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被衰落的根本原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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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1的新聞
本港經濟增長加快。第三季經濟增長1.9%，較之前一季高0.2個百分點，按季升0.6%，勝預期，期內私人消費升1.2%，投資開支錄得強勁反彈，出口增長1.9%。

發達經濟體能有這樣的增長已經不錯了，為什麼要唱衰？

不可否認，香港的經濟和文化已經在走下坡路了，沒有了當年的輝煌，香港的旅遊形象也在被各種負面新聞所影響，當年的「東方明珠」現在也已少有人提。那麼香港衰落的原因有哪些？

瀉藥。。。並不覺得香港衰落了。它只是在逐漸回歸到一個「東亞的700萬人規模的大城市」應有的級別而已。

類似的問題其實還有「為什麼香港的流行樂衰落了？」，「為什麼港姐越來越丑了？」等等。

答案也都類似：在一個由將近20億人組成的泛東亞/東南亞文化圈內，一個由700萬人組成的點狀概念，居然刷出了一定程度的面狀談資，相當不易，但也註定只能是一個歷史長河中的偶然波動而已。

當然了，這種自然「回歸」的過程，可能會被加速：部分香港人並不願意直面自己的城市僅是一個「點狀概念」而已，而是帶著「面狀談資」的虛妄，試圖對抗這種回歸過程。結果很顯然：會加速回歸。

而最終，個人相信香港會繼續優秀下去 -- 按照其規模對應的本應有的優秀程度和範疇優秀下去。

如果把一個城市的競爭力歸納為內容和連接的話，香港在連接上的一切努力已經失敗。而在內容上，香港總算想啟動實業，但為時已晚。香港沒有為實業復興做任何準備，沒有任何民間基礎，註定得不到現實的反饋。

在短短几年裡，香港關閉了幾乎所有的機會窗口。沒有內生的增量空間，泡沫里的紙面財富終是夢一場。

過去30年，作為唯一浸淫國際商業體系至今的中國城市，香港承接著大陸與外界的轉口物流、資金流，這是香港所有競爭力的基礎。這種模式運行下去的前提是大陸對全球貿易必須持續增長，才能維繫住香港的增量和資產價格。

但最近十年里全球貿易的膨脹，實際上建立在消費國的負債消費和生產國的負債投資上。失衡的全球化走到頭了，2008年已經給出了預警。

香港人早該意識到，自己不可能永遠靠轉口生意活下去。作為中國連通世界的壟斷性入口，流量觸頂了，而且面臨分流的趨勢。

最有效的手段是建立新的入口優勢，最終香港成功地作死掉了所有的連接空間。

1、旅遊購物。最淺層面的連接。的確給香港帶來了困擾。生活上、產業上，貌似過載。但是作為個國際大都市，遇到問題首先想到的不是改善和提升吸納空間，而是封閉和排斥，就是在作死了。

沒有一個旅遊型、服務型城市會把流量人口和財富當成負擔。完全可以通過預判、規劃創造增量商業和就業人口來去解決問題。而現在，從激進分子的驅趕「蝗蟲」，到普遍階層對「一周一行」的毫無反應，一直到旅遊購物團終於也大幅下滑了。

2、「超級聯繫人」。大陸「一帶一路」戰略之下，對國際化服務的需求井噴。香港坐擁各類「專才」，沉澱了國際商業資源，洞悉國際商業規則。在大陸企業走出去這麼明確的需求下，沒構建起任何有效承接體系。

發改委一位巡視員在香港會議上當場打臉，稱香港很難擔當「超級聯繫人」角色，因為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並非以西方的手法做生意。

無論以什麼手法做生意，最要命的是沒有內地政府和企業感受到香港的便利，而跳過香港的選擇越來越多。

3、處在原始社會的「互聯網+」。一切連接，信息流按理應該走在最前面。在內地走過了門戶、社交、電商、金融支付的互聯網全產業鏈之後，香港人還沉浸在facebook和whatsapp上享受著「國際化」的優越感。

本來一帶一路的線上產品，香港對西方有資訊和體制無縫對接優勢，一頭有華語對接優勢。但雪球美股、華爾街見聞，阿里電商，這些卻沒出現在香港。香港只有代購，而沒有任何一個人、組織，去打造一個體系化的平台。

無論普通市民，還是精英階層，都沒有抓住互聯網這波浪潮的意識。只能說是傲慢和懶惰心態共同作用的結果。

4、自貿區。大陸的自貿區進展並不順利，但作為國策的趨勢明確。香港有先天的優勢成為各自貿區的集納平台，目前還是窗口期。因為自貿區想做的東西很多，實際上不能做的東西又太多。

但是香港沒有研究，沒有策略。只有抱怨，自貿區商機不明，不合國際規範，跟香港沒法比……真跟國際接軌的時候，香港的飯碗就被一鍋端了。

以上種種，吐槽無力。香港一再推銷自己在國際化上的賣點，但企業需要的是實打實的服務和對等的態度。

香港自己需要的前瞻意識和解決問題意識，都輸給了傲慢和偏見。信息自由的大海沒能讓他們認識到自己處於什麼境地，有什麼機會，面臨怎樣的危機。

「創科業」根本無貨可裝

以上幾類連接業務，特首梁努力過，但基本失敗。無論商業、資訊還是專業服務，在對大陸的連接上，香港是趕鴨子不上架，沒轍。

最近一年的振興創科業和再工業化，是連接策略失效之後的唯一寄託。明確未來沒法刮過路財了，就試試男兒當自強吧。

香港去年底成立了「創新與科技局」，希望「在香港創科環境日漸成熟的情況下，創科可以成為我們的新產業，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也為年輕人締造更多機會。」

