出的最大值，在這個最大值的情況下，至少需要滿足：
1. 我們每個人都毫不偷懶的，竭盡所能的，在自己最擅長的領域發揮自己的價值
2. 社會的資源得到了最完美的分配，每一份資源都用在了刀刃上；
3. 一切交易都瞬間完成，每個賣家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買家。
但是看到這三個條件，我們都知道這是不可能達到的。現實中組織人幹活還要讓人都努力是很難的；社會資源經常錯配，交易摩擦往往也很大……這些都讓我們現實社會的產出，遠遠的小於理論上的最大值。
所以就對於財富是不是恆定這一點上：理論上，司馬光是對的，確實存在一個最大值；但是現實中，王安石是對的，政府的行為是可能顯著的改變社會總產出。
政府如果不想與民爭利，就要在改變社會總產出這上面做文章。比如說，道路不太平，政府派人沿途保衛，結果商人一看這條路安全了，就更有積極性做生意了，於是政府按照原來的商業稅稅率收到的錢也增加了，增加的數額可能還大於政府為此多付出的人力成本。
再比如說，商人之間的糾紛往往不好解決，政府提供很好的法庭服務，公正而高效，從而商人做生意顧慮小了，願意投入更多資本了，政府也能收到更多的賦稅。
還比如說，有的時候需求供給都有的，但是往往互相之間找不到對方。政府出現提供場地、組織見面會，促成了很多的大單，那政府從這些大單中抽的稅，也可能大於場地費、組織費。
……
如此等等。政府的強大之處在於它可以集中資源做一些零散的人做不到的事情，來消除信息不對稱、減少交易摩擦……從而最終提高了社會的生產效率，而生產效率的提升則會帶來相應的政府收入的增加。
但是這並不代表為王安石的變法路子唱讚歌，王安石變法本質上是政府直接下場，深深的參與到經濟中去。當然不否認在某些情況下，確實填補了市場空白，但是正確做法是當有商人進入的時候，就慢慢的退出，成為規則的制定者和商人的仲裁者，而不是繼續留在場中。
這不僅僅是與民爭利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因為政府的政治權力和其強制力，以至於老百姓以前面對的大商人的時候尚且還能通過不和其打交道來保全自己的小家，而面對政府的強買強賣，反而是連獨善其身都做不到了。
考慮到當時政策的約束條件，司馬光的觀點無疑是對的。
樓上 @司馬懿 和 @Richard Xu 都是從現代經濟政府的分工角色談徵稅的作用，可司馬光批評王安石時的經濟形態是王朝中後期的古代經濟。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兩點：1、那時候經濟年增長率就不可能超過0.1%，也就是通過經濟增長增加蛋糕來提高政府和百姓的收入是不可能的；2、當時經濟以農業為主，總體的稅收收入彈性也很低（或者說資產專用性特別高），這造成惠民政策的可置信程度必然很低。
簡單說，這兩點會造成政府提高稅收比例必然增加農民負擔，而任何惠民政策的實際實施結果必然是政府食言。
比如免役法是讓百姓交稅免役，然後政府花錢僱人。理論上這項政策自然會提高社會的總福利。可現實卻是政府後來還是讓百姓服役，所以連支持變法的宋神宗都說：「已令出錢免役，又卻令保丁催，失信於百姓」。這種又交錢免役，實際中又不得不服役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南宋。
至於青苗法類，在金融業發展根本不充分，政府監督又很差的古代可想而知。其實施情況似於現在的銀行給民營企業貸款，官員普遍像達康書記的老婆那樣收錢，實際利率根本不是按最高利息執行，而是普遍高利貸，年息最少高達48%。知情的王安石卻狡辯說「政策實施有成本，政府增加利率合理」。要是只是高利貸也就罷了，問題是還存在大量政府強制農民貸款的情況。也就是說，當年的青苗法類似於之前國有銀行在農村的效果，對農業來說是完完全全的「資金抽水機」。
同時即便在現代經濟某些產業由於稅收收入彈性和資產專用性的關係，這些產業的惠民政策可置信程度依然很低。典型就是中國石油產業零售端的國有化，當年的口號之一就是通過減少油價波動惠民，可現實卻是老百姓不僅用著劣質成品油，國際油價跌的時候國內不降，國際油價漲的時候國內必漲。
