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疫情給你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影響？

12-23

請說明疫情的名字，以及當時的年紀、生活狀態。
以及做了哪些事情來防治，給你的生活帶來了哪些影響。

寫這篇答案只是我個人的一段經歷和體會，不是我的工作總結和報告，所以請原諒我不能向回答簡答題一樣逐條對應題主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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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是2013年的H7N9的疫情，那時我剛結束崗位輪轉，定崗到了急性傳染病防制所。當我對於手頭的工作還處於適應階段時，疫情就突然出現了。某天一大早我還沒起床就被領導一個電話叫到了單位，然後囑咐了我兩句就被打發去了上海，十萬火急的去人肉快遞H7N9的檢測試劑，這時我才意識到可能有疫情發生了。

我回來後通過新聞和科室的內部會議了解疫情的發生，由於我不是做病毒的，所以日常疑似病例的檢測工作並沒有安排我參加，卻是辛苦了病毒組的同事們，每天下班了還要安排值班，因為每天隨時都可能有全省各地的疑似病例送過來檢測，有時候他們往往要工作到凌晨兩三點才能去休息。

貼一張參與檢測任務的同事們奮戰在一線的照片，那段日子確實很辛苦，向你們致敬！

然而疫情的控制遠不是確診幾個疑似病例就夠了的，控制傳染源才是重中之重。而H7N9還沒有確定的人傳人案例，所以家禽可能是主要的傳染源了。我本以為我會作為一個旁觀者來觀摩和學習疫情的處置過程，沒想到很快我就被派出去對活禽市場和屠宰場進行家禽家畜的採樣工作了。那時活禽市場已經關閉，我們去也就是對攤位的周邊環境采採樣，而屠宰場的採樣就比較辛苦了，因為屠宰場往往是凌晨開始工作，我們需要屠宰完的第一時間去采豬的鼻拭子（因為活豬採集難度太大）。可以想像一下，實驗室出身的我並沒有相關的採樣訓練和經驗，穿著膠靴、防護服，戴著口罩拿著採樣拭子去給吊起來剛死的死豬採樣，是一種什麼樣的體會？現在想起來覺得還是蠻有挑戰的。
再後來，隨著有效措施的實施，疫情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工作任務也相對的減少了，一些散發病例的實驗室確診都交給市級疾控中心去做了。我們科的工作也逐步回歸正常。

雖然後來也陸續參與處置過幾次小的疫情，但是毫無疑問2013年的這次無疑給我的觸動最大。讓我一下子了解了我們這個職業的一個重要職責——傳染病預防控制，使我從一個懵懂的小白成長為一個疾控工作人員。這次疫情同樣也使我明白，日常的傳染病監測是多麼的重要，因為很多疫情的產生和暴發，就是對於首發病例的忽視而導致的。疾控工作的開展需要很多部門和單位的協助和支持（比如我們去屠宰場採樣就需要農林部門和區縣級疾控中心的協助），然而不少醫院和醫生不了解、不重視傳染病的發現和報告，普通大眾的傳染病知識的普及程度太低，也無形中給我們增加了不少工作。當然這些情況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的，我們只能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期望國家能夠從根本上真正重視起來疾控工作。

最後，百姓安康，大疫不行，吾輩夙願！

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是2003年的SARS疫情。
開始我們對SARS並不重視，我還和同事一起去廣州和深圳出差，回來後也沒發生什麼事情。
過了不久，我因為廣州地鐵的技術會議又要去廣州出差。記得那天我到了機場並登機，偌大一架757客機，乘客連我就三個人。空姐戴著大口罩，眼睛也用類似電焊眼罩的眼鏡罩起來，手和手臂戴著一直延伸到肩膀的長手套套住，給我一瓶礦泉水和一包餅乾，就不再管我了，直到下機。
下圖是百度上的。實際上，飛機上的人比這要少多了。

空姐的打扮除了那一身制服外，其它都和醫生差不多。把圖中醫生的一身天藍制服換成空姐制服就對了：

那時的廣州機場還在老白雲機場，機場航站樓不大，平時人滿為患，結果那天只有我一個人，能非常清晰地聽見自己的腳步聲。
開完會晚上返回時，白雲機場仍然人員了了，飛機上也只有幾個人，就象這樣：

