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歐陽修、蘇軾、蘇轍、曾鞏、韓琦、富弼、文彥博都反對王安石變法？
我是真的不明白，韓琦、韓維、富弼、文彥博、歐陽修、蘇軾、蘇轍、曾鞏，還有王安石的兩個弟弟為什麼都反對變法啊？韓琦、歐陽修、富弼都是參加慶曆新政的啊！
能不能來個大神給個靠譜兒的全面的分析？
題主若真心想細細了解。
《宋史十講》、《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兩本書讀完基本上就完全明白了。讀完這兩本鄧廣銘先生的書，基本上局勢你就一清二楚了。
但題主誠心問，我就說說我一家之言：
其實大宋的形勢早在熙寧變法前的幾十年就已經很不好了，要不然范仲淹也不會弄出個「慶曆新政」來。
當時官僚機構里但凡有識之士都知道要改，大家都知道要變。
韓琦幾十年前上個陳事八條、司馬光也設計過類似「免疫法」的變革，蘇轍也在各地考察過，知道全國農田荒蕪情況十分嚴重，更不用說軍隊這個誰都知道的老大難問題。
但為何，王安石的變法全是針對這些問題來的，他們還要反對？
在我看來，歸根結底，在於王安石這個人。
王荊公這個人，用現在的話說，叫做：「特別新想法新思維的年輕人。」他的思維太過超前。市易法不就是宏觀調控的意思嗎。何況，他還真有「天變不足畏」的念頭……
在當時的儒家體系里，他是很難被完全接納的，也就只有宋神宗這位年輕敢闖的皇帝才敢用他。
所以很多成名人士背後指摘，說他是「借名高以壓人」、「習申商刑名之術，而文之以六經」，「少學孔孟，晚師翟聃」等等，先不說那些政策，連思想都不能接納，遑論支持？
當年王荊公的《淮南雜說》甫一問世，便被人稱為：「願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可謂於孟軻相上下」的奇書，可見當時名聲。奇怪的是，可這本書在南宋就失傳了？注意，是在雕版印刷發達，私人印刻繁榮的大宋哦……因為打壓。
政治是政治，思想是思想，哪怕你真的能扭轉乾坤，化腐朽為神奇，但你扭過來的乾坤、化過來的神奇到頭來不屬於我們老派儒家、老派士大夫了，那可是萬萬不行的。
那個回答在：「王安石變法為什麼會失敗」底下
老規矩之一，回答問題前先說結論：題主提到的大部分人物對於自己無法從王安石所推動的官僚階層內部改革中獲得紅利而感到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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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規矩之二，放點無關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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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文武藝，賣於帝王家」這句話很多人都聽過，但是好像這題下的很多答主都沒有好好考慮過這句話的含義：作為官僚階層，在沒有確實可見的利益推動下是不會給統治階級賣命的！
這就像歐洲國王們讓他的封建領主們向他效忠時會允諾領主所轄領地的支配權一樣，沒有三分利，誰替你賣命？中國這邊的官僚情況是相似的，可能只是吃相稍微好一點而已。你不能指望人人都像岳飛一樣不圖財不圖色，天天思考「我怎麼變強」，這種人百里無一。
那麼對於官僚而言，什麼才是他們的胡蘿蔔？
沒錯，就是更快地升遷。通過立下不世之功來攫取更大的權柄這是每個官僚都會自覺去做的事。所以仁宗年間，韓琦會在西北選拔能將、會在河北訓練士卒、會在河東和契丹嚴正交涉；富弼會與遼主討價還價、會在災荒時節賑濟災民。