因此在忽略經濟階段和產業結構的情況下評論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在當時的條件下司馬光的想法無疑是對的，王安石的做法的結果必然是政府與民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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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的具體效果參見王曾喻的《王安石變法簡論》
現有的這些回答真是……人家司馬光都說了：
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
你們說的這些其實就是「設法陰奪民利」嘛。
但是司馬光的說法其實建立在如下的基礎上
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
所以其實我覺得結論很簡單啊，只要使得「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或者說是真實GDP？）不斷增長，即使不增加稅賦，也能夠達到「上用足」的目的。
至於怎麼增長，可以是技術進步，也可以是人口增長，這些都是可能的嘛。
甚至，降低稅率本身就提供了提高生產率的激勵啊，這樣「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也會增加嘛，最後財政收入還是有可能增長的——還記得畫在餐巾紙上的「拉弗曲線」嗎？
漢朝的做法:賣官。
唐朝的做法:鹽鐵專營。
宋朝的做法:市舶司。
元朝的做法:直接搶。
明朝的做法:沒有，不然也不會因為財政問題而滅亡。
清朝的做法:皇莊。
民國的做法:印鈔。
本朝的做法:賣地。
新加坡的做法:淡馬錫投資公司。
又要重複我經常強調的一句話了，那就是：政府不是實體，政府沒有生產力，政府的一切資源都是取之於民，一切認為政府可以變出資源來的想法都是幼稚病。如果政府沒有收稅而獲得了資源，唯一的可能就是把「稅」換了個名詞，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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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評論區就能看出人是多麼容易被文字遊戲玩弄了。
賦稅是什麼？賦稅的本質是資源轉移，首先要有人生產，產出資源，然後國家從這種生產中抽取資源。
這個過程與這個從事生產的人的身份沒有半點關係。
古時候的賦稅一般包括兩種，一種是直接抽產品，比如農民上交公糧，或者把糧食買了交錢幣，這兩者只是形式不同，本質都是國家抽的產品，也就是糧食。
另外一種是勞役，就是直接讓人去幹事。
後一種其實與現在的國企有點像，不同的是勞役是不用付工資的，或者只付很少的工資，而且是強制的。勞役們在領取很少的報酬後，將勞動成果上交國家，這上交的成果，扣除成本，其實就是國家從人民那裡抽取的賦稅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你不能因為服勞役的人是為國家勞動的，或者僅僅因為這些服勞役的人辦公地點在衙門，就說他們不是在交稅了。
同樣的，國企的工作人員領工資勞動，將利潤上交國家，你不能說因為他是為政府工作的，就不算交稅了。
稅拿來幹什麼，有一部分稅是拿來給政府工作人員發工資了。政府工作人員也要勞動，大多數是管理性勞動，這些勞動也會產生成果。同服勞役一樣，這些成果不是「政府說要有光，於是便有了光」，這些勞動成果是政府工作人員勞動創造的，政府工作人員的領走了工作，如果這勞動成果比工資更大，那麼則是他們上交的賦稅；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如果這勞動成果比工資少，超出的部分資源是哪裡來的呢？當然是從其他人的賦稅中轉移過來的。政府既沒有勞動，也沒有生產，也沒有付出。
