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術界有哪些研究三國魏晉的學者？

可否推薦一二，著作也可謝謝。

西方研究後漢三國西晉的學者，我之後大概會提到十位左右——因此這會是一個比較長的回答。但首先我想說，這樣的問題題主應該使用工具書而不是在知乎這樣的地方問——這裡通常只會有 @關毛 這樣「但抒胸臆」的回答。我們可以翻幾種工具書，比如：

de Crespigny, Raf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 (23-220 AD). Leiden: Brill, 2007. （書影如未經說明均來自amazon。）

這書雖然是人物辭書，但依照最後的參考文獻就會很方便。即使不知道這樣一本專書的存在，想要了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情況，一般可以首先參考：

Wilkinson, Endymion. 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Center, 2013.

此外需要強調的是，三國西晉的研究是中古史研究的一部分，問題與脈絡傳承有序，很難單獨地切割出來。就此，題主需要參考相關的研究回顧，如《北美中國學》（張海惠 等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中關於中古歷史與社會的一章。

本來我只想寫到這裡。但鑒於不好的回答的存在，只能寫多一些——多碼一些字讓我呆在不好的回答的上面。

接下去的文字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西方漢學的回顧或介紹——我手上缺少許多必要的文獻，我也缺少足夠的準備。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不靠譜的三國愛好者的西方漢學之旅。換而言之，我只是介紹一些三國愛好者們會感興趣的西方學者（他們的名字會被標亮）與他們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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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西方的學者對中國通史已經有了相當的積累，如德國漢學家Otto Franke（奧托·福蘭閣，1863-1946）完成了五卷本的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1932-1952，《中華帝國史》，直譯或如此），對各政權的興替做了系統的梳理。當然，彼時還沒有人如廣大東亞的愛好者一般對三國間事情有獨鍾。但早在二十世紀初，一本或許完成於漢末動蕩年代的小書就引起了西方淵博之士的廣泛注意，這本書叫《牟子理惑論》——或許是中國最早的佛學論書。法國人Henri Maspero（馬伯樂，1843-1945）與Paul Pelliot（伯希和，1878-1945）先後撰寫過文章，認為這是東漢末交州的作品——當然，這一結論本身仍有爭議。因著先關問題的展開，漢代南洋與印度洋間的緊密聯繫逐漸為學者所知，也就有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南方絲綢之路」。

到這裡，和我們所想像中的三國仍有很大的距離——牟子，無論他是誰，都沒有在光榮三國中出現國。不用很著急。Franke指導過一位博士生，他寫了這樣一篇博士論文：Beitr?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 (618-906)（《唐代經濟史論》），他叫étienne Balazs（白樂日，1905-1963）。Balazs的一生充滿傳奇，他從匈牙利來到柏林學習漢學，期間已經受教於Henri Maspero。之後因為二戰的緣故，不得不流亡法國。在法國，他結識了我們熟悉的Fernand Braudel，於是加盟了EPHE（巴黎高等應用學院）第六「分舵」（VIe section）。因為這個分舵太強了，後來在Braudel等人的推動、Balazs的參與下成功地獨立了出來，成為了今天的EHESS（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Balazs就在這裡教歷史。

他會在這裡完成許多會讓三國愛好者感興趣的作品，比如：「La Crise Sociale Et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à la Fin Des Han」（1949，漢末的社會危機與政治哲學），我們會在這裡想到光榮的開頭動畫。這篇文章其實只講到仲長統。但我們還可以讀他的：「Entre révolte nihiliste et évasion mystique: Les courants intellectuels en Chine au 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1948，在虛無的反抗與神秘的逃遁之間：三世紀中國的思想潮流）。很顯然，這是一篇關於玄學的作品，但開篇作者就介紹了郭嘉寫給曹操的一封信，詳細譯解了郭嘉說的曹操有十勝而袁紹有十敗。我們熟悉的光榮人物終於登場了，時代的巨輪在這裡展開！

