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索爾仁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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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仁尼琴（以下簡稱索氏）是著名的文學家和持不同政見者，１９７０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然而，與其他持不同政見的文學家不同的是，他是被蘇聯最高領導人一手捧紅的！

　　１９４５年，索氏只因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斯大林為「大鬍子」，遭蘇聯當局判刑８年。刑滿後再度被流放到哈薩克，直到１９５６年蘇共２０大以後獲得平反，隔年恢複名譽，此後在梁贊市中學當數學老師。

　　１９６２年，赫魯曉夫為了進一步打倒斯大林體制，在其鼓勵和親筆批准之下，索氏所寫的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被公開發表，銷售達80萬本。

　　１９６３年３月１０日《真理報》報道了赫魯曉夫親切接見索氏的消息，報道中，赫魯曉夫盛讚了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稱其為「一部從黨的立場真實地闡明那些年代蘇聯實際情況的作品」，是一本「重要的書和需要的書」。

　　籍籍無名的索氏適應了政治需要，終於一夜成名！

　　然而，好景不長，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赫魯曉夫在一次政變中下台。索氏一榮俱榮一毀俱毀，１９６５年３月，《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被公開批判，此後他的困境日益加劇，作品被禁止，住宅被搜查，行蹤被監視……

　　１９６７年，索氏給蘇聯四次作家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散發「公開信」，要求「取消對文藝創作的一切公開的和秘密的檢查制度」。兩年後的１９６９年，蘇聯作協終於受不了了，開除了索氏。

　　１９７０年，索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１９７３年，揭露蘇聯整個勞改營內幕巨著《古拉格群島》在巴黎出版，徹底觸怒了蘇聯當局。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２日，索氏以叛國罪名被逮捕，並強制押上飛機將他驅逐出境，但索氏不服，臨行前立下誓言：「我將活著回來」。

　　儘管索氏被蘇聯官方所否定，然而，在西方世界卻獲得了極大的榮譽和評價，聲名如日中天，被稱為２０世紀俄羅斯最偉大的良心之一！

　　然而，索氏的故事遠非如此簡單……

　　到了索氏晚年，世界主流媒體給其聲譽和評價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更多的評價變成了「充滿爭議」、「極富爭議」……甚至有人說，索氏因為在監獄呆了太長時間，性格已經扭曲，精神已經不正常，已經瘋了，等等。

　　到底發生了什麼？

　　１９７５年，索氏開始在美國定居，當他親身享受到了西方世界的人性光輝照耀之後，其思想卻發生了轉變。

　　１９７８年，索氏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令西方世界大跌眼鏡的是，在演講中他對西方的法制、自由、新聞……進行了批評。在這篇轟動一時的講話中，他將美國稱為精神上的矮子，沉於庸俗唯物主義，只知享受，目光短淺，缺乏毅力，沒有追求……

　　此後，他一邊在西方世界流亡，一邊不斷指責西方社會的道德墮落，新聞媒體不加節制地對個人隱私的侵害等……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７日，索氏終於回到了俄羅斯，指責葉利欽推進的「激進市場化」的「休克療法」政策是共產主義之後的另一次悲慘的試驗，認為葉利欽領導的俄羅斯腐敗和物質主義盛行。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８日，索氏在國家杜馬發表講話時說，現在俄羅斯走的是下條「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謬的道路」，今天實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頭政治」。他把俄羅斯發生的事情稱為「20世紀90年代的一場大災難」，把俄羅斯社會叫做「殘酷的、野蠻的、犯罪的社會」。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１日，索氏８０大壽，他拒絕了葉利欽頒給他的「聖安德烈勳章」，說：「目睹俄羅斯從歐洲強權的巔峰，墮落到當前如此悲慘的地步，我無法接受任何榮譽。」

　　２０００年索氏稱：「葉利欽時代的結果是，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礎領域都被摧毀或洗劫……我們還要繼續洗劫和摧毀俄羅斯，直到一切蕩然無存嗎？」

　　2007年6月，索爾仁尼琴接受了普京為他頒發的「國家榮譽獎」。普京曾擔任俄羅斯聯邦安全服務局(FSB)的局長,而FSB的前身正是曾給索爾仁尼琴帶來苦難的克格勃(KG B)。對於接受普京的頒獎，索爾仁尼琴的理由是：「現在的『國家榮譽獎』並不是由總統以個人名義頒發的,而是經過專家的評選而頒出。我有幸憑藉對國家、對人民的尊重得到提名並最終獲獎。在今年的國慶日,總統作為國家元首向我頒獎。在接受這一榮耀的同時,我也表示,我希望俄羅斯的苦難歷史——我用了畢生精力來向人們努力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能夠讓人們和俄羅斯以史為鑒,保持清醒頭腦......」
　　……

　　索氏的轉變如此富有戲劇性，以致於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其評價都充滿了複雜糾結的心態：

　　右派們津津樂道的是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前後的索氏，並利用他當時的形象來反對左派的所謂暴政、極權等等。比方說，索氏曾經猛烈批評、醜化斯大林，並誇大斯大林時期勞改營里的死亡數字。但是，當索氏晚年又將斯大林看成是偉大人物時，右派們對此有點手足無措，甚至惱羞成怒，稱他是一個「守舊的該死的老棺材」！

　　左派們則力捧索氏晚年的態度和認識，認為其表態是對蘇聯的懺悔。然而，他們卻似乎忘了曾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他們把索爾仁尼琴認定為西方政治的產物，以否定他的價值，甚至無視索氏晚年依然對列寧持批判態度。

　　索氏之所以在晚年會有如此毀譽參半的評價，我想蘇聯詩人葉夫圖申科的評論能夠給出合理的解釋：

這位作家的出現，從一開始就主要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文學事件；他的」藝術潛力」曾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閃現」過，但是後來」在走出文學的圈子後就沒有能再回到文學中來」！

　　事實上，從索氏被赫魯曉夫捧紅開始，到被西方世界奉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象徵，索氏始終不過是被政治利用的角色而已！

　　索爾仁尼琴已經去世，他的衣缽傳人卻正塵囂甚上！

我記得我以前評價過他
索爾仁尼琴是極少數符合白右價值觀的俄羅斯人
然而他依舊是俄羅斯人
他不是波蘭人，不是烏克蘭人，不是韃靼人
在他眼裡，民族沒有平等，只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而猶太人就是被征服者
這也是為什麼索爾仁尼琴執著於錫安主義陰謀論的根本原因，因為在他眼裡，猶太人這種劣等民族怎麼能夠在蘇聯政治體系中登堂入室，佔據高位？
於是布黨、共產主義都成了他心目中錫安主義巨大陰謀的一部分，而海對岸的華爾街，恰好也是猶太人云集。
所以說他為什麼反「liberal」（實際上索黑的是整個西方現代政治）你們應該有點B數了

大家還記得艾青的兒子吧

本來不是很喜歡他

後來他去德國宣揚德國也要收留難民的時候

突然感覺，他和索爾仁尼琴是一類人

不搞雙標，聖母就聖母

是真心的相信自己宣揚的東西

雖然不喜歡他們，但是也挺可愛的

不像國內很多搞雙標的人，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和發生在國外，他們嘴臉是不一樣的

比如都是遊行過程中地痞流氓混進去打砸搶，如果遊行是反對當地政府的，那打砸搶都是值得誇獎的，如果遊行是反日之類的民族主義遊行，那打砸搶就是暴民了···

以上

不管是當初反蘇聯，還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一落千丈懊悔不已

都證明他還是為自己國家好的

艾青的兒子可能不為國家好，但是不搞雙標，真聖母···對別的國家也不好···

人家就是希望你們這些有錢的歐洲人要收留難民啊··············

（說起來，當初美帝大開方便之門，古巴高興的啊，直接開綠色通道把這些人打包往美帝送，結果美帝直接叫停）本來么，換成中國就是，我想要的是錢學森愛因斯坦，你特喵的打包給我送甘地曼德拉戈爾巴喬夫······

索爾尼仁琴就是一個反西化的斯拉夫派，一個沙皇主義的東正教徒。用網路流行語，「皇俄」一個。
在他的看來，沙皇俄國就是個「完美社會」（可這個完美社會居然誕生了布爾什維克這個魔頭，一定不是沙皇小父親的錯，一定是猶太人，德國人的陰謀）。雖然在沙俄時期，斯拉夫派就大罵彼得一世毀了俄國。
在他的《紅輪》里，彼得-斯托雷平才是俄國的救世主，他想像的那個「斯托雷平」將是俄羅斯民族的救星。可事實上，斯托雷平解散村社，製造富農才是俄國西化的釜底抽薪之舉。斯托雷平改革後的俄國，絕對比他痛心疾首的，在20世紀末看到的那個「傾塌的俄羅斯」要更「野蠻」。
可人總是要有夢的。弗-普京就是他的新夢。幸好，他在這個夢裡，就死了。

我個人覺得，索爾仁尼琴的厲害之處在於他的經歷。寫勞改營的人里，他是少有的親身經歷過勞改營的。就憑這一點，索爾仁尼琴就足以被銘記。

但是真論文學性，索爾仁尼琴作品的文學性並不強，《古拉格群島》太長了，而且有很多地方重複，絲毫不顧讀者感受，真想了解古拉格還不如看《古拉格：一部歷史》。《癌症樓》的結尾處也有為蘇聯赫魯曉夫時代「解凍」政策歌功頌德的印記。《紅輪》就更厲害了，好幾十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讀完過。《第一圈》我覺得是他作品裡最好的。不過對他的大多數作品，我是欣賞無能的。

說句題外話，在批判蘇聯的作品中，我覺得最好的是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麗特》。

晚年索爾仁尼琴成了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不是貶義），發表了一系列政論，對俄羅斯的未來憂心忡忡。索爾仁尼琴應該是俄羅斯思想界「斯拉夫派」的最後一位傳人，拒絕西化，認為俄羅斯的就是最好的。除了眾所周知的「西方文化腐蝕俄羅斯」的論斷，他還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中國人都好鬥善戰，早晚有一天會搶走西伯利亞（這一點「皇漢」們肯定會贊同。他的言論請參看任光宣《俄羅斯文化十五講》最後一章）。他還是普京的腦殘粉，非常討厭戈爾巴喬夫。不知道俄羅斯年輕一代人中他的理論還有沒有市場。

老索我不討厭他，特別是見多了胡適，余傑，張愛玲之流，我甚至對他還有點好感，都是同行襯托的好啊！

首先，《古拉格群島》雖然為黑而黑的痕迹比較明顯，但老索也是正兒八經蹲過數年的，反映的起碼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單從這點看，人家比安蘭德，方方真是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了。

其次，這哥們雖然寫的比較天馬行空，但是包括他在監獄接受癌症手術，在哈薩克沒有被特別迫害，這些事他在蘇聯和西方都是承認的，在基本事實面前還算文人里比較有原則的。

最重要的是，老索和《河殤》流的逆向民族主義者也不是一類人。人家在蘇聯批官僚主義，在自由燈塔也批資本主義的奢靡浪費。蘇聯解體後看到滿目瘡痍的俄國雖然也不反思自己，但是反思葉利欽也是很積極的，沒有因為新權貴接納了自己就跪舔，從這裡看這位確實是文人中的一股清流。
相比於那些把自由民主，民族獨立當政治投機口號的文娼，老索也是很有個性的一個人。

被時代大潮拱到風頭浪尖的俄羅斯人。
如果不是批判蘇聯，讓西方欣賞，他不會被追捧。
但蘇聯亡了，俄羅斯隕落又憂心。西方不是好東西。又被西方拋棄。
當然，很有良心，他不因誰捧他就歌頌誰。但又很平庸的知識分子，只顧批判了，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麼，只是永恆地不滿。思想方面沒有什麼建樹。前後矛盾。
他是個俄羅斯普通人，老憤青。
共產主義學堂：eziv587

看完了前三卷的《紅輪》，頗有感觸。
索氏反不反共？反。他的立場沒有任何含糊，但反共的同時，他也反西方（他認為布爾什維克就是西方的極端體現）。放在《紅輪》里，就是極反對十月革命，也反對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部分沒能看到不討論，二月革命從上到下可是被索氏罵了一遍的。偏左的克倫斯基嘩眾取寵，杜馬議長羅江科只會意淫，前線大員魯斯基滑頭無恥，尼古拉二世麻木不仁，皇后簡直是個瘋子。紅輪里只有一個正面歷史人物——斯托雷平。在我看來，這也就是索氏的觀點——什麼政治理念，列寧主義也好，民主自由也罷，都是扯淡。他的政治理想，估計也是以俄羅斯民族東正教為核心的實用主義？說不好，但他更像是一個「反革命者」，無論是左派的社會革命，還是右派的民主革命，他都反對，他喜歡斯托雷平這樣做事的人。
索爾仁尼琴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繼承了《戰爭與和平》的純種俄羅斯人，不是個反共的工具，也不是個屈膝普京的懦夫。不能一邊在反共的時候拉出來當盟友，一邊在批判普京的時候拉出來當靶子，更不能像某位朋友一樣，只承認反共的索爾仁尼琴是「好作家」，反美的索爾仁尼琴就不是「好作家」。屁股決定審美，也是很遺憾的事情。
最後還是推薦一下《紅輪》吧，神作。書裡面那些無恥無知，遇見事情就怪政府和體制的左派，今天對應的是誰？哈哈。天道好輪迴，誠不我欺。

