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的地位?

如題。


易經其實就類似於一套編程語言,你想用它來編寫什麼程序都可以,軍事,文學,修身,占卜,丹道,管理……都可以用這套程序來解讀


從「醫、易、樂、食同源」看人類文明起源

關於中醫的起源,有兩個傳統記載。一個是「醫食同源」,一個是「醫易同源」。

「醫食同源」是說,醫學是和做飯同時起源的。為什麼說「醫食同源」,原因在於,做飯和熬制湯藥所使用的工具是同一個,就是鍋。最早的鍋是陶器鍋,陶鍋。鍋出現了以後,人們便開始用它去做飯,去熬制湯藥,這兩者是同步發生的。

目前的考古學已經證實,中國最早的陶器已經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來自江西萬年的仙人洞遺址,這也是世界最早的。東北亞的日本和俄羅斯,發現了距今16000年左右的陶器,最早的在16800年前。然後才是西亞地區,這裡最早的陶器僅僅距今8500年左右。北京大學考古教授吳小紅的研究證實,陶器最先產生在中國南方,俄羅斯、日本的陶器更可能是從中國南方流傳過去的。

西亞一貫被歐美人稱為「人類文明的誕生地」,但是這裡的陶器卻比中國晚了驚人的一萬多年。這意味著,在沒有陶器的這一萬多年裡,西亞人是沒有鍋的,他們將不可能象中國人一樣,享用蒸煮、爆炒的食品,以及熬制草藥。他們的生活質量和衛生程度必然要大大低於同時代的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8500年前陶器在西亞出現以後,快速成熟,幾乎和中國同步進入發達的彩陶時代,而且兩者的彩陶紋飾存在高度的相似。這些事實都似乎說明,西亞的陶器象日本、俄羅斯一樣,不是獨立產生的,而是從中國流傳過去的。這意味著,西亞這個所謂的人類文明的起源地,可能一開始就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影響。

所以,單純地從陶器的出現時間看,中國的醫藥業可能開始於20000年前,而在西亞,8500年前是不可能有醫藥業的。

另外補充一個有趣的事實,由於陶鍋在西方出現很晚,導致他們加工食品的風格,主要是不用鍋的燒烤,而中國則是用鍋的蒸煮和爆炒,現在依然如此。同樣是小麥,西方人主要是用來烤麵包,而中國則是用來蒸饅頭和煮麵條、水餃。

毛主席好像說過,中國菜和中醫是中國給世界的兩大貢獻,這個話並不完全準確。更準確的表述是,做飯炒菜和醫學是中國給世界的兩大貢獻。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我們領先於世界發明和使用了鍋。鍋也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比「四大發明」重要的多的大發明。

「醫易同源」是說,醫學是和《易經》同時產生的,而且理論基礎也是一樣的。那麼《易經》是什麼時間產生的?

《周易》的繫辭說,「伏羲畫卦」。伏羲在神農之前,神農是農業時代,伏羲就是農業時代之前的漁獵採集時代。也就是說,《易經》產生在農業尚未出現的漁獵採集時代。考古學已經證實,農業的出現至少在10000年以前。這意味著,10000前是《易經》和中醫出現的一個時間下限。

康有為之後,中國興起了「疑經」熱,「疑史」熱,而且愈演愈烈。對自己的經典不相信,對自己的歷史記載不相信。不僅不相信,甚至侮辱和謾罵,至今如此。這種風氣之下,對《易經》的「伏羲畫卦」說也當然不以為然,認為是瞎編,「落後」的漁獵採集時代怎麼可能產生如此「先進」的東西。然而中外考古證據越來越顯示,中國的經典和歷史記載是可靠的。

學界已證實,更早的《易經》卦象,不是由一長橫兩短橫的陰陽符號所組成的,而是純粹的數字,即所謂的「數字卦」。「數字卦」的破譯,是已故的歷史學家張政烺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做出的。張政烺不僅發現了商周時期的大量數字卦,甚至發現了5500年前的數字卦,刻畫在江蘇海安青墩遺址出土的鹿角上。這意味著《易經》在5500年前就已經成型了。

關於《易經》最古老的考古發現來自河南舞陽賈湖,這個遺址的時間已經可以上溯到9000年前。這裡出土的三樣東西和《易經》有關,分別是:內裝黑白石子的龜甲、骨笛和陪葬的陶壺。

