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不是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才真正火起來的?
我是1988年上的中文系,從一個理科生轉向學文科,只好天天蹲在圖書館裡抄專業論文(抄才能記憶深一些),抄了大概半年,其中至少30%是論莫言的,比別的作家至少多三四倍,可見莫言當時的影響力。
公允地說,在專業文學研究領域,當時大家公認莫言是最好的,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在上大學之前,正好電影《紅高粱》拿了國際獎,當時中國能拿國際獎的電影很少,所以很轟動,找了原著來看,一下就被迷住了。
當時莫言在部隊是個普通的宣傳幹事,我母親是醫生,隨口提起孩子是學中文的,很欽佩莫言。莫言便送了一本小說《白棉花》,我母親翻了翻,說實在沒什麼意思,都是胡扯。
莫言獲獎前,某公司拿下他全集的出版權,舉辦了一個發布會,會場太悶,就出來透透氣,而莫言縮在門口,在抽煙,見被人看到,一臉尷尬。
當時莫言狀況不太好,獲獎確實大大改變了他的地位,如今媒體採訪他基本不可能,而他一度是最好採的作家,手機打進去,他基本都會接。
莫言一直很低調,恐怕他也沒想到,他獲獎會有這麼多人罵他。曾經就此事問過萬之先生(陳安娜的先生,也是著名作家,陳安娜翻譯了很多莫言的作品,莫言獲獎與她的翻譯有關),萬之非常客氣,但最終也忍不住說現在很多人無知無畏,比如說莫言文筆差,在當年,莫言被公認為文筆最好。
萬之先生的話讓我想起當年抄論文的經歷,確實,當時有很多分析莫言文筆特色的論文。
莫言的語言濃烈、誇張,色彩感強,此外他很多寫作是分鏡頭式,不斷變換視角,這種現代主義的寫法在當時很少見,曾引起巨大轟動。
中國文學在向西方文學學習的過程中,出現過兩次高潮,後一次是80年代後,「傷痕文學」大潮漸退,現代主義開始甚囂塵上。因為國門打開後,中國作家突然發現和世界差距這麼大。
作為中文系學生,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福克納、卡夫卡、艾略特、奧威爾、普魯斯特、加繆等,還在一味啃老托和老妥,真看了人家的書,簡直是被震呆了——原來小說還能這麼寫,它不是講個故事,糊弄你兩顆眼淚就完了,它還能探索人性的幽微,發掘出自己所不知道的那個我,對生命意義不斷進行反思。
可以說,在閱讀西方現代主義大師的作品前,從來沒想過小說還能做這些事,很多東西從沒意識到,卻在這些小說中學到了。
當時很多人有一種自卑感,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只能追西方小說看了,中國文學已經被徹底碾壓,再也出不來值得一提的作品。
在巨大落差面前,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最早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它屬於黑色幽默,卻有獨特的地方,讓人驚喜:中國作家也能寫現代派,而且也能寫得不錯。
在當時,很多作家在模仿西方作家的寫法,比如韓少功的《爸爸爸》、馬原的《岡底斯誘惑》、扎西達娃的《騷動的香巴拉》等等,可以說當時西方所有的流派,在中國都有學習的作家,當時不寫現代派的作家,很難被學習中文的學生所認同。
學習當然是好事,但難免也會限制自己的創造力,當時的作品多屬高仿,讓人有些遺憾。恰在此時,莫言橫空出世,讓人眼前一亮。
莫言的寫作風格是集大成的,他有比較紮實的寫實主義功底,同時又有對現代主義的創造性理解,他創造出一種「當代史詩」的風格,將神話、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此前小說寫傳說很難寫生動,想像的成分太多,寫現實又很呆板,有很多禁區,此外很難寫出精神的高度。莫言的寫作則突破了困境,他在各方面都是有創造性的。
比如「我爺爺」這一敘述方式,在今天看來很平常,當時是一個巨大突破,似在陳述家史,其實很容易塞入傳說的私貨,從而比單純講故事要有意思得多,這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而形成的敘述策略。
莫言語言的色彩感很強,濃墨重彩,有梵高式的誇張、狂躁,給人印象深刻。他在用詞上也下手極狠,常常超越人的想像,如「彎曲如香蕉般美麗的大便」,在狂虐神經的同時,預留下強刺激。看莫言的小說,常常是這樣眾聲喧嘩,強音不斷,在文本層面有一種絢麗感。
可以不喜歡這種過於誇張、過於噁心的寫法(其實薩特也曾精描過如何掐死一直蒼蠅,以至於它白色的內臟奔涌而出),但文學世界不能都是花紅柳綠、小橋流水的甜俗,審美之外,我們也應審丑,這樣才能直面真實。
莫言小說有一種強烈的剝離感,讓我們反思被塑料裝點的這個世界。當你走在亮閃閃的商業街上時,多少人能看出,它的基質不過是破紅磚呢?做得這麼漂亮,才能把裡面的商品賣出高價,才能讓我們跟傻逼一樣每天工作,賺更多的錢,去購買那些商品,可當我們賺到錢了,商品又變得更漂亮、更光鮮了,你要花更多錢,所以只好繼續在格子間里去奮鬥,聽老闆罵娘。
我們正在被什麼所奴役?如果有人說,拿你的血去換商業街上的玻璃窗,誰會願意嗎?可現實是,我們人人都這麼活下來,都覺得這樣挺好,別人把我們賣了我們還在幫他點錢,這難道還不愚蠢嗎?
