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觀地評價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是無法被客觀評價的，把階級抽離之後就沒有了共產主義者。
這個帝國主義佔主導的時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經濟危機導致法西斯化和赤化的時代，工人國家蛻變的時代，和他的時代別無二致，他的結論因而依舊銳利。
作為科學共產主義者，我只知道使用科學，為勞動者而戰。我們的旗幟上寫著的，不是哪個救世主的名字，而是「勞工神聖，有理」。
另外，恕我直言，「我沒讀過共產主義 我認為共產主義是巴拉巴拉 所以共產主義顯然是錯的」和「我沒讀過托洛茨基 我認為托洛茨基是巴拉巴拉 所以托洛茨基顯然是錯的」，這兩類人都是□□。
僅僅評價1925年以前的托洛茨基。這人天賦驚人，能力爆表。演講能力，理論能力，組織能力，軍事能力，外交能力，經濟建設能力都是優秀甚至卓越的。可惜天才政治鬥爭就是有缺陷的，鬥不過斯大林也無可厚非。可以說托洛茨基是蘇聯的實際建立者。
托洛茨基是十分仇視資本主義的法權關係的，認為斯大林的1936年憲法是很大程度上恢復了資本主義的法權關係下的選舉，而且在官僚體系上這種選舉更是不痛不癢。地域性為基礎的選舉被托洛茨基痛斥為資產階級法權性的東西。
托洛基茨基的思路是工人民主，也就是一切選舉都分經濟單位來進行，所有工廠、經濟單位的正職都通過選舉產生，取消資本主義法權下的地域性為基礎選舉，諸如媒體資源也強調通過選票，而不是資本主義下的銀行帳戶來分配。
為了紀念這位老人
To the memory of the old man
1940年8月28日
詹姆斯·坎農作於列夫·托洛茨基的追悼會
紐約外交賓館
首次發表於1940年9月7日的《社會主義呼聲報》
河狸先生譯
托洛茨基同志的整個有意識的一生——從他18歲那年首次參與俄國城市尼古拉耶夫的工人運動起，一直到42年之後他死於墨西哥城——都在不遺餘力地為一個中心思想工作和鬥爭。他為工人階級和世界所有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而奮鬥，代表著通過社會革命實現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在托洛茨基同志看來，這一社會解放運動要想成功，需要有一個革命的政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來領導。
托洛茨基同志的整個有意識的一生中，他從沒有偏離過他的理想。他從沒質疑過他的理想，從沒停止為實現理想而奮鬥。在托洛茨基臨去世時，他為我們——繼承他衣缽之人留下了遺言或者說是臨終囑託，在之中他宣告了他對自己一生理想的信心：「告訴我們的朋友，我確信第四國際終將勝利——前進吧！」
整個世界都知道他所做的工作和他的遺囑。全世界的出版社都用電報把他的遺囑通告給全球人民，而幾百萬人民已然知曉。在今夜所有同我們一樣悲痛的人們心中，有一個最重要的想法或問題：在托洛茨基同志去世之後，由他開創和推動的運動能否繼續下去？他的後人能否團結一致，能否執行他的遺囑、實現第四國際的勝利從而解放被壓迫的人民？
我們將毫不猶豫地給出肯定的答案。至於那些預測托洛茨基去世後他的運動將會失敗的敵人和那些害怕運動失敗的意志力虛弱的朋友們，我們只能說他們不了解托洛茨基——不了解他是什麼人，他意味著什麼，以及在他身後留下了什麼。從沒有哪個人像托洛茨基同志那樣給後人留下如此豐富的遺產；他就像一位富有遠見的父親對他的家族那樣，把留給進步人民的思想遺產託付於第四國際。他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是他的思想——它將引領人類為自由未來而鬥爭。托洛茨基浩瀚的思想是我們前進的路線和旗幟，指引著我們在這複雜的時代行動，也給予我們堅信這一事業之正確與必勝的信念。
托洛茨基自己堅信這思想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思想的創立者也許被殺害了，但是思想一旦被傳播出去，就可以脫離作者自我維繫。如果思想是正確的，就可以破除一切障礙生存下去——這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哲學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對此他向我們解釋過多次。他曾寫道：「不是黨制定計劃（思想），而是計劃造就了黨。」在給我的私信中，他曾寫過：「我們是在世界上最正確最強有力的思想的指導下工作，同時也面臨力量不足和缺乏具體實行方式的困難。但是從長期來看，正確的思想總會取得勝利並為自己找到必要的具體方法和力量。」
托洛茨基作為馬克思思想的繼承者，相信馬克思所說的「當一種思想為大眾所接受之後，就會成為物質的力量」。托洛茨基同志堅信這一點，從而未曾懷疑過他的事業將在他去世後繼續發展；從而在他臨去世之際，能宣告自己對自己思想的承載者——第四國際未來的勝利信心十足。那些對此抱有疑問的人並不了解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相信，他自己最大的意義和價值不在於他有形的一生，不在於他永載史冊的偉大功績——雖然其廣博和宏大使一切歷史英雄黯然失色；而在於他被暗殺後留給後人的遺產。托洛茨基知道，他早已註定了將被暗殺，他在和時間賽跑，以留下儘可能多的成果給我們，並通過我們將其傳播給全人類。在他被流放的這十一年來，他像苦工一樣埋首於書桌寫作。我們都無法想像他是怎樣地辛苦工作，如何會有這樣充沛的能量，如何會具有如此的堅忍和自律，這些只有天才才能做到。他分秒必爭地寫作，強大而豐富的思想由筆尖流瀉而出，保存成可以永久流傳的形式給我們，也給我們的後繼之人。
正如完整的馬克思一樣，完整的托洛茨基存在於他所著的書中、所寫就的文章和信件中。托洛茨基浩繁的通信中包含了他的一些最精妙的思想和深藏於心的個人感情，這些信件必須要收集並發表出去。一旦這個工作完成了，一旦他的信件與他的書籍、小冊子和文章一同發表了，我們以及所有為解放全人類而並肩鬥爭的人，都仍將獲得我們的老人的幫助。
克里姆林宮的獨裁者——殺害無數同志的斯大林毀掉了經歷十月革命的整整一代人，他早已打算好要暗殺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也知道，暗殺遲早會成功。這就是托洛茨基為什麼這樣爭分奪秒地工作；這就是為什麼他要如此急切地把他所思考的一切都寫下來，永遠保存在紙上，以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再毀滅這思想。
就在不久前的一個晚上，我和老人的一位忠實的秘書共進晚餐——這個年輕的同志協助托洛茨基同志工作很長時間，非常了解他被流放後那幾年的個人生活。我強烈要求他儘快寫本回憶錄：「我們必須把關於托洛茨基的一切所知都寫下來。我們一定不能忘記我們是圍繞著這位當今最偉大的人物工作。現在的幾百萬人民和子孫後代都渴望知道關於他、關於他的思想、他的目標和他的個人生活的所有信息。」
這位年輕的同志答道：「我只能寫自己觀察到的托洛茨基同志的個人品質、工作方法、人性光輝和慷慨大度。但是我無法寫出關於他的思想的新東西了——因為他早已寫下來了。他要說的和所想的一切都已經呈現在紙上了。他好像要窮竭自己的所有思想，把一切都挖掘出來獻給這個世界。我記得，吃晚飯時我們經常會就某些話題自由討論，這位老人會說出些新的觀點。然後，幾乎所有這些『晚餐討論』的結果都會在他其後的書信和文章中呈現出來。」
他們並不是僅僅用最後的一擊謀殺托洛茨基的——並不是僅僅通過那個斯大林的代理者用冰鎬從背後砸向托洛茨基的頭顱來謀殺他的。這只是最後一擊。他們一步一步摧垮托洛茨基，暗殺了他許多次。他們殺了他的七位秘書；他們殺了他的四個孩子；他們殺了和他一起革命的老同志。他們殺了這些人，就是在逐步擊垮托洛茨基。
但是托洛茨基同志還是頂著這些疾風驟雨屹立不倒，辛勤工作。他逐漸衰老，身體也虛弱了，但是只要他還有時間，他就堅持著扛過這些道德上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打擊，完成留給全人類的遺囑。托洛茨基把所有的思想、觀點和從過去經驗中汲取的教訓都集合起來，為我們保留下文字形式寶藏——這不是能為蟲啃鏽蝕所毀壞的。
托洛茨基和其他具有強大影響力的行動派和過渡時期政治領袖有著本質的區別。那些人的力量都是個人性質的，都是無法傳播給他人的；他們的影響力與其生命一同消亡。只消回顧一下我們同時代和上一代的偉人：克里蒙梭，興登堡，威爾森，西奧多·羅斯福，布萊恩（Clemenceau, Hindenburg, Wilson, Theodore Roosevelt, Bryan）。這些人有大量的追隨者，有許多人依賴著他們。但是他們現在都去世了，生前的影響力也都消失了——除了紀念碑和葬禮頌詞之外什麼都不剩，除了他們的人格魅力之外沒有獨特的東西留下。這些領袖是機會主義者，是一時的領袖；在他們的肉體化為塵土、人格魅力只存於記憶中之後，沒有留下思想能指引和鼓舞人們前進。
而托洛茨基不是這樣的。他與這些人都不同。當然他也是個偉大的行動派領袖。他投身於人類最偉大的革命事業中，但是，和那些機會主義者和曇花一現的領導不同，他的成就是被崇高的理想激勵著，而時至今日這理想仍熠熠生輝。托洛茨基不僅領導了一場革命，他記錄了這段歷史，並闡釋了適用於一切革命的基本規律；並在其著作《俄國革命史》中（他對這本書評價很高）給出了發動新革命的指導，或者說是如何將十月革命擴展到全世界的指導。
托洛茨基，這個思想的偉人，本身就是更偉大的人——馬克思的繼承者。托洛茨基並不是那些他闡述的最基本的思想的原創者，他也從沒聲稱自己是原創者——他的思想是建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於十九世紀就打好的基礎之上的，再加上與列寧共事中所學習到的。托洛茨基的天才源於他將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思想完美融合，他掌握了他們的方法，並基於當代的條件發展了自己的思想，進而將之熟練運用於當代無產階級鬥爭中。要想理解托洛茨基，就必須了解他是馬克思思想的忠誠繼承者；他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戰鬥了四十二年！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他撇開其它所有事情，領導第四國際打了一場政治和理論上的馬克思主義保衛戰。他的最後一篇文章，留在書桌上還未修改定稿；在文中，他批判了當代的修正主義和懷疑主義，保衛了馬克思主義。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托洛茨基的力量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力量。
你們想要看到馬克思主義思想之力量的具體例子嗎？只要看看這個：當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時，托洛茨基只有四歲，而列寧只有十四歲，都不可能認識馬克思，也不會知道關於馬克思的事情。但是這二位都因馬克思而成為了偉大的歷史人物，因為馬克思的思想在他們出生之前就在全世界廣為流傳。馬克思的思想有自身的生命力，它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人生劃定了軌道，和他們同在並指導他們一步一步完成世界上最偉大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思想也會如此。它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它影響我們——托洛茨基思想的繼承者，在他去世後繼續工作的人；它將指引更多的後繼者的人生，即使他們都還不知道托洛茨基是誰；一些註定成為最偉大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人，還在學校無憂無慮，但他們將受到托洛茨基思想的熏陶，正如列寧和托洛茨基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熏陶一樣。
確實，我們在美國的運動在托洛茨基思想的指導下開始和成長，但托洛茨基本人並不在此，甚至在早期都沒有任何交流。1928年，當我們在美國開始為托洛茨基思想鬥爭的時候，他本人正處於流放期，被囚禁於阿拉木圖。我們並沒有聯繫他，在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知道他是否還活著。我們甚至沒有他的作品的結集。我們只有一份當時的文件——他寫的《評共產國際綱領草案》，但這就夠了。從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正確的道路，以高度的自信開始了我們的鬥爭，毫不含糊地與錯誤思想決裂，建立了全國性組織的框架，並創立了每周發行報紙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出版社。我們的運動從開始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且現在仍然堅定地前行，因為這是建立在托洛茨基的思想之上的。幾乎在一年之後，我們才與這位老人直接聯繫上。
世界上其它的第四國際支部也是一樣的。只有很少幾個同志曾見過托洛茨基，但是不管走到哪裡，同志們都知道他。從中國到太平洋彼岸的智利、阿根廷和巴西，從澳大利亞到歐洲幾乎所有國家，從美國、加拿大到印度支那和南非，那裡的同志從沒見過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的思想將他們緊緊團結在這一統一而堅定的運動周圍。因此，托洛茨基同志的去世絕不會成為志同道合者團結一致的障礙，這一點毫無疑問。
托洛茨基已經確立了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他將永遠和其他三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並肩而立。甚至有可能，事實上非常可能，在人們的記憶中，托洛茨基這個名字最能喚起內心的溫暖和真誠的感激——因為托洛茨基和這麼多敵人纏鬥了這麼久，如此誠摯地又如此英勇地鬥爭，並且毫無私心不遺餘力。
當人類為自己爭取到自由之後，將會對這段血腥暴力又充滿社會變革的瘋狂時代充滿好奇——這個時代記錄著一個社會制度死亡的劇痛和新制度誕生的痛楚。他們透過史書的鏡頭回望往昔，看見當時的被壓迫人民在黑暗中盲目而迷惑地摸索解放之路，他們將會以毫不掩飾的熱愛提及這位天才的名字——他的智慧給我們光明，他偉大的心靈給我們勇氣。
我們的時代有那麼多偉人，有那麼多公眾人物在極其麻煩而艱難的時刻給人們指導，但只有托洛茨基一人給我們解釋，只有他在黑暗中為我們點燃燈燭；唯有他的思想解開了這個時代的謎題和複雜局勢，也正是他的思想，震懾了所有敵人，他們無法與之為敵，無法反駁他的答案。托洛茨基的敵人用以毀滅他的手段殘酷至極，這隻說明他們在隱藏的自己的恐懼——他們被托洛茨基的思想震懾了！但是托洛茨基最豐富的思想成果仍然留存於世，沒有人能再抓住它們，更不可能毀滅它們。
我們並不想故意弱化托洛茨基去世給我們、我們的運動以及整個世界造成的打擊，相反，他的離去是最可怕的災難。我們的損失不可估量，無法彌補；我們永遠失去了活生生的托洛茨基能給予我們的激勵和忠告。而蘇聯人民遭受的打擊最為嚴重。但是，斯大林奸黨要花費十一年，追出莫斯科，並且耗盡精力密謀數載，最終才摧毀了托洛茨基——這正是托洛茨基在蘇聯人民心目中地位的最有力佐證。蘇聯人民不相信那些謊言，他們正在等待托洛茨基的歸來，而他說過的話仍在蘇聯迴響，關於他的記憶永遠留在人民心中。
