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為何安史之亂後還能存在那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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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907年唐王朝才滅亡，中間有一百五十多年，不是說中唐，晚唐各種傾頹嗎？是什麼讓唐王朝又堅持了這麼久呢？

一刀切兩半，並認定前好後壞的分割方式，對廣大中晚唐的人民群眾、詩人士子和帝王將相的感情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下面是安史之亂後的唐朝帝王列表，加粗的代表國家相對安定興旺的時期：

肅宗李亨，756年—762年在位，共6年。一直在平叛。

代宗李豫，762年—779年在位，共17年。收復兩京、登基除奸、蕩平餘孽。

德宗李適，780年—805年在位，共26年。德宗皇帝初總萬機，勵精治道。思政若渴，視民如傷。

順宗李誦，805年—806年在位，共1年。重用新黨二王劉柳（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永貞革新，打擊宦官勢力，革除弊政。

憲宗李純，806年—820年在位，共15年。他就是韓愈《送董邵南遊河北序》里的「明天子」。勤勉政事，力圖中興，從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並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稱「元和中興」。

穆宗李恆，821年—824年在位，共4年。在位期間荒於朝政，奢侈放縱，措施不當，導致河北三鎮再度背叛，直到唐朝滅亡。

敬宗李湛，824年—826年在位，共2年。十八歲，被宦官謀殺。

文宗李昂，826年—840年在位，共14年。受制於宦官，憂鬱而死。

武宗李炎，840年—846年在位，共6年。知人善任，加強皇權，重用宰相李德裕，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功績顯赫，史稱會昌中興。

宣宗李忱，847年—859年在位，共13年。牛人，唐宣宗大中之政，有貞觀遺風，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懿宗李漼，859年—873年在位，共14年。他和下面那位都屬於昏庸的主。

僖宗李儇，873年—888年在位，共15年。玩物喪志，在位期間，黃巢起義。

昭宗李曄，888年—904年在位，共16年。用藩鎮鎮壓起義，藩鎮做大，皇帝成為藩鎮的傀儡。

廢帝李裕，900年—901年在位，共1年。傀儡。

哀帝李柷，904年—907年在位，共3年。傀儡。最終被朱溫毒死。

中晚唐統共150年，加粗時期統共約有80年。

以上。

打個比方。

記者採訪小王：你是如何成為千萬富翁的呢？

小王：別提了，以前我們家是億萬富翁，某年遭遇了一場大難，所以就變成千萬富翁了。

題主的問題就好比在問，為什麼小王家在遭難後還能錦衣玉食那麼久呢？

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資治通鑒.卷237》

這是唐憲宗時期807年的數據，此時的獨立型藩鎮有5個，他們是：

淄青鎮，12州；

范陽鎮，9州；

魏博鎮，6州；

成德鎮，4州；

淮西鎮，3州。

可見，這5個鎮加起來只有34個州，而完全臣服中央政府繳納賦稅的州就有49個。不光如此，其他的鎮雖然不納稅，但也是歸中央管的。

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等鎮，是在西北防禦吐蕃、回紇的；劍南西川、劍南東川、山南西道、黔中、安南等鎮，是在西南防禦南詔的。

易定、滄景、宣武、忠武、昭義、河陽、河中、河東等鎮，是用來封鎖防禦前面的獨立藩鎮的。

上圖中紅色圈內的區域，就是5個獨立型藩鎮的地盤，其他的綠色區域（右上角契丹、室韋的不算）都是大唐的勢力。可見，雖然安史之亂讓大唐實力大減，領土縮水，但中央政府控制的財富、兵力依然佔據絕對優勢。滅亡？還早得很啦！

正因為如此，安史之亂後，緩過氣的中央政府總是壓著獨立型藩鎮打。

779年，德宗繼位。吐蕃、南詔合兵入寇西川。德宗聽楊炎的建議，沒有讓割據西川14年的崔寧回去平亂，而是從中央派出神策軍。打敗吐蕃、南詔後，神策軍滲透了西川的軍隊，一個獨立型藩鎮消失了。

隨後德宗大舉討伐成德、淄青、魏博、淮西鎮，打得驚天動地。最後失敗了，不得不下《罪己詔》，但成德、淮西兩鎮都被削弱了。

782年，德宗從成德鎮的地盤割出易、定、滄三州，設置了義武節度使。

786年，德宗從淮西鎮收回壽、安、唐三州。

接著就是大家熟悉的「元和中興」了，憲宗在削藩工作上更上一層樓。

817年，淮西鎮被平定。中央收回申、光、蔡三州，不再設置節度使。

818年，成德鎮的德、棣兩州被割給了橫海節度使。

819年，淄青鎮被分割成三份，最大的獨立型藩鎮消失。

從憲宗死後開始，一直到黃巢之亂，真正的獨立型藩鎮只有河朔三鎮（范陽、成德、魏博），其他的都被打服了。

那大唐最後為什麼還是滅亡了呢？因為又經歷了黃巢之亂這場浩劫，中央政府的管轄範圍大幅縮水，遍地都是擁兵大佬。

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硃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硃瑄據鄆、齊、曹、濮，王敬武據淄、青，高駢據淮南八州，秦彥據宣、歙，劉漢宏據浙東，皆自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四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籓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舊唐書.僖宗本紀》

僖宗回到長安後（885年），只能控制河西、山南、劍南、嶺南四道數十州。其中河西十一州是宣宗時期張義潮趁吐蕃內訌收復的，中央在當地的控制力本來就弱，被黃巢這麼一鬧，就更沒戲了。真正還聽話的，只有山南、劍南、嶺南而已。

上圖藍圈就是885年中央政府的勢力範圍，此時的唐王朝只能苟延殘喘了。

首先呢，安史之亂直接終結了唐朝的輝煌盛世，確確實實是唐興衰的轉折點。但是又沒有那麼致命，因為其性質說白了還是屬於僱傭軍反叛，既不是農民起義，也不是外族入侵，所以安史之亂是給唐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困局，但不是死局。

接下來嘛，唐在抓經濟和軍事這兩點都做得很不錯，這也是續命成功的最直接原因，下面詳說。

經濟

安史之亂後，唐對其疆域的控制力直線下滑，河北河南這兩塊人口和財政大頭就沒有拿住，但是成功的維持住江淮一帶，這是唐還能存活百來年的直接原因。靠著楊廣留下來的運河體系，江淮一帶成為唐的主要收入來源，直接起到輸血救命的效果。

歷來中原王權遭到嚴重打擊後都會選擇退守南方，這是有道理的，在北方不統一的情況下，南方往往能穩定提供財政支持和糧食供給。比如楊廣要是退回江南，天下局勢還得兩說；崇禎要是退守南方，南明也不至於四分五裂，甚至有很大機會再度北上。只是楊廣準備退就被宇文化及給捅了，崇禎過不了自己暴脾氣這關自縊了。

