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紙幣出現在中國,為何現代貨幣不是在中國誕生?
本科寫過專門的課程論文!怒答!第一次長答案貢獻給題主!
文章廢話很多,重點地方已加粗。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有著同西方封建社會截然不同的特色,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中,政府在各方面都有極為強勢的影響力,中國地理位置與歷史傳統的特殊性決定了單一的強大的集權制政府是可行而且必然存在的。這導致了東西方封建社會之間有著極大的不同,這樣的不同顯示在整個社會系統的各個方面,而最鮮明的則表現在社會經濟領域。
東西方封建社會的社會經濟領域中最大的不同莫過於貨幣與工商業的發展。自古以來,西方的貨幣標準就是以金、銀等貴金屬為基礎的,銀幣主導了國內貿易,而黃金則通常用作國際貿易的貨幣標準。因為黃金本身價值很高且保值能力極佳,西方封建社會又始終處於一個分裂競爭的狀態故而缺乏統一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干預,所以黃金自然而然成為了不受任何國家或領主控制的價值尺度。這樣不被任何人控制卻能被任有人擁有的黃金與宗教一樣,有非常大的象徵意義。雖然一直被宗教所鄙夷,但黃金對人們的現實意義卻遠比虛無的宗教更大:黃金代表了豐富的物質生活、為你效忠的軍人、名望、政治影響力…足夠的黃金可以換取人間存在的的一切。
而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雖然也早有諸如「孔方兄」之類的論,但更讓人耳熟能詳的,則是另外一句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即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僚集團的一員,就可以得到優質的生活,而具體優質到什麼程度就取決於你在官僚集團中站在什麼樣的位置了。
兩者的結果何其相似,但手段卻截然不同。我們可以試著將兩者做個比較,就不難得出「西方封建社會中的黃金=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權力」這樣一個有趣的等式。然而這一等式也生動地指出了東方封建社會的最大特點:權利本位制。
直到今天,這兩種本位制依然分別在東西方社會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黃金依然有著遠超任何主權國家發行的紙幣的的穩定性,而權力——無論如何解讀——在中國依然意味著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崇高的社會地位。
在秦統一六國,首次在全國發行統一的貨幣,即我們所知的圓形方孔錢,從此之後的兩千年間,圓形方孔錢等之類的青銅幣始終是中國封建社會貨幣體系的基礎,直到明朝建立以後,隨著海外貿易的開展,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白銀才成為和青銅地位相當的流通貨幣,但白銀並不能被稱為貴金屬,而在先秦時期,也不曾出現過以貴金屬為基礎的貨幣體系。而以青銅幣為基礎的貨幣體系明顯不適宜於大規模的社會商品流動和貿易,更妄論貨幣本身的集散,故而,他的長期存在正是我國工商業長期不發達的證據。
儘管如此,中國還是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這種似乎與經濟規律背道而馳的現象恰恰表明了政府對於經濟的絕對主導作用和極為強勢的影響力,具體則表現在歷史上中國地方或中央政府對青銅幣的價值和紙幣的價值的任意干涉和規定上。
理查德·馮·格拉恩在《紙幣的起源》中曾論述過這樣一個觀點,本文引用如下:西方貨幣理論強調的是,在市場交換中商品公平價格的決定問題,與此完全不同,中國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強調的是,如何通過相關政策安排,使統治者能夠熨平時而匱乏時而充足的經濟興衰周期,以滿足國家和人民的物質需要。
因而在中國封建社會,在政府擁有對經濟的絕對主導權的大背景下,調節貨幣供給自然成為了統治者或統治集團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故而「法定貨幣」這一西方近代出現的概念實際上早早就在中國得到了實踐。
在經濟學中,法定貨幣是指不代表實質商品或貨物,發行者亦沒有將貨幣兌現為實物義務;只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為合法通貨的貨幣。法定貨幣的價值來自擁有者相信貨幣將來能維持其購買力。貨幣本身並無內在價值。也就是說,當紙幣產生之後,法定貨幣實質上就是法律規定的可以流通的紙幣。
由法定貨幣的定義可以看出,法定貨幣實際上就是以國家信譽為內在價值的本身價值平平甚至沒有價值的貨幣。我國古代的貨幣思想雖在精神上與法定貨幣概念有區別,但在實際應用中卻有著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將中國古代的青銅幣體系視為特殊的「法定貨幣」體系。也正是「法定貨幣」這一概念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特殊環境下的的實際存在,使得紙幣在工商業並不發達的中國有了產生的基礎。
我國最早出現的紙幣是宋朝的交子,地點則是四川成都。
