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到底對宋朝有多深的影響，甚至將北宋滅亡歸於變法。?
最近在看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書中不乏各種絢麗的詞藻去突出蘇東坡，林也毫無隱晦地說他偏愛的就是蘇東坡。
但僅僅第一章，就數次提到了王安石，林認為王安石新法給社會留下了「惡果遺患」，甚至將金人佔領中國北方的責任推給「王安石變法使社會衰亂，朝綱敗壞」；說王安石是小人，說王安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字裡行間都透出林對王安石的厭惡。起初我認為但凡為人做傳，不做到完全的公正，也應該盡量不要在文中太過表現出個人的好惡。
暫且不說林表現出這種極端的個人好惡的好壞，既然它能被稱為「二十世紀四大傳記之一」，必有其不一樣的地方。
王安石這個在我們學生時代被描述成一個因變法失敗而失意的詩人，跟教科書上其它失意詩人沒有什麼兩樣，我們讀他的作品，老師講他的生平，我們也不禁扼腕嘆息，為他感到不值。而又為何林對他表現出了如此明顯的厭惡與痛恨，王安石新法到底對北宋甚至歷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以至於講靖康之恥都歸結於他。
以往如果談這種問題，咱家一定會羅列史料，分析前後因果的。
但咱家今天只想問題主一個問題：
認為王安石變法導致北宋滅亡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認為變法改變了北宋的政治遊戲規則，使得「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共和」原則被完全破壞掉了。因此導致靖康之變中，北宋中央政府毫無章法，錯招頻出，最終滅亡。
這個說法有一點道理，但是我們如果我們反向逆推回去，仔細想想就不難發現這個說法的不足之處了。
這種假設的另外一個前提就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共和」原則如能保持到同時期，北宋朝廷的亂象就不會出現。
以北宋末期那種「士大夫無恥」的現象來看，咱家個人估計，只怕無下限的招數會更多。
在評論中，許存道同志說，「王相公無論主觀客觀確實推動了君權的擴張」。
這是事實，而且這是根本不能迴避的。
但是，這裡要做一個最簡單的辨析：
君權的本質，是決策權。
所謂的「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共和」體制里，決策權雖然掌握在皇帝手裡，但皇帝本人承認並承諾，士大夫群體有參政議政的權利，並且掌握一部分決策權的流轉機器。
但是，這種承諾的背後，依然有著皇帝對暴力集團的壟斷屬性。
也就是說，只要封建統治者掌握著暴力集團，那麼可以許諾，也可以違背諾言，是否遵守「祖宗之法」的遊戲規則，全在於封建統治者個人的傾向而已，而沒有外來力量的制約。
換句話說，就算沒有王安石變法促使君權集中，只要之後的統治者想這麼干，就沒有誰能攔得住他。
畢竟，我們都知道這句話：
任何統治的基礎，都是對暴力的壟斷。
（好吧好吧，咱家承認，這句話是咱家編的！）又是一個因動了讀書人蛋糕被往死里黑的例子。
合著只有士人階級是人，廣大人民都不是人？為什麼政策執行不好，不就是這幫士大夫為了自己私利無下限盤剝人民利益。
史書哪是統治階級寫的，明明都是後來的讀書人寫的。
北宋吏治敗壞到那種地步，不變法估計早就亡了，當然宋衰落的根子是從建國始的，那種職，官，差遣的配置不完就怪了，王安石可以說為北宋續命。
宋之衰亡生動展現了一個國家外無強兵，內無錢財，冗官冗政的下場。
但是蘇軾並不黑，他當初反王安石是真心覺得變法有害，後來反司馬光也是看到變法之利，總歸是個真誠的人。
說句題外話，希望這幫人包括知乎上某些人，寫字時摸摸自己良心，連搞血腥屠殺的人只要尊重讀書人都有人給洗白真是醉了。
有時候覺得倉稟實而知禮節，有時候又能深刻體會到人有文化的人做起惡來可以多沒下限。
林語堂：著名作家、學者、語言學家、翻譯家。林語堂認為蘇軾很偉大，王安石就是禍亂北宋的罪人。