一個只能活在自己的夢裡而無力正視現實，也沒有勇氣和能力改變現實的無能之輩。

評價和影響

索爾仁尼琴比蘇聯活得更長了17年，這個曾經被他抨擊、開除他的公民資格並將他驅逐出境的超級系統，已於1991年宣告解體。有人說「索爾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後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代表了俄羅斯的良知，而他的一生飽經磨難，卻足以燭照未來。

很多西方人視其為與蘇聯當權者鬥爭的偉大文學家與英雄，但索爾仁尼琴又抨擊所有的民主派，資本家，個人消費者，自由主義者等，在他們眼中索爾仁尼琴是個難以理解和面對的人。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曾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流亡的1970年代警告總統福特不要接見索爾仁尼琴，並於備忘錄上寫道：「索爾仁尼琴是個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主張是一件令追隨他的異見者都覺得尷尬難堪的事。接見他不僅會得罪蘇聯，還會因其政治主張在美國及各盟國中引起論戰。

摘自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
維基百科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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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推崇的右翼美國華人政治評論家曹長青 wikipedia.org 的頁面評論索爾仁尼琴的幾篇文章

INDEX

1.被冷遇的索爾仁尼琴

2.索爾仁尼琴的道德光芒與理性陰影

3.索爾仁尼琴向權力獻媚

4.斯拉夫主義害死索爾仁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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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冷遇的索爾仁尼琴

曹長青

「俄國正在知識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國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大是向俄國施壓的西方陰謀」，「俄國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奴隸」，「俄國社會將毀滅┅┅再過一個世紀，字典里『俄國』這個字眼，就可能慘遭刪除┅┅」

這不是一個無知狂妄的俄國青年的胡言亂語，這是79歲的索爾仁尼琴（港台譯為索忍尼辛）在他的新書《崩潰的俄國》（Russia in Collapse）中的預言。《紐約時報》報道這本書時說，此書是索爾仁尼琴四年前返回俄國寫的第一本書，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冊。

這位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書頭版竟只印了五千冊，對此，俄國另一名當年的持不同政見者麥德維耶夫（Medvesev）評論說：「令人吃
驚的是，這樣的大作家出書只能印五千冊，說明俄國人對索爾仁尼琴失去了興趣。」莫斯科的年輕批評家阿邁林（Grigory
Amelin）更尖刻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沒有人看他的書。」

●比盧布貶值還快的聲望

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1989年被允許在莫斯科出版時，發行了100萬冊。僅僅不到九年，這位大作家的聲望竟比盧布貶值還快。他剛回國後在全國電視
上主持的「交談節目」因收視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講話也沒有媒體關注。這次出書也幾乎沒有報紙報道。麥德維耶夫說，「他的名字使他的文章仍在報刊上
發表，但沒有人看。」

為什麽一位反抗共產主義的英雄，享譽世界的作家，被視為俄羅斯良心的巨人，今天卻被他的同胞離棄？

有人認為，這位作家的思想與俄國社會嚴重脫節，「已完全過時」，成為「行走的骷髏」。但更根本的原因是，這位作家雖然一生都在反抗共產主義，但他內心深處
的思想觀念和共產主義的兩個最重要的價值是沒有多大區別的，一是視國家利益高於個人自由，二是追求人人平等，均貧富，恐懼私有財產。除此之外，他還強調民
族傳統，反對西方文明。

●斯拉夫民族沙文主義

索爾仁尼琴回國後開口閉口都是教導人們「要愛國」，強調「只有愛國主義才能凝聚起俄國人民。」（這種語言很像當年蘇共《真理報》上的話。）他在美國起程回
國時，曾刻意展示他是一個「愛國者」，在機場向記者們炫耀他的「蘇聯護照」（除索爾仁尼琴外，他的家庭所有成員包括妻子和三個兒子都加入了美國籍），他舉
著「共產蘇聯」發給他的那本護照對記者們說，「雖然不幸運的是這上面印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但不管怎樣，它畢竟是一本蘇聯護照。」一個自由作
家，流亡了20年，還認為國家所屬比「自由人」的身份更重要。

這種「俄羅斯國家情結」使索爾仁尼琴不能滿懷欣喜地去欣賞大蘇聯解體後人民獲得的自由和尊嚴。而是高聲抱怨，並為失去的大國疆土而悲嘆。

大蘇聯解體後，在多數分出去的小共和國中，俄羅斯人成了「少數民族」。索爾仁尼琴對此強烈不滿，他認為這是「企圖壓倒俄羅斯民族的陰謀」。他在書中激憤地
質問：「俄羅斯民族為什麽要受制於少數民族？」在索氏的民族觀中，大俄羅斯民族應該永遠高於其他民族。他主張「重建大俄羅斯」，因此，在俄國和車臣的兩年
衝突中，他一直譴責車臣「分裂」，而無視俄軍鎮壓車臣人民的殘酷。連客觀報道這場衝突的「自由歐洲電台」也被索爾仁尼琴指責為「有點像車臣的電台」，而恰
恰是這家自由電台當年向蘇聯廣播了他那些被禁的文章和演說。

●平等均貧富的烏托邦

俄國在走向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貨幣不穩，物價動蕩，貧富拉開。索爾仁尼琴對此激烈批評，認為統治精英摧毀了「俄國工業」，「私有化」是把祖產廉價轉到「少數人手裡」。他大聲譴責社會貧富不均，批評人們「不擇手段地追求利潤」。

但索爾仁尼琴忽視了，或者說從來沒有明白過，擁有私有財產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賦權利之一。只有保障人們私有財產的權利，充分實行自由交換「私有財產」的市場經濟，人民才可能富有，社會才能繁榮。

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貧富差別，出現「不平等」。在自由（競爭）和（財富不能）平等之間，西方思想家向來主張自由第一。他們強調的是「機會的平等」，
而不是財富的平等。在自由競爭、優勝劣敗的社會，不可能有財富的平等。那種一味強調「財富平等」的社會，最後一定是既沒有自由，更無平等。共產主義就是這
樣，在「均貧富」的「烏托邦」運動中，沒收了私有財產，剝奪了個人自由，結果共產黨成了吉拉斯筆下擁有一切特權的「新階級」，使社會更沒有平等和公義可
言。

●「既不懂俄國，也不懂西方」

索爾仁尼琴這種「俄羅斯至上」和反對「私有制」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對西方持抵觸的態度。他呼籲，「不要嘗試把西方的經驗強迫地嫁接到俄國。」
「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精神，必須產生於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氛圍。」在索氏的語彙中，經常見到的是「我們，我們」，而幾乎沒有「他們」和「世界
價值」（Universal
Value）。索爾仁尼琴指責今天俄國的走向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是「數典忘祖」，說它造成了俄國人的「道德危機」。他疾呼：國人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歷
史和文字，不以身為俄國人為榮，俄國社會將崩潰。「未來十年，我們將萎縮到非洲國家的水平，現在我們已經被別人這樣對待了！」

麥德維耶夫批評索爾仁尼琴說，「他反對社會主義，他反對資本主義，他不知道他到底要什麽。」而阿邁林更直截了當：索爾仁尼琴「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國。」

索爾仁尼琴在歐洲呆了兩年，然後在美國住了18年，為什麽不了解西方文明的真正價值呢？因為在這20年中，索爾仁尼琴一點英文也沒有學，更不屑於去了解西
方社會，只是躲在美國佛蒙特州鄉下小鎮用俄文寫他的《回憶錄》。在啟程回國開記者會時，他還是靠在哈佛讀書的小兒子做英文翻譯。

●被淘汰的「電腦」

索爾仁尼琴的教訓是，我們反對共產主義，不能僅僅是反對它給我們帶來的苦難，更重要的是要反對造成苦難的那套價值觀念。共產主義的核心就是國家民族至上，
消滅私有財產，均貧富，要平等。這種希望均貧富，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俄羅斯作家中是有傳統的。當年遠比今天的索爾仁尼琴更有影響力的大作家托爾斯泰就用了幾
十年的時間奮力疾呼取消私有財產，均貧富，要平等。和托翁齊名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是支持社會主義理論的。這種思想二十世紀初在俄國深入人心，所以列寧
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席捲蘇聯。共產主義首先在俄國成功並不是偶然的，它與俄羅斯作家們廣泛地傳播了平等和均貧富的觀點是有直接關係的。

共產主義的另一個核心是國家和群體至上，剝奪個人權利和自由，否認個人價值。而我們今天提倡西方文明，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為它的核心價值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至上，高度肯定個人價值，是更有人性的，更高的文明。

無論哪國的知識分子，人來到西方，絕不等於了解了西方，更談不上把握了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有意識地學習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呆一輩子，也會像索爾仁尼琴一
樣，根本不了解西方文明的價值。人的大腦就像一台電腦，不是把它搬到西方，它就可以自動地「西方化」了，如果不主動地去「清除」（delete）那些舊的
「共產軟體」，重新安裝（install）新的文明價值，並不斷「更新」（upgrade），那麽這台電腦無論在西方放了多少年，還是一台二八六，落得像
索爾仁尼琴一樣被淘汰的命運。

（載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8年10月25日）

1998-10-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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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仁尼琴的道德光芒與理性陰影

曹長青

索爾仁尼琴的道德光芒

中國人對索爾仁尼琴的熟悉，主要來自他對獨裁專制的反抗，但對他那巨大的道德勇氣完全來自一個虔誠的基督對上帝的信仰這一點，似乎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二
戰快結束的時候，索爾仁尼琴因寫信批評斯大林被捕，在服役期間被關進他後來稱為「古拉格」的蘇聯集中營。他在傳記中寫道，被捕的那天，是認識到悔改並走向
神的開始；他的第一間牢房，是他的「情人」，在那裡他才開始了解自己的內在生命，傾聽靈性的聲音，最後找到上帝。在蹲監禁和做苦力的雙重煎熬下，禍不單
行，他又得了腹腔癌。但真是「禍兮福所至」，在手術做完的後半夜，他和躺在另一張手術台的一位基督徒囚犯進行了對他一生來說最關鍵的交談。據他回憶，雖然
在黑暗中看不清對方的臉，但那位同樣反對斯大林專制的基督徒醫生，詳細講解了自己的人生，尤其是怎樣從猶太教轉成基督徒的心路歷程。在那個漆黑的夜晚，索
爾仁尼琴不僅聽清了那洋溢著福音的聲音，而且那些話語，像光，照亮了他心中的黑暗；像鹽，給了他後來作為作家試圖治療人類心靈腐爛的永恆藥方。

大
概是上帝的旨意，那位基督徒醫生和他講完話後，第二天清晨就死在手術台上，榮歸天國。正是由於索爾仁尼琴的宗教情懷，使他的作品繼承了俄國偉大的基督徒作
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所高揚的道德傳統。索爾仁尼琴在
1970年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書面致詞中，曾極力讚賞陀斯妥也夫斯基，稱他是一個具有「洞見真理能力的作家，一個很奇妙、充滿智慧之光的人。」

陀
斯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能夠在十九世紀中葉就預言了二十世紀的血腥暴力，是因為他從歐洲知識分子開始拋棄上帝、走向純理性和物質主義之中，看到了其背後的恐怖
﹕「不信神，就什麼都信」。隨後的歷史迅速證明了﹕斯大林們，希特勒們，尼采們，黑格爾們，弗洛伊德們，馬克思們，以純理性改造社會的烏托邦，把世界拖入
無盡的災難。而索爾仁尼琴，則由於親身經歷了二十世紀人類的深重苦難，他的作品更是以激憤、控訴的色彩，描繪那個挑戰上帝的黑暗時代。

美
國作家艾力克森（ Edward
Ericson）在《索爾仁尼琴道德的形象》一書中說，索爾仁尼琴是「一個燃燒著理想、信仰，具有動人生命史的人。」他在俄國作家中對專制獨裁政府最有進
攻性、批判性。但他的反抗，和其他東歐異議作家不同的是，他不是政治和文學層面的反抗，更不是從經濟角度控訴赤貧，而是在信仰的根基上，進行道德——良知
層面的反抗。

索爾仁尼琴認為，是由於無神論，造成了斯大林的烏托邦和暴政。獨裁專制世界是一個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世界，沒有愛，沒有公
義，沒有信仰；它只要宣傳口號，用所謂階級平等，改變了外在的社會環境，而根本沒有改變人的內心，反而使人心的惡更為泛濫。索爾仁尼琴認為，善和惡的界線
並不在於國與國、黨與黨、階級與階級、或種族、地緣、血緣之中，而在於人的內心。革命可以摧毀承載惡的人的肉體，以及其生存的外在環境，但摧毀不了邪惡本
身。因為人的惡（原罪）是與生具來的，是人類始祖偷吃禁果的後果。不管有沒有「革命」，邪惡都會存在。但革命會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導致邪惡更大範圍地蔓
延。

相信上帝的索爾仁尼琴根本無法接受西方啟蒙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對人類進步的解釋，因為邪惡不是經濟狀況的產物，而是濫用了神所賜給
人的自由。索爾仁尼琴曾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認為「時間沒有救贖的能力」，反而會帶來更大的不幸和悲劇。也就是說，對於一個人而言，如果沒有基督信仰，沒
有屬靈的生活，不論他有多少「時間」，活多長，經歷多複雜，多豐富，其心靈成長、愛的能力都不會隨年齡而自然成長。時間本身，壽命長短，並不能自然地帶來
救贖和人性的提升。不僅不能，反而還會因為「時間」的延長，也就是經歷的豐富，而使人心負面積澱增多，慾望和原罪更蔓延。