莫言的文筆直接展示了這個世界的真相,剝去了它的偽裝。在莫言看來,香蕉的弧線與大便的弧線就是一回事。可以不喜歡,但不能不說,莫言體現了他的敏感,而當時還是80年代,我們對消費主義還茫然無知。
文學的世界是開放的,可以不喜歡莫言和他的作品,但辱罵他、給他潑污,那就沒道理。當然,莫言寫諂詩,還自稱是「諷刺」(坦率說,我是沒看出諷刺的意味來),那確實有點無恥。但這個小說質量是兩回事。
前段時間莫言先是在《人民文學》等幾家雜誌上發表了新作,這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極少發表的新作,其中包括幾首新詩作品,引起了很大熱議,隨後的北京國際書展他也參與了幾場活動。這只是從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莫言熱度的一個側面,還有像參加包括各種校慶畢業在內的各種活動,從參加的各種社會活動來看,諾貝爾文學獎對莫言的加成是顯而易見的。
還有一個例子是去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莫言的全集,版稅也是非常高,這五年來莫言的作品出版是持續在高熱度里,是中國當代作家裡出版圖書最為熱烈的一位。一方面與這些年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獲得的極高關注度有關,另一方面也與莫言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陸作家有關,極大地滿足了中國大眾對於諾貝爾文學獎的想像與渴望之情。因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於莫言的火爆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當然莫言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地位幾乎是早有定論,余華,王安憶,格非等作家幾乎是難分伯仲,都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翹楚作家,確實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是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莫言作品的文學價值並未達到文學森林最頂尖的水準,至多是文學領域的接近二流水準的作家。莫言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有不小的影響,包括改編他的作品的電影《紅高粱》都獲得了成功,可謂是家喻戶曉,但是莫言真正火爆起來,在知名度上高於其他大陸當代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確實是最大的一個因素。
不是。他以前從《紅高粱》就開始有點「小火」了。不過這種「火」一直是有爭議的!那就是對於歷史作家可不可以虛構、對民族、國家可不可以醜化!有人說作家應該敢說「真話」,要敢於「揭露真相」!真的需要這樣嗎?絕對不是的!
文學藝術雖然來自生活,來自作家的積累、體驗、想像、加工,但文學應該高於生活的!歷史是不允許「虛構」的!它不是「報告文學」,不是記實文章。如果把藝術作品看成歷史的「真實」那就大錯特錯了!
莫言作品的爭議就在於此!
言歸正傳:莫言在獲諾貝爾獎以後真的是「火」了!可這「火」還是有爭議的「火」!有爭議的人本身就會「火」,這是中國定律!
爭議什麼?是好還是「壞」?答案已現端倪:那就是作家如實反映歷史、生活還是隨意「創造」「別具一格」的新奇?是「是「大膽揭露真象」還是故意編造離奇來醜化一個事物或是某個政體、民族?
一個人,一部作品「火」不「火」,我認為也是存在於大眾之中,檢驗於歷史長河之中……
當然不是
很多人說莫言獲諾獎有水分,但是不是這樣的,中國現在的知名作家中,能和莫言比肩的真的不多,余華越寫越差,北島已經封筆多年,以前沒獲獎,現在更加不可能,畢淑敏影響力也慢慢淡化,嚴歌苓現在說白點就是西方的代言人了,而如劉震雲、遲子建、蘇童等人也沒有上升到一定高度,其他的,閻連科的小說很棒,畢飛宇也很不錯,而莫言真的,就像一顆常青樹,雖然獲諾獎以後就「莫言」了,但是獲諾獎前真的一直在堅持,水平也很穩定,是真的有實力的作家,也受到社會各界認可的。
我覺得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弄清楚一個問題「什麼叫真正火起來」,如果說所謂火,就是作家成了明星式人物,比如會被商家邀請代言,被地方政府列為文化名片,那莫言確實是諾獎之後才真正火遍全國的。
但和其他諾獎得主可能又不一樣,比如門羅,雖然在2013年摘得諾獎之前,她就拿了不少文學獎項,但是,在加拿大普通民眾心裡,肯定是不知道這個80歲老太太的。但莫言不一樣,莫言的書,在獲獎之前,從發表《透明的紅蘿蔔》以來,他就是文壇明星式作家,是80年代影響深遠的「先鋒文學「代表作家,更別說後來因張藝謀電影《紅高粱》在國外口碑爆棚,從而讓莫言的名字遠播海外。如果說判斷一個作家是不是廣為人知,只用看看地攤盜版書攤上有沒有他的書,很顯然,莫言在八九十年代的名氣,可能和2000年之後的韓寒、郭敬明差不多,雖然性質不一樣。
在那個文學鼎盛的八九十年代,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作家班、座談會,一定是處處皆有莫言的身影的,他對大學生讀者乃至普通文學愛好者,那也是響噹噹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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