唐保命之後就是各種稅制改革，成功的增加了財政收入，也強化了中央權力，還搞出了神策軍，這是經濟上的努力。

軍事

唐朝之所以節度使專權就是因為唐面臨的外部威脅太強了，比中國之前的歷代都強。府兵制改為募兵制後，軍隊實力的增強是直接建立在軍費開支加大的基礎上的，一分錢一分貨嘛。而收入是有限的，長此以往的結果就是，各個藩鎮的實力越來越強，唐朝自己的軍隊越來越弱，此消彼長下各路藩鎮意識到，老子鎮守邊關的成本比反叛的成本還要高，對於沒有歸屬感的僱傭兵，意味著什麼呢？

僱傭軍叛亂失敗的原因也還是上文提到的，外部威脅太強，一旦戰事僵持，周邊政權就會趁火打劫威脅到自身，所以安史之亂並沒有農民起義和外族入侵的徹底性。

雖然搞定的安祿山等叛軍，唐也意識到自己再無實力殲滅其餘的叛軍，其餘的叛軍和藩鎮也意識到這個衰落王朝仍然不可小視，關鍵唐和藩鎮都面臨著共同的敵人，所以體面接受投降之後，唐，藩鎮和外敵又回到了一種微妙的境地。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也意識到藩鎮不可靠，在這麼一種共識下打造出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神策軍。唐實力逐漸恢復後也使得外交利好，並戰勝了吐蕃南詔聯軍，再然後，又作死了……

在戰勝外敵並且拉攏吐蕃後，唐德宗開始打裁藩的主意，結果步子邁大了，導致五路藩鎮聯合叛變，德宗給逼得跑路漢中了，藩鎮首領被部下毒死才告一段落，接著就是救世主唐憲宗登場了。

憲宗上台後的唐朝，財力充足、軍事可控、人才濟濟，連續討伐各路節度使，恢復疆域管轄，重新取得了對藩鎮的控制力，名副其實的中興之主，再然後，憲宗被太監暗殺了……

所以，晚唐雖然各種傾頹，但並不是死局，甚至一度還有元和中興，只是在封建皇權的機制下，無法做出突破，明君一逝，朝堂就此淪落。這就么破破敗敗幾十年後，直到一個叫朱溫的人，投降於唐。

因為安史之亂並沒有破壞唐朝中央政府的「執政合法性」。

題主似乎潛意識中有著這樣一個假設：一個國家在經歷重大動亂之後，王朝必然迅速敗亡。所以，安史之亂後，唐朝應該元氣大傷，苟延殘喘，最后土崩瓦解才對。

然而，這個假設實際上經不住中外歷史的推敲，並且安史之亂後的黃巢起義對唐朝的打擊更為巨大。所以保險起見，我認為題主真正想問的問題是：

「為什麼安史之亂級別的動蕩之後，唐朝政府仍然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全國具有控制力？」

答案很簡單，就是在於這個執政合法性。

無論何時，一個國家的合法性最基本的來源都是「維護國家安全和持續發展的能力」。只要一個政府仍然有能力保障國家的外部安全，促進內部的社會發展，其合法性就長盛不衰。

而在農業社會，這兩點可以聚化為一個東西，那就是穩定。誰維持穩定，誰合法；誰破壞穩定，誰非法。

在漢朝末期和明朝末期，破壞穩定的是政府本身——他們要麼賣官鬻爵破壞法治，要麼腐敗剝削破壞民生，總之就是使社會不能按照最高效率運轉。而生產力發展的車輪前容不得螳臂當車，所以遇到黃巾之亂/李自成起義之後，王朝便走向崩潰了。

而安史之亂，卻是在唐朝中央政府基本沒有在「維持穩定」這個方面犯重大錯誤，社會發展極其良好，「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的情況下爆發的。

彼時，政府不僅開放文化、經濟、仕途等等渠道供資源流向社會，而且在中外交流中不斷給國家引入新的活力，這是開元盛世的兩大基礎——政府與社會和諧，中國和外國和諧。在這種多樣共存中，「穩定」被一種具有活力的方式保持著，以至於開元盛世成為中國人最嚮往的時代，合法性屬於唐朝政府。

而就在這樣的盛世中，安史之亂突然爆發了。

最糟糕的是，安史之亂主要禍及的地區是河北道、河南道以及兩京之間，這是整個帝國人口最為稠密，農業最為發達，換句話說——最需要穩定的地方。

然後叛軍來到了這些地方，更可怕的是，安史叛軍的主力還多為嗜殺成性的仇漢胡人，這些胡兵在這些最繁華最需要穩定的地方，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為我廝隸，齊姜、宋子，為我掃除。 ——《新唐書·史朝義傳》

尤其是史思明，他的軍隊主要出沒在河北地區——就是那個收復之後導致杜甫老人家「初聞涕淚滿衣裳」的地方。史軍常常攻下一城，就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屠城運動，屍橫遍野，慘絕人寰。

賊每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資治通鑒》

（這尼瑪確定不是日本人在南京的行徑？）

所以，安史之亂確實使唐朝遭到巨大破壞——尤其是打破了「穩定」。但問題在於，這筆賬老百姓會算在誰身上？

背鍋的肯定不是唐朝，而是叛軍。

縱觀歷史上的各種造反，陳勝吳廣造反叫「農民起義」，張角張寶造反叫「黃巾起義」，甚至連殺人如麻的太平天國都叫「太平天國起義」，但是安祿山和史思明的行為，卻只能被後世叫做「亂」。

因為，那些「起義」的對象，都是先犯錯誤的政府；而「亂」的對象，卻是沒有在「維持穩定」這個方面犯錯誤的帝國。而安史之亂則尤其是發生在唐朝的全盛時期，與後來的哀鴻遍野產生的對比尤其強烈，這種打亂穩定的帳，算在安史頭上就更為決絕。

這種對比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不僅關乎合法性的歸屬，而且事關動亂結束後對於政府重建社會的信心。開元盛世實在太美好，美好到即使面對滿目瘡痍，人們仍然希望能夠在李氏的領導下回到曾經的輝煌，因為：

在「穩定」方面犯錯誤的不是李唐；
李唐幹掉了破壞穩定的安史；
從前李唐是好的，所以今後李唐也會好。至少在沒有別的選項的情況下，值得一試。

所以，雖然唐朝確實遭到了巨大破壞，但是其「合法性邏輯」卻並未把人心從李唐手中拿走，這就是唐王朝沒有崩潰的第一個原因。

而第二個原因則讓人有點哭笑不得，準確地說這是安史之亂的一個副產品，也讓唐王朝得以長期有尊嚴地持續——那就是中國人精神狀態的變向。

安史之亂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昂揚向上的人定勝天論者。在多巴胺和荷爾蒙的雙重浸泡下，中國人永遠保持著對外衝鋒的姿態，不管是經濟上、軍事上還是思想文化上——至少那種「黃河之水天上來」的詩句，不是每個時代都能讀到的（上一次是「大風起兮雲飛揚」）

但是安史之亂之後，情況就不同了。

這不是因為安史之亂的破壞力有多麼巨大（與本朝相比不如黃巢起義，與前朝相比不如五胡亂華，與後代相比不如太平天國）——而在於跌落的落差有多大，因此對人的精神世界的衝擊也更大。

比如說，一個本來就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栽了跟頭，那倒並無大礙；但要是一個無比自信的人，在成功的巔峰處突然被踹入谷底，哪怕是很淺的谷底，其落差帶來的精神打擊也會遠遠超過前者。