比林語堂小12歲的鄧廣銘：師從錢穆，歷史學家，被譽為「二十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
鄧廣銘認為王安石大幅改善了北宋瀕臨破產的經濟，增強了北宋軍力，自秦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疏浚了一萬多處水利設施，使之後二十年物價穩定地方財政充盈，人民大受其利。
我覺得歷史學家比文學家說的靠譜多了。
至於認為新黨黨爭帶來北宋大幅內耗的，兩方打架都怪一方這個偏架拉得有趣。
王安石變法前，北宋是什麼德行？已經完全奔著明末的那個慫樣去了：中央財政搖搖欲墜感覺幾乎快要破產了；官員腐敗公開化，蘇軾就對取消他隨意佔國家便宜的行為公開抗議，司馬光更是表示「我這樣的＇清流＇比較適合在中央指手畫腳，怎麼能讓我辛苦的去干實事呢（這很東林黨）？！」；對外軍事上能被地方叛亂集團連續一掃光，這還是開國不到百年軍隊沒爛到明朝兩百多年軍戶變乞丐的時候。
這就是仁宗所謂的「仁」：文官官僚集團肆無忌憚弄權腐敗，好不容易有個名將都要擠兌死他；老百姓稅負日重，才開國幾十年就已經逼的老百姓開始造反了；外交就是個大寫的「慫」。
再看王安石變法之後呢？國家財政開始平衡；官員舞弊有所收斂（改革中確實生成各種弊端，不過以宋朝的執行力確實也很難做到多出色）；軍事上河湟開邊三千里，眼看要打通絲綢之路，西夏被完全壓制，最後不是靖康之變就亡了；對遼也能站著說話了，不會一個使節過來就把皇帝快嚇尿了。
你可以看看王安石變法動了誰的利益？是誰在大力反對，反對者除了為反對而反對又干過什麼實事。
至於蘇軾父子三人我覺得王安石對他們的評價挺準確的，就是縱橫家一流。你可以看看他們父子三人文章的核心思想，都想的是靠忽悠可以平定天下，安心種田增強國力那多累多麻煩啊，豈是智者所為？！
飄香 @經略幽燕我童貫 已經把必然性講清楚了，俺來搬運幾篇討論偶然性，或者說是技術層面上的文章。
【虞雲國】王安石的「非常相權」與其後的異變_宋朝吧_百度貼吧
【飛雲推薦】重讀宋神宗：富國強兵獨裁手段 勵精圖治葬送國家
當然，虞先生文章里似乎把王安石看得太重，這點似乎要注意。
照例感謝發論文整理論文的@忠武腹心薛直老，最後硬廣一下【2013】宋吧乾貨年鑒_宋朝吧_百度貼吧
談談我的看法，手機碼字，請多諒解。
先說觀點，北宋滅亡的鍋應當由皇權的控制者來背。
王瑞來先生在《君臣》中認為，宰輔專政，必須充分吸收皇權，取得皇帝的支持與合作，才能藉助皇權的權威，推行政令。反之，皇帝為了避免孤立和無力，也只有與執政集團合作，才是強有力的皇權。士大夫控制皇帝的手段，在於利用皇帝欲為明君、有所作為且畏懼遺臭萬年的心理。
宋英宗時代的濮議之爭，缺乏明世宗手腕的宋英宗，居然差點被士大夫逼著認了一個爹。逐漸弱化的皇權與勃勃生機的士大夫集團之間的矛盾已然播種。
王安石借宋神宗的權威推行變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宋神宗則借王安石等變法勢力，撕裂士大夫集團，強化皇權，「做得一件快意事」。皇權的強化，即破壞「共天下」的格局，無論是新黨還是舊黨，都是失敗者。由於在慶曆年間「朋黨」已經被打成了政治錯誤，因此在士大夫分裂後，皇權以反朋黨的名義，壓制、控制整個士大夫集團。
最早看穿宋神宗目的的是司馬光，然而司馬光不僅沒有王安石的政治理想，也錯誤認識破壞「共天下」格局的主要矛盾。其錯誤在於，以為反王安石就是反神宗，以為反神宗就是反皇權擴張。高太后稱制後，因歷史淵源的緣故任用司馬光以強化自己的地位，司馬光藉助高太后權威進行元祐更化，企圖回到「共天下」格局，但神宗通過推行新法製造政治歧見、撕裂士大夫的目的已經達成，司馬光極端方式徹底廢除新法的行為，反而使士大夫集團更加分裂，不僅新黨與舊黨的矛盾沒有調節，舊黨內部也分裂出以呂大防、劉摯為首的極右派和以范純仁、蘇軾為首的偏右派。
高太后的權威來自於皇權，雖與神宗的政見不同，但對皇權擴張的想法卻是一脈相承，甚至可以說他們唯一不同的是扯的皮不一樣罷了。從元祐年間的政治形勢來看，高太后正是打著「反新法、反朋黨」的旗號，卻行著「堅決維護個人權威」的事實，強勢碾壓士大夫集團。高太后是個極其聰明的女政治家，既不培植外戚勢力，也不擅行自立，只是借力打力，迴避了士大夫集團對其的任何指摘，贏得好感，又潛移默化中實現了皇權擴張。高太后為文彥博量身定做的沒有實權的「平章國軍事」，一定程度安撫士大夫集團，麻痹其警惕。後來如出一轍的「公相」蔡京（第三次入相），更是宋徽宗把玩的圖章，即無法通過權力實現集團利益或者個人利益，又不得不承擔宋徽宗失政的責任，苦逼至極。
