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武則天為何處心積慮要從「西京長安」搬到「東都洛陽」？

不僅是題中說到的隋煬帝、武則天，唐高宗也另建洛陽為東都，並經常往來於兩都之間（到了武則天以周代唐，改東都為神都，正式以之為首都），武則天去世後唐中宗還都長安，但到了武則天的孫子唐玄宗的時候，又屢次東幸洛陽。

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洛陽的地理位置比起長安更為適中。

洛陽在古人的觀念中，居於「天下之中」，所謂「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古人「發現」夏至日在洛陽附近立圭表，是沒有影子的——現代研究者考察發現實際上是影子正好和石表北沿重合看不出來，所以洛陽被認為是日中之地，也就是在太陽升到天穹最頂點時所對應的大地中心。

對於一個管轄覆蓋禹跡的大帝國來說，洛陽有比長安更適合作為首都的一面。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洛陽在軍事、經濟等領域都比長安差，這就是張良不建議以洛陽為首都時說的理由：

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

但對於基本消除割據勢力的東漢和唐初來說，這一弊病不足為慮。

其次，洛陽是當時的漕運水路之樞紐。

洛陽東南與通濟渠、邗溝、江南運河相連，進一步直接連通隋唐財賦重要來源江淮地區，特別是江淮地區的糧食可以直接輸入到始建於隋大業元年（605）的位於河南省洛陽市老城北的唐代國家糧倉含嘉倉，比運輸到長安少500公里左右，節約資源甚多。

隋煬帝、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等之所以東幸甚至遷都洛陽，本質上就是為了解決皇室、臣僚和軍隊的後勤供給問題。

直到開元二十二年（734）漕運辦法改進運到長安的糧食增加和二十五年（737）在關中採用豐收年景增價和糴（以做儲備）的辦法，「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瀉藥。

洛陽是我國歷史上法統所在地，遷都洛陽是政權合法化的標誌。

從文化因素來看，夏商周三代皆立都河洛大地，是中華民族的天然首都。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洛陽是中華文明的集大成者，佛學首傳於此，儒學光大於此，理學肇始於此，道學淵源於此，玄學發揚於此，經學集成於此，洛陽文化厚重，有利於統治者施政，佔有洛陽可以增加政權的合法性。

從地理位置來看，洛陽曆來「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又有「八關環繞，天下之最中」的美譽。洛陽土地肥沃，依託廣袤的中原腹地，物產豐饒，可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外，隋唐的糧倉皆置於洛陽，有唐一代關中饑荒不斷，以至於唐朝天子不得不多次來洛陽就食（要飯），並下令允許關中難民來洛陽自由尋食，大運河開通後，洛陽更成為南北交通大動脈，經濟異常繁庶。

歷史因素。歷史上的王朝當以洛陽為國都時，西安連陪都都不算，而西安作為國都時，洛陽或以東都（唐朝）或是西京（北宋）的地位存在，這說明洛陽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洛陽參與了大部分的中華文明進程，中國文化脈絡里無處不陳釀著顯性或隱性的「洛陽基因」。

劉邦建國初期的是以洛陽為都，後來在民族罪人婁敬的唆使下遷都西安，是西安建都的濫觴（西周的國都大部分時間在洛陽，考古學家並沒有在西安發掘西周的宮城遺址），至於隋唐二代建都西安也是有不得已而為之，隋朝篡北周政權，西安自然禪代前朝成為大本營，隋煬帝遷都遷都正是對建都西安的糾錯，隋末天下大亂，諸雄並起，李淵父子晉陽起兵首先佔據關中，關中作為李淵父子的大本營就確定下來了，此時洛陽乃隋朝王世充的地盤，奪取洛陽是李淵的首要目的，而此時關中已經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遷都洛陽已經困難重重，但洛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洛陽雖以東都的身份存在，但大部分時間，尤其是唐玄宗以前，洛陽與長安地位並重，多位皇帝長期在洛陽辦公生活，此時長安已經退居次要，有首都有名而無首都之實，這種局面直到唐玄宗執政時才有改變，不過緊接著就爆發了「安史之亂」，長安上演了「國都六失，天子九逃」的鬧劇，吐蕃甚至侵入長安扶持了傀儡政權。