他們做這些，往好了說是為國為民，說實在點也是為了自己。
任用王安石的道理也一樣，支持王安石新學成為官學的「一道德」就是棍子上的胡蘿蔔。王安石作為一代宗師，當然希望自己所學的學派能夠流傳千古，順便自己學派的成員也會繼續維持新法的推行，這種雙贏局面老王和神宗哪裡會拒絕？
回到題主的問題，題主所舉的人物主要有兩類：
第一是如韓琦、韓維、富弼、文彥博、歐陽修這些或多或少參與過慶曆新政的政客。
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在熙豐年間，他們的地位幾乎算得上「位極人臣」了。
對他們而言，參加王安石的變法沒有太大的好處。比如韓琦，"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他的能力不需要一場改革再來證明，他的地位其實也不需要新的政績來鞏固，他這個級別的臣子，按照當時的宋朝官場遊戲規則，哪怕是在崗位上屁事不幹，皇帝都不會拿他怎麼樣。所以，當宋神宗即位以後向富弼問政，富弼來一句「願陛下三十年不言兵」不是單純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路線，而是在暗示「我的出場費，陛下你出不起。」
講道理，宋神宗也的確沒辦法拿出這些大佬們滿意的出場費。哪怕後來他們集體反對新法，得到的待遇依然只是在洛陽或老家安度晚年，逢年過節皇帝還各種發福利送溫暖，死後給個國公稱號，封妻蔭子。要是他們當時積極支持新法，神宗還能拿什麼獎勵他們？生前封國公嗎？神宗倒是敢給他們敢要嗎？
所以這幫老狐狸，出於「養望」的目的也好，出於「高瞻遠矚對宋神宗的真實目的有所警惕也好」，都決定了他們在熙豐年間必然要擺出一副公知范兒。什麼新政策都要嗶嗶兩句，什麼朝廷時政都要投反對票或者棄權票。既能顯示自己存在，又不會受到什麼實質性的處罰，萬一改革派真的捅了大簍子他們作為發對派還能立刻上位，何樂而不為？
第二是如蘇軾、蘇轍等熙豐年間這樣的中間派和舊黨。
這些人的特點是，比較年輕，才名很高但是沒有很多地方治理的經驗。和樓上很多人所誤認為的「王安石的新法不接地氣」的論調相反，這些反對者才是真正的缺乏對當時社會矛盾的認識。
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然後看他反對科舉改革：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況於學校貢舉乎？……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必有道，何必由學乎？
一言以蔽之：「陛下非與百姓治天下，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老子才是替你皇帝老兒幹活的，快好好把咱伺候爽了。
這樣的官僚，一句話就是欠收拾。果然後來把蘇軾往地方上一丟，人家三觀立馬變了。賑災築堤各種正能量，甚至對新法的態度都轉變了。人畢竟還是有一點自我實現之類的願景的，但是這畢竟不能當飯吃。
最後說一句，變法這種事和造反一樣，都是you can you up 的活計，慶曆新政推行沒多久就失敗了，法度基本沒有留存下多少；元祐年間舊黨上台的表演，可以看這裡知道一二（如果把王安石的政治能力換成張居正的政治能力，熙寧變法的結局乃至北宋走向會有什麼不同？ - 忠武腹心薛直老的回答），相比之下，王安石變法的很多法度雖然中間多有反覆，但是的確有執行到南宋甚至南宋末年的例子。哪個更行？不用我多說吧？所以不要什麼鍋都推新法頭上。歐陽修和韓琦年輕時都是變法的中堅派，反對王安石並不是反對他的變法條例，而是看清了王安石背後宋神宗的真實意圖。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的表面意義是變法強國，暗地含義卻是藉此挑起宰相和御史間的矛盾，逼迫相權依附皇權從而收攬權力。