用例子簡單說明一下，張三、李四、王五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村的村民，村子準備修條路通往外界，村子的地主發話了：「修路是對大家都有利的百年大計，所以每個人都要出錢出力！」於是張三、李四、王五捐了糧食，在地主的帶領下，扛起鋤頭去修路，終於把路修通了。因為是與世隔絕的小村子，沒有政府，大家是在地主的帶領下修的路，大家出糧出力，地主可能出了糧，也可能貪污了。
修通了路，這個村子與外界有了接觸，於是衙門派人來聯繫了，這個村子被納入的政府管轄範圍，村民們除了交地主家的地租，還要繳納皇糧。過了很多年，同樣一條路壞了，終於有一天衙門無法忍受這條爛路了，於是下令村民每家出一丁服勞役，衙門管兩餐，開始修路。張三、李四、王五激動得熱淚盈眶呀，這衙門真是好呀，當年我們修路還要自己出糧食，現在衙門給我們修路，不但不出糧，還管飯。
又過了不知道多少年，這條路又爛了，這時候來了一個資本家，讓大家出錢修路，資本家的要價比當年的地主更高，村民們都不願意，於是資本家給大家講了一個關於金礦的故事，這個故事打動了村民，於是大家砸鍋賣鐵的集資修路，資本家收了錢，然後辦了個公司，僱傭村民修路。張三、李四、王五還沒有死，他們更激動了，資本家就是好呀，給我們修路，還發工資，這種好事哪裡找去？資本家賺了錢，自己留下一部分，還有一部分繳稅了。
後來資本家被打倒了，公司收為國有，這條路又爛了，國家來修路，居然不要大家給錢，而且還發工資，而且村民們意外的發現，自己不但修了路，有幾個混得好的還成為了政府工作人員。張三、李四、王五已經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了，他們偷偷的把村外小廟供奉的神像換成了國家領導人，他們認為只需要供奉這個神像，就會天上掉下錢和官位來。
正如我前面說的，政府不是實體，政府沒有生產力，政府是一種組織形式，它只對生產力起到某種影響，但他本身的生產力是0.
對內國企，對外國家投資，賣資源。。。
還有直接賣國土的。
你沒聽過「李嘉圖等價定理」嗎？
不然你以為中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是什麼？
不還的債本質上和稅是一樣的。
有啊，房產。
一家人把一生積蓄都上交給國家，有些還有再為國家打30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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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商是你的老闆，美國的總統，他一天賣的比我一年還多，有時候在槍支上找到他的指紋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有時他需要像我這樣的自由工作者供應一些他不方便出面供應的貨物。所以，你說我是惡魔，但不幸的是，對你我是一個必須存在的惡魔。
——《戰爭之王》全民所有制？
不加稅而增加政府收入的辦法非常多，從歷史上學到的有：
開妓院，開賭場，鹽鐵官營，對外貿易（賣軍火，賣毒品等），抓貪官抄家，對富豪治罪，查偷稅漏稅，由外國人來管收稅，改變繳稅方式（比如由交糧食變成交銀子），保釋金（贖罪銀），賣官，開金礦銀礦，挖石油礦產，對外戰爭掠奪，對外殖民，搞捐款（紅會，希望工程之類），賣地，收租，修路收過路費，拉抬股價，拉台房價，發行債券，拆違章，交通罰款，開銀行，開證券交易中心，開期貨市場，發行國有股，水電煤漲價，招商引資，賴賬（不還債），多印錢，幣值改革（比如俄羅斯），專利保護，防火牆。。。
我們來看政府收入怎麼算。用個最簡化的例子T=GDP*t。 T是總稅收，t是稅率。GDP是總產出。如果想增大T，要麼增大GDP要麼提高t。 GDP就是蛋糕，t就是分配。這就是王安石和司馬光他們爭論的焦點。寫到這裡答案就結束了。後面都是更詳盡的解釋。