就在托洛茨基同志去世前幾天，《俄羅斯公報》的編輯收到了來自里加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在拉脫維亞併入蘇聯之前寄出的，信中簡要說明他們已經看到了托洛茨基的《給蘇聯工人的公開信》，並說這封信鼓舞他們打起精神，給他們指明了道路。信中說，他們已經一字一句地記住托洛茨基帶給他們的信息，並且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將這信息口口相傳下去。我們確信託洛茨基的文字將比斯大林的血腥政權活得更久；當蘇聯人民爭取解放的時候，托洛茨基留下的信息將會是他們的旗幟。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誰殺害了托洛茨基同志，所有人都知道，托洛茨基在臨死時指控斯大林和其秘密打手謀殺了他。暗殺者事先準備好的聲明最終證明了秘密警察是幕後兇手，因為他不過是在重複莫斯科審判時的謊言，不過是依照愚蠢的政治思維試圖掩蓋栽贓陷害的實質——但已經太晚了，全世界人民都早已看透這些伎倆。他們之所以要謀殺托洛茨基，是出於世界對他們的反應，出於對革命的恐懼，也出於叛徒對革命者的憎恨和報復心。英國歷史學家麥考利（Macaulay）指出，任何時代的變節者都表現出對被背叛者的極度憎恨。斯大林和他的叛徒團對能夠提醒他們自己過去的人咬牙切齒——托洛茨基正是偉大革命的代表，他令這些人不斷想起自己拋棄和背叛了的事業，因此他們恨透了他。叛徒們怨恨他的偉大，怨恨他擁有而他們完全不沾邊的一切人類優秀品質。於是他們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把他從世界上抹去。
下面的演講部分將會令人非常痛苦，它是存於我們每個人心中的一個想法。當我們聽說暗殺成功的時候，我敢說所有人都自問：難道我們沒法救下托洛茨基同志嗎？如果我們更努力一些，如果我們為他多做些事情——難道我們救不了他嗎？親愛的同志們，請大家不要自責了。托洛茨基同志多年之前就已經被判了死刑，是註定逃脫不了的。革命叛徒知道革命存在於托洛茨基身上，他與革命傳統和希望同在。於是那個強大政府的一切資源都被調用起來，被斯大林的仇恨和報復心所驅動，全部用來暗殺托洛茨基——這個兩手空空同志無幾的人。而他所有的同伴也都被謀殺了，他的七個忠誠秘書死於非命，他的四個孩子也未能倖免。但是，即使叛徒們早在托洛茨基被逐出俄國時就宣告了他的死亡，我們把他多留在我們身邊十一年！這十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為多產的時期；在這些年中，他完全成熟了，而後全心全意投入寫作，把自己的經歷和思想的成果凝結成文字形式，從而得以永久保存。
那些叛徒守著愚鈍的警察思維，完全無法理解托洛茨基已經把自己最寶貴的部分留給我們了。甚至他的死亡都無法結束他們的惶恐，因為托洛茨基已經把他們最想消滅的東西——關於革命的記憶和革命的希望——留下了。
如果你自責或責怪我們沒能保護好托洛茨基，以至於最後他被暗殺機器擊倒，我們要提醒你記住一點：要保護任何人免遭暗殺都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是沙皇和其他統治者調用全國的警察力量來保護他們，也無法躲過那些裝備簡陋的恐怖主義小團體的襲擊。這種狀況在革命前的俄國多次發生。而對於托洛茨基，情況完全相反：暗殺者掌握一切資源。那個巨大的國家機器轉變成了謀殺機器，沖著那一個人和少數忠誠的後繼者開火。所以如果他們最終暗殺成功，我們也只需要捫心自問：我們有沒有盡一切努力阻止或拖延那一刻的到來？是的，我們儘力了。我們可以摸著良心說，我們無可指摘。
5月24號的襲擊之後的幾周中，我們再次把保衛托洛茨基同志的問題提上了領導委員會的議程中。每位同志都同意，保衛托洛茨基——我們的天才、我們的同志以及我們的幫助者和導師的生命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因為他對於全世界人民和子孫後代來說無比重要。我們黨派出一個代表團去墨西哥看望他，而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看到托洛茨基。在那裡，我們和他商量過後，決定加強他的警衛力量。我們在美國籌資數千美元，用以加強他住處的防衛力量；在這過程中我們的黨員和同情者慷慨解囊，也做出了不小的犧牲。
因此，雖然謀殺最終還是發生了，但是那些捐款幫助或親自保衛過托洛茨基的人，即使是只起了一點點作用，都不應該後悔自責，因為他們曾經保衛和幫助過這位老人。
當托洛茨基同志被擊倒的時候，我正從明尼阿波利斯返回。這是一個特殊的旅程，我去那裡是為了安排新同志（尤其是優秀同志）去科約阿坎加強警備力量。回家的路上，我坐在火車上覺得心滿意足，因為這趟旅行的目的達成了，我們有新力量來保衛托洛茨基了。
然後，當火車經過賓夕法尼亞的時候，大約凌晨四點，有人拿給我最新的報紙，上面說暗殺者突破防衛，將一把冰鎬砸入托洛茨基同志的大腦。這就是那糟糕的一天的開始，那天是我們一生中最悲傷的一天，在那一天，我們一小時一小時地焦急等待著，而這位老人正在徒勞地與死神做最後的鬥爭。但即使如此，當我們最後從長途電話中聽說最悲痛的消息——「老人去世了」——之時，我們也沒有隻顧悲傷而停住腳步。我們立刻投入工作，保衛他的革命記錄並執行他的遺囑。我們加倍地努力，因為我們這才清晰地認識到，必須立刻開始做這些事；我們再也不能依靠老人了。現在完成了什麼，我們必須投入工作——這是我們從今以後工作必須具備的精神。
世界資本主義掌權者本能地了解托洛茨基意味著什麼。他是被壓迫者的朋友，革命的領導者，是他們所憎恨和恐懼的一切的化身！他們甚至在托洛茨基去世的時候還謾罵不休，他們的報紙對他潑髒水。在全世界陷入反動統治的時期，托洛茨基在哪裡都是被驅逐者；除了墨西哥共和國之外，所有國家的大門都對他緊閉著。而托洛茨基被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封鎖清清楚楚地反駁了斯大林對他的愚蠢的污衊——說他背叛了革命，說他與工人階級為敵。他們無法使資本主義世界相信這一點，從來也沒有。
各路資本家甚至恐懼和憎恨托洛茨基的遺體！我們偉大的民主社會當然對許多政治流亡者敞開大門。各式各樣的反動分子、背叛並拋棄人民的「民主」惡棍、君主甚至法西斯主義者都受到紐約港的歡迎；可它偏偏連托洛茨基——被壓迫者的朋友——的遺體都拒之門外！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個！我們要把悲痛種在心底，等到適當的時候再痛快地報復。
羅斯福和赫爾（Hull）領導下的偉大而強有力的民主不允許我們把托洛茨基的遺體帶到這裡來舉行葬禮，但他還是與我們同在。我們大家都能感受到他今晚正在這個大廳——他不僅存在於他的思想中，同時（尤其是今晚），他也作為一個完完整整的人存在於我們的記憶中。我們可以自豪地說，這一代最偉大的人屬於我們，最偉大的思想、最堅強而忠誠的靈魂屬於我們。我們生活在階級社會，這個社會選擇那些流氓無賴、坑蒙拐騙者、自私自利者、騙子和壓迫人民的人。在這個腐朽的階級社會中，從上至下你找不到任何一個知識分子的代表既非可憐的偽君子又非可恥的懦夫的，反之 ，他們把毫不重要的個人私事和個人成敗放在首位。這些可憐蟲！他們身上完全看不到一點誠實和激勵；亦無人能點燃青年心中的火種。而我們的老人做得好得多；他完全是不同的材質做成的；相較於那些道德侏儒，他是個巨人。
托洛茨基同志把建立在人類團結之上的社會新秩序作為未來的目標，而他不僅為之奮鬥，他自己每天的生活也是根據更高貴更有尊嚴的標準安排的。那些人不允許任何國家接納托洛茨基作為自己的公民，但是，事實上他比這進步多了。在托洛茨基的想法和行為上，他已經是人類共產主義未來的公民了。人們關於托洛茨基這個人、這個同志的記憶比黃金寶石更為貴重，我們幾乎無法想像這樣偉大的一個人就生活在我們之間。我們都被這個階級社會的鐵網攫住，罩在我們身上的是不平等、矛盾、守舊、錯誤的價值觀和謊言；這樣的社會毒害腐化一切，我們都被其矮化扭曲且弄得盲目了；我們難以看到在一個自由社會中，人類的關係將會是怎樣的，而人類的品格又會是怎樣的。
托洛茨基同志為我們生動地預見了這些。在他身上，在他作為一個人的品格上，我們得以窺見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會是什麼樣的。關於托洛茨基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名同志的記憶正是我們信念的保證——我們確信人類的精神和為人類團結的奮鬥是不可戰勝的。在這個糟糕的時代，許多事情終將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中，資本主義和它的英雄們將淡去，斯大林、希特勒、羅斯福和丘吉爾連同他們代表的謊言、不公和虛偽都將在血與火中灰飛煙滅；但是，托洛茨基同志代表的共產主義精神卻將永存。
命運使我們這些資質平平的人成為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繼承者。我們現在成為他的後人，肩負著執行他遺言的使命。而托洛茨基對我們亦有信心，他最後向我們保證，我們是正確的而且終將勝利。我們要對自己和他留給我們的遺產——思想、傳統和記憶充滿信心。
我們的一切都是來自於托洛茨基——我們的政治上的存在、我們的理解和我們對未來的信念。我們並不孤獨，世界各地都還有和我們一樣的人。永遠記住——我們並不孤獨。托洛茨基指導著三十多個國家的托派黨的領導，他們從骨子裡堅信他們將贏得勝利，他們毫不猶疑。我們也不應該猶豫踟躕。「我堅信第四國際終將勝利！」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如是說。所以我們堅信。
托洛茨基從不懷疑，若是以他的思想為武器，我們將領導世界被壓迫群體走出戰爭的血腥混亂中，走向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我們也應該對此堅信不疑——這就是我們的誓言，此時此地，就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墳墓邊。
同時就在他的墳墓邊，我們還將起誓：我們將永遠銘記托洛茨基的臨終囑託——我們將保護和珍惜陪伴他走過鬥爭和彷徨歲月的戰友妻子。「請照顧她，」托洛茨基說，「她和我在一起許多年了。」是的，我們將照顧她，無論發生什麼，我們都將好好照顧娜塔莉。
現在，對我們偉大的同志和導師——同時也是我們最光輝的烈士的告別行將結束。我們不想否認重壓於我們內心的悲痛。但是悲痛不會將我們擊倒，也不會摧毀我們的意志；這悲痛是被憤怒仇恨和決心所鍛造。為了使老人的戰鬥繼續下去，我們要將其化為鬥爭的能量。讓我們對托洛茨基同志的告別配得上自己的繼承者身份，讓我們像托洛茨基軍隊的優秀戰士那樣向他告別吧。不要蜷縮在軟弱和絕望中，而要挺直身體擦乾眼淚，捏緊拳頭站起來。讓我們唱起鬥爭和勝利之歌，唱起對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將成就未來人類的國際黨充滿信心的歌曲吧！
作者簡介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農James Patrick 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美國人。他曾是世界產業工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World）的組織者、社會黨左翼領袖、美國共產黨（American Communist Party）創建人。1928年，他在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開始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他領導創建了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美國左翼反對派的組織）、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和第四國際。
本文摘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為了保衛革命果實，他是當年的紅色專列救火隊長
我既不可能、也不願意去「客觀」地評價他：「評價」原本就是一件主觀的事情；更何況我是他的信徒，而信徒是不可能「客觀」評價自己的先知的。
我想了很多很多，但我最後只打算說：我相信他的理想和主義，並已經為之付出了十年以來的大部分業餘時間，我絕不會為此後悔，如果說有什麼後悔的話，那就是我沒有付出百分之百的時間。感興趣的可以去看看托洛茨基的自傳《我的生平》，字裡行間之中可以看出其本人對於革命事業的熱情。
托洛茨基與托派應該分開討論，這個是一個前提。
托洛茨基本人毫無疑問是左派。上面有人說托洛茨基形左實右真是無稽之談。托派的那些工人運動主張可能在統治階級看來是小孩過家家一般的可笑行為，但出發點是好的。托洛茨基作為蘇聯紅軍的締造者，新興蘇維埃經濟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怎麼可能是右？
托洛茨基以前在國內被禁是因為與作為共產主義「正統」的斯大林相敵對，中國與托洛茨基沒有什麼特殊關係，沒必要頂著風頭給托洛茨基翻案，影響悶聲發大財。
托洛茨基為什麼現在很有影響，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現在還有一些人抱有幻想，認為他才是列寧的真正繼承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比斯大林更有能力領導俄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幻想。沒有一個斯大林的對手具有和當時的真實情況相一致的根本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劃，實際上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也和馬克思列寧在理論上有著巨大的差異。
托洛茨基與列寧的最大區別在於，托洛茨基思考問題總是從普遍革命思想出發，華而不實，甚至不客氣的說缺乏他的思路缺乏實踐。上面說過，怎樣革命，托洛茨基一定是深入基層鼓動工人農民上街，然而他卻沒有想過警察槍一響，你背後的工人都跑光了怎麼辦了嗎？工人不會聽你隨便忽悠的。這樣太過於理想化了。
托洛茨基確實比斯大林更有天賦、也更睿智，但是並沒有超過這群繼承人們固有的局限。列寧死後，沒有一個人能夠堅持致力於列寧的強烈願望，通過已有的基礎的擴展和強化社會主義民主。在列寧那裡，社會主義民主的建設才是蘇維埃的核心任務，但是在他的繼承者裡面核心任務被純粹的經濟問題取代了。只有布哈林，稍微有這方面的意識，不過也被斯大林綁在一起搞政治鬥爭去了。
列寧認為策略決策永遠不是第一位，更重要的是對主流情況和即將發生的可能進行分析與洞察，這才是一個領導人應有的能力，托洛茨基與斯大林都沒學到。
而且斯大林政治鬥爭的手段比托洛茨基、布哈林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托洛茨基無奈遠走他鄉，最後被暗殺。
所以我認為即使是托洛茨基上台結果也不會比斯大林好到哪裡去。
說說托派
其實托派在現在已經沒有存在的意義了。托派存在的初衷是與斯大林相鬥爭、相區別，但是在蘇聯解體後完完全全沒有存在的意義了。現在的托派就是深入工廠，培養工人力量，啟發工人階級，這已經超過托洛茨基當初的設想了。
托派接觸過不少，呵呵。個人認為唯一的貢獻就是中馬庫的創製，據說還是老一代托派的主意？ 喜歡鬥爭、善於鬥爭，討論問題不是在於明真辨理，就是單純的攻擊。甚至還有幾個神經病，完完全全的被迫害症幻想者【噤聲】。搞的很多人提起托派就不願意接觸，攻擊性太強。一言不合就是人肉、揭老底。
托派個個都認為我最正確。「齊澤克這種人不要瞎比比，完全一個政治廢物，聽他作甚？」不客氣說，你托不是政治廢物？
一個個沒有深入過基層感受基層人民社會生活運行的生態環境，能高到哪裡去？一個建議：多讀書。只有如此才能在真正深入實踐後從中得出邏輯性、思辨性的思索，才算真正的認識中國。是的，托派沒有真正的認識中國。
PS：不辯論，不回復，我說錯了，你拉黑我就是。歇歇。
圈子就這麼大一點，都知道是誰.. 也不用私信我如何如何。QQ微博都拉黑了，還在乎一個知乎？
么么噠。
相關回答 如何客觀地評價列寧？ - 勇敢的轉身的回答
用崇高的革命理想與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造就了一個他傾盡後半生的努力與之戰鬥的邪惡帝國。
脫離了實際自然就沒法務實，實際上托洛茨基在蘇俄台上時還是挺務實的，戰時體制的建立以及新經濟政策托都是重要推手，而後期犧牲農民發展工業的想法斯大林明著批，實際基本不就這麼搞的，或者說搞得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托洛茨基接替了列寧(無視掌權的穩固)他基本會和斯大林做的差不到哪去，可能更早啟動計劃經濟(估計第一個清洗的就是反對這一點的布哈林)而不會搞他所謂的工人民主，在世界革命上托希望的是旗幟鮮明的鬥爭而不是四處無原則找kmt這類玩意合作，要是412晚一些，斯大林布哈林估計就讓國共合併了