關於裝有黑白石子的龜甲的用途,目前的看法很多,但是最有影響,也最可信的觀點是,認為是用來占卜的,是數學占卜的工具,即「算卦」的工具。從技術上來說,《易經》就是數學占卜術。占卜術在人類歷史中非常古老,流派也很多,但是以數字的運算和變化為占卜對象的僅《易經》一家。同時,這也讓作為占卜術的《易經》,和任何其他占卜術有著本質的區別:《易經》是數理的,是無神的,而其他任何的占卜術都是巫術的,有神的。所以,儘管沒有直接發現《易經》本身,但是成熟的數學占卜工具的出現,意味著在9000年前《易經》已經成熟了。

而骨笛則可提供旁證。

骨笛是用來演奏音樂的,而關於音樂的起源,中國有個傳統說法是「樂易同源」。音樂和《易經》是同時起源的,而且理論基礎相同。《易經》的理論基礎是,認為數字的變化代表陰陽的變化,而陰陽的變化代表天道的運行。音樂的理論基礎是,音高的變化就是數字的變化,數字的變化就是陰陽的變化,陰陽的變化就是天道的運行。在中國古人眼裡,音樂不是用來悅耳的,而是用來與天道和諧的,音樂就是天道。只有知道這些,才能真正理解儒家為何對音樂如此重視:向來是「禮樂」並稱,而且,《樂》經被認為是六經之一。

同時,「律」字在中國傳統中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律」、「數」、「道」,這三個字是同意詞,都是指天道。而「律」字的本初意義就是指「音律」,就是音樂的數理規律。另外,「履」、「禮」、「律」三個字在古代是同音的,很可能,「履」、「禮」就是衍生自「律」。司馬遷的《史記》有律書、曆書,《漢書》有律曆志,都對律的重要意義進行闡述,而且都認為歷是源於律的,堅持以律定歷。關於律歷的關係,以及日曆的起源,以後將專文詳述。

賈湖出土的骨笛,儘管已經埋在地下9000年,但是現在依然可以用來吹奏,甚至演繹現代流行曲目,其技術的成熟度是令人震驚的。能批量地製造這些樂器,說明當時的中國人已經充分地掌握了音樂的數理基礎。既然「樂易同源」,那麼這也反過來證明,當時的《易經》也像音樂一樣成熟了。

賈湖遺址的很多墓葬都陪葬陶壺,一人一壺。這說明陶壺對當時的賈湖人有著重要意義。陶壺就是葫蘆形的陶器,而陶器和易經、醫學有著密切的關係。

伏羲又稱庖犧,庖犧就是做飯,做飯要用鍋,早期的鍋就是陶器。傳統上,伏羲是和燧人、神農這些一個序列的,但是燧人、神農的意義一眼便知,燧人是發明火的人,神農是發明農業的人,但是伏羲的含義卻是模糊的。從燧人、神農的範例來看,伏羲也應該是指一種對人類而言的重大發明。從這個意義上,庖犧比伏羲就明確地多,伏羲事實上可能就是指用鍋做飯的人。

注意,伏羲在神農之前,意味著中國人是先學會的做飯、烹飪,後學會的耕田種地。這和考古證據也是一致的,陶器和定居生活的出現都遠在農業出現之前。

關於伏羲出生地的記載,目前還是有爭議的,主要有兩說,一個是山東說,一個是甘肅說。但是關於伏羲工作地的記載,則是沒有爭議的,就是「都於陳」。在伏羲時代是不可能有都的,伏羲即便真有其人,也不可能是王。這一記載的真實含義是,伏羲是一個群體,他們會使用陶器做飯,他們是經常遷移的,但是最後在「陳」定居,並創造了繁榮的文化,實現文明的突破。陳是哪裡,是現在的河南周口淮陽,地處豫東平原。

這意味著,周口,或者用一個更大更有典型意義的地理範疇,豫東平原,是《易經》的誕生地,當然也是中國文明的誕生地,因為《易經》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

同時,綜合來看,伏羲這個用鍋做飯的群體只可能來自豫東平原的東方,而不可能來自西方。這意味著,伏羲出生在山東菏澤一帶的記載更可信。

儘管,豫東平原是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但是,考古發掘顯示,這裡卻不是陶器的起源地,這裡的陶器是從南方傳來的。伏羲人就是把陶器帶到這裡的人。