所以，安史之亂後，中國人越來越體會到世界的無常體會，於是他們開始向內尋找。那種朝不保夕的生活，尤其使唐朝底層人民開始尋求精神安慰。所以佛教在經歷幾起幾落之後，穩穩地在民間紮下了根，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唐朝之前並不是）。

彼時的中國開始了儒釋道合流的趨勢。一些中晚唐的皇帝，比如肅宗、代宗、憲宗，也都是佛學愛好者，偶爾趕上武宗那樣的反佛皇帝，也無能為力——因為上到官員，下到百姓都需要一個精神避難所。

這一切的結果就是：中國文化開始從外向走向內向，中國人也當然更容易統治。

總結一下，唐王朝為什麼在安史之亂後還能存在那麼久？

因為：

唐朝合法性沒有遭到打擊，破壞穩定的是安史；
安史之亂前後的巨大落差（而非安史之亂本身的破壞力）帶來的精神衝擊，使中國人在無常感中開始走向內心而不是外界。

本文是小萬的第【5】篇科普約稿。

本文作者：張一飛，本科就讀於對外經貿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碩士就讀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政治科學系國際關係方向。萬門大學《國際關係史》，《諸子百家》授課老師。
本文經過了小編的修改潤色。相關問題可加個人微信討論：wanmen005，歡迎勾搭。

其實把李唐和朱明放在一起對比，很有意思。李唐在安史之亂里丟了首都，皇帝一路西逃，跑到四川還能繼續指揮中原的平叛事業，即便自己已經失勢，但是天下心念李唐的人甚多，各路節度使里效忠朝廷的也還是很多，人才也還是擁護皇帝，這些力量的匯聚，使得李唐在經歷了沉重的打擊後還能活下去並且重新崛起，甚至一度中興。

朱明呢，也是丟了首都，但是倖存下來的南明則很快分裂失敗滅亡。明明只是北京淪陷，整個南京還有一整套完整的官僚隊伍，江南也沒有丟，整個南方的軍隊也都還完整。為什麼南明就兵敗如山倒呢？滿清入關的時候，一開始只是打算打一次大草谷，後來發現可以挾持北京跟明朝狠狠敲詐一筆，後來發現可以和明朝隔江而治，最後驚喜的發現，整個大中華其實都毫無抵抗就全部屈服了。這是為什麼？

明明從宏觀來說，滿清是比安祿山史思明還要糟糕的選擇，對普通百姓來說是更可怕的入侵，為什麼安史之亂得不到天下人的支持，處處受到圍剿，而滿清則摧枯拉朽一舉成功？

1.天下民心向背不同。

李唐創造的盛世，是真正的盛世，開元盛世時代，整個唐帝國，上自王公貴族，下自市井百姓，都非常的富足安穩，安史之亂突然打破了這種局面，讓時局落入地獄，使得天下更加懷念李唐而憎惡反叛勢力。哪怕皇帝落魄到了四川，一樣振臂一呼，天下響應。李唐的名號號召力有多強，哪怕到了五代十國的時候，也還有很多人打著李唐的名號來吸引人口。而朱明統治的明朝，百姓並不買賬，說白了誰死誰活並不介意，明朝中後期對百姓的壓榨早已透支幹凈了整個帝國的基層對中央和皇室的信任。滿清入關，中原百姓基本沒有做什麼抵抗就屈服了。這是天下人心向背的基礎。

2.兩個國家的基本制度不同。

雖然從秦開始了中央集權，但是真正把中央集權發揮到頂的是明清。中央集權的好處是中央的控制力極強，但是風險也全部集中在中央。依靠一個大腦指揮龐大的身軀行動。如果這個大腦被廢了，那整個身軀也就徹底喪失行動力了。明朝雖然在南京預備了一套機構，但是幾百年下來，基本都是養老的人在裡面，整個權力結構是集中在北京的，北京一旦被破壞，中樞被滅，軀體立馬喪失了行動力。

中央集權的壞處就是反應遲緩，尤其在農業文明時代，唐帝國在後期逐漸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與風險之後，就感受到所有決策依賴中央的話，難以及時對各種挑戰風險作出回應，難以駕馭龐大的身軀，所以啟用了節度使制度，讓各個節度使分管自己的領地。這樣分權的好處在於節度使手握重權又接近一線和基層，擁有更快速的風險應變能力。缺陷也就在於，節度使權力過大會威脅中央皇權。就好像一個腦子不夠用了，就分裂出許多的大腦去分別協調龐大身軀的不同部分，但是所有的大腦是不是能終於主腦就很難說了。李唐的轉折就是強大的節度使做大而反噬中央，而李唐得以續命的根本也在於中央中樞被毀後，其他節度使能迅速響應保住中央的倖存力量使其在別處重生。

從制度的角度來說，李唐毀於節度使制度但是也倖免於節度使制度。朱明穩定於高度集權也徹底崩盤於這種單核的高穩定政權。就像所有雞蛋裝在一個籃子里和分在不同的籃子里一樣。

過去有句話叫「河北三鎮興，則唐衰；河北三鎮衰，則唐亡。」安史之亂後，大唐朝廷與諸藩鎮之間的關係，很像戰國末年秦國與關東六國之間的關係。當朝廷強盛時，則各藩鎮之間彼此合縱，擔心唇亡齒寒，被朝廷各個擊破。而一旦有某一藩鎮勢力強盛，有可能取朝廷而代之時，其它小藩擔心為其所並，往往又與朝廷連橫，群起攻之。各種勢力便這樣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
涇原兵變時，幽州節度使朱滔率軍西進，號召各藩鎮響應，企圖策應其兄朱泚時，成德節度使王武俊的反應最為典型："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

土木堡之後明朝首都都快保不住了，僅僅過了80年便由盛轉衰，中間僅出朱佑樘一位算得上明君的皇帝，朱見深、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鈞、朱由校、朱由檢哪一個是省油的燈，息事的主？哪一朝不是雞飛狗跳一副藥丸的樣子？最後國祚足足延續了200年。195年的東漢永元之隆之後，宦官和外戚開始打的不可開交，又有桓靈二帝，最後也半死不活的延續了115年。更別說南宋上來就演了一出「搜山檢海捉趙構」，皇帝都快沒了，也沒想到離崖山一役還有將近160年。

然而西漢昭宣中興僅過了60年便被篡位，北宋王安石續命失敗後40年就完蛋了，清朝從康雍乾盛世到辛亥革命不過100年。

可見黨爭也好，宦官外戚專權也好，皇帝昏庸也好，國家統治層內部的矛盾是可以自己消化的，皇權，地方，文官，宦官，外戚這幾種勢力此消彼長，大都不會出現過度失衡的狀態。各種改革對封建主義統治階級的自救效果也是蠻好，也能在失衡的時候強行保持平衡。最可怕的是激起真正的內憂與外患，半路殺出來個程咬金。李自成張獻忠和後金幾年就把明朝耗死，黃巾軍一起，東漢立即名存實亡，成為三國英雄們最初的舞台。王莽的理念再怎麼超前，綠林赤眉照樣教他做人。

