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唐高祖李淵，他的水平在開國皇帝中如何？
抓住時機起兵、穩住突厥、在局勢不利的情況下一舉入關中，開始幾招謀劃還是不錯的，但後面貌似沒有什麼出彩的表現，而且個人情緒很重，一味偏袒裴寂，枉殺劉文靜，試圖殺李靖，錯誤決策致使河東丟失、河北山東兩次再叛，在控制李世民勢力做大上也做的很失敗，他這水平在開國皇帝中如何？
我個人喜歡先說結論。李淵，自身水平在開國皇帝中絕對不低，但是自己做的事情在開國皇帝中太少，又有明顯的缺點。因此造成一個奇怪的現象：雖然李淵自己是大一統王朝開國皇帝，但是在玄武門之變的時候，多數人竟然採取中立（甚至隱隱偏向李世民）的態度。之後雖然他還活著，地方上卻也沒有真正大規模的暴動，打算清君側。甚至李世民那幾百個人進玄武門埋伏兩個嫡親兄弟加挾持了皇帝老爹，皇宮衛士竟然集體像不存在一樣。這不是幾十個金刀子收買一個看北門的將軍常何能解釋的。
傳統史學界，將李淵塑造為一個聽兒子話，愛枕邊風的半廢物。彷彿起兵是被兒子攛掇裹挾起來的。當然，盡信書不如無書。不過宋代以來，富有反思精神的學者史學家代代都有，對於李世民批評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卻沒多少人替李淵洗掉窩囊廢的污名，必然有原因。
我們來看看李淵的簡歷：
因為父親李眪安州總管的身份，李淵從小生活在安州（在戰略要地荊襄地區，後面統一天下的時候因為這層關係，讓許紹加盟）。七歲的時候，李淵繼承去世的李眪的唐國公爵位，但因為母親獨孤氏身體的關係，從小在姨母獨孤皇后身邊長大。開皇年間，年輕的李淵在外地做官，「累轉譙、隴、岐三州刺史」。（兩唐書空泛的記載表明李淵這個時期應該是沒什麼過高的軍事或政治成就）大業前期（七年以前），先後成為滎陽、樓煩兩郡的太守。後來平調為殿內少監，大業九年為衛尉少卿，並在隋煬帝第二次征討高句麗的時候，李淵開始負責在懷遠鎮做後勤督運。而楊玄感起兵之後，李淵才真正開始獲得軍權，走了李唐開國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大業末期，按《大唐創業起居注》里的記錄，李淵升任「太原道安撫大使」被派到山西「黜陟討捕」，當時他已經在節度太原兵馬，其中剿滅歷山飛是代表戰功。大業十二年里晉陞他為右驍衛將軍，並繼續在山西討捕，轉年大業十三年被封為太原留守。之後起兵反隋。
說說李淵的優點：
首先，李淵手腕靈活。比如大業十一年年末，對敬盤陀、柴保昌為首的叛賊，樊子蓋（就是楊玄感起兵的時候守洛陽的東都留守和民部尚書，隋朝著名酷吏），用高壓政策野蠻鎮壓，致使「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以至於楊廣被迫換上表哥李淵。李淵對投降的「賊眾」多「引置左右」，收編到自己身邊。於是投降的人越來越多，前後有數萬之眾。
其次，李淵軍事能力相對突出。在大業年間所謂鎮壓農民起義的功勞，雖然李淵比不上來整張須陀等人，但是也展現了足夠的軍事素質。在太原時期，李淵多次與叛軍和突厥交鋒，比如，按《大唐創業起居注》和《隋書王仁恭傳》的描寫，當時李淵和王仁恭，一個「帝與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一共大約五千人的野戰軍團，就敢試著和突厥對抗，不得不說有勇有謀。
第三，李淵性格老成持重且能團結上下，畢竟舊唐書寫著李淵「倜儻豁達，任性真率，寬仁容眾」。這些特徵，讓他在大業年間頗得一些支持，如在太原時期，長孫順德等因此尋求他的庇護。再比如，二戰薛舉（就是李世民那場在網文圈子裡十分著名的敗仗）涇州守將劉感，宜祿守將常達，在局勢不利且李唐當時論勢力當時 李唐並沒有獲得絕對優勢的時候，就能堅貞不屈。這不是李世民或者李建成的威信能解釋的，他們效忠的對象只能是李淵。
第四，關隴門閥的世家子弟加上錯綜複雜的關係網讓他事半功倍。女婿如柴紹段倫自然不用說，起兵的時候就是重要人物，是造反的主力。前期加盟的，比如扶風的竇璡（李淵妻子竇氏的堂兄弟），河池的蕭瑀（雖然是楊廣的小舅子，但是妻子是獨孤氏），褚亮父子，溫氏三兄弟，夷陵郡守許紹，這些人都是看著李淵的面子，而不會是李世民或者李建成才選擇加入李唐。
第五，對於李世民，在關鍵時刻仍然保持應有的信任。這其實很重要，因為這保證了李世民在外掃平天下的基礎，不至於因為莫名其妙的內鬥白白浪費太多機會（但是也不是時時刻刻百分百信任，比如武德二年劉文靜事件和武德六年李世民守太原抗突厥的時候，都爆發了信任危機，不過總體來說，還是多數關鍵時刻是信任的）
再說說李淵作為開國皇帝的功績：
首先，作為皇帝的李淵，最重要的功勞自然是基本完成對中國的統一（只是基本完成，徹底完成要等到貞觀初期柴紹滅了梁師都）。李淵在這段時間在後方做的是政治，經濟，後勤等根本性的工作。
第二，李淵鑄造開元通寶，是唐代經濟制度的重要基礎。也是中國古代貨幣史上最成功的貨幣之一。影響力十分廣泛。
第三，完成武德律。將隋朝大業時期的法律恢復到文帝開皇時期的局面上。
第四，武德二年在關中地區頒布租庸調法、實行均田。並和李建成，李世民和裴寂分別視察，檢驗成果。並在武德七年基本完成統一之後的同年四月正式頒布「租庸調法」以及相關的一系列經濟政策。
第五，設置關中十二軍。這一軍事建製為統一戰爭打下基礎，李唐的動員能力因此超過了當時所有豪強。
第六，運用外交手段，在武德初期穩住突厥。為李唐掃滅群雄做了外部環境的準備。雖然曾經把雲州割給突厥，又大送金帛美女，但是，在當時環境下，這是必要的，不但沒什麼黑點，反而體現了足夠的政治能力。悶聲發大財比挺直腰桿死掉其實聰明的多。同時，又不是斷了脊柱的那種綏靖政策，在有實力之後，甚至主動與東突厥在邊境爭奪馬邑。有進有退，有權衡有底線。
這些是李淵成為大唐開國皇帝的基礎，沒的說，各項素質都符合一個開國皇帝的基本要求。他在短短十年的時間（義寧加上武德）所做的那些大事，也為李唐一統天下甚至後來的繁榮奠定了應有的基礎。因此作為開國皇帝，不論怎麼看李淵都是名至實歸。但是，李淵也是有缺點的，他的缺點也決定了他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憋屈的太上皇。
首先，李淵個人缺乏正常大一統開國或者亂世奮發圖強的皇帝的拼搏進取的勇氣。其缺乏勇氣，我並不只是在說李淵私生活問題，比如李淵武德年間一個人的生孩子戰果基本上等於三個成年嫡子的總合，真是高產。嚴格來說，這對於李唐影響很小。但我要說的第一個表現就是在李淵在入主關中之後，再無戰功。這點其實很致命，造成的問題就是，雖然後來再建立十二衛的時候，雖然選擇的大多都是李淵自己的人，少數是李世民李建成的，但是基本聊勝於無。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看看其他開國皇帝或者英主。劉邦，在成為漢王之後打三秦，入彭城，多次與項羽在滎陽一線死磕。雖然韓信滅西魏，代趙，收服燕國，發兵滅齊。但是劉邦作為漢王，一直與項羽正面對決，雖然屢敗，但是屢戰。就算稱帝之後，不論是白登之圍還是收拾黥布，也是自己帶兵。曹操，打徐州，打張綉，官渡之戰，赤壁之戰，打漢中，不論勝敗，一直前線領兵。看看宇文泰和高歡，一對冤家長期死磕。看看宇文邕，兩次出兵打北齊，滅了北齊之後又打算親自帥兵打突厥和平定陳朝，可惜天不假年。
甚至楊廣這個被李淵謚號為煬的反面典型，不論是年輕的時候掛名的兩平江南，北破突厥，還是成為皇帝之後打吐谷渾和三征高句麗，哪次都沒拉下來。
而李淵呢，河東之戰，在裴寂慘敗之後，李淵本人親臨准前線，在河東城附近督戰，又派出宗室李孝基打夏縣。然後呢，就沒有然後了。用激將法讓李世民出來帶兵。作為一個隋末，軍事素質還算過硬的皇帝，難道在那個時候，連自己親自收拾入侵自己舊地盤的人的勇氣都沒有？整個武德年間，李淵再也沒打過仗。
其次，李淵性格有時候會突然急躁激進。而且他急躁的時間點都是錯誤的，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激進急躁擴大了唐朝統一的複雜程度，客觀上增加了李世民的軍功。
寫到這個，估計有些人會發笑，不論是歷史上還是大家的潛意識裡，李淵都是一個保守謹慎的人。這個謹慎是與他的經歷和年齡息息相關的。比如父親早死，自己長在性格強勢猜忌的獨孤皇后和楊堅身邊。謹慎保守的性格其實一直貫穿了李淵的一生。入主關中的時候，因為雨天加上突厥入侵太原的假消息，打算退兵。打大興之前軍隊兩分，征討東都在士兵疲勞的時候打算打退堂鼓，甚至後來突厥大軍壓境，打算遷都，這些都是證據，體現了李淵小心謹慎保守的一面。但是，這不代表李淵隨時都是小心謹慎的，事實上，李淵順風浪起來比他的小心謹慎更可怕。
武德四年，李淵試圖放棄隋代建立的雙中心政治結構，取消了洛陽的東都地位，並焚毀宮殿。而且還殺了竇建德並試圖削弱關東地區的力量，而讓關隴獨大。這個舉措引來關東反彈，劉黑闥、徐圓朗趁機而起。劉黑闥大敗李績羅藝李神通秦武通張士貴等人（稍微了解隋末唐初軍事的就知道這個名單不少人都是名將，甚至頂級名將，此時李淵能打的牌就只剩下李靖和李世民），初步恢復竇夏舊境，又聯合突厥，造成新的危機。又一次提高了李世民的功勞。更麻煩的是為了鎮撫關東地區，李淵又將洛陽提升為和官職品級中央尚書省相同的陝東道大行台（以前是戰時的陝東道行台，有些史書把兩者搞混了，其實根據設立時間來分析，兩者區別很大），變相地恢復了洛陽的地位且給了李世民來做這個大行台的尚書令，讓他擁有與李唐李淵和李建成抗衡的最重要的根據地。而素有野心的李世民則開文學館延攬士人，關東江南關隴名士紛紛加盟（一共十九人的十八學士，關中，山東，江南的比例是4:7:8，跟當時各地文化方面的繁榮情況是匹配的）。雖然之後李淵把陝東道大行台限制在河南，但是結局就是「秦王左右多是東人」。造成的後果上面有不少人已經提到過了。
在武德五年，中原已經基本統一。因此代州總管、定襄郡王的李大恩向李淵上表，言去冬今春突厥境內遭遇惡劣自然氣候，在鬧饑荒，建議李唐趁機主動出擊苑君璋佔據的馬邑。於是李淵組織兵力向突厥發動了反擊戰役。平心而論，反擊突厥解除外患怎麼說都是沒有錯，但是此時做在時間上卻是錯誤的。因為這個時期江南並沒有平定，輔公祏這種名義上歸順的人心也不服（所以七年的時候才出現李孝恭李靖滅輔公祏）山東地區也是不穩當，更有後來劉黑闥徐圓朗的反叛以至於李唐兩次平叛（殺了劉黑闥和徐圓朗要等到武德六年）。因此，李淵在武德五六年其實等於同時進行潛在的三線作戰。而李淵計劃在武德五年二月出兵馬邑。可李世民出兵河北是四年十二月，武德五年春二月正是剛開始洺州之戰，兩軍在洺水岸邊的對峙不久（李世民擊敗劉黑闥則是在武德五年三月）也就是說，李淵動手跟突厥撕逼的時間正是河北戰事最緊張的時候，又一次無意識的擴大了平劉黑闥的難度，增加了李世民的軍功（因為後方軍力被牽制，不可以失敗，且需要速戰速決）。況且，李世民就算能速戰速決，也無法抽兵支援李淵的「北破突厥」。因為山東等地徐圓朗還需要清掃，且需要壓服江淮勢力（杜伏威因此和李世民去長安）。李世民的主力當時是南移而非北上。也就是說，如果真把突厥打毛了，就算李世民能及時消滅劉黑闥，他帶領的軍隊也無法回撤支援李淵。這次出兵結局自然不用說，惱羞成怒的突厥甚至一年兩打，秋季再次入侵。
再說說武德六年， 李淵面對羅藝杜伏威入朝，劉黑闥徐圓朗被殺的局面，又開始浪起來。這次表現是在二月撤消了「關中十二軍」的建制。當然，估計有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壓制李世民，不過在突厥外患嚴重的時候，這麼做仍然不是很聰明。結果就是在武德八年初，恢復了六年被取消的「關中十二軍」建制。根據《冊府元龜》「以太常卿竇誕為參旗將軍，吏部尚書楊恭仁為鼓旗將軍，淮安王神通為玄戈將軍，右驍衛將軍劉弘基為井鉞將軍，右衛大將軍張瑾為羽林將軍，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為騎官將軍，右監門將軍樊世興為天節將軍、右武候將軍安修仁為招搖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楊毛為折威將軍，左武候將軍王長諧為天紀將軍，岐州刺史柴紹為平道將軍，錢九隴為苑游將軍。」此後張瑾武德九年改任天紀將軍，天節將軍改由羅藝充任。這些人大多數都是老李的人，少數比如羅藝和竇誕等是李建成的人，比較肯定的秦王黨就李神通（而且估計面對李淵的時候也會保持中立）。可以說，李世民在新建的十二衛中，被進一步架空。可惜，因為上文提到的李淵的第一個缺點缺乏勇氣和開國後的軍功。事實上這些人大多數軍事能力不足（張瑾甚至有全軍覆滅的慘敗），且大部分的人都有跟隨李世民出征的經歷，對李世民的牽制實在有限。果不其然，在玄武門之變前後也什麼用沒有。參考一下楊廣的江都宮變，李淵的軍隊對李淵的忠誠度甚至不如帶領帝國毀滅的楊廣。
第三，李淵的性格護短，有時甚至缺乏大局觀。比如李世民的河東之戰背景就是李唐內部鬥爭武德二年，李淵遲遲未派善戰的李世民出征，並且殺了李世民心腹之一劉文靜，試圖殺雞儆猴。可他偏偏又沒有其他合適的且相信的人選可用，於是派了自己的鐵哥們裴寂，致使突厥支持的劉武周在武德二年年中佔領了山西中部的太原。隨後大將宋金剛率領下突破雀鼠谷，軍勢直逼河東地區甚至關中。活生生的把癬疥之疾變成膏肓重病。於是，李世民的軍功中有了著名的河東之役。但是，對於李淵來說這場戰爭僅僅是重新穩固了關中的東門。一進一退，誰吃虧一目了然。而與此同時，對手的實力和數量則增多。最典型的是竇建德。活生生又提高了征討東都的難度，再一次增加了李世民的軍功。簡直是 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些缺點，造成了李淵的悲劇。雖然是明君，但他實在是最憋屈的開國皇帝和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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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一看，都過五十贊了，這是第一個過五十贊的回復，受寵若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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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160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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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有這麼多贊，這是第一次。再次感謝大家。
其實之前看過我回復的，可能知道我有一個缺點。就是寫文東西虎頭蛇尾，這篇文字也是。原因是寫著寫著就不想再查東西繼續回歸自己本職工作上，因此後面的李淵的缺點我只列了三條，而且最後一條展開並不完全，事實上是很不完全。後面也有不少東西沒寫，我以後爭取補上。
李淵的缺點其實不止三條。
至少，第四，對大臣的信任不足，比如武德年間不少人都有「被謀反」的記錄，比如李孝恭，劉文靜，李靖，段倫，杜伏威（甚至包括李建成這個太子，在楊文幹事件被李世民借力打力，差點也被謀反。這些人中不少經過調查查無實據沒有處罰）。上面這些人，有的是親戚女婿，有的是王佐才，有的是元從，但是連這種人都不寬容。甚至作為太子的李建成都可以懷疑，造成的問題就是柏楊說的「李世民是李淵最後一張王牌」。他自己把李世民變成他能使用的最後一張牌，結果就是玄武門。
當然這也不能怪李淵，李淵在那個忠誠度很低的時代，不可能信任其他大臣甚至自己的親戚們（看看自己，不就是楊隋的親戚）。有一個相對好用的兒子李世民（隋末唐初第二名將，也是軍功最大的將軍），自然是多多依靠，結局就是被李世民反客為主。其實，在後期在迎戰突厥的時候，反正當時的戰略其實是外交斡旋加積極防禦戰略，不論是李世民在山西二線位置還是李建成在陝西二線防禦，其實都是相對次要的。站在李淵的立場上，他完全可以以更大的步伐在幾年間架空李世民，而不是進一步讓李世民繼續帶兵對抗突厥主力（李世民守衛的方向一直是頡利可汗的方向，突厥主力與大可汗一致。因為突厥結構鬆散，主力不可能脫離大可汗控制）。