郭嘉說袁紹不好曹操好，這和玄學有什麼關係呢？Balazs顯然知道我們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他告訴我們，在這裡我們可以體會到這個時代的一種特殊的趣味，即對於人物特點的臧否的痴迷。我想，魏晉的清談淵源於後漢以來的人物品論，當時已早有人指出；將郭嘉對於袁曹形式的言說與當時人物臧否的風尚系聯，即使熟讀三國的人物恐怕也未必有這樣的見識吧。讀過這樣的文字，下一次點開官渡之戰的劇本、聽到郭嘉的言說的時候，我們的囧囧的趣味變得意味深長。今年Balazs的相關作品在法國也已經再版，使用拼音轉寫，且價格適中，而其中許多文章也有了英譯。

Balazs對於法國乃至西方中國史的研究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他熟悉Max Weber、Karl Marx的理論，並專註於對中國經濟史與官僚制度的研究。對於他來說，僅僅有漢學家對文本的翻譯、註疏與講解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社會科學家的方法與問題意識，而這首先就要求史學工作者對對文獻進行系統地整理。在這樣的觀念下Balazs開啟了法國的宋史研究，這顯然超出了我們三國愛好者的興趣。Balazs可謂早逝，幸而他的「三國」事業不乏繼承者。

我能想到兩位。首先是EHESS的Donald Holzman（侯思孟）。他最常為中古史研究者引用的作品或許是：

「Les débuts du système médiéval de choix et de classement des fonctionnaires: Les Neuf
Catégories et l』Impartial et Juste,」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Tome XI, in Mélanges publiés par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7, pp. 387-414 （《「九品中正」考》，（法）侯思孟著，《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1輯，1986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第243-263頁。）

但他的專長或許在魏晉文學，阮籍與嵇康各有專書一本。另一位是值得關注的法國的研究者是Damien Chaussende。2010年他出版了一本力作：

Des Trois royaumes aux Jin : Légitimation du pouvoir impérial en Chine au IIIe siècl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0. （《從三國到晉：三世紀中國皇權的合法化問題》）

此書在2013年獲得大獎一枚（Prix Giles 2013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這樣一個偏僻的主題實屬不易。在即出的《劍橋中國史·魏晉南北朝卷》中，他也執筆撰寫「西晉」這一章。這裡也需要澄清一下：《劍橋中國史》系列並沒有繞開漢唐之間，只是進度較其他為緩慢。現在各個章節應該早就完成草稿了，2012年夏天在芝加哥還開了一個碰頭會，只是統籌或許還需要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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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分兩頭，進入英語世界。我們都知道瑞典漢學家Bernhard Karlgren（高本漢，1889-1978）——其實他的許多作品都是用法語完成的。對於三國愛好者來說，他和他的同仁們的主要貢獻在於幫助我們理解三國時人說的漢語大概是怎樣的。他有一位學生叫Hans Bielenstein（1920-2015），這個月剛剛去世。他本人是一位漢史大家，他的The Bureaucracy of Han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是一部具有相當分量的作品，而他對漢代尤其是東漢的研究直接滋養了下一代三國的研究者。而他幫助、指導的學生將是我們的接下來的主角。

首先是Rafe de Crespigny（1936-）。

（Rafe de Crespigny Online Publications,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ANU）

西方漢學家中，他是為數不多的能全面滿足我們三國愛好者的惡趣味的研究者。生於澳大利亞，他在劍橋完成了本科，之後就回到澳洲繼續他的學習。自他的博士生涯起，他就專註於後漢三國的研究。他博士論文以東吳為中心，著力探討對南方的開拓。在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他出版了以下這本：Generals of the South （《南方的將軍》）。

這本書把東吳勢力的興起放在整個東漢以來南方（荊州與揚州）地緣政治的背景下來考察（第一章），在對東吳政治史有了較為詳盡的敘述之後，就一直以來比較忽略的東吳後期政治也有所闡發——原先北大極有才華的學生的學生劉聰本科時也寫過相關的題目，榮新江老師還寫入了推薦信。de Crespigny之後的工作也以三國為中心展開，他的注意力也拓展到了北方，在1984年出版了後漢與北方匈奴關係的專書（Northern Frontier: the policies and strategy of the Later Han Empire by Rafe de Crespigny.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New Series No. 4,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84）。

除了一系列著作之外還完成了《資治通鑒》中相關部分的翻譯和注釋。因而，現下英語世界中，公元157年至220年的部分有很好的讀本：

• Emperor Huan and Emperor Ling: being the Chronicle of Later Han for the years 157 to 189 AD as recorded in Chapters 54 to 59 of the Zizhi tongjian of Sima Guang,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Rafe de Crespigny.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New Series No. 12,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89
• To Establish Peace: being the Chronicle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for the years 189 to 220 AD as recorded in Chapters 59 to 69 of the Zizhi tongjian of Sima Guang [volume 1 2: Chapters 59-69, 189-220],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Rafe de Crespigny.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New Series No. 21,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96.