宋哲宗的童年經歷大約和明神宗相似，在後權的威迫下（抑或是一種彈壓），不得不接受士大夫強行灌輸的「致君堯舜」的理念。這種灌輸教育，帶來的後果便是恐懼、反感、抵觸。與明神宗一樣，宋哲宗對士大夫集團的反感與警惕比宋神宗還要來的真切、直觀，加之培植自己勢力的需求，依靠弱勢的新黨打壓舊黨的政治邏輯呼之即出。尤其是借重修《神宗實錄》進行思想洗牌，不僅「共天下」的格局再無法復原，士大夫精英的銳氣也被徹底消磨。
如前所述，宋徽宗時代的士大夫集團已經無力跟皇權角逐，相權被架空，御筆被濫用，皇權神化更是將皇權影響發揮至極致。權力的壟斷導致決策的非理性，正逢天下突變，北宋不亡天理難容。
誠如方誠峰先生在《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中所言，不能將政治史簡化成權力鬥爭和利益爭奪史，歷史的遷延極其複雜且充滿偶然性，以上只是我自己的判斷和認識，歡迎討論。報著「北宋因熙寧變法而亡」想法的不止林語堂一個。王安石變法之初，就有數位朝廷重臣言之鑿鑿：王安石變法不作亂於今，也必大亂於數十年之後。之後的南宋時期，朱熹和儒家理學派更是將提這一觀點發揚光大，加上王安石在宋代之後的各代官方修史中的名聲，林語堂先生有這種想法也是無可厚非的。
再說了，他寫的是蘇東坡傳，又不是《論王安石變法得失》，所以在很多細節問題上的疏忽或者在部分大方向上的偏離，其實也都不能指摘什麼。
但是作為對歷史，對北宋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們卻不能如此了，還是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辨析的。
首先，王安石變法的確對北宋的家國氣運產生了影響，他的變法覆蓋到了經濟、軍事、農業等等等等，幾乎在那短短几年間將北宋社會體系都翻覆，影響當然是巨大的。
其次，王安石變法本身的出發點是非常純潔的，就是為了匡扶社稷，但之後因變法而導致的黨爭卻著實使得北宋國力慘遭削弱，。
再次，宋哲宗繼承了北宋皇帝的傳統——英年早逝之後，向太后選擇了偉大的人民藝術家：宋徽宗，再之後，蔡京上台，六奸就位，打著恢復王安石新法的旗號，將國家生民膏血納入了自家的口袋，才最終導致了大廈的將傾。
最後，宋徽宗、宋欽宗兩位皇帝的消極應戰，讓孤軍深入的金軍來去自如，最終壓垮了最後一根稻草，北宋再見。
綜上所述，單純地從歷史角度去看，從政策角度去分析，我個人認為，熙寧變法確實對北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但影響有好有壞，可惜因變法引起的黨爭卻毀掉了所有的益處，但要把靖康之恥籠統的歸於王安石一人，是完全不可取的。
但是從複雜的層面去看待，又有另一種意思。南宋時期，大部分有志之士在理學派的學術中成長，而理學本身就是新學的對立面，是儒家正統的爭奪者，自然非議不斷。同時，南宋人在靖康之恥後又羞愧，又無法改變這一事實，是以幾乎將全部憤怒的情緒引到了王安石變法上，口舌一雜，王安石當然也不可避免的被醜化。
至於失意與否，我想王安石肯定是十分失望的，他在宋神宗出現「就算只從得五分也好」的情況後，便十分有自知之明的離開了中樞，但變法事業卻並沒有馬上停止，直到神宗去世，司馬光入相後，才逐步罷盡，這時候的王安石也油盡燈枯，時日無多了。所以，稱他失意應該也是中肯的。
癌症病人亡於醫院？。。。嗯，好像沒什麼不對。。。
大秦亡於商鞅變法；
大明亡於張居正變法；
大清亡于洋務運動；
本朝XX改革開放。
宋神宗即位時時年二十歲，精力充沛，志在一展宏圖。可是他所接手的大宋卻並不是一個好攤子，「百年之積，惟存空簿」，賬上一分錢都沒有。
結合宋朝初期的內外政策我們就可以知道，錢都用來養官、養兵、養場、買和平了。按說這也並不是什麼不合理開支，真正的原因是官僚機構臃腫，士兵編製超額，政府開支冗雜、對外歲幣龐大。內外兩方面方面的政策濃縮成一個詞，那就是拿錢消災。毫無疑問，北宋的經濟十分繁榮，但是相比起政府開支的增長，經濟作用只能是杯水車薪。貧、弱不可怕，可怕的是積貧積弱，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而再也無法脫身。