第五，李淵武德時期的封賞並不合理。這點狐狸晨曦的另一個評價李淵的文章提到過。其實，李唐武德年間，很多沒有立下什麼功勞的封賞都很高，有些甚至被賜姓李，甚至被封為郡王（羅藝只是其中之一，不過羅藝軍事能力不差，因此還看不出來問題。但是當時這樣的郡王不是一個兩個，都看看就能看出問題，無什麼才還佔據高位）。對比一下李績，自己是名將，也是拿著要地和李密一部分實力投誠，但是待遇還不如有些封王的胡人。作為「東人」的李績沒意見才是怪事。就能理解為什麼舊唐書寫他們積极參加李世民的謀劃。(就算是資治通鑒等也是不肯把李世民的計劃透露給李淵，採取看似中立，實際偏向李世民的態度)
第六，李淵在應對李世民上進退失據。從人性和父親的角度，進退失據才體現出李淵也仍然是一個父親，而不是百分之百冷血的皇帝，因此，某種意義上，我對這個歷史人物有更多的一份尊重和喜愛。站在歷史的立場上，李世民上位或許是唐朝乃至中國歷史最幸運的事情之一。但是，站在統治者李淵的立場上，李世民絕對需要被終結。因為李世民的勢力在當時形成政治上的超級怪獸。
而李淵，一面念及愛子（李世民確實是李淵最喜歡的兒子之一，史料和碑文證據很多），一面當成政敵。一面想打擊，一面想依靠。不但造成李世民在李唐地方上勢力空前膨脹，成為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益州道行台尚書令，涼州總管和雍州牧。甚至還包括李世民逐步建立的在突厥內部中的強大關係網。雖然說李世民養寇自重或者如某些人說的一樣勾結突厥為患一方是證據不足的胡說八道，但是看他武德後期的所作所為，至少說是借著整體李唐和突厥的關係大勢做有利於自己的文章沒什麼問題。（其實李世民在東西突厥都有一堆朋友。突利不用說，大家都知道是李世民認的兄弟。郁射設這個處羅可汗嫡子，根據墓志銘，不但娶的是李唐的宗室女，還是在李世民的「家內成婚」，李世民還「親見」倆人成親。西突厥的莫賀設武德年間來到長安，也是與李世民結盟為兄弟。如果玄武門是李建成贏了，歷史上估計李世民就會被描述成結黨營私、私通敵國。）甚至包括一直佔領馬邑，依附突厥的那個與李淵撕逼的那個苑君璋。根據貞觀時期這個牆頭草的表現，李世民對他投誠的封賞加上後來的在貞觀年間的任職和史書對這種蠅營狗苟的人竟然有正面評價。再回想武德六年李世民坐鎮太原的某些所作所為，都可以說或許有那麼點私誼。對於這樣的政治勢力，不能迅速終結，而進退失據，站在李淵的角度大錯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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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這不但是我第一個過五十的回復，更成了第一個過一千的回復。
下面知乎友李敦（抱歉，沒@上你，是因為太多叫這個名字的了，又有不少沒頭像，實在找不出來誰是你）回復：
「劉黑闥捲土重來，本身就是李世民對河北經營不善的結果。倒是李建成平定之後對河北的一系列政策最終安定了當地。
所以說平定劉黑闥其實更應說是李建成的政治成果
而且李建成通過平定河北，也收攬了以魏徵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士人。所以後來玄武門後，李世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安撫李建成一派的河北地盤」
這種說法在網文上很常見。但是，我個人不贊同這種說法。我把我以前給其他問題的回復改一改貼上來。
首先，劉黑闥捲土重來，跟李世民所謂經營不善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李世民第一次征討劉黑闥的時候，不存在所謂經營的條件。
安撫別人需要條件，就像談生意，你的預算要高於對方的成本才有的可談。李世民一征劉黑闥時，雖然滅了竇建德，但是竇建德主力並沒被傷害，而是返回山東河北。當時是力量上劉黑闥沒太多損失，大義上要為竇建德復仇，地方局勢是李淵派到山東的鄭善果等激起民變，軍事上說李績，羅藝，李神通，秦武通，張士貴都被打跑，天下大勢上說不光河北山東等地，甚至河南都有局勢不穩的情況。這種時候，你想讓李世民安撫別人說放下屠刀，立即投降，然後我饒了河北！？除非有人穿越給他送過去兩唐書和資治通鑒，人家劉黑闥面對的順風順水局面，考慮的只怕是我饒不饒你李世民的問題。在這種局勢下，除非李唐肯同意劉黑闥事實上割據一方，否則根本不存在安撫的條件。而李建成二征則有這個條件，因為血腥至極的戰爭讓竇建德或者說劉黑闥的主力被擊潰，這個安撫的條件是李世民創造的）。
至於劉黑闥脫逃，也並不是李世民指揮或者決策上有問題。劉黑闥在洺水之戰的最後，拋棄手下獨自逃跑。「遂與黑闥先遁，餘眾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洺水大至，深丈餘，黑闥眾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快速逃竄的他淘到突厥，李世民親自率軍追擊，最後大約一直追到快到突厥地盤。
第二，李世民不負責再次征討劉黑闥，不是因為李世民辦事不力的懲罰。事實上正相反，而是李世民的勢力膨脹的太厲害，因此才需要李建成。
作為李唐來說，事後對李世民的獎賞是任命為「左右十二衛大將軍」。根據詔書來看，為了酬勞他在平定劉黑闥、徐圓朗一戰中的功勛。至少從官方態度來看，不存在辦事不力。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史實是，第一次平定劉黑闥叛亂後，山東道行台迅速被撤，使得陝東道大行台失去了對河北地區的控制權力。陝東道大行台初建時，曾將山東道行台（管的是河北等地）置於其下。當時的陝東道大行台一度直接管轄除了山西以外的整個關東地區。如果李淵真的希望李世民進一步安撫控制河北，完成對河北的安撫，除非腦子進水，否則不會如此安排。由此可見，李淵從來不希望由李世民平了河北。更不想李世民插手到山東地區，因此，雖然還剩下徐圓朗，但李世民被迅速調了回去，「譴淮南王神通擊徐圓朗」。
第三，至於說是李建成的成果。在李建成的征討中，劉黑闥的軍隊出現成建制投降的情況（事實上當時並沒有什麼交手）。比如攻打魏州失敗六千士兵向李唐投降。 昌樂，稍微失利就投降。會出現這種景象的根本原因是劉黑闥已經沒有所謂主力部隊，剩下的就是流寇性質的隊伍。讓劉黑闥主力全軍覆沒的是李世民。
第四，再看看李建成收攬的所謂山東的人才。除了羅藝和魏徵，還有人么！？何來所謂一大批河北人士？（其實肯定還有，只不過名望不大，可以忽略不計。如果真的李建成身邊還有什麼大才，李世民在玄武門之後，應該很樂意把他加入魏徵王珪韋挺薛萬徹等人的名單中）魏徵？這個到處改換門庭的算竇建德的勢力嗎？羅藝？看看歷史，幽州兵是隋煬帝的空降兵，與河北等地矛盾很深，因此隋末大家到處擴張，包括蕭銑甚至投降唐朝的杜伏威等，而羅藝只能待在幽州，擴不出去。收了羅藝，正說明李建成對河北山東吸收不夠，甚至阻礙李建成吸收河北勢力。
相反，李世民這面，看看一共十九人的十八學士，關中四個，山東七個，南方七個（實際八個）。對於山東人才的吸收，比李建成全面的多。甚至軍事方面，齊善行這個竇建德的妹夫和左右手，也加入李世民的陣營，成為李世民的秦王府左二護軍。誰吸收全面一目了然。
關於這一問題，台灣學者李樹桐在他《唐史考辨》中的「論唐高祖之才略」一文中有非常精闢的論述，現略引如下：
一 引言
世之論史者，常常把漢高祖、明太祖並稱為平民皇帝，把漢高祖、唐太宗並稱為創業之君，而加以種種稱讚，對於唐高祖，則鮮有人提及，縱然提及，不說他平庸，便批評他無能，幾乎成為千百年來異口同聲的定論。作者原先亦信而不疑，但近十餘年來，時常閱讀新舊唐書及其他有關唐代史籍，當初閱到《舊唐書·高祖本紀》後面史臣有「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之評語時，頓覺和向來的印象有些矛盾，再看許多有關唐高祖的記載，認為他不只不平庸無能，而且是十足地具有英雄氣概。但是在另一方面，表現唐高祖平庸無能的記載，確實屢見不鮮，於是就引起作者的懷疑了，下面就是作者李樹桐對這一問題的考證始末。
一代雄主還是平庸無能之輩？
二 有關唐高祖平庸無能的記載
有關唐高祖平庸無能的記載，隨處可見，這大概是大家認定他平庸的史料依據，茲擇其中重要的數則，列舉如下：
（一）唐高祖留守太原，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之志，陰結豪傑謀舉義而高祖不知也。劉文靜坐與李密聯婚，系太原獄中。世民就省之，與文靜共商舉義大計，恐高祖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見高祖與裴寂有舊，每相宴語，劉文靜欲因寂通說，引裴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世民乃以其謀告，求向高祖勸說。寂許諾，私以晉陽宮人侍高祖，乘酒酣以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相告，高祖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後高祖遣高君雅、王仁恭擊突厥，戰不利，懼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高祖曰，高祖大驚，欲執世民。世民曰：見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吾，不敢辭死。高祖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再說高祖，高祖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由《舊唐書》裴寂、劉文靜諸傳摘錄）
（二）大軍西上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義師。會久雨糧盡，高祖與裴寂議，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遇小敵即班師，將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納，促令引發。太宗遂號泣於外，聲聞帳中。高祖召問其故，對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必克，退還則必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節選自《舊唐書·太宗本紀》）
（三）宋金剛之陷澮州也，兵鋒甚銳。高祖以王行本尚據蒲州，呂崇茂反於夏縣，晉、澮二州相繼陷沒，關中震駭，乃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河東之地，謹守關西而已。」太宗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精兵三萬，必能平殄武周，克複汾、晉。」高祖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之，又幸長春宮親送太宗。（節選自《舊唐書·太宗本紀》）
（四）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御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儘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接，後必難圖！」上乃從之。（節選自《資治通鑒》唐紀四）
（五）（武德七年十月）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甲子，車駕還京師。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徒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籓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系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虛言也！」上乃止。（節選自《資治通鑒》唐紀七）
三 唐高祖平庸說的不合理
根據以上記載的任何一兩條，就可以判定唐高祖平庸無能了，何必五條甚至更多，無怪乎唐以後千餘年來的治史者都認定唐高祖平庸無能了。雖然如此，舊唐書里史臣所作的評語，也是根據「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辭答李密之書」等事實作根據的，並非無憑無據的空論。彼此所根據的史料，就發生了相互的衝突矛盾。顯然，事情的真相，不應該如此相互矛盾的。在彼此相互衝突矛盾的史料之中，必有真偽之分。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對於以上提出的表現唐高祖平庸無能的諸條史料，實有仔細研究的必要。茲逐條研究於下：
第一條說的是晉陽起兵出自李世民的謀劃，高祖李淵是在世民的「逼迫」和「誘導」下才答應起兵的，實際上並無多少創業的功勞，而且還一再猶豫不決，差點誤了大事。關於這一點，事情的真相到底是如何呢？
《貞觀政要》第二十八卷「文史」記曰：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是唐太宗李世民打破慣例，親自翻閱自己的起居注，並且明白的表示對房玄齡等人所修的國史、實錄不滿意，要求重修，其中的關節處就是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自知自己以武裝政變的非法手段上台，慮後世之人的非議，因此公然指示臣下篡改歷史。
我們知道，正史修篡從唐朝開始形成由官方主導的嚴格的體系和流程，先修起居注，然後由起居注整合修成實錄，再由實錄修國史。而後世所修的正史又系據實錄和國史修纂而成，現在武德、貞觀時起居注和實錄，國史既然都被修改而失實，那麼後世所修的兩唐書失實也就不足為奇了。誠如清代學者趙翼所言，《舊唐書》前半部分幾乎都是抄錄唐朝國史、實錄原文。
那麼李世民發出修改史書的指示後，是誰在主持這項工作呢？
《舊唐書·許敬宗列傳》記曰：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
是許敬宗因為修改武德、貞觀兩朝實錄而受到太宗嘉獎和封賞。由此可以推知，太宗李世民必是對許敬宗所修之史非常滿意的。可以想見，許敬宗為了迎合太宗，為了辯護太宗發動的玄武門之變，對高祖和建成、元吉三人進行詆毀，醜化，對太宗刻意加以吹捧，必屬意料中事。那麼，我們這樣推測有根據嗎？當然有，請看下文。
《舊唐書·許敬宗列傳》記曰：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為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為九隴曲敘門閥，妄加功績，並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為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為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雲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
是許敬宗因為個人恩怨而肆意篡改史書，那麼他為了迎合太宗，對太宗刻意加以吹捧，而對高祖和建成、元吉三人進行詆毀，醜化，自然再正常不過。
既然實錄和國史都被篡改過所以失實，那麼有沒有比較可靠的史料可以參證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溫大雅所著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以下簡稱《創業注》）。
《創業注》對於晉陽起兵的記載是這樣的：煬帝後十三年，敕帝為太原留守，仍遣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副。帝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