本來，在英語世界中，de Crespigny絕不會是孤獨的三國愛好者。Hans Bielenstein在離開澳大利亞之後去往哥倫比亞大學，在那裡，Bielenstein至少指導過一篇博士論文，即Carl Leban的Ts"ao Ts"ao and the Rise of Wei: The Early Years（1971，《曹操與魏勢力的興起：以早期為中心》）。

今天寄託上苦苦經營自己的陳述的同學恐怕很難想像當年這樣的題目也可以申上哥大並在那裡取得學位——這題目誰不會寫……Carl Leban本來或許可以在北美影響更多的三國愛好者，但他不幸英年早逝，沒有給我們留下更多的作品。這篇論文中的許多考述被相關的西文維基採納，對於西方的三國愛好者而言，他的許多有趣的觀點已經被吸收，或許對於他而言也是一種告慰。

為三國的政治人物而寫的博士論文， 我至少還知道一篇（現下我手上並沒有de Crespigny編的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即我一開始推薦的那本，有的話應該還可以找到更多……），即 Anthony Bruce Fairbank的 Ssu-ma I (179–251): Wei statesman and Chin Founder, An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 （1994，司馬懿：魏的政治家與晉的建立者）。這篇論文於1994年在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完成，這裡一直是中國中古研究的中心，David R. Knechtges（康達維）之於文學、Patricia Ebrey （伊佩霞）之於中古社會史，都是我們熟知的人物。Fairbank的導師是 Jack L. Dull，也是一位漢史名家，我們熟悉的瞿同祖、許倬雲等人的漢史論著《漢代的社會結構》與《漢代的農業》，早先都出自他編纂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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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意義上，西方積澱更深的應該還是漢魏晉的文學、思想、宗教等維度，如早期對牟子的研究；後來Rudolf G. Wagner（瓦格納）等人對王弼易學的研究；一直以來Hans Fr?nkel（傅漢思，1916-2003）、Stephen Owen（宇文所安）、David R. Knechtges（康達維）等人對此間詩賦的研究；還有Richard B. Mather（馬瑞志，1913-2014）對《世說新語》翻譯，等等等等。對內亞與邊疆地區也是西方側重的主題之一，如Nicola Di Cosmo對北方邊疆的研究，Bin Yang對雲南的研究等等（這書還提到丞相與孟獲了！），等等。

更加晚近的作品，則呈現出更多綜合貫通的氣息。比如Robert Joe Cutter（高德耀）本人在文學方面有深厚的功力，他用中文出版了《司馬門事件及其他——論曹植對繼承權及文學聲譽的追求》，就嘗試討論當時文學的聲譽在政治鬥爭的作用。這之後，他還組織翻譯了《三國志》及裴注中的諸種《后妃傳》——Empresses and Consorts: Selections from Chen Shou』s Records of the Three States with Pei Songzhi』s Commenta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With William G. Crowell.某種意義上，更晚近對三國西晉政治的探索，也難免文化史風潮的影響了。

這方面較為有代表性的學者應該是Howard L. Goodman，他早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論文討論王弼所處的政治社會現實（Exegetes and Exegese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Third Century A.D.: Historical and Scholastic Contexts for Wang Pi）。而他之後出版了兩部著作，也許了其對政治的文化維度的探求：

• Goodman, Howard L. Ts"ao P"i Transcendent: Political Culture and Dynasty-Founding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Han. London: Routledge, 1998.
• _______. Xun Xu and the Politics of Precision in Third-Century Ad China. Leiden: Brill, 2010.