人類整體和世
界的發展也是這樣，如果沒有了神，那麼人類不論繁衍幾千年，世界不論有多麼久的歷史，最後社會不僅不會真正進步，反而會爆發更多的災難，二十世紀就是典型
的例子。因為失去上帝之「光」，世界只能更多陰影，丟掉了耶穌的道德之「鹽」，人類會加快腐敗。說到底，沒有上帝，就沒有了絕對的道德標準，人類就會為所
欲為。因此索爾仁尼琴一生都在其作品中傳播基督信仰，主張作家要做的，是幫助人明辨是非、善惡；並強調，基督教不是空洞的教條，而是治療人心靈的源頭活
水。「而只有在靈性和道德的基礎上，公義和人性的制度才可能建立。」

索爾仁尼琴對文學創作的定義是，小說必須能夠符合那些主宰一般人生活的道德準則才行。因為人同時具有行善和做惡的兩種能力，而人這兩種能力的表現，在《聖經》里被表現的淋漓盡致，所以應是藝術家的永恆主題。

因
此從索爾仁尼琴最早期的作品，就滲透著對這些永恆價值的探究。在他初期的劇本《風中之燭》中，就探討了這種主題。該劇本的原名是《你的心內之光》，就是引
用路加福音中的話，比喻人的良心好比是燭火，而二十世紀啟蒙運動後的人生觀像是外來的強風，它以人類自由意志的名義將人心中良知的燭火吹滅。劇本的主角叫
「亞力」，和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同名；經歷也相似，很像是索爾仁尼琴的精神自傳。亞力經常說，「上帝祝福你，監獄！」他認為，「苦難是靈魂成長的杠
桿」。

該劇否定了兩種價值觀﹕一是科學烏托邦主義——世上所有問題都有理性的解決之道。二是倡導感官享受，及時行樂，畢竟人生苦短，而
且只有一次。索爾仁尼琴認為，這兩種觀點殊途同歸，最後都是肯定現世，而不是信仰的境界。在哲學上都是物質主義，而不是服從上帝、遵從耶穌的靈性世界。這
個劇本是所有索爾仁尼琴的文學作品中唯一沒有以蘇聯為背景的，但卻是最早以上帝和信仰為探究中心的作品。

索爾仁尼琴的成名作是描寫勞改
營生活的《伊凡．丹尼索維奇生命中的一天》，並因此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部藝術性並不十分強、描寫蘇聯勞改營生活的短篇小說，之所以能夠引起重視，主要在
於索爾仁尼琴在這裡提出了一個本質性的問題﹕並不是斯大林對人不人道，而是人對人的不人道；斯大林並不是歷史上人性進步過程中的某個失常狀態，人類心靈中
的邪惡是一個永恆的世界性主題。小說的主人公伊凡這個形象的閃亮之處，是他那種忍辱負重、堅守最起碼的人性尊嚴底線的努力，他展示，無論專制的殘暴把人貶
低到何等地步，都無法把人性徹底泯滅。人雖在原罪驅使下墮落，但上帝的影像依在；本來屬靈的人心可以被邪惡敗壞，同樣也可以借上帝的恩典而得到救贖；「良
心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更有價值。」

後來索爾仁尼琴寫的《古拉格群島》和《癌病房》等作品也是這樣，提出「人為什麼活著」，也是人類生存
的終極問題。在這些作品中，索爾仁尼琴對蘇聯的專制制度的譴責和批判，不是注重其政治上的罪惡，而是它的道德性的罪惡。索爾仁尼琴認為﹕人類只有通過對耶
穌基督的信仰，才能找回靈性，建立道德的根基，因為「道德植根於靈性」；人類只有經由它，心靈才可能更新，才會有愛、憐憫、公義、寬恕等神性；只有對上帝
的信仰，才能作為人性道德的基礎。所以索爾仁尼琴在領取諾貝爾獎的書面演講詞中清晰而堅定地表示﹕我絕不相信這個時代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正義和良善的價
值觀，它們不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動無常的，它們是穩定而永恆的。而這個價值觀，就是基督信仰，就是《聖經》中的絕對道德標準。

索
爾仁尼琴和那些著名的東歐異議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不僅看透了蘇聯的邪惡，也看清了尼采們以「上帝已死」為口號的啟蒙主義所帶來的災難性；同時以巨大的道
德勇氣，隻身挑戰龐大的斯大林政權和整個獨裁帝國，因為他堅信﹕「極權主義社會絕非永久和不可動搖的」，「減弱它們穩定性的因素，就是宗教意識的復甦，它
是極權主義要求全面控制人類精神制度的天敵。」美國作家斯卡梅爾（ Michael
Scammell）曾說，蘇聯解體後的克格勃秘密檔案揭示的索爾仁尼琴，是「個人與巨石搏鬥」的英雄傳奇，展示了一個知識分子獨力抗爭專制暴政的智慧與勇
氣。蘇聯解體後，索爾仁尼琴寫的第一本回憶錄，書名就是《牛犢頂橡樹》，由這個書名可以想像到，一個倔強的老人，一肩抗著人類的道德旗幟，一肩背負著俄羅
斯的苦難，韌性地跋涉，絕不回頭，絕不妥協；像一隻牛犢，執拗地頂著堅硬的橡樹，在歷史長河的背景下，定格出永恆的抵抗形象。他之所以堅守在道德層面而不
是政治層面的反抗，就因為他的準則是﹕永恆的比暫時的偉大，天國的比人間的偉大，靈性的比政治的偉大。

1983
年，索爾仁尼琴接受鄧普頓獎（Templeton）演講時說：「超過半世紀以前，我年紀還小的時候，已聽過很多老人家解釋俄羅斯遭遇大災難的原因：『人們
忘記神，所以會這樣。』從此以後，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時間研究我們的革命歷史，在這過程中，我讀了很多書，收集了很多人的見證，而且自己著書八冊，就
是為了整理動亂後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簡地說出是什麼主要原因造成那場災難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萬同胞的生命，我認為沒有什麼比重覆這句話更
為準確：『人們忘記了神，所以會這樣。』」

索爾仁尼琴的理性陰影

索爾仁尼琴挑戰獨裁專制的智慧和勇氣，使他不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俄國民眾中都享有巨大的聲望。蘇聯帝國垮台後，很多俄羅斯民眾盼望索爾仁尼琴回國出任政治領袖，當年的一項民調顯示，48%的俄國人支持索爾仁尼琴出任俄羅斯總統。

但
索爾仁尼琴在回國之際向《紐約時報》記者說：「我回國後不會謀求任何官方職務。但是，對於使俄羅斯人民從過去沉重的狀況中解脫出來，恢復健康的精神生活，
我將發揮影響力。」這位崇尚精神價值的作家回到俄羅斯，就對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俄羅斯現實提出很多批評。他大聲譴責社會上諸種見利棄義，貪污舞弊，和「大
款」的揮霍奢侈，「新貴」的撒謊欺騙，始終保持做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承擔監督權力者、針貶社會腐敗的角色。即使被邀請到俄羅斯國會演講，他仍然率直地批
評政府官僚機構的膨脹和腐化，指著議員們尖刻地說，「很多專制官僚只是在身上刷了一層民主油漆，就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派。」

索爾仁尼琴在結
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後，不是從美國直飛莫斯科，而是經由阿拉斯加飛到西伯利亞，飛到當年曾關押他的勞改營總部所在地。當他經過四千多公里的旅程，從飛機走
下來，面對歡迎的人群，他第一個舉動是俯身用雙手撫摸西伯利亞的土地，一字一句沉痛地說：「我到這裡向這塊土地哀思，成千上萬的蘇聯人當年在這兒被殺害，
並埋葬在這裡。在今天俄羅斯迅速政治變革的時代，人們太容易遺忘過去的幾百萬受害者。」索爾仁尼琴在演講中強調要調查當年專制政府的罪惡，要追究迫害者的
罪責。他主張，像德國追究當年納粹罪行一樣，俄羅斯人要追究專制黨徒的罪惡。面對一些俄羅斯人提出要忘掉過去，向前看，尋求「全民和解」和「民族和睦」，
他反駁說：「離開精神凈化，不會有真正的民族和睦。」「當年的殺人者、迫害者必須承認錯誤並懺悔。」他說，對他個人來說，他不仇恨任何人。但「我將永遠不
會原諒那些在西伯利亞迫害和殘殺了幾百萬同胞的人。」索爾仁尼琴認為，只有追究了過去的罪責，「過去」才不會重演。一位對此同感的俄羅斯海軍軍官說：「索
爾仁尼琴回來了，古拉格就不會回來。」

但索爾仁尼琴回國後的言行，也暴露了兩個致命弱點：否定西方文化價值和宣揚民族沙文主義。索爾仁尼
琴在演講或接受記者採訪中，對西方文化進行了抨擊。他認為西方文化是墮落的，他把西方流行音樂視為「鐵幕下滲進去的污水」，並痛斥西方社會的搖滾樂、色
情、犯罪和槍殺等。他的結論是，「俄羅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經驗。我們的生命、精神等，必須植根於我們自己的傳統，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環境。」索爾仁
尼琴還批評「俄羅斯人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不以身為俄國人為榮」。他還特別憂慮他信奉的東正教正逐漸被進入俄國社會的其他西方教派所取代。

索
爾仁尼琴的這些言論，顯示著他對西方文化價值的錯誤理解，因為西方文化並非就是搖滾樂、色情和暴力等，它的主要價值是「古典自由主義」，或者說是以基督信
仰為核心的文明。它制度性地、盡最大可能地保障個人自由，視人的自由為最高價值，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為了保障個人自由，而不是以國家強大為目的。西
方文化是人類現有文化中最符合人性的「人的文化」，體現著目前人類最進步的精神文明；也正因為這種文化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化，它才能穿越獨裁者、種族主義、
民族主義的封鎖和對抗，被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所接受。實際上，這種接受，就是億萬人內心深處人性需求的呼喚，用認同西方文化的方式得到了表達和印
證。

在某種意義上說，實際上有兩個西方，一個是重視傳統價值，強調基督信仰的保守派（conservative）的西方；另一個是強調無
神論，以自由的名義鼓勵放縱的左派（liberal）的西方。一左一右，一直在西方激烈地爭奪思想和話語權力。索爾仁尼琴雖在西方生活了多年，但他一直隱
居寫作，全是寫有關蘇聯的事情，沒有認真學習和把握西方文化價值的精髓。而且他拒絕學習英文，放棄了直接接觸美國社會和文化的重要媒介。這都導致他沒有能
力區分「兩個西方」的根本不同，而是把西方看作一個整體加以否定。其實無論哪國的知識分子，人來到西方，絕不等於了解了西方，更談不上把握了西方文明。如
果不是有意識地學習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呆一輩子，也會像索爾仁尼琴一樣，根本不了解西方文明的價值。索爾仁尼琴抨擊西方文化價值的言談，並不受俄國人的
歡迎。莫斯科一家獨立的日報說，索爾仁尼琴現在「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羅斯。」

索爾仁尼琴的另一個弱點是他的民族沙文主義情結。他回國
後，多次表示對前蘇聯分成現在的十五個共和國不滿。他認為，在俄羅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國中，俄羅斯人屬於少數，那是舊蘇維埃「企圖壓倒俄羅斯民族的陰謀」。
他不忿：「俄羅斯民族為什麼非要受制於少數民族不可？」他在俄羅斯國會演講，不斷重申他的「大俄羅斯」歷史觀：恢復俄國的大版圖，兼并烏克蘭和哈薩克，或
至少是「統一」原蘇聯領土北部的一半，因為那裡居住著很多俄羅斯人。

正因為索爾仁尼琴持這樣的民族觀，當俄羅斯軍隊攻打要求獨立的「車
臣」，造成當地很多平民傷亡時，這位以尖銳批評著稱的異議作家沒有發出任何譴責的聲音。而同樣曾是不同政見者的俄羅斯生物學家科沃耶夫（Sergei
Kovalyov），則公開強烈譴責政府軍的暴行。這位人權捍衛者還專程從莫斯科奔赴車臣首都，住在那裡幾個星期，觀察並收集當地平民的傷亡情況，以及人
權被侵犯的記錄。

索爾仁尼琴在國家、種族與人的自由發生衝突時，維護國家利益、強調種族至上的思想，從根本上說，是源於他沒有將個人自由
視為最高價值，仍把國家版圖之類的東西看得大於人的尊嚴。索爾仁尼琴雖然勇敢堅定地反抗斯大林的獨裁專制，但是他沒有思考清楚的是，這罪惡的核心是剝奪人
的選擇權利。一個合理的社會，首先要保障人民的選擇自由，這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健康的主要標準，不是它的版圖大小，也不是哪個民
族占統治地位，而是那裡的人民活得有沒有自由和尊嚴，人們有沒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索爾仁尼琴一方面堅定地反對踐踏人的專制，一方面又主張恢復「大俄
國」，剝奪其他民族的選擇權利，表現出在他內心深處仍然沒有真正懂得自由的崇高價值，或者也可以說，他還沒有真正讀懂《聖經》，沒有理解明白上帝的話語。
因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不會看重現世地域的大小，而是心靈天國的輝煌。

索爾仁尼琴回國後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崩潰的俄國》（Russia
in
Collapse），更是發出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聲音﹕「俄國正在知識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國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大是向俄國施壓的西方陰
謀」，「俄國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奴隸」，「俄國社會將毀滅……再過一個世紀，字典里『俄國』這個字眼，就可能慘遭刪除……」《紐約時報》報導說，該書
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冊。這位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書頭版竟只印了五千冊，對此莫斯科的年輕批評家阿邁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沒有人看他的書。」而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1989年首次在莫斯科出版時，發行了一百萬冊。
他剛回國後在全國電視上主持的「交談節目」也因收視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講話也沒有媒體關注。