同時,考古證據也顯示,陶器的傳播速度沿海快,而內陸慢。陶器在16800年前在東北亞的日本和俄羅斯出現,就是沿海岸線傳播的結果。現在俄羅斯、日本、中國是三個在邊界戒備森嚴的獨立國家,而在10000多年前,是一個連續地區,暢通無阻。

所以,陶器從南方向豫東平原傳播路線的一個合理推測是,先沿海岸線傳播到山東東部,然後從山東東部再向西部內陸滲透。這樣就和伏羲是從山東前往河南的歷史記載相合。

那麼陶器是什麼時間到達周口的?目前沒有直接的考古證據。這附近出土的最早的陶器就是舞陽賈湖的,大概9000年前。但是這是非常成熟的陶器,9000年前只能是時間的下限。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來自這裡的本土,而是來自遙遠的日本和俄羅斯。既然陶器是從南向北傳播的,那麼陶器到達更北邊的日俄的時間,一定不會比達到豫東平原早。所以,將陶器達到日俄的時間,定為到達豫東平原的時間下限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說,陶器到達豫東平原,即伏羲人到達豫東平原的時間不會晚於16800年前。

所以,將《易經》和中醫的起源時間定在16800年前。

有一個問題需要解釋一下。這裡簡單說一下,以後再專文詳談。

儘管陶器最先在中國的南方產生,但是文化的繁榮和文明的突破卻並沒有在這裡出現。同樣,陶器很早就傳到了東北亞的日俄,但是,文化繁榮和文明突破也沒有出現。這說明,陶器只是產生文明突破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西亞的黎凡特地區,儘管沒有陶器,但是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文明的突破,這就是可以追溯到14000多年的納吐夫文化。但是,儘管也很古老,有充分的證據顯示,納吐夫文化受到了伏羲文化的影響,受到《易經》的影響。也就是說,西亞出現的文明突破不是原生的,而是外傳的。從全球來看,只有伏羲文化原生性地出現了文明的突破。伏羲文化不僅是中國文明的源頭,也是世界文明、人類文明的源頭。《易經》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不僅對中國文化成立,對全球文化也成立。

種種資料顯示,導致文明突破最重要的條件是定居生活的出現。而定居生活的基本前提是擁有規模面積的野生穀物分布,因為唯有擁有大面積的野生穀物,才能採集到足夠的穀物,存儲起來,使得全年的食品供給具備穩定的保障。在當時的技術條件戲下,只有穀物才是可長期儲藏的食品。從全球來看,最重要的野生穀物就是西亞的小麥和中國北方的小米、南方的大米。

中國的南方儘管有野生大米,考古證據也顯示,在農業出現的很早以前,南方的中國人就用陶器來蒸煮大米了。但是,這並沒有導致真正的定居生活出現。最早的中國南方的考古遺址都是出現在山洞裡,而非自己修建的房屋裡。

更可能的情況是,中國最早的定居生活就是出現在豫東平原,最早的定居者就是伏羲人,進而醫學、《易經》、音樂等人類文明的最核心元素也隨之產生。同時,這也是定居生活和文明元素在全球首都產生。

定居生活之所以最先出現在豫東平原,而不是中國南方,以及其他任何地方。可能的原因有三點。一是,這裡擁有大面積的野生小米。二是,從南方傳來了陶器,以及加工穀物的方法。三是,這裡沒有天然的山洞之類的住所,即便是臨時住一段日子,也必須人工修建,這增加了遷移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南方有野生大米,由於大米是生活在水裡,在人工種植以前,它的分布密度一定很稀疏。而野生小米是生活在陸地上,它的分布密度可以比大米大很多。這意味著要大量採集野生大米,其成本可能要比採集野生小米要高很多,甚至不可能。在農業出現之前,野生小米可能就成為伏羲人的穩定的主要食物來源。而大米唯有在農業成熟之後才能做到這一點。

這意味著,中國南方的定居生活可能要出現在農業出現之後。而中國的北方,憑藉著採集野生小米,就可以過上安穩的定居生活了,而這最先發生在豫東平原。

以上是對中醫,或者說醫學的起源時間的討論。下面說說,中醫出現後,在世界的傳播。

儘管醫學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很早,在16800年前。但是在中國之外,出現的時間卻很晚很晚。中國之外,最早的醫學理論出現在古希臘和古印度。大概在公元前5、6世紀左右,醫學突然在這兩地同時出現,比中國整整晚了13000多年。