唐朝最後延續了150年，無論是藩鎮割據還是太監專政還是牛李黨爭，的的確確都是在內耗，但當黃巢一出，矛盾轉移，盛於朝廷內部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8年就給翻了個底朝天，平衡打亂了，被朱溫收了人頭，補了一刀，game over。

人民的力量真是無窮的啊，只是。。。唉。。。

京杭大運河的影響最重要，把大唐的地盤分成幾塊來看吧。
河北其實一直是不穩定因素，從武德年的竇建德、劉黑闥，貞觀年重點宣慰的就是河北。河北作為東北對抗奚和契丹的前線，少數民族將領容易出頭，河北尚武的風氣也很重。後來成為安史之亂的發源地，軍頭的老巢，如果不是朝廷後來處置失當，也不一定會變成後來這種半割據的狀態。但從代宗之後，基本也就這樣了，朝廷也只是你給個台階下就行了。
中原及江淮不能丟，一是因為是地處要衝，是關西門戶，更重要的是南糧北運的樞紐所在，丟了這塊地方，關西就被困死了，皇帝也別站在城頭盼糧食了。所以淮西鎮多大代價都是要平的。另外到了晚唐，龐勛的叛亂就是沿著運河在江淮到山東一塊搗亂，直接導致這片區域脫離中央控制，可謂敲響了唐朝的喪鐘。
江東不能丟，運河的南源頭，也是財賦的重要來源。到了中唐以後也不是中央控制力多強，而是因為江東沒有強有力的藩鎮，相對較弱，中央影響力比較容易滲入。
河東不能丟，不解釋了，除了是李唐的龍興之地，更重要的是河東丟了，關中也就危如累卵了。
劍南兩道不能丟，大唐後花園。從安史之亂開始，如果沒有劍南道這個去處，唐皇室早就死了N次了。
西北也不能丟，尤其河西走廊，但是丟了，所以中唐以後西北壓力很大，很被動。萬幸除了吐蕃，還有回紇，還有大食，它們相互噁心也能讓唐朝喘幾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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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丟了河北算是斷了臂膀，但不觸腹心。丟了西北算是觸及腹心，但大唐在掙扎轉寰中居然活了下來，說實話這個應該謝謝吐蕃。
其它幾處，尤其是中原、江淮、江東，朝廷一直沒有放棄過控制，所以好歹撐了這麼多年，直到龐勛之亂開始揭幕。

這兩個朝代歲數都差不多。

唐有安史之亂。

明有土木堡之變。

但是奇葩的時刻來臨了，明朝出現了天降之才于少保，而唐代此時掌權的是楊國忠。

安祿山攻破長安之前，楊國忠是秉持國政的。

也先攻不破北京，因為此時是于少保掌權。

如果楊國忠能有于少保一半的本事，安史之亂又怎麼能動蕩全國呢？

如果北京保衛戰是楊國忠掌權，導致全國動蕩，明朝還能活一百年嗎？

只能說唐朝建國以後太強大了，經得住折騰。不然楊國忠這種蠢貨，一定會坑死大明。

因為　李泌，中唐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參與宮室大計，輔翼朝廷，運籌帷幄，對外策劃戰略，配合各個將領的步調，使其得致成功，也可以說是肅宗、代宗、德宗三朝的重要人物。但《資治通鑒》中司馬光對其評價不高，只以「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一筆帶過。

劉晏

　以天寶危機為序幕，爆發了安史之亂。雖然叛亂最終被平定，但全國上下一片凋敝，國力大損，政局也再不像前期一樣清明，唐朝由盛而衰，拉開了唐中後期的序幕。在這期間有一位能臣，以個人超群的理財能力成功地恢復了唐王朝的「造血功能」，成為中唐後不多的亮點之一。這個人就是劉晏。
劉晏一生經歷了唐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長期擔任財務要職，管理財政達幾十年，效率高，成績大，被譽為「廣軍國之用，未嘗有搜求苛斂於民」的著名理財家。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因楊炎誣陷被害，被敕自盡。家中所抄財物唯書兩車，米麥數石而已。
唐初，實行自由販賣，不收鹽稅。後實行國家專賣，官府大幅提高鹽價，甚至貪官污吏還抓夫抓差無償運鹽，中飽私囊，人民怨聲載道，恨透食鹽專賣。同時政府鹽務機構龐大，開支驚人。劉晏當時擔任戶部侍郎，在處理鹽政時，主張少用官員，在全國僅設十監。所謂「監」，是用來監管鹽政的機構，在設立時，沒有全面設置，而是將重心設在了鹽的主產區。當時每年可得鹽稅100多萬緡，已經相當於100餘州的稅負了，而其中兩淮、兩浙所產的鹽，佔到了全國總產量的十分之七。
調整食鹽專賣制度，改官收、官運、官銷為官收、商運、商銷，統一徵收鹽稅，改變了肅宗時官運官賣的鹽法。規定鹽官統一收購亭戶(專門生產鹽的民戶)所產的鹽，然後加價賣給鹽商，由他們販運到各地銷售。國家只通過掌握統購，批發兩個環節來控制鹽政。為防鹽商哄抬鹽價，在各地設立常平鹽倉，以平鹽價，這樣一來，大批鹽吏被精簡，鹽價下跌，萬民稱頌，稅收也激增。
在減少機構和人員的同時，劉晏發明了「勸鹽使者」。因為鹽不管是太過潮濕，還是過於乾燥，質量都會受到影響。因此在不增加機構的基礎上，發動已有管理鹽務的人員，及時到產鹽大戶進行定期調研，發現問題及時給予技術指導，有效保證了鹽的產量和質量。
通過對鹽政的改革，政府收取的鹽利，原來每年只有60萬緡，到大曆末年增至600多萬緡，佔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運費用和政府各項開支。政府靠鹽政保證了稅收，同時人民與鹽商也並未因此而增加負擔，皆大歡喜。
為了漕運物資能夠及時順利到達京師，劉晏親自實地勘察，在江陰、洛水以及與京師相近的各大流域開展了詳細調查。在掌握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劉晏根據江、汴、河、渭四條主力河流的不同情況分別置倉，充分利用各自流量、季節變化、水深等不同特點，分段轉運，極大地提高了整體漕運的效率。
劉晏還親自督造大型漕船2000艘，以便揚州至河陰間使用。為了提高船隻的使用時間，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劉晏提高了造船價格和造船工人工資，激勵他們精心製造船隻。在提高船隻價格的同時，也物盡其用，節儉製造，如用麻造的纖維，壞了當柴燒，減少浪費。自揚州派遣官員送至河陰，如十次運送安全抵達，即給予獎勵。
通過一系列激勵措施，劉晏時期「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物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
進行價格干預的基礎是掌握準確的信息。劉晏在進行財政體制改革的同時，建立了經濟情報網。他在諸道置設巡院官，選擇勤廉幹練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諸巡院，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縣雨雪多少、莊稼好壞的情況。每旬、每月都申報轉運使司，劉晏所在處又招募善走的人，將各地物價迅速申報。由此劉晏及時準確地掌握了全國經濟和市場動態，並根據這些情報，調劑有無，平抑物價，扶持生產，積極救災。他用「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的辦法，防止了穀賤傷農、水旱民散。
在賑濟貧民問題上，劉晏有獨特的主張，他不贊成進行無償的賑給。他認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因此在發生災荒時，他除了及時進行減免賦稅和必要的放貸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災區出賣糧食，收購其他雜貨，運往別處出賣或留給官府自用。他認為這樣做既不會造成國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戶力農」得到實際好處。他在實踐中總結了這樣一條經驗：「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紡織，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他認為「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給」。
劉晏救災為了做到「應民之急」，還在其所轄各州縣儲糧三百萬石，以作備荒之用。劉晏大膽改革了過去只管收取金錢，不管人民死活的稅收政策，實行了安定社會，發展生產，「以養民為先」的財政方針，這一方針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新唐書·劉晏傳》記載：「晏常以辦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勾檢書出納錢穀，事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者」。他選用了幾百名各種專才和實幹家，分布各部門及各州縣把關。他以精明能幹、忠於職守、廉潔奉公作為用人的標準，的確是難能可貴的。由於劉晏培養選拔了一大批理財專家，所以，他指揮龐大的理財系統，如臂使指，運動自如。
史書說他「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一日中決之」。辦事處處從長遠考慮，他說：「成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他在官辦漕運期間所造漕船，在揚州開行幾十年也不壞。
劉晏為挽國家之傾危，解人民於倒懸，身體力行，嘔心瀝血，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他上朝時騎在馬上，心裡還在籌算賬目，退朝後在官署批閱文卷，常常是秉燭達旦。他飲食簡素，室無婢，在官吏貪暴的封建社會，一個理財大臣，兩袖清風，這是非常值得稱道的。
由於劉晏的理財方針、措施、辦法適應唐王朝經濟殘破的局面和當時社會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經濟得到了相當的恢復和發展，人民也得以養息。劉晏初受命為轉運使時，全國才200萬戶，國家財政收入只有400萬緡。到了779年，戶口增加到300萬戶，財政收入達1300萬緡，而國家並沒有增加農民的稅收，劉晏真正做到了「斂不及民而用度足」。他的貢獻很大，無怪乎人們經常把劉晏與管仲、蕭何相提並論。