一位反抗專制暴政的英雄，享譽世界的
作家，曾被視為俄羅斯良心的巨人，怎麼今天卻被他的同胞離棄？索爾仁尼琴回國後開口閉口都是教導人們「要愛國」，強調「只有愛國主義才能凝聚起俄國人
民。」（這種語言很像當年蘇聯《真理報》上的話。）他在美國起程回國時，曾刻意展示他是一個「愛國者」，在機場向記者們炫耀他的「蘇聯護照」（除索爾仁尼
琴外，他的家庭所有成員包括妻子和三個兒子都加入了美國籍），他舉著「蘇聯」發給他的那本護照對記者們說，「雖然不幸的是這上面印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
共和國』，但不管怎樣，它畢竟是一本蘇聯護照。」五分之一世紀的流亡歲月，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俄國人」的身份。

這
種「俄羅斯國家情結」使索爾仁尼琴不能滿懷欣喜地去欣賞大蘇聯解體後人民獲得的自由和尊嚴；而是高聲抱怨，並為失去的大國疆土而悲嘆。在他眼裡，重要的是
俄羅斯這個國家，而不是那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選擇權，包括他們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發財致富的權利。索爾仁尼琴也像托爾斯泰一樣，激烈地反對私有制，反
對市場經濟，反對私有財產。他忽視了，或者從來沒有明白過，擁有私有財產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賦權利之一。只有保障人們私有財產的權利，充分實行自由交換
「私產」的市場經濟，人民才可能富有，社會才能繁榮。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貧富差別，出現「不平等」。在自由（競爭）和（財富不能）平等之間，西方思
想家向來主張自由第一。他們強調的是「機會的平等」，而不是財富的平等。在自由競爭、優勝劣敗的社會，不可能有財富的平等。那種一味強調「財富平等」的社
會，最後一定是既沒有自由，更無平等。而那些專制就是這樣，在「均貧富」的「烏托邦」中，沒收了私有財產，剝奪了個人自由，結果獨裁者成了擁有一切特權的
「新階級」，使社會更沒有平等和公義可言。

索爾仁尼琴這種「俄羅斯至上」和「反對私有制」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對西方持抵觸的態度。他甚至
呼籲，「不要嘗試把西方的經驗強迫地嫁接到俄國。」「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精神，必須產生於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氛圍。」在索氏的這種呼籲中，經
常見到的是「我們，我們」，而幾乎沒有「他們」和「世界價值」（Universal
Value）。更沒有了他曾最強調的人類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天國的兒女，這種最根本性的普世價值。

索爾仁尼琴的教訓是，人們反對獨裁專
制，不能僅僅是反對它給世人帶來的苦難，更重要的是要反對造成苦難的那套價值觀念。它的核心就是國家民族至上，消滅私有財產，均貧富，要平等。這種希望均
貧富，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俄羅斯作家中是有傳統的。當年遠比今天的索爾仁尼琴更有影響力的大作家托爾斯泰就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奮力疾呼取消私有財產，均貧富，
要平等。這種思想在二十世紀初的俄國深入人心，所以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席捲蘇聯。首先風靡俄國專制政體並不是偶然的，它與俄羅斯作家們廣泛地傳播了取
消私有財產的觀點是有直接關係的。

索爾仁尼琴現象在專制國家的異議者中並不是孤立的。今天，不少其他國家流亡者雖然在反對專制上慷慨激
昂，嫉惡如仇，但涉及領土獨立問題時，他們則和所反對的專制統治者幾乎一個邏輯和思維，都是把國家、土地看得比人的自由、尊嚴更重要，更有人像獨裁者那
樣，主張對要求獨立者使用武力鎮壓。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在小說《為了告別的聚會》中說，在專制國家，「我很容易想像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兩種角色調換一下
的場面。」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兩方的深層價值取向是一致的，只不過所處的地位與角色不同。

令人非常遺憾的是，索爾仁尼琴反抗專制暴政、追
求道德理想的光芒，由於他的局限和錯誤，正越來越被他自己的陰影遮蝕，或者說，正在證實著他自己的名言﹕「時間沒有救贖的能力」。從索爾仁尼琴回到俄國的
言行來看，他可能犯了和托爾斯泰同樣的毛病，也是過於熱衷扮演一個「替天行道」的角色，總是試圖代表全人類講話。就像英國詩人雪萊所追求的，作家是一位
「非正式的世界立法者」。而在這個「立法」的過程中，他自我膨脹，驕傲地把自己視為上帝的信使和代言人，或者像托爾斯泰那樣，把自己當作「上帝的兄弟」，
而失去了謙卑和自省。

但丁在《神曲》中早就總結過，人類有七大原罪，其中「驕傲」為首，後面依序是「嫉妒，憤怒，懶惰，貪財，貪吃，貪
色」。而人類始祖的最初墮落，就是因為驕傲，自以為吃了禁果，就會有智慧和上帝平起平坐，或超過神。托爾斯泰和索爾仁尼琴的教訓是，雖然他們信靠了上帝，
找到了真正的「天堂之路」，但只要不深刻理解基督精神，仍每時每刻都有被原罪吞噬的可能。就像每個基督徒，並不會因為受洗、進教堂，就自然成為道德聖人，
重要的是去用心去品味《聖經》，去領會上帝的指教。

但無論索爾仁尼琴（還有托爾斯泰）有千錯萬錯，有多少慘痛的教訓，我們都不能否定他們追隨上帝之光的正確性。因為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已經清清楚楚地證明﹕人只要割斷連接上帝的纜繩，就立刻失去生命的方向；除了走向上帝，我們無路可走！

就像托爾斯泰晚年所真誠地寫道的﹕「你可以攻擊我，但請不要攻擊我所追隨的道路。如果我知道回家的路……不能因為我在行進的道路上跌跌撞撞，顛簸而行，就說這不是一條正確的回家之路。」

（註：原載www.caochangq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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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仁尼琴向權力獻媚
曹長青
前蘇聯著名異議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最近接受俄羅斯RTR電視台採訪時，稱讚俄國總統普京「精神敏銳，理解神速，絲毫沒有個人權力慾望」，在俄國知識界引起議論紛紛。

在俄核潛艇事件中普京表現出的冷酷、官僚氣，受到包括俄羅斯媒體在內的國際輿論批評，在此時刻，曾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的索爾仁尼琴，不僅沒有批評普京，反而公開支持這位被俄國媒體稱為「共產時代製造的官僚零件」的權力者，形成了前異議作家讚美前克格勃的滑稽局面。

1974年，索爾仁尼琴在被克格勃強行塞進飛機流放到外國時，普京則剛剛進入克格勃。正是克格勃以及它支撐的共產統治，剝奪了包括索爾仁尼琴在內的所有俄國人的自由，索爾仁尼琴在被驅逐之前已在西伯利亞集中營流放了八年。

索爾仁尼琴在西方過了20年流亡生活，被自由世界視為反抗共產主義的獨膽英雄。不僅當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且三年前還有美國作家出版《索爾仁尼琴：獨力反抗共產主義的英雄》的專著，極力讚美他。

至今回到俄國才僅僅六年，是什麽導致索爾仁尼琴這麽快和權力者走到一起，由異議作家變成了前克格勃的讚美者和擁護者？

表面的原因是，索爾仁尼琴受不了權力的撫摸。據俄國媒體報道，在索爾仁尼琴發表上述講話的前一天晚上，普京曾偕妻子一起到索爾仁尼琴家裡登門拜訪，兩人促
膝暢談。索爾仁尼琴的妻子娜塔莉婭說，普京登門拜訪前，和他丈夫曾通過兩三次電話，討論俄羅斯國情。這次見面後，兩人決定今後繼續「交流」，今年81歲留
著長鬍子、貌似「先知」的索爾仁尼琴儼然成了47歲的俄國年輕總統的「國師」。

索爾仁尼琴當年在克格勃的監禁、流放以致驅逐下沒有屈服，現在卻在前克格勃的垂青下，由異議作家變成了權力的歌頌者。俄國媒體對他們的見面對談報道為「前異議作家和前克格勃握手言歡」。

索爾仁尼琴當年返回俄國時，曾公開宣布不要任何權力，不參加任何公職競選，並曾拒絕當時俄國總統葉利欽頒發給他的勳章，以示與權力和媚俗隔絕。

為什麽索爾仁尼琴這次態度變了？他在電視訪談中自己解釋說，因為他和普京之間有共同的想法，「我們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他們相通的「點」是，都強調泛斯拉夫主義，強調「大俄國」；都批評北約和美國在全球的統治地位，要和西方保持距離；都主張對車臣等分離勢力進行鎮壓。

這種認知並不是索爾仁尼琴返回俄國後產生的，他在20年的流亡生活中一直如此。索爾仁尼琴被克格勃強行流放到海外，剛抵達美國時，就大罵美國文化頹廢，詛
咒資本主義腐朽墮落，使那些把他視為反抗共產主義英雄的美國歡迎者目瞪口呆。在美國生活的18年中，他拒絕學習英文，更不去觀察和研究美國社會，以致他在
返國之際在紐約機場接受記者採訪時，還要兒子給他做英文翻譯，而最令記者吃驚的是，他以仍擁有並使用「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護照而「自豪」，並掏出
那本鐮刀斧頭旗的蘇共護照炫耀。20年的流亡歲月，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蘇聯人」的身份。

從索爾仁尼琴流亡和回到俄國後的言行，都可以看出，他雖然被稱為「異議作家」，但他所「異議」的，只是共產制度帶來的災難、殘酷和痛苦；「異議」的是共產
制度本身，而不是產生和維繫那個制度的深層價值——視群體重於個體，視國家利益高於個人自由，以所謂民族利益對抗人類文明。

索爾仁尼琴今天所以和權力者走到一起，其根本原因是，他和支撐共產制度的深層價值從來沒有真正的「異議」。他的根本理念仍是國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義」，
而不是把自由作為終極目標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和列寧、斯大林以及克格勃們並沒有本質上的「異議」。

索爾仁尼琴現象在共產國家的異議者中並不是孤立的。今天，不少中國流亡者雖然在反對共產專制上慷慨激昂，嫉惡如仇，但涉及台灣、西藏以及新疆等獨立問題
時，他們則和所反對的中共統治者幾乎一個邏輯和思維，都是把國家、土地看得比人的自由、尊嚴更重要，更有人像普京與索爾仁尼琴那樣，主張對要求獨立者使用
武力鎮壓。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在小說《為了告別的聚會》中說，在共產國家，「我很容易想像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兩種角色調換一下的場面。」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兩方的深層價值取向是一致的，只不過所處的地位與角色不同。

有些中國民運人士辯解說，在台灣、西藏等問題上和北京官方觀點比較接近，可以爭取國內廣大民眾對「民運」的支持。在中國人還沒有新聞和信息自由的今天，也
許中國的民眾沉浸在視國家高於自由的「大中國」情緒中，但結束了共產專制的俄國則展現了另一個前景——主張「大俄國」、反西方的索爾仁尼琴，今天受到了整
個俄國知識界的冷落，俄國媒體稱他為一個「孤立的名人，他的政治見解幾乎沒有反響。」

索爾仁尼琴在俄國普通民眾中的聲望，比盧布貶值還快。他回國後主持的電視交談節目，因收視率太低很快取消。他在1998年回國後寫的第一本書，開機才印了
五千本，還賣不出去。現在索爾仁尼琴只剩下一個知音，那就是統治者。前「異議作家」和前克格勃的「和解」，表明如果異議人士不是「異議」支撐共產主義的深
層價值，僅僅「異議」那個制度本身，最後都得像索爾仁尼琴一樣，20年流亡走了一圈，肉體和價值觀又回到了「原地」。

——原載香港《開放》月刊2000年10月號

2008-08-05

曹長青：斯拉夫主義害死索爾仁尼琴

作者：曹長青文章來源：觀察

我曾寫過推崇索爾仁尼琴反共精神的文章，也寫過「被冷遇的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向權力獻媚」、「索爾仁尼琴的理性陰影」等批評文章。但隨著對索爾仁尼琴言行的更多了解，對他的評價可以說是越來越低；甚至對他當年反對共產主義的初衷等，也有所質疑。

索
爾仁尼琴反抗共產主義的勇氣是公認的。他最早以《伊凡．丹尼索維奇生命中的一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當年蘇聯第一個揭露勞改營黑暗的小說。作品展示
出，斯大林的暴政把人貶低、摧殘到像隨便踩死一隻螞蟻一樣。但面對無邊的黑暗，小說的主人公伊凡堅守著最起碼的人性尊嚴，心底仍緊摟著一線光明。這「生命
中的一天」成為人類善和惡永恆搏鬥的一個縮影。

索爾仁尼琴後來寫出的《古拉格群島》，使自由世界第一次詳細瞭解到共產黨集中營的真相。
「古拉格」並不是真有的一個地名，而是蘇聯「勞改營管理總局」的字母縮寫，發音成「古拉格」。索爾仁尼琴比喻說，如果整個蘇聯是一個海洋，那麼到處可見的
勞改營（古拉格）已形成「群島」；勞改制度已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變成蘇聯的「第二領土」。這本書被譯成40種文字，全球賣了三千萬冊。「古拉格」從此
成為一個專門辭彙，涵指共產專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爾仁尼琴曾說，「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可想而知，蘇共當局怎麼能允許「另一個政府」存在。克格勃曾考慮在他的食物中下毒，以封住他的嘴。但迫於西方輿論壓力，最後把索爾仁尼琴驅逐出境；從此他在海外流亡了20年。