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蹤，遂為突厥所敗。既而隋主遠聞，以帝與仁恭不時捕虜，縱為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系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於圖籙，太原王者所在，慮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晦。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王侍側耳，謂王曰：「隋歷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為英雄所笑。」王泣而啟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
帝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面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
二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而自稱天子，國號定楊。
（帝）然甚欲因此起兵，難於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所能，僭稱尊號。脫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剪除，併當滅族矣。」雅大懼，固請集兵。
威等對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不竭力，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群情疑駭。」帝若不得已而従之，眾皆悅服，歡而聽命。太原左近聞帝部分募兵備邊，所在影赴。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
帝甚得太原內外人心，瞻仰龍顏，疑有異志。每與王威密伺帝隙。有鄉長劉龍者，晉陽之富人也。先與宮監裴寂引之謁帝，帝雖知其微細，亦接待之，以招客。君雅又與龍相善，龍感帝恩眄，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啟聞。
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率興國寺所集兵五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於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備。甲子旦，命晉陽縣令劉文靜異開陽府司馬劉正會，辭告高君雅、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系獄。
六月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歡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啟，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耳盜鐘。事機相迫，不得不爾。
是晉陽起兵乃是出自高祖李淵的謀劃，李世民招攬晉陽豪傑也是受了李淵的指示，只是建成、元吉等人此時尚在河東，只有李世民在晉陽，所以遇事李淵只能與世民商量，故起兵前的準備工作多由世民來做（譬如逮捕王威和高君雅，招攬劉文靜等）。所以，許敬宗修的實錄和國史謂晉陽起兵出自世民之謀劃，乃是全無根據之事，是別有用心偽造的結果。
考《大唐創業起居注》一書的作者溫大雅，是高祖起義時大將軍府的記室參軍，專掌文翰，常常伴隨高祖左右。《創業注》三卷，系從晉陽起兵到高祖即帝位三百五十七天以內，溫大雅親見親聞的記錄，所記最為實錄，當屬可信。
第二，《舊唐書·溫大雅列傳》記曰：義兵起，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武德元年，歷遷黃門侍郎。尋轉工部，進拜陝東道大行台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秘策，甚蒙嘉賞。太宗即位，累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
可知溫大雅是接近太宗，被太宗所重用的心腹，所以他在《創業注》中的記載，決不至於有隱沒太宗首謀晉陽起兵如此大功而不書，反而將其歸功於李淵之理。因此，晉陽起兵出自高祖李淵謀劃，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這還只是從史料的真實性來分析比較，而要徹底地從根本上戳穿正史的謊言，莫過於從正史的記載本身找到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這一點上，李樹桐做了非常嚴密的論證，得出了讓人信服的結論。
所謂太宗首謀的時間
《舊唐書·劉文靜列傳》記曰：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澤山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之。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寂開說，於是引寂交於太宗，得通謀議。
《舊唐書》同卷裴寂傳云：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為高祖所厚，乃出私錢數百萬，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漸以輸之。寂得錢既多，大喜，每日從太宗游。見其歡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寂又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密纘兵馬，欲舉義旗，正為寂以宮人奉公，恐事發及誅，急為此耳。今天下大亂，城門之外，皆是盜賊。若守小節，旦夕死亡；若舉義兵，必得天位。眾情已協，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既已定矣，可從之。」
假設以上的記載屬實，由此可以看出太宗發動起義的步驟：第一步是入禁所（獄）和劉文靜商定方略；第二步是設計聯絡裴寂，托他向高祖勸說；第三步是乘高祖酒酣時說明太宗欲舉義旗事，得到高祖的允許。這前後的程序是可以確定的。但是事情發生的時間，劉文靜裴寂兩傳里是籠統地敘在「高祖鎮太原」，或「高祖留守太原」之後，《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是書在義寧元年（大業十三年，即公元617年）夏四月。《通鑒紀事本末》唐平東都一節，書法與《通鑒》同。
按太宗入禁所（獄）和劉文靜商談時，開頭便說：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通鑒》亦有相似的記載，云：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據此可以推知太宗和劉文靜商談的時間，正是隋煬帝巡遊江都，李密圍逼東都的時候，當無問題。
按隋煬帝巡遊江都，系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事。而李密圍逼東都，時在義寧元年（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四月。茲將李密進攻東都的時間和事迹，排列於下：夏四月已丑（初九），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而去。（《隋書·煬帝本紀》）；癸巳（十三日），李密陷回洛東倉（同上）；乙未（十五日），李密還洛口，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為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通鑒》卷一八三義寧元年夏四月乙未條）；己亥（十九日），密帥眾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同上）；辛丑（二十一日），戰於倉北，隋兵敗走（同上）；丁未（二十七日），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趙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東都（同上）。
《舊唐書·李密列傳》里載李密幕府祖君彥所作數煬帝十罪檄文里有一段說：魏公（指李密）聰明神武，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四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舊唐書·李密傳》）。
依上面的記載，李密的軍隊於四月二十一日辛丑才到達東都的外圍和隋兵接觸，還談不上對洛陽形成包圍之勢。至於四月初九孟讓夜入東都外郭，僅僅系偷襲性質，更談不上「圍逼」或「長圍」。縱然把四月二十一日戰於倉北時，作為已達「圍逼」或「長圍」的形勢，劉文靜作為一個繫於郡獄的罪犯身份，遠處於東都洛陽八百零八里的太原（據《舊唐書·地理志》），聽到這消息的時間，至少也在四天或五天以後。太宗入禁所（獄）看劉文靜的時間，也未必就是緊接著劉文靜剛剛聽到這一消息之後。所以，太宗入禁所和劉文靜商談的時間。絕不能在四月二十五日之前，是可以斷言的。
太宗、劉文靜於「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的當兒，又「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之」。然後他們才確定托裴寂勸說的策略。自此以後，起先是劉文靜引裴寂交於太宗，接著是太宗出私自錢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裴寂博戲，等到裴寂贏錢多每日從太宗游之後，太宗才乘機說明意思。這決不是一件很短的時間內所能辦到的事。所以裴寂向高祖說明太宗欲舉義旗事，縱然假設為真，而在時間上，最低限度也當入了五月。甚至於要遠到五月中旬。
《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三年（即義寧元年）五月載：甲子（十五日），唐公起義師於太原。
《舊唐書·高祖本紀》亦載：（大業十三年）五月甲子（十五日），高祖與威、君雅視事，太宗密嚴兵於外，以備非常。遣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威等謀反，即斬之以徇，遂起義兵。
《新唐書·高祖本紀》云：副留守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有變，謀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高祖覺之，乃陰為備。（大業十三年）五月甲子（十五日），高祖及威、君雅視事，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威、君雅反，即坐上執之。
《通鑒》卷一八三義寧元年（即大業十三年）五月條云：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引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系獄。
《起居注》卷一亦云：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率興國寺所集兵五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於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備。甲子旦，命晉陽縣令劉文靜異開陽府司馬劉正會，辭告高君雅、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系獄。
是皆記載李淵父子設計擒拿高君雅、王威並乘機起兵事之時間在大業十三年（義寧元年）五月甲子（十五日）。此時上距所謂「裴寂向高祖勸說」之時，絕不至有十天的間隔，甚至還要更少。
太宗既托裴寂勸說，則太宗自己出面正式向高祖提出舉義事，必在裴寂向高祖勸說以後。縱然假定有其事，時間上肯定是緊鄰起義前夕。甚至於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根本不能容納太宗所作的那一些需要長時間準備醞釀和執行的行動。
起義前高祖的行動
《舊唐書·高祖本紀》說：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為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高祖頗以自負。
這固然是歷代皇帝本紀里俯拾皆是的誇張記述，並不足以說明高祖早有起義的計劃，但是至少尚可以說明高祖在隋文帝時，便是「頗以自負」了。
《舊唐書·夏侯端列傳》說：大業中，高祖帥師於河東討捕，乃請端為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日滋。端頗知玄象，善相人，說高祖曰：「金玉床搖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實沉之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曉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李，強者先誅，金才既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為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高祖深然其言。
金才即李渾的字，他是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三月丁酉因受隋煬帝猜忌而被冤殺的。高祖帥師於河東討捕的時間，是從大業十一年夏四月，到十二年十二月。（此襲根據《通鑒》，兩唐書高祖本紀均作十三年） 當月，李淵改拜太原留守，則夏侯端說高祖的時間，最早可能在大業十一年四月，最晚也不過大業十二年十二月。那時，高祖既深然其（夏侯端）言，那便是不肯重蹈李渾覆轍而想早為之計了。
《起居注》卷一說：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為太原道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
同書同卷又說：煬帝後十三年，敕帝為太原留守，仍遣獸（唐因李淵祖父李虎之故，諱「虎」字）賁郎將王威、獸牙郎將高君雅為副。帝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
前「私喜此行以為天授」，後又以「與而不取，禍將斯及」和前面所述深然夏侯端之言，互相參照，可知高祖在奉命擔任太原留守之時，確已萌起義之志了。
《舊唐書·許世緒列傳》云：許世緒者，并州人也。大業末，為鷹揚府司馬。見隋祚將亡，言於高祖曰：「天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今隋政不綱，天下鼎沸，公姓當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都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計，當敗不旋踵。未若首建義旗，為天下唱，此帝王業也。」高祖甚奇之，親顧日厚。義兵起，授右一府司馬。
