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上一直被誤讀的事情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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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讀的事件或者趣聞？包括中國歷史，望歷史控們回答下…

萬曆壬辰朝鮮平倭之戰。

一直以來都說萬曆三大征拖垮了明朝，壬辰之役中的碧蹄館之戰是個敗仗，其實都是被嚴重誤讀的。貼下我和馬伯庸合著的《帝國最後的榮耀》里的終章，也就是對整個萬曆朝鮮平倭之戰總結。

終章：帝國最後的榮耀

歷代文人政客以及很多當代史學研究者都持這樣一種觀點，即萬曆三大征拖垮了明朝，尤其是這場朝鮮戰爭，評價更是不堪。這種說法究其根源，起於萬曆年間「爭國本」事件中的朝臣及文人之手。

只是中國古代文人論政，少有以數據說話的，多以動機和道德為本。事實上，即使大略地去探究一下當時的財政數據，就可以很清楚地發現，這種說法其實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這次朝鮮戰爭，說起來歷時七年，看著好象時間很長，其實這七年時間裡，並非是一直在打仗的，在朝鮮的部隊，也不是一直有那麼多。其中絕大部分時間，雙方是在對峙和談判。

自一五九二年壬辰倭亂起，到六月祖承訓率數千明軍入朝，七月戰敗回國，十二月李如松才率大軍再次入朝。次年李如松飛軍直下三千里，收復了朝鮮三都。然而這次入朝的總兵力僅三萬八千餘人，哪怕到後來劉綎等援軍入朝後，兵力也才四萬出頭。但李如松隨即就於八月率三萬多明軍陸續撤出朝鮮，僅餘數千明軍駐留朝鮮。期間真正的作戰時間，僅九個月。

再後來就得到一五九七年二月的丁酉再亂時，明朝才第二次大規模出軍，這次規模比較大，但總動員人數也不過十餘萬，時間也僅一年，次年秋，朝鮮戰爭徹底結束。

因此這場戰爭，真正的作戰時間僅二年左右，累計總動員二十二萬餘人。但要注意的是，這是累計的動員數，也就是明朝屢次下令徵發的累計人數，實際上並未真出動了那麼多人。如壬辰時李如松出軍，總動員數為七萬人左右，兵部計劃入朝兵力四萬八千人，但真正入朝的僅三萬八千人，遼東、四川等地均有被徵發的部隊因各種原因未能入朝。又如劉綎的五千人雖然最後趕到了朝鮮，但已是次年的年中，戰役基本結束，只剩下行軍前往釜山的行動了。

這次戰爭的總人員和錢糧數的統計，應該說是比較複雜的。當時朝鮮方面曾做過統計，《燃藜室記敘》十七卷里對明朝此次戰爭的耗費數記載如下：「徵發浙陝湖川貴雲緬南北兵通二十二萬一千五百餘人，往來諸將及任事人三百七十餘員，糧銀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交易米豆銀三百萬兩，實用本色米數十萬斛，諸將賞銀三千兩，山東糧二十萬斛。」

如我們之前所說的各種原因，朝鮮人自戰爭開始，就一直對錢糧問題非常關心，其認真之態度甚至還甚於明朝。因此這個數字就算不是極準確，差異也不會太大，基本可以認為就是當時的總耗費。簡略來說，就是朝鮮戰爭總耗費為銀八百八十三萬五千兩，米數十萬斛。年均下來，約一百三十萬兩軍費開支。

那麼，這個數字萬曆朝廷是否負擔得起呢？

答案是肯定的，完全可以承受，且並不困難。萬曆朝的前十五年，由於張居正主持的考成法、一條鞭法及清丈田畝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此時期的財政狀況史有公論，堪稱中興。僅萬曆五年，戶部歲入已達四百三十五萬兩，收支相抵後財政結餘八十五萬兩。到萬曆九年，張居正說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征解如期。

連續多年財政不出赤字，這哪怕是放到現在，也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有興趣的可以去查查政府工作報告，看看能有多少財政年度做到沒有財政赤字的。僅此一點，就可見明廷財政形勢如何。

到萬曆十年，明廷僅太僕寺一處的存銀就達四百多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不下七、八百萬兩，太倉存糧亦可支十年之數。這還只是部分府庫存銀，別的府庫還沒計算在內。再說朝鮮戰爭這七年里，不是光支出沒收入，日常的賦稅一直在收，因為即便有收支不平衡，即使只以庫銀存量計算，以萬曆前期的庫銀結餘，應付起來也不是大問題。