過了一周，我去上海出差。在虹橋機場外上了計程車後，司機未戴口罩。我和司機聊天，說他膽子大。司機說，SARS沒那麼嚴重。結果在我故意咳嗽幾聲後，這位司機趕快戴上了口罩，害得我偷偷樂了半天。
回到公司，公司通知停止全部出差，並且出差回來後要在家裡呆上三天，發現沒問題後才上班。
某日，公司來了一批北京客戶，沒人敢接待，只好我自己去接待他們了。大家都戴著口罩說話，看起來十分怪異。中午吃飯也就快餐，不允許到酒樓就餐。
SARS期間的公共汽車上：

這段時間，我的郵件中，有相當多的郵件都與SARS的搞笑有關。例如SARS期間的新娘：

SARS尚未結束，我卻不得不出差，而且出差地就是北京。出差前的感覺如同赴死一般，真有幾分悲壯和凄涼。
到了北京，同事來接我，大家有戴口罩的，也有不戴口罩的；街道上人來人往，明顯人流少了很多。
到了XX設計院，同事先聲明：我們是來自XX沒有SARS流行的地區，給人的感覺好似安全聲明一般。設計院的設計師們和我們會談也明顯很輕鬆。
返程的航班上，乘客不少。我背後是一位沒戴口罩的老人家，不停地咳嗽，聽得我渾身發麻。我只好回過頭對老人家說，能不能用手帕捂住嘴咳嗽？老人家說：你不就是怕死么？我有咳嗽慢性病，多少年了，都治不好。如果你不願意和我坐在一起，請到其它地方去坐！
實在受不了了！無端被老人家給指責一番，還很有道理。沒法子了，只好自己捂著鼻子換了個位置，離開這是非之地。
回到公司，領導讓我在家辦公一周，每天只管回復郵件即可。我卻找了一個旅遊勝地，好好地放鬆遊玩了三天。笑！
SARS，確實有點讓人害怕，也有點莫名的搞笑快樂感。

2003年，非典，那一年高考有史以來最難。被稱為高考慘案。
當年考完數學，現場暈倒的都有，大家哭成一片。

考後估分填志願，膽小的都後悔死了，膽大的大多數發了（由於非著名中學，所以大部分尖子生也就是在名校邊緣）。

那一年清華北大降了近60分，很多名校分數線貼著重點線，是我見過最奇葩的一年。

至今口上仍留著板藍根淡淡的苦味

不要感嘆小學妹的屁股了……我不是故意看的，全是醫務室那片鏡子牆的錯。

03年非典來的時候，小學5年紀，突然周末不給放假了，春遊給取消了，每天還要喝中藥，考試的作文變成了「給白衣天使的一封信」。我發了一次燒，回家打針，去了學校都不敢讓同學知道了，這個時候發燒的，在同學眼裡就是怪物啊，還好，幾個月後非典控制住了。

可是，對我影響最大的，傷害最深的是09年9月的甲流。

那年甲流侵襲了我們校園，我讀高三，縣裡三所高中，就我們學校大規模爆發。如果體溫上了38.5，就得送醫院，後來，全縣的醫院裝不下了啊，床位不夠，發通知給全縣人民，體溫39.5下，不接受住院治療，自己找診所打點滴。
學校一片混亂，好多家長來學校，要求把孩子接回家，學校就是個傳染源，太危險了啊。我們的大校長眼看快撐不住了，在校園廣播開始演說，那個架勢，就像丘吉爾當年的鐵幕演說啊：同學們家長們，你們好，巴拉巴拉……作為一所對學生、對社會負責人的學校，我們學校不允許孩子回家，以避免被感染的學生將病毒傳染給其他人，我在這裡跟大家承諾，我們必將在一個月內消滅甲流！並且不讓甲流走出校門！」
然後，每節下課，座位都要消毒，有時忘了擦凳子，一屁股坐上，褲子就被84消毒液的溶液弄褪色了，藍色的牛仔褲，屁股那一塊，都是黃點子啊。
每人發一支溫度計。每節，上課前，量一次體溫，下課前再量一次體溫。而且是老師親自檢查溫度表，一個班五個老師，每人負責一組，五分鐘，而且他們要親自讀數。
學校划了一棟宿舍，作為發燒學生的隔離區，他們把桌子搬到運動場自習，四周還要拉起警戒線，那個架勢，就像收押的俘虜。
某天晚上我們年級一個學生體溫飆升到41度，他的班主任，都急得哭了（女的），120還在路上，然後直接把他脫光，把酒精倒盆子里，打濕毛巾給他擦全身啊！
那個時候，每個人都是戴口罩的，老師也要帶，一個口罩兩塊五，不便宜啊。