但是,無論印度還是希臘,其醫學的理論基礎都是和中醫高度一致的,都認為,包括人的身體在內的整個宇宙,都是陰陽兩種元素構成。這兩種元素相剋相生,在矛盾衝突中,保持平衡和諧。所謂的健康就是陰陽平衡和諧的狀態,病態就是偏離常態,陰陽偏離了平衡與和諧。

中國講「醫易同源」,令人吃驚的是,在醫學突然在印度和希臘出現的同時,《易經》元素也在兩地同時出現了。不僅如此,中國講「樂易同源」,音樂元素居然也伴隨著醫學、《易經》的突然出現也出現了。

《易經》是一種數學占卜,認為數學運算、數字的變化代表著天道的變化,或者說數學運算和數字變化就是天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你也可以說《易經》就是一種數字崇拜,給數學、數字賦予了神聖意義。在公元前5、6世紀,這種數學、數字崇拜也在希臘和印度出現了。

在希臘,數學崇拜的代表人物是畢達哥拉斯。現代的歐美人認為,畢達哥拉斯是現代數學的創始人。然而,畢達哥拉斯的數學和現代數學有著本質的區別。畢達哥拉斯的數學是「有神數學」,而現代數學則是無神數學,更準確地說,是一種什麼都沒有的「純數學」。畢達哥拉斯開創不是一個學派,而是一個教派,不妨就叫它「數學神教」。畢達哥拉斯不是一個「數學家」,而是「數學神教」教主。與一般的神教不同,「數學神教」認為,神不是別的東西,而是數學、數字。數學不僅是世界的本質,而是是世界的創造者,一切都源於數。這是不是很難理解,不僅你覺得難理解,就連現代專門研究西方哲學大師都覺得怪異。羅素是現代哲學家中的「大師」,他在自己的《西方哲學史》中直接表達了對畢達哥拉斯「數學神教」的困惑。

事實上,在整部人類文明史中,存在四個類型的數學。第一個是與《易經》伴生的數學,是「有道數學」。第二個是古兩河、古埃及的「有物數學」。第三個是畢達哥拉斯的「有神數學」。第四個是現代的「純數學」。

「有道數學」和《易經》同時出現,認為數和道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不僅認為數學運算可以模擬天道運行,而且認為數道不分,數就是道。在16800年前產生後,「有道數學」就一直在中國存在,直至今天。當然,在現代「純數學」的衝擊下,傳統的「有道數學」處於非常邊緣的地位,被認為是一種「落後」的「迷信」。

「有物數學」6000年前出現在古代兩河流域,以及古埃及。在這種數學體系中,數字元號本身,不僅包括數的信息,而且還包括所計算對象的特徵信息。數字本身是和具體的事物連在一起的,不存在脫離具體事物的抽象的數。同時,對不同類別的事物,其計算體系也是不同的。

「有神數學」從2500年前的畢達哥拉斯開始,然後被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繼承,最後融入了基督教。大名鼎鼎的伽利略、牛頓都是「有神數學」的信徒。對「有神數學」信徒而言,研究數學就是探究神意,就是與神為一。

200多年前的啟蒙運動後,歐美人開始不信上帝了,拋棄了上帝。數學中的神也隨之被抽調了,只剩下「純數學」了。

現代的主流觀點認為,「純數學」才是真正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真理」。同時,把「純數學」的源頭放在畢達哥拉斯頭上,認為希臘的數學和現代數學一樣,都是「純數學」,是獨立的數學,而基督教的數學則是倒退的,落後的,迷信的,因為這時數學成了神的僕人。同時,現代觀點還認為,古兩河埃及的數學缺乏理論抽象,是一種低級的經驗數學,而《易經》的有道數學則完全是一種原始迷信,原始巫術。

這些看法完全是建立在對人類文明史無知的基礎之上,當然也包括對數學本身歷史的無知。這些無知不僅導致現代人無法正確區分和辨別,曾經在人類文明史中存在的不同類型的數學體系,更重要的是,還導致一個扭曲的成見,認為超越世界、脫離世界的「純數學」是一直存在的,而且還可以用這個超絕、獨存的「純數學」去度量、衡量整個世界,世界的存在、宇宙的運行應該服從於這個「純數學」。