等到諫權被完全孤立後，輿論自然可以得到壓制和控制。所以等到熙寧末年時，王安石雖然被罷相，但之後繼任的王珪等人都是自己沒有主見完全只會聽命行事的三旨相公。而御史台也徹底淪為了皇權和相權黨爭的打手，再無制衡可言。之後的元豐改制更是完全破壞了之前的權力平衡，與王安石新法的本質相去甚遠。間接造成的結果就是徽宗年間的吏治腐敗，國事不修。這也正是韓琦等人反對的原因。至於另外幾個，文彥博算是被新法損害利益的地主階級。。蘇軾有點學術對立的衍生，算是中立。不過蘇先生雖然才華天縱，政治水平真心不敢恭維，尤其早年太過文藝青年，比較杯具。。。
舊黨分洛黨和蜀黨，雖然都反對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但說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因此，請不要將蘇軾與司馬光列一起，不是一夥兒的。
蘇東坡反對王安石「操之過急」 應循序漸進，司馬光反對因為「祖宗法不可變」。
推薦一篇文，感覺寫得比較清楚，倒未必全面。
圈子－搜狐讀書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1-6）事實上，王安石的改革，其本意都是好的，確實是在為國家的富強竭心盡慮。而且，在實施過程中，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是難以避免的事情。如果王安石能夠注意政治策略，不那麼激進，改正其中的缺點，發揚其中的優點，也未嘗不能成功。然而這個「拗相公」，的確在這裡發揮了他「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特色，不理會任何對於變法的「攻擊」——不管是惡意的攻擊還是善意的提醒，對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未能及時解決，一味地強制推行。結果好法變成了壞法，良藥變成了毒藥。
……
令當時士人和後世諸多歷史學家和批評家所不能容忍的，除了冒險的政治改革外，還有另外兩項。一個是他編撰頒布的《三經新義》，成為科舉考生人人必讀的經典。考生如果和宰相的見解不一致，則很難得中。而另外一個，則是他控制了御史台，使抨擊朝政評論得失的輿論導向成為了新派打擊舊派的工具。這兩項措施，雖然在輿論上為王安石的變法提供了幫助，但同時也完全壓制住了反對的聲音。對於文化自由民主氣氛極其濃郁的北宋士林來說，王安石的這種做法，是絕對不可容忍的。
……
其實兩黨的領袖王安石與司馬光，雖然政見不同，但畢竟都是真誠虔敬潔身自好之士，在金錢與私德上從未受人指責。他們都志在執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於謀取權力地位。因此他們之間的爭鬥，是君子之間的爭鬥。然而他們兩個人之間卻又是水火不容的。一個批評家曾說：「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為相，司馬光必除新政始允為樞密副使。」
在這兩位開始爭鬥的時候，基本上是對事不對人。但到了後來，形成了兩大黨派的鬥爭，發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對人不對事的局面，這些政治鬥爭的升級和發展，就不是這兩位領袖所能控制的了。
首先引起雙方爭論的問題，是後世也毀譽參半的青苗法。
青苗貸款原本是幫助貧民和自耕農的，但當地官吏為了完成配額，竟然向地主和城市居民也推行。而這兩種人，和青苗貸款是絕對扯不上關係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進一筆錢，數月之後就要付出利息。因此朝廷即使說不是以斂財為目的，老百姓也不會相信。