量體溫的時候，是最擔心的時候，如果你的體溫高於37.5，老師就要在全班點名提醒，某某某，你的體溫已經偏高了，上課中途每隔十分鐘自己量一次。如果你的體溫上了37.8，呵呵，你就自覺去打一支柴胡吧。
我的體溫歷來偏高啊，每次37.6左右，我每次都是危險份子。
我深深地記得一個星期天的下午休息，我們在宿舍打牌，我贏了37塊錢，晚上上課前量體溫，我38.3！班主任非常激動地把我趕去打針，說什麼明天不降溫，就把我送去隔離！那個時候，我們班隔離的就三個體質偏弱的女生啊，要是我被送去隔離了，我以後怎麼混下去啊！不行，我下了晚自習要去再打一針！去了醫務室，醫務室說我這個是低燒，不用打針，拿點葯，我是死活要求打針。然後她說，那好，你把褲子脫了吧，臀注！
臀注！我是第一次聽說這麼專業的醫療名詞啊，怎麼辦？而且，這個時候又進來了兩個高一的小學妹（其中一個是陪同），一副半非主流的打扮，進來就脫褲子，我該怎麼辦。
我該看還是不看。
作為高三的學長，要以升學為己任，為母校爭光，我絕是那種下流的人呢。
毅然決然轉過頭，我不看！
這是啥？怎麼有一面鏡子？小學妹的屁股好白……
我至今都記得那個小學妹的樣子。

輪到我了，醫生問我，還打不打，說真的，在那種人心惶惶的氛圍你，我還是有點怕的，怕自己真得流感了，我堅持要求打針，並且選擇注射肩部，就像小時候打預防針一樣。兩針加兩天的葯，一共花了我42元，倒貼5塊。
後來，我們班上的同學，不少都去過醫務室打針，但那個時候，醫生都直接要求他們打手臂肌注，不再再是臀注，或許是我開了先河吧。

經二十餘天的奮戰，10月中旬，我校陸續隔離或住院治療的五百餘名同學全部回到教室，一個也沒有少，學校進行了一次家長會，校長在校電視廣播室的鏡頭前說，是全校5000餘名師生共同完成了他對家長的承諾，一個月內，我們戰勝了甲流。

2009年11月，甲流h1n1疫苗完成臨床試驗並實現量產。我縣抵達的第一批疫苗全部用於xxx實驗中學，我校師生成為本縣首批接種的人群。

時隔七年，相距萬里，以此照片紀念川北小城那個不平靜的秋天。

2004，非典，尾聲。
吾父，防疫司職。
甲申年某日，奉上令，領其部赴險如常故事。
戰七日余，眠不足其二，滅敵還。
歸至其司外廊，乃例電告平安與家小，因極乏，未及通達，厥，於四樓墜，送醫，其父兄及姐三人親救七日余，未果，卒。
因故種種，不得五星裹屍，不得壯行謚號，不得有司優撫，豎日焚之，草葬之。
時有不平者數人，登堂踏舍厲問吾母曰:奈何順之？
母曰:國難漸平，愚夫之所願也，孤寡雖憤，亦不敢造次而壞之也。
時人乃責之。

84年天津鬧02，也就是霍亂。手洗的特別勤。

2003年非典，因為工作性質，每天需要穿防護服，熱得不行，下班也不讓回家。

謝邀

2003年非典，學校戒備森嚴，我們寢室某人水痘發熱，幸虧是醫學院校，我們沒有被隔離，天天去附屬醫院看望水痘的同學。而住院的人，享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水痘待遇。