而托晚年還是一個革命的煽動者，期望利用二戰再次動員歐洲的革命，對於這樣一個身份來說最務實的方法就是拋出人們所希望但不怎麼務實的玩意，而實際上最早破壞掉蘇俄民主就是托洛茨基，打壓工人反對派，勞動軍事化，而實際上蘇俄連建立民主的工業基礎都沒，蘇俄高層還是明白的，那就兩個方法：1利用西歐革命者打下發達的西歐反哺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全球體系,托說俄國可以跳過資本主義應該是在世界中心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化與經濟反向輸回給作用只是激起歐洲革命的十月革命
2就充當高效的資產階級的角色極端迅速的工業化為未來一代人的社會主義提供基礎
但紅軍在波蘭一敗塗地，德國革命反覆失敗，義大利，英國雖然形式一度不錯,但大量中派右派最終還是投了，甚至在東方也被自己扶植的kmt背叛，那就只能滾回俄國種田了
托最大的缺點是自負與傲慢，居於廟堂高位，只懂具體的行政操作，不懂權力運作，他不覺得他有什麼政治盟友，只有一群不肖門徒，導致所有人除了真正和他一樣秉持革命理想如越飛之類的人以為全部都站到他的對立面，無論是投機官僚斯大林，還是爭取蘇俄民主的工人反對派，從左翼的科倫泰到右翼的布哈林都曾是他的政敵，據他回憶斯大林最早有表明和他結為政治盟友的傾向，但他也沒當一回事，列寧去世後手裡仍握著的一手好牌因為發燒就打都懶得打，很多人覺得托這一點不可思議，我覺得他根本就是沒什麼官僚權力鬥爭的意識，這種人被蘇俄官僚體系淘汰就是遲早的事情。
實際上列寧這個多年戰友對他的評價:很有才華但過於自負且熱衷於純粹的行政事務
以及越飛:沒有像列寧那樣堅定與錯誤果斷鬥爭的精神(具體忘了，大致應該是這樣)
的評價就挺中立到位的
另外補充下不斷革命和繼續革命根本不是一個玩意好不。。
不斷革命或者說不間斷的革命，是指革命不能因為資本主義沒發展成熟就先搞資本主義革命再發展了資本主義在搞社會主義革命，任何國家都可以直接社革，並且一個國家勝利後要不斷去革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的命，這和太祖的新民主主義衝突是很大的，而太祖的繼續革命指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很可能發生資本主義的復辟，社會主義國家仍然會存在階級鬥爭，用階級鬥爭繼續革命來反走資派和脫離人民的官僚，簡而言之：不斷是對國外，繼續是對國內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國際主義者
感謝邀請。
首先得說說啥叫「客觀評價」。每個評價主體必然有自己的立場，想要完全撇開這種立場是不可能的。所以，與其說是「客觀評價」，倒不如說是全面評價，也就是以事實為依據，在一定的立場下儘可能地從正反兩方面來進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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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簡述一下他的生平吧。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1879年出生於俄羅斯帝國烏克蘭地區的一個猶太富農家庭。青年時代就投身革命，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黨分裂時起初加入孟什維克，與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對立；但不久宣布脫離孟什維克，成為兩派之間的遊離者，試圖將黨重新統一起來；在這期間多次被沙俄政權逮捕、流放。1917年二月革命後從結束海外流亡，從美國回國，觀點主張越來越接近列寧與布爾什維克。七月事件期間被捕入獄，在獄中以他為首的「區聯派」秘密加入布爾什維克，並很快成為布爾什維克的核心成員，十月革命期間領導著蘇維埃政權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實際組織領導了十月革命。蘇俄成立後歷任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等重要職位。列寧逝世後同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組成的「三駕馬車」發生鬥爭，圍繞「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蘇聯工業化方針等問題展開論戰，最終失敗並被免去陸海軍人民委員的職務；此後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組成聯合反對派對抗斯大林，圍繞中國革命問題、黨內民主問題等展開爭論，再次失敗，並被開除出黨，流放阿拉木圖，一年後被強行秘密驅逐出蘇聯至土耳其的王子群島居住。此後輾轉居住於法國、挪威等地，最終落戶於墨西哥科約阿坎。在流亡海外期間組織反對派進行鬥爭，指導反對派成立第四國際。1940年被蘇聯特工「梅卡德爾」暗殺於墨西哥的寓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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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他的一生，一個總體評價是，托洛茨基是一個徹底的馬列主義者，一個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他絕不是什麼「叛徒」「工賊」「形『左』實右」，相反，托洛茨基和他此後的托洛茨基主義，一直是共產主義各流派中的極左派。
托洛茨基的歷史功績筆者認為有如下幾點：
第一，為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俄、蘇聯的建設做出卓越貢獻。托洛茨基於革命時期在蘇維埃的工作，已被歷史所肯定；他是十月革命的實際指揮者，他堅決反對當時的游擊主義和極端民主思想，起用舊軍官並恢復軍隊紀律，締造了一支在布爾什維克絕對領導下的紀律嚴明的紅軍，正是這支軍隊擊敗了國內白軍和國外干涉，贏得了內戰勝利，保衛了紅色政權。在關鍵時刻支持列寧的正確主張，如革命時期最終選擇布爾什維克，在布列斯特條約問題上以棄權的方式實際支持了列寧。
第二，豐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托洛茨基一生著作等身，如《十月的教訓》《不斷革命論》《被背叛的革命》等。他的軍事思想、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和工業化思想、「不斷革命」思想，對蘇聯社會性質的分析，對工人國家官僚階層與無產階級民主的深刻論述，以及文學藝術思想等等，很多已經成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部分，對於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影響。它的著作《俄國革命史》是一部真正從人民群眾的角度描繪歷史圖景的代表作品。
第三，始終捍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始終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自他選擇馬克思主義以來，自他徹底追隨列寧的道路以來，直至他被暗殺，他一直在為全世界無產者，為保衛馬克思主義，為反對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而鬥爭。正如他在1940年初寫就的《遺囑》中所說：
「自從我明白事理之後，在43年的生活中我始終是一名革命者，其中42年是為馬克思主義而奮鬥。如果我必須再從頭做起，我當然要力求避免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我生活的大方向是不會改變的。我要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因而也是一個不調和的無神論者而死去。對於人類共產主義前途的信念，我今天不是淡薄了，與青年時代相比，倒是更加堅定了。」
托洛茨基始終是從理想的角度與現實鬥爭，他反對蘇聯現實中不合理想的地方，堅決批判權力鬥爭與過度集權，堅決維護工人民主和黨內民主，倡導黨的團結。
但同時，不可否認，托洛茨基也有自身的致命弱點。
第一，在革命與後來的國家建設中，多次錯誤地判斷形勢，提出不合時宜的主張，或者作出錯誤的決斷。在布列斯特條約談判期間，作為負責人的托洛茨基高估了國內的革命因素，退出與德國的談判，致使德軍再次入侵，差點危及革命，最終不得不簽署了條件更為苛刻的《布列斯特-里夫托斯克條約》；列寧逝世後，對世界革命、蘇聯國內局勢、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判斷錯誤，固執地堅守推動世界革命的重點，不合時宜地提出高速工業化的主張。
第二，高傲的性格，導致托洛茨基不能很好地爭取支持者；過分的理想主義，使他雖能敏銳地發現歷史的長周期，但卻無法準確地把握現實。托洛茨基有「先知」之稱，他對蘇聯社會發展趨勢的分析，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的分析，對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的提倡，都閃爍著真理的光輝；可是他卻不能把握現實的發展情況，缺乏列寧對現實的敏銳洞察力，無法在現實中取得勝利或贏得群眾支持。正如列寧對他的評價：
「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反對中央的鬥爭所證明的那樣，不僅具有傑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中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
第三，過分的自信與過分的理想化，往往導致不切實際的空想、缺乏鬥爭到底的勇氣。比如，托洛茨基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時，很快發現自己同孟什維克不是一路，也很快退出了孟什維克，但他卻以第三方自居，以主張黨內團結一致的面貌出現，幻想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的「和解」；再如，列寧逝世前多次試圖藉助托洛茨基的影響力來在民族、黨建等問題上制衡斯大林為首的「三駕馬車」，但托洛茨基卻以「維護黨的團結」為由拒絕了；在此後的鬥爭中也多次體現出這種幻想和空想性。正如越飛在自殺前寫給托洛茨基的遺書中所說的那樣：
「我從不懷疑，你所指示底道路的正確性。…但我時常感到，你缺少列寧的不屈不撓和不妥協性。如果需要，列寧會單獨從事他認為正確的任務。他確信將來會贏得多數，會被承認為正確。…但你時常放棄你的正確立場，為了求得妥協和讓步，你過高估計它們的價值了。我再重複一遍：這是錯誤的。在政治上，你常常都是正確的，現在你比任何時候都更正確。總有一天，黨會明白這一點的，而歷史也會被迫承認它。進一步說，假使有人離開你，你決不要害怕，尤其是當大多數人還沒有如我們所期望的那麼快走向你的時候。你是正確的，但你的真理底勝利的保證有賴于堅強的不妥協性、嚴謹的堅決態度、拒絕任何一次的妥協。這些正是真理取勝的秘決。」——越飛《給列昂·托洛茨基》
http://weixin.qq.com/r/i0UsNDXEd2gIrXFX9xCZ (二維碼自動識別)
強答，可能歪樓。托洛斯基是蘇聯紅軍的締造者和早期領導人（我認為可以不加「之一「），列寧的最重要的革命夥伴和接班人，世界上最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之一，還有就是斯大林一生最為忌憚的政治對手，最後一點在陳獨秀身上完美的折射出來。陳獨秀之所以被免除最高領導人的職務以及後來被開除黨籍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原因：身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對大革命失敗的領導責任；對共產國際的指示貫以始終的抵制；為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路線的失敗背鍋；加入托派。這四個理由，一個比一個關鍵，但前三個加起來都沒有第四個關鍵。
中共從1920年在上海建立早期組織開始，可是說就是處於蘇共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但是從中共建立到中共二大上決定加入共產國際，以陳獨秀為領導和代表的中共幾乎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都會與斯大林、共產國際產生分歧，陳獨秀對於馬林傳達的許多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都是否定態度，這種否定與抵制甚至引起了當時還年輕的毛的不滿。儘管在馬林的調解下，陳獨秀最終大多會屈服，但是他的反對態度是十分鮮明的，曾多次表示「保留意見」。但在這樣的情況下，陳獨秀仍能連任黨的最高領導人，即便是在四一二之後的中共五大上，還能當選總書記（要知道，當時的中共只是國產國際在遠東的一個分支機構，共產國際理論上對其擁有絕對領導權）。一直到八七會議上，陳獨秀才被罷免總書記的職務。在隨後的中東路事件上，陳獨秀又旗幟鮮明的反對共產國際要求中共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這時的陳獨秀，雖被罷免職務，但仍保留黨籍並擁有很高話語權。可以說從1921年到1929年，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陳獨秀是有一定容忍的。但陳獨秀在1929年開始接觸到托派文件，並在8月15日致信中央，要求中央走托派路線，還在黨內成立了一個名為「中共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托派小組織之後，僅僅過了兩個月，也就是同年10月26日，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就明確下令，要求開除陳獨秀黨籍，徹底斷絕了陳獨秀的政治生涯。從陳被開除黨籍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到斯大林對托是多麼忌憚了。
補充說明：中國的托派一直不成氣候且極不團結，陳獨秀雖然被推選為中國托派首領，但未能建立有效領導。抗戰時，托派反對中共聯蔣抗日，陳獨秀認識到托派的局限性，遂退出，還多次撰文指出托派的問題，但托派仍被視為其一生最大的污點之一。
來一條讀書筆記。
談到紅軍開進喬治亞的時候，托洛茨基在論中東路時談到：
紅軍曾開進孟什維克掌權的獨立國家喬治亞，幫助當地工農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為此第二國際至今不肯寬恕我們。喬治亞的主要人口為喬治亞人，紅軍則多半由俄羅斯士兵組成，在這場衝突中，請問盧松站在哪一邊？
可見此時托先知是認為紅軍的行動是有進步意義的。
到了《斯大林評傳》撰寫的時候，突然就變成「奧爾忠尼啟澤在斯大林支持下，堅持要紅軍立即開進喬治亞」，是斯大林支持的「辻政信」式獨走了。
突然又看到樓上說是：「理想主義者、不懂妥協」。原來三姓家奴也是「不懂妥協」呢。我實在是佩服資產階級網路的洗腦能力。
每當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為首的「托派」，人們往往是談虎色變。這並不奇怪，因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對派「積極地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面來攻擊黨，破壞黨」的定性，在毛澤東的著名文章《論持久戰》中，甚至有「漢奸托派」這樣的字眼。