最後拿出來說事的是一個大學教授主導的「認知障礙症」研究在美國權威科學期刊上獲得了發表。這充分體現了香港在科技產業化方面基本是個零，只能拿大學裡的零星基礎研究課題來造勢。

一切都已經顯得有些晚了。首先香港過去20年來在科技方面沒做任何的準備、投入，沒提供一丁點的有利條件在全球創造產業鏈中給自己謀一席之地。

對比20年前的香港和大陸，香港有人才，有資本，有充分的資訊和商業連接。但是當年規劃的中藥港、數碼港，最後都淪為不倫不類的地產項目。

當年特首董建華提出的還有一個「硅港」。台積電的張汝京想在香港搞晶元廠，並且在香港註冊了中芯國際。但據說港人反對，而且張汝京認為香港沒給科技工業提供扶植的政策和投資環境。最後跑去了上海。

香港不著急，不挽留，馬照跑，樓照炒。

炒到今天，沒有沉澱和積累，在全球科技圈已經換了幾個檔的時候，說自己要搞創科業，搞再工業化。外人信，香港人自己都不信。當然悲壯的努力也值得肯定。

香港在國際舞台上一直是個好孩子。自由主義經濟學背得滾瓜爛熟。屢奪「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桂冠。害他們的也是這個。

其實，香港一直在背書，從來不創造。

一個經濟體要發展必須有創造性產業，無論是創造性工業，還是服務業。香港的服務業是附庸的而沒有丁點的創造性在裡面。典型表現是：全球經濟好，它就通脹；全球經濟差，它就崩盤。

英國留下一個帶bug的土地制度，香港全套執行；留下一個資本自由體系和聯繫匯率，香港全套執行。完全不考慮自己處在怎樣的條件，經濟、人口是怎樣的結構，未來是怎樣的空間。

1998年金融風暴，財政司長曾蔭權調動外匯對博索羅斯，期間因為違背「不干預市場」的理念回到家裡「夜半飲泣」，充分體現出港人被自由主義教條洗腦之深。金管局每天都在買賣外匯，早就是市場參與者。要是按十年之後美國處理金融危機的手法，他得跳樓去！

所以你知道香港政府是個什麼角色了：大英帝國留下的腳本，國際教材規定好的動作，像驢拉磨一樣無腦轉圈，年復一年。但這是個沒有責任感和主觀能動性可言的運轉體系！

知乎的Wang Thomas分析，這與香港的人口質地有關：香港市民主體其實是一群小農。解釋這條的有一個現實案例：香港的土地開發不動根本不是地產商的阻力，而是房東阻力。地產商利益顯然是開山填海拿地。房東問題一個是買了房的不許房價跌，一個是摟著私地的想發萬年財，公用土地開發了沒利益，就反對。

這個人口底子，加上對人才流動的封閉（保障本地人就業），導致一連串問題。

1、信息消化不良。全世界信息最自由的地方，八卦政治無所不及，但是也就停留在八卦和政治的層面。對稍複雜的信息辨析力低下。知溝理論的一種表現形式：大眾傳播越發達，大部分人越被屏蔽在有效信息之外。

在專業領域，香港也沒有產生有價值的人文思想和商業思想。最後還是輸出八卦和政治話語。

2、政治消化不良。民主的本義，是建立一套有效的議事和決策機制，它的底線是可運轉，而且要幹事！

香港的情況，權力空心化。不是說政府，而是對所有民眾都空了。沒有人的權力能通過行政體系落實、進展、複議、完善。爭吵不叫博弈。

3、資本消化不良。香港吸納外資數萬億，但是錢來了，玩歪了。

說到底是港人目前的能力、機制和取向，沒有能力把巨量資本轉化為生產力。直接奔著炒買炒賣去了。所以錢多了就通脹，因為沒有能消納貨幣的有效資產。直接把房價先推到頂。封死了後續一切創造價值的空間。

低稅率沒有給這個城市的生活和企業帶來一絲輕鬆，因為土地財政本身就是一種課稅。

所以地產經濟是香港的表面，根子上是唯資本論。除了資本流通順暢，其它全都寸步難行。也因為資本流通和投機的成本極低，炒囤倒賣盛行，生產和創造永無可能。

瑞士、以色列、新加坡，都是工業強國

香港的現狀是，一邊對內封閉，一邊對洋開放。但消化不了洋資本、洋理論、洋民主、洋科技和洋信息。

洋理論告訴他們：自由是第一生產力，你是最自由經濟體。以及全球趨勢是服務業、後工業化。

香港人就是不抬眼看看，跟它對標的經濟體（人口相當），其實全是工業強國。

瑞士。是世界上最工業化的經濟體之一，工業占經濟產值50%，人均工業產量世界第一（偶爾第二）。

以色列。猶太人是搞金融的祖宗，但是以色列的生物、IT、工程、光學、軍事，各工業門類都不輸大國。創造堪比矽谷。

新加坡。石化、電子、機械、生物，四大支柱工業。有全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和石化中心，全球最大的自升式鑽井平台製造國。躺著能賺錢，偏要站著掙，比香港的眼光高遠太多。