03年非典。坐標帝都西南某煉油特大型工業區，這個地區，除了大學和火葬場以外，所有設施，應有盡有，在那時候，有獨立的公檢法，獨立的教育系統。
非典那年10歲，還是個小學生。
當時是3月，剛轉學到家附近的小學沒兩天，學校教學樓西側突然裝了一大排水池子，每個水池子配倆水龍頭，倆塊紅色的上海藥皂。記憶中那時候全學校都是那種上海藥皂和84混合的味兒，刺鼻，但是給人安全感。
每天早上上學，都要一個一個排隊過體溫檢查，所有學生不分年級，一隊排好，一個老師手拿紅外點溫槍在你腦門上來一槍，體溫合格才能進學校。不合格的直接家長領走。放學之後，班主任要留下來親自用84消毒液對教室進行消毒，當時的班主任因為這，燒壞了兩條牛仔褲
然而這並沒有什麼卵用。該停的課還是要停的。
我記得是轉學一個月之後，大概是4月，北京市中小學就停課了，停課前最後一場班會，班主任說她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複課，讓我們在停課期間加緊學習，不要荒廢學業，然後分配了停課期間每天晚上要報告體溫的小組長，按要求，每天晚上七點半，彙報體溫，發現自己體溫高於37.5℃要立即上報。回家之後，按要求看全體中小學生都要看的「空中課堂」，那玩意我看了兩集就不看了，全北京市中小學生看同一個「課程」，感覺裡面講的就是在放沒味的屁，不如看兩本《新概念作文》有意思。
住的房子是廠子分的房子，大概是7，80年代的老樓，每個單元都有垃圾道。以前各家的垃圾都往垃圾道裡面扔，然後物業在一夜之間，焊死了所有垃圾道的鐵門，所有垃圾一律扔到垃圾箱裡面。物業還把小區的小門也焊死了，所有人進出一律走大門，然後在大門處設了檢查崗，帶紅袖標的居委會大媽大姐在門口值守，閑雜人等一律禁止進入小區。
不得不說，老牌國企即使是在慢慢衰敗變老，依然還保留著一點點國企當年的風範。各種當時已經脫銷的東西，比如炒到幾十塊錢一瓶的84，依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職工的供應。
我爸的車間，怕職工去買菜購物的時候進入人流密集場所染色SARS，（那時候哪還有人流密集場所啊）就大批採購了蔬菜，大米白面和食用油。然後我爸把僅限廠區內部行駛的3噸汽油叉車開出了廠區，冒著黑煙把這些食品送的小區裡面每個職工家樓下。每個職工分一大麻袋蔬菜，一袋50斤米50斤面和一桶食用油，雙職工那就拿兩份。哦，對了，還有每個職工一大塑料袋中藥，大概30多包，那玩意真特么難喝，雖然這玩意那時候價格奇高，還脫銷，但我們還是沒拿它當什麼好東西，柜子裡面一扔，就不管了。
我媽從單位領了兩箱當時已經脫銷的84，還有倆噴壺，噴壺我留著當滋水槍玩了，打上壓之後能滋小十米。84分送給鄰居和親朋好友很多，其餘的一直沒有用上，後來基本用這玩意刷馬桶了。你甭說，這玩意刷馬桶還挺好使。一刷白。
非典期間，其實也沒啥特別的，太陽升起東方亮，該啥啥樣還啥樣，無非就是我在小區里跑一下午，也見不著倆人罷了。日子照樣過，只不過陌生人之間，開始有界線了。
確實有很多人逃離了北京，街道上冷冷清清的，但是北京照樣運行的漂漂亮亮的，車間照樣生產，公交照樣運營，超市裡糧食蔬菜雞鴨魚肉照常供應，就連家裡訂的北京青年報，都能按時送到。
留下來的每個人都在堅守著自己的崗位，捍衛著自己的城市，每個留下來的人都相信北京會渡過難關，都相信，在北京，這特么都不叫事。

2003年非典疫情，作為主力軍、正規軍我仍親歷。當時我們當地出於雙0目標〈0疫情0感染)需要，防疫系統己打破相關行政科室建制，成立相應大組。我任綜合防控組副組長、疫情信息情報組組長。
一次，連續處理一起疑似疫情，和同志們連續奮戰三天三夜後，回來一同到大辦公室總資料大數據。干著干著，不知不覺競座在椅子上睡著了。迷迷糊糊聽見有人進門前就叫我，想醒卻醒不來。緊接著聽見檢驗科黃科長制止，"別叫別叫! 讓王主任稍眯會兒。三天三夜了……"。
一激凌，立馬酲了。"對不起，同志們。我怎能睡著了 ?"
…………
主管局長與站長討論疫情，想抽支煙，站長們沒有打火璣。找到我，我也沒有。局長感概地說:"唉！煙鬼、辦公室主任，居然沒有打火機，一一同志們真的太辛苦了!"

