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司馬光、范仲淹、王安石、蘇軾、歐陽修等等我們常常在課文里學到的被貶人士他們之間有什麼政治糾葛嗎?


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年齡是這個先後順序。

先說政治地位。按幾人最高的實際地位來算,則是在宋神宗熙寧年間,與「上如一人」的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最;宋哲宗年間守舊派領袖,廢盡新法的司馬光(尚書省左僕射)次之;而在宋仁宗時期范仲淹和歐陽修雖然都曾位居參知政事,但當時朝中還有其他如呂夷簡、杜衍等一乾重臣耆老坐鎮,決然比不上王荊公、司馬溫公那般獨斷朝綱……
至於蘇軾……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位置大概是中書舍人!主要負責寫詔書......這大概是王安石30歲的時候就干煩了的事情。其後雖然還履任兵部尚書,但這是個閑職,職能被樞府和吏部瓜分殆盡。再之後就一直遭貶,直到徽宗即位才召他回京,政治上蘇軾無法與前四人相提並論。

再說集團利益。其中,范仲淹和歐陽修算是一個集團,他們兩個之間關係極好,范仲淹作為老大哥,對歐陽修多有照顧。
范仲淹是四人中最早位處宰相的,但在位不久便遭貶黜。(怪不得他,黨爭失敗,杜衍都遭貶,何況范仲淹)慶曆年間,范仲淹曾主持變法,號稱「正本澄源」,其實根本未能觸及深層次的問題,而且不到一年便作罷,意義實在不值一提,唯一能拿出來講的,就是為日後王安石的變法開了一個不好的頭。
而在杜衍、范仲淹先後被貶之後,歐陽修仍然不知進退,連續上書為其力爭,最後也因「朋黨」一事屢屢遭人口誅筆伐。最後還被設計(其實屬實,更為可疑的還有他和他外甥女極為曖昧的關係),以「侵佔外甥女財產」之罪出貶滁州。但在之後,歐陽修又在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之後起起落落,幾番風雨,也未能在政治上大有作為。

最後是相互關係。
范仲淹與歐陽修哥倆好,也沒啥好說的;
歐陽修與王安石。最開始二人關係還不錯,歐陽修作為文壇領袖、政壇前輩還和王安石互贈詩文,向韓琦舉薦王安石。後期卻因為政見不合,對新法多有抵觸,在地方執政期間曾拒不執行新法有關工作,致使與王安石在政治上交惡……
王安石與司馬光,則是政治上的死對頭,但在私交上倒也過得去,兩人聯手做出了歷史上鼎鼎有名的「君子之爭」。
但二人為政時可謂斗的不可開交,你來我往之下十餘年苦鬥,司馬光雖然明顯落於下風,但他能夠本著不屈不饒的革命精神,持之以恆的發揮台諫「風聞奏事」的先進作用,不斷對新法進行阻擾,實在是可歌可泣。所以,王安石也稱司馬光為「流言宗主」……
雖然我們的司馬光同志文采斐然,兢兢業業,但其業務工作能力實在及不上王安石,以至於在王安石當政時期幾乎是黯淡無光,碌碌無為,期間還被貶去西京洛陽,安心編撰《資治通鑒》去了。
這兩人之爭在歷史上已成公案,利害爭議頗多,千百年間朝野之上,江湖一下早已嚼的稀爛,這裡就不多說了。樓主盡可以將其想像成北宋版的,湖人對凱爾特人吧…...
至於蘇軾......則是一朵奇葩……
在變法派反變法派,在守舊派反守舊派,兩邊不討好,一生在朝中都不如意,王安石說他:「華辭誠無用,有吏材則能治人」,連宋神宗都說:蘇軾非佳士。皇上都看不上你,你還能做什麼呢……這一點蘇軾可就遠不如他弟弟蘇轍,看似木訥迂闊,實則明鏡曉勢。
當然,他和歐陽修確實情誼深厚,蘇軾在1057年,被歐陽修欽點為榜眼,據說歐陽修當時還認為所閱之卷乃是弟子曾鞏所做,故意排在了第二,哪知公榜才知自己多心,蘇軾的狀元就這麼沒了……當然這是野史,蘇軾和歐陽修的關係還是經得起考驗的……



范仲淹和歐陽修是一代人,司馬光和王安石是一代人,蘇軾是前面四個人的後輩。

簡單地回答下:
范仲淹主持了以吏治為中心的慶曆(1041-1048)新政,歐陽修是改革派中的重要成員,後來改革失敗兩人都因此被貶。

而王安石主持了以理財為中心的熙寧(1068-1077)變法(王安石變法),而司馬光和蘇軾對此均持保留意見,其中司馬光反對最為激烈,為此司馬光只好默默地在洛陽編《資治通鑒》,蘇軾也被貶到外地的杭州-密州-徐州輾轉任官。而司馬光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上台執政,一股腦將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新法政策全部廢止,史稱元祐更化。但是蘇軾對司馬溫公這種另一種形式的走極端也提出異議——所以蘇軾是兩頭不討好。後來到了徽宗朝蔡京他們搞的元佑黨人碑,蘇軾和司馬光都名列其中,其中司馬光還是「首犯」。