《舊唐書·武士彟列傳》云：武士彟，并州文水人也。及（高祖）為太原留守，引為行軍司鎧。時盜賊蜂起，士彟嘗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尚能將來，深識雅意，當同富貴耳。
高祖對於勸他首建義旗的許世緒「親顧日厚」，對於勸他舉兵的武士彟表示「當同富貴」。高祖具有必將起義的大志，豈不是已見於言行了嗎？
《新唐書·唐憲列傳》說：儉弟憲。憲字茂彝，仕隋為東宮左勛衛。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馳獵，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太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
《舊唐書·張平高列傳》說：張平高，綏州膚施人也。隋末，為鷹揚府校尉，戍太原，為高祖所識，因參謀議。義旗建，以為軍頭。
由此更可知高祖領太原時，早已開始結納人才，孜孜不懈地謀劃以為起義的準備了。
《新唐書·劉弘基列傳》云：大業末，從征遼，貲乏，行及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諷吏捕系。歲余，以贖論，因亡命，盜馬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又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托。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間至卧內。兵將舉，弘基募士，得二千人。
《舊唐書·長孫順德列傳》說：順德仕隋右勛衛，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原，深為高祖、太宗所親委。時群盜並起，郡縣各募兵為備。太宗外以討賊為名，因令順德與劉弘基等召募，旬月之間，眾至萬餘人，結營於郭下，遂誅王威、高君雅等。
由以上記載可以看出，高祖在太原收納亡命和擴充軍隊之一斑。更可以看出在起義之前的「旬月之間」，至少已經招募了一萬餘人。依時間計，遠在裴寂或高祖勸說高祖以前。高祖這種準備起義的行動，決不是受太宗或裴寂之勸而開始的。
《新唐書·李思行列傳》說：李思行，趙州人，避仇太原。唐公將起，使覘詗長安，還，具論機策，以贊大議。
由「還，具論機策，以贊大議」一句可知李思行覘詗長安，回到太原之時，李淵尚未起兵。依《舊唐書·地理志》，太原距長安有一千三百六十里之遙。長途往返，在長安又不能不稍為停留，以觀察長安的動靜虛實。由此推知李思行奉高祖命從太原出發時，至少必在起義前二十餘日，甚至一兩個月的時候。晉陽起兵在隋大業十三年五月甲子（十五日），則李思行出發的時間，最晚當在四月中，或四月初。甚至要更早在三月，才比較合理。那時，所謂「太宗、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的事，縱然屬實，也還沒有發生。則高祖派李思行去長安觀察虛實動靜，必定不是受到太宗或裴寂之勸之後的被動行為，是很明顯的事實。探長安虛實，為晉陽起兵前的重要準備工作，高祖自己主動做了，怎能謂「太宗首謀勸舉義兵」？
隋煬帝任命李淵為太原留守，以王威、高君雅副之，王、高二人表面上服從高祖指揮，實際上是奉命暗中監視牽制李淵的。因此，設法除掉王、高二人，成為晉陽起兵前的必要工作。
《舊唐書·劉世龍列傳》說： 劉世龍者，并州晉陽人。大業末，為晉陽鄉長。高祖鎮太原，裴寂數薦之，由是甚見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君雅內懷疑惑，世龍輒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誅威等，授銀青光祿大夫。
《舊唐書·長孫順德列傳》說：太宗外以討賊為名，因令順德與劉弘基等召募，旬月之間，眾至萬餘人，結營於郭下，遂誅王威、高君雅等。
同書劉弘基傳說：義兵將舉，王威、高君雅欲為變，高祖伏弘基及長孫順德於廳事之後，弘基因麾左右執威等。
在舉兵之前，高祖和王、高二人，是先有一段冷戰，而後轉變為熱戰的，直到除掉王、高二人，才終於掃清了晉陽起兵的最後障礙。如此重要的奠基工作，也不是高祖聽了太宗或裴寂之勸以後才開始的，太宗又怎能稱為「首謀晉陽起兵」之人？
《新唐書·李靖列傳》云：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
《新唐書·劉文靜列傳》云：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
李靖和劉文靜觀察高祖的根據，不得而知，固不足據。然按高祖擊突厥，系大業十二年十二月事，也就是高祖為太原留守的開始。以「有文武才略」的唐朝第一名將李靖和「才略實冠時人」的劉文靜，在前後差不多的時間，對高祖的觀察，竟得到一致的結論，想必是高祖以前「私喜此行以為天授」的心理，無意間有所流露吧。這可以作為高祖行動的旁證。果如此，則太原起義更非太宗首謀了。
所謂「太宗勸說高祖事」必系偽造的理由
關於太宗直接出面勸說高祖起兵事，《通鑒》融合各書，記載如下：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游，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
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並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
緊接著這段下面又說：
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並誅，為此急計耳。眾情己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
太宗和劉文靜既是因為害怕高祖不從，才想起利用裴寂與高祖的交情，托他向高祖勸說的辦法。則太宗直接出面向高祖勸說之事，縱然假設屬實，從邏輯和時間順序上講，也必在裴寂勸說高祖之後。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太宗發動起義的三個步驟之後的第四個步驟。於情於理，這是無可否認的前後程序。司馬溫公紀後一段事時，於前面加上「先是」兩字，正是這個道理。
假設前一段太宗直接出面勸說高祖的記載為真，則太宗直接勸說高祖的時間，據此記載，應當在王仁恭、高君雅為突厥所敗後不久。按王仁恭、高君雅為突厥所敗的時間，《北史·王仁恭傳》、《隋書·煬帝本紀》、《舊唐書·高祖本紀》、《新唐書·高祖本紀》以及突厥傳等，均不詳載，《通鑒》卷一八三大業十二年十二月載：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
《創業注》卷一記曰：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蹤，遂為突厥所敗。
由上面兩端記載相對照，知高祖和王仁恭於大業十二年十二月已開始擊突厥，後來高祖回太原，遣王仁恭和高君雅并力拒守。待突厥探知其情，便把王威、高君雅擊破，時間已到大業十三年了。
《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三年載：二月己丑（初八日），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
可知王仁恭於大業十三年二月初八為劉武周所殺。則王仁恭為突厥所敗的時間，最晚不得晚於二月初八日。再和前面所論的互證，可以斷定王仁恭、高君雅為突厥所敗的時間，必定在大業十三年正月初一日以後，二月初八日以前的三十多天里。
前面已經說明太宗入獄見劉文靜是所謂的「太宗首謀舉義兵」的第一步驟，時間當在大業十三年四月辛丑（二十一日）以後。太宗直接勸說高祖事，是所謂的「太宗首謀舉義兵」的第四步驟，依照程序論，時間應當還在太宗入獄見劉文靜之後（因為中間還隔著太宗和劉文靜設法拉攏裴寂的第二個步驟和裴寂乘機勸說高祖的第三個步驟）。則太宗勸說高祖的時間，怎能早在王仁恭、高君雅為突厥所敗之時（大業十三年二月初八日以前）呢？豈不是前後顛倒嗎？
根據《通鑒》，李密初奉翟讓之命將兵出陽城，北逾方山之時，為義寧元年（即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庚寅，二劉武周殺王仁恭之日為二月己丑，按二月己丑為初八日，庚寅為初九日，則王仁恭被殺之時，李密還沒有率兵出發。王仁恭為突厥所敗之時，當然更在他被殺之前若干日。那時，李密根本沒有出兵的跡象。如果太宗直接出面勸說高祖是在「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並獲罪」的時候（大業十三年正月初一日以後，二月初八日以前），則太宗入獄見劉文靜的時間，必當更遠在此時之前。那時，李密壓根就沒有半點出兵攻打東都洛陽的跡象，更不用說什麼「圍逼或長圍東都」了，劉文靜怎能說出「李密長圍洛邑」或「李密圍逼東都」的話呢？太宗入獄見劉文靜的時間，確在李密圍逼東都（大業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之後，前已論定，則太宗直接出面勸說高祖之時，絕對不能在「仁恭、君雅為突厥所破」（大業十三年正月初一日以後，二月初八日以前）之時。這兩件事，是絕對不能同時成立的。
所以，綜合以上分析，所謂「太宗首謀舉義兵」必襲偽造，晉陽起兵出自高祖李淵謀劃，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二） 接下來我們再來分析第二條史料。對於高祖稍遇挫折，便要撤回太原一事，《創業注》的記載是這樣的：劉文靜之使蕃也來遲，而突厥兵馬未至，時有流言者云：「突厥欲與武周南人，乘虛掩襲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為。此行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意謂何「議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遙，李密譎誑，奸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帝顧謂大郎、二郎等曰：「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寧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聞唐國舉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鱗次在近。今若卻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生。營之內外皆為勁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競來，進闕面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於斯矣。且今來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即得眾。李密戀於倉米，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占従二，何籍輿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
是高祖李淵接受了建成、世民的意見，何至於「促令引發」？既不至於「促令引發」，太宗又何必再去夜裡哭勸？這種不合理的記載，當是史臣對太宗有意的溢美之詞。如前所述，《創業注》是記載李唐晉陽起兵最可靠之史料，加之其作者溫大雅更是太宗重用的心腹，故他的記載，決不至於隱沒太宗之功而不書的。假設真有太宗夜裡哭勸高祖之事，溫大雅何至於略而不提？再者，《創業注》成書於武德年間，以溫大雅與高祖、太宗的關係，太宗縱未親眼看過此書，亦必知其大概。假設太宗哭勸高祖之事為真，便是溫大雅隱沒了太宗之大功。既如此，事後太宗何不提出讓溫大雅補入或修改？要知道玄武門之變為太宗一生之污點，太宗尚且指示許敬宗刪改以為自己辯護，若哭勸高祖之事為真，便是太宗之大功，焉有不大書特書之理？所以，太宗對《創業注》之記載既無異議，那麼溫大雅所記，必定是符合事實而可信的。因此，《舊唐書·太宗本紀》所載的「太宗夜裡哭勸高祖之事」，顯然不符合事實。其為史臣對太宗有意的溢美之詞，正與所謂的太宗首謀起義相同，乃是出自偽造。
（三） 高祖令棄河東事，亦是於理不合的，因為假設高祖真有放棄河東之意，那麼他的心理活動應有兩種可能。一是河東土地無足輕重；二是畏敵不前。
《舊唐書·巢王李元吉列傳》記曰：武周攻陷榆次，進逼併州。元吉大懼，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
可見高祖對并州的重視。并州雖是李唐龍興之地，但距離關中稍遠，河東和關中僅一水之隔，對關中的威脅更甚。高祖因并州之失要斬宇文歆，足見他不甘心放棄并州。若謂高祖肯放棄關係天下安危的河東，天下寧有是理？
《舊唐書·劉武周列傳》記曰：高祖親幸蒲津關，太宗自柏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
更可以證明高祖不是怯懦畏敵的，而是為收復失地不惜冒險親臨前線。他怎能手手敕「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河東之地，謹守關西而已」呢？既重視土地又非畏敵不前的高祖，怎會命令放棄河東呢？
《舊唐書·劉武周列傳》又說：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台，令率兵二萬人侵併州，軍黃虵鎮。又引突厥之眾，兵鋒甚盛，襲破榆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眾討之，為賊所執，一軍全沒。仲文後得逃還。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沒於賊。進取澮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屯於柏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於筠、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
可見高祖對於討伐劉武周之軍事，向來是再接再厲的。前後的行動，都是積極的、一貫的、調和的。假設高祖真有下令放棄河東之事，那麼，這和高祖前後一以貫之的積極行動便相互衝突矛盾而不可解了。
《舊唐書·劉武周列傳》說：關中大駭，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
《新唐書·劉武周列傳》亦說：關中震動，高祖詔秦王督兵進討。
《舊唐書·獨孤懷恩列傳》說：劉武周將宋金剛寇陷澮州，高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柏壁。懷恩遂與解縣令榮靜、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寶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和，與山賊劫永豐倉而斷柏壁糧道，割河東地以啗武周。
《舊唐書·唐儉列傳》記曰：王行本守蒲州城不降，敕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率兵屯於其東，以經略之。尋又夏縣人呂崇茂以城叛，降於劉武周，高祖遣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於筠等率兵討之。