第五琦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干進，頗能言強國富民術。天寶中，事韋堅。堅敗，不得調。久之，為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祿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為錄事參軍事。時賊已陷河間、信都，進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亟進兵，即斬首。」進明懼，不知所出。琦勸厚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
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既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貲，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遷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遷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進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於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踴，餓饉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詔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為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
寶應初，起為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盜京師，郭子儀錶為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魚朝恩善，貶括州刺史。徙饒、湖二州。復為太子賓客、東都留守。德宗素聞其才，將復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峰、婦鄭，皆以孝著，表闕於門。

　郭子儀(697—781年)，漢族，祖籍太原。華州鄭縣(今陝西華縣)人。唐代著名的軍事家。武舉出身，六尺有餘，也就是現在的一米八以上的身材，勇武不凡。安史之亂爆發時任朔方節度使，在河北打敗史思明。後任副元帥率唐軍及回紇等援軍收復洛陽、長安兩京，功居平亂之首，晉為中書令，封汾陽郡王。代宗時，叛將僕固懷恩勾引吐蕃、回紇進犯關中地區，郭子儀正確地採取了結盟回紇，打擊吐蕃的策略，保衛了國家的安寧。郭子儀戎馬一生，屢建奇功，以84歲的高齡才告別沙場。天下因有他而獲得安寧達20多年。他「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舉國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聲譽。歷代對郭子儀評價都很高，都將他尊為國之英雄。我認為乾隆皇帝評價最為得體，引用如下：「自古大臣出將入相，為國安危者，必有忠誠之德，經世之才，有以扶危安邦定國；然後立非常之功，萬世之業，漢之孔明，唐之子儀，信其人也。二公以忠正老成，為當世人望，加以非常之才功蓋天下，是故亮歿而漢亡，子儀存而唐復。古今所稱，不可誣也。當天寶之亂，明皇幸蜀，肅宗嗣位，河南、河北皆為賊有。蜂屯蟻居，不可耙梳，而子儀以朔方之兵，平定中原，收復兩京，唐祚中復，其有功於唐大矣！天下略平，大局略定，讒臣伺圖，奪其兵權。然朝命夕至，無絨於心，單騎克敵，感以誠信，非篤於君臣之。義動天地而泣鬼神者，能之乎。平生事，上忠御下恕，待人和，將誠，故朝恩以小人而知化。承嗣以使用傲狼而拜使，回紇以蠻豹而慕，靈耀以據汴而衛，勛名顯爍，千古不朽，惟其忠義篤誠深限於心故也。」
李光弼（708年－764年），營州柳城（今遼寧省朝陽）人，契丹族人。李光弼於唐天寶十五年(756)初，經郭子儀推薦為河東節度副使，率兵東出井陘(今河北井陘西北)，參與平定安史之亂。先後攻破常山(今河北正定)﹑九門(今河北城西北)﹑趙郡(今河北趙縣)等地。五月，與郭子儀會師常山，乘敵疲憊出擊，大敗史思明部於嘉山(今河北曲陽境)，進圍博陵(今河北定縣)，軍威大振，使河北十餘郡皆殺叛吏歸唐。至德二年(757)，史思明﹑蔡希德等率眾10萬進攻北都太原(今太原西南)。北都留守李光弼所部不滿萬人，先在城外鑿壕，又以挖出的土作坯數十萬，加固城壘。當敵攻城時，用大炮發巨石猛擊，還暗掘地道陷敵，不斷襲擊叛軍，使之不敢接近。史思明北返，李光弼乘隙出擊，大敗蔡希德，殲其部眾7萬，既守住了太原，又保證了唐軍左翼的安全。　乾元二年(759)七月，任天下兵馬副元帥。史思明軍突然渡河，陷汴州(今開封)，逼洛陽。李光弼因兵力懸殊，乃棄洛陽，守河陽(今河南孟縣南)，威脅叛軍側翼，使其不敢西進。隨後伺機出戰，挫敗了叛軍對河陽三城的進攻，殲敵2萬。上元二年(761)，朝廷強令收復洛陽，他不得已而出兵，當時叛軍尚銳，加之大將僕固懷恩違反節度，因而兵敗邙山(今洛陽北)，退保聞喜(今山西聞喜東北)。後復任河南諸道副元帥，出鎮臨淮，統河南諸道兵反攻叛軍，配合僕固懷恩等收復洛陽。他曾參與鎮壓浙東袁晁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廣德二年，因受朝廷猜疑，抑鬱而死。
李嗣業（？－759年），京兆高陵（今陝西省三原縣）人，唐朝名將。初任昭武校尉，後歷任中郎將、右金吾大將軍、驃騎大將軍、北庭行軍兵馬使、衛尉卿、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等，封虢國公。李嗣業身高七尺，力大超群，擅用陌刀，每逢出戰必身先士卒，所向披靡，故敵軍稱其是「神通大將」。天寶六年（747年），隨四鎮節度副使高仙芝擊敗小勃律國。天寶十年（751年），再隨高仙芝討平石國、突騎施，擊敗大食國軍隊。安史之亂時，李嗣業奉命征討叛軍，先後多次擊敗叛軍，跟隨廣平王李豫收復長安，跟隨郭子儀收復洛陽，與張鎬等收復河南、河東兩道郡縣。乾元二年（759年），李嗣業與郭子儀等圍攻相州時，身中流箭負傷。李嗣業傷勢快好時，突然聽見發令鐘鼓聲，知道是在與叛軍作戰，因而大喊殺敵，致使傷口破裂，流血過多而死。死後賜謚號忠勇，追封武威郡王。