北宋是中國文化和政治發展的一個高峰,和NBA的96、03一代一樣,群星閃爍,名臣濟濟。代表人物有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東坡、程顥等等。而其中司馬光、王安石、蘇東坡三人可謂明星中的MVP,司馬光有《資治通鑒》傳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蘇東坡更是以其在文學和藝術各個領域中的卓越成就,成為兩宋文明的驕傲、標誌和象徵。

北宋·徽宗趙佶《聽琴圖》

宋神宗評價司馬光:古之君子,要麼有學問沒文采,要麼有文采沒學問。愛卿卻兼而有之。這個評價放王安石、蘇東坡身上也都沒問題,而且還可以多加兩條,能力過人、道德楷模。

這三人居然同朝為官,彼此熟識,風流人物齊聚,何其幸哉。但三人卻政見相左,特別是王安石和司馬光,勢同水火,不能坐而論道,又何其可惜。

王安石和司馬光是朋友,兩人入朝為官前,都已經是名滿天下的人物。宋神宗即位三個月就重用兩人,頭天王安石任命為江寧知府,第二天司馬光就任命為翰林學士。

後來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相實行變法,圍繞變法出現了巨大分歧,發展為新舊黨爭。司馬光、蘇東坡等人反對變法,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王安石則與宋神宗一拍即合,大紅大紫。

得勢時王安石對他倆極盡排擠之能事,甚至視司馬光為害群之馬,蘇東坡為亂政之人。神宗曾起對蘇東坡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那兩個人啊,不過會些詭辯術,善於搖唇鼓舌、縱橫捭闔罷了。

神宗想重用司馬光,王安石堅決反對,他說:司馬光外托直言抗上之名,內懷收買人心之實,發表的都是害政言論,結交的都是亂政小人。陛下委他以重任,豈不是為持不同政見者樹了一面大紅旗嗎?神宗只好作罷。

司馬光確實當面反對王安石,屢屢為彈劾王安石的大臣求情,因政見不同,多次請求外放,並最終獲得允許。

但作為老朋友,司馬光很關心王安石。王安石重用改革派幹將呂惠卿,司馬光覺得此人人品有問題,就寫信給王安石:執政不可以不留意君子與小人之別。忠信之士在你得勢之時,也許看起來面目可憎,將來卻會伸出援手。相反,諂媚之人雖然現在能讓你逞一時之快,但只要你倒霉,他們必定賣友求榮。

可惜此時王安石聽不進意見,他客客氣氣地給司馬光寫了回信,隻字不提呂惠卿,只是說既然你我道不同,那就不相與謀。

但結果卻被司馬光言中,呂惠卿與王安石最後分道揚鑣,反目成仇,並在王安石罷相後落井下石。

王安石罷相後,他的改革派人馬繼續當政。蘇東坡寫了幾首發牢騷的詩,結果被改革派誣以謀反,這就是著名的「烏台詩案」。幸得神宗皇帝對他沒有殺心,將他流放外地。

王安石此時已是屢受打擊,一次蘇東坡路過金陵來看望王安石。聽說蘇東坡來了,王安石十分高興,穿著便服騎著毛驢前往碼頭見他。東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著說:蘇東坡今天膽敢以野人的模樣參見大丞相!

王安石笑著說:繁文縟節豈為我輩所設?東坡說:蘇東坡也有自知之明,相公門下用我不著。王安石也沒接話,只是請他同游蔣山。這一游就是好幾天,兩人談古論今,說詩參禪。事後,王安石嘆息著對其他人說:不知還得幾百年才會再有如此人物!

這是大實話。王安石、司馬光亦如此。

宋神宗去世後,當政的太皇太后便啟用司馬光為相,全面反對王安石的改革。凡是王安石立的新法,不論好壞,統統廢止;凡是王安石革除的規矩,不論利弊,又通通恢復。

蘇東坡雖然站在司馬光陣營,但他更客觀一些。蘇東坡認為新法有利有弊,應予以甄別。何況政策要有延續性,就算要改也不能急剎車。

這話很是在理,司馬光卻在政事堂發起脾氣來。蘇東坡便說:當年韓琦做宰相,閣下做諫官,爭得面紅耳赤也不管不顧。難道現在自己大權在握,就不許蘇東坡知無不言了嗎?司馬光馬上笑著道歉,但依然不改。

司馬光相

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寧。當朝宰相司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寫信給副宰相呂公著說: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過人之處,只是性格有點問題。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撥亂反正,那些無恥之徒必定趁機詆毀。因此,拜託仁兄奏請天子對介甫優加厚禮,以彰節義,以正世風。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

蘇東坡則利用執筆起草制書之便,給他的這位老對手兼老朋友以極高的評價:

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有如此朋友和政敵,王安石可含笑於九泉。(火山君)


樓上某君正好說反了,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是因為變法太過嚴厲直接觸動了官僚統治集團的利益才失敗的好吧,王安石變法則是慶曆新政的改良,比較溫和了而已。


蘇軾屬於改革溫和派,試想要是蘇軾掌權會是什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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