事實上,現在的「純數學」,相對畢達哥拉斯以來的「有神數學」,尤其是基督教時代,並非真的破除了迷信,而是以一種新的迷信,替代老的迷信。老的迷信是對神的迷信,上帝的迷信。新的迷信是對「純數學」的迷信。象神和上帝一樣,「純數學」本身也是一個人造之物,是一個虛構。用清朝名儒戴震的說法,任何被尊奉為絕對真理的東西,實際上都不過是個人的主觀意見,任何主觀意見,一旦被尊奉為絕對真理,都一定會產生專制,都一定會「殺人」。事實上,「純數學」這尊新神,正在肆意地屠宰著大自然和人類的自由心靈。

關於這四類數學的詳細討論將專文進行。這裡只是關注畢達哥拉斯所「開創」的「有神數學」的歷史淵源問題。

在畢達哥拉斯的時代,存在兩個數學傳統,一個是已有13000多年歷史的中國「有道數學」,一個是已有3000多年歷史的古兩河-埃及的「有物數學」。相較之下,畢達哥拉斯的「有神數學」,與「有物數學」距離較遠,而與「有道數學」則高度相似。

「有道數學」和「有神數學」都是一種數學、數字崇拜,都認為數學、數字和一種抽象的神聖東西相連。差別只是在於,「有道數學」認為,與數學相連的抽象神聖之物是天道,而「有神數學」則認為是神。更可能的情況是,畢達哥拉斯做的事,不是「發明」、「創立」了「有神數學」,而引入了「有道數學」,結合當時的希臘實際,做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處理。事實上,畢達哥拉斯的神,已經和當時希臘的傳統神有本質區別了,是一種「理性化」的神,把傳統的神的人格因素淡化,甚至消除了,這樣一來,畢達哥拉斯的神就更接近中國的天道了。

另一個佐證是,非常巧合的是,中國文化中「樂易同源」的故事也在畢達哥拉斯身上發生了。用現代歐美人的說法,畢達哥拉斯不僅創立了數學,而且創立的音樂學,發現了音樂的數理基礎。

要製造一件樂器,必須首先知道,音高之間的數學比例關係。譬如製作笛子,一個音孔所發出的聲音的高度,取決於距離吹氣孔的遠近。要想使一個笛子能夠發出預想的音高系列,並以此演奏樂曲,必須首先確定各個音孔之間的相對距離,然後根據這個比例關係確定每個音孔的具體位置,最後再鑽孔。

在這一點上,畢達哥拉斯和中國再次出現驚人的巧合,畢達哥拉斯和中國的《管子》一書不謀而合地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同的理論,叫做「三分損益法」。注意到這一點之後,歐美人立馬說,《管子》在抄襲畢達哥拉斯,理由是《管子》成書時間晚於畢達哥拉斯。然而,儘管「三分損益法」這一製造樂器的理論在中國的書面記載的確較晚,但是中國所製造的樂器本身卻發達地多,也古老地多。不僅出土了複雜精美的周代編鐘,而且批量出土了9000年前的技術非常成熟的笛子。這些樂器成熟度和精美度遠遠領先於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當然包括希臘。沒有成熟的理論基礎,這些樂器是無法製造出來的。從實踐的角度上看,「三分損益法」只可能首先出現在中國,而且其出現的時間可能比畢達哥拉斯早的多,也許9000年前就有了。

在印度,數學崇拜為一個哲學學派所代表,這個學派的名字就叫「數論派」。至於,這個學派為何叫「數論」,目前印度人,當然包括那些專業的哲學家們,已經無法給出可信的解釋了。但是,這個理論中所出現的一系列數字,卻和《易經》中的神聖數字高度重合。數論派的關鍵要素是,「二元」、「三德」、「二十五諦」。這裡不解釋這個理論本身,只關注「二」、「三」、「二十五」三個數。