韓琦當時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撫使，親眼看到了青苗法實行的情形。韓琦將這種情況報告給了皇帝，舊黨大臣也同時上書要求廢除新法。皇帝猶豫了，派了兩個太監到外地視察回報。兩個太監深知利害，回來時說青苗法甚得民心，並無強迫銷售情事。皇帝這個時候就憤怒了。因為不久前發生了一件事情，他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掌管軍事，司馬光說不廢新政他就不接任。皇帝心想，我知道你不贊同變法，所以我讓你去管與變法無關的軍事，你卻拿此來威脅我？你說變法不對，那麼你倒是給我提出個救國救民的良方來啊？他一怒之下降司馬光為制誥，門下省的官吏拒絕發布這道命令，他竟然親自將命令交給司馬光，可見其憤怒之情。
這些人應該主要還是因為見到新法實行過程中確實有弊端，出現了嚴重擾民的情況才反對的吧。
至少蘇軾對變法不是完全反對的。另外，王安石不會用人，後果越來越壞。
王安石的新法出發點很好，但是越往下執行越走樣，實際效果並不是特別令人滿意，他的反對者主要看到的是結果，用事實反對他。
樓上諸位說這些人物反對王安石變法純粹出於私心的，也未免太過小瞧之中賢臣國士的胸襟氣度了吧。
王安石變法本是著名公案，自宋以來便爭論不休。前朝多有貶斥之意，而本朝加以讚賞皆是出於政治訴求，並非是究其新法本質。今人說起變法，總是先入為主地認為改革必是善政；其實不然，王安石的新法雖然看似思想超前眼光卓絕，實際執行卻有很多不妥之處。三蘇這種不懂政治的文學家暫且不提，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等一代名臣反對變法主要因為新法本身的問題，而非出於個人私利或政治博弈。
另外韓琦和富弼可都是推行過慶曆新政的，不能說他們都是老古董，反對新政是因為他們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吧？因為熙寧變法確實很擾民，造成很多不良的後果。
從太祖」為天下守財「到仁宗死時"四十年不見兵革」，有宋一代的統治階級最為後人稱道的是」仁「的風氣。這一代統治其實是面臨很大危機的，外有強敵環伺，內有民生疾苦。何以守成？唯仁德與文治矣。
因此王安石的變法，被士大夫階層認為是動搖了立國之本。本著「殺身成仁」的原則，如迂叟與東坡，即使被一貶再貶，也不苟同介甫之說。
再說說他怎麼擾民。
挑重點兩個說：青苗法和免役法。
青苗法，即在青黃不接時官給農戶貸款，以防止地主高利貸對農戶的壓迫。這個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中國的吏治情況太過複雜，官吏良莠不齊。因此此法反倒給了底層官吏剝削百姓的一個由頭。後來發展為強制攤派貸款，有點像八十年代強制拿工資購買債券那種感覺。而且官僚主義導致取得貸款的程序及其複雜，往往申請一個貸款，上面就給你拖啊拖拖啊拖，拖到你種的黃花菜都涼了也沒個眉目。什麼？行政訴訟？衙前里正何在，來，此等刁民，先胖揍一頓。
免役法，即免除徭役，改為徵收免役錢。這個迎合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出發點也是好的。但是當時按照戶口的等級收錢，而且劃分的很細，大約為二十等。操作起來比錢困難。而法制上操作一困難，又給了貪官污吏登上腐敗舞台的機會。而且此法之弊不止於此，摘抄一段：
監察御史劉摯陳言新法十害：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概視物力以差輸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賦稅有時而減，而助錢更無蠲損也……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偽之人……（ 《宋史 食貨志 役法》