我第一次看到王安石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覺得特別精彩。因為王安石有經濟增長的概念。他的意思是，我們把蛋糕做大，這樣t不變，GDP增大，政府總收入也高了。而司馬光他們還停留在分蛋糕的情況。如果GDP不變。想增加收入只能增加賦稅了。所以司馬光他們才指責王安石他們與民爭利。
從經濟理論上來說，顯然王安石是先進的。但是司馬光也並不蠢。古人講以史為鑒，司馬光是大歷史學家。他回顧古代，發現根本就沒有經濟增長這種東西。我網上隨便盜個圖。我們可以發現，古代農耕社會基本上（人均）經濟就沒有增長過。所以站在宋朝人的角度看，歷史上從來沒出現過經濟增長，你王安石扯什麼淡。別說古人，現代人算賬也不一定有增長的概念。比如大家都會算，我現在一個月工資1萬塊，房子500萬，我要不吃不喝快50年才能買得起房。但是這個也是忽略了工資的增長問題（樂觀的角度），畢竟倒退30年。大家月工資還是幾百幾百，現在在大城市5位數的月薪不少見。另外也忽略了房價，50年後如果你只攢了500萬，也許你也就買個卧室（TAT）。回到問題，古人沒有增長的概念也是正常的。
王安石提出的青苗法什麼的還是很有又創見的。就是農村小額貸款嘛。不過當今社會都搞得亂七八糟，古代的行政能力統治技術值得懷疑。王安石是從地方官一步步幹起來的。他能力強，在他治理的地方靠他超強的能力，可以把這個管好。可他一旦到了中樞，不再做親民官，很多東西他也控制不了了。
難道你不知道通貨膨脹能轉移財富?
民不加賦而歲用足在王安石那時代就是耍流氓
中國古代大部分時代都是分稅制
也就是地方一級稅負會分成
（1）中央
（2）地方省一級管理政府
（3）地方行政政府
成型開端應該是唐朝
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省（路等）一級政府都是在地方行政政府上吸血
地方行政政府吸血百姓
所以我們可以推測，中央向地方施加壓力，地方會向那裡施加壓力？
最可怕的不是壓力的傳導，而是壓力在傳導下放大
中央加稅負1%，地方到了百姓頭上就能翻到5%
而在收稅過程中，有宋一代世家大族甚多，其與地方政府相結合會發生什麼就真的不好說了
簡單而言，你指望一個強盜團體幫你搶100塊錢，就不能指望這個強盜團伙只搶100塊，有可能是他們隨手搶了1000，然後分了100給你。
這就是司馬光所擔憂的事情，當時的宋已經因為戰事過多和自身組織過大，施加給地方的壓力已經夠大了，宋就如同是個火藥桶一樣。
那麼能不能先富民再富國呢？
農業社會每畝地的產量不可能提升太高，除非畝產萬斤我朝已經證明是忽悠
王安石時宋已經過了休養生息的時期，荒地等潛力挖掘殆盡，所以民的富已經到了極限了。
交通違法處罰嚴格點，違停佔到的，不讓行人的等等
1 壟斷經營特殊行業
2 找茬，殺豬
3 罰款+重複辦證 不辦證就罰你款 辦證則巧立名目讓你只能不斷重複辦臨時證
有啊，印鈔。
中國政府最後一次大規模實施還是在70年前。
有啊，賣地，沒這塊收入，地方ZF財政早掛了。
印錢也是，但這個得小心，上次有個ZF這樣干過，結局是遷徙到某個島，ZF頭腦變成島主
這個簡直送分題，漲房價，最簡單不過，底層民眾沒有直接被收稅的痛苦，沒早買房的人只會後悔沒早上車，自己沒眼光，買了的人高興的不行，一年身價暴增幾十萬，比掙工資好多了吧，這樣，政府完美的收到了錢，一套房的錢絕大多數都被政府弄走了，其中包括銀行借貸他們還掙錢……有房的人歌功頌德，無房的也鬧不起來，天下太平，國家富強，六六大吉，趕英超美不是夢
每天晚上7點後，早晨6點前給馬路兩旁車貼罰單，好像是去年中秋前連貼三天，一個車就有600收入，投入小，見效快，效益好
對外戰爭啊。
收入＝賠款-軍費
不然呢？政府又不是盈利機構。
——————犯罪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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