每次來二沙島分院,都不由自主地在葉欣像前站幾分鐘.
當年報紙刊登葉欣護士長犧牲的那一天,我對非典有了新的理解.一直不懂事的自己,突然懂得了什麼叫真正的擔心家人,像是明白了很多東西,開了竅一樣.
因為家母是葉欣護士長的同事,那時工作在抗非一線.
也是從那天起到疫情結束,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懼中,睡覺經常驚醒,發獃發著發著會莫名流淚,那種擔驚受怕豈是擔心二字所能概括的.
那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我和我的家人處在了漩渦的中心.

甲型H1N1流感
當時我14歲，讀初三，忘了是09年底還是10年初，我只記得在我中考前半年左右還曾休過一個月的假。
我們這裡確診第一例甲流還是在宣布疫情一個多月以後，剛開始出現病例的頻率還很低，四五天才出現第二例第三例，後來幾乎是呈對數曲線式的爆發。
記得新聞中報道剛發現病例的時候還是叫「豬流感」，然後一個周末去了趟市裡的新華書店，看見紅色封面叫《預防豬流感》的書在賣，心想作者編書的速度真快，肯定沒什麼有價值的內容。
後來沒過幾天，新聞報道該流感為「甲型H1N1流感」，又一個周末再去那個新華書店，發現那一堆叫「預防豬流感」的書還在，似乎還是上次看到的那麼多，感覺已經賣不出去了。
那段時間電視上的疫情宣傳片說，甲流的特效藥是「達菲」，就是「磷酸奧斯他韋」，為啥我記得這麼清楚？後面再解釋。

再後來呀，我就沒去市區了，因為新課程也快結束了，要準備進入中考第一輪複習。而且這個時候，學校也開始預防疫情了，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學會有清潔人員逐個教室逐個桌椅消毒，所以我們也會出現那種，上課前沒注意擦凳子，一屁股坐上去就把椅子上的漆全印在了褲子上。早上則會安排三組老師，分別在教學樓的三個門把守，用激光體溫計對準額頭給同學測體溫（當時騰訊的CF還較為流行，我們形象的稱之為「黃金爆頭」。），體溫正常的放行，發熱的回家。於是每天早上教學樓門口都排著三列隊伍等待檢驗。唯有一類學生擁有免檢的權利，那就是當天的清潔區值日生，換句話說，只要你手上拿個掃把，那你就能若無其事地在人群中走過，不用排隊，老師也不會多看你一眼。因此就有這麼一種情況，有同學來得比較晚，趕上了隊伍比較長的時候，那他就會跑到自己班的清潔區，找到自己班正在打掃衛生的同學問他要掃把，然後不用排隊測體溫直接去教室。確實，明知自己沒有發熱何必浪費時間去排隊呢？

再後來，某個周六我好巧不巧地發熱感冒了，體溫不是太高，於是去縣醫院吊針治療吧，一兩天還沒退燒，一天晚上，感覺身體特別難受胸口痛，晚上十一點去縣醫院辦住院觀察，我剛住院的時候醫生表示確診甲流的「試紙」（試紙？確診甲流是用試紙嗎？我不清楚，也沒求證過）還沒到，但醫生為了預防是甲流，就先給我開了「磷酸奧斯他韋」，還說了，這是國產的，進口的很貴好幾百元一盒。不過後面的通過檢驗科的結果，醫生給我確診是「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病毒性心肌炎」，不是甲流，所以開的達菲也就不用吃了。
卧床休息配合治療吧，等「肌鈣蛋白」指標降下來就可以出院回家休息了。經過漫長的醫院生活，一周後，我得以出院，不過醫生還是建議在家卧床休息一個月，減少活動量，降低心臟的負擔。所以我還是在家休息了三周，共一個月的時間沒有回學校。期間我自己看書複習，以免落下學校的課程，畢竟沒幾個月就要中考了。

回學校之後依舊是黃金爆頭式的入場儀式。只不過，我有醫囑在身，可以不用參加周x早上的值日了，由勞動委員代之。而且我清楚地記得兩件事，一是我回學校的第一場數學測驗，我考了滿分被老師表揚了一番，不過那是因為考試內容是概率，初中的概率知識還是比較少比較簡單的，雖然我這段時間沒有老師教，但自學還是能夠完全掌握的。另一件就是，有一次化學測驗，最後一道大題就是以甲流疫情為背景，要求計算磷酸奧斯他韋里主要成分中某元素的含量。所以我對這個藥物印象非常深刻。