司馬光蘇軾等人並非是只讀聖賢書的儒生，也是關心民間疾苦的政治家。更重要的是，反對熙寧變法，能夠為他們贏得道德的制高點，被載入史書讓後人稱頌，完成儒家立德不朽的理想。-
最近在為小說準備資料，看了不少宋史方面的資料。正好王安石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關鍵人物，試著從人設角度分析一下。
要分析各位對王安石的態度，先要了解當時的背景和各人的立場。
一、
先是隱藏的BOSS——宋神宗。
頊哥兒是宋英宗趙曙長子，1066年立為皇太子，1067年繼位。這會兒按古人算20歲，按我們現代的演算法18歲半19歲。英宗呢，又是仁宗的養子，中間還有幾次波折，仁宗有了親子，可惜後來又夭折了。英宗的成長過程其實很值得考量，這樣的人必須謹小慎微，同時也必須培養自己的才幹。無論怎樣，都是皇位繼承人的前三順位。好不容易熬到自己繼承大統，卻又對朝政很無力，感覺一團亂麻，皇帝呀就是孤家寡人。沒幾年就過世了。
可以想像，神宗皇帝一方面對他老子英宗是痛惜的。一方面又覺著老子沒完成的，我要好好的辦漂亮了。英宗對朝堂的種種掣肘不滿，發牢騷或者給神宗上過類似帝王心術的課。神宗肯定是有一定了解的。再加上少年人特有的心氣，想要大幹一發的心情可想而知。皇帝這個位置就決定了，無論他們英明神武也好，昏庸荒淫也罷，他們的概念始終是家天下。唯一的差別就是好皇帝一步步加強自己的威權，生殺予奪全憑興緻。壞皇帝管不了其他的種種，只能在後宮胡鬧，或者乾脆躲起來煉丹服藥求長生。後世也好，當時也好，對他們怎樣的評價，又有什麼關係呢。所以後世有人說哪管死後洪水滔天。這裡面有憤怒，也有孤獨的冷漠。
說到底，皇帝最後終究是孤家寡人。理解了這四個字，開國君主如唐太宗宋太祖，由盛轉衰的唐玄宗乾隆帝，末代皇帝崇禎隋煬帝。他們的種種就一目了然了。
二、
確定了宋神宗的心態，就能推測到王安石一系列舉措的無可奈何了。歷史是流動的，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人也是時刻變幻的，很多時候是騎虎難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拿事後的蓋棺定論去反推介甫相公，難免要妖魔化了。
1、對少年皇帝，既然皇帝也是要勵精圖治的。那自然要說一些話讓神宗高興的話，譬如「」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這樣的類似口號，除了拉仇恨，說明這個人特立獨行，實在看不出來有任何政治上的好處。是以唯一的解釋，這是神宗沒有說出的私心。
2、介甫相公也不是天人，不是後世穿越回去的現代人，按他的資歷，一方面固然皇帝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待之。一方面只有當地方官的經驗，對於如何當宰執心裡是沒多少譜的。
3、王安石變法的前兩項，其實是慶曆新政的加強版，王安石沒有想到會完全得不到同僚的支持。他自己是沒什麼私慾的，就想當然的以為大傢伙也一樣，這是天大的誤會。
4、在變法之前，王安石的超擢，也更多是神宗的旨意。王安石本人，不至於那麼無聊，也不至於將所有異議者一個一個全部趕出朝堂。這完全是徹底的昏招。
5、等全世界與我為敵了，那也只好自己招兵買馬，另立山頭。你們不是都有自己的算盤嗎，我從年輕人拉一批過來，要官給官，要名給名，總不會跟著你們反我了吧。
6、等漸漸有兩班人馬開始對著幹了，神宗這時候覺醒了，我要收復幽雲十六州也好，要做那萬古一帝也罷，說到底不過是滿足自己的私慾。那這會最關鍵的是要加強皇權。於是真宗的「異論相攪「的帝王心術就開始廣泛使用了。