唐滅亡以後,中國進入了歷史上進入封建社會以來最混亂的分裂時期——五代十國時期。從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的54年之間,華北和中原地區遭受了軍閥王朝之間無數的戰禍和少數民族的掠奪,但盛唐的輝煌依然在長江以南和四川得以延續,北方流民的湧入、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南方政局的相對均勢使商業繁榮受到的打擊大為減弱,同時,唐王朝使用的貨幣因其滅亡而無法供應,以致貨幣漸漸短缺,於是各國都不得不開始進行自己的鑄幣活動。由於當時跨地區貿易的活躍,擔心足值硬通貨流失的各國統治者紛紛降低青銅幣的成色,加之中國的許多地方都缺少銅礦,許多國家乾脆就用鐵或者其他價值更低、儲量更大的賤金屬鑄造貨幣,例如後梁開平年間鑄「開平通寶」大錢和「開平元寶」,後唐的「天成元寶」,後晉「天福元寶」,後漢「漢元通寶」,北燕「應聖元寶」等等,這些貨幣鑄造材料基本為鐵或鐵鉛合金,同時銅幣也大多使用較便宜的黃銅因而成色不高,完全依靠其所在國家政府的統治力來維持本身的購買力,所以往往一出本國國門就變得毫無價值,但另一方面也保證了各國國內市場貨幣供給的充足和購買水平的穩定。
蜀王國統治下的四川由於地理上比較封閉和封建農業經濟體系的自給自足特點,從而成為了典型得自給自足型的地區:經濟相對獨立,政局穩定。四川地區不僅在唐朝中前期已經發展為發達的經濟中心地區之一,並且也沒有受到安史之亂的破壞,因而內部經濟運行比較良好。同時,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下,四川的絲綢和茶葉作為需求量很大的出口商品也為蜀王國創造了良好的收益,這些都使四川地區可以享受較充足的貨幣供給。但到公元950年,不斷增加的國防開支和戰爭導致的商貿破壞,迫使蜀國統治者孟昶下令製造鐵錢,以補充銅錢供給的嚴重不足。這樣,蜀王國創造了鐵錢與銅錢並行的雙重貨幣體制。
而當公元965年,王全斌率宋軍攻破劍門關進入成都後,因為宋朝政府也缺乏足夠的青銅幣供給流通,所以他們沒有改變四川已有的銅錢鐵錢並行的體系。到公元979年,完成了全國統一併且經濟實力有所恢復的北宋政府開始在四川實施恢復銅錢的計劃以建立全國範圍內的單一貨幣體制。北宋政府要求一成的稅款必須用銅錢來支付,並在之後的十年中每年增加一成。他們認為,這一措施可以使鐵錢逐漸失去承認度,退出流通領域。但由於四川地區鑄造鐵錢近三十年,相對其經濟運行的規模而言缺少足夠的銅錢,所以這一政策在社會上引發了巨大的恐慌,為了交稅,人們想方設法爭先恐後地獲取銅錢。使得鐵錢對銅錢的兌換比率大幅增加,造成市場混亂,物價震蕩。三年後,北宋政府承認了恢復銅錢計劃的失敗並放棄了在四川地區恢復銅錢的設想,在四川保留了鐵錢的貨幣地位。但鐵錢只能在四川地區範圍內流通。
但四川鐵錢本身有著嚴重的缺陷,因為內在價值低,在銅鐵並行的體系下,鐵錢的購買力受到很大限制,許多人不得不拿著比自己要買的貨物還要重得多的鐵錢去購買所需商品。
鐵錢價值低的另一個後果是鐵錢的價值難以穩定,很容易被操縱貶值。993年,被鐵錢的大幅貶值和貪腐重稅剝削的四川地區爆發了著名的王小波起義,這場歷時2年的農民起義最終被鎮壓,但起義軍一度佔領成都並控制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區,當宋軍重新控制四川地區後,隨機出現了硬通貨的短缺。加上大量的貨幣需求如果使用鐵錢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極為不便的,一些商人便開始使用一些私人票據以代表自己的可兌現硬通貨,並用這些票據來進行交易。這些票據就是交子。
但用票據進行交易並非四川商人的創舉,早在唐朝貞觀年間,,便已經有了「飛錢」。這種服務也是因為銅錢不易跨地區運送而創建。政府在長安建立櫃坊,商人在那裡存入銅錢,取得票據——即「飛錢」——再於商品購買地換成銅錢進行交易。宋朝時將飛錢更名為便錢,於公元970年在東京設立了便錢務,並擴大了存入的範圍,接受人們的黃金、白銀、硬幣或者絲綢存款,然後折算成銅錢開出票據。(這其實也可以看做青銅幣本位制存在的證據。)但這樣的票據更類似於支付憑證或者匯票,不能在實際中充當交易媒介。
但開封與成都之間山長水遠,成都剛剛遭受戰火侵襲,而且宋朝社會制度彈性大,於是私人票據理所應當的開始在私人貿易中充當貨幣的作用,但這並非紙幣的正式出現,我們一直所強調的法定貨幣的官方正式認定在此時還尚未達成。
正是統治階級對私人票據的默許但缺乏足夠的重視為這些私人票據帶來了麻煩。在王小波起義被平定後的一段時間內,這些私人票據在四川的跨區域交易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假冒的私人票據也不斷出現,也有許多商戶破產導致票據無法兌現的情況存在,北宋地方政府在這段時間裡受理許多這樣的糾紛。曾鞏在《隆平集》中有過這樣的描述:「蜀人以鐵錢重,私為文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即久而或不能償,民訟不已。」這一方面反映了北宋當局默許私人票據交易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四川貨幣體系已成一片亂局。
公元1005年,為了穩定這種混亂的局面,益州知府張詠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具體內容包括:
1、恢復四川錢監,發行大鐵錢。錢監是我國古代進行貨幣鑄造發行的機構,類似於今日的造幣廠;而一個大鐵錢的面值等於十個小鐵錢或者兩個小銅錢。
2、將交子票據的發行置於政府的嚴格管控之下。根據《宋史·食貨志》和宋人李攸所著《宋朝事實·財用篇》的記載,當時人們所用的交子為成都十六家實力雄厚的大商家聯合發行,雖然交子上依然有商人的印章或暗記,但其尺寸、制式和顏色均有嚴格要求。張詠也嚴格規定了交子的發行量,使流通中的票據量隨經濟需要而變化。