最後，我上次在縣醫院見習才發現，帶我的老師就是我當時的主治！
一時興起為了答這道題熬到這麼晚……

2003年非典，初中會考。
當時正值非典高峰期，晚上，我感覺有點不舒服，同桌就勸我請假回去休息，並主動幫我向老師請假。老師按照當時慣例，摸摸我的額頭，發覺有點異常，就馬上帶我去醫院量體溫，在測量等待過程中，我心裡還在想，大驚小怪，我都沒有覺得發燒，估計就是吃了東西不舒服，一會回去睡一覺就好了。測量結果出來了，39.2℃！而且我出現面色潮紅，咳嗽等癥狀。
老師，校醫和陪同我的同學當時就驚呆了，他們也沒有遇到過非典病例。等緩過神來，校醫和老師就開始慌亂的處理：陪同的同學測量體溫，沒有問題就回宿舍，不要和其他同學接觸；老師去將此事件報告校長，並監測所有學生的體溫，一旦出現發熱情況，立即上報；醫生給我吃了葯，並打了兩針後，讓我將三個口罩重疊戴上，把我帶去一個與所有人都相隔甚遠的獨立房間里。那是在一個長長的，昏暗又狹窄的走廊盡頭。像極了那種走向死亡的道路。突如其來的驚恐，讓我不知所措，任由大家擺布，腦子裡面一片空白。等到房間里只剩下我一個人的時候，恐懼徹底的擊垮了我。
完了，完了。我不能參加明天的考試了，我再也沒有機會上學了，明天天一亮就要被送到恐怖的地方隔離了（迷迷糊糊中聽到醫生和老師的對話），再也看不到粑粑麻麻奶奶哥哥外公了，也許我明天就死了，甚至今晚就熬不過去了。。。蒙著被子，狠狠的咬住嘴唇，任由眼淚嘩嘩的往下流，浸濕了枕頭，衣服和被子。我想，我的一生就這樣完了！
半個小時後，醫生戴了厚厚的幾層口罩，手套，又來量了體溫，我聽到她在門口對另一個人說：校長，她溫度沒降！然後就聽見校長沉重的聲音：今晚每半個小時測一次，如果一直不降，明天一早報告給教育局，有可能所有考試取消，初三學生全部隔離。
聽完他們的對話，我已經泣不成聲了。腦袋越來越沉，和著眼淚，變得迷迷糊糊，只感覺一整個晚上，都有人在不停的進出我的房間，感覺末日的來臨。
所幸，第二天醒來時，溫度已經降至正常，並且被允許參加了考試。
虛驚一場。。。

非典，學校放假一個月，家裡鹽真多，板藍根不好喝。天天在家寫作業，洗衣服，做飯，放牛。，後來村裡人都跑去挖菖蒲，於是一個水塘的菖蒲木有了，天天起的早，五點多，菖蒲有花，幽幽香，泡好衣服，就到圩里去了，家裡大黑狗追兔子，兔子真多。

非典，上初中，雖然本地到最後也是只有謠言沒出現病例，學校可是開心了：為了貫徹上面要求，保護同學們健康，防止同學們去往人員密集公共場所，我們取消節假日，我們周末火力全開地正式上課！
看似有道理對不對？
然而，我們學校是一個沒有宿舍沒有食堂的純走讀學校，節假日取消不是關在學校不出去，而是得從家跑到學校再從學校跑到家吃午飯再跑回學校再跑到家吃晚飯再跑回學校上晚自習…
而且我們是一個兩座樓放3000多學生，一個班塞80多人的老學校，全市恐怕都沒有比我們學校人員更密集的公共場所了。
非典沒染上，但是騎自行車放學路上跑出一個小孩子撞在我身上，摔了一跤不算，孩子的爺爺想藉機碰瓷未遂每天守路口上罵街罵了小一個月…
寶寶心裡苦啊…

甲流，09年去大學報道的時候，路過西安文理學院時候順路進去看看美女，然後八點多就封校任何人不得出入，我在裡面被禁一個禮拜，天天看的女生全戴著口罩，回自己學校後領導說測兩次體溫超過37℃就要隔離，然後不爭氣的兩次都是37.1，又被隔離進一棟無人樓