都沒有提到高祖令棄河東，更沒有太宗表諫之事，更知《舊唐書·太宗本紀》所載，與事實不符，當系別有用心。
另外，我個人還要補充一條史料。《舊唐書·劉德威列傳》記曰： 及劉武周南侵，詔德威統兵擊之，又判并州總管府司馬。俄而裴寂失律於介州，齊王元吉棄并州還朝，留德威總知留府事。元吉才出，武周已至城下，百姓相率投賊。武周獲德威，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拔歸朝，高祖親勞問之，兼陳賊中虛實及晉、絳諸部利害，高祖皆嘉納之。改封彭城縣公。
是高祖親自向劉德威詢問劉武周之虛實，以作派兵收復河東之準備，他的意見也頗受高祖重視。若高祖真的打算放棄河東，他怎會有如此舉動？可見《舊唐書·太宗本紀》所載，與事實不符，當系別有用心。
（四）關於太宗圍王世充於洛陽時高祖密敕使還師事，與其他相關記載處處衝突矛盾，所以疑非事實，其理由如下：
1 關於此事，《舊唐書·封倫列傳》（即封德彝）說：太宗之討王世充，詔倫參謀軍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師，太宗遣倫入朝親論事勢。倫言於高祖曰：「世充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儘力窮，破在朝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納之。
只言「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師」，並未提到密敕使還師事，而且意欲二字，何等抽象！顯然和《資治通鑒》所載不相符合。
2 《舊唐書·太宗本紀》里，不只沒有高祖密敕旋師，也沒有高祖意欲旋師，更沒有太宗遣封倫說高祖事。假設此事為真，那便是太宗轉危為安，匡正全局的大功，太宗本紀里何故隻字未提？
3 《舊唐書·太宗本紀》說：於是進營城下。世充不敢復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太宗遣諸軍掘塹，匝布長圍以守之。
又說：世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敝。
分明是太宗合圍洛陽後，採用圍困的政策了。
而《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八記曰：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御甚嚴，大砲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
明顯和《舊唐書·太宗本紀》所記不相符合。
4 《資治通鑒》卷卷一百八十八武德四年二月辛卯（三日）條記曰：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指唐高祖）謂士及曰：「歸語爾王（指秦王世民）：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
可見高祖對於克城之後的事情，都已預先安排妥當了。所以十天以後，辛丑（十三日），世民移軍青城宮，就是進圍東都洛陽行動的開始。事情的發展是一貫而可信的。封倫說高祖事，《資治通鑒》記載系二月乙卯（二十七日），以常理論，假設沒有高祖密令班師事，高祖必定根據太宗或其他人的報告，發現對唐軍不利的情形，高祖才會改變以前的計劃的，決不是「兵久在外」這樣不切實際的籠統之詞所能解釋的。考當時的局勢，四面都是有利於唐的。在西面，唐已滅掉割據隴右的薛舉和割據河西的李軌，完全免去了後顧之憂；在東面，據有淮南的杜伏威已經降唐，並在武德四年正月，派陳正通、徐紹宗率兩千精兵來會世民擊王世充，已攻克梁地（今河南東部）；在南面，武德四年正月，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具有今兩湖一帶的蕭銑，正自顧不暇，絕沒有力量阻止唐軍進攻洛陽；在北面，武德三年五月，劉武周已為突厥所殺，李世民已經收復河東和并州，是年十月，據有漁陽的高開道遣使降唐，唐封開道為北平郡王，賜姓李。武德四年正月丁卯（初九日），竇建德行台尚書令胡大恩以大安鎮來降。辛巳（二十三日），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以所部來降。
可見當時的環境全是對唐有利的，照竇建德的中書舍人劉彬對竇建德所作的估計是：唐強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這就是唐高祖預先安排克城之後之事的事實根據。自太宗移軍青城宮後，唐軍就更順利了，迫使王世充出城與唐軍野戰，戰敗後不敢復出了。王世充的大將單雄信、裴孝達與唐總管王君廓在洛口相持，也被唐軍擊敗了。至二月乙卯（二十七日），也就是所謂封倫說高祖之日，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那時竇建德來救王世充的大軍，尚未到達周橋，唐高祖何所根據而密令班師呢？據《資治通鑒》所記，唐軍圍洛陽時，太宗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如若高祖是根據這些消息密令班師，那他是故意要擾亂軍心呢，還是故意要犯太宗所定的斬罪呢？無論如何，都是講不通的。
5 《資治通鑒》記太宗率軍直抵洛陽城下之時為二月辛丑（十三日），直至二十二日，王世充之將單雄信裴孝達仍在洛陽北面的洛口與唐軍相持。假設太宗有四面圍攻洛陽，晝夜不息之事，則開始攻擊之時，當在二月二十二日王君廓將單雄信擊敗以後，最早不得在二月十三日之前。縱然假設行動開始於二月十三日，則「晝夜不息，旬餘不克」的消息傳到遠距洛陽八百五十里之遙的長安城的唐高祖，應該在二月二十五號以後，甚至二月底了。待高祖密令班師的消息傳到洛陽，太宗再令封倫赴長安勸說高祖，依長安洛陽的距離推算，又在五、六天以後了，無論如何，最早當在三月初旬。而《資治通鑒》記封倫說高祖事在武德四年二月乙卯（二十七日），現在從任何方面判斷，縱然假設真有其事，但是事件絕對不可能在二月乙卯，是可以斷言的。
6 再退一步，假設封倫說高祖事不發生在二月乙卯而在以後，那麼，所遇到的衝突矛盾就更不可解釋了。
《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九武德四年三月壬午（二十四日）條記曰：竇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泛舟運糧，溯河西上（來援王世充），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強，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并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決矣！」
這是封倫說太宗撤軍觀變未被採納的事實。假設封倫在三月初旬有說高祖之事，何以他先前對高祖說「世充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儘力窮，破在朝夕。」 而不久以後卻對太宗說「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呢？這豈不是前後自相矛盾嗎？
《舊唐書·封倫列傳》記曰：素將營仁壽宮，引為土木監。隋文帝至宮所，見制度奢侈，大怒曰：「楊素為不誠矣！殫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為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將獲譴。倫曰：「公當弗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狐後勞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豈非孝順。」素退問倫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故初見而怒，然雅聽後言。後，婦人也，惟麗是好，後心既悅，帝慮必移，所以知耳。」素嘆伏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
《舊唐書·蕭瑀列傳》又說：瑀嘗薦封倫於高祖，高祖以倫為中書令。太宗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封倫為右僕射。倫素懷險詖，與商量將為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
可見封倫以善於揣摩上意和諂詐著稱的，假設太宗曾有「敢言班師者斬」的話，並且封倫有奉太宗令說高祖之事，則封倫必定早已明瞭太宗的態度了，何至於再以不投機的話去說太宗而自討沒趣呢？後來既有說太宗之事，那麼之前被派去說高祖的記載，必系偽造。
《舊唐書·郭孝恪列傳》云：竇建德率眾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踧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運阻絕，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為克殄。」太宗然其計。
《舊唐書·薛收列傳》說：太宗討王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為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鬥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
據此可知，在唐軍有被王世充、竇建德兩大勢力夾擊的危險之時，郭孝恪有「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之計；薛收有「先據成皋之險」之策。「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的高祖，在唐軍一帆風順毫無危險之時，何至於密令班師呢？更何況是緊接著太宗下令「敢言班師者斬」以後呢？總觀前面所引的《資治通鑒》對高祖密令班師的一段記載，與其他相關記載往往相互衝突矛盾而不可解釋，如除掉這段記載，另外的各種記載，彼此間又都互相符合，所以斷定這段記載必系偽造。
（五）突厥屢次入寇，高祖令遷都以避之，太宗數諫乃止之事，其不能使人相信，亦如以上諸條。考唐高祖擊突厥事，重要的戰役至少有兩次，一次是隋大業十二年十二月率王仁恭等擊突厥於馬邑（以下簡稱馬邑之役），另一次是隋義寧元年五月，高祖起義時，突厥寇太原（以下簡稱太原之役）。馬邑之役的情形，據《創業注》所記是：既至馬邑，帝與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陣。以弓矢為爪牙，以甲胄為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為居室，以羊馬為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於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為，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詣理，聽帝所為，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曜威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突厥相遇，選驍銳者為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似其所為，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眾心乃安，咸思奮擊。帝知眾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
太原之役的情形是：丙寅，而突厥數萬騎抄逼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眾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誡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群，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旦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於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無所出力，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皆疑王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歡甚於常，顧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適欲起兵，威、雅沮眾，深相猜忌，密構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豈謂系之二日（甲子是十五日丙寅是十七日），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為孤罰罪，非天意也，何従而至天既為孤遣來，還應為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為諸軍遣之，無為慮也。」帝以見兵未多，又失康達之輩，戰則眾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援來。仍誡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為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盡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己亥夜，潛遁。
《隋書·煬帝本紀》於大業十三年五月亦載：五月甲子，唐公起義師於太原。丙寅，突厥數千寇太原，唐公擊破之。
可見太原之役，高祖擊破突厥之事為可信。
由以上記載，可知唐高祖在對突厥作戰時，是很沉著的，不畏懼的，有辦法的。在馬邑，他能對王仁恭講解對突厥的戰略，並對突厥「馳騁射獵，以曜威武」；在太原時，他能對突厥「示以不測，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何以在突厥寇并州（或原州）時就沒有辦法了呢？馬邑、太原兩地距突厥的根據地較近，馬邑、太原兩役，高祖均親臨前線，而且兵力又少，都能神色自若的從容應對。長安距突厥的根據地較遠，而且那時（武德七年）天下大致已定，高祖的兵力較之前增強數十倍，高祖以優勢的兵力，據優越的地勢，何以反倒怕寇邊的突厥了呢？
考所謂高祖令遷都以避突厥事，《資治通鑒》記為武德七年七月事，在這一個月里，高祖令遷都之前，突厥曾有五次入寇：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卻之；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歸路。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癸未，突厥寇陰盤；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這五個被突厥侵擾的地方，距離長安都比較遠，而且突厥五次進犯都沒有得手，更沒有深入到內地對長安構成直接的威脅。高祖對於長安不受威脅時而主張遷都，於理極為不和，這恐怕是史官為了貶低高祖，吹捧太宗所偽造出來的吧。