唐王朝從天寶十四年的安史之亂起, 到滅亡其間長達152年, 但神奇的是，對比清王朝，雖然從乾隆盛世的頂峰到滅亡也是一百多年，但畢竟是個緩慢的下坡過程，而由開元的極盛到安史之亂，幾乎是瞬間就有了崩盤的節奏，卻能持續一個半世紀，而且是在內有宦官, 朋黨, 外有藩鎮, 還有回紇, 吐蕃各種外敵的情況下，確實是個奇蹟。

我想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第一，天命未替，我說的天命，其實是指民心，享受了貞觀到開元的大唐百姓，對帝國有強烈的認同和歸屬感。

第二，唐王朝屢屢在此期間從事改革,. 在經濟上有種種改革(如兩稅法及專賣事業的推行, 漕運的改良, 飛錢的出現, 僧侶制度改革)，使得國民經濟沒有崩潰，甚至走向緩和。

第三，中晚唐的歷任皇帝有不幸的，卻絕少昏君，他們很好的利用大臣朋黨, 藩鎮, 宦官之間的矛盾來挽救國祚，比如說憲宗有元和中興, 以杜黃裳為相（不是九陰真經作者黃裳）討伐藩鎮，居然還都贏了，中央聲威大振. 又命宰相武元衡, 裴度督師, 李朔為將, 雪夜征服了淮西, 憲宗在中晚唐中段的的努力, 使唐祚得以延續。

為什麼老有一種觀念覺得大亂之後就跟著改朝換代了呢？

社會大亂、兵革不休誠然是各種矛盾激化的最集中最激烈的爆發形式，但是這種矛盾爆發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僅只有毀滅和破壞，還可能是變化和調整。一味的強調大亂或者大治本身就是非常草率的。而一個王朝具體會走上哪條道路是具有相當的偶然性的，其影響因素大體有制度、人和時代這幾個宏觀的方面。安史之亂後的唐朝沒有旋即衰亡也就是在這樣一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得以延續和發展的一個積極例證。

日本學者氣賀澤保規曾用「柔性體制」來形容唐朝【尤其是中晚唐】的整個統治架構，我們多少可以窺知李唐王朝糹賣命能力強大是有其制度根源可以追溯的，而這種制度根源具體來說有這麼兩個方面：首先是藩鎮體制。藩鎮不等同於割據，這一點樓上的答案也有提到，前輩學者張國剛教授的研究成果已相當完備，姑且就直接做引用了。在這裡貼一張圖：

可見在我們印象中的「藩鎮割據」實際上也只是一個非典型情況，大多數藩鎮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是起著拱衛李唐皇室的作用的；邊防、防遏以及財源型藩鎮雖然爆發過騷亂，但其性質主要是內部軍士的維權動亂。這些藩鎮為中央輸送稅賦、守備邊疆、更不乏勤王伐叛者。所以總體上來說中晚唐的很多帝王在位時期，中央政府對藩鎮雖然沒有絕對、直接的優勢【主要是在軍事上】，但是他們憑藉著藩鎮內部的種種矛盾制衡也能較好的維持自己的統治。但是呢在事實上，就算是號稱中興的唐憲宗時期，中央對於藩鎮的強勢態勢也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這一時期吐蕃內亂，唐朝邊防壓力減輕，朝廷才有機會騰出手來收拾河朔藩鎮；在唐憲宗駕崩翌年，唐蕃就開啟了著名的長慶和談】。所以唐王朝越到末期，其同藩鎮的關係實際上越趨於穩定，不過這種穩定對唐王朝來說更多的是一種無奈。

其次是宦官體制。宦官作為皇帝牽制朝官所憑藉的主要力量，對於限制中晚唐腐化得越來越厲害的官僚（比如某「小太宗」朝）是有一定意義的。唐代中央政府能鎮住地方藩鎮百餘年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神策軍，而這支軍隊也長期處在宦官的轄制之下。然而由於宦官壟斷內廷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導致了宦官群體逐漸摸索出了一套架空皇權甚至廢立皇帝的弄權手段。中晚唐時期的皇帝嗣立幾乎都有宦官插手，唐代宗有李輔國助力，唐穆宗、唐文宗有梁守謙以及王守澄，唐武宗有仇士良、魚弘志，懿宗、昭宗、僖宗自不必說了，甚至連唐憲宗和唐宣宗這樣備受後世史家讚譽的所謂「明主」其繼立也同宦官集團有著曖昧的關聯。宦官集團在晚唐的膨脹可謂是到了極致，文官集團在其壓迫之下難以作為因而索性不再作為，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宦官集團被朱溫一鍋端之後中央沒有像樣的人來與之抗爭。所謂物極必反差不多就是這個道理。

此外唐王朝在經濟領域和軍事領域也是在不斷注入中央影響力的。經濟上，以楊炎的改革為先聲，到唐德宗時期正式推廣兩稅法，中央的經濟實力在不斷得到擴充，唐憲宗能夠實行武力的削藩很大程度上得感謝他爺爺給他留下的這筆隱形財富的支撐。軍事上的努力較為成功的像唐憲宗，取得了暫時性的成效；也有失敗的如唐昭宗，擴充軍備試圖削藩最後慘遭失敗，朝廷威名掃地更不為強藩所重。此外文官集團所做出的努力如永貞革新也釋放出積極的信號，憲宗皇帝即位後雖然貶斥了革新派但他總體上依然在堅持革新和強化的路線。這些體制內的調整變動失敗也好、收效也好，都可以證明了唐王朝在安史之亂後的百餘年間是在通過各種渠道維護自身統治，而不是坐以待斃，憑藉「天佑」得以苟延殘喘的。

此外，唐王朝在安史之亂後軍事實力確乎大受影響，基本喪失了之前對外作戰的可能性，但是彈壓內部動亂依然是綽綽有餘的，這也是唐王朝能夠穩住陣腳進行重建的基本保證。王朝統治大體上就是這樣，原理像彈簧，當統治者的鎮壓能力不夠的時候就會被反作用力顛覆。黃巢的起義之所以能摧垮唐朝也有相似的原因，唐王朝中晚期所進行的變革與努力說到底還是偏重於對體制內因素的完善和防範，通過實施以上述手段為代表的大量措施基本維持了同藩鎮的消極穩定態勢，這種態勢其實對雙方都造成了很大傷害，具體到應對起義上來說是軍隊戰鬥力的大幅削弱【試看黃巢起大軍所過之處唐軍很少有像樣的抵抗，就連長安城也幾乎是拱手讓出】——實質上也就是對唐王朝鎮壓能力的削弱。因此黃巢起義對唐朝統治秩序的摧殘在宏觀上來講是安史之亂所不能比擬的。