前者從儀式、傳統的發明等角度討論曹丕的稱帝，後者以荀勖為切入討論文學及音律在當時政治中的意義。Goodman於2013年在芝加哥大學以訪問教師的身份開了課，只是他現在似乎並不能帶博士生。如果懷揣著三國的夢想而想報考北美的博士的話，有一個很好的選擇，即 J. Michael Farmer。

Farmer博士期間師從Cutter（真是一個有趣的組合，農民和切工……），他的博士論文以譙周為切入，之後出版成書，即：

The Talent of Shu: Qiao Zhou and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Early Medieval Sichu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這書我真沒有看過——當然上述諸書我也沒有都讀完。重要的是，Farmer老師現在是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的終身教職，這意味著他可以帶博士。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考慮遠赴重洋寫一篇復興漢室的博士論文！可以給老師寫一封套磁信：親愛的老師，我知道您是研究譙周的，我的專長是諸葛亮，我認為譙周的思想有很大的問題……

以上的敘述中，我始終在從學術的脈絡中把三國人物抽去出來，我必須強調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這割裂了學術本身的脈絡，僅僅用來滿足我們對於三國的惡趣味。我們還是要閱讀相關的研究回顧，從研究脈絡中來理解這些作品。趣味屬於趣味而研究屬於研究。不過說到趣味，西方的愛好者也建立了自己的基地：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Officer Biographies 許多三國志的傳記都有比較初步的翻譯。其實就三國與晚唐五代而言，無論是英文維基還是quora有時都能看到比較好的作品，而知乎卻依然很難。

西方學術界研究魏晉南北朝的人極少極少……
而西方學術界對魏晉南北朝真正了解比較深的，往往都是一些研究游牧民族史的專家，他們只是捎帶著研究了下魏晉南北朝而已……

就連被無腦貼吧黨奉為圭臬的《劍橋中國史》系列，也繞開了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為啥……其他的朝代都能湊幾個學者編一編，這時代沒專家……

被無腦貼吧黨奉為聖經的《全球通史》更是無視了這個時代，修訂前的某一版就曾以很簡短的話說，阿提拉在入侵羅馬的同時，匈奴人消滅了極度依賴僱傭軍的漢帝國，羅馬帝國和漢帝國這兩個古典帝國的巔峰都因蠻族入侵而結束……好簡單粗暴。

另外讀過的一本《亞洲史》，也是上面這個論調。

被無腦貼吧黨奉為古蘭經的游牧民族史專著，格魯塞的《草原帝國》。曾腦補了魏晉南北朝的歷史。他認為屬於突厥民族的首領叫單于的匈奴人和屬於蒙古民族首領叫可汗的鮮卑人互相征戰，最終由突厥的拓跋人擊潰了蒙古的慕容人和另一股唐古特蒙古人苻堅，掌控了中國北方，建立了北魏帝國，這些突厥人積極漢化，就像歐洲自稱繼承了羅馬的法蘭克帝國一樣……這尼瑪都什麼鬼……

曾對中國游牧民族做過大量研究的美國學者巴菲爾德的著作《游牧帝國與中國》里，畫大篇幅講述了十六國和北朝的歷史……不過，跟我們的歷史課本上講的毫無兩樣，也沒啥新奇視角。不過好歹這本書沒有離奇的錯誤，但……當我讀到唐朝的那一章，作者哀嘆突厥化的李承乾死了，即位的是懦弱的李治，因此還對唐帝國的未來表現出了擔憂……我就duang了……
這作者還真是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
可難道皇帝是個突厥化的瘋子……就能比李治乾的好？
再duang一次。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情況……
我個人最欣賞的西方游牧民族史專家，老毛子國的巴托爾德就曾在某本書的序言里感慨萬千，說自己研究了一輩子游牧民族史，獲得的一手資料中最寶貴的往往都是中國二十四史里的西域傳之類的節譯，還是德文節譯再轉譯俄文的片段，這個翻譯過程中會出現多少錯漏是自己無法得知的。而波斯和伊斯蘭的史料往往沒有中國史料真實客觀，中亞的史料乾脆就只有參考價值……然後就遺憾地說他老了沒能力再學漢語，更別提去讀古漢語，如果俄國有《二十四史》的全譯本該多好……

當然，這些都是上世紀的學者，本世紀有啥新著作……咱見識短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