《舊唐書·高祖本紀》記曰：（武德五年八月）丙辰，突厥頡利寇雁門。己未，進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討擊，大敗之。（武德六年秋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備之。
《舊唐書·突厥列傳上》記曰：（武德）七年八月，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道自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受詔北討，齊王元吉隸焉。
同書高祖本紀記曰：（武德八年六月甲子）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
由以上諸條記載，可見在所謂的高祖令遷都以避突厥之前和之後，高祖對突厥的一貫策略是討伐和防備。高祖麾下雖然將領頗多，但他最信任的還是他的兒子。所以高祖防備突厥，常常派太子和秦王以及齊王，可見高祖對防備突厥的注意。在高祖一貫的極力防備突厥的政策之間，他怎能忽然改為消極的退避——命令遷都呢？
《舊唐書·封倫列傳》稱：會突厥寇太原，復遣使來請和親，高祖問群臣：「和之與戰，策將安出？」多言戰則怨深，不如先和。倫曰：「突厥憑凌，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眾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以擊之為便。」高祖從之。（《資治通鑒》記此事於武德五年八月）
這很明顯的是高祖採取了以戰促和的主張，《資治通鑒》於此事以後，緊接著記有： 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顗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崗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等擊突厥於恆山之南，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
以上這些都是唐軍勝利的戰績。《資治通鑒》於武德六年六月記曰：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
可見高祖對於備邊的注意與積極。
《舊唐書·竇靜列傳》云：累轉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指武德六年十月）突厥數為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運。時議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動眾，書奏不省。靜頻上書，辭甚切至。於是征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總管。靜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為障塞，復從之。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武德六年十一月辛巳條記曰：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更可看出高祖對於積極防備突厥的一貫政策。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三月條記曰：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婚。頡利乃遣漢陽公瑰、鄭元璹、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那德等還。
同書六年十月又說：初，上遣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眾攻城，滿政出兵御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
可見高祖是以通婚作為對付突厥的手段。馬邑雖然重要，當然不能和京師長安相比。高祖可以用通婚的手段要求頡利釋馬邑之圍，可見高祖對突厥是絕不願意無條件讓步的。若謂突厥寇并州或原州之時，高祖將要焚燒長安而遷都，天下寧有是理？
以上有關高祖平庸無能的記載，和其他記載衝突矛盾的不可解，也不合理（理由詳後），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些不合理的記載呢？它的目的又是什麼？
大史學家司馬溫公的言論極有參考價值。《資治通鑒》武德五年十二月壬申條記曰：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眾遂大潰。
在這一條的下面，司馬溫公加考異曰：太宗實錄雲，黒闥重反，髙祖謂太宗曰：前破黒闥，欲令盡殺其黨，使空山東，不用吾言，致有今日。及隠太子征闥平之，將遣唐儉往，使男子年十五以上，悉坑之，小弱及婦女，總驅入關以實京邑。太宗諫曰：臣聞唯德動天，唯恩容眾，山東人物之所，河北糧綿之鄉，而天府委輸，待以成績。今一旦見其反覆，盡戮無辜，流離寡弱，恐以殺不能止亂，非行吊伐之道，其事遂寢。按髙祖雖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東之理，史臣專欲歸美太宗，其於髙祖亦太誣矣，今采革命記及新書。
是司馬溫公看出這是史臣欲歸美太宗的偽造，這實在是深識卓見。
同書武德三年五月「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之後，考異曰：髙祖實錄：帝曰：平薛舉之初，不殺奴賊，致生叛亂，若不盡誅，必為後患，詔勝兵者悉斬之。疑作實錄者歸太宗之過於髙祖，今不取。
同書武德四年六月「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己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的後面，考異曰：舊傳雲髙祖不許。按太宗得洛城即誅雄信，何嘗稟命於髙祖。蓋太宗時史臣敘髙祖時事，有誅殺不厭眾心者，皆稱髙祖之命，以掩太宗之失，如屠夏縣之類皆是也。
這又是司馬光所找到的作實錄史臣歸太宗之過於高祖的證據。史臣以「專欲歸美太宗」為目的，以「歸太宗之過於高祖」為方法，所以有不厭眾心之事，皆稱髙祖之命。史臣為達此目的，敢誣高祖種種殘忍不仁，至於誣高祖平庸無能、懦弱、退縮等，史臣豈不是更肆無忌憚了嗎？以上所舉高祖平庸無能的幾項記載，當然屬於史臣誣高祖之一類，所以判定為不可信的偽造。
四 唐高祖才略的真相
關於唐高祖的記載，現在所能看到的，很多是經許敬宗刪改或偽造，但是許敬宗想用一支筆盡遮蔽住天下後世人的眼睛是很難的。他能改正面，不能改側面，能改顯明處，不能改隱暗處，所以唐高祖才略的真相，仍然可以從未被篡改過的史料里搜尋出來，茲分述於下：
1 唐高祖的性情與風度
《舊唐書·高祖本紀》記曰：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長安，七歲襲唐國公。及長，倜儻豁達，任性真率，寬仁容眾，無貴賤鹹得其歡心。
《創業注》卷一說：帝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面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咸思託附。
任性真率，寬仁容眾，這是唐高祖性情的一個輪廓。
《舊唐書·高祖本紀》云：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為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高祖頗以自負。
此語固不可信，而《舊唐書·唐儉列傳》記唐儉稱高祖曰：明公日角龍庭。
《創業注》卷一說：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
這些都可以做謂高祖相貌的參考。
《舊唐書·姜抃列傳》記曰：抃，大業末為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見抃深器之。抃退謂所親曰：「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才，以應圖籙，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為撥亂之主。」由是深自結納。
《舊唐書·竇抗列傳》云：及聞高祖定京城，抗對眾而忭曰：「此吾家妹婿也，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之主矣！」因歸長安。
《舊唐書·任瑰列傳》云：義師起，瑰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觀吾此舉，將為濟否？」瑰曰：「公天縱神武，親舉義師。
竇抗之言，或因其為親戚，任瑰之言，或因其有求於高祖而逢迎，姜抃與高祖本無淵源，所說的話是退謂所親的。孟子見齊襄王后，可以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抃竟稱「唐公有霸王之度」，必非隨便荒言。
《舊唐書·李靖列傳》云：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
《舊唐書·劉文靜列傳》記曰：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托。
以「有文武才略」的唐朝第一名將李靖與「才略冠時人」的劉文靜，在差不多同一時間裡，對高祖有同樣的觀察，當非全無根據的。唐高祖未起義之前的氣概，由此可以映出。
2 唐高祖的才識
《舊唐書·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列傳》云：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後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後生而發垂過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時武帝納突厥女為後，無寵，後尚幼，竊言於帝曰：「四邊未靜，突厥尚強，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為念。但須突厥之助，則江南、關東不能為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為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於我帝（高祖）。
《舊唐書·高祖本紀》云：十一年，煬帝幸汾陽宮，命高祖往山西、河東黜陟討捕。師次龍門，賊帥母端兒帥眾數千薄於城下。高祖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乃大潰。
《創業注》卷一說：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
綜合以上諸條史料，可知高祖工於騎射，是名副其實的神箭手，更留下雀屏中選的佳話。而他的次子太宗世民也以神箭無敵自負，想來是得到了其父的真傳。
《舊唐書·高祖本紀》云：及楊玄感反，詔高祖馳驛鎮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高祖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眾多款附。時煬帝多所猜忌，人懷疑懼。會有詔征高祖詣行在所，遇疾未謁。時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沉湎，納賄以混其跡焉。
這是高祖假裝縱酒沉湎以避煬帝猜忌的遠識。
《創業注》說：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為太原道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
這是高祖由遠識而進一步地預先布置。
同書又說：煬帝後十三年，敕帝為太原留守。帝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
由此更可看出高祖據有看大局了如指掌的遠識。
《舊唐書·房玄齡列傳》云：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
足見高祖對房玄齡之才能的認識。
《舊唐書·武士彟列傳》云：初義師將起，士彟不預知，及平京師，乃自說云：「嘗夢高祖入西京，升為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弘基等，微心可錄，故加酬效；今見事成，乃說迂誕而取媚也？」
這是高祖識破「迂誕而取媚」的一個例證。
《舊唐書·皇甫無逸列傳》云：明年，（皇甫無逸）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洽，長吏橫恣，贓污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承製除授。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徼幸上變，云：「臣父在洛陽，無逸為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逼於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眾人。其在益州，極為清正。此蓋群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之。俄而又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台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狀。高祖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是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因令劉世龍、溫彥博將按其事，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既返命，高祖勞之曰：「公立身行己，朕之所悉。比多譖訴者，但為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尋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是高祖有審辨詐偽的見識。其他表現高祖有才識之處甚多，茲不贅述。
3 唐高祖的用人
唐高祖用人的第一步是接納人才，他用種種方法儘力接納與搜求。
《舊唐書·高祖本紀》記曰：及楊玄感反，詔高祖馳驛鎮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高祖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眾多款附。
這是高祖鎮弘化郡時招攬豪傑的情形。至於高祖任太原留守時接納人才的情形，據溫大雅《創業注》記載是：遠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雲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
屈突通是隋朝守河東的名將，高祖進軍長安時，曾親率軍攻之不下，後高祖派劉文靜、竇琮等擒之。