近代以來，中國山河破碎，中國人便以唐朝為規範樣本試圖增強民族自信，因此便開始大規模的吹捧唐朝，建國後，西安的地位上升為西北地區的中心，洛陽則降為普通三線城市。加之中國人對唐朝過度吹噓，造成了一種西安強盛的假象。這種假象是長期以來人們錯誤的歷史觀誘導、潛移默化的影視作品的錯誤濡染的結果，它並不符合歷史真相。

中國歷史是大一統和分裂割據的有機整體，洛陽是漫長的中國歷史的參與者，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這裡既有三代（夏商周）淵源，也有思想璀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有風華絕代的魏晉，也有隋唐和兩宋的悠久。大一統提供了穩定的社會根基，分裂動蕩則醞釀了璀璨的思想文化，「若問天下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有興有廢，文化才厚重，才更具有影響力，更能想像歷史的文明進程。洛陽作為「中華首都」可謂名至實歸。

隋煬帝和武周遷都洛陽正是對歷史的回應。

長安的糧食主要依靠關中平原，雖然關中平原被稱為富庶之地，但畢竟狹小，容量有限，一旦人口膨脹超過了它的承載能力，或者遇到旱災就會產生糧荒。這種糧荒，遠在秦未統一時就曾出現過。

到了隋、唐的時代，由於歷代的戰爭以及建都的開發，資源已經消耗待盡，所出不足以供給長安。再加上關中平原地方狹小，人口稠密，很難供養大批的官僚貴族。

一旦當關中地區鬧饑荒，把東部地區的糧食運到長安，其代價是相當沉重的。隋文帝在公元為了解決關中的漕運，開挖了廣通渠。但是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在公元594年的一次災荒中，隋文帝被迫再次到達洛陽去就食，所以他也成為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個「逐糧天子」。

洛陽居天下之中，離東部經濟中心的距離較長安近。隋煬帝曾經說此地是「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合，」還說「水陸通，貢賦等」。所以，隋朝遷都洛陽。

在隋朝的時候，洛陽周圍修建了大量的糧倉，當時洛陽附近的興洛倉是全國最大的糧倉，其規模遠過於長安的太倉。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瓦崗軍就是先佔領了興洛倉，把糧食散給百姓，其實力才可能發展壯大，因此也被唐朝的統治者視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後快。

唐朝的時候，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也多次到達洛陽的原因，就是這個原因。唐高宗最後一次到達洛陽是在永淳元年四月，當時關中饑荒，長安城中人相食。甚至皇帝的隨從也有被餓死的。可以說這是一次大逃難。第二年十二月，皇帝在洛陽駕崩，皇帝臨死前還說「若天地神靈延吾一兩月之壽，得還長安，死亦何恨！」

到了中宗的時候，關中再次饑荒，大臣們請求皇帝再次臨幸洛陽，遭到唐中宗的拒絕，他說「豈有逐糧天子邪？」。可是糧食運到長安，卻是以廣大民夫的生命為代價的。

在唐德宗的時候，長安再次出現饑荒，禁軍沒有糧食吃，只得到街頭去乞討，後來糧食到達京城，唐德宗跑到東宮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剩矣。」

西安洛陽中國古代兩大都城，陏唐 兩都並存。一般來講朝代初創或社會動蕩西安為好，在冷兵器時代考慮易守難攻地較安全。和平穩定時期洛陽為上。位居天下之中，四通八達便於控制。這是從地理上分析，另外還有一個因素是政治上考量，想擺脫隴西貴族集團的影響，所以然。

九都洛陽（按洛陽人說法九最大，以後不要說什麼十三之類的了，總打自己的臉）已經是世界上神都，總的說是各路神仙聚會在此，天上的龍王海里的蝦龜神仙還有十八層底下的牛鬼蛇神當然還有其領導閻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