其實明代朝野對朝鮮戰爭抱怨不絕，最大原因有二。

一是絕大部分朝臣及清流都認為此事和明朝無太大關係，因此態度極其消極，一直到開戰，北京朝中也就萬曆和石星兩人是明確表態支持的，其他幾乎全是反對態度。在這種情況下，錢糧不夠靡師耗餉的言論當然充斥了大明整個朝野。

再一個原因則是，萬曆朝「爭國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發，導致萬曆和整個外廷形成對立，於是形成了幾乎只要萬曆支持和主導的，外廷和清流輿論就當然要反對，就說不好，至於真正的實際情況，沒多少人關心。而當時記錄這一戰爭的文人筆記，又大都出自與萬曆對立的清流一派，對朝鮮戰爭的主流評價是什麼樣，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明一代，皇帝花錢是一直受外廷制約的。如萬曆七年萬曆向戶部申請十萬銀給光祿寺，以備御膳開支，結果被張居正打回，不但不批，還停了宮裡上元節的花燈和煙花費。

萬曆在張居正死後，開始向各地派太監徵收礦稅銀，這事很有名。

萬曆收的這錢，是直接入內庫的內帑，是皇帝的私房錢，外廷管不了。這其實是對外廷制約他花錢的一種反抗。因為明朝時候，皇室除一些皇莊田產之外，並無其他專項財政來源。如內庫的主要收入金花銀，其實不能算皇室專項用銀，因其來源是江南等地的田賦，也屬戶部管理的範疇。一直到明末，戶部一直都可以也確實對此在進行干預和管理。

歷代文人對萬曆徵收礦稅銀的做法都大加鞭撻，說其橫徵暴斂搞到民不聊生，那麼萬曆到底收了多少錢呢？這裡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自萬曆二十四年到三十二年，總共收了三百萬兩；一說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合計收白銀五百六十萬，金一萬二。

這兩個數字，低的年均為四十餘萬兩，高的數字也就一年收五十六萬兩白銀，金一千二百兩。如果加上浮動的加權數，差異不大，應該是合理的均數。

這個數字很大么？不算大，這事的性質按現在的說法，叫政治影響惡劣，社會輿論反應強烈。萬曆真正搜刮的錢財數目，對明朝整個財政來說，其實倒並無太大影響。我們經常看見的說其對經濟數十年的摧殘導致了惡果云云，其源頭基本都來自明朝對萬曆怨念巨大的那些文人們沒經過計算的主觀臆測。如搜刮億萬這種誇張的文學修辭記載，就更不用說了。

那麼，萬曆收上去的這些內帑，是幹什麼用的呢？

其實挺簡單，首先是用於皇宮吃飯和各種生活開支。據邱仲麟先生對光祿寺宮膳底帳《寶日堂雜鈔》的整理和考據，發現除負擔整個宮廷所有人員含皇帝、后妃、宮女太監的吃飯問題外，萬曆還得請客。如每天「外廷入內工作的翰林院官、文華殿官、醫官、教習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這些人的工作餐，也是要歸萬曆開支的。

以萬曆三十九年正月為例，宮廷膳食此項開支為一萬兩千餘兩，日均下來是四百二十一兩，吃飯人數為一萬人左右。月人均一兩二的膳食，確實吃得比一般老百姓要好。

這其中，萬曆本人的消耗又是多少呢？《寶日堂雜鈔》的記載很清楚：「豬肉一百廿六斤，驢肉十斤，鵝五隻，雞三十三隻，鵪鶉六十個，鴿子十個，薰肉五斤，雞子五十五個，嬭子廿斤，面廿三斤，香油廿斤，白糖八斤，黑糖八兩，豆粉八斤，芝麻三升，青菉豆三升，塩筍一斤，核桃十六斤，綠筍三斤八兩，面觔廿個，豆腐六連，腐衣二斤，木耳四兩，麻菇八兩，香蕈四兩，豆菜十二斤，回香四兩，杏仁三兩，砂仁一兩五錢，花椒二兩，胡椒二兩，土鹼三斤」——題外話，明朝皇帝可以吃到時鮮菜，譬如筍之類的，比那些不給吃時鮮的皇帝們要幸福。