他去世後，《紐約時報》的訃文說，他「熬過了」共產黨。以研究蘇聯勞改營的專著《古拉格》獲得普利策獎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安．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的悼念文章標題則是「強壯過古拉格」。因索爾仁尼琴親眼看到了共產蘇聯的終結。

當1994年75歲的索爾仁尼琴結束流亡，從美國啟程返回莫斯科時，俄國的民調顯示，48％的俄國人支持他出任俄羅斯總統，可見對他的敬仰和擁戴。但索爾仁尼琴的聲望升起像一支火箭，墜落卻如同一根拐杖。

他
回國後出版的第一本書《崩潰的俄國》開機只印了五千冊，還賣不出去；而《古拉格群島》198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時，印了一百萬冊。對此莫斯科的年輕批評
家阿邁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說，「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沒有人看他的書。」他回國後在電視上主持「和索爾仁尼琴見面」的談話節目，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因收視
率太低。有評論說，他在電視上完全是自言自語、發泄怒氣和說教，「像個乏味的摩西」。他到各地旅行講話，也鮮有媒體關注。

他在美國流亡期
間完成的研究布爾什維克歷史的長篇巨著《紅輪》出版後，更令他失望，因為青年讀者根本不感興趣。《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報道說，「這裡的知識精英認為他的書像禮拜堂的空洞說教，他的時代已過去，他的目標也不清晰。」去年索爾仁尼琴接受北京《中華讀書報》記
者採訪時也坦誠，「現在沒多少人願意聽我說話了。但只要我活著，就要給國家開藥方。」

為什麼這位反抗共產主義的英雄、享譽世界的作家，這
么快就被他的同胞離棄？因為索爾仁尼琴的話讓人們越來越倒胃口。他回國後，開口閉口都是教導人們「要愛國」，強調「只有愛國主義才能凝聚起俄國人民」，簡
直像是從當年他厭惡的蘇共《真理報》上抄來的。面對共產專制被結束，俄國人獲得自由，索爾仁尼琴沒有強烈的欣喜，而是到處說教：俄國沒有道德，沒有民主，
必須恢復「俄羅斯精神」；並抨擊西方的吸毒、色情、犯罪，把搖滾樂文化視為「墮落」，強調俄國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索爾仁尼琴把西方自由主義精神下帶來的一些負面、表面現象（或者說無法避免的副產品），當作西方文化的精神和主體而全盤否定，這是索爾仁尼琴除了反共之外，思想無法再升華的原因之一（僅僅是之一）。

我本人也很討厭搖滾樂，但別人有喜歡搖滾樂、熱衷搖滾樂的自由！這個「另外一個人的自由」遠高於任何一個人或一群人的好惡。之所以有我厭惡，你喜歡，就因為我們是不同的個體。這種「尊重別人的自由」、「尊重別人的選擇」的概念，就源於西方個體主義精神價值。

和
許多其他文化一樣，西方文化中當然也有優、有劣，幾千年來，在各種力量的抗衡、較量中一路走來。但其一步一步、極為艱難地走向勝利的根本價值，卻是其他文
化中所缺乏或者沒有的：那就是個體主義精神，是視人的自由為最高價值的原則；是這樣一種追求：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為了保障個人財產、個人自由；而絕
不是任何民族和國家的強大。正因為這種以保護個人財產、個人自由為核心的制度首先在西方建立，並最符合人性、最得人心，所以它才能穿越獨裁者、種族主義、
民族主義的封鎖和對抗，被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所接受。

但索爾仁尼琴對這個源於西方的最重要價值毫無認識。所以連相當推崇索爾仁尼
琴的上述《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阿普爾鮑姆也說，「他的聲望所以下跌，除了蘇聯宣傳把他描繪成一個怪物和極端者之外，還和他自己的失敗有關，他沒有信奉自
由民主，從沒有真正喜歡西方，從未接受過自由市場或搖滾樂文化。」

在這種思想背景下，索爾仁尼琴回到俄國之後，對西方的抵觸情緒越來越強
烈。他把北約東擴視為企圖包圍和孤立俄羅斯，把「世界貨幣基金」的援助看成西方的滲透；對於大蘇聯的解體，尤其憤憤不平，認為在分離出去的其他十幾個共和
國中，俄羅斯人變成了少數。他質問說，「為什麼俄羅斯民族要被其他少數民族支配？」他呼籲恢復俄國的大版圖，兼并烏克蘭和哈薩克，或至少「統一」原蘇聯領
土北部的一半，因那裡有不少俄羅斯人。

這種「俄羅斯國家情結」使索爾仁尼琴不能滿懷欣喜地去欣賞大蘇聯解體後人民獲得的自由和尊嚴，而是
高聲抱怨，並為失去的大國疆土而悲嘆。索爾仁尼琴雖然勇敢地反抗斯大林的共產專制，但他沒有明白的是，他所反對的共產主義，其核心正是國家民族至上，以
「平等」名義推行群體主義；而這種群體主義，正是剝奪個人自由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重要根基！

索爾仁尼琴的這種「俄羅斯情結」由來
已久。早在當年給蘇共領導人寫的公開信中他就說，「20世紀的俄羅斯有太多的暴力，無論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還是其後的肅反運動和大清洗運動都是對民族
的摧殘。」對索爾仁尼琴來說，列寧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最重要的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摧殘。他沒有把暴政對「個人自由」的剝奪視為關鍵。在索爾仁尼琴的眼
里，俄羅斯民族的興衰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在信中這樣明確寫道：「不論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不符合俄羅斯的現實，只有俄羅斯民族精神才是寶貴
財富。」他反對共產主義，是因為認為共產主義損害了「俄羅斯精神」；他不贊成西方民主，是因為認為「俄羅斯精神」高於西方。他強調「俄羅斯不能照搬西方的
經驗。我們的生命、精神等，必須植根於我們自己的傳統，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環境。」這種看法和當年有神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神論的別林斯基等俄
國知識分子拒絕西方、強調只有偉大的俄羅斯才能拯救世界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

在俄國出生、成長，對俄羅斯知識分子有深入研究，並寫出《俄
國思想家》一書的英國學者以賽亞．伯林認為，在思想深層，索爾仁尼琴是斯拉夫主義者。斯拉夫學派認為，俄羅斯有獨特的發展歷史，並堅信俄羅斯民族的優越
性，甚至認為斯拉夫文明優於西方文明。他們強調要從俄羅斯的歷史中尋找俄國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而不是追隨西方的道路。

毫無疑問，這種「俄
羅斯民族至上」的斯拉夫主義，和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至上」的法西斯主義，是在一個思維軌道，都是一種推崇群體主義的種族主義。因為當把一個民族視為「至
上」，就一定會導致對其他民族的貶低、歧視和敵對。事實上，由具體個人組成的民族是根本不存在高低的（我對這點沒有絲毫的懷疑!），只有「文化」才有優劣
之分。索爾仁尼琴強調「俄羅斯精神植根於我們的傳統」。但這個「傳統」是什麼？對俄國知識分子有相當研究的英國作家威爾遜（A.N.
Wilson）在《托爾斯泰傳》的開篇總論中就指出，沙皇時代，俄國主要有三種傳統交織：農奴制，貴族世襲，國家主導教會，或者說教會服從政府。蘇聯的歷
史無論有多長，基本都是這種專制的傳統。而今天在俄國進行的投票選舉，新聞和言論自由，市場經濟，以及正萌芽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精
神，都來自西方，沒有一樣是俄國自身傳統的產物。

索爾仁尼琴在寫《古拉格群島》和《癌病房》等作品時，可能出於個人自由被踐踏的親身體
驗，發出了個體的呼喊和控訴。這些作品警示世人，任何以
「群體的名義」消滅個體的行為，都是在建造「古拉格群島」和「癌病房」。但當索爾仁尼琴到了西方，在自由的美國生活之後，那種個人被摧殘的環境不存在了，
他對這一點的感受大概就不那麼直接和強烈了。再加上他聲望的提高，更由於他強烈、近乎偏執的東正教信仰等，使他熱衷扮演托爾斯泰式的
「替天行道」的角色；他那種試圖代表整個俄羅斯講話的「先知」勁頭，有用所謂「俄羅斯精神」加「絕對東正教」改造整個俄國、統一俄國人思想的強烈企圖。因
此他才不再關注個體的自由，而是重視國家民族的興衰，更看重群體的輝煌。

索爾仁尼琴幾乎完全忘記了他在《癌病房》等作品中認知和強調
的，「以整體的名義要求個體無條件服從，這正是前蘇聯時期各種黑暗帝國的成因；任意剝奪個體權利的衝動形成了人類機體之癌。」索爾仁尼琴熱衷的俄羅斯精
神、國家民族至上，就是用另一種形式的「整體名義」要求「個體服從」，這和他所反對的列寧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完全在一個思想方向。

這點從
他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普京這三任國家領導人的不同態度也可看出。戈爾巴喬夫在任時，要給索爾仁尼琴頒獎，但遭他拒絕。他說戈爾巴喬夫代表「蘇聯」，他
不能接受蘇聯當局的獎（但他從美國啟程回莫斯科時，卻向記者炫耀他的那本蘇聯護照，沾沾自喜他還是蘇聯公民）。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對戈爾巴喬夫啟動改革、
最後導致大蘇聯解體一直耿耿於懷。但正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推動了共產統治的終結，他才得以結束流亡，返回俄國。而且在三位領導人中，恰恰是戈爾巴喬夫對他
的評價最高。在索爾仁尼琴去世當天，戈爾巴喬夫還對媒體說，「索爾仁尼琴的書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想法，使他們重新思考過去和現在。」「他是第一個說出斯大
林暴政的倖存者，他的名字和獨特的生命故事將永存於俄國歷史。」

對於有勇氣站到路障上振臂高呼，領導人民結束了共產黨統治的俄國第一個民
選總統葉利欽，他也是非常反感，同樣拒絕了葉利欽要給他頒獎的敬意，並矯情十足地說，「我無法接受一個給俄羅斯帶來苦難的政府所頒發的榮譽」（怎麼是葉利
欽的民主政府給俄羅斯帶來了苦難？）真實的原因是，他認為葉利欽沒有捍衛俄羅斯民族的利益，在那些從大蘇聯獨立出去的「外國少數民族」面前，表現得太軟
弱。

但對去年普京總統頒獎，他卻欣然接受了，因為他非常認同和推崇普京要恢復「強大俄羅斯」的努力。普京在頒獎時強調索爾仁尼琴的名字
「和俄羅斯命運聯在一起」，他的全部生命「都獻給了祖國」。普京沒有提到他的《古拉格群島》對揭露共產黑暗的重要意義，只是避重就輕地提到他編過《語言擴
展詞典》，對發展民族語言作出了「巨大貢獻」。

由於身體衰弱而無法出席的索爾仁尼琴，對這種等同「貶低」他價值的說法不僅沒有異議，卻在視訊致辭時同樣強調「我們國家」、「我們祖國」、「俄羅斯歷史」等，使用頻率最多的詞是「我們」，顯示他和普京總統目標一致，是不可分割的「我們」。

普
京聽完索爾仁尼琴的視訊感言很動情，突然決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爾仁尼琴家中拜訪。媒體報道說，坐在輪椅上的索爾仁尼琴對總統的意外到訪「非常激動」，為
自己坐著迎接普京道歉，並說「您日理萬機，我簡直不敢想像，您怎麼能脫身來到我這兒。」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普京後來披露，他們主要談了「俄羅斯」、「國
家未來」、「俄國的世界地位」等。關注的是國家的地位和權力，而不是個人自由。

有記者在採訪索爾仁尼琴時不客氣地提到，「普京曾擔任安全
服務局的局長，這個機構的前身正是曾給你帶來苦難的克格勃。」索爾仁尼琴的回答竟是：「普京總統是曾在情報機關工作，但他並非古拉格群島的頭目。他在海外
從事情報工作，這絕沒有讓他蒙羞，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只要為俄羅斯國家做事，即使是克格勃，即使是共產政權，也不僅應原諒，甚至還可贊
美為「一件光彩的事」。這個曾抵抗共產主義的巨人，最後竟成為如此一個思想的侏儒。

更令人無法想像的是，這個飽嘗斯大林專制肆虐的作家，
在1996年發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里，通過對一個「紅色廠長」生活經歷的描寫，居然肯定斯大林領導下國家取得的成就，並對斯大林去世說，「大家都懂得
失去了一個最偉大的人」；讚揚斯大林發動的是「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對曾經一度強大的「祖國」的解體流露出無限的惋惜。

一個斯大林的
強烈反對者，在「俄羅斯精神」的感召下，最後竟然稱讚這個獨裁者了；就是因為斯大林曾推行工業化，給蘇聯帶來了「國家強大」。但在這個「帝國海洋」中，多
少生命在「古拉格群島」被摧殘、被埋葬，親身經歷並記錄過這一切的索爾仁尼琴似乎完全忘記了。索爾仁尼琴甚至還曾向普京建言，「為了維持俄羅斯的統一，必
須加強政府的中央集權。」共產主義沒有能摧毀索爾仁尼琴，但斯拉夫主義卻最後蒙住了這位作家的雙眼，使他一「俄」障目，不見「自由」；成了民族主義的鼓吹
者，甚至是殉葬品。