幾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幾乎已經忘記了托洛茨基。人們知道十月革命，卻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一手領導了十月革命；人們知道蘇聯紅軍，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紅軍的締造者，並率領它打敗了英法帝國主義干涉者和白軍，捍衛了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人們知道1924年的新經濟政策，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經濟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們知道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俄國的地位原本僅次於列寧，他的肖像與列寧的肖像並排懸掛；人們知道蘇聯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性，卻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間，托洛茨基就在竭力爭取德國工人階級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勢力抬頭，防止希特勒上台；人們知道新版《列寧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達150卷之巨，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藝術、教育等幾乎一切領域……
這樣一個偉大人物，又是如何從人們的視線里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後，列寧的健康每況愈下，後又突發嚴重中風，右肢癱瘓，口齒失靈，有時甚至不能說話。1922年12月，列寧抱病重新審查了與喬治亞布爾什維克衝突的前因後果，終於明白了斯大林作為民族人民委員在喬治亞的粗暴舉動。他發現斯大林加諸喬治亞「分裂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虛假的。列寧最終選擇了與「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見，雖然列寧此前曾在喬治亞問題上因受蒙蔽而支持了斯大林。
除了這次的「喬治亞問題」外，在「對外貿易壟斷權」、「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優先地位」、「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對工農檢查院的批評」、「黨的官僚主義」等一系列國內外重大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團結一致甚至是緊密合作的，與之相比較，他們之間的所謂「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寧曾不止一次向黨和共產國際表明，他認為托洛茨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者；列寧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中，認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
喬治亞問題使列寧認識到了黨的官僚化和權力被濫用傾向的嚴重，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列寧還說了這樣一番話:「斯大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1923年1月4日，列寧又在信中專門補充了一段對斯大林的看法和處理意見:「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一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位置，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列寧接著強調:「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說，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這些話就是被後人經常提及的「列寧的政治遺囑」。1923年3月5日，列寧感到健康狀況已不允許他參加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了，便致信託洛茨基，要求他在大會上代為捍衛自己的立場。
但是，1922年3至4月俄共十一大後擔任了總書記的斯大林自列寧病情加重不能參加政治局工作開始，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結成了「三駕馬車」，很快又擴展為「五人小組」，此後又形成「七人小組」，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七人小組」壟斷了全部大權。在這種情況下，將列寧極不利於斯大林的政治遺囑在黨內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論執行了。而列寧在病中一再求助並決心與之一同反對官僚主義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寧主義」的罪名。
在發動了持續數年、一連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運動後，最終於1926年褫奪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將其逐出中央委員會。 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遊行和實際上煽動叛亂」。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驅逐出蘇聯國境」。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鎬暗殺。
關於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問題，國內外都經歷了一番曲折。僅從中國來看，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幾十年來有著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多年以來，托洛茨基集團一直被看作是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然而，在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七卷對托洛茨基的注釋中，對其評價終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刪去了舊注釋中「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的評價，這等於說「反列寧是非真」；第二，刪去了原注中「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的評價，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顧全黨的團結的大局，致力於黨內民主建設的功績；第三，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後各個領域中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第四，使用了「遭暗殺」字樣，體現了中共對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則的話，完全可以使用「被處決」的表述。（《炎黃春秋》2006年第7期）
當經濟全球化和由此帶來的全球範圍內的貧富分化達到鼎盛之時，也許就是無產階級跨越國界而聯合之時……致敬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
別人的評價你信不著，黨的評價你還信不著嗎？還不夠客觀嗎？#（滑稽）且看我黨對托洛茨基評價的變化：
一：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針對托洛茨基的注釋是這樣寫的：
「托洛茨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關於這個叛徒集團的演變，斯大林同志於1937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里，作過如下的說明：『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治派別之一，誠然，是一個反列寧主義的、因而也就是極端錯誤的政治派別，可是它當時總算是一個政治派別……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按：這個注釋後半部分為對中國托派所作的揭露和批判的內容，略。)
注意，本注釋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
二：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關於托洛茨基的注釋修改為如下內容：
「托洛茨基(1879—1940)，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1927年11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
從注釋內容的整體來看，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依然是負面的。但請注意，相對於1952年版毛選中的注釋，這裡有兩個改變：一、注釋中加入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這句很重要的話，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勝利後軍事領域的工作，而列寧歷來高度重視托洛茨基的軍事工作，差不多是主動地接受他在這個領域中的判斷；二、刪去了原注釋中大量的負面辭彙。
三：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文中，對托洛茨基的注釋改為如下說法：
「托洛茨基(1879—1940)曾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他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1927年11月被開除出黨。」
這條注釋中又有了三個新變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領導工作；二、「清除」出黨改為了較中性的「開除」出黨；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歷史功績，刪去了原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的「不實之詞」。但是，注釋中「列寧逝世後，他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這句致命的評價並沒有改變。
四：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均有對托洛茨基的注釋，對其評價發生了根本性、原則性的變化：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時，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後，曾任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1926年10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1927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撤銷他的執行委員職務，同年11月被開除出黨。1929年1月被驅逐出蘇聯。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殺。」
新注釋中最重要的就是刪去了舊注釋中「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的評價；其次，刪去了原注中「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的評價；第三，新注釋中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後各個領域中的工作給予了肯定，逐一點出了他所擔任的重要職務；第四，使用了「遭暗殺」字樣。
怎麼樣？就問你套路深不深？夠不夠解放思想？夠不夠實事求是？夠不夠中國特色？#（滑稽）
再看看列寧是怎麼說的：
「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反對中央的鬥爭所證明的那樣，不僅具有傑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衷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
「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列寧的「政治遺囑」）
列寧的意思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有毛病。斯的缺點是容易濫用權力，還有一個是粗暴，但請注意，「粗暴」這個缺點是針對「防止分裂」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也就是黨內路線鬥爭來說的，並不是指黨與國家的領導能力方面。「粗暴」只能說明斯大林對敵人過於冷酷（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但並不能說明斯大林沒有繼承馬列主義，列寧也從來沒有這樣說過。
托洛茨基呢，列寧認為他「最有才能」，但是他「過分自信」（圖樣），又「過分熱衷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也就是只管行政而不精通政治鬥爭，說白了還是圖樣）。看起來，托洛茨基好像是一個不會作弊不會打架成績還好的乖寶寶。
但是，列寧之前親自寫過這樣一篇文章#（滑稽）：
《猶杜什卡·托洛茨基羞紅了臉》
猶杜什卡·托洛茨基[51]在全會上竭力表白自己是反對取消派和召回派的。他賭咒發誓，說自己是護黨的。他得到了資助。
全會閉幕後，中央委員會削弱了，前進派加強了，他們搞到了錢。取消派也鞏固了，他們在《我們的曙光》雜誌上唾罵秘密黨，以取悅於斯托雷平。
猶杜什卡把中央代表趕出了《真理報》，而且在《前進報》上寫了一些取消主義的文章。由全會任命的黨校委員會作出明確的決定：任何黨員講師都不得到前進派的派別黨校去。而猶杜什卡·托洛茨基卻違反這個決定，不但到那裡去了，而且還同前進派討論了召開代表會議的計劃。現在「前進」集團已經用傳單公布了這個計劃。
現在這個猶杜什卡又在捶胸大叫，說自己是護黨的，要人相信他決沒有向前進派和取消派卑躬屈膝。
猶杜什卡·托洛茨基就是這樣羞紅了臉。
載於1932年1月21日《真理報》第21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96頁
注51：猶杜什卡是對猶大的蔑稱，是俄國作家米·葉·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長篇小說《戈洛夫廖夫老爺們》中的主要人物波爾菲里·弗拉基米羅維奇·戈洛夫廖夫的綽號。謝德林筆下的猶杜什卡是貪婪、無恥、偽善、陰險、殘暴等各種醜惡品質的象徵。列寧在這裡用猶杜什卡這一文學形象來比喻列·達·托洛茨基。