關鍵的是，即使是服務業，這些國家也是知識型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主導。而不是炒囤型服務業。

金融業的競爭力不體現在量，而是標準制定權、定價權、流動掌控權。華爾街炒全世界，香港只能炒自己。能炒別人，才是真正的金融中心。

現在，全球最發達的知識型服務業輸出國英美，都難以靠服務業為主體平衡國際收支，香港這個金融過橋角色，居然有人會覺得自己有英美法系和「全球最自由」的招牌就能活下去。

就像一個殼公司，華麗的泡沫

香港的資產價格已經處在明確的拐點。人流、物流、資金流三塊，前兩塊已經向下。資金流即使再多，流不進生產環節，提升不了流通效率，也均衡不了分配。對消化不了過剩資本的經濟體來說，錢多非幸事。

扒去香港的外衣，就像個殼公司。目前最核心的問題是：想做事的人做不了事。積極者去搞投機食利的短平快生意，剩下的人等著救世主。

即使現在把香港交給想做事的人，也面臨同樣窘迫的大環境：全球貿易萎縮，對大陸之外區域沒有增量空間，因為沒有主導和參與能力，沒有輸出服務和產品的能力。新加坡在戰略層面一直有提前量，香港不但沒有提前量，火燒眉毛都不知道水在哪裡。

水在大陸啊兄弟。香港最後一個機會是與深圳的合體。這事上香港的話語權比深圳大，深圳願意付出的比香港多。但是香港顯然把深圳當成了對手多於合作夥伴，對前海根本沒跟其它自貿區區別對待，擔心搶了本地人的飯碗和蛋糕。啟動再工業化，明顯是不把深圳當成互相結合的對象。至於其它交通上的，邊界開發上的磕磕絆絆，深圳看不到香港的半點誠意。

拋卻外界，審視自身，香港真的要意識到，不能再延續唯資本是從的體制。政府要有為而治，調節分配，而且要將分配結合到生產創造上，先蹲下，再出發。

多年來的資本灌輸，只給香港帶來了紙面財富，而不是真實的生產力。一切不能提升勞動生產率和社會流通效率的服務業都是一場華麗的泡沫。

香港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香港一位不願署名的立法委員所寫,把香港的問題寫得深入骨髓，非常值得一看。文章把地緣與經濟的關係，以及如何結合實際情況發展經濟，按香港的實力作了分析，值得借鑒。但是，這位立法委員也清楚，恐怕他寫得再好，也改變不了香港的大勢，香港衰落恐難避免。

　　導讀：香港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以李家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縱港府政策，嚴控香港的土地供應，迄今香港的建設用地面積不到10%，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價地價比天還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營商成本，讓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關門大吉。至於零售、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則大多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稱謂。類似「自由行」等中央給香港的經濟蛋糕，好處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產業的財閥拿走，普通民眾所獲寥寥，卻承受了人潮擁擠、物價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產和底層民眾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氣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柯林頓1992年競選總統時的口號：「笨蛋，是經濟！」，就憑這句競選口號，柯林頓打敗了攜伊拉克戰爭勝利之威的老布希。解決香港的問題，也得從經濟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氣。

　　要說香港為什麼會衰落，就要先說香港為什麼會崛起。

　　總結成功經驗這種事情，向來是一百個人有一百零一個解釋。不過委員認為真正靠譜的就一個原因：香港是內地和西方經貿交流的中轉站。這個條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達到最優，使得香港一躍成為國際級的大都市，只不過這樣的好機會，之前之後都很難再找了。

　　首先，讓時光倒推回1840年。從英國最初割佔香港，到朝鮮戰爭爆發，中間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這段時間裡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錯的經濟發展，但遠沒有日後那麼搶眼。這是因為，當時的香港並沒有在中國經濟版圖中佔據什麼不可替代的地位。當年的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完全開放，外國人員、資金、貨物，都可以暢行無阻的直接進入中國內地，那麼自然沒有必要繞行英國控制的香港，多費一重周折。香港在當時的地位更側重於軍港，而非商貿中心。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年輕的新中國同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繫幾乎完全被切斷。不過，中國並沒有因此而感到特別不便，因為中國倒向了社會主義陣營。蘇聯人可以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資金和技術。既然中國並不十分期待來自西方的經濟資源，那麼作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醬油的份了。

　　轉機起於中蘇分裂。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中國從蘇聯獲取資金和技術的渠道越來越狹小。而中國經濟建設、科技發展對外部資源的需求則一直有增無減。這種情況下，中國自然而然的轉向西方，尋求資源的替代來源。這種轉向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從西方引進全套工業生產設備，滿足經濟建設需求。這是自156個蘇聯援助項目之後，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國外的工業技術和設備。以四三方案為代表，中國和西方經濟體系開始重建聯繫。這種聯繫由小到大，最終演變成全國性的對外開放。

　　順便說一句，當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負責人，就是後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他老人家。

　　然而，儘管中國大陸已經定下了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開放面臨重重問題。中國的辦事規則和西方的貿易規則互不熟悉，缺少熟悉兩邊狀況的中間人，還有中國在政策上、法律上對直接來自西方的人員、物資、資金也有種種限制。種種麻煩導致中國對西方經濟資源的需求始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而這正好構成了香港崛起的條件。香港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係最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港間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員、貿易往來。香港人也熟悉西方，畢竟是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一個多世紀，他們對西方的法律、貿易規則等等都很熟悉。這個有利條件讓香港迅速獲得了中國內地同西方間經貿往來的中轉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時也還充當了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聯繫橋樑。從八十年代兩岸關係緩和算起，直到兩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陸與台灣間的人員物資往來，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從香港轉道。