《舊唐書·屈突通列傳》記曰：遂擒通送於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代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仍為太宗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彩物一千段。
《舊唐書·李靖列傳》記曰：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為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又固請，遂舍之。
可知高祖用人是不避仇敵的。
《舊唐書·長孫順德列傳》云：順德仕隋右勛衛，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原，深為高祖、太宗所親委。
《舊唐書·劉弘基列傳》云：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度已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繫於縣獄，歲余，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會高祖鎮太原，遂自結托。由是大蒙親禮，出則連騎，入同卧起。
《舊唐書·劉文靜列傳》云：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於始畢可汗。
長孫順德、劉弘基都是避遼東之役的罪犯，劉文靜更是坐與反賊李密連婚的重犯，唐高祖重用他們，可見高祖用人之無所不用其極，連罪犯都不「放過」。
高祖一方面儘力搜求人才，一方面令太子、秦王接納人才，但仍感不足，還隨時隨地接受部屬給他推薦的人才。高祖接受推薦的人才很多，舉其中重要的幾條如下：
《舊唐書·王珪列傳》記曰：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季叔頗，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開皇末，為奉禮郎。及頗坐漢王諒反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
《舊唐書·崔仁師列傳》云：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參軍。五年，侍中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進拜右武衛錄事參軍，預修梁、魏等史。
《舊唐書·劉世龍列傳》云： 劉世龍者，并州晉陽人。大業末，為晉陽鄉長。高祖鎮太原，裴寂數薦之，由是甚見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君雅內懷疑惑，世龍輒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誅威等，授銀青光祿大夫。從平京城，累轉鴻臚卿。
高祖的用人，大體寬厚，愛護，禮遇，依重，不像漢高祖的「慢而侮人」（史記王陵語），也不像隋文帝的「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隋書·文帝本紀》後面史臣評語）。
《資治通鑒》大業九年八月記曰：（李淵）代為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淵御眾寬簡，人多附之。
《舊唐書·高祖本紀》又說：高祖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眾多款附。
《舊唐書·高祖本紀》描述高祖性情是：及長，倜儻豁達，任性真率，寬仁容眾，無貴賤鹹得其歡心。
這些都是高祖用人寬厚的籠統記載。至於《舊唐書》，記載高祖待人之處就更多了，茲列舉幾條如下：
《舊唐書·于志寧列傳》云：大業末為冠氏縣長，時山東群盜起，乃棄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群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祿大夫。
《舊唐書·楊恭仁列傳》云：宇文化及弒逆，署（）吏部尚書，隨至河北，為化及守魏縣。時元寶藏據有魏郡，會行人魏徵說下寶藏，執恭仁送於京師。高祖甚禮遇之，拜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為涼州總管。
《舊唐書·崔善為》云：仁壽中，稍遷樓煩郡司戶書佐。高祖時為太守，甚禮遇之。善為以隋政傾頹，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為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
《舊唐書·錢九隴列傳》云：九隴善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
同書同卷許世緒傳云：許世緒者，并州人也。大業末，為鷹揚府司馬。見隋祚將亡，言於高祖曰：「今隋政不綱，天下鼎沸，公姓當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都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計，當敗不旋踵。未若首建義旗，為天下唱，此帝王業也。」高祖甚奇之，親顧日厚。
《舊唐書·柳亨列傳》云：亨，隋末歷熊耳、王屋二縣長，陷於李密。密敗歸國，累授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即帝之外孫也。
《舊唐書·常達列傳》云：常達，陝人也。初仕隋為鷹揚郎將，數從高祖征伐，甚蒙親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高祖謂達已死，令人閱屍求之。及達奉見，高祖大悅，以為統軍。
《舊唐書·鄭善果列傳》云：建德又不為之禮，（鄭善果）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於京師，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封滎陽郡公。
《舊唐書·溫大雅列傳》云：溫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也。仕隋東宮學士、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高祖鎮太原，甚禮之。義兵起，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
若遇特殊關係或特殊情形，高祖對人的恭敬更甚了。太穆皇后從父兄竇威，高祖對他甚為親重，「或引入卧內，常為膝席」。「及寢疾，高祖自往臨問」；劉德威被劉武周所獲，令他率其本兵網浩州招慰，劉德威自拔歸朝，高祖親勞問之；對裴寂更是「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卧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為比」；對蕭瑀是委以心腹，凡諸政務，莫不關掌。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既獨孤氏之婿，與語呼之為蕭郎。國典朝儀，亦責成於瑀」等等，皆是實例。
《舊唐書·陳叔達列傳》記曰：（武德）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物三百段。
可見高祖待人之厚以及對「孝道」的重視。
高祖對於部屬，常常因其才而用，例如劉文靜的才略冠時人，高祖便派他出使突厥以益兵；溫大雅好學，以才辨知名，高祖就引他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令他專掌文翰；陳叔達頗有才學，十餘歲嘗在陳國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高祖便授他丞相府主簿；皇甫無逸的性情廉介審慎，高祖就命他為御史大夫，鄭元璹能隨機應變，所以高祖屢次命他出使突厥；劉世龍是晉陽鄉長又常出入王威、高君雅家，所以高祖命他探聽二人的行動，諸如此類，不可勝舉。劉世讓已除廣州總管，臨行前，高祖問他防邊之策，因為他說得極有道理，高祖即刻就命令他停止去廣州任職而去戍崞城。可見高祖是因人之才能而加以委任的。
《舊唐書·李素立列傳》云：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恩顧。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
《舊唐書·姜抃列傳》云：姜抃，秦州上邽人。及平薛仁杲，拜抃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抃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由以上兩事可以看出，高祖對於官的性質既很熟悉，又力求人盡其才的態度。
高祖對人才既注重安排，安排後又多信任不疑。
《舊唐書·殷嶠列傳》云：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參預謀略，授心腹之寄，累以軍功拜光祿大夫。
同書卷六十溫大雅傳附大雅弟大有傳說：及破西河而還，復以本官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為疑，卿何自疑也？
足見高祖之用人不疑。前面所引皇甫無逸事，一方面可以證明高祖的才識，另一方面也證明高祖用人不疑，信任部屬的特點。
高祖不但信任部屬，而且能接納他們的諫諍。
《舊唐書·孫伏伽列傳》云：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兼賜帛三百匹。時軍國多事，賦斂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高祖並納焉。、
同傳接著又說：二年，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善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俯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可見高祖鑒於隋亡的歷史教訓，對於廣開言路，聽取官員諫諍之重視。
劉武周攻并州，齊王李元吉委城走，高祖以為系宇文歆之計欲斬之，李綱諫止曰：宇文歆論情則疏，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為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
可見高祖能聽取臣下的進諫。
《舊唐書·蘇世長列傳》云：又嘗引之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是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真，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台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才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深然之。
蘇世長是否知道披香殿是隋煬帝所建，此事無從證實，但對高祖而罵隋煬帝，頗有指桑罵槐之嫌，但高祖仍是深然之，足見高祖是有容人之量的。
同傳又說：即日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矣。」
蘇世長這種諫法，幾近於諷刺，高祖雖乍聽之下變色，但終能笑著緩和下去，尤見他有容人之量的。
高祖之用人，不僅限於消極的納諫與容人，更注意積極的鼓勵，鼓勵的方法，略可分為精神鼓勵和物質的賞賜兩類。
《舊唐書·秦叔寶列傳》記曰：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效。朕肉可為卿用者，當割以賜卿，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
《舊唐書·鄭元璹列傳》云：頡利嗣立，留元璹，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璹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系，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
《舊唐書·丘和列傳》云：煬帝遣和為交趾太守。及銑平，和以海南之地歸國。詔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國、譚國公、交州總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高祖遣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之興，引入卧內，語及平生，甚歡，奏《九部樂》以饗之，拜左武候大將軍。
劉感為薛仁果所執，不屈而死，常達為薛舉所執。詞色抗厲不為之屈，及仁果平，高祖見達請之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須載之史冊也。這都是高祖對臣下精神上的鼓勵。
至於物質上的賞賜，那就不勝枚舉了，茲列舉兩例於下：
《舊唐書·秦叔寶列傳》記曰：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錄前後勛，賜黃金百斤、雜彩六千段，授上柱國。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黃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黑闥，賞物千段。
《舊唐書·李勣列傳》記載李勣以李密舊地降唐後：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候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其父蓋為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
李淵神射手，討了個好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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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姑娘，生下來就長發披肩，三歲的時候長發及地，如黑玉瀑布一般，長得還特別美，你說這是不是神話的人物。
竇姑娘名叫竇惠，身上流著北周皇室的血脈，她是北周襄陽長公主和神武公竇毅生的女兒，也是北周文帝宇文泰的外孫女，她舅舅是北周武帝宇文邕。
竇姑娘從小聰明伶俐，頭髮長，見識長，讀了很多書，她舅舅很是寵愛這個蘿莉外甥女，便經常把她接到宮裡玩。宇文邕繼宇文泰遺志，很是雄才大略，不但誅殺權臣宇文護，還開疆拓土，滅了北齊高氏，統一北中國。同時進行漢化改革，擺脫鮮卑舊俗，整頓吏治，北周一時政治清明，國力強盛，算得上一位雄主。
但這位雄主也有件麻煩事，他娶了個突厥媳婦兒，突厥人沒文化、素質差、脾氣壞，夫妻倆沒事就鬥嘴吵架，沒完沒了，宇文邕的後宮整天雞飛狗跳。
這個突厥媳婦兒不是一般人，她是阿史那皇后，突厥可汗阿史那俟斤的女兒，這原本就是一樁政治聯姻，宇文邕氣的七竅生煙的時候，他那長發及地的精靈族小外甥女就幽幽一嘆：「舅舅，你雞飛狗跳哪像個天下之主，你想想天下尚未平定，突厥如此強大，江南、關東都是仇敵，咱們這時候只能忍耐忍耐，和突厥搞好關係，你家裡夫妻關係都搞不好，怎麼搞好和老丈人家的關係？」