7、王安石被手下賣了之後，也漸漸看清了。神宗也好，舊黨也好，新黨也罷，就那麼回事。於是乾脆待著金陵參禪養老去了。
三、其他人
先是富弼，他最大，1004年生。1067年那會，63了。他是晏殊的女婿，晏殊呢，又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宰相。真太平嗎？不一定。晏殊最後落得爛醉花間應有數，朝堂那麼回事他太TM知道了。富弼年輕時，出使過大遼，當過樞密副使。參與過范仲淹推行的慶曆新政。到這會也什麼都門清了。二十年內不言兵，這意見絕對老城持重。王安石那套是老頭子玩剩下的。不屑一顧。對於年輕人的冒險，當然要反對。
文彥博，1006年生。他也是老臣，61了。而且也是樞密副使，正經平過亂。為相時，主張過裁軍八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推崇王安石的人中，也有他一個。他的心態跟富弼一樣，對政治鬥爭門清。同時在其位謀其政，朝堂的安穩第一，要反對。
韓琦，1008年生。這會59。他才是與范仲淹並稱的軍中大佬。有過實際的大軍團領軍經驗，而且還敗了。他不止對於政治鬥爭門清，對軍中的問題，肯定要比王安石更有深入了解。但架不住祖宗家法四個字啊。宋太祖建國時就為了防微杜漸，規定軍事長官不能長控一軍，將士不能常駐一地。朝堂里，有專門管財政的計相，還有管軍令的樞密院。所謂二府三司是也。王安石先抓財權，再硬軍隊，想法是好，明顯要犯眾怒。必須反對。
歐陽修，1006年生。雖說也是慶曆新政的主要參與者。但他那會更多是火力輸出和嘴炮。管宣發和政治輔導工作。更多時候是以文壇宗主的形象，醉夢亭記不就是賣萌嗎。對於完全的政治鬥爭，興趣缺缺。估計心眼也不那麼夠。好好先生罷了。你要說文斗，那這老頭兒就來勁了。對於王安石變法不支持不反對，最後可能有點反感。畢竟他可是很看好王安石，結果王不怎麼搭理他。覺得他境界不夠。
曾鞏，1019年生。王安石的老基友。最初推薦給歐陽修的就是他。對新政啊變法啊，都沒有太多興趣。屬於當過官的隱士一流。陳師道說心香一瓣禮南豐。哦哦，南豐先生就是他。他們南豐七曾里有一個小子叫曾布。是王安石後來招攬的小弟。
蘇軾，1037，蘇大鬍子，就一天才嘴炮。怎麼說都有理，但政治上近乎白痴。1067年這會，還屬於風流得意呢。
蘇轍1039，還不到而立之年呢。說他反對不反對，其實都不重要啦。
四、總論
歷史是流動的，政治鬥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切偉大的理想，光榮的口號，歸根結底終歸要落於一個個鮮活苟且的生命個體。退去神話的故事的光環，拿他們當一個人看，其實也還是那麼回事。有為了理想奮不顧身的人，也有神一般的豬隊友。
僅此，僅此而已。
宋代人做不了現代人該乾的事
蘇東坡不是完全反對的，他只是反對其中的一部分
至於其他人，你得這麼看，北宋是號稱與士大夫共治的，再清廉的士大夫也是有屁股的，屁股也是決定腦袋的，王安石改革，是和士大夫搶錢，君子們怎麼會幹？預備君子么也不答應啊。君子不幹，那就只有小人干咯
王安石變法主旨在於強化皇權，只開源不節流。解決財政問題，不要求政府減少開支，單純只要求開源。
在農業社會，經濟總量的增長有限，不可能政府和人民分享增長的財富。所以嘴上說：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實際上是加大了政府從民間汲取財富。而且，客觀上給貪官污吏更多的機會。因為國家加強對民間的控制，基層官員就越有可能敲詐勒索。
政治上他打破了很多北宋年間的政治傳統。他的名言：祖宗不足法。殺傷力極大。
北宋的祖宗之法，本質上是限制皇權的。因為，這是唯一可以壓過皇帝的武器。王安石一句祖宗不足法，喊出來皇帝的心聲，但得罪了士大夫階層。
後來北宋花石綱禍害極廣，這次變法擴大皇權，擴大政府對民間的控制，對這件事有一定的影響。
