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安德羅波夫能活得久一點並持續推動其改革的話，蘇聯會有救嗎？

1991年8月19日的清晨，當蘇聯民眾又要為了購買一些麵包香腸而開始無盡無止的排隊時，廣播里忽然傳來了總統戈爾巴喬夫因身體原因無法繼續履行職責，國家緊急委員會將代為管理國家的消息。坦克的轟鳴在莫斯科街頭響起，葉利欽和他的支持者們則在俄羅斯議會大廈前集合。最終，民心盡失的保守勢力不得不在3天後承認政變失敗，曾經「牢不可破的聯盟」也隨著戈爾巴喬夫權力的消散而在短短4個多月後分崩離析。

25年後，當「改革」的上層聲音和「自由」的下層吶喊再次瀰漫在一個世界第二大國時，不知回想起25年前的那個夏天，「竟無一人是男兒」的論斷是否會有猶豫，「看著不像真的；聽著不像真的；聞著也不像真的，可以肯定那不是真的」的論調又是否需要三思。

當戈爾巴喬夫於1987年提出改革（Perestroika）與開放（Glasnot）時，他也曾大刀闊斧，平反錯案、公開秘聞並取消一黨專政。可是，隨著改革越來越深地影響到保守利益，戈爾巴喬夫也不得不因為壓力而轉向相信舊時的同志們。為了掃除改革的阻力，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納扎爾巴耶夫在1991年7月討論更換上層保守勢力。然而，會談內容早已被克格勃了解得一清二楚，並因此引發了震驚世界的819事變 (Aitken, 2009)。試想改革若是操之過急，不等權力被集中在改革勢力的手中，改革的領袖是否也會如戈爾巴喬夫一般被保守勢力的密謀牢牢控制？誠然，就如819政變最終失敗了那樣，改革的趨勢並不會因為頑固勢力的負隅頑抗而改變。然而突發的事變過後，曾經的領袖是否依然能夠是領袖，執政的黨團是否依然維持政權，穩定的國家是否依然保持著穩定？歷史沒有假如，歷史也不敢輕易嘗試。

社會問題也許更多的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的解決與否也往往在於經濟發展的利弊得失。生命固然渴望「詩和遠方」，然而生活卻不得不先著眼於「當下的苟且」。正如Remnick在《列寧的墳墓》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在這個蘇維埃帝國壽終正寢的時刻，西方媒體在紅場上如痴如醉地採集著民眾激情與評論。然而被翻過的歷史似乎只是一個難熬的冬天，莫斯科市民只是關心著自己的土豆與牛奶：You
care, we don』t (Remnick, 1994)。蘇維埃大廈的傾倒固然包含著對政治自由長期壓迫的反抗，Perestroika後期生活條件的急劇下降才是最直接的導火索。維爾紐斯的鮮血和莫斯科街頭的坦克曾經使熱血之士對蘇共深惡痛絕，然而經歷了90年代休克療法的動蕩，俄共在1996年的總統大選中僅僅落後葉利欽3%而已。蘇聯解體20年後的2011年，僅有10%的民眾認為解體是民主的勝利，而認為解體是悲劇的民眾則從2001年的25%上升到了39% (Mydans, 2011)。

早在1990年， Perestroika與Glasnot方興未艾之時，便有蘇聯民眾指出 (Remnick,
1994)

「There will be a dictatorship soon. It won』t be the
Communist Party organs, it will be the real organs-the KGB」

果不其然，10年動蕩改革之後，俄國社會迎來的卻是20年普京時代。正如俄國社會學家Lev
Gudkov「權力主義體制的消亡將導致獨裁主義」的觀點那樣，在民智未開，缺失的情況下，對權力機構的抨擊並不能帶來新的意識形態與法治觀念，相反只會帶來的道德的下降與犬儒主義的盛行。整個社會則將因為由下而上普遍的缺乏信任，而期待強人的出現 (Gudkov, 2015)。 在1990年的十月革命紅場遊行上，當戈爾巴喬夫因民眾日益發展的觀念而欣喜時，時任蘇聯政治局常委的Ligachev也說，政治局所有人都因遊行方陣所展現出的破壞力而驚慮 (Remnick,
1994)：

「如果他們獲得了權力而我們組織了這樣一次遊行，我們必然會被直接從紅場送進監獄。」

可見，在激進改革加速的當口，蘇聯民眾的民主意識並未完全開啟，更多的吶喊更像一種用新的暴政替代舊的暴政的原始重複。

哈佛大學的Robinson和MIT的Acemoglu在他們的暢銷Why
Nations Fail中指出，只有包容性（inclusive）制度才能引導國家走出萃取性（extractive）制度不可避免的發展瓶頸，從而實現可持續的繁榮 (Acemuglu
Robinson, 2012)。 然而作者們在強調政治多元化的同時，卻有意無意地較少提及促成包容性制度的另一必要條件——政治集中。正如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所說的：「真正的獨裁將會在混亂與無政府的環境下披著民主的偽裝，而民眾在那種情況下只會呼喚強力的領袖 (Aitken, 2009)。」路易十六上了斷頭台，然而法國的民主經歷了「恐怖、獨裁、復辟、革命、再獨裁」的八十多年後才隨著第三共和國的成立而落實。德國實現了統一，日本進行了維新，然而德國日本也只是在保守勢力隨著世界大戰而灰飛煙滅之後才實現了包容性的民主。西方的自由，以中世紀城市的特權為基礎，有著幾百年的傳統。中國的制度，則有著中央集權的官僚主義的歷史殘留 (黃仁宇, 2001)。正如「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也許只有當改革派實現了政治上的集中，經濟也實現了結構上的轉型之後，大陸才能像韓國、台灣和智利那樣，實現經濟發展帶動的由非包容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轉變 (Olson, 2000)。若是要求中國立刻變成英美，只怕免不了俄國「休克療法」的副作用而使來之不易的一些進步也失去了。

參考文獻

Acemuglu, D., Robinson, J.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Aitken, J. (2009). Nazarbayev and the Making of
Kazakhstan: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Continuum.

Gudkov, L. (2015). Resources of Putin"s
Conservatism. In L. Aron, Putin"s RussiaHow It Rose, How It Is Maintained,
and How It Might End (pp. 52-72).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ydans, S. (2011, Aug 18). 20 Years After Soviet
Fall, Some Look Back Longingly. Retrieved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1/08/19/world/europe/19russia.html?_r=0

Olson, M. (2000).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Remnick, D. (1994). 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黃仁宇. (2001). 放寬歷史的視界. 北京: 生活 讀書 新知 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