　　數量巨大的轉口貿易讓香港一舉成為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隨之建立起來的還有金融中心，這一點同樣得益與中國市場：來自西方世界的資金要流入中國大陸，同樣需要一個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於吉隆坡，也都想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質上講就是它們背後缺乏一個足夠吸納大量資金的市場。在這個問題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較長短的對手是東京，其背後自然是整個日本市場。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後，尤其是香港回歸以後，這種有利地位卻開始日漸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將此歸結為特區政府無能。這個理由不成立。我們後面還會提到，特區政府並不比港英政府更無能。真正的原因在於，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灣地區的聯繫日漸緊密，直接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容易，那麼為什麼還要走香港繞道呢？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的地位從根本上講，來源於東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這是一個暫時現象而非永久問題，所以自然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只不過這個暫時現象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所以經常被這一代人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對於更早的歷史，人總是健忘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香港只能在轉口貿易中心這一棵樹上弔死。只要尋找到新的金剛鑽，當然不擔心沒有新的瓷器活兒。用公司的轉型來打比方：同樣是做攝影膠捲的公司，面臨數碼照相技術的絞殺，富士公司和柯達公司就是一好一壞兩個轉型。富士依託化學製劑方面的基礎，轉型做化妝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業內的一個巨頭了。而柯達選擇向印刷出版業轉向，偏偏這也是個被電子信息產業擠兌的夕陽產業，於是柯達轉型走的舉步為艱，最終在世界經濟危機中被一網打盡。香港的問題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達？轉型成功的關鍵，是要尋找可以做大的朝陽產業，而且要是本地有條件發展的產業。那麼香港的朝陽產業該是怎樣的產業？

　　首先說，所有低端產業都沒戲。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李老闆是當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各國產業升級路上的第一台階。但是發家以後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產，操縱香港的土地價格一路飛升。居高不下的地價對工農業發展是致命的，沒有幾個企業的利潤率能夠應付如此高漲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數小而精的高科技工業，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都早早關門大吉了。當然，工農業萎縮的另一個原因是自然的產業升級規律：香港有錢了，平均工資高了，需要維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產業就自然完蛋了。簡而言之，產業升級是單行線，沒有回頭路可走。這兩個原因限定了香港未來的出路，只能在第三產業里找，並且只能是對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業。

　　第二個因素是，必須是不易搬家的行業。今天的大陸顯而易見是個比香港更遼闊更活躍的市場，如果一個產業能夠輕易搬家，那麼直接舉家遷往大陸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當年紅極一時的影視娛樂業。今天的大明星們名義上是香港人，實際上一年大半時間在大陸拍戲、走穴。香港發展成什麼樣與他們何干？真正香港本地製作的「土產」電影如今早就沒了九十年代在大陸市場一統江湖的氣勢，就是因為人脈資金都早已流向大陸，樂不思蜀了。

　　第三個因素是，目標產業必須能夠吸納相當可觀的勞動力數量。畢竟，香港是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城市。一項只能讓少數人暴富的產業是當不了支柱產業的。少數超級富翁和大批貧民構成的社會連穩定都談不上，何談發展？沒錯，委員說的還是房地產業。李大富翁在房地產業里賺得盆滿缽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還是鳥籠，連內地許多大城市的居住條件都趕不上。這樣的產業繼續畸形繁榮，對香港實在不是什麼好事。說到這裡，有人可能已經看出問題了。上述的幾個考量因素之間是有矛盾的。比如，一個產業如果在香港吸納大量的勞動力，那它就必然背負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導致競爭力下降。

　　還是前面那句話，兩難的選擇，不是要證明香港的產業轉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說，產業轉型，無論在哪裡都是要經過痛苦的調整、犧牲，承擔相當的風險，在不同的因素間走鋼絲的。坐在家裡就能日進斗金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未來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犧牲，才有回報的。當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條件，只要願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還是很多的。比如，旅遊業就是一個可選擇的目標產業。香港畢竟是一個比出境游要廉價方便的旅遊目的地，旅遊業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幾個條件的產業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多數人對於發展模式的轉變還沒有意識，沒有這個心理準備。從很多角度來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態甚至可以稱得上「不知死活」。

　　從前兩年開始，我們越來越多的見到香港市民同內地遊客之間發生衝突的新聞。隨便在網路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將內地赴港遊客稱為「蝗蟲」》、《香港導遊辱罵內地遊客》。