但張詠改革並未能徹底解決四川貨幣的亂局,大鐵錢幾經貶值、改制和重鑄才在公元1015年左右穩定下來。而基於民間商戶的半官方的交子政策也因為中國封建社會商人的特殊取向而遭到問題:商人們大多不會將貨幣流存起來或投資於新的交易,中國封建社會的商人處在封建統治集團的管控之下,最大的願望是成為其中的一員,因而這些資金被大量用於房產、田地和奢侈品的購買,以至於交子的贖回和兌現缺乏足夠的現金支持。益州交子出現的初期就因為人們對其信心不高而只能以其面額的七成左右進行交易,後來,偽造者出現、擠兌交子情況的時有發生、法律訴訟和商鋪倒閉等情況使得子劇烈貶值,交子只能以其面額的3成左右進行貼現。
公元1023年,益州知州寇楗向朝廷申請要求取消交子,而北宋政府在經過商討以後決定在成都設立「交子務」,並授予交子務獨家發行交子紙幣的權力。這標誌著交子作為法定貨幣的正式出現。
新的交子紙幣在制式上與益州交子相仿,有了固定的面值,並且分期發行並規定了每一期的流通期限,到期的交子就必須被收回。
至此,交子作為真正意義上的紙幣,開始在宋王朝的經濟體系中發揮它獨有的作用。此後在宋王朝的歷次對外戰爭和內部經濟改革中,交子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現在,我們再次回到文章開始處提出的問題即為什麼紙幣會在中國出現時,我們就不難得出答案了。
其一,中國封建社會的「權本位」決定了政府對經濟的絕對主導,在這樣的條件下,政府可以運用各種方法來實現對經濟體系的管控,這些措施雖然受到經濟規律的制約,但如果不考慮其結果,他們在現實中是否投入使用可以完全聽憑統治者的安排。
其二,中國工商業尤其是四川工商業的發展。雖然中國封建社會的工商業發展程度低,受到很多限制,但中國工商業依然在不斷前進。四川由於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受到的兵禍大大少於中國的其他地區,公元8世紀以後,四川絲綢業和茶業的興起更是推助了四川工商業的發展對貨幣流通交易有了新要求,在這樣的情況下,私人票據才有可能作為交易中介出現在貿易之中。
其三,造紙業的發展。作為紙幣出現的客觀條件,發達的造紙業可以保證紙幣被仿造的幾率降低,四川在北宋時是全國的印刷和造紙業中心之一,四川桑皮紙是當時質量最優的紙張品種。
交子的出現,代表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彈性制度的又一次進步,宋朝統治者認識到了金屬貨幣的產量已遠遠無法滿足迅速恢復和發展的經濟和商業的需要,因而紙幣對於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接管私人交子時,宋朝政府實質上實際上接管了貨幣供給。
雖然中國紙幣的實驗最終失敗了,紙幣沒有完成取代實物貨幣的歷史任務,但我們依然要強調這些歷史實驗的重要意義,尤其是交子出現以後,政府和民間都迅速發展出了眾多的在現代社會所使用的經濟手段,對民間工商業的發展和政府對經濟資源的調用都有著非常突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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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中首先釐清幾個概念:
1、現代貨幣:現代貨幣的基礎是信用本位制,從一戰後開始形成,前身為近代貨幣,基礎為金銀本位制,以金本位為主。
2、信用本位制的特點:
(1)流通的是信用貨幣,它是由國家授權中央銀行壟斷髮行,並由國家法律賦予其無限法償能力。
(2)信用貨幣不與任何金屬保持等價關係,不與任何金屬相兌換。
(3)貨幣是由現鈔與銀行存款構成,並主要通過銀行信貸渠道投放。
(4)貨幣發行不受黃金數量限制,而是根據本國經濟發展需要而定,其流通基礎是人們對政府維持幣值相對穩定的信心。
(5)國家授權中央銀行或貨幣管理當局,通過貨幣政策對貨幣供應實施管理,從而可以使貨幣流通量與經濟發展所需貨幣量相適應。
怎麼樣,是不是看起來和交子的特性很像啊?但是,這只是歷史的巧合!
之前的論述中,我們知道,宋朝紙錢發行流通的根本原因,在於戰爭的破壞導致的鑄幣不足。
因而紙錢本身與青銅幣、鐵錢一樣,都是統治集團用來穩定政局、控制民間商品經濟發展的手段。紙錢的出現,只是中國古代賤金屬貨幣體制的一次擴展,而非因為經濟發展,大宗商品頻繁流通導致使用金屬貨幣過於不便的需求下產生的貿易媒介。
而西方近代貨幣體系的形成則完全不同:
歐洲近代紙幣來源於銀行券。而英國的金店券則是近代歐洲紙幣的前驅。在16 一17 世紀, 英國的倫敦塔是政府所在地, 城堡堅固,警衛森嚴, 商人們都把金銀財產存放在這裡, 由政府代管。但1 6 4 6 年, 英國查理一世因財政拮据, 竟將該處存放的13 萬英鎊金銀沒收, 作為軍費, 因而失信於民。而當時民間的金店卻信用卓著, 他們也有堅固的樓房、地窖存放金銀, 因而商人們紛紛將錢財存放金店。由於收存數量日多, 金店開始利用存款經營對外放款生息, 金店成為近代銀行的前身。金店發給存放金銀貨幣人的收據, 被人稱為金店券, 可以代替貨幣在市面流通, 用於各種支付。因而人們認為這種單據開闢了近代銀行券的先河。然而, 英國的金店好景也不長, 店主為了貪圖利息, 給予政府的貸款越來越多。1 6 7 0 年, 英荷戰爭之際, 英國財政出現危機, 政府停止一切支付, 金店不能收回貸款, 紛紛倒閉。1 6 9 4 年, 英國商人以公司組織形式, 成立了英格蘭銀行。它以1 2 0 萬英鎊的巨額貸款給政府, 獲得特許發行1 20 萬英鎊的銀行券。從此近代紙幣—銀行券出現於西方。
按照商品經濟的發展需求來說, 紙幣的產生應當是以比較發達的商品生產、商品流通為前提, 只有商品貨幣關係發展到這樣的程度, 即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已經相當突出, 紙幣才能投入流通過程。西方紙幣產生時的社會經濟條件正是如此。