看看這些詞：貪婪、無恥、偽善、陰險、殘暴……嘖嘖嘖。哦，原來猶杜什卡?托洛茨基就是這樣一個在黨誕生初期的關鍵時刻一顆紅心忠於黨的乖寶寶。
同樣，在今日仍然忽視歷史與現實，不遺餘力地為托洛茨基翻案張目，還吹噓托洛茨基是「列寧的忠實戰友」的托派分子，也早已「羞（修）紅了臉」了。
那麼，為什麼列寧在政治遺囑中沒有揭露托洛茨基的兩面派手法呢？原因在於列寧臨終前對斯大林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滿，於是為了貶斯而不得不捧托，具體是哪些方面，你們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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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在1917年以前，只是俄國革命家中名不見經傳的一個小卒而已。托洛茨基之所以出名，主要是由於他的兩段經歷，一是參加並領導了俄國的十月武裝起義，創建了紅軍並取得了國內戰爭的勝利。如果沒有這一段歷史，即在1917年死去，那麼人們在歷史上知道的恐怕只是一個戰地記者或者寫過一些文學評論的馬克思主義評論家，還有就是在1905年曾擔任了幾天彼得堡蘇維埃主席。二就是充當斯大林的反對派。
在十月革命前的十多年的日子裡，托洛茨基根本不像托派鼓吹的那樣是什麼「列寧的親密戰友」，而是長期遊離於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的機會主義分子，左突右闖，參與了不少反對列寧布爾什維克的活動。後來被捧上神壇的「不斷革命論」連同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就是托在這一時期創造的。托洛茨基主義從來不是什麼「列寧主義的繼承」，而是從一開始就作為列寧主義的對立物登上歷史舞台的。從上世紀初到1917年，圍繞在他身邊的一直是一個人數不多的小團體。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不少人顯然在他之上。普列漢諾夫、列寧自不用說，像孟什維克陣營中的馬爾托夫，在理論修養方面也不在他之下。他的名聲甚至未必能超過在1905年革命期間和他一起創造「不斷革命論」的帕爾烏斯。托本來是反對列寧路線的，是到了後來才跑來加入布爾什維克混口飯吃。從列寧早期的《致中央委員會俄國委員會》《「八月」聯盟的瓦解》《「八月聯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到後來的《論托洛茨基的外交和護黨分子的一個綱領》《危機成熟了嗎？》《給中央委員的信》《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猶杜什卡·托洛茨基羞紅了臉》等文章中，足以看出這個恬不知恥地自封為「列寧戰友」的激進分子是個什麼貨色。
再談談托的思想。托的主要主張可概括為兩點：「世界革命論」和「不斷革命論」。其實二者都不是其原創，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裡就論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性和徹底性，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托氏和托派的狡猾之處在於，竊取經典中的隻言片語，加以片面解讀和歪曲解釋，生搬硬套到現實，將正確的原理激進化極端化，在實際中完全使之變為反面，蛻變成為一種滿嘴噴口水、頭腦發昏的「隨便革命論」。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馬恩的並不一樣，托的「不斷革命」主要來源於激進分子帕爾烏斯的啟發，只不過後來偽裝借用了馬恩的術語而已。托竭力地貶低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病態式地反對統一戰線、主張一種純粹的、不斷發動和推進的、一勞永逸的「無產階級革命」，而完全拒絕對現實情況的考察和分析。放眼望去，托派子孫們到今天口中念著的咒語是些什麼呢？都是他們祖宗在九十年前留下的那堆古代書籍，他們就拿這些玩意取代現實，從書中發動革命。
運用到現實，托洛茨基認為革命不分階段，所謂在俄國等落後國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是一體的——但是他忘了，俄國十月革命恰恰是階段革命的成果，從1905年革命到後來的準備、對農民的宣傳鼓動再到二月、十月革命的勝利，以及蘇俄時期建立起工農代表蘇維埃政權，實踐恰好駁斥了托的書齋囈語。倘若這套理論搬到中國，那更顯得滑稽了，托派們企圖在一個根本沒有多少工人階級分子的國家一腳踢開「最落後、最愚昧的」農民階級，發動「純粹的」「工人階級的革命」，建立他們的理想社會，其破產可想而知。所以，當歷史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打了托派的耳光後，當1949年毛從農村根據地走出來領導了中國革命並取得勝利的時候，中國的托派們眼巴巴地看著祖宗那套囈語被現實擊得粉碎，是多麼地咬牙切齒。托派往往會引用點馬恩論述，增強其理論迷惑性，但是馬克思恩格斯早就告誡過的要注重與農民的團結聯合、建立工農聯盟的論述，卻不知被自稱「掌握了真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托派分子們拋到哪個九霄雲外去了（參見《1847年的運動》《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德農民問題》等文獻）。
托派還以為，俄國革命勝利之後，如果要保存蘇維埃政權，就必須全力對外策動、輸出革命，按照他們「一國社會主義不能勝利論」，必須依靠西方「先進國家」的「革命配合與物質援助」，蘇聯才能存在。他們的依據是俄國物質文化條件落後，其實這背後已經差不多可以等同於「十月革命早產」的邏輯了。關於俄國落後、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的論調，一直是第二國際正統理論家們對列寧和十月革命道路進行非難的慣用說辭，在這點上，教條地預言落後的俄國必然失敗的托洛茨基——被封為「列寧戰友」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寧「少數國家首先勝利論」的反對者。有可能這時候托派要跳出來大喊：「首先勝利論和一國建成論是兩回事！」即政權可能建立，但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形態卻未必順產。指出這點並非托的功勞，列寧本人早就很清楚：在俄國開始革命是容易的，但進行下去就困難了。我們不否認在落後國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只能是一種區別於經典社會主義的「現實社會主義」，它在諸多方面和發展階段都是嚴重落後的；我們也不否認落後這個環境本身給這些國家日後帶來的波折和困難——但是，頭腦簡單的托派的錯誤恰恰在於，他們企圖通過一種烏托邦式的途徑、偏激而冒險的手段在20世紀乃至今天（在今天世界革命條件仍未成熟）去人為地在全球範圍「製造」出馬克思恩格斯描繪的那種經典社會主義，這種偏激的手段就是所謂的「世界革命」。
我們之所以說托派給出的這套方案是偏激的、空想的，並不是說「社會主義無需在國際範圍實現」，而是認為在整個20世紀，直到今天，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和矛盾仍然沒有到達足以任由「革命家們」去在任何一個國家策劃或發動社會主義革命的地步。托派們給出的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正如，誰要是說在封建社會上升時期策動一場「反封建」的「世界革命」是農奴們的康庄大道，那麼我們有理由懷疑這人的腦子是否正常。我們不否認社會主義的國際性，但我們遵循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承認革命產生所必須依賴的一定條件的具備，因此我們反對任意革命、隨便革命。上述論斷不是由我們口頭決定的，而是由整個20世紀歷史所證明了的。托派們費盡口舌鼓吹的「世界革命」，到頭來究竟在哪呢？誠然，十月革命的成功對於世界革命的戰略起到了很大的鼓動作用，布爾什維克確實是懷著如此的信念舉行起義的——他們相信俄國的起義足以引燃歐陸革命，得到西方國家的呼應。但是現實如何呢？從蘇波戰爭的慘敗，到德國和英法工人革命被鎮壓，某幾個第二國際左派甚至直接被逮捕拋屍。此時的西歐，工人運動主要表現為反戰行動和經濟鬥爭，階級鬥爭並未達到足以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程度。
1917年後，匈牙利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存在133天；斯洛伐克的蘇維埃政權存在3個星期；巴伐利亞的蘇維埃政權存在2個星期；在芬蘭、愛沙尼亞和波蘭以蘇俄為榜樣的革命很快被扼殺；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被鎮壓。至於民族解放運動，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它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並沒有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托派分子們滿懷信心開出的「世界革命」藥方的影子到底在哪？造成這種「世界革命」方案破產的根源又在哪？
當然，托派可以繼續鼓噪出諸如「錯誤思想誘導」、「被改良欺騙」，甚至也可以厚著臉皮說「是因為毛這等人物的瞎指揮」之類的東西繼續自欺欺人，繼續編織謊言蒙住眼睛，繼續不願正視事實。這樣一來，托派分子們反而率先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你們不是從某個時代客觀的物質發展階段和社會關係的必然中尋找挫折原因，而是從某幾個領袖、歷史人物或其願望中尋求關於時代問題的解答——正如你們在評判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時候所做的那樣，你們把斯毛貶為「變節者」，相應地把托氏奉為「先知」，你們天真地以為，歷史由領袖創造，「先知」如果成為了蘇聯最高掌權者，一旦把他本人關於「不斷革命」的誘人學說付諸實踐，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一切不必要的歷史苦難就會因此避免！這是怎樣一種荒唐而幼稚的邏輯！歷史和現實已經證明，在世界革命條件根本不成熟的時候不論怎麼從理論上和情感上竭力鼓吹這種「革命」，但終歸只是笑話，對現實鬥爭無濟於事。
托派的全部教條理論都是從這種脫離現實的良好願望出發的。你們把一切對你們規劃的「世界革命」戰略稍有遲疑的人們斥責為「叛徒」「小生產者的代表」，把一切著手解決目前最緊迫的任務——鞏固本國無產階級政權的行為罵作是「農民社會主義」，你們排斥民族、蔑視民族，自己卻無時無刻不受到「民族」這一巨大歷史存在的牽制；你們自命「先知」，靠嘴放炮靠筆起義，但在整個國際共運歷史上，你們毫無實際建樹。為反對而反對，這就是你們的唯一作為。
在「世界革命」戰略這一點上，列寧同托洛茨基的高低再次顯現出來——列寧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不是教條主義者，並非頭腦簡單走直道而不懂變通的頑固派。當蘇俄世界革命戰略受挫後，列寧轉變了思路，將重心從世界革命轉移到探索如何先在單獨國家之內探索一條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來。托派依然堅持1905年的那套「不斷革命論」，而列寧已經提出了「和平共處」思想。在1919年9月，列寧在《致美國工人的信》中，認為將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共存的時期」。列寧開始把經濟建設看成是俄共的主要任務，在國際共運中放棄了對世界革命很快勝利的企盼。1921年7月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確定了新的策略方針，放棄對資本主義「直接進攻」的策略，列寧指出：雖然歐洲有可能發生革命，「但是，現在把共產國際的策略建立在這種可能性上是荒謬的；認為宣傳時期已經結束而行動時期已經到來的寫法和想法也是荒謬和有害的。」「如果代表大會對這些錯誤，對這些『左的』愚蠢行為不堅決進攻，那麼整個運動必定要垮台。這一點我是深信不疑的。」列寧在1921年6月共產國際三大前夕與蔡特金的談話中說：「世界革命的第一個浪潮已經平息了。第二次浪潮還沒有興起，如果我們對它抱有任何幻想，那是危險的。我們不是用鎖鏈鞭撻大海的薛西斯。」難道列寧的主張還不清楚嗎？自封為「列寧的親密戰友」的托氏的子孫們從1905年直到今天還在病態式地吹捧「世界革命」，而列寧恰好是十月革命後放棄「世界革命」行動並且將目光聚焦於國內建設的堅決實踐者。列寧直接指出：「我們同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定的相互關係，我們就不可能建立穩固的經濟關係。」 「在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共存的時期，我們也願意在合理的條件下讓出一定的經營權，作為俄國從技術比較先進的國家取得技術幫助的一種手段。」這與托派神經質地製造蘇俄與外部的對立形成了鮮明對比。
從1920年起，列寧所反對的就是領導層中「左」的傾向，主張俄共應當把探索蘇俄建設道路放在首位。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說：「我們也學會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種藝術：靈活機動，善於根據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迅速急劇地改變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當前這個時期證明不合適，走不通，就選擇另一條道路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在這篇文獻中，列寧直接闡述國內經濟建設和迂迴過渡的問題，連「世界革命」的半個字都沒有。與托派的「失敗主義」不同，列寧認為，蘇維埃政權是能夠站穩腳跟的：「不管過渡時期的苦難如災荒、饑荒和經濟破壞多麼深重，我們決不氣餒，一定要把我們的事業進行到最後勝利。」確實，這與托派分子的偏執是天壤之別。列寧在後期談的最多的是在一個小農國家中如何建設社會主義，而不是像托派一樣把腦子放在國外，滿嘴的、滿腦子的什麼「世界革命」。
寫到這裡，用列寧的一段話評價這些激進的小「左」翼青年是再適合不過的了：
「他們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馬克思說在革命時刻要有極大的靈活性，就連馬克思的這個直接指示他們也完全不理解，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例如，馬克思在通信中（我記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夠造成一種德國農民戰爭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革命局面，就是對馬克思的這個直接指示，他們也像貓兒圍著熱粥那樣繞來繞去，不敢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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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中國托派的情況。
先補上1952版毛選中上文提到的那個注釋的後半部分：