　　很有意思。旅遊業是香港這幾年少有的景氣行業，可以說代表了香港產業轉型的希望。可是屢屢爆出的負面新聞讓人覺得，香港不過是一個和內地許多劣質旅遊開發區類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對待本地的旅遊行業信譽，這是一種什麼心態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問題。新聞很多了，這裡不再附送相關鏈接。內地人到香港大批量採購奶粉，許多商店貨架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輿論的反響不是「商機難得，擴大進貨」，而是「內地人搶了我們的奶粉」。作為一個以轉口貿易起家，以自由貿易為榮的商業城市，竟然鬧到要動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戶購物……這讓人想起了鴉片戰爭前的清朝：獲悉外國商人大批採購瓷器絲綢、市面上貨源緊張的消息，清政府的反應不是擴大生產，而是禁止商品出口。當年的清朝沒有受過資本主義洗禮，尚屬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員以為，上述事實足以說明，大多數香港人不知道香港發達的原因。他們表面上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傑出代表，骨子裡還是盯著眼前一畝三分地的小農心態。他們口裡以貿易中心為榮，實際上卻不知道（或者不關心）這貿易服務於哪個市場哪個客戶。他們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託大陸市場的結果。所以，他們是在迷茫中稀里糊塗的發展起來的。今天的他們又在迷茫中稀里糊塗的停滯不前。那麼委員當然可以預測，他們也將在迷茫中稀里糊塗的衰落下去。

　　當然，許多香港人不會承認這一點，他們更喜歡將今天的停滯歸罪於特區政府。聲稱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樣子，就是因為特區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這是很荒唐的。特區政府事實上和港英政府毫無區別，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歸前的港英政府是個確鑿無疑的殖民地政府，沒有決策權，只有執行權。做決策是英國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慮如何執行英國政府的決策。在香港回歸的時候，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中國政府承諾，香港現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變。這意味著，香港特區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樣，仍然只是一個殖民地政府。基於各方面因素考慮，中國政府從未大幅調整香港特區政府的架構和工作模式，賦予其決策的能力。

　　那麼誰來替香港做決策呢？是中國政府么？我們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諾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國政府除了在少數基本問題上保持發言權，以此體現主權之外，在大多數具體的政策問題上並不願插手香港內部事務。

　　所以這就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問題，它是一個殖民地政府，上面卻沒有了宗主國。它無條件保留了英國人留下的施政綱領，沒有能力根據經濟形勢變動予以調整，就像一輛卸掉了方向盤的汽車。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艱難。

　　要理解香港特區政府的這一缺陷，我們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美國政府的反應，對比98年香港金融危機時香港政府的反應。08年華爾街搞出危機的時候，美國政府毫不猶豫的拋棄了之前一直高調宣傳的「政府不干預市場」的口號。為了避免通貨緊縮風險和全面的經濟崩潰，美國政府立刻插手干預市場。反正干預市場也罷，不干預市場也罷，都是政策選擇而已。對於美國政府，這不過是一張紙上寫什麼字的事兒。現在改幾個字也沒什麼，毫無心理壓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決策就艱難的多了。當時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後來的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他自己事後回憶說，他覺得政府干預市場違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預市場經濟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棄了自己的理想，以致於在宣布救市決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頭痛哭。曾蔭權的心態就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官員的心態。他從未掌握決策權，只能把上級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國政府布置的政策當聖旨來遵循、來信奉。如果英國政府命令改變這個政策，他什麼話也不會說。可要他自己違背這個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樣。

　　從這個角度上講，索羅斯當年攻擊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給香港特區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壓力，以致於這個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認識到需要做點什麼來自我保護。如果他能夠用溫水煮青蛙的手段來炮製香港，香港特區政府或許真未必有這個自衛的意識呢。

　　這方面的另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港幣的匯率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根據英國人的決策，港幣匯率盯緊美元匯率。香港回歸後這個政策依然連續。實際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員退休後反思，認為應該適當調整匯率，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可就是沒有一個金融官員能在任上做這個決策，所以今天的港幣匯率依然盯緊美元，僅在小範圍內允許輕微浮動。

　　當然，要說特區政府的政策完全沒有變動，這也不確切。實際上，香港就像一輛沒有方向盤的汽車，輪子轉向什麼方向，完全取決於輪子壓過什麼樣的坑。這個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過，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臉，一日三變。沒有一個穩定的決策方向，盲從民意的結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豐源案：這是內地產婦赴港生子，然後援引基本法規定，要求給孩子授予香港特區居民身份的濫觴。當時的全國人大就給香港法院建議，提醒他們此例不可開，否則後患無窮。可是這個建議被公之於眾後引發香港輿論強烈反彈，認為這是中國政府試圖操縱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順應民意，裁定產婦要求合法。十多年後，香港大小醫院幾乎被大陸產婦擠爆，香港民眾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釋，不再允許赴港產婦的新生兒獲得特區居民身份。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現類似的行為。三月初，香港民意強烈反對內地遊客強購奶粉，香港政府於是下令無限期禁止遊客攜帶大量奶粉出關。違規者將被課以高額罰款，並沒收所帶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滯銷。一個月之後，香港政府改口說禁令頒布一年後要重新檢討。然後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說半年之後重新考慮禁令問題。而據赴港遊客反映，香港海關現在對攜帶奶粉的查禁已經形同虛設。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香港一些輿論喜歡批判說香港今日的經濟不景氣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不遵循民意。從以上的諸多案例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第一，香港繁榮與否與香港民意無關，港英政府時期何曾在乎過香港民意？香港繁榮和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倒可以說息息相關。第二，香港特區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從民意，如同蒙著眼睛的毛驢，繞著「民意」這個磨盤打轉。第三，正是因為特區政府盲從民意，才導致重要的決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規、無力改革，無謂的瑣事上卻被泛民派綁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擾。香港居民則被這兩派政客演戲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麼，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是否可以扭轉這個趨勢、帶動香港經濟成功轉型呢？委員對此也不樂觀。香港輿論對於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懷有極大的抵觸，對內地普通遊客橫挑鼻子豎挑眼，歸根結底是優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鐵上能不能吃東西」的問題。內地遊客在香港地鐵上吃東西，引發同車香港人不滿，最後演變成內地遊客和香港人的對罵，然後又變成了「遊客素質問題」「社會公德問題」的大討論。可幾乎就在那同時，有人見到西方遊客在香港地鐵上吃喝，同車香港人卻是一片沉默。所以，什麼素質問題、公德問題、乃至法律規定問題，都是表面問題。實質是香港人面對內地人時的優越感問題：「我們是富裕先進開化的上等人，你們是貧窮愚昧閉塞的下等人。我們怎麼能對你們委曲求全？當然應該是你們曲意迎合我們才是。」香港人只要還有這個心態，中國政府任何試圖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的行動都只會招來更強烈的反彈。健康的、可持續的改革，必須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礎之上。現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沒有理性決策的能力，改革從何談起？要想改變這個心態，香港的經濟狀況至少要跌落到明顯低於中國大陸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優越感。