之所以稱《易經》為「數字崇拜」,一個重要原因是,《易經》給一些數字賦予了神聖含義。最典型是1、2、3、5、8、10、25、50等。其中最重要的是3和5兩個數字。中國傳統上有「三皇五帝」這個說法,仔細檢索文獻會發現,「三皇五帝」究竟是指誰,說法很多,非常混亂。這情況說明一個重要事實,三皇五帝的具體內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和五這兩個數字本身。換句話說,「三皇五帝」這一說法的出現,並非依據歷史事實,而是依據《易經》的數理邏輯推導出來的。並非仔細考察歷史之後,確實發現了三個皇,五個帝,而是先確定三和五這兩個數字,然後再去找皇和帝,去填空。

1是數之基礎,不但是最小的自然數,而且也是最小的奇數,代表陽;2既代表陰陽二分,同時也是最小的偶數,代表陰;1是陰,2是陽,1+2=3,所以,3代表陰陽的整體,而世界就是陰陽的變化,所以,3代表整個世界,所以它很重要。

2*2*2=8,所以8卦可以用來模擬世界的變化。本來世界就兩種變化,或陰、或陽,但是數字8出現後,衍生出了8種變化,8*8=64,則代表衍生後的所有變化,可囊括一切變化。

一個陰,一個陽,1+1=2,從數量上看,陰陽的總數量是2。同時,從內容上說,陰陽的總量是1+2=3。數量的數值2加上內容上數值3以後,2+3=5,那麼5就是有關陰陽的全部數字之和,是一個全數,代表這個完滿的世界,所以5更重要。

陰陽是相互轉化的,任何事物都可分陰陽,每一個數也都可分陰陽,5分陰陽以後,5*2=10,所以10就是一個包含了變化的全數,也是一個徹底的全數,代表著一個變化的完滿世界。所以,數只能數到10,這就是10進位的真正起源。全球的十進位起源於中國,而中國的十進位是《易經》的數理推導結果,而非什麼因為人有十個手指頭。

5是世界的靜態全數,代表靜態的完美世界。5字出現後,衍生出5種變化,5*5=25,代表衍生變化後的整個世界的靜態全數。而每個數字都可發生陰陽的變化,所以25*2=50,這就是所謂的「大衍之數」,代表一個衍生後的變化著的完滿宇宙。所以,可以用這個數字為基礎來模擬宇宙的運行,所以,《易經》算卦所用的蓍草總數就是50根。

只有掌握《易經》自身的數理邏輯,才能理解《易經》,或者中國傳統為何會比較重視,或者崇拜某些特定的數字。這樣的數字崇拜同樣在畢達哥拉斯那裡存在,在印度的數論派哲學中也存在。譬如,印度的數論派哲學中,就出現了2、3、25,這三個重要數字。象中國的「3皇5帝」一樣,印度的數論派哲學中的這些數字,是《易經》數理邏輯的推導結果,這些數字比這些數字所代表的內容更重要。同時,這些數字也是先於其所指代的內容而出現的。

公元前5、6世紀突然出現的古希臘、古印度醫學,其理論基礎與中醫高度一致。同時,與中醫高度相關的《易經》元素、音樂元素也同時在希臘、印度突然出現。這些事實只能說明,印度、希臘突然興趣的文明是中國文明西傳的結果。至於怎麼西傳的,那是另一個問題。(微信:新心性主義)


地位如何?看你以哪個參照物,以科學為參照物,為零;以題主為參照物,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地位(因為有這種提問,就說明你對此內心是迷惑得狀態,對你來說只有一半的地位。)等等!我剛寫的這些不就是陰陽轉化嗎?都是藉助彼此來認知。所以不需要我再啰嗦什麼了,不管我們承認它什麼地位,生活中無處不在的都在用到它。至此,你說它什麼地位?