暫時就想起這麼多，沒有乾貨，還望見諒。

我這正好有一本《唐代藩鎮研究》，直接上圖吧：

要搞清楚唐帝國在這場巨大的政治軍事動亂之後是如何調整的，首先需要了解什麼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發生。

任何動亂根源都是經濟問題導致的，因為經濟摩擦會導致政治緊張乃至軍事衝突。唐帝國的經濟體制師承五胡亂華以來騎馬民族滲透王朝的經濟制度，隨著歷史的推進，這套系統已經到了非常完備的程度。土地由國家嚴格分配，農民需要耕種國家的土地來為國家提供稅收，還要承擔徭役和兵役。這就是唐的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的來源，這兩種制度都依賴均田制的土地來提供人口和稅收。唐的律令則是為了嚴保這套體系的運轉，而嚴格限制人口的流動，普通平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經濟獨立性都很低。

這套體系從漢代以來一直都在不斷發展和完善。詳細的戶籍制度和強大的貴族系統使得這套體系能夠不斷為帝國的擴張提供源源不斷的經濟和後勤支持，而因為這種單一方向的稅收體制，只要人口增長，就需要不斷增發土地，進而，要想增加財富，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擴張來獲得新的土地，進而分發給增長的人口。對於諸多古代帝國而言，擴張和稅收就像維繫身體器官的的氧氣一樣，只有這樣才會不斷吸收新鮮營養，維持帝國機體的健康。

這種體制一大特點，就是作為稅收方向終點的朝廷，會變得越來越富有，因為這樣，帝國財富越來越集中，城市化率空前擴大，使得長安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但是，長安這種都市有一個人口結構上的問題很突出。表面上，長安城人口超過百萬，理應相當繁華，但是這一百萬人當中有相當數量是官吏和家屬。我們不妨以三國時代蜀舉個例子，蜀都成都人口30萬，其中有官吏4萬餘人，這些官吏還有自己的家庭，為了保證安全，還需要有軍隊駐紮在城外，他們的家屬也要住在城裡面，為了滿足這些管理和家屬的生活需要，首都就必須遷來許多的工商業者來提供服務。為這些脫產人口提供消費的人口，將會遠大於這個數字。唐的繁華就在於這些貴族官吏提供了消費來源，首都看起來依舊是繁華盛世。但是，關中平原的農業早已因為水源氣候的變化而萎縮，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陝西二》記載：「蓋自秦漢以來，皆因八川之流，環繞畿輔，用以便漕利屯。隋建新都，八川之流，漸移其舊。唐人踵之，而渠堰之制益備，然灌溉之利，去秦漢時遠甚。」這意味著首都需要大量進口糧食，調動這些糧食的工作，逐漸成為地方上嚴重的負擔。

到了唐中期，均田制已經無法適應人口增長帶來的土地需求，導致許多無地少地的自耕農不得不依附地方豪農，人口開始流動，逐漸超過了政府統計過問的能力。黃仁宇認為：「（唐衰亡）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與人口相提並論。大凡經濟的發育成長，充滿著動力而又帶有地域性，超過當日國家可能統計過問的能力。在多種情況之下，李唐政府尚未嘗過問，直到實情遠逾於當初的間接性設計時，政府才派員到各處搜查未登記的戶口。」稅制和兵制也因為均田制的崩壞而難以發揮足夠的作用。以至於唐防禦邊關的部隊越來越多的依賴僱傭軍，而後勤補給也逐漸難以應付邊境上出現的越來越多的敵人，鎮守邊關的成本甚至大於反叛的成本，這也就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發生。

等到安史之亂髮生的時候，唐的軍隊的瓦解程度已經到了全面衰頹的狀況，安史之亂也因此成為唐帝國由盛轉衰的標誌。

但是，這場危機留給唐的並非死局，有賴於之前積累下來的物質基礎，唐還是硬把這場戰爭的創傷扛了下來。在平叛過程中，軍事貴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們所了解的高仙芝、李光弼、郭子儀等人，本身也有軍事貴族的背景。在安史之亂之後，唐帝國也迫於形勢，不得不進行改革。

政治方面，唐開始大量冊封節度使，並給予他們采邑和軍隊。節度使的全稱為「都督使持節」，職權上類似地方總督，但並不是世襲職務。不過有鑒於中唐時期的特殊情況，朝廷節度使可以由子嗣世襲，由於節度使一般是郡王級別，所以它的領土和軍隊由子嗣繼承合理合法。節度使可以自行招募軍隊來保衛自己的領土，這增加了軍事貴族在遭到入侵時反擊的積極性，因為自己的領土如果防守不力，丟一點就少一點。在唐的中後期，因為氣候變化，大量游牧民族開始遷徙，邊境的壓力越來越大。因而安史之亂之後，唐並沒有選擇完全殲滅叛軍，不少叛軍還是採取招安的方式，把他們安置在河北，冊立範陽節度使、成德節度使、魏博節度使，稱為「河朔三鎮」。同時為了防止他們輕易叛變，唐又在淮河流域和河東地區大量的冊封節度使，一是保衛戰略要衝，二是牽制「河朔三鎮」。「河朔三鎮」如果叛亂，不會直接威脅中央，但是河東和淮西的節度使如果叛亂是無論如何花多大代價也要鎮壓的。節度使制度的出現是為了彌補均田制的敗壞而導致的無節制的人口流動，唐帝國乾脆承認了無地少地的農民依附於豪農的這種生產關係。因為安史之亂的緣故，唐帝國再也無力發起像貞觀時期的擴張戰爭，但是這也使得它能夠騰出手來應付國內。這些舉措使得唐在中期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能夠有力的鎮壓叛亂，還能盡量保衛疆土不受外敵侵犯。

經濟方面，唐開始重點開發江南一帶，作為帝國主要的稅收來源。安史之亂主要發生在黃河流域，江南受的影響較少，而且動亂導致大量的貴族和勞動力遷往這些地區。長江流域自那以後便開始了長期的開墾和擴建，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南宋。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之後，唐的主要中樞城市一直依賴這條運河來運輸糧食，作為重要糧食產地的江南地區，一直是唐帝國重要的經濟來源，而這一地區並沒有什麼很有力的藩鎮。安史之亂之後，唐的政治經濟中心逐漸開始往洛陽轉移，因為這裡地處河東，屬於戰略要地，交通發達，便於運輸。安史之亂之後，吐蕃大舉侵佔西北走廊，軍隊甚至兩次攻陷長安。因為邊境壓力的陡增，長安逐漸成為了備邊之地，城市人口和規模都不斷開始縮減。安史之亂迫使唐的統治疆域縮減了不少，但它也從中獲益，帝國不再那麼混雜了。中央政府只需要重點關照那些對自己至關重要的區域，以及將南遷的人口安置在江南，恢復生產就可以了。依賴這些稅收，唐甚至還能夠維持一支相當水平的軍隊。