「……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散布國民黨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類的反革命宣傳，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公開參加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託洛茨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佔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
再引用一下毛選原文中本注的上下文：
「讓這些人（指民族資產階級等「其他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階級」——答主注）參加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不危險嗎？不危險的。工人農民是這個共和國的基本群眾。給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其他擁護反帝反封建綱領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國政府中說話做事的權利，給他們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違背工農基本群眾的利益。我們綱領的重要部分應當保護工農基本群眾的利益。工農基本群眾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國政府中佔了大多數，共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領導和活動，都保證了他們進來不危險。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本注］，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次革命沒有完成，而是失敗了。一九二七年至現在，我們領導的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並不是反資本主義。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中的革命還是如此。
革命的動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則可能增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
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中國是一個何等樣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
如果有人認為毛選政治性太強，怕有假，沒關係，除了中國革命最終取得勝利這一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了毛澤東這一論述的正確性之外，我們還可以看看黨外人士魯迅的文章，作一個旁證：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
一、來信
魯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康繆尼斯脫[2]不採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Ｒｅｄｓ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眾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在Ｒｅｄｓ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為，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眾的認識，使民眾認為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眾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太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為，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史太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威信，中國Ｒｅｄｓ的流血史跡與現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太林黨的「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即反對史太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鬥爭」的道路。我們認為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只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幹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這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為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制，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為此，我們現在受到各投機分子與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現在送上近期刊物數份，敬乞收閱。如蒙賜復，請留存×處，三日之內當來領取。順頌健康！
陳××。六月三日。
二、回信
陳先生：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鬥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為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為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托洛斯基[3]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么？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為那時怕連送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卻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幹凈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么？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為我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麼什麼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為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裡去取，這信就公開作答了。即頌大安。
魯迅。六月九日。
（這信由先生口授，ＯＶ[4]筆寫。）
註：
[1]本篇最初同時發表於一九三六年七月的《文學叢報》月刊第四期和《現實文學》月刊第一期。
來信的「陳××」，原署名「陳仲山」，本名陳其昌，據一些托派分子的回憶錄，當時他是一個托派組織臨時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2]康繆尼斯脫：英語Ｃｏｍ ｍｕｎｉｓｔ（共產黨人）的音譯。下文的Ｒｅｄｓ，英語「赤色分子」的意思，這裡指紅軍。
[3]托洛斯基（１８７９—１９４０），通譯托洛茨基，早年參加革命運動，十月革命中和蘇俄初期曾參加領導機關。一九二七年因反對蘇維埃政權被聯共（布）開除出黨，一九二九年被驅逐出國，一九四〇年死於墨西哥。他曾兩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下文所說「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即指此。
[4]ＯＶ：即馮雪峰（１９０３—１９７６），浙江義烏人。作家、文藝理論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成員之一。著有《論文集》、《靈山歌》、《回憶魯迅》等。
最後，我對托洛茨基本人遭暗殺深表同情與憤怒，對托氏理論及托派分子表示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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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馬克思發誓，我寫評論區某評論的時候，真的沒看其他答主的答案。剛才翻了翻知乎，發現本問題下居然真的有一個答主全文引用了我評論區里說的某翻案原文，真是樂死我了，看來此文已經成為托派蒙蔽無知群眾的「武器」了，那好，我把評論區該部分截圖加到答案里來，以饗讀者。
列位上眼！——
2333，我真不是故意的，真是太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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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世上還有一個派別叫托（洛茨基）派。從蘇聯建立開始，這個派別就充當了最著名的左翼反對派。他們批評蘇聯背離了馬克思的思想和列寧的原則，認為工人民主和繼續革命可以解決蘇聯的問題。必須承認他們對蘇聯『畸形工人國家（托派用語）』的批判有一定道理。但細究托派理論，可以發現他們其實是比列寧-斯大林更『保守』的左翼。托派的設計藍圖完全基於19世紀的左翼運動傳統，完全無視20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的社會結構，相信純潔的『無產階級思想』可以解決20世紀整個世界的問題。他們在指出一部分問題的同時，幾乎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或是企圖用實際上的無政府主義消滅所有問題。所以他們也不是一個積極的力量。」
作者： @馬前卒鏈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160428/answer/41451021
轉載一篇文章：
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
杜建國
列夫?托洛茨基，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歷史中最受誣衊、最受歪曲的人物了。長期以來，由於極少能接觸到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及與其有關的可靠作品，因此，「超工業化」、「掠奪農民」、「世界革命的幻想家」等由史達林、布哈林強加在他頭上的荒唐罪名，便一直是托洛茨基在我國讀者眼中的形象。
一九九九年初，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伊薩克?多伊徹所著的托洛茨基傳記━━《先知三部曲》。（編按：本社有售，見先驅代售書目）《先知三部曲》驅走了包圍著托洛茨基的種種奇談怪論，終於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真實、清晰的、而不是被歪曲的托洛茨基了。
《讀書》一九九九年第五期發表了鄭異凡先生的文章《由「先知」引起的話題》，對托洛茨基與史達林和布哈林進行了比較分析。鄭異凡先生一方面承認托洛茨基與史達林是「不共戴天的死對頭」，但另一方面又認為除了社會主義一國勝利論以外，兩人的主張並無多大不同，因為「史達林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欲速則不達」的「史達林的實踐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業化的一面鏡子」；「史達林以消滅富農為起點在農村實行集體」，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張的」；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一樣，「把整個希望都寄託在計劃經濟上，顯然是不現實的」。而只有托洛茨基「同布哈林的爭論才是兩種社會主義建設方法的爭論」。
果真如此的話，「超工業化」、「掠奪農民」等帽子戴在托洛茨基頭上倒是名符其實了，史達林實踐的後果也該由托洛茨基來承擔一部分責任了。托洛茨基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鄭異凡先生「蓋棺論定」了。
但是，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托洛茨基與史達林的主張大同小異，那麼他們又怎麼會不共戴天的呢？
尤其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鄭異凡先生竟是在讀了《先知三部曲》後來重復這種評價的，因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這種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如果不是說誣衊的話。
歷史事實是，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代表了截然對立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在工業化、集體化、計劃經濟及其他們方面，他們是針鋒相對的，他們之間絕非大同小異，只有「不共戴天」。
下面，讓我不屈從偏見，不依靠臆測，打開托洛茨基的著作，回顧歷史，看一下托洛茨基是怎樣與史達林「不共戴天」的。
托洛茨基與史達林、布哈林所爭論的問題，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如何在一個孤立、落後的國家中向社會主義過渡，同時這也包括著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即工業化。新經濟政策時期的俄國經濟具有落後國家的基本特點━━工業落後於農業。這一方面造成了工農業產品價格間的「剪刀差」，國營工業與私人農業的交換（即城鄉結合）的不穩固，加劇了農村的社會分化。另一方面，在內戰中耗盡了體力與精力的工人階級人數銳減、生活惡化、失業嚴重，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時期曾富有的政治主動性已所剩無幾。
從歷史上看，農業國要想工業化，首先要實行貿易保護政策，擺脫發達工業國廉價產品的競爭，同時，採取各種方式使工業品在與農產品的交換中保持更高的利潤來加速其發展，從而最終使本國工業能向農業提供廉價商品，並用新的技術裝備促使農業實現現代化。反之，農業若不願做出暫時的犧牲，只願與更便宜的外國貨進行交換，那麼本國工業將無法發展，農業也將缺乏進一步改造的基礎，從而使本國永遠依附於發達工業國。
美國可以算是後進轉先進的典型。獨立後的美國經濟仍屬半殖民地性質，資產階級主張貿易保護，發展本國工業，而南方種植園主，大商人等則極力主張自由貿易，以棉花、煙草等交換廉價的英國貨。雙方鬥爭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後，才以北方戰勝南方、工業戰勝農業而告終。美國迅即崛起為世界頭號工業國，避免了成為美洲大陸北端的巴西的命運。