西方紙幣的出現與交子的截然不同處在於
(1)儘管西方紙幣發行比中國的宋代晚了六七百年, 但這時紙幣發行已有了堅實的基礎。14 一15 世紀, 歐洲各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已開始逐步瓦解, 城市興起, 商業已迅速發展起來, 到了17 世紀末, 歐洲一些國家已進入了工場手工業階段, 商品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了封建社會。在這種條件下, 統一的國內市場已大體形成, 世界市場和國際貿易在經濟生活中已經舉足輕重了。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紙幣, 在經濟上有著其內在的, 堅實的基礎, 也大大減少了它的不穩定性和區域性。
(2)歐洲紙幣產生時, 各國的信用事業和信用機構已發展到了相當的水平。在發行紙幣之前, 歐洲一些城市國家或王公, 為了獲得貨款, 往往支持一些經營匯票業務的銀行, 這些銀行或者是作為一種公共企業而出現, 或者是由私人經營的形式而出現, 它們都被賦與了某種壟斷權, 它們發行的匯票同樣包含著產生紙幣的可能性在內。更重要的是, 歐洲的這些信用機構背後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遠比宋時富商的「 交子鋪」 牢固得多。無論是當時的重商主義時代的封建統治者還是後來的資產階級政府, 它們主要是通過扶植或支持工商業及信用業發展來獲得其財政收入的。這種條件下的信用機構, 自然比較有利於促進工商業的發展, 它也較容易轉變為資本主義近代銀行。它不會象「 交子務」 那樣一旦由封建政權控制, 就馬上轉變為單純的財政掠奪工具而基本喪失了它原來促進流通的作用。
(3)值得注意的是, 歐洲紙幣產生時, 歐洲已擁了充足的貴金屬作為其準備金。從14 世紀末起, 歐洲殖民主義者從美洲、澳洲、非洲及亞洲通過血腥的手段掠奪了大量的貴金屬。大量的貴金屬湧入歐洲, 還為歐洲近代紙幣的產生準備了充足的準備金。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歐洲一些擁有較多貴金屬並為商人提供保管金銀業務的「 金銀匠」 發行了可以流通的紙幣。儘管他們也通過發行過多的紙幣來從中牟利, 但這種紙幣畢竟有較充足的貴金屬作準備金, 信用也較穩定而不易於遭到嚴重的破壞; 它也比較容易轉化為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紙幣。
西方紙幣的產生根源於商品生產和商品貨幣關係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因而其發展狀態是健康的, 紙幣在貨幣流通中的作用也能夠充分地發揮出來。反觀中國封建社會紙幣的早產, 並非當時中國社會的商品生產和商品貨幣關係已發展到非在全國範圍內發行紙幣不可的程度, 而更多地是由中國封建社會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的特點所產生的社會經濟現象, 這就註定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政體要通過發行紙幣作為榨取財富的工具。而紙幣履行了過多的政治職能, 又決定了它必然濫發濫用, 隨時有可能夭折的前途。
最後,一點私貨。
中國社會自秦朝之後便進入了一個官僚化時代,因為這個發展模式的包容性涵蓋了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因而最終使得中國社會雖然依然維持在在農業和暴力集團的基礎上,卻發展出了非常有現代化特徵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運行模式(這一整套東西我們現在都還在用),這個社會的彈性之強,統治集團力量之廣,使得工商業與僱傭關係在中國發展了幾千年後依然不夠強大,也完全無法與農業社會的基礎分庭抗禮:工商業依然要仰賴政府的購買力,他們的目標最終是成為土地擁有者。所以,即使商業模式有所創新、即使白銀大量流入刺激了工商業的大量發展,我們依然無法在沒有外力推動的條件下發展出今日所謂世界強國之模式。
這就是歷史在無數自然環境、歷史偶然之中為我們民族的發展提供的必然。歷史是選擇,前人們根據他們所能認知的做出最符合利益的選擇,我們亦然。
強者們之所以成為強者,是因為他們直面已成過往的必然,而全力為下一次選擇提供更好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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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幾位知友的問題專門做個更新。
首先是 @郭嘉(吐個槽,您這個名字真的是充滿了穿越的feel...)的問題:
1、「我國工商業長期不發達的論據,我不認可;至少在宋這個時期,我國的商業行為,應該是領先的。比如完全的貨幣地租,這個在歐洲實現的很晚。」
領先是沒錯的,但是依然不發達,這是個客觀性的問題,領先和發達不能劃等號。
2、在唐朝,我國初步完成了農業產業的貨幣化;典型的就是租庸調製度,取締了漢以來的谷、帛、勞役的實物地租、賦稅制度;將其全部貨幣化;這恰恰說明當時的商業已經很發達了,政府可以用錢買到所有的東西(實物貨幣時代,因為商業不發達,錢購買不到足夠的實物或勞役,故而必須要求居民提供實物地租和勞役,歐洲的封建制度就是建立在實物、勞務地租之上)。這種初步的商品經濟,比歐洲早至少800年。