　　這就是委員說香港的未來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沒有能力走這條路，也不接受中國政府帶路。這是個死結。

香港，衰落已成必然？

香港：這座城市充斥著千億富豪，卻沒有一家十億估值的初創企業

在金融市場上舉足輕重的香港，似乎一直都沒有跟上全球創業大潮的節奏。

從最新的獨角獸公司分布來看，巴西、法國、荷蘭等地均開始孕育自己的獨角獸公司。而在頂級富豪雲集的香港，資本與科創產業卻依然保持著「淡如水」的關係，科創領域乏善可陳。

缺乏創業基因

在香港的社會觀念中，港人對於工作更傾向於金融業和地產業中的穩定職位，而相對排斥要獨自承擔巨大風險的創業領域。

彭博援引維港投資的顧問Phil Chen表示：「整個香港社會沿用了傳統的掙錢思路，風險的接受程度很低。據2014年的數據，金融和地產業佔到GDP總額的28%。這些行業足夠有利可圖，也使得創業者失去了創業的驅動力。畢竟相較而言，創業是一條十足崎嶇坎坷的路。」

這種社會文化同時也桎梏了年輕人，進一步影響了人才導向。

根據BBC，相比較西方國家，港人熱愛念商科或相關專業，家長也謎信子女念法律、醫學，才能前程錦繡。由於長期缺乏優才生念數理，現在香港STEM （STEM是指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的教育）人才不足。科研人才持續缺乏，使得科技創先領域鮮有突破。

巨頭的壟斷

此前華爾街見聞也曾報道過：香港十大富豪的總家產相當於香港GDP的35%，遠超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

而印度十大富豪的財富僅相當於本國GDP的5.2%，中國大陸更是只有1.4%。在歐洲，富豪財富/GDP比例最高的是瑞典，為25%；瑞士為9.2%，俄羅斯為8.8%。

巨頭牢牢把控著香港眾多行業，例如地產業和零售業。產業與財富的高度集中化使得他們可以輕易的將所有可能威脅其市場的挑戰者扼殺在萌芽期。

香港的創業人還飽受高昂租金之苦。根據觀察者網報道的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私人零售業樓宇租金指數」，香港商鋪租金在過去10年不斷上升，指數由2004年844，升至2014年的1628，已上升接近一倍。香港青年協會去年亦訪問了217位創業者，超過21.2%受訪者認為，租金高昂對他們創業造成困難。

土地不足，租金高昂也使得創科公司望而卻步。據BBC，由於香港土地不足，香港方面認為給Google的2.7公頃已是大手筆，但台灣一開便批出15公頃。於是Google 取消在香港建立數據中心，卻繼續在台灣和新加坡建立。

除此以外，僵化的制度及法例，也常常令年輕人的創意遭受打擊。

資本的偏好

彭博援引香港創業者的表述：香港的VC資本大多來自於海外。因為香港的資本大多都是家庭資本，而不是源自機構或是「聰明錢」（smart money）。投資者大量擁堵在金融與地產市場，而不受科技發展所驅動。

據Pitchbook數據公司，2015年，香港科技行業風險投資融資額為2.66億美元，僅為新加坡的1/3。據英國諮詢公司Preqin，今年內，香港科技產業公司僅有10筆投資，同比中國大陸503例，韓國51例，新加坡37例和日本36例。

不同於內地的創投市場，已形成完整的創投產業鏈，從天使輪開始後面每一輪投資都銜接的緊密成熟，香港更看中的是上市。機構投資者也更看中二級市場，圍繞上市公司做PE、併購。

政府的推動

為應對創業產業的困境，香港政府也開始逐漸出台刺激政策來試圖喚起港人的創業之風。

2000年成立香港投資推廣署（InvestHK），以及斥資130億港幣（約17億美元）建造的24公頃數碼港（Cyberport），均意在吸引資本，擴張商業孵化的空間。

而針對創投資本的缺乏，香港特首梁振英於今年1月13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便宣布預留20億港幣成立「創科創投基金」，投資本地科技初創企業。

根據投資推廣署2015年9月公布，現時香港有1558間已註冊的初創企業，集中在「資訊、電腦及科技」行業，占初創企業的30%。相比較2014年，初創企業數量增加了46%。