索爾仁尼琴的斯拉夫情結，有其深遠的歷史背景。在十九世紀後期的沙皇時代，俄羅斯知識分子就表現出強烈關心國家前途的
傾向。無論是信奉基督教的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後來被赫爾岑稱為一代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無神論激進主義者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巴枯
寧，還是被以賽亞．柏林稱為俄國民粹主義創始者的赫爾岑本人，都崇拜農民，把社會平等看得高於一切（而不是個人自由），因此他們都反對工業化和資本主義，
鼓吹社會主義，熱衷所謂「俄羅斯精神」。但他們都給自己的國家開了「錯誤的藥方」。後來布爾什維克之所以席捲俄國，和這些知識分子信奉並長期傳播的均貧富
的平等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有直接的關係。或者說他們已給共產暴政的雷雨大作，有意無意地事先提供了烏雲和狂風，鋪設了溫床。而正是俄國的革命，輸出到中
國和世界，造成全球一億多人遇難的人類最大悲劇。

但當年俄國那些知識分子還是可以理解和諒解的，畢竟他們既沒看到、更沒經歷過共產主義的
殘暴，也沒有體驗過走向成熟後的西方民主體制。他們是在農奴制社會的一片黑暗中摸索、探求，希望找出一條自由和復興之路。他們中間，只有索爾仁尼琴，既經
歷了古拉格的共產暴政，又來到西方，在自由的美國住了十八年，親眼看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但倒過頭來還是熱衷以俄羅斯精神為幌子的斯拉夫主
義、宣揚民族至上，絲毫沒有任何個人主義精神。可以說他是其中最愚蠢、最頑固、也是最不可原諒的一個。

2008年8月6日於美國

在一場由蘇聯與西方、左派與右派、階級與民族、民主與獨裁聯合出品的完美荒誕劇中擔當主角。
這滑稽人的存在正巧諷刺了上述一切本就該被諷刺的臭東西。

就一皇俄唄，不過說真的，就從他黑東西的時候從來不亂黑，而且沒有落到只會站隊搞雙重標準來看（不錯，窩佬確實在黑某些類似石平之類的生物），這人大體上比包括知乎上在內滴各類「站隊黨」（比如五毛，姨糞，何新廚，精昭，恨國，輪獨運，小粉紅啥的，也包括皇漢。。。有時候在想中國皇漢啥時候能有他的水平就好惹）高端多惹。（當然從他信啥猶太陰謀論來看可能他不屬於特別聰明那種人，不過這似乎和道德不沾邊，要說他道德上的問題似乎就只有皇俄傾向這一點本身了，還有就是晚年翼贊斯大林窩佬也不太理解）

實際上他這種大概才是真保守主義，而個破乎上面滴，窩佬柑橘應該叫「覺得自己保守滴站隊主義」，當然窩佬知道很多人大概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麼窩佬只能這麼說，在日常生活中最會「站隊」的哺乳動物大概是狗。。。窩佬可以認為某些「覺得自己保守滴站隊主義」者其實是一群狗么？

人不壞，就是智商低。
跟我國的公知比可以算白蓮花了。
可以歸到蠢的那一類里。

反感蘇共體制下的暴政與對個人權利的侵害，同時也反感西方自由價值體系下的享樂主義與消費主義。他想要的是一個強大的俄羅斯，一個有著沙皇時代的制度和社會道德和蘇聯時期國力的俄羅斯。一個復古主義者兼民族主義者。他想要的俄羅斯要沒有蘇聯的的暴虐和米帝的浮華，終其一生在思想上大概是道學先生的水平

我發現這題下的31個答案回答的方向基本集中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稍微認真地探討一下索爾仁尼琴的文學藝術成就的答案一個也沒。

必須一句話「大師界的良心，良心界的大師！」
不在於他揭露了蘇聯體制下的陰暗，而在於他暴露了所有在極權下或明哲保身，或相忘於江湖的那些人怯弱的本質，「仗義每多屠狗輩，從來無用是書生」，而他遵從的是自己的真正的內心，他沒有文人的軟骨病，這也是他後來敢於批評西方不足之處的原因，膚淺的人以為他「嚮往西方世界的美好生活」，殊不知他是嚮往真正的自由，所以極權他要批評，西方的好逸惡勞和沉迷聲色犬馬，他也要批評，這並不矛盾，對俄國他是哀其不幸，對西方自由世界，他是怒其不爭，明明可以做的更好，卻始終停留在說的多，做的少的層次上，難道不令人失望？我認為這種認識上的差異恰恰是因為他境界太高，高到不屬於當代，而屬於未來，這正是大師之所以是大師的前提條件

　　在20世紀以來的俄國文壇，可能還包括20世紀以來的整個俄國知識界，索爾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響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無疑是蘇聯赫魯曉夫時代「解凍文學」的代表作。當年他也因此成為蘇聯作家協會成員。他後來獲得的是諾貝爾文學獎，而非盧圖利、薩哈羅夫、曼德拉、昂山素季這類人權活動家與異見人士獲得的和平獎，也表明了他的這種成名身份。
　　但是，絕大多數諾貝爾獎（乃至類似崇高榮譽）獲得者的獲獎根據（作品或社會活動）都是他們終身成就的高峰，此後他們作為「名人」並無更大作為。而索翁則屬於剩下的極少數：導致他1970年獲獎的文學作品乃至他因而獲得的頭銜（「著名作家」）相對於他此後的著述（如1973年起問世的《古拉格群島》）和扮演的角色而言簡直算不了什麼。儘管這些著述被一些從「純文學」角度出發的評論家認為「文學性」不強，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著述的震撼力遠遠超過其獲獎前的作品。你可以不承認這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卻不能不承認這是偉大的思想史文獻。
　　的確，索爾仁尼琴終生耗力最大、最為震撼人心並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兩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寫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島》和流亡期間幾十年寫作而直到臨終都並未出齊的《紅輪》，都很難說是「文學創作」的作品，至少索爾仁尼琴自己從不把這兩部大書叫做「長篇小說」，乃至「報告文學」。他把《古拉格群島》稱為「文學性調查初探」，而《紅輪》則被稱作關於俄國戰爭與革命時代的「全景歷史」。儘管從文學角度講，這兩部書也展示了傑出的語言技巧。他嫻熟地使用大量從古典到民間、或雅至生僻、或俗至「粗野」的豐富表達方式，在嬉笑怒罵間抒發了他鮮明的價值觀、人生態度、政治立場和對眾多重大問題的看法。然而，與借「文學形象」間接表達作者思想的文學作品（包括像《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這樣他本人的作品）不同，索爾仁尼琴雖在其中「創作」了大量生動形象的辭彙或舊詞新義，諸如「群島」、「土著」、「下水道」、「水流」、「癌擴散」、「犄角」，乃至「古拉格群島」與「紅輪」這兩個書名，如今都已作為新的政治-社會辭彙而流行，但這兩部大書並未塑造什麼「文學形象」，既無「主人公」也無離奇情節，它們都使用真實的人名、地名、時間、空間與事件，直截了當地對實際發生的歷史過程展開講述和評論，並在其中融會貫通了他對俄國與西方、過去與現在種種思想文化傳統的褒貶與取捨。實際上，這是兩部思想內涵豐富、表達方式生動的史論-政論性作品。那種為時代立言的氣概，令人想到我國宋儒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志，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作家寫歷史的兩個極端
　　幾篇小說使索爾仁尼琴成為「偉大作家」，而《古拉格群島》（以下簡稱《群島》）又使他成為異見人士的代表與「反抗極權的鬥士」，二者都已使索翁名滿全球。但是耗費索翁生命之火最多、也最為他自己重視的還是那部至死未出齊的《紅輪》。由於在中文世界《群島》已膾炙人口而《紅輪》知者不多，有必要予以強調。
　　《群島》與《紅輪》這兩部大書雖然並非合乎「學術規範」的「史學」著作，但是俄國-蘇聯歷史上的確有個很有意思的傳統，即文學乃至美術都對歷史特別在意，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小說與蘇里科夫那樣的畫家就不用說了。甚至斯大林時代官方御用史學的最大一部作品，多卷本《蘇聯內戰史》（以下簡稱《內戰史》）也是由斯大林指定的官方文豪高爾基領銜組織寫作的。
　　把《內戰史》與《紅輪》作比較是十分有趣的：兩部書都歷時數十年。由於按領導人的意圖反覆加工，《內戰史》第一卷1938年出版時高爾基已經去世，1960年最後第五卷出版時斯大林也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時蘇聯即便是官修史書也已經變了腔調，斯大林時代這部小說家領軍寫成的大部頭「歷史」也就過氣了。
　　而《紅輪》則是由於索爾仁尼琴的反思不斷深化也遷延歲月，該書第一卷《1914年8月》和第二卷《1916年10月》分別於1971和1984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第三卷《1917年3月》上下兩冊俄文版於1986年也在巴黎由YMCA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不是首先出單行本，而是作為《索爾仁尼琴全集》的第15、16兩卷問世①，因此銷路並不大。該卷的俄文單行本直到2000年才在俄羅斯國內出版，英文版迄今尚無。全書的計劃雖然早已公布，但包括筆者在內，很多人一直覺得索翁有生之年已無法寫完。（最近聽說居然寫完並出版了，但第三以下各卷尚未及見）。然而，書中的一些篇章和主要觀點的縮寫文章一發表便引起了激烈的討論。他為第三卷寫的綱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錄》於2007年二月革命紀念日重刊後更是洛陽紙貴，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評價。普京甚至把該文作為文件發給政府官員們「學習」。但是俄國的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對它的批評也是洶湧如潮。
　　於是，《內戰史》與《紅輪》雖然一個是御用的官方「文化工程」而另一個是自由思想者的泣血之作，一個動員了以國家財力為後盾的龐大寫作班子而另一個則是完全的個人著述。前者剛一出版就已經「過時」，而後者尚未出版就已經產生巨大影響。然而對比如此鮮明的兩部大書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它們都是高度入世的文學家參與社會變革、並在變革中總結歷史的結果。

1917與1991：都是「西化」惹的禍？
　　如果說《古拉格群島》是對斯大林極權現實的深刻揭露，那麼《紅輪》則是對這樣一種體制何以能夠在俄羅斯土地上產生的歷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爾仁尼琴的作用是舉世公認的。儘管所謂「一個人用筆戰勝了一個超級大國的極權制度」的說法太過誇張，但是僅從當年蘇聯當局可以容忍薩哈羅夫等人留在國內、卻要把索爾仁尼琴驅逐出境來看，極權制度顯然認為他更危險。但就後者而言，評論就分歧得多。無論是傳統的「蘇聯派」史學，還是自由主義史學，都很難認同索爾仁尼琴的歷史解讀。
　　無論是批判現實，還是反思歷史，索爾仁尼琴的關切最終還是要落實到他對俄羅斯未來的看法。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索爾仁尼琴讓許多人大為失望。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普京時代的「右翼強國夢」導致民主進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義反對「西化」的某種「保守」傾向與索翁的思想有某種契合，而他在臨終的幾年與普京也有許多相互捧場的表現，於是我國的一些輿論便大肆宣傳「索爾仁尼琴悔過了」。
　　其實了解索爾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當年就是從斯拉夫－東正教傳統的角度反抗蘇聯體制的，早在20世紀70年代，他就與當時異見人士中代表自由主義與「西化」傾向的薩哈羅夫發生過著名的「索－薩論戰」②。今天的索爾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堅持文化保守立場，抱怨俄國的「西化」。如果說他在極權體制崩潰十幾年後發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評可以被理解為對斯大林時代有某種新評價，這個「右派斯大林」體現的也不是列寧、更不是馬克思的傳統而是沙皇的傳統。在索爾仁尼琴的觀念中，列寧比斯大林壞得多，斯大林當然也比傳統沙皇壞（但或許比「西化」的葉利欽「好」些？）。而普京則被索爾仁尼琴寄以復興舊俄傳統的厚望，因而十分看好。
　　基於這樣的認知，晚年的索爾仁尼琴不僅對「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惡痛絕，而且對導致了「十月革命」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樣反感。20年前他為《紅輪》第三卷寫的綱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錄》與2007年他為該文重刊寫的序都是同樣調子，即極力反對「激進主義」，同時指出導致激進思潮的社會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過變革（他語焉不詳，但顯然不是列寧或葉利欽式的--在他看來兩者都是「西化」的--變革）除弊，「革命」的幽靈就仍在徘徊。
　　在這篇文章中，索爾仁尼琴認為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響下毀滅俄羅斯傳統的一丘之貉，前者幾乎與後者同樣激進，並且直接導致了後者。聯繫他的其他論述，我們看到他實際上給出了打破「左右」和「主義」界限的俄羅斯歷史上的「兩條路線鬥爭」：東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羅斯道路」和赫爾岑－列寧－葉利欽的「西化」道路。導致建立蘇聯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禍，埋葬蘇聯的葉利欽改革也是「西化」之禍。那麼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葉利欽否定的晚期蘇聯豈不都成了「俄羅斯傳統」的象徵？而葉利欽與普京這前後相承的兩人如果截然分屬「兩條路線」，又何怪列寧與斯大林也有區別：前者當然是十惡不赦的「西化」派，而後者如今似乎曖昧地具有了某種「斯拉夫特點」。這種論點與十年前筆者提到的劇變後俄羅斯褒獎斯托雷平的言論一脈相承，也與我國近年來把「五四」、「啟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來一併予以否定的保守主義很相似。