零三年吧，大概是五月，在上初一。
市區出現了非典疑似病例，學校上午接到通知，中午就直接放假了。
學校提出了一個要求：回家的路上不允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學校算是貴族學校，大多數學生都有著不錯的家境，所以要麼打車，要麼私家車來接，不算什麼難事。
對於那些極少數的學生，這就成了件很難受的事。
比如我，我是住校生，要坐公交車回家，家在周邊縣城。家裡的經濟條件不允許我打車回家，我同時還是班裡的班長，我也不太敢明目張胆的不遵守學校的要求。

長久以來我有著一種發自內心的自負或者是自信，覺得其他人能得到的東西，我通過自己的努力都可以得到。事實上我也做到了，成績很好，在班裡的人際關係也不錯。

那天下午，其他同學都走了，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教室里三個小時，也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辦。在我所有的優先選項里，只有靠自己去實現，但是我卻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實現。

那真是挺難熬的三個小時，這麼一個小小的事，感覺就像是對我自己可笑自尊的一次重擊。突然就感覺到了自己的弱小和乏力，我所努力得到的優異成績，榮譽什麼的，都像廢紙一樣沒用。

在我人生里，爸媽一共來過學校三次，初中高中各一次家長會，還有一次就是非典。最後我給家裡打了電話，爸爸來到學校把我接走了。我們一起坐了公交車回到了家。

那段回家的路可真漫長，我告訴自己：弱者沒有選擇的權利，只能被生活一次次的淘汰和篩選，每次面臨災禍，弱者都是最容易受傷的，無論是精神還是身體。
我要成為強者。

甲型H1N1流感，還在上初一，那個時候鬧得好像挺厲害的。記得附近的養殖場（尤其養豬場），每天都有大卡車拉走一車一車患病或死去的動物，然後集中焚燒填埋。
學校里發了預防手冊，叫帶回去給家裡人一起學習。還有一份由幾種草藥組成的藥方，不太記得了，應該是什麼預防發熱的吧。我媽去藥店照方子抓了葯，天天熬家裡備著，冰箱一打開，一股草藥味。
有一天班主任開會，說是學校到了一批甲流疫苗，數量不多，只有100來支的樣子（醫療資源緊缺？）。但是具體有無效果和副作用還不能確定，因此詢問有沒有願意主動接受注射的同學。結果全校大概就5，60個同學去了吧，包括我，一副大義凜然為民試藥的氣勢，哈哈。然後作為我們學校第一批註射疫苗的學生，後來一周左右，學校又組織了其他同學全體注射了疫苗。
後來想想，老師當時說的「不能確定副作用」的話是騙我們的吧，畢竟已經派放出來的疫苗怎麼可能沒經過測試呢！應該是首期到的疫苗數量太少，怕不能供應全體學生，會引起爭議。不過還是佩服當時那個才12歲就這麼勇敢的自己呢。

樓上說的疫情範圍都好大，我來說個小的。
大概初三的時候，剛開學，看見同桌從瓜子臉變成了國字臉，因為是暑假就以為他是被蚊子咬的，還嘲笑他怎麼咬的這麼對稱。。。

之後的一兩周里先後有好幾個男生都得了腮腺炎，回家養病了。
還跟同桌討論為什麼得病的都是男生。
那段時間人心惶惶天天測體溫。

半個月以後的班會，班主任說，大家一定不要太自私，只顧著自己不管別人，自己有什麼情況一定要及時跟老師說，不要像有的同學一樣把別人的健康不當回事。

同桌後來在中考前幾個月跟完了三年多(初中四年制)的學習不好的小夥伴找茬吵架然後不理他最後跟陌生人一樣，跟學習好的一個男生玩鬧到一起去了，大多數時間的讓那個男生給他講題。

其實有點跑題了，只是那時候從他身上第一次覺得人好可怕。

我就寫一個名字葛軍

SARS的時候在上小學。
全國人民做的事情應該差不多。教室里會有醫護人員噴藥水，出門必帶口罩，家裡常備板南根，每天大人都用火鍋爐子燒醋熏屋子。
被重點宣傳的還有一點:兩個人不要用一個杯子喝水。
十幾年過去了，我依然不習慣碰別人用過的杯子，想來是受了非典的影響。現在每當別人要用我的水杯的時候，我都會產生心理排斥，自己也不太願意用別人的，不過時間長了便沒從前那麼嚴重了。大家都能接受的事情，我怎麼就不能忍耐呢。
你不合群。
你矯情。
你不把我當朋友。

可是啊，這是什麼無法忍受的惡習嗎？
我為什麼要為了別人的看法改變這個對大多數人來說不值一提的習慣？
我並沒有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