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為什麼不從黃帝開始寫？

《資治通鑒》是一部編年體史學巨著，共294卷，起於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終於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歷史。作者是司馬光，《宋史司馬光列傳九十五》載：「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

司馬光因在神宗年間，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上書請求離朝。從此閑居洛陽達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間，他和門人弟子開始了一個漫長編纂編年體史書的歷程。歷時十九年，終於完成這部皇皇巨著，上書神宗皇帝，神宗看了後說：「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於是起書名為《資治通鑒》。

來源：文/輕舟侃歷史

這部史學巨著和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合稱「史學雙壁」。《史記》是從軒轅黃帝開始寫起的，那資治通鑒為什麼沒有從這個時期寫起，而是從春秋時期晉國的分裂開始寫起呢？《資治通鑒》開篇，司馬光說了這樣一句話：「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

這段話的意思強調的是禮法的重要，也就是說，天下的百姓都要受到天子一人的統治，統治要有序，天子統三公........卿大夫治士庶人。而天子自毀禮法是從威烈王二十三年開始的，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就是周天子同意韓、趙、魏三國的諸侯地位。韓、趙、魏三股勢力之前就有獨立的野心，他們三家聯合起來滅掉了智伯，勢力強大起來，分裂了晉國。晉國是周朝的嫡系封地，即周武王的第三子唐叔虞的封地，後來晉國的卿大夫韓氏、趙氏、魏氏因為戰功而地位顯赫，慢慢開始蠶食晉國。此時的周天子已經勢力衰微，無能為力。只能聽之任之，直到公元前403年，周天子不得已，自毀禮法和等級秩序，承認韓、趙、魏的諸侯地位。

北宋政權和北方大遼對峙，契丹族不斷南下侵略，宋朝廷實行屈辱的求和政策，每年給遼進貢歲幣和馬匹等。使得北宋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積貧積弱。國內起義不斷。王安石面對衰弱的王朝，大膽實行變法，保守派司馬光極力反對。司馬光主張，祖宗之法度不可以更改，名分不可以喪失，禮法不可以缺失。一個國家要強大，主要在於一個國君如何用人。《資治通鑒》這部書就是教帝王如何治理一個國家的，是一部帝王教科書。

所以，《資治通鑒》開篇，不寫那些過於遙遠的歷史，而是從晉國分裂開始，晉國分裂是亂從腹中起。一個帝王要治理好一個國家，首先要防止內部造反和禍亂，端正君王的禮法是最重要的。

司馬光領頭編訂的《資治通鑒》，之所以沒有從黃帝那年代寫起，就像《史記》那樣，一定有其自身的考慮，主要應該從其成書的目的來探討。

這部史學巨著，是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

在這部書里，編者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鑒，書名的意思是「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鑒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叫《資治通鑒》。

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也就是說，所著述的重點是希望統治者多多學習和借鑒隋唐、五代那些成功的治世經驗，最有可借鑒意義的就多寫重寫；而所謂的「詳近略遠」，就是只有距離宋朝近的才更有可取性，那麼遠到黃帝時候還不是完善的君臣關係，其治理社會也沒有什麼明確的系統的理論或者說治世準則，對於宋朝等統治者沒有多大的借鑒意義。

所以，那就不只是「略遠」了，簡直就是太遠，也就略到了可以不寫了。

《資治通鑒》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鑒》作謀略上研究。

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曾十七次批註過《資治通鑒》，並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後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啰……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里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

《禮記·禮運》：「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從上面最正宗的關於「禮」的敘述我們知道，中華文明的禮教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根本的原則和綱領。「本於太一」是禮的根本所在。太一是混沌未分，陰陽未判的狀態。維護這種至高無上的禮，也就是最大限度的維護了公平正義。這也是堯舜時代就明確了的中庸之道，孔子的一以貫之，老子守一等等三代以前的中華聖學的根脈所在。

不從黃帝開始，三家分晉的時代恰恰是禮教衰微，終釀成周天下敗亡的前因。

鑒古觀今而知興替，文章千古事。司馬光以深沉的歷史眼光和強有力的春秋筆法，維護了中華文明的數千年道統。

有近現代的大學問家指出，古不學王安石，近不學梁啟超。是深有所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