托洛茨基認爲，單純地靠恢復戰前的工農業並不能使國家自動渡過危機時期。經濟初步恢復後，在對外貿易、工業、運輸、財政信貸等部門都由國家掌握的情況下，只要合理地分配國民收入，就能以較快地速度實現工業化，並同時解決以下任務：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條件，消除失業並吸收農村的剩餘人口，從而提高工人階級的質量和數量；降低工業品的價格，縮小剪刀差；遏制農村的社會分化；提供現代技術裝備幫助農民組織集體農業。
在既無外部貸款、又無內部儲備的情況下，單靠工業自身的積累，發展是相當緩慢的。工業化的資金必須從其他部門，首先是農業當中獲取。但這一資金是有限度的，決不意味著農業的停滯甚至倒退，就像後來史達林時期那樣。這只是說農民的收入也是提高的，但不如在純粹市場作用下所能達到的那樣多。國家應通過各種稅收政策，使工業化資金的負擔，主要落在富家身上，而廣大的非剝削群眾━━中農（農民的上層）、貧農將負擔較少，甚至不予負擔。
至於工業化的速度，也就是資金如何在積累與消費中分配，托洛茨基不像史達林那樣認為最快的增長率只取決於最大的積累率，還要取決於工人的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是來自於工人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別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首先改善工人的勞動、生活條件，更應該成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前提。過於壓低消費以加大積累，在初期可能帶來較高的速度，但生活水平長期停滯必然導致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不能達到應有的最佳效果。因此，最快的增長速度，不需要最大的積累率，而是需要能兼顧消費的最合適的積累率。這樣雖然在初期不能達到最高速度，長遠看來，卻能一直保持較快的速度，並同時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理論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其飽受詆毀的《新經濟學》一書中，早就向我們描述了在生産率提高的條件下，工業積累增加、工資提高、物價下降這三者同時實現的理想的經濟增長模式。（《新經濟學》，三聯書店，作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工業的增長和物價的降低，使工農產品的剪刀差逐漸縮小。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落後於農業的狀況將根本改變，勿需再從農業中取得積累資金，農民不必再為工業的發展作出犧牲，將進入工農業平衡發展的時期。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將能提供工業化的產物━━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化肥等，來幫助貧農和農業工人組建集體化農業。建立在現代化技術基礎上的集體農業，無疑會擁有比個體農民更高的生產率，會向城市提供更多、更便宜的糧食和原料。集體農業的示範作用將使個體農民認識到加入集體農業將會比自己單幹要劃算得多。這樣在自願加入的基礎上集體農業更進一步擴大。最後富農因為無法與集體農業競爭，為避免破產而淪為貧農，也不得不加入集體農業。托洛茨基的主張與列寧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有這樣（即實現工業化━━引者注），城市才能給落後而分散的農村以技術的和社會的根本幫助，並且在這種幫助下爲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打下物質基礎，從而用榜樣的力量促使小農為了自身的利益過渡到集體的、機械化的大農業上去。」（《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
由此可見，鄭異凡先生說托洛茨基贊同以消滅富農開始全盤集體化，是毫無根據的。托洛茨基主張的是自願的、循序漸進的集體化，而非強迫的全盤集體化；托洛茨基僅僅只是要求加大富農的負擔，決沒有企圖消滅富農並以此爲集體化的起點，富農是在因不得不加入集體農業的情況下而消亡的。
奇怪的是，鄭異凡先生曾參予了《托洛茨基言論》一書的編寫，其中收錄的《反對派政綱》及其文章已將托洛茨基的觀點說的清清楚楚了，但不知為何，鄭先生卻視而不見、仍舊在重復消滅富農等無稽之談。
我們再來看一下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所作所爲。
新經濟政策本來是通過「退卻」再轉入「進攻」。但史達林、布哈林集團卻將「退卻」當成了目的，只知道「面向農村」而「背對工業」，想依靠從農業這一端來解開落後的死結。布哈林宣稱，只要有對外貿易壟斷，既便是工業跟在農業後面用「烏龜速度」也能在一國範圍內建成社會主義。而史達林則嘲笑反對派試圖建立第聶伯水電站，就象一個農民不買牛卻買了一個留聲機一樣。反對派的倡議被諷刺為「超工業化」、「掠奪農民」而置之不理。工業只限於恢復戰前設備而不建立新的部門，以避免打擾農村的自發發展。農村的自發發展迅速導致了農民的分化，農村的餘糧，即向城市提供糧食，集中在了富農手中。而為了討好富農，並未實行累進稅，稅收負擔大都壓在了貧農身上。但是，僅僅向農民讓步是不夠的，提高糧價、減少稅賦並不能滿足其另一要求━━廉價、豐富的工業品。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政策的荒唐之處就在於：既實行最極端的貿易保護━━對外貿易壟斷制，又不大力發展工業；既不允許農民買外國貨，又不能向其提供本國貨。隨著工業靠戰前舊設備而農業靠舊工具的所謂恢復時期的結束，矛盾也就必然公開化了。
1928年春天，在剛剛將反對派送到西伯利亞後，一場糧食收購危機（這是反對派所事先警告的）將史達林和布哈林嚇呆了。為了抗議工業品的匱乏，富農帶領中農向城市攤牌，拒絕出售糧食。長期的讓步竟得到了這種結果。如果繼續讓步，只有取消對外貿易壟斷，讓富農直接向國外出口糧食，從國外進口工業品，從而建立富農與世界資本主義的聯繫，俄國也將變為半殖民地國家。
這無疑威脅到了統治集團的生存，統治集團發生了分裂，史達林派戰勝了主張繼續讓步的布哈林派。官僚的盲目的狹隘的經驗主義，由其機會主義的表現形式，迅速轉變為它的反面━━冒險主義。「大轉變的一年」開始了。
在農村，採取了徵收富農甚至中農的餘糧的非常措施。而為了一勞永逸的解決糧食問題，暫時的非常措施又逐漸地變成了消滅富農階級和全盤集體化。官僚們昨天還對富農的存在加以否認，今天卻突然又要去消滅富農了。不僅富農被消滅了，由於政府、農民都無任何準備，對中農、貧農的集體化也變成強迫的了。而此時才剛剛開始的工業化並不能向集體農莊提供大規模農業所必需的技術裝備，這樣集體化便成了一場既無心理準備也無物質準備的經濟冒險。「掠奪農村」曾是史達林對托洛茨基的諷刺，現在他毫不猶豫的付諸行動了，企圖通過向集體農莊榨取「貢稅」以獲得工業化的資金，但由於農業的長期停滯，並未完全達到其目的。
工業方面，在為放棄了「烏龜速度」的無為而治後，史達林又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開始「縱馬疾馳」了，企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趕上並超過」發達國家。由於過遲地進行工業化，本來由托洛茨基反對派所建議從1923年起用10-12年完成的任務，被壓縮到5-7年來完成，同時由於農業停滯不前甚至倒退，預計從農業中得到的大量「貢稅」也大部分成了泡影，於是史達林便極力壓低消費資金、增大積累資金，以圖實現工業的最快速增長。但事與願違，既不給牛吃草，又要牛多拉犁是不可能的。過度壓制工人的生活水平，使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下降，這就大大抵消了投資的預期收益。最大的積累率並沒有自動地帶來最高的增長速度。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諸多指標，就因為工人低下的生產率而沒有完成（厄奈斯特?曼德爾：《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下，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十五章）。這又產生了另一惡果。為了加強勞動紀律，克服工人對生產的抵制，就需要擴大官吏、警察、監工等部門的隊伍，這些部門吞噬了大量的社會財富，而這本來是可以投入到生產中去的。壓制消費、強化工人的體力與精力的投入，擴大「監工」們的隊伍，這一切不僅沒有讓工人階級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再次恢復其政治主動性，而是讓工人階級陷入了更加消極的狀態。史達林的工業化不是使農民無產階級化，而是使無產階級農民化了。
史達林的實踐可以簡單地概括爲，工業化開始的晚了，而農業集體化則在沒有具備技術基礎和社會基礎之前就過早地進行了。
通過以上的對比，我們不難發現托洛茨基的主張與史達林的實踐可謂有天壤之別了。他們之間為何有如此區別呢？「問題不在於正在做的是什麼事，還在於誰在做這些事。」（《史達林評傳》，作者：托洛茨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頁）問題不在於工業化的速度和集體化的速度，問題在於這一切是由官僚在不讓工人階級參予決定的情況下自上而下的強制推行呢，還是由工人階級根據自己的利益和意願去完成。也就是說，政權是被官僚們獨佔了呢，還是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
這才是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不共戴天的根本原因，這才是理解蘇聯歷史的關鍵。而對這一切鄭異凡先生卻避而不談。
托洛茨基反對派代表著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堅持「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而不能由哪一個政黨、集團或領袖來代替他們完成。他們捍衛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反對政權的官僚蛻化。而史達林則作為官僚集團的領袖和代表人物，則極力剝奪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以將政權全部抓在自己手中。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也就是說一切權力歸工人、士兵代表委員會，不僅僅是一句口號，它更概括了十月革命的實質。工人階級正是通過蘇維埃這一最貼近自己的民主組織中才獲得了（對資產階級）行使專政的權利。布爾什維克正因為是蘇維埃的最忠實的捍衛者，才在其中獲得了領導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史達林統治，在當時根本無人能想像出來。
由於未能及時得到歐洲工人階級的支援，內戰中又遭受了極大損失，再加上物質生存條件的惡化，俄國工人階級在內戰後陷入了極端的被動狀態，工人階級能使蘇維埃充滿活力的政治主動性已幾乎不復存在。
為了避免資產階級利用蘇維埃民主權利威脅革命，布爾什維克便決定暫時取消其他政黨，進而又禁止黨內派別存在，等渡過難關後，再恢復甦維埃內和黨內的民主。
意想不到的是，以史達林為代表的官僚階層，利用這一非常措施迅速崛起，企圖將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暫時局面加以永久化、制度化。這樣，手段就變成了目的，外人又變成了主人。（托洛茨基後來在對這一措施進行自我批評時，指出不可過分的指責布爾什維克，假如德國革命勝利了，這一措施就根本不會執行。否則就會將史達林主義當作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當然繼承者了。）
托洛茨基反對派則繼承著十月革命的傳統，從1923年起就開始奮起反抗官僚集團的篡權，要求恢復黨內民主，進而恢復甦維埃內的民主，使工人階級能夠通過民主權利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恢復民主和加速工業化是一個統一政策的兩個方面，只有將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才會進行合理的工業化，也只有加速工業化，才能使工人階級獲得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起碼的物質基礎。而官僚集團則在農村資產階級的支援下鎮壓了反對派的抵抗，此後又完成了「消滅富農階級」的鬥爭，建立了較為穩固的統治。俄國革命就從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蛻化成「幹部決定一切」了。
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官僚集團和農村資本主義勢力「在打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鬥爭中並肩作戰。這一任務完成後，在它們之間爆發了殘酷的鬥爭。
在蘇維埃民主的條件下，即勞動者自己統治的條件下，反對富農的鬥爭本來不應採取那樣震動的、驚擾的和野蠻的方式，本來可以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導致群眾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反對富農的鬥爭，是踩在勞動者背上進行的以一對一的決鬥。因為角鬥的雙方沒有一方相信群衆，因為它們都怕群衆，所以鬥爭有著極其令人震驚的血腥性質。由於無產階級的支援，鬥爭才以官僚的勝利而告終。可是無產階級在這個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所特有的重量並沒有因此而增加。」（托洛茨基：《史達林評傳》，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1-572頁）
蘇聯歷史的實質就在於：工人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後，因孤立而難以實行自我統治，官僚集團就趁機竊取了政權，剝奪了工人階級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的權利。官僚集團，不像資產階級那樣直接佔有生產資料，而是靠政治上的壟斷以獲得物質特權來佔有社會剩餘產品。官僚的統治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它要麼被工人階級推翻，要麼因孤立狀態的持續而蛻化直至垮台。
對史達林和布哈林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制，而托洛茨基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僅僅國有制是不夠的，重要的是由工人階級來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由此也產生了對計劃經濟的不同理解。
計劃經濟基於一種最樸素的認識，即人類應該且能夠預先確定自己的各種需求的重點或優先順序，然後將資源按此順序來分配。問題的關鍵就是，這一優先順序是為了什麼人的利益。用什麽方式來確定的。
史達林的「計劃經濟」是專制的計劃經濟，工人階級被剝削了參予制定計劃的權力。一方面是群眾的基本需求在計劃中受到忽視，而官僚們的需求，以豪華別墅到魚子醬則一項也不被忘掉，另一方面則以按勞分配為藉口來按官價和職位分配產品。從車間到中央，都是「幹部決定一切」，這無非是將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工廠或一家壟斷公司擴展到了全國的規模，在更大程度上實現了福特或蓋茨們的理想而已。