由於安史之亂帶來人口大量無序的遷移，使得寺院勢力抬頭，寺廟為農民提供棲息的場所，提供土地給他們耕種，還不用上稅，因而寺廟的勢力越來越膨脹。到了憲宗時期，由於他本人狂熱的尊奉佛教，寺廟的土地兼并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許多寺廟富得流油，而中央卻面對稅收日益困難的問題無計可施。因而唐武宗採取了強硬的滅佛運動，強行沒收寺廟的土地，逼迫僧侶還俗。這樣的做法雖然使武宗背上了「佛敵」的污名，但是大大的緩和了財政上的困難，畢竟對於政府來說，維持人口的生產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唐武宗時期，因為藩鎮和寺院的勢力都受到中央集權的壓制，唐還一度再次達到巔峰。

在九世紀中後期，發生了一些貴族干預皇室的事件，這使得皇帝開始倚重宦官來壓制貴族，並且有的皇帝還試圖削減貴族的藩鎮來加強皇權。這進一步刺激了部分軍事貴族鋌而走險發動叛亂，造成內部的惡性循環，而皇室為了限制貴族叛亂，又限制了他們的財力和軍力，這使得唐在應對外敵入侵時顯得力不從心。而隨著年連不斷地戰爭和動蕩，各地的屯田民越來越少，舊有的節度使制度也開始瓦解，地方的節度使為了應對這種局面，接二連三停止了向中央的納貢，逐漸演變成了獨立地割據狀態。昭宗試圖恢復唐中央的影響力和節度使制度，不過沒有成功，反而導致了地方進一步的叛亂，黃巢起義更是嚴重影響了唐的稅收來源，還使得地方上遍地都是擁兵自重的軍閥，最後權力落到了朱溫手中，直接敲響了唐帝國的喪鐘。

到了宋統一中原時，邊境的局勢已經和大唐盛世時截然不同，北方的游牧民族，已經進入到了統一國家的階段，宋再也無法像唐那樣，通過軍事博取功名，宋的統治也被稱為「重文輕武」的典範。其實從安史之亂開始，這樣的趨勢，在自然氣候不再適合擴張的時候，疆域縮減，改朝換代，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沒有哪一個辦法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所有問題，文明的發展始終都是在環境因素下不斷取平衡罷了。

中期還是有中興的，但是中央已經不能把控地方了，後期基本上名存實亡，存在的意義就是給各地方武裝做緩衝和找借口。

但是唐後期的藩鎮不比其他亂世的軍閥，對自己的軍隊並沒有絕對的控制權，常常要討好部下來確保自己的地位，不然就會被取而代之（過程一般還很殘忍）...軍紀爛的一塌糊塗，地方要挾中央，中央討好地方，節度使要看部下的臉色，中央來的政委只能當孫子。

藩鎮只要出征基本上都是一群匪徒，燒殺劫掠，起義「草軍」如野火瘋長，草軍雖然匪，討伐軍也是半路折返、逃跑、叛變、兵變經常發生。
在這種唯利是圖的環境下，各勢力間也沒有比較可靠的聯盟，所以是群雄並起，沒有一支獨大。

殘唐也有不少人想要謀權篡位或者挾天子以令諸侯，但是由於實力不是特別突出，被其它勢力眼紅瓜分，下場都很慘。

直到黃巢覆滅後，朱溫和李克用壯大起來，他們已經不是傳統藩鎮力量了，在北方開啟了梁晉爭霸，五代開始，北方其它力量做牆頭草夾縫中求生存，南方已經開始各玩各的了。

一個原因是楊廣的大運河導致已經發展起來的江南的賦稅收入能夠送到長安，可謂楊家栽樹。李家乘涼

因為堅持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堅持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堅持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個問題和前兩天回答的「安史之亂為什麼會爆發」一脈相承啊，我覺得還是從經濟根源----藩鎮和中央的物質基礎來答比較好。

先說安史之亂的結果和影響：第一，打爛了北方和黃河中下游的傳統經濟區，河北大地田地荒蕪，生產停頓，州縣變為廢墟，人民生活困苦，人口急降。第二，造成藩鎮割據。第三，人口南逃，經濟中心繼續南移，南方日益超過北方。

針對第一點，北方經濟崩潰，和唐王朝有關係嗎？有！整體國力下降。和唐中央政府有關係嗎？沒有，那裡全是藩鎮了，根本不聽中央政府的話，民是人家的，收稅是人家的，兵還來打中央呢。

針對第二點，藩鎮割據，要分情況，雖然說「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但是，和中央舉兵對抗，完全不聽話的是以河朔三鎮為代表的河北藩鎮，雖然軍隊驕悍，然而為了維護統治，對轄區內進行殘暴統治，民多困苦，都是安史之亂禍害的地區，封的大多數是安史降將。此外，中原藩鎮大多是觀望態度，如河東、宣武，大體上服從中央命令。西北藩鎮是關中屏障，偶爾鬧事（涇源兵變），因為軍餉。西南藩鎮是防禦少民。東南則是唐中央完全控制，重要稅賦來源。此外，鳳翔、劍南，東西川、淮南等「宰相迴翔之地」也是唐朝倚重的地區。所以說，藩鎮中大多數還是聽話的。

第三，經濟中心南移，剛好南方大多數都是中央控制，這對中央來說太重要了。安史之亂前，高宗玄宗皇帝沒事就去東都洛陽乞食，從南方經大運河而來的賦稅源源不斷維繫著唐中央的生命線。安史之亂時，叛軍猛攻雎陽，張巡守城，沒有讓叛軍掐斷運輸線，中央靠著勤王之師和南方錢糧得以平叛。

綜上，唐中央掌握著至少一半以上聽令的土地人民，藩鎮雖然驕兵悍將卻經濟凋敝，民不聊生，而且藩鎮內部也時有鬥爭。此外，針對土地兼并的事實，唐朝施行兩稅法，按照資產和土地徵稅，收入大為增加，也增加了對藩鎮的勝算。

但是，宦官之亂和牛李黨爭使中央無法調集全部力量平定藩鎮。藩鎮勾結宦官，出了個有為之主，我們毒死他吧，如憲宗；我們讓他當太上皇吧，如順宗二王八司馬；我們把支持他的人殺了吧，如文宗甘露之變，文宗感慨自己「不如赧（周赧王）獻（漢獻帝）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牛李黨爭中牛黨主張維持現狀，李黨主張平叛，朝廷舉棋不定，氣得文宗「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

唐朝真正滅亡是因為王仙芝和黃巢，出現的原因自然離不開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賦役繁重、統治腐敗這三大法寶。農民軍轉戰南北，打爛了全國經濟，平亂後中央政府已經完全不能掌控局面了，還留了朱溫這麼些個黃巢余部。最後朱溫進長安，盡誅宦官，而後大殺朝臣，滅亡唐朝。但是，朱溫在唐末亂世建立的後梁也只能有限地控制中原地區了。

按陳寅恪先生的說法唐朝之所以延續是東南的賦稅供給全國，安史之亂破壞了北方卻沒有破壞東南的經濟"直到黃巢起義東南受到破壞，唐朝滅亡。

中央與藩鎮形成了微妙的平衡，或者說中央權威大為削弱，但控制力尚存，中唐的中央政府仍然具備一定的財力軍力。河北始終無法全面地挑戰中央，中原藩鎮也在大部分情況下接受中央管轄，遑論江南。這種平衡一直維持到黃巢起義。中央實力因此而蕩然無存，平衡也就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