現時，香港政府也有為創業者提供不同的資助計劃，例如「中小企業資助計劃」、「創意智優計劃」、「青年發展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等等，2015至16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宣布向這筆基金注資50億港元。

與內地的聯繫

香港投資推廣署的策略是以最靠近世界工廠——中國廣東省為推廣重點。用更靠近中國的供應鏈來吸引更多的資本和初創公司。

此前，深圳以政策優勢吸引了大量的香港創業者。深圳的硬體條件和產業鏈非常完整，能夠迅速地實現創意創新。

據BBC，在深圳創業的香港青年能夠享受一年免租，通過內地三大運營商辦理「前海卡」，享受和香港間通話的「本地資費」。深圳1/3的企業有來自香港的創業者。

但隨著香港和內地經濟的不斷融合，創業領域的不斷合作也在逐漸展開。正如《香港商報》發表時評文章指出：「港深之間並非僅僅是競爭關係，更多的是優勢互補、互利合作，尤其是在創科發展方面，更非零和遊戲。兩地若能加強合作，強強聯手，肯定能一起提升創新競爭力，共同分享更多創新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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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衰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既有其內部的經濟問題，又有外部環境的改變以及政治原因。
香港從一個荒島發展到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當然也是香港的一個光輝歷史，但是歷史畢竟不能當飯吃，大陸人普遍把香港當做一個必將衰落的自作自受的城市，顯然是無知之論。香港人因為歷史上回歸與衰落之間在時間上的偶然性（也不完全）把責任全推到大陸頭上，同樣也是不公之論。（這裡聽起來跟理中客一樣，我也不想這樣說，但是沒辦法）香港的崛起，和其自由經濟是分不開的，香港長期以來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作為一個遠離英國本土的殖民地，幸運地躲過了導致英國（以及印度）經濟長期萎靡不振的干預主義。香港的快速發展基本是從二戰後開始，香港作為亞洲的一個自由港，承擔大陸的進出口貿易，並作為金融中心吸收了大量國際資金，自1962年起，到1988年，香港實現了長達26年的年均7%GDP增長率。自改革開放之後，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和天津，逐漸與香港的貿易地位展開競爭，並且大陸作為一個勞工成本低，無議價性工會的地區，其投資盈利已經超過了香港，香港則變為擁有法律和兌換上的保障地區，作為資金的中轉站而運轉。自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的經濟自由實際上也被削弱了，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奶粉管制
香港自身的頑疾在於土地管制，香港如果是有海南那麼大，倒也無所謂，但是香港畢竟是一個土地狹小的城市，對土地使用實行嚴厲管制，就直接導致香港土地價格異常地高（本來也應該高，但是不該這麼高），除填海造陸很少外，新界的大量土地也沒有得到利用，對香港形成了制約，土地的管制引起了香港商業地皮被少量商人掌控，形成壟斷的局面，阻礙香港發展自身工業。
另外，政治原因也是香港政治衰落的一個原因，這個的原因就更複雜了，根據1917《英皇誥諭》，立法局擁有了明確的對總督進行監督的權力，形成了一個立法行政二權分立的雛形（注意問題就在雛形），此後立法會始終沒有取得和英國國會相應的權力，因為所有西敏制權力機關在名義上都是國王（女王）的下屬，反對黨也稱為「國王陛下忠實反對黨」所有法案均需國王御准，當然，英王已經長期不實行否決權了（沒記錯的話是自喬治王朝開始就不用了），但是這一套道理無法在香港運用，因為香港並不是「自治領」，也無法取得和自治領相同的地位，總督作為國王（女王）的代表，領導香港政府，不嚴格地說，相當於香港元首和政府首腦合二為一，總督有否決的權力並且可以使用。（根據不太可靠的記載，周恩來向英國明確表示反對香港成為自治領，但是我覺得總理更多是從國家主權出發來考慮這個問題，而不是很心機地反對香港政治改革）後來直到1984年的《代議政制白皮書》才開始逐漸實現民主選舉，隨著時間迫近1997，彭定康出於對中國大陸政治形勢的警惕（大陸反對在過渡期進行政治改革），用暗渡陳倉的辦法，實行功能界別變相直選立法局，想在1997之前造成民選立法機關的現實，因為這個「暗渡陳倉」使得這個改革並不徹底，雖然算是直選，但是依然沒有改變香港行政為主的局面，回歸後，我們當然都知道，香港政治改革和不改沒有什麼區別，基本換湯不換藥，於是乎就處於香港泛民派「死守」立法局關鍵少數，消極合作，以阻撓行政來逼迫行政民主選舉，但是行政當局根本沒有決定改革的權力，這就僵上了，由於政府決策經常被否決，自然也就政府空轉，香港經濟也就受了影響。

過去大陸是手機，世界是電腦。手機連接電腦需要一根數據線。各種人流，物流，財流，信息流都需要通過數據線。中間有損耗，就是香港的利潤。
今天大陸有很多數據線。比如物流，就可以有上海，天津，大連等等。香港還有原來重要嗎。

我就提一個小建議，你把行情免費好嗎？

謝邀

畢竟有後發優勢。
我認為作為一個城市它已經盡力了。
也沒足夠的大小和資本去要求它去成為文明度更高的城市了。

他不是衰落，而是到了發展的瓶頸，他是不能再更好。發展瓶頸的原因，
地方小，很多產業不能發展，很多地方是山脈，種種原因尚未開發；
人口多，人口壓力太大，住房問題亟待解決；
階級化，制度完善而使得階級逐漸固化，相對的投機的機會更少，導致窮富分化更嚴重；
政治差，一百年不玩政治，剛上手玩得實在不忍直視。