首先要指出租庸調製度是在均田制破產,土地兼并嚴重,農民流動性增加的前提下提出的,這並非因為商業發達,而是因為納稅基礎動蕩,無法穩定的提供實物地租,統治集團為了維持稅收,不得不採取周期性短的稅制。中國的自然經濟需要一定的商品交換作為補充,因而,中國的大規模甚至有一定區域化的農業經濟與商品交換也存在著一定的聯繫,在農民易於出賣農產品,地租易於大量商品化的條件下,商品生產水平儘管很低,商品貨幣關係卻有可能比較發達。在土地兼并,農民破產而大批地「捨本逐末」的時候,商品經濟還會病態地呈現繁榮這些特殊因素使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的發展大大提前了。清人在回顧宋代交子時,還以為「居者以藏鍛為保, 行者以挾券為便』,即貯藏需要貴金屬,流通需要紙幣。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紙幣的產生與貨幣流通手段職能的突出有密切的關係,而非商品經濟本身的騰飛。
其次,西歐封建制度的實物收取並不能充分反映其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我之所以強調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僚化和現代特徵,就是因為這一制度的彈性遠超西歐的封建社會,西歐封建社會始終沒能將商品經濟完全地納入自己的統治體系,並最終被商品經濟所締造的政治力量所反噬。而以西歐封建社會實物地租來論證商品經濟,是明顯的對西歐封建社會的不了解。
一、西歐封建社會:如何稅收與集市的產生
在西歐封建社會中,每個人自從出生便被固定了身份,貴族就是貴族,農民就是農民(當然,還有農奴)。農民(特別是農奴)沒有人身自由,不可以擅自離開土地或莊園,一但逃走被捉住,往往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這樣看起來西歐的封建社會似乎非常穩定,但其實這樣的制度是脆弱的,因為這種僵化的制度缺乏一個有效的縱向流通,這無疑使底層的勞動者感到絕望:他們無法通過任何方式改變自身極度劣勢的社會地位。看不到希望,便只能用宗教麻醉自己。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出現封建經濟系統外的出路與選擇,他們便會竭力擺脫當前的處境,而試圖逃亡的「人」正是封建土地系統的納稅基礎,一旦這樣的基礎大量流失,封建經濟就會自然解體。
在早期的西歐封建社會中,每一片封建領地幾乎都是自給自足的獨立整體,但是與我國大規模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同,西歐的封建主們由於其需求,必須進行一定的商品交換。
首先,由於地理位置等等因素,並不是每一塊封建領地都有足夠的礦產、林木和鹽井,絕大多數封建領地也難以製造供封建主們消費的奢侈服裝、首飾和精良的武器。尤其是礦產和鹽,更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我們之前提到過,封建主本身是武力集團的首領,如果缺少礦產自然也就無法冶煉金屬,無法鍛造武器盔甲,也就無法維持其領地的保護。而鹽井更是幾乎全部為各地的寺院佔有[5],經過加工後由寺院出售。因此,封建主必須將自己領地產出的一些產品賣出以換回貨幣購買自己所缺少的產品。
另一方面,由於與封建主形成依附關係的生產者上繳的稅收絕大部分是實物形態,而如前文所述,封建主在是實物地租之外同樣迫切地需要貨幣,即使一名封建主的領地上有足夠的鹽鐵,但他依然需要貨幣來維修城堡、購買高檔的生活消費品,在戰爭中組織軍隊、贖回俘虜、租用戰船等等。所以封建主對於那些有一定手工業技能與經商才能的,與他有人身依附關係的生產者,往往允許他們經商賣貨,甚至資助他們組織商隊,前提是要求他們按時繳納貨幣稅收或者在商隊的收益中抽成。
最後,農業生產者本身也不得不少量的參與商品貿易以換取食鹽和自己無法生產的農具。
這些需求為非農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前提和空間,手工業者和商人們出現在人們聚集的寺院、堡壘或者交通要道周圍,漸漸形成了集市。隨著集市之間的競爭,一些興盛的集市周圍慢慢出現了常住人口,他們或經營食物飲品、提供住宿,或零售一些手工產品,隨著集市貿易的不斷增加,常住人口的數量也不斷增加,漸漸地,集市開始成為各個地區的生活中心。
我之所以如此強調集市,是因為集市在其形成中提供了兩條非常重要的原則。
第一條原則是最優配置原則。當有手工生產技能和商業才能的生產者離開了土地之後,他們就相對的獲得了活動的自由,手工業者可以根據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和所處的環境進行選生產,商人也可以根據價格對自己販賣產品的地點和投資的產品進行配置。而更深一層的說,他們也為自己在社會中尋找到了更有價值的位置,創造了更多的價值。這一原則也是之後城市建立乃至資本主義發展至今的一條不變的原則。
第二條原則則是平等原則。當封建主來到集市上時,他所進行的買賣活動,實際上是對對方私有權利的認可,即使與他貿易的人只是一名農奴,他們的身份地位判若雲泥,可他必須以等價的貨幣去換取對方出售的商品。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有過相應的論述:「他們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的關係,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係的意志關係。這種法的關係或者意志關係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係本身決定的。在這裡人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的代表及商品所有者存在。」這種平等似乎是潛意識的,但依然是革命性的。至今,我們在市場經濟中也不斷的強調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不斷破除限制市場自由的障礙的行為,都是在這種潛意識的要求下進行的。