西方著名心理學家榮格著名的《易經》英文序,涉及了對易經的認識問題,很有意義:
「我不懂中文,而且也從未去過中國,但我可以向我的讀者保證,要找到進入這本中國思想巨著的正確法門,並不容易,它和我們思維的模式相比,實在距離得太遠了。假如我們想徹底了解這本書,當務之急是必須去除我們西方人的偏見。比如說:像中國人這樣天賦異稟而又聰慧的民族,居然沒有發展出我們所謂的科學,這真是奇怪。事實上,我們的科學是建立在以往被視為公理的因果法則上,這種觀點目前正處在巨變之中,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無法完成的任務,當代的物理學正求守成。因果律公理已從根本處動搖,我們現在了解我們所說的自然律,只是統計的真理而已,因此必然會有例外發生。我們還沒有充分體認到:我們在實驗室里,需要極嚴格的限制其狀況後,才能得到不變而可靠的自然律。假如我們讓事物順其本性發展,我們可以見到截然不同的圖象:每一歷程或偏或全都要受到幾率的干擾,這種情況極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況下,能完全符合律則的事件反倒是例外。
正如我在《易經》里看到的,中國人的心靈似乎完全被事件的幾率層面吸引住了,我們認為巧合的,卻似乎成了這種特別的心靈的主要關懷。而我們所推崇的因果律,卻幾乎完全愛到漠視。我們必須承認,幾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人類費了無比的精神,竭力要擊毀且限制幾率所帶來的禍害。然而,有幾率實際的效果相比之下,從理論上考量卻得的因果關係頓時顯得軟旨無力,賤如塵土。石英水晶自然可以說成是種六面形的角柱體——只要我們看到的是理想上的水晶,這種論述當然非常正確。但在自然世界中,雖然所有的水晶確實都是六角形,卻不可能看到兩個完全相同的水晶。可是,中國聖人所看到的卻似乎是真實的,而非理論的形狀。對他來說,繁富的自然律所構成的經驗實體,比起對事件作因果的解釋,更要來得重要。因為事件必須彼此一一分離後,才可能恰當地以因果處理。
《易經》對待自然的態度,似乎很不以我們因果的程序為然。在古代中國人的眼中,實際觀察時的情境,是幾率的撞擊,而非因果鍵會集所所產生的明確效果;他們的興趣似乎集中在觀察時幾率事件所形成的緣會,而非巧合時所需的假設之理由。當西方人正小心翼翼地過濾、較量、選擇、分類、隔離時,中國人情境的圖象卻包容一切到最精緻、超感覺的微細部分。因為所有這些成分都會會聚一起,成為觀察時的情境。」


簡短几言攘括世間萬物之事,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日用而不知


首先要清楚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簡單點說是一本占卜書。《周易》只是古人對道的一種理解,無極生太極,萬物從無中而來,太極生兩議,萬物分陰陽,空間,時間,生靈,三生萬物。《周易》的卦象基於這個出來的,———為陽,— —為陰,三個組成代表了世間事物的幾種形態。比如三橫為乾卦,代表天,三陰爻坤卦,代表地,坎,離,震,兌,艮,巽,仔細看看這些卦象其實很有意思,代表當時寫《周易》的人對道的理解。但這種理解是很表面的,卦象都是風啊,雷啊,山啊,火啊,是對這些自然之物的理解,然後這些自然之物相結合,六十四卦就出來了,比如火澤睽,這卦代表火在湖上燒,火在湖上能燒起來嗎?當然不能,這睽卦差不多就是嚇自己的意思,反過來是澤火革,火在湖下燒,處境不利,你理解了自然風雨變化,自然就懂了六十四卦的含義。之後一個有智慧的人配上六親才可以占卜人事,六爻就出來了。
網上有很多人喜歡搖個卦測國運啊,測天災人禍,測奧巴馬了,拿本《周易》寫出了宇宙奧義發現了人類的大秘密,這些人統統都是神經病!易相占不了那麼多,只能占與自身有關的事,天地那麼大,易才取了多少象。
《周易》是對世間萬物理解的一種,引導大家去思考萬物,去思考更多的易,這才是重要的。


《周易》中包含相當豐富而深刻的樸素辯證法思想。

其智慧影響著從古至今從古至今中國人的思想,甚至對於西方也有著巨大的影響。

1、二進位的鼻祖,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就曾經認為自己的二進位發明是受中國古代《周易》八卦的影響。

2、著名量子物理學家、現代計算機技術的奠基人波爾在1937年訪問中國時,就曾經對中國古代的陰陽互補理論驚奇不已,在他受封爵士時,還把太極圖作為其徽章圖案。

3、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這樣評價:「《易經》代表了中國人的智慧。就人類心靈所創造的圖形和形象來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這是一種崇高的業。」

4、瑞士哲學家、心理學家榮格也說:「談到世界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面,我們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後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中國的《易經》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頗多相同的地方。」

5、李政道、楊振寧等美籍華人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曾經在公開場合承認自己的科學思想受易經的影響很大。


中華文化之源頭!


群經之首


群經之母


五經易為首。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中華文化以易為基,以道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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