這時候，竇家小姑娘才六歲。
皇帝舅舅非常看好她，認為這個外甥女是天下奇才，少有的寶貝，沒事還吹噓給名將長孫晟聽，長孫晟是誰，便是大破突厥，武功蓋世，一箭雙鵰的隋朝開國元老，長孫晟有個四兒子，叫做長孫無忌，這是後話。長孫晟聽說了長發小姑娘的神奇故事後，讚不絕口，像得了推背圖一般誇說「此奇人必有奇子，可為婚姻」。然而果然被他一屁彈中，幾十年之後，他的小女兒嫁給了竇姑娘的二兒子，那就是李世民。
竇姑娘七歲那年，天縱神武的舅舅不顧老婆臉色，出兵北伐突厥，不料天不假年，在征戰途中一病不起，回到洛陽就去世了。宇文邕是史上少有的生活簡樸、為人寬厚、文武雙全、能與士卒同甘共苦的好帝王，可惜歷史沒多給他幾年。他死之後，丞相楊堅以外戚身份篡位，做了曹丕和司馬昭曾經做過的事情，欺負孤兒寡母，但楊堅比以上兩位更為狠毒，對宇文家幾乎是斬草除根，鮮卑龍脈，至此斷絕。楊家人做事，毫無慈悲之心，也難怪有後來宇文化及江都弒君的故事，報應不爽而已。
當時的竇姑娘聽聞楊氏篡位之後，氣得「自投胡床下」，大叫：「恨不為男兒身，為舅舅家報仇。」嚇得她爹連忙捂住她的嘴，幸好神武公沒有大義滅親，舉報自己女兒，不然貞觀之治啊，天可汗啊，就都沒有了，所以說，女孩兒最重要，聰明理性，有勇有謀的女孩兒更重要，能嫁英雄生英雄的女孩兒最重要，王侯將相，皆出於玄牝之門。留的妹子在，不怕沒柴燒。
竇姑娘長大後，越發美艷動人，上門求親的官二代富二代踏破了門檻，神武公鬧得沒注意，心想我這麼牛逼的閨女，總得嫁個有出息的吧，這群隋朝二代們，大部分都是養尊處優的廢物渣，隨便嫁出去，豈不是坑了姑娘一輩子，於是乎，竇毅腦洞大開，搞了個比武招親。
他弄了一座屏風，畫了兩隻孔雀，然後和排隊相親的小夥子們說，兒郎們，爾等若是能射中這兩隻孔雀的眼睛，妹子就是你的，射不中，滾蛋回家去吧，小夥子們一看，這不是坑爹嗎，孔雀的鳥眼能有綠豆大嗎？還兩隻？不少人只好束手離去，十來個不知好歹的上前試了一下，全都不靠譜。
這時候來了一位知名官二代，世襲公務員，神箭出手，發無不中，兩隻鳥眼都被射成了瞎子，這位小哥叫做李淵，從小善射。討伐叛亂的時候，發七十箭，賊人無不應聲落馬，最後打掃戰場，從七十具屍體上收回七十枝箭，一發都不少，當代養由基。此人身材高大，體有三乳，性格黃宏大量，笑聲敞亮，人緣特別好。
這位小哥來歷非凡，他爺爺是西魏八柱國李虎，老爹是北周柱國大將軍李昞，老媽是獨孤信的女兒，楊堅老婆獨孤皇后的姐姐。也就是說，李昞和楊堅是連襟，楊堅是李淵的姨父。李淵小哥七歲就被封為唐國公，你看，這不又傍上了隋朝的外戚。所以說，獨孤信眼光好啊，長孫晟眼光妙啊，嫁的都是未來皇帝啊。
從此，竇姑娘就跟著李小哥開始了雙宿雙飛之旅，竇姑娘因為讀書多見識廣，女中諸葛，很多事情都能幫上李淵的忙，而且性情和順，很能開解丈夫。
楊堅死後，楊廣繼位，這人是個大家都知道的神經病，有一天大宴群臣，沒事開姨兄李淵的玩笑，說李淵滿臉褶子，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阿婆」，李淵很生氣，回家後告訴老婆，竇姑娘說：這可是吉兆，你封於唐，唐就是『堂』，阿婆就是堂主（唐主）。」李阿婆聽了笑得褶子都綻放了。
李淵做扶風太守的時候，養了不少好馬，他喜歡馬，偏巧楊廣也喜歡馬，但李淵不樂意送給這個神經病，竇姑娘就勸他：「現在是啥時候？你還和他置氣，他想弄死你就弄死你，你想陞官，像安穩過日子，就趕緊送馬給他，這些東西留在家裡都是禍害。」
李淵不聽，果然沒多久丟了官兒。等到竇氏去世後，李淵才想起老婆的話，給楊廣送去些老鷹獵狗之類，才被升了官兒，李淵就拍著大腿向兒子們嘆息，我若是早點聽你媽的話，早就混到這個官兒啦。
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平陽公主都是竇氏的親生子女。可惜竇姑娘並沒有能夠親眼見到自己的夫君登上帝位，也沒有見到自己的兒子成為天下共主。當然也沒有看到這群混賬小畜生自相殘殺。
隋大業年間，竇皇后在涿郡去世，年四十五歲。李淵稱帝後，竇氏追封為皇后。
關於李阿婆也很有意思，這李淵小哥身體奇特，「體有三乳」，啥意思呢，就是胸前長了三個乳房，本來呢，這個男性的乳頭就是個多餘的物件，進化的殘留物，僅僅為了區分男性的正反面而已，李淵小哥的正反面當然更好區分了，因為他有三個。
從現代醫學意義上講，這是一種病，叫做「多乳頭症」，擺在現在就是個畸形病變，不是個什麼光彩的事情。但在古代可就不同了，古人有「乳房崇拜」，這個乳房崇拜是不分男女的，本質上來自於母性崇拜，他們認為乳房象徵著哺育萬物、澤被蒼生的神秘母性。所以說，乳房是好東西，越多越好。《新唐書》稱：李淵「體有三乳，性寬仁。」你看，胸大才能寬仁嘛，胸大的漢子和妹子脾氣都好。
不只是李淵一個，上古聖賢也有這個情況，《史記》上說，周文王「體有四乳」，比唐高祖李淵還多一個。
鮮卑族的代國國君，也就是北魏的始祖，拓跋什翼犍，長得很美——「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發委地,卧則乳垂至席」，啥意思？就是說什翼犍睡著的時候，乳房能垂到席子上，這可就是巨乳了。
由此可見，古人對乳房崇拜如斯。
關於李淵，還有一個好玩的事情，後來玄武門之變，李世民殺了哥哥和弟弟，李淵死了倆兒子，非常不開心，想來想去，找李世民這個小畜生來談話。
史書這樣記載：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老李淵召來兒子說：「兒子啊，我最近感到微博上謠言刷得飛起，讓咱倆不親近了啊。」潛台詞是——你能眼都不眨就弄死兄弟，你會不會弄死老子我啊。
李世民大哭，立馬跪下來吮吸父親的乳頭，這就是跪舔的來源吧。從此父子解開心結，可見李淵還真是個心胸開闊的人。
為啥兒子會喝爸爸的奶呢，這也和古人的乳房崇拜有關係，古代的男人還真有給小孩子哺乳的習俗，那是媽媽忙的時候，做個樣子，給孩子畫餅充饑，現在的男人也干過吧？這才叫真正的奶爸呀。
對李淵不想多做評價，但是對所謂「李淵對李世民勢力做大控制失敗」這一點上想說兩句。李世民之所以勢力能做大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嫡子，他是有著赫赫戰功的親王，如果以他的功績但不是嫡子的話，他的下場很難說。
李淵嫡子不多，手心手背都是肉，對於這個有勇有謀不犯錯打下了大唐半壁江山的二兒子，他的決定是用特設的天策上將來安撫獎勵他，不過他確實低估了李世民的野心跟秦王府成員的野心。但是李淵對李世民的猜忌並沒有停止過，由於李建成李元吉集團在後宮的運作，李世民跟秦王府的人在政治鬥爭時期的日子並不算好過，發展到楊文幹事件時其實已經白熱化，到了太白金星事件時，如果不是秦王府成員有急智想了個太子齊王淫亂後宮的借口拖一拖，李世民跟秦王府集團的下場估計不會太好。
玄武門事件對秦王府集團來說，是以少勝多，不佔優勢的險勝，他們贏在先發制人，行動果決，他們是抱著不成功便是死的信念發動的。李淵對這個事件是完全沒有料到的，因為他沒有想到李世民集團處於下風還會這麼大膽，畢竟當時秦王府的羽翼已被剪除大半，所以我覺得李淵有點冤，他一點不蠢，反而很精明，也並沒有故意放任李世民做大。
似乎一談到李淵就躲不過李世民，近幾年隋吹某後粉某妃粉某妃兒子粉李大粉還有看了幾篇網文就覺得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相自以為比人聰明了一等致力於明則翻案實則黑李世民八百年不動搖的噴子太多了，多得簡直令人糟心，各大網路平台都有，知乎也不能完全避免。但我還是希望，在知乎這個不太反智的地方，大家能心平氣和地討論，多專註正史，盡量客觀地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別做無腦黑。
PS：我只是對貞觀李世民感興趣的小透明，史書讀的也很少，非常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正常討論，但對於我上面提到的那些群體，如果出現在我的評論里，我見一個拉黑一個，不廢話。
如果他早死，歷史評價可能會高很多。這樣就有無數人來yy了。
知乎也會出現這種問題［如果李淵沒有死，唐朝會怎麼樣？］［如果李淵沒有死，李二還能上位嗎？］［如果李淵沒有說，武則天能上位嗎？］［如果李淵沒有死，安史之亂還會發生嗎？］然後下面一大堆yy我大唐吊打周圍國家的回答。
什麼？你問我大唐已經吊打周圍國家了，還要怎麼吊打？文成公主不是和親了嗎？坦羅斯不是輸給別的國家了嗎？就算是吊打，死得人也太多了，如果李淵來，一定更加吊打。
我覺得李淵水平應該在開國皇帝中算不錯的，但是統一天下這個遊戲對他的難度比較低（關隴貴族），而且治天下這個難度又太高，在兩晉南北朝幾乎每個皇帝都會遇到類似玄武門之變這樣的事，看不出他的能力到底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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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李世民不算失敗，兩晉南北朝三百年失敗的開國皇帝多了
因為在世家大族強大的年代，發展皇族勢力是一種痛。如果不發展，就和曹魏一樣，被世家取代。如果發展，說不定就和西晉一樣，爭得一地雞毛，還被外人搶走。
抑制李世民，問題是怎麼抑制？如果抑制李世民，結果兄弟同歸於盡怎麼辦？如果抑制李世民，結果就是為太子消除了對手，還是一樣的結局。
李淵還是比較理性的，其實太子死的時候他應該可以反擊的，但是他牢記那些自相殘殺的王朝命運，選擇了退讓，這才讓大唐繁榮。被他兒子這樣黑那樣黑都掩不住他的光芒
每個開國皇帝都是起點小說豬腳
現在沒時間細寫，先簡單說說。
題主要是對隋末唐初這段歷史多做了解下，就會知道李淵入關中並在關中站穩後，已經取得了不可動搖的優勢，其它勢力根本沒有得天下的機會了。只有第一次淺水原之戰慘敗後，薛舉要是不死的話繼續進兵關中，能造成一定的威脅，但贏面肯定還是李淵勢力大得多。
隋末勢力有機會替代李淵佔據關中並能很快穩固統治的，只有下定決心改變戰略全力進軍關中的李密。讓李密不能進行關中戰略的因素很多，李淵對李密低聲下氣忍辱負重的態度也算一個因素，當然主要因素是李密集團的勢力結構。
穩定的佔據關中繼而輕鬆接管巴蜀後，李淵勢力的優勢已經不可撼動。即使有些失誤也影響不了大局，沒那麼嚴重。
被兒子黑得最厲害的皇帝沒有之一。
朱棣都沒這麼黑朱重八好么_(:з」∠)_說句題外話，李淵幼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三個嫡子爭位，最後釀成慘劇，失去二子後不得不退位。從時勢與英雄的角度講，他創造了輝煌的大唐帝國，我輩並沒有評論他的資格，不過僅從人子、人夫、人父的角度，他是個可憐人。另，《大明宮》里李淵那段意境拍的挺好的～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中華文化中一共存在的80到100億人中，綜合人物實力，把握命運能力，綜合成就排名，李淵絕對是前五十的人物，他的理想繼承人也絕對是前兩百的人物。。。
放在上帝視角，所有開國帝王，和二世皇中這是亘古未有的理想搭配。。。
歷史的悲劇就在於，他的小兒子是歷史前二十甚至前十前五的千古一帝的狠角色，也算坑了大唐盛世了。。。
他佔據關中 就大勢已定
個人能力沒的說 很有手段
奈何生了個牛逼兒子
光芒被遮
其他不好評價，不過生兒子能力一級棒，質精不說，還量大，開國皇帝里像他這麼能生兒子的估計也就朱重八能比比了
學術界對於對唐高祖李淵在歷史上地位的評價並不一致。新舊《唐書》，《資治通鑒》等傳統說法，認為李淵是個碌碌無能之輩。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認為李淵「起兵取關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謀略和戰功，他本人並無創業的才幹。」這樣的觀點遭到眾多學者異議。認為無論起兵晉陽，攻克長安，還是處理與突厥的關係及玄武門之變以後的讓位，李淵都是一位有著重要軍事才能和政治遠見的決策人。
關於以上幾點高贊答案說的已經很不錯了，其中提到李淵關於農業方面的措施，我來稍微補充一下。
一:「務在寬簡」的薄賦輕租思想
《舊唐書.食貨志》載「高祖發跡太原…既平京城，賞賜給用，皆有節制，征斂賦役，務在寬簡，未及逾年，遂成帝業。」《唐會要》武德二年載李淵下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在軍需量巨大的情況下，適李淵選擇了適量收交以得民心的政策。隋初的租調數量是粟三石，絹一匹，綿三兩，隋文帝時期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儘管這是南北朝以來最低的租賦了，唐朝的租還是比隋朝少。
二:推廣均田
李淵在武德七年詳細頒布了田令，《舊唐書.,食貨志》載「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文獻通考》「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詔令不僅使人民得到土地，政府也得到收入來源。對於工商者的土地授受條件卻十分苛刻，寬鄉減半，狹鄉是不給的。由於工商業者的流動性，政府很難對其收到賦稅，所以想用政策的導向限制農民從事手工業和商業。說到底李淵目的是將每個農民都牢牢的固定在一小塊土地上。
三:保護農業勞動力
隋末戰亂導致人口急劇下降。在古代，人口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項重要標準，李淵在上台初期就十分注意增加勞動者數量。
《全唐文》「自武德二年十月以前，罪無輕重，皆赦除之。」由於士兵等流亡為寇很多，因此頒詔下令招復逃亡，以恢復農業經濟。
武德七年，太史令上書李淵請毀佛，理由是大量的農民剃度成了僧尼就影響到勞動力的數量，而且很多人剃度為僧尼就是為了逃避賦稅徭役。李淵十分贊同，武德九年，他下詔「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余悉罷之。」為了增加勞動力，「並令罷遣，各還桑梓」是最好的方式。
總之，李淵還是很有才能的，看人得看全面，可能軍事能力不如他兒子，但其他方面也不差。
1古代三妻四妾，竇皇后又是敗落的貴族和前朝要殺頭的皇族，而同時期李淵是地位很高的，竟然不敢娶小妾，娶了還不敢留名。。妻管嚴啊，獨孤加羅是因為自己家族厲害，這個竇皇后有什麼？2唐朝開國歷史都是兒子比老子強，不管是李世民改史書還是如何，都無法泯滅兒子們個個牛逼。反正兒子們一直在打，好像沒李淵啥事，孩子聽誰的話啊，當然是家裡管事的，這個就。。。3追封為皇后4兒子不僅遺傳了竇皇后優秀基因，也有短命基因，沒武則天給改善估計都是活不過50歲，比如宇文泰，宇文邕，宇文贊，竇皇后，李世民，各種公主。然後從人類學講兒子和媽親。後面篡權估計也是理所當然，反正李淵年輕就是花花公子，沒啥建樹5唐朝建立的時候李淵沒有立竇惠為後，這個比較奇怪，可能是對妻管嚴的不滿，但是結果就是被他兒子立太上皇，然後由他兒子追封太穆皇后。
水平還行吧。
前一個是眾口相傳的千古暴君隋煬帝（並不這麼認為），後者是人盡皆知的千古明君唐太宗。雖然能力可觀，但在歷史洪流中難有一席之地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記得我看過的一個版本說，胸有三乳，曾於龍門破賊，發七十二箭，殺七十二人
中等水平，他起點太高，得位順風順水，在位時間也短。
總體水平坐中上，望上。
個人能力和姨夫楊堅水平相當，政績不如，運勢早期超過，後期不如，結局略勝。在開國皇帝中選擇了easy模式。有優秀的兒子光芒下，對比顯得不那麼矚目。
題主似乎已經自己給出了答案了，還需要問嗎？
只是有一點，控制李世民勢力做大很失敗？那我反問一句:沒有李世民，還有大唐盛世嗎？如果他控制了李世民，或許唐都沒機會一統天下了！看看大唐的開國功臣，基本全是李世民手下的！或是他帶出來的，或是俘虜過來的！李淵有這能力？還是李建成有？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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