從經濟上，變法侵害民間利益。從政治上，削弱了士大夫的影響，和對皇權的限制。遭到反對也是必然。
不過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一般主張專制獨裁的都喜歡王安石，主張自由民權的都反對他。那種運動式的搞法，明眼人一看就是禍國殃民。更何況各位先賢大儒。
改革又不是沒搞過，事實上這些仁人志士，大多就是慶曆改革的鼓吹者、參與者。
沒過多少年，一毛一樣內容的熙寧改革，這些仁人志士為什麼會反對？反對的不是改革，是搞法啊！
天怒人怨的運動，不管以什麼高大上的名義都不行！
反對的不是王安石，更不是變法
反對的是變法中那些與民生有害的內容
不管是歐陽公還是蘇東坡，他們都看到了王安石變法的弊端，
比如最著名的青苗法，由於執行的問題，被為了顯示變法政績的官員，弄成了強制剝削的手段，
歐陽公就改變了具體實行的方法，
蘇東坡也是上疏極力反對
因為變法中確實有有違規律，有損民生的內容
反對的是
錯誤，
而不是變法，而不是王安石
最好的證明就是王安石被貶後，
司馬光全盤否定了變法
而蘇東坡又出來批判這種全面否定，主張取精去糟
足可看出，
我們敬愛的北宋諸臣們
是在以一個公正的態度審時度勢
反對的絕不是變法，而是錯誤，
就簡單而言，包括蘇東坡，歐陽修等等在內的人，其實都不是反對王安石變法。
變法就是一場改革，一點錯都沒有。
況且還是在宋仁宗年間，表面的太平之下，是積平積弱的王朝，這個時候最需要的是改革。王安石選擇改革，皇帝也支持他，要說王安石改革為何那麼多人反對，而皇帝卻答應？其實要說起王安石，口才好，是很會勸人的，最關鍵的是王安石與皇帝所信奉的是同一種宗教，共同語言就多，溝通以及勸說起來就方便簡單很多。況且當時宋神宗是很急切地想要變法，國庫空虛，就是給太后辦個壽宴也沒有資金。
再來說說這場變法運動，複雜的變法下，王安石的目的很明確，他想要將所有人變為同一種人，歸於同一平台，其實沒有什麼不對，但是他卻獨斷了這個權力，一切由他決定，不允許討論，不允許批評。所以那些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大多是年輕的官員，一心想要往上爬的人。回歸主題，蘇東坡同意這場改革的發生，卻不同意王安石的方法，王安石要高效要快，但改革往往是不能太快太急的，哪怕是力圖自強也容不得快速，所以蘇東坡反對的是這一種太快太急的做法。
曾鞏是中庸黨，還曾經被司馬光和呂公著懟過，以上。
歷史證明，靠統治階級從上面來推動改革，幾乎沒有成功的。
只有從下方爆發出來的革命怒焰，才能燒乾凈一切啊。
不過統治階級直到最後一刻，也不會覺醒的。
說一點不太一樣的想法，第一次回答貴宋的問題就打兩黨的臉，所以還是匿了……還有，你們這些洗蘇軾的，無非是因為愛之深想讓他早點跟「迂腐」的舊黨脫離關係而已，就像你不得不承認曾布是新黨一樣，內部政見利益分歧不影響總體定性，題主提到的這些人除了曾鞏和王安禮有待商榷以外，其餘的應該都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無誤。
先放下變法，從人際關係上分析，畢竟官場上的鬥爭無處不在，隨便一點事都能互相傾軋，而黨爭可以把這種傾軋無限放大。題主提到的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本來和王安石交好後來反對他的（歐陽修司馬光韓維等），有一部分是大概本來就跟王安石有矛盾的（韓琦蘇軾等），本來就有矛盾的，反對不需要理由，你不來團結我我憑什麼巴結你啊……這可能也是為什麼蘇軾別的奏議基本上邏輯清晰一提到新黨就腦殘黑。至於先交好後反對的，除了歐陽修大概是因為朋友圈都在舊黨這邊沒有支持王安石（據說王安石當初是想歐陽修幫忙的），其餘的基本上都是出身大族政見向來平穩不標新立異的，無論用「流俗」還是「腐儒」來形容都是可以的，至少貴宋吐槽司馬光有徳無才缺少政治經驗的人不是一個兩個，這還是元祐黨的論調，實則是有德未必，無才是真。