實際上這兩條原則都是有悖於封建主的基本利益的。在封建時代,之所以教育難以普及或者說真正能啟發人民智慧的教育難以普及,就是因為封建社會需要的是一個體力上的人,他的勞動並不需要足夠的技術,也不需要他本人的意見,他要做的就是遵從封建主的意志。而平等原則更是對等級制的挑戰。但一方面由於封建主需要更多的貨幣稅收,他們需要讓手工業者發揮才能創造更多的價值,需要讓商人們使集市更加興旺,於是也就相應的容忍了;另一方面,則在於表現這些革命性原則的地方實在太過細微,甚至手工業者和商人們本身也毫無意識,於是也被封建主們忽略了。
上述這一切,都是由於一個基本原因:缺乏統一暴力集團統治,封建主眾多,相互競爭激烈。
二、西歐封建社會:城市的出現
克魯泡特金在他的《互助論》中是這樣描述城市的建立的:「中世紀的城市並不是遵照一個外部立法者的意志,按照某種預先定好的計劃組織起來的。每一個城市都是真正自然地成長起來的——永遠是各種勢力之間鬥爭的不斷變化的結果,這些勢力按照他們相對的力量、鬥爭的勝算和他們在周圍環境中所取得的援助而一再地自行調整。」「沒有兩個城市在內部組織和命運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但他們的主要組織方式和促進精神,卻都是出自一個極其相同的淵源的。...主導思想的一致和來源的相同,彌補了氣候、地理位置、財富、語言和宗教上的差異。」這裡講的主導思想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兩個原則。隨著商業的發展,商人們在集市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城市,許多舊城市在經歷了毀滅和荒蕪以後也慢慢恢復了生機。城市的建立無疑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和社會的流動,城市的自治也蓬勃發展。作為封建經濟體系外力量的商業開始在政治上和實體上有了據點。由商人建立的城市以貿易的最優配置為原則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城市發展的城市法則,當封建主們試圖將城市作為自己的領地時,卻發現僵化的封建統治方法完全無法適應城市的現狀,即使在他們的力量遠在城市之上的時候。而當城市的力量不斷壯大與發展,慢慢達到了與封建主的平衡之時,城市的自治便已不可避免,這一歷史過程雖然時間長短不一,但城市對抗封建主的趨勢是明顯而清晰的。
故而中世紀早期之後,尤其是城市出現之後,西歐社會的商品經濟就必須加入城市不可忽視的力量了。
而中國在經歷了唐代的外貿繁榮後,為何依然沒有建立起更加發達的商業體系,原因就在於我所提到的,與西歐商業不同,中國商業處於整個官僚統治的體系之中,他們最大的目標,是變成統治集團的一員,因而這些黃金被大量用於購置地產、賄賂官員,而非尋求獨立的商業原則。
除此之外,您的補充都有一定道理,跟多我也在非粗體內容中有提到,謝謝。
至於@孔翔鷹 提到的準備金問題,是這樣的:
西方近代貨幣的開端是英格蘭銀行的銀行券,因而我們就必須談到近代銀行的準備金制度沿革。近代銀行的重要業務,是從事銀行信貸。票據貼現是對外信貸的重要方式。銀行鈔票或稱銀行券的發行,最初是適應這種票據貼現的需要出現的。它是以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為基礎而產生的。銀行券最初是用於兌換商人的商業票據。它可以代替金銀貨幣在市面上流通,它以銀行信用為基礎,沒有固定的支付日期,可以隨時向銀行兌取價值相等的金屬貨幣或金屬鑄塊。一般說來,政府規定銀行發行的銀行券有一定數量限制,銀行金庫中心須儲存有一定的金銀貨幣或生金銀的「現金準備」,因為有了這些作為擔保,它的信用基礎才較為穩固。最初,西方銀行發行鈔票實行的是十足的現金準備制,即必須有百分之百的現金準備。這種辦法雖然可以保證紙幣不致濫發,紙幣信用可靠,但耗費金銀過多,不能適應貨幣供需的彈性,束縛了銀行家的手腳。因此,19世紀中葉,各國又採取了最低現金比例準備制,如1857年德國國家銀行規定的現金準備為紙幣發行額的1/3,美國1914年規定聯邦儲備銀行發行紙幣必須40%的黃金準備,其餘為保證準備。從商業票據進而到銀行鈔票的廣泛使用,擴大了商品流通, 增加了貨幣供應量,但卻節省了金屬貨幣。
大概這樣。有問題可以繼續討論。
1.缺銀少金
2.明清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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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發的錢票(或者其他什麼名稱),具備這麼兩個條件,金屬幣本位+不可兌換。如果流通開就是所謂信用貨幣,即1970年前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貨幣。那麼現在的問題可以變更為,中國傳統紙幣的雛形為何沒有流通開?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以為是個信用的問題。