由此可見，變法勢在必行。
司馬光提出，法是要變的，但必須以一種穩妥的方式。重倫理綱常，而非理財等奇技淫巧，選拔高尚官僚，思維束縛在道德準繩之中，「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新法，以為新奇也。」
司馬光更像是一位以聖人自居的正人君子，理想著從聖賢之書，聖人之道中尋早破除社會弊病的藥方，通過倫理綱常，凈化道德，達到人治的最大和諧。但可惜的是，司馬光的這一套方案多是泛泛而談的迂腐道理，卻不具有解決社會具體問題的力量，在當時來說顯然是無法奏效的。宋神宗之時的社會矛盾已經相當尖銳，積貧積弱現象已經十分嚴重，連政府賬簿上不餘一文都不能戳穿司馬光所認定的那一派守成治世之局面嗎？
與之相比，王安石要更務實一些。他的務實不在於是否為他的新法設計了配套的細則，而是清醒的認識到了徹底革除弊病，而非一味的你好我好和稀泥的必要性，為此不惜拋棄個人享樂，不惜與私交甚篤的老友翻臉。因為在他看來，輔佐宋神宗，開創千秋大業這一政治理想必須經過痛苦的轉型，個人之得失不過是大業之路上必要的獻祭而已。
青苗法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可是實際作用中強制農民借貸；免疫法讓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來，但造成了貧苦之人的負擔；農田水利法促進增收，但是一旦成為官員考核標準，就對民眾造成了強迫……
因此，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不在於變法本身，而在於新法的具體施行細則和社會轉變期的陣痛引起的人心動搖。王安石委實激進，頂層設計固然有天才之先見，卻桎梏于田野；王安石也實在強勢，對損害改革之人毫無存恤之心，因此無論是改革細節的弊端，還是天災人禍的環境，都能被反對派用以攻擊變法的借口，以致三人成虎。加上，改革成功的表現，其中之一便是更多人分享改革成果，可是任何一項改革在施行初期，非但不會帶來那麼大的利好，甚至還會損害部分人的利益以為引井之水。如此一來，把王安石變法批垮批爛，就要把王安石本人搞倒搞臭，士大夫集團對王安石和他的變法有如此評價，也就不奇怪了。
王安石變法最為人所詬病的原因，就是這場變法破壞了君臣共和的北宋政治默契，並引發了哲、徽在位間北宋最大規模的黨爭。君上大權膨脹令士人不滿，而臣子之爭端再也不是王安石司馬光式的道路分歧，而演變成為爭而爭的鬧劇。而膨脹了的君權又沒有幸運到迎來一個開明皇帝的駕馭，遂有北宋末年政局的全面崩盤。
把王安石變法之後引起的連鎖反應全部算到王安石的頭上，這個結論站不住腳的原因，就是它將君臣相惜、士人融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君主的開明和大臣的安分之上，也即如果沒有王安石這個亂棍從中間攪上一道，君主就不會對權力有更大的要求，大臣也不會拉幫結派，黨同伐異。
這顯然是荒謬的。
君臣共和，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朝堂範式，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實例中，從未有持久之盼，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什麼樣的權力分配關係。「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局面，支撐力不過是皇帝的許諾，而且僅僅是皇帝的許諾而已。可是在制度上，支撐皇權的並不是大臣的許諾，而是制度的許諾，即對暴力機器的完全掌控。因此，宋朝的統治者在握有暴力機器的百分之百的控制力中，決定的核心因素，便是皇帝個人心境的陰晴圓缺。什麼祖宗之法，什麼政治範例，在皇帝對於絕對權力的掌控制度面前，都不過是虛誕罷了。
至於大臣的黨同伐異，其原因也照樣是由此而生。