那麼又有一個問題，為什麼王安石在老一輩里故意排擠韓琦，在年輕一輩里看不慣蘇軾呢？因為王安石有集權的野心，也有集權的必須，所以三朝元老韓琦再見，縱橫家（廣義意義上的）蘇軾再見。
說完了這些恩怨，再講王安石變法本身的問題。個人的角度，我是認同王曾瑜先生「富國有術，強兵無方」摧抑兼并純屬扯淡的說法，但是我覺得，王安石變法有在富國強兵以外的功效，說來諷刺，這恰恰是舊黨們老生常談的整肅吏治減少冗官。事實是，熙寧年間雖然看起來為了變法加派了很多人手，但這些人比起恩蔭來的冗官簡直是九牛一毛，而元祐年一旦弄更化行「仁政」，冗官冗費倍增，朝廷財政入不敷出，政府部門怠惰散漫，蘇軾「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並非無感而發，當時也不乏人提出裁徹冗官的論調，但大部分都是無疾而終。看起來，高大上的變法弄了這麼簡單平凡的一個功效，貌似是殺雞用牛刀，但我就想問，還有什麼辦法解決吏治敗壞冗官冗費的問題……舊黨提了那麼多，誰又真去做了呢？當初名聲如范仲淹韓琦，也沒有做到。
前面是王安石的功，但免不了還有過。首先是強兵的問題我認為他可以做的更好，保甲保馬什麼的，真的是一種時代的倒退啊……而且，在我看來，王安石這個人，首先是一個學者（廣義意義上的，包括經濟學家），其次才是一個政治家和官員，這不是理論好不好執行程度好不好的問題，這是你定的法律有沒有可行性的問題，這是你作為發起者有沒有應對失敗應對反覆的措施的問題。王安石曾經寫過一首商鞅詩，「商鞅能令政必行」，很顯然王安石沒有做到這一點，法令的反覆，很大程度上給百姓帶來了麻煩，真要做，我覺得反不如紹述那幫人堅定一點……但紹述那幫人慘啊，你王安石在前面定了法令，他們為了不遺人口實，只有全盤照搬，最後累死累活還都進了《奸臣傳》……
假設蘇軾支持王安石變法，大概也是進奸臣傳的份，而且他的文集奏議會因為歷朝歷代人們討厭他的人品而沒有人去刊印，因此大量散佚，文壇盟主更是想都別想，而以他的性格，其結局也不會好上多少……所以他何必呢……
總而言之吧，王安石有什麼條件，可以讓這些人動心，沒好處的事情，他們憑什麼干，為了拿一張進《奸臣傳》的門票么
王安石是孫中山似的人物，能夠看到社會弊端和危害，試圖通過推行新政來解決這些社會矛盾，但王安石本身沒有解決這些弊端的能力，而王安石雖然在野養名多年，實際自身班底並不多，在自身派系可用之人不多，不能夠支撐新政良性運轉的情況下，面對反對者的洶洶政論，王安石只好一股腦的將所有支持新政的人都納入到新政旗下，有點像是當年同盟會的架勢，人員眾多派系也眾多，自身散亂，新政在實行過程中花樣百出，尤其又在面對司馬光這種純粹的政客，對於新政中走形，新政官員自身不檢的事情怎麼可能視而不見。 朝堂攻訐一直來勢洶洶，只是沒有得到重臣集團的支持，因此神宗還能加以回護，保證新政推行。
但王安石推行新政過於急切，宋朝並非已經重病不堪，人才不足，政策過猛，因此變法沒有得到文彥博、韓琦、韓維、富弼等元老重臣疆臣的支持，甚至在青苗法、保甲法、鐵龍爪等事後，重臣集團也對新政表達了一些反對。而韓琦等重臣的反對從事例上看典型的有兩個。一是青苗法、保甲法執行走偏。二是李公義、黃懷信亂政，以鐵龍爪、浚川耙治黃河。從本質上都是對新政走入歧途的反對。於是朝堂上形成了這樣一個格局：王安石新政雖然對，但用人不對遲早失敗，司馬光舊黨雖然不對，但好歹能維持國家體制正常運轉。加之重臣集團的反對，神宗最後也無力回護，將王安石罷相。此後新政受措，人員良莠不齊的危害開始顯現，呂惠卿爭權，新法內部四分五裂，此後王安石雖又有拜相，但畢竟新政大勢已去。
所以說王安石和孫中山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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