他只是基本沒進步，而全中國其他地方都在進步，你看到他離上海深圳更近了甚至被超過了，你覺得他好像是衰退了。

但如果你說到??社會制度，醫療稅收，基本保障，基礎建設，他暫時依然領先上海深圳。

至於民主，普選，呵呵呵，就好像你開卷考試都考不合格怪老師不讓大家閉卷考試來得更公平，而忽略了真正的問題在於昨晚你到底有沒有好好溫習。

劉姥姥現在都闊了，鳳姐心裡不平衡啊！

當年倒啤酒產生的泡沫，如今消下去了唄~

香港並沒有衰落，只不過海平面抬高了。

我來說一個，教育的公平性
哪一刻讓你終於意識到了和對方階級不同？ - 人際交往

@Marco Liu 的回答

今日香港，富家子弟機會多多，有人世襲名校學位，有人選擇私校、直資或國際學校，條條大路通羅馬。貧家子弟無法負擔昂貴學費，入讀公立學校都處處受限，那些沒有任何背景的學生想入讀心儀小學，可謂難上加難。

香港比起內地更恐怖的就是，在你剛開始讀書的時候，階級已經劃分完成了。學位世襲制度只是香港社會的一個縮影，香港人自出生那一天起，就被劃分為三六九等，貧家子弟與權貴子弟並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一開始就輸了。早前有調查發現，窮學生較難跨入大學門檻，「貧窮線下家庭、住公屋及新移民」等青年，升大學機會不及「富有家庭、住私樓及本地生」的三分之一。教育是脫貧致富的必由之路，教育不公平，社會又怎麼可能公平呢？深層次矛盾不斷加劇，教育制度的缺陷絕對是一個重要原因。

作者：Marco Liu
鏈接：哪一刻讓你終於意識到了和對方階級不同？ - Marco Liu 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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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缺乏上升通道的社會，衰落是必然的。

啥叫被衰落，人家根本就是主動衰落的。

80年代形勢大好，沒有趁機開發新界，直接導致今天房價居高不下，商業空間嚴重受限，建成區才180平方千米，作為對比，深圳是600.

90年代，本可以更好的參與大陸經濟吸收大陸資源，彼時香港外匯和大陸相當，若是用這筆錢進軍大陸，這代港人不愁吃喝，然而它並沒有，反而不停中央政府阻勸，開放雙非。今天成了他們口中的蝗蟲，呵呵。

世紀初，互聯網迅速發展，李嘉誠兒子買下騰訊六成股份，轉手就拋掉，繼續搞房產。當年騰訊港股才60億，如今15000億，如果不賣這些股份，今天可以通過騰訊控制內地娛樂、遊戲、影視行業，港獨藝人可以名正言順的港獨，如今死要面子活受罪。

同樣是世紀初，張汝金到香港去搞半導體，不被待見，然後去上海搞了中芯國際，當初如果憑藉港台親密關係，台積電可能布局最先進的製程，背靠深圳手機製造大本營，分分鐘幹掉三星；大疆ceo原是港科大研究生，想在香港搞無人機創業，結果發現房租太貴，去了隔壁深圳，今天大疆估值100-150億美元。

沒有科技行業托底，香港的金融業再發達都沒用，除非香港願意主動融入大陸，可惜這個機會在2005年之後就沒有了，今天香港三產超過90%，金融利好只惠及少數人。這都是自己作的，關別人屁事。

香港並不具備像北上廣這樣的天然地理優勢，數千年來它都僅僅是一個荒涼的邊境小地方而已。在新中國成立前香港的地位遠不及上海廣州。

英國人為了進攻中國而佔據了香港，只是作為軍事基地而已。香港的好運在於，新中國建立後被孤立，而香港幾乎成為了新中國唯一能突破封鎖，對外交流的地方。這點好處在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後就逐漸消失了。香港的衰落不過是恢復到其本來的樣子而已。

香港不是新加坡，新加坡佔據了幾乎是唯一的最好的航道坐地收錢，香港沒有這種優勢。李光耀沒啥牛逼的，新加坡模式也不過是被世人說爛的顯而易見的道理罷了，新加坡光收過路費就能發財了，只要不是蠢材治國，新加坡都能治理好。

最主要原因是大陸有錢了…

個人觀點:
香港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被取代了，所以衰落，但死而不僵的最終原因是大陸外匯資本管制，香港沒有管制，大陸資金可以借道香港。反之亦然，短期內沒有開放的可能，所以，還可以繼續得瑟。

贊同 @誓死追隨蘇子敬的觀點！

北上廣深無不在經濟轉型中逐漸發展壯大，而港人「優越感」作祟阻止轉型，特區ZF又盲目地順從民意！

衰落還談不上，港人阻止發展導致香港經濟止步不前，看起來「相對落後」是真。

看過一篇文章，站在金融行業角度------深圳的崛起對香港影響很大...exp.香港很多股票交易系統還是老版，而深圳基本上都是新的。國際化人才方面香港的優勢也越來越小，相比較，深圳的成本也更低，很多跨國公司的中國總部往大陸遷移----傳說中的後來者居上？不過對於高級只是分子，文藝青年，我覺得香港成熟的文化更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