在法理之取捨中，王安石走了一條絕對必須，但是險象叢生的路，可是大宋王朝別無選擇，如若不披荊斬棘而行，沿著司馬光的迂腐說辭與和稀泥改革抱殘守缺，其結果惟有死路一條。在君權之辯中，王安石撕開了宋神宗擴張君權以籌改革大計的最後一塊布，卻在保守派的圍攻之中成為眾矢之的，至死而黨爭不息，成為了身後百年亂象的替罪羊。
王安石不是一個無暇的、合乎儒家道德的人，但卻是一個果敢的、為了政治理想不畏犧牲的人；王安石變法不是一場完美的，無可指摘的變法，但卻是一場必須的，關乎社稷存廢的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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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他運氣不好吧，好好的變法推行下去搞得一塌糊塗，可以參考下漆俠先生的《王安石變法》（這書很不錯），變法班子里的人和變法的後繼者，在這樣重大而全面的改革中出現的都是那樣的人，那好事情辦砸了辦的比之前還差也是再正常不過的。
這不就是
願為五陵輕薄兒 生在貞觀開元時
鬥雞走馬過一生 天地安危兩不知
林語堂一介文人，沒什麼見識，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如果沒有寇準的堅持，宋真宗就跑四川飲馬錦江了。靖康恥也就提前上演了，趙家的軟骨頭不是到徽欽才有的。
另外意義上說，是王的變法延緩了北宋的滅亡，至少變法後，還把西夏揍了一頓，攢了點錢讓後代糟蹋。
為什麼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因為他只是法令上、規則上的變動，而從沒有為此去殺人。他把反對自己的官員要麼扔到洛陽去養老，要麼下放地方，讓他的政敵在地方搞來搞去，破壞新法，還以此來作為新法不如舊法的證據。這樣的變法，能稱得上是變法么？
王安石變法給北宋的官家們帶來了巨大的財富，能讓宋神宗五路伐西夏，能讓宋哲宗達到西平府，還能讓宋徽宗建造他的延福宮和艮岳。如果從這個方面來講，的確是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從另一個角度講，如果不是王安石，蔡京也到不了後來的高度，宋徽宗也玩不出那麼多花樣。這麼說王安石變法確實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但澄清一點，對於王安石變法中新黨人士的人品，不論如何，比元祐黨人高出一大截，起碼他們還會為國家做點事情，而不是忙於內鬥。
神宗繼位時，百年來無事，仁宗，英宗留下來大爛攤子，可以這麼說，如果神宗剛繼位就駕崩，新君再繼位給禁軍的賞錢都夠嗆。沒有變法哪來的錢打西夏？哪來的錢開熙河路？哪來的錢供徽宗皇帝採辦花石綱？哪來的錢去供廣陽郡王收復幽雲十六州？
最近也在研讀&<&<蘇東坡傳&>&>，王安石政治抱負遠大，但太過固執過於理想化，變法出現問題百姓怨聲載道的時候依然堅持改革，民心不向，水能覆舟。
不大權獨攬 怎麼搞變法？看看大明的張居正 不只是權利熏天 而是最大的獨裁者 而且有知識才學能力和政治頭腦 皇帝算個啥？有了張居正 大明才延續了百年的國祚
如果以軍事失敗的原因作為線索，可以倒推至西夏立國所帶來的軍事失敗。線索提示：更戍法與將兵法。
王安石變法集中皇權的說法是不正確的，集中皇權的要點是元豐改制。因為元豐改制的要點是原本屬中書門下相權的分離，導致改制後三省二相間外部性的產生並伴隨性地產生決策權上收的結果。
引梁啟超的王安石傳:洎荊公執政之始，而宋之政府及國民，其去破產蓋一間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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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衰亡是必然的。
宋朝也是。
有沒有王安石變法，都沒關係。
再者，歷史上變法成功的就沒幾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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