中國自唐以後,就面臨著缺銀少金的局面,這和唐的商業大發展有關係;唐這個當時世界貿易的核心之一,對我國的貨幣供給提出了新的需求。在唐朝,我國初步完成了農業產業的貨幣化;典型的就是租庸調製度,取締了漢以來的谷、帛、勞役的實物地租、賦稅制度;將其全部貨幣化;這恰恰說明當時的商業已經很發達了,政府可以用錢買到所有的東西(實物貨幣時代,因為商業不發達,錢購買不到足夠的實物或勞役,故而必須要求居民提供實物地租和勞役,歐洲的封建制度就是建立在實物、勞務地租之上)。這種初步的商品經濟,比歐洲早至少800年。
唐朝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全世界的貴金屬都湧入中國,當時跨國貿易的主要貨幣是黃金;而國內通用的是銅錢。簡而言之,這是個大面額的黃金+小面額的銅錢的貨幣體系。如果這一體系持續發展,信用紙幣應當在200年以內見到。
宋朝繼承了唐朝的商業體系,但由於絲綢之路被夏、遼瓜分,失去了黃金來源。在整個宋朝,都缺少大面額的黃金來源。當銅錢、鐵錢在交易中遇到攜帶不便的時候,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大面額鐵錢、銅錢。這種錢,是純粹建立在國家信用之上的,是標準的無本位幣制;我們現在用的就是。此時的大面額錢,就可看做現代貨幣。由於缺乏信任,這種大面額的錢,在市場並不受歡迎,除了向政府納稅,在流通領域這種錢從來沒有足值消費過;各類錢的實際兌換比出現了(匯率)。
大額鐵錢/銅錢,早期可能因為某政府解決財政赤字而濫發;可不就他們就會發現,這種濫發不可能解決赤字問題。由於民間貨幣市場的存在(匯率),政府手中的大錢很快就不能買到以前同幣值等量的物資;而收到的稅負也會很快的根據匯率,被兌換成大錢,實際收到的稅負(相對原來的小錢)減少。這中間收受損的是國家的基礎-農民,得利的是中間商-通常是商業階級。
故而大錢的改革顯而易見的失敗了;可商業的發展讓國家始終處於對大幣值貨幣的渴求之中,紙幣顯然提供了另外一種解決方案:即銅幣本位(或後期的銀本位)紙幣;這是我國最接近成功的貨幣改革方案。
理論上,這種紙幣是承兌的,即國家用足值的銅錢來作為儲備金,並以此提供信用。這種承兌紙幣(或者交子、錢引、會子或其他什麼名字),毫無疑問是有吸引力的,故而逐漸的進入流通市場。
這種體系的失敗,在於貨幣發行方突然發現,由於銅錢的天然劣勢-攜帶不便;真正前來兌換實物貨幣的行為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超大額貨幣更是如此。由此,這種承兌貨幣,在貨幣發行方這裡,變成了實際上的不承兌貨幣;貨幣的信用從金屬幣儲備,變成了發行者的節操。兩宋頻繁變動的政局、戰亂,讓這種節操全無穩定性;關於銅錢的承兌紙幣崩潰了。
話說戰亂從來都是信用貨幣體系崩潰的重要原因,近年來的蘇聯解體就是一例。而金屬幣,無論是貴金屬幣還是賤金屬幣,在戰亂中都是有一定的保值功能的。這種保值功能,決定了金屬幣信用的下限。而和這種金屬幣掛鉤的紙幣,也就具有了下限價值,隨即產生了信用。這種信用的產生過程,貴金屬幣天然就比賤金屬有優勢。即使到了民國時期,屯美金(第三方貨幣)和黃金仍是戰時保值的重要渠道。
我國的核心地區都不產貴金屬,或者早已開採完畢(河南的銀、山東的金);很多貴金屬礦產多為半生礦品味較低,古代不具備開採能力。主要的貴金屬產區,在內蒙古、東北、雲南、廣西等地方。宋朝時,這幾個地方都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而大理靠著白銀的產出,收鑄幣稅就能在當時活得很好。故而,宋時期沒有能力實現貴金屬本位幣;我國當時也沒有美洲的黃金來救急。宋朝的銅本位紙幣天然就是缺乏信用的;這種貨幣系統的崩潰也就是順理成章的。
缺乏貴金屬導致的紙幣缺乏足夠的信用幣值是一個方面, @杜偉光 說的缺乏獨立、穩定的貨幣政策是另一個方面。中國官僚政府內部,並沒有獨立的貨幣部門;這讓黨派、學派、皇權乃至個人權利有可能凌駕於貨幣體系之上;而中國歷史表明,這種對最高統治權的爭奪,往往十年或者數年就會出現一次波動。那麼建立在這種不穩定政權之上的貨幣發行方,如果沒有足夠的承兌擔保,其信用就非常可疑。這是明清,即使有了一定的白銀輸入,並建立了白銀本位紙幣,卻還失敗的緣故。清朝,由於政府財政壓力過大,白銀紙幣不承兌,這一奇葩的行為,徹底葬送了紙幣的信用。
最後,明清時期的鎖國,讓我國錯過了在黃金/白銀白菜價時代,積累國家貴金屬信用的黃金期。即使這樣,我們依然積累了大量的白銀,這體現了我國在當時世界商業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作為產品輸出國,如果我們沒有錯過那個時代,想必早已攢夠了足夠的金屬本幣。且加入世界商業體系中,也使得第三方幣種的保值功能得到強化,民眾有了更多選擇之後,政府濫用貨幣政策的幾率和獲得的受益會小得多。如果王的刀能輕易砍下商人的頭,王大概不會去思考為蜂擁兌現的商人們準備點準備金的事。如果一個帝國有著過分早熟的政治體系做了長子。那麼帝國母親大概是孕育不出來契約與紙幣的胎兒的。這是第一點。
其次,自宋以後,中國的經濟從來都不是封閉的。中國一直在通過對外貿易,保證國內銀,銅,主要大宗物品(棉/糧)比價的均衡。所以銀錢並軌制在中國暢行了近千年。這個體系的自洽程度令人驚嘆。有這樣好的貨幣體系,頑固如朱元璋也逐步放棄形如廢紙的鈔票了。
但是再好的體系也有鬧心的時候。明朝之亡,銀銅有功焉。有人說明末通貨緊縮那麼厲害政府怎麼不管管?明熹宗不是不想管,兩餘百年的銀銅本位他怎有這個想像力與魄力去動搖。他實在是不知道怎麼管。有明一季,政府對金融的控制力細若遊絲,不絕如縷。
清承明制。到19世紀,也就是1800年以後,這個自洽的體系危機越來越嚴重。後面的事情,什麼白蓮捻軍太平天國之類的,大家也都知道了,不必贅述。因為沒信用。
紙幣這玩意兒本身的價值低得很,完全靠信用來擔保的。而偏偏中國古代的歷代王朝都是最沒有信用的政府,因此有交子卻無紙幣。
中國歷代王朝最喜歡用的一招就是讓貨幣貶值來搜刮民脂民膏,兩晉南北朝時期曾經出過泥巴造的錢幣,簡直是絕了!
因為現代貨幣是伴隨西方經濟體制出現的?