　　然而這個看法與蘇聯時期把二月革命稱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則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固然衝突，但也與後蘇聯時期自由知識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卻自認為是「二月民主」繼承者的態度大異。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索爾仁尼琴此說在當時文禁初開眾說紛紜的情況下並無多大影響，那麼在普京與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與索爾仁尼琴互相讚賞而共倡「保守」的情況下，這種說法似有逐漸成為主流與官方話語之勢，同時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把「二月」與「十月」一鍋端地予以否定，既不為「十月革命」的繼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繼承者今天俄國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駁。作為反對黨的自由主義者亞博盧聯盟領導人亞夫林斯基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國的專制君主制由於不能適應進步而崩潰，在不經暴力和流血的情況下人民選擇了民主，開始建立一個現代的、歐洲式的憲政國家。儘管後來布爾什維克以暴力毀滅了它，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20世紀90年代再造輝煌，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轉的。讓我們慶祝二月自由的節日，決不放棄「二月主義」的旗幟。
　　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羅斯的名義團結基金會」主席維亞切斯拉夫·尼科諾夫則反駁說：「1917年二月不是個值得慶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几天內毀滅了一個偉大的國家，」因而是此後一切不幸的根源。至於維護「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張，由於無新意影響漸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義者既不滿索爾仁尼琴的保守主義解釋也不滿亞夫林斯基的自由主義解釋。如謝爾蓋·舍林就認為索爾仁尼琴與亞夫林斯基雙方都出於精英立場，誇大知識階級的作用。而他認為1917年俄國的命運是普羅大眾決定的①。但是，舍林同樣沒有對「二月」與「十月」做出區分。
　　顯然，如果說在1990年對1917年革命的爭論焦點在「十月」，那麼時過境遷，今天「1917年」問題的焦點已經是「二月」。不管是二月、十月都肯定的左派，還是二月、十月都否定的保守主義觀點，在看到「二月」與「十月」的連續性方面他們的觀點其實是一致的。而像亞夫林斯基那樣區分兩者、肯定「二月」否定「十月」的觀點，的確面臨解釋的困難。筆者十年前的文章已經指出：1917年二月的劇變直接原因雖是戰爭引起的危機，深層原因卻是「專制主義市場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積累的民怨。劇變很快變成對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復「公社世界」的浪潮，這決定了它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
　　但是，二月以後俄國的發展就完全是連續的而沒有「斷裂」嗎？如果像索爾仁尼琴所說，包括二月、十月在內的1917年革命就是一場急劇的「西化」而且並未逆轉，那麼幾十年後葉利欽再來一次「西化」的根據何在？如果列寧是「西化」的罪魁，徹底否定了列寧的葉利欽為什麼就不是「傳統」的救星呢？其實索爾仁尼琴的敘述已經暗示列寧以後俄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而且儘管索爾仁尼琴本人並未明說，但那些把沙俄、蘇聯都看做「偉大國家」（列寧與葉利欽則都是瓦解「偉大國家」的罪人）的保守主義者都理解為變化似乎發生在列寧與斯大林之間（由此才引申出所謂索氏「悔過」之說）。但是這種說法雖然與赫魯曉夫以後的蘇聯官方觀點有點類似（只是赫魯曉夫褒列貶斯，而今天的保守主義者褒斯貶列），卻沒有什麼根據。如今絕大多數人都看到列、斯體制基本一致，差異只是枝節。
　　如果斷裂不在二月、十月間，也不在列、斯之間，那麼它在哪裡？這是總結1917年歷史的一個關鍵問題。今天的中國同樣存在「保守主義」把「文革」與「五四」、1911年與1949年一鍋煮的問題，存在以所謂傳統和「西化」來解釋歷史的文化決定論史觀。而最近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討論，更帶出了左派政府是否必然極權化的問題。1917年的歷史應能提供一個借鑒。
　　90年代後回頭看，1917年的「二月民主」無疑是俄羅斯現代化轉型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後的歷史進程也無疑發生了「斷裂」，這斷裂並非發生在當年的十月，但更不是在列寧到斯大林之間，而是發生在1918年1月。其內容也不是從「姓資」的民主革命轉變成了「姓無」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廢除民主（很大程度上廢除的正是社會主義者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當時也為他們所主導的民主，而非「資產階級民主」），代之以專政（一開始就是開槍屠殺工人、封閉工會、取締社會民主黨的專政，即「對無產階級的專政」而非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如今的保守主義者（索爾仁尼琴今天也基本屬於這一翼）認為過分「民主」會損害自由乃至導致專政，這並非全無道理。像德國人在魏瑪末期民主選舉出希特勒就是例子。就俄國而言，1917年底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獲勝的民粹派如果執政，他們以後會不會以轉型期混亂為口實而改變其此前「社會民主黨化」的方向、重返「人民專制」的民粹派老套，也是難以預斷的。
　　但無論如何，後來俄國實際發生的進程並不是這些民主選舉出來的政治家廢除憲政，而是列寧們推翻民選議會、實行極權並鎮壓了民主。因此說「二月民主」就會導致「一月極權」是沒有根據的，把二月革命與列寧極權在「西化」、「激進」的概念下混為一談，也是極不嚴謹的。

　　不過，索爾仁尼琴畢竟以激烈批判極權制度、而不是批判「西方民主」聞名。因此他的政治保守主義與其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相比並不算典型。索爾仁尼琴反對「西化」並非反對自由民主，而是反對他所謂的物資主義、世俗化、消費欲、追求經濟增長、城市化等，即主要是從文化保守主義出發的。從這一點出發，他認為「唯物主義」的斯大林專政也是「西化」的禍害。這在東歐異議知識分子中其實不算稀奇，著名的捷克民主派代表人物哈維爾也有過所謂「東方的官僚與西方的經理是一丘之貉」的說法。但領教過古拉格生活的索爾仁尼琴當然不認為這兩者真的就一樣。相反，他在很長時期內激烈批判西方的一點就是：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在極權制度面前永遠是軟弱的，它天然的綏靖傾向使其不可能戰勝極權主義，甚至會助長乃至可能臣服於極權主義。而這才是最可悲、最糟糕的。

　　當年索爾仁尼琴剛一踏上美國的土地，就對美國工會發表了一篇大罵資本家的演講。他宣稱蘇聯儘管人民貧困，但鎮壓異見者的手段是世界一流，而這正是「利欲熏心」的美國資本家向蘇聯輸出「警察技術」的結果。他激烈指責美國資本家「為了賺錢可以完全喪失良心」，他們為了與極權統治者做買賣而不顧道義，與蘇聯領導人共同製造了慕尼黑式的「緩和」騙局，而在緩和的煙幕下蘇聯正在迅速擴張地盤。索爾仁尼琴還特別提到：列寧的一生大半在西歐而非在俄國度過，他對西方的了解甚於了解俄國。當年他就料到資本家會這樣因唯利是圖而鼠目寸光、自掘墳墓。而這種「資本家的劣根性」由來已久，不僅對蘇聯如此。當年對希特勒他們也是先一味綏靖，縱容其做大，等到羽翼豐滿的納粹大舉進攻，「資本家」們卻束手無策。索爾仁尼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是許多民主國家和一個極權國家蘇聯合作打敗了德意日極權國家。然而，如果當年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尚且不足以戰勝德意日，必須要聯合極權的蘇聯，那麼今天怎麼辦？他的問題是：20世紀30年代時極權主義只統治了世界很小的地方，但現在極權主義（蘇聯陣營）統治了半個世界。當年極權國家統治很小地方的時候，世界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尚不能打敗它，需要「聯合一個魔鬼打敗另一個魔鬼」。那麼，現在極權國家控制的區域已經遠遠超出20世紀三四十年代，民主國家又應該何以對付呢？
　　索爾仁尼琴因此寄希望於美國「工人階級」，他宣稱要「干涉美國的內政」，呼籲美國工人起來抵制「利欲熏心的資本家」以避免把美國引入歧途。
　　但是索爾仁尼琴實際上當然對工人運動並沒有什麼興趣。他的這番話其實不過是反映他與美國工會在價值觀上發生了「保守主義共鳴」。眾所周知，在美國曆來是右翼民粹主義比左翼民粹主義更有市場。當年著名的麥卡錫主義，曾被我們這邊說成是「資產階級專政」，其實稍為了解當年事態就不難發現：麥卡錫議員的社會基礎並非資本家，而恰恰是美國下層。在某種意義上麥卡錫主義運動猶如美國版的「義和團」（當然遠沒有我們的義和團那樣極端和得勢），其特點是煽動下層民眾大抓精英層中「出賣美國」的疑似「親共」分子。與共產國家做生意的資本家、與蘇聯集團國家有外交往來的政客乃至卓別林那樣的文化富豪，都在「美國人民」的壓力下惶恐不安，而美國的工會倒不僅沒感到壓力，反而在麥卡錫運動中推波助瀾。美國的工會比商會更反共應該是關於美國的一個常識。再往前追溯，極右種族主義在美國也是一種民粹現象，從獨立前因統治者阻止「人民」進攻印第安人而激發的所謂「培根起義」，直到後來的「三K黨」和20世紀初迫害華工的風潮，都是「窮白人」的運動，而資本家倒是對廉價華工持歡迎態度的。
　　這樣說當然不是要把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索翁與「三K黨」這樣的恐怖組織扯上什麼瓜葛。但是當今天人們對索翁的所謂「反西方」傾向津津樂道時應該注意的是：索爾仁尼琴這樣的「反西方」實際上比許多「親西方」人士更難以容忍當時的蘇聯體制。他對美國精英的指責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類似美國左派，毋寧說更類似於麥卡錫對美國精英的指責。

　　回國後的十年間，儘管索爾仁尼琴仍然抨擊不斷，但影響無疑越來越小。葉利欽後期的俄羅斯開始弘揚文化民族主義和反對「西化」，但並沒有怎麼借重索翁。承接這一趨勢，普京上台伊始就隆重推出了俄羅斯「國學大師」德·謝·利哈喬夫教授的「俄羅斯真理」。利哈喬夫也是著重在尼康大牧首和彼得大帝以前的古典羅斯文化中尋找「傳統」寶庫。與索翁一樣，利哈喬夫也希望把「傳統資源」古為今用，因此也與索爾仁尼琴一樣，對1917年以後的「專政」和1917年以前上迄彼得大帝的沙俄中央集權專制都不看好，而主要從彼得大帝以前的「傳統」去「尋找家園」。

　　但是利哈喬夫的「今用」是支持葉利欽當時困難重重的自由化改革的，而且他的「反西方」意識與東正教激情都不突出，因此他的視野包括了從羅斯文明初創時的「勇士」與小邦時代直到尼康-彼得大帝以前的漫長曆程，尤其重視蒙古人征服以前羅斯諸公國的「自由」時代的遺產（如《伊戈爾遠征記》、《羅斯法典》等），而並沒有太重視此後的東正教分裂教派。他也與一般「斯拉夫自由主義」者那樣惋惜本土自由傳統被急於「趕上西方」的彼得大帝集權化改革所破壞，有一種被別爾嘉耶夫調侃為「彼得大帝是第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批判情緒。但他更多地歸咎於彼得大帝本人而不是歸咎於「學習西方」，更不會有「彼得大帝是第一個葉利欽民主派」的想法。
　　不僅如此，利哈喬夫的「斯拉夫自由主義」實際上認為災禍來自「東方專制」。他最為深惡痛絕的是「韃靼化」。他雖然對彼得大帝直到列寧以「西化」方式搞中央集權專制毀滅「俄羅斯的」本土自由傳統不滿，但對於彼得大帝以前的羅斯古典文化，利哈喬夫還是強調其與西邊、而非東邊的聯繫。
　　在羅斯文明起源問題上，利哈喬夫是「諾曼說」的支持者。此說認為北歐海盜（或曰「勇士」）即瓦良格人建立了最早的羅斯國家，即基輔羅斯留立克王朝。沙俄時代作為反對派的自由主義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都傾向這種說法，而保守的皇家史學和後來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正統史學都反對「諾曼說」，認為北歐海盜只是斯拉夫王公的僱傭軍，對「我們的」羅斯文明沒影響，甚至把諾曼說指斥為西方人貶低斯拉夫的「陰謀」。而利哈喬夫恰恰力主諾曼說。他旗幟鮮明地認為羅斯文明具有明顯的斯堪的納維亞色彩，甚至發明了「斯堪的納斯拉夫」這個術語。
　　利哈喬夫的文化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否定「韃靼化」的意義。他與索爾仁尼琴同樣推崇諾夫哥羅德，為他被莫斯科的暴君毀滅而痛惜，但索翁主要基於「舊教」立場，利哈喬夫則主要基於諾夫哥羅德與漢薩同盟類似、而與莫斯科不同的非專制政體。他曾把諾夫哥羅德的文化比擬為西歐的「文藝復興」，認為其中富含自由的種子。利哈喬夫明確認為俄羅斯屬於「歐洲文明」，反對那種把俄羅斯視為「歐-亞文明」、「東-西文明」的主張。顯然，利哈喬夫反對專制的「西化」（從彼得大帝到列寧所引進的），但對於來自西邊的非專制的東西（如過去的諾曼文化，今天的自由民主），他並不認為有損於「我們的」「俄羅斯真理」。
　　然而到了普京執政中期以後，情況就發生變化。首先，利哈喬夫這時已經去世，「俄羅斯傳統」需要一個新偶像。其次，普京時代的「反西化」與「民主倒退」走得更遠，文化保守主義更需要與政治保守主義、而不是與自由主義結合。羅斯小邦時代的貴族「自由」變得不那麼浪漫，而中央集權化時代的東正教更能「古為今用」。普京本人無論對彼得大帝還是尼康大牧首都是有好感的，這一點他與索翁不一樣。但是普京畢竟還需要繼承1991年國家-社會轉型的遺產，不能完全放棄自由民主的旗號。他與如今幾乎是其唯一成氣候的真正反對派的俄共仍在對峙，不可能對1917年以後說太多的好話，而過分抬舉羅曼諾夫王朝來與自稱推翻了該王朝的「革命傳統」繼承者俄共對抗，也不是一直強調全國團結、並不想過分刺激俄共的普京所願。
　　於是，既反對1917年以後、也批判羅曼諾夫王朝中央集權、同時又具有強烈「反西化」的俄羅斯國粹派色彩的索爾仁尼琴便成了他倡導弘揚民族傳統的一個合適的象徵人物。而且這個人物雖與各方面都有爭論，但也是個很少見的可以為各方面接受的偉人：民主派記得他當年反抗極權的功績；左派可以把他的「反西方」言論解釋為已經「悔改」；而索翁對分裂教派的推崇和對尼康-彼得大帝集權過程的批判雖然與普京的價值觀有距離，但人們可以把這解釋為反「西化」，而不是反對集權，似乎索翁是為「彼得大帝是第一個民主派」而批判他的。反正索翁最後兩年已經不能再多說什麼，而風燭之際的索翁所能感知的普京時代，是一個國運比葉利欽「轉型危機」年代大為好轉、俄共被壓得日薄西山、東正教紅白教會實現了歷史性和解、而「反西化」和「俄羅斯思想」也成為時髦的狀態。至於普京搞的那一套是更像「索洛維茨殉道者」，還是更像鎮壓殉道者的尼康大牧首，他恐怕已經無力分辨。當了一輩子「永恆的反對派」的索翁也有理由消消火氣、歸於涅槃了。
　　這就是索翁最後兩三年里與普京「互相捧場」的來由。於是他的駕鶴仙逝也就在各方的高調追思和當局的盡心操辦下顯得十分風光，但是與他1970年被驅逐的那些理想相比，今天的現實是輝煌還是尷尬？只有問他的在天之靈了。