托洛茨基主張的是民主的計劃經濟，由勞動者同時也是消費者民主地決定其需求的順序和資源的分配。
計劃本身意味著集中，但集中並非只能是少數人的專制的意志，也可由多數人民主地決定。只有民主地、自下而上的集中━━計劃，才會獲得必需的充分資訊，才會符合廣大勞動者需求，才會在計劃的執行中獲得動力━━勞動者的積極性。而官僚們專制的、自上而下的集中━━計劃必定破産。通過前邊對蘇聯工業化的比較，可以肯定由工人階級自己決定工業化的進程，將會產生與官僚的獨斷專行完全不同的結果。
馮?哈耶克們稱計劃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其實，蘇聯早在計劃經濟實行前的新經濟政策━━市場經濟時，官僚專制就已確立了。而最早提倡計劃經濟的托洛茨基卻是要求恢復民主的。而主張市場經濟的史達林和布哈林則是專制的捍衛者，後來又將其專制從政治領域擴展到了計劃經濟中。歷史證明，不是計劃，而是在市場的條件下蘇聯才走上了奴役之路。
鄭異凡先生稱只有藉助價值規律━━即市場作用，才能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以「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其實不然。
市場經濟是通過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獲取最大的利潤，那麽資源自然首先被配置用來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誰的支付能力多，簡單地說，誰的錢多，誰被配置給他以滿足需求的資源就多；誰的錢少，自然被配置得少。這只有對富人來說，才是資源的最佳配置，對「廣大勞動者」來說決不是最佳配置，決不會「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産積極性」。馮?哈耶克們聲稱市場保證了個人選擇的自由權力，但只有對充分具備選擇的前提━━金錢的人來說，才具有選擇的自由。而對不充分具備這一前提的人類多數而言，能自由選擇的範圍則大大減少，僅僅具有選擇願望而沒有選擇的能力。市場自由無非就是金錢的自由，對於窮人來說則是金錢專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此而已。不是別的，正是市場才是「通向奴役之路」。
民主的計劃經濟則與之截然相反，有限的資源不按支付能力的多少來配置，而是由勞動者共同決定其人人必需的、最基本的需求，資源首先被配置到滿足這些需求的生產中，讓每一個人都能免費地分配到這些產品或服務而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即在基本需求方面，如衣、食、住、行、醫療保健、文化教育等方面實現「按需分配」，以保證每個人享有起碼的合理的生活條件。只有在免費分配的領域，才能使人人享有自由。剩餘的資源再被分配到次級需求及奢侈需求等並非人人必需的方面。這樣金錢所能起作用的範圍就減少了，不平等在基本需求方面不再存在了，只保留在金錢能起作用的領域。人類也逐漸開始擺脫對生存的恐懼和由此產生的積累的必要。隨著生產的發展，免費分配的產品逐漸增多，「按勞分配」的範圍更趨縮小，最終將完全排擠掉市場和金錢的作用。這就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這才是更為人道的資源配置方式。馮?哈耶克們會說這是對需求的專制。是的，象蒂托先生花幾千萬美元到天上玩了一遭，這樣的自由肯定不會存在了。但是千百萬人的基本需求不是比少數人的奢侈需求更重要嗎？難道這樣會使他們失去自由嗎？
鄭異凡先生承認「列寧聯合托洛茨基反對史達林是不爭的事實」，又認爲布哈林與列寧晚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與史達林一起反對托洛茨基的卻正是布哈林，他怎麼又會成為列寧思想的捍衛者呢？
事實上，布哈林這時也「開始欣賞鞭子了」，他已成為列寧所憎恨的「傑爾席摩爾達（果戈涅喜劇《欽差大臣》中的一個警察，動輒打人，列寧以此諷刺史達林集團）」當中的一員了。在與反對派的鬥爭中，與史達林不同，除了官僚式的強辭奪理外，他還更擅長繁瑣哲學式的詭辯，那些官僚們用於剝奪工人階級民主的理論大都出自他的創造。
史達林是毫無理論創造力的，在反對托洛茨基時，他倚仗布哈林；在與布哈林分道揚鑣後，他又不得不剽竊托洛茨基以反對布哈林。但這決不能說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主張相同。不僅史達林剽竊托洛茨基，這時面臨著自己也將被剝奪發言權的布哈林，也象反對派那樣要求恢復民主了。而史達林則以禁止派別、維護黨的統一為藉口，就象布哈林當初對待托洛茨基那樣，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布哈林，並對其發出了恐嚇：「你這些話是從哪兒來的？從托洛茨基那兒抄來的！」（斯蒂芬?科恩：《布哈林政治傳記》，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2頁）
史達林與布哈林的分歧是官僚內部的分歧，他們之間是能互相原諒的，而不會不共戴天的。布哈林被擊敗後，很快就變成了史達林的吹鼓手了。隨著史達林模式遭到了人們的反對，布哈林又被抬了出來，被推崇為一種不同於史達林的選擇。但事實是，恰恰是布哈林幫助了史達林的崛起。戈巴契夫開始進行「新思維」後，樹起了布哈林這面大旗，但不幸，這面大旗沒有引導著蘇聯走向光明，而是走向了毀滅，走向了黑暗。繼1928年其思想破產後，布哈林又經歷了一次思想破産，想必九泉之下，他也不會欣賞這種推崇的。
鄭異凡先生稱托洛茨基之所以反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因為他認為工人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必將與農民階級發生衝突，因而必須依賴西方工人階級的援助。但是，只要我們打開鄭異凡先生編寫的《「一國社會主義」問題爭論資料》一書，看一下托洛茨基本人的文章，就會發現工農衝突論其實是史達林與布哈林抓住他在1906年所說的一句話加以誇大歪曲罷了。托洛茨基駁斥了這種指責，並指出一國社會主義論是不顧生產力的世界性質━━各國服從生產力的國際分工及其之間有機地相互依賴的烏托邦，而在資本主義世界再來一次長期繁榮的壓力下，蘇聯必將垮台。一國社會主義與剝奪工人民主權利一樣都是蛻化的官僚集團的理想。看來，同史達林、布哈林一樣，不依照對方的本來面貌，而按自己所希望的樣子來描述，成為鄭異凡先生進行歷史研究的原則了。
鄭異凡先生認為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能夠進行「自我調解」，沒有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也就不會滅亡，因此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不現實的。
好一個自我調解，就象一個人疲倦後，美美地睡上一覺，又重新變得精神煥發了一樣。就象布哈林等人曾認為資本主義將自動崩潰而註定滅亡一樣，今天鄭異凡先生又認為資本主義因自我調解而註定不會滅亡了。庸俗的唯生產力論（也可以稱作機械唯物論、宿命論或自動論等）就這樣走向其反面了。
資本主義是一種生產關係。是沒有進行自我條件的能力的，它只能通過構成這一關係的雙方或幾方的鬥爭來進行。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只能通過組成這一生產關係的具體的社會力量，首先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來決定。
托洛茨基其實比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來回顧二十世紀的鄭異凡先生要「現實的」多，他比任何人都更早且更準確地預見到具備了一定條件，資本主義世界是能夠渡過其自1914年開始的長期危機的，而世界革命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可能取得勝利。
1921年，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世界經濟危機與共產國際的新任務》這一報告中，托洛茨基指出，資本主義世界並沒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歐洲革命的失敗而解決其矛盾，只是暫時處於不穩定的平衡之中，新的更嚴重的危機將不可避免。資本主義在危機中既不會自動崩潰，也不會自動地再恢復到長期的繁榮。危機的結局，取決於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誰能夠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方。假如共產國際作為工人階級的新生的領導力量，能夠採取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假如歐洲工人階級能夠具備十月革命中俄國工人階級的勇氣，將本階級的潛能全部發揮出來，從而將革命危機變成革命現實，那麼等待著資本主義的將是滅亡。但是假如資產階級打垮了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抵抗，強行恢復資本積累的國內條件，再同各國之間的鬥爭以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的秩序（或這兩種鬥爭同時進行），「假如歐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容忍資本主義為恢復國內的正常秩序而進行種種實驗，那麼不出20年或30年，歐洲就要犧牲工人2000萬到3000萬……只有犧牲一代工人，以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為首的新的世界資本主義平衡才能恢復。到那時，歐洲與美國的關係就如同過去西班牙與英國的關係。歐洲文明也將受到這個剛剛復興的資本主義的束縛而只能苟且偷生」。（這一預言與實現相比，不須做任何改動）（《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頁）
兩種可能性是都存在的，兩種可能性將通過鬥爭來決定誰最終會成為現實性。就象十月革命前夕，俄國資產階級的思想領袖米留科夫所說的「不是科爾尼洛夫，就是列寧」一樣，歐洲此時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不是蘇維埃的歐洲，就是法西斯的歐洲」。
1922年，墨索里尼剛剛上台，托洛茨基就警告「一個德國的墨索里尼」可能出現，這將決定歐洲的命運從而也決定蘇聯的命運。像魏瑪時期，資產階級對強大的工人運動無可奈何，而工人階級又不能奪取政權，這樣的局面是不會長期存在下去的。要麼是工人運動被摧毀，要麼是資產階級被推翻。不僅是德國，整個歐洲到處是魏瑪時期。
遺憾的是，歐洲工人階級援助的遲緩，導致了俄國革命的蛻化，俄國的蛻化又引起了共產國際的蛻化。面對著日益臨近的災難，社會黨在不能改良的時代卻又不願進行抵抗，成為對危險視而不見的駝鳥，而共產國際則是忽左忽右，自吹自擂，僅僅起到了一個社會黨的激進變種的作用。歐洲工人階級就在希法亭、考茨基、鮑威爾、阿德勒、勃魯姆、史達林、台爾曼、加香、多列士、狄亞斯之流的領導下，走向了自我毀滅，被希特勒、陶爾富斯、佛郎哥、貝當們踩在了腳下。革命在西班牙曾經變成了現實；但由於社會黨、共產黨盲目執行人民陣線政策━━也就是十月革命中孟什維克的政策，從而為佛郎哥的勝利鋪平了道路。
資本主義世界的長期危機━━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的成熟，而工人階級主觀領導的不成熟，這一矛盾決定了二十世紀人類的命運。面對著危機形勢，托洛茨基不停地向工人階級發出警告，並向其指出了避開危險走向勝利的道路，但這一切都被工人「領袖」們置之不理。「他的雷鳴電閃都虛擲了。」托洛茨基目睹著工人運動的毀滅，就像「一個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老醫師，明知按基本的服藥規則肯定能把一個心愛的人治癒，卻不得不日復一日地看著那些江湖騙子把它藥死。」（托洛茨基：《我的生平》附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頁）
在擊潰了歐洲工人運動後，資本主義世界又創造了奧斯維辛的毒氣室，德累斯頓的轟炸，廣島的核子試驗等最新型的人類文明成果，踩在數千萬具屍體上，開始了以美國為主導的新一輪繁榮（史達林在大戰中替資產階級火中取粟，也為此立下了不小的功勞）。
能將這一切稱為自我調解嗎？
鄭異凡先生說列寧認識到歐洲革命無望後，轉向了東方。列寧在什麼時候說過歐洲革命無望呢？鄭先生能夠拿出一點可靠的證據來嗎？在此我們就不拿大量的引言來反駁鄭先生了，以免讀者們厭煩。至於說起東方，那麼中國人民更不應該忘記托洛茨基。當中國共產黨在史達林、布哈林的「英明指導」下去充當國民黨的「苦力」時，不是別人，只有托洛茨基堅決反對，並指出了軍閥們即將開始揮舞屠刀。（「苦力」政策最終）使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和共產黨員付出了血的代價。
由於持庸俗的唯生產力論，鄭異凡先生既便是表示同意不斷革命論符合俄國革命的實際時，也表現出與托洛茨基的思想實質格格不入。鄭異凡先生認爲由於大戰期間「生產力的破壞，民不聊生，才出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拯救俄國的客觀需要」。托洛茨基則多次嘲諷了這種十月革命是由於生產力的破壞等因素所造成的「理論」。早在1904年，這時既無大戰，又是無生產力的破壞，托洛茨基就預言，俄國工人階級將在資產階級還未充分行使其統治職能之前，率先奪取政權，而這僅僅取決於俄國的社會階級結構和各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果真如鄭異凡先生所說的那樣，1922年大蕭條後，德國的生產力也遭到了極大破壞，那麼上台的不會是希特勒，而必定是德國工人階級。
寫到這裡，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了，托洛茨基既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死敵，也是欲與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妥協的史達林官僚集團的死敵。史達林將其驅逐出境後，各「自由」、「民主」的國家也紛紛落井下石將其拒之門外，整個世界對於他成了個「沒有簽證的星球」，甚至托洛茨基的腦袋被史達林的刺客打碎後，最自由的美國也不許其骨灰入境安葬。
鄭異凡先生稱史達林將托洛茨基與布哈林捏在一起審判是個罕見的鬧劇。其實，鄭異凡先生將托洛茨基與史達林捏在一起，才是個罕見的鬧劇。
二十世紀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比托洛茨基更「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但是資產階級和官僚或是對其進行肆意的歪曲，或是故意對其保持惡意的沈默，使托洛茨基變為最不被理解的人了。
當我們拋棄這一切歪曲和沈默，重新打開他的著作後，就會發現這其中蘊藏著二十世紀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托洛茨基以及他所代表的派系完全不考慮人性的複雜性和國際形勢的複雜性，一味追求原教旨共產主義。在此基礎之上，其理想註定只是破壞力極大而毫無實際建樹的烏托邦。
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當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但起碼是個有階段性建設性意義的模式。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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