簡單一句講,宋朝的交子沒有繼續發展成為現代貨幣有很多細節原因,但更多是因為其超時代性。金融可以顛覆歷史/王巍 裡面有詳細答案。
信譽體系下才會產生紙幣吧,實物交易某種意義上不需要貨幣哦,需要的只是等價交換物
紙幣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要讓他擁有價值 必須要信譽和穩定性 不管是宋還是明 出了之後財政危機就發紙幣 而且是狂發 這誰還敢持有
只能說制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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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是手機簡要回答,電腦說詳細一點。
感謝 @伍鵬翾提供的資料。
宋朝之前是銅錢或者鐵錢。攜帶方便,製造工藝簡單,原材料充足。價值和貨幣相等,所以深受廣大群眾信任,甚至都流通到國外那些沒有鑄造的錢幣的地方流動,而且中國實力杠杠的,人民群眾用的放心。導致國外也有很多地方也是用宋代錢幣,導致走私十分嚴重。
按照現在的理論 貨幣流出是好事啊,請注意 當時的貨幣是銅幣,這玩意價值跟貨幣相等,甚至你把它融化成銅還貴。(不包括大額的銅幣,那玩意有人敢收嗎)
好吧 扯遠了,我們來談談交子,
交子是啥玩意,就是支票啊,
這玩意一開始還是民間弄得。錢太多不好帶,托給一些有信譽的店鋪或者人,簽個協議什麼的,幫忙存著,你給我點錢,到之後可以到同一店鋪或者人來取。
由於市場的需求,交易量的增加,這種民間活動越來越廣泛,聯合起來的店鋪越來越多。
人一多啊,一雜啊,渾水摸魚就出來了,而且有些商人破產了,這兌不上了,這損失信譽,一些商人就找政府,政府一看也是,出來規範規範。
官方交子就出來了。
這玩意首先穩定,反正可以兌換成銅幣,這就有底子,其次有官方擔當,這就是雙重信譽。
一開始還挺不錯的。官方的的確信譽,店鋪也很守信。
如此便捷的方式,肯定受到大家廣泛的歡迎和使用。(就像現在用信用卡一樣)
大家忽略了一個細節,你說官方發行銅幣給你吧,好歹有實物,價值相等的玩意,也不怕啥。
用交子吧,靠的是啥,官方和店鋪的信譽。
好吧 政府打仗虧空,或者軍費不夠,財政不夠,怎麼辦,咦,我有信譽,就開始印交子補貼財政,這搞毛啊,這額外的交子沒有底子(銅幣),就印刷成本。
後來兌換就成問題了,政府呢,反正隔一段時間要換一個樣子,新的交子跟交子跟老的兌換比例是多少多少。比如說五個老的才換一個新的。(這跌的太快了吧)
這誰還敢用啊。。持有的人有苦說不出,趕緊兌出來,以後我還是用銅幣吧,還是銅幣保值。。
說到底還是政府的心態問題,信譽算毛啊,這中國都是皇子老子的,我財政出問題你們幫下忙不行啊。說明金融不獨立的話,很容易被當做斂財工具。
接下來不管是金國,還是南宋,元朝都是一樣的套路。先可以兌,先獲取信任,戰亂或者大災,就開始亂髮紙幣,這金融體系在政府手上就完蛋了。(大部分都是這麼悲劇的,紙幣一直不靠譜)
明朝朱元璋同學更不靠譜,強制塞給你紙幣,還不讓兌換,這搞毛啊,誰敢要啊,印多了就沒人敢要了。
中國為啥發展不起來紙幣,金融不獨立,在政府手上,肯定發展不起來,這是一定的(這全中國都是皇帝的= -信譽算毛啊)。
晚上扯英國。。(扯成功案例不算偏題吧)
我們發明了冥幣,控制了另一個世界的貨幣市場。
雞可以生蛋,但沒必要小狗也生啊
我國北宋時期,發行流通於四川的交子貌似是世界最早的紙幣吧!(題主說的是最早紙幣,反駁我的不要拿什麼貝幣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泥板幣說事)
足球最早在中國叫蹴鞠。為什麼國沒有發揚光大?跟這是一個道理。
紙幣本身是不具備價值的,人們承認它有價值靠的是發行貨幣機構的信譽,中國古代的紙幣發行大都是政府,然而政府當時的信用很差,發行貨幣就是為了剝削人民財產,再加上帝王的更替,紙幣頻繁被廢,所以民間就不用紙幣啦,改用貴重金屬流通。近現代,中國又是弱國,當然也沒有強大的經濟支撐去推動中國紙幣啦。
首先是防偽問題無法解決,當時可以無法很好的解決防偽的問題,導致假幣很容易生產,混亂市場;再者,我覺得是很容易產生通貨膨脹問題,在民國之前,中央集權是進一步加強的,皇帝的權威不容挑戰,有紙幣這個東西存在,皇帝想發多少發多少,沒有人敢反對的,自然就很容易造成通貨膨脹,這樣民間就逐漸放棄了紙幣的使用。我覺得這兩個原因造成了紙幣只能在區域流通,很難在全國使用~~~也就很難產生現代紙幣了~~~~
沒有資本主義
漢武帝就統一鑄幣權了,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貨幣不如穀物保值
那是因為到了近代中國,本來到了該出現紙幣的時候,結果閉關鎖國,國力衰退了。後來就是近百年的抗爭。
上下五千年 當中國的祖先已經發明工具男耕女織的時候 外國的豬猴們還在思考香蕉是否要扒皮吃 請問為什麼如今中國還沒有統治世界?!
我特么第一眼居然看成了最早的紙巾誕生在中國……
瞬間興奮了,古人發明紙巾是為了擦屁股還是擼……
再一看,原來是紙幣啊……
不過研究下紙巾的誕生是不是也是個好問題……
只有一個答案: 科學技術跟不上。直到今天,軟妹幣依然是世界上防偽含量低的貨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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