　　顯然，像分裂教派這種「向後看的反專制」蘊藏著深刻而複雜的矛盾。他們理想中的貴族政治儘管在反專制時代能夠提供某種思想資源，畢竟與現代民主價值相去太遠。即便在傳統時代它也無法克服國家整合方面的困難。如前所述，世界上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都有很強大的，唯獨貴族林立的「中世紀狀態」儘管好像很溫情脈脈，但的確很難在今天的世界民族之林立足。從這點上講，普京「利用」了索翁，實際上卻與他主張的不是一回事，這恐怕也是勢在必然：普京的「民主倒退」可能會搞沙俄式的中央集權加上保留一些民主轉型成果，但如果要回到「尼康以前」，不僅普京不會幹，俄共不會幹，民主派也不可能同意的。至於說要抵制工業化、城市化等，作為一種綠色思想資源應當有價值，但作為現實政策無疑也不可能。

　　分裂教派是如此，中國的儒家是否也類似？古儒反對「秦制」的思想資源在擺脫專制的近代化過程中應當起作用，但擺脫專制當然不是要回到「周制」，因此索翁面臨的悖論或許並非僅僅是俄國現象。

　　當然，分裂教派的內在「分裂」還有許多：分裂教派本來是抵制尼康的「希臘化」與彼得大帝的「西化」而打出文化保守主義旗幟的。但是在現代，反對專制的主要思想武器恰恰又是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於是分裂教派式的「向後看的反專制」、「反西化的反專制」在現實中就難免尷尬。俄國知識分子的激進主義傳統實際上是分裂教派的乳汁哺育的，但分裂教派本身恰恰主張的是極端的「保守」。分裂教派實際上極大地支持了俄國革命，但索爾仁尼琴恰恰又把革命看做是「西化」的罪惡。這就如當年大富翁莫羅佐夫把遺產都給了革命黨，但這場革命恰恰是沖著他的家族而來。事實上，俄國革命中分裂教派運動曾出現小高潮，諸如「莫羅堪教」、「聖靈第四國際」等分裂教會都活躍一時，從所謂「第四國際」的稱呼可以看出它與革命中的世俗激進派存在著互相影響，並且都敵視沙俄官方教會。但是很快，到了蘇俄時期新的「專政」就落到他們頭上，由於舊教不僅反對無神論，而且反對中央集權，它受到了比只反無神論卻不反中央集權的正統東正教更嚴厲的鎮壓。如果說在蘇俄時代正統東正教會雖被壓制，但還可以存在，那麼自尼康以來頂著官方長期迫害延續了數百年的分裂教派，則在布爾什維克更殘酷的鎮壓下幾乎被消滅了。
　　從社會方面看，當年分裂派的社會基礎既包括傳統的大貴族波雅爾，也包括赤貧的流浪漢。而中央集權培育的俄國式「中間等級」軍功貴族（實際上的官僚）則是分裂教派最嚴厲的鎮壓者。這在巡迴畫派大師蘇里科夫的名作《女貴族莫羅佐娃》中就表現得很清楚。莫羅佐娃是沙皇阿歷克塞·米哈依洛維奇時代的大波雅爾，少時守寡，擁有農奴8000人，以道德高尚、信仰虔誠、關心附庸、樂善好施而深得人心。她是狂熱的舊教徒，激烈反對沙皇的宗教改革，被沙皇親自下令逮捕，流放到遠離莫斯科的邊疆，但她仍然不屈，又被關入地牢，在饑寒交迫中死去。蘇里科夫把她視為聖徒，描繪她乘坐雪橇被押解赴流放地途經莫斯科時激動人心的情景：大群舊教信徒趕來送行，有人掩面悲泣，有人被她激勵。畫家尤其特別描繪了兩位赤貧追隨者，一位老嫗和一個乞丐。那乞丐舉兩個手指與莫羅佐娃共勉，(新教用三指劃十字，舊教用兩指，這手勢表明堅守舊教的決心)。悲哀者中也有身穿傳統袍子的大波雅爾貴族。而畫面左上角有一組喜笑顏開的新貴，他們是支持官方教會的軍功貴族。這幅名畫典型地反映了當時舊教徒社會構成的兩極化。

　　但是這樣尖銳反差的兩極化「基礎」不也意味著嚴重的矛盾嗎？實際上，與官方教會的「統一」相反，分裂教派並非一個整體，其內部也是「分裂」的。這也正是如今它的許多同情者不把它視為與「新教」呈二元對立的「舊教」、而寧願沿用過去官方帶貶義的「分裂派」來總稱這一系列「異端」的原因。尤其是1905年開始「立憲」後沙俄逐漸接受了現代宗教寬容原則，不再嚴厲鎮壓舊教，同時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傳統危機、「世風日下」也使官方信仰變得五花八門，民間巫師式的「妖僧」拉斯普京居然得到沙皇寵幸，而感到西方「革命」思想威脅的一些權貴也開始對舊教「保守」傳統反對「西化」的特點產生好感，一些開明的教會還允許在講壇上宣傳舊教神學。這都使沙皇末期官方宗教與「舊教」的界限變得模糊。
　　在另一方面，1905年後舊教中的工商業者很多參加了斯托雷平時代主張改革但反對革命的商界政党進步黨，另一些前激進知識分子對1905年革命的「過激」表示反思，他們組成「路標」派，熱衷於重光「傳統」、振興「國學」，很多人成為東正教神學家，號稱「尋神派」，其中許多人也宣傳分裂教派思想。政界的進步黨與思想界的「尋神派」都堅持非官方立場，但他們也拒絕當時的「西化」、「革命」乃至世俗化、現代性等潮流，後來流變為以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為代表的白俄「現代性批判」思想家。
　　而同時，分裂教派過去發起拉辛、普加喬夫式造反的傳統又被另一些派別繼承，如前述的「莫羅堪教」、「聖靈第四國際」等，他們積极參与了「革命」並且熱衷於暴力。
　　於是，近代的分裂教派便成了個各種異端思想的大雜燴，其中許多異端之間的對立甚至超過其與官方宗教的對立：比布爾什維克還「革命」的「聖靈第四國際」與比正統官僚還「反動」的御用「妖僧」拉斯普京的差別，豈是「新教舊教之別」所能比擬？這就無怪乎分裂教派中一些分支的同情者對另一些分支不但缺少同情，反而可能對鎮壓後者的人有更多的理解。

　　這一點在蘇里科夫的另一幅經典名畫《近衛軍臨刑的早晨》中看得很清楚：這幅歷史畫中的近衛軍與莫羅佐娃一樣是畫家心目中的殉道聖徒，當時彼得大帝搞移風易俗、全盤西化，厲行集權，窮兵黷武，雖然開始了「大國崛起」，但百姓苦於苛斂，傳統貴族與舊教徒的「民族自尊」更難忍受。於是當1698年彼得大帝秘密出訪時，他的普遍信仰舊教、來自民間、同情百姓疾苦的近衛軍與一些貴族聯手趁機謀反。彼得大帝聞訊立即回國進行殘酷鎮壓，以在紅場上當眾斬首的方式，把這支他一手扶植的「親兵」隊伍幾乎全部殺光（1000人中殺了800多人），並且株連蔓抄，在全國展開了對不滿者的大清洗。蘇里科夫以主要畫幅來表現臨刑的近衛軍大義凜然、寧死不屈的狀態，他們的代表、一個紅鬍子近衛軍怒視彼得大帝，其餘人則與親屬悲壯訣別。他們的妻子、母親與兒女們悲痛欲絕，圍觀群眾對殉道者的同情與對鎮壓的不滿也溢於言表。蘇里科夫還把自己女兒的形象--一個戴紅頭巾的可愛小女孩也畫在其中，其對近衛軍的同情極為鮮明。而前來監刑的彼得一世則偏在畫幅一側，在一群外國使節和軍人的簇擁下，顯示畫家對他「崇洋媚外」的不滿。

　　但另一方面，畫家筆下的這個彼得也氣宇軒昂，騎在馬上頗有俄國傳統中「三勇士」的氣概，一副真理在胸、充滿自信的「進步」改革家形象。他轉頭迎著紅鬍子近衛軍的目光，兩人炯炯對視，都是「正面人物」的樣子。顯然，蘇里科夫作為俄國啟蒙時代的「進步」畫家也深知「傳統」的弊病和變革的必要，他不可能贊成「近衛軍」的所有主張。看來畫家的立場很尷尬：他徘徊在「近衛軍」與「彼得」之間。
　　而這，也未嘗不是索爾仁尼琴本人的尷尬。甚至不僅是索爾仁尼琴，可以說，如果斯大林主義是當代的「尼康新教」，那麼當時蘇聯的所有異端知識分子，包括索翁與薩哈羅夫、麥德維傑夫等人在內，都可以說是「分裂教派」的傳人。但是他們之間有如此大的不同，而就索爾仁尼琴自己來說其思想中也有如此多的矛盾。在俄羅斯一波三折坎坷崎嶇的轉軌之路上，可以說他們都徘徊在「近衛軍」與「彼得」之間。索爾仁尼琴是「近衛軍」的傳統傳人，他不滿彼得的「西化」，但他對據說同樣是「西化」的世俗民主同樣不感冒。如果「彼得」放棄「新教」，轉而帶領「近衛軍」去討伐蘇里科夫筆下的「外國使節」，他還會反對嗎？而薩哈羅夫是「近衛軍」反對派精神的傳人，但他是歡迎、至少不認為需要以斯拉夫主義來反對「西化」的，這方面他卻與「彼得」精神相通，如果彼得的「西化」不是以查理大帝式的專制粉碎「俄羅斯傳統」的波雅爾自治，而是以自由民主來取代「俄羅斯傳統」的獨裁（就像戈爾巴喬夫那樣），薩哈羅夫還會去當「近衛軍」嗎？
　　同樣，索翁與薩哈羅夫等人的差別體現了「分裂教派多元性」在當代的延續。在面對「尼康新教」獨尊的時代，這種多元性並不妨礙他們持有大致相同的「近衛軍」立場。但是在這種獨尊已不存在之後，他們的差異便凸顯出來，以至於發展到「近衛軍」與「彼得」那種對立的程度也不是沒有可能！索爾仁尼琴已經去世了，他本人已不會再捲入其中，但這種對立的濫觴不能說與他無關。
　　索爾仁尼琴的一生充滿著「向後看的反專制」的悖論。但是，30多年前與他論戰的另外兩位當時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的最後評價，在今天看來仍然基本上是成立的。當時麥德維傑夫說：「俄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有許多偉大的作家，他們有一種頑固的性格，他們堅持落後於時代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藝術創作上，以及在人類社會政治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足跡。從這個意義上說，索爾仁尼琴這樣不尋常的人物在世界文學中並不是少見的例外。」
　　而薩哈羅夫的評價是：「儘管在我看來索爾仁尼琴的世界觀在某些方面是錯誤的，但在當代充滿悲劇的世界上，他不失為一個為捍衛人類尊嚴而鬥爭的巨人。」
~轉自金雁《倒轉紅輪》

大概的感覺就是剛割肉拋的股票突然漲回了本，而在別人推薦買的股票賠的傾家蕩產吧。。。。

俄羅斯精神義和團的大師兄。。。。。。。。

其實我認為，他是個屬於沙皇時代的俄羅斯人，他的言論都是斯拉夫人民族性的反映。這也是俄羅斯人被奴役時乖乖服從的根源，他們被集體裹挾，止步不前。（索翁的文章里反反覆復說，很少有人反抗kgb的逮捕，默默地收拾行李，默默地忍受，即便抱怨著當局也愛著（或者說是包庇）俄羅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