同時記載里還說「文華殿官周繼祖等四員酒飰二桌，每桌每日豬肉十一斤，雞一隻，菉筍一斤，香油四兩，花椒一錢，胡椒五分，豆粉四兩」，可見萬曆請客的工作餐標準不低。我想明朝那些沒肉吃的清官們，尤其是家裡吃肉會成為朝廷新聞的海瑞，應該會很高興去吃這個工作餐。

這還是新年的正月里，萬曆日均消費為四斤豬肉、一隻雞、兩鵪鶉、兩雞蛋和幾兩其他肉類，蔬菜是豆腐青筍香菇木耳等，主食為麵食。

四斤豬肉……早飯節約點不吃肉，你總不好意思叫皇帝吃剩菜吧？這樣的話中晚兩餐也就各兩斤，炒個京醬肉絲就得半斤肉，剩下的也就夠做碗梅菜扣肉了，那隻雞還得剁開兩爿做兩頓打算。所以無論怎麼看，我覺得都算不上奢侈，也就是個一般富商的消費水準。如果跟石油公司存的那些酒比的話，這簡直就是樸素楷模。

這個真實的記載，顯然大大低於後世文人們寫的什麼吃飯日費數千金之類的口水筆墨標準。

當然，除了吃飯以外，人還要其他生活開支，譬如皇帝後宮們的日常開支，包括皇子皇女的結婚費用等等，雖然戶部也管，但也都還是要從內帑里開支的。

這裡要說一句的是，清人記載中，多有提到說明朝奢侈無度，光是後宮脂粉錢就要數十萬兩云云，如康熙四十八年上諭：「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紙上陳言。萬曆以後所用內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或是說「有明之季，脂粉錢歲至四十萬兩，內用薪炭，巧立名色，靡費更甚」等，以此指責明皇室之奢靡。實際上，這是清人不懂明時名目導致的誤解。

康熙提到的明朝脂粉錢，並非明後宮的生活開支，而是明朝自教坊收取的稅錢名目。明代伎樂事業之繁榮，可謂歷朝最盛，萬曆朝進士謝肇浙的筆記有道：「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而京師教坊官收其稅錢，謂之脂粉錢。」也有記載說脂粉錢是從女人那裡收取的稅，不過卻沒說是什麼女人。總之，太監收取這筆脂粉錢稅銀，是從女人手裡收上來的稅錢。

而有明一代，後宮的開支都是俸餉祿米，並無其他開支名目，如內監月俸一石等等。無論明史還是實錄，亦或其他筆記資料上，都再無其他發放給個人的錢銀開支項目。康熙說的脂粉錢開支項，既無存在基礎，也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而從我們之前舉的記載看，萬曆朝整個宮廷加進內辦公朝臣們的飲食開支，一年也才十四餘萬兩，這四十萬兩脂粉錢開支實在太離譜了點。別說其他了，以萬曆帝的脾氣，他第一個就不答應。

事實上明朝太監告訴康熙的所謂脂粉錢，是太監們從各地收上來進內庫的稅項。這個脂粉錢稅，後來逐漸變稱為花捐。進關十數年後的清人不懂萬曆朝的脂粉錢是什麼玩意，這很正常。於是康熙想當然地將其理解為後宮的開支，孰不知這本是宮中收入的稅項。

事實上明朝皇室的生活，應該算是歷代皇室中較節儉的，包括嘉靖萬曆在內，生活並不奢靡。荒唐點的大約是正德，但比前代唐宋及後來的清皇室也都是大有不如，譬如晚清快亡國時，光緒的婚禮還耗費了五百五十萬兩銀子。而萬曆最喜歡的福王，婚禮耗費是三十萬兩，營造府邸花了二十八萬兩。當然，王不能和皇帝比，但萬曆朝的財政狀況同樣也不是快亡國的大清光緒朝可比的。

不過，宮中近萬人的開支只靠田莊和金花銀這幾樣支撐的內帑，肯定也是不太夠的，於是皇帝就只能向外廷戶部申請了。然而，明朝的戶部可不會樣樣都准，明朝臣子們經常會打回皇帝的申請，無論是子女大婚還是後宮和膳食的開支，都有被徹底打回和大幅度削減的記錄。在這種情況下，也就無怪萬曆要在外面撈錢了。

再一個，皇帝的內帑其實並非都用於私人，外廷請皇帝撥內帑用於國家開支的記錄比比皆是。事實上，明歷朝內帑用于軍費的比例極大，嘉萬朝起，尤其是邊鎮用錢，動轍出內帑數十萬上百萬的記載屢見不鮮。本質上，內帑是戶部變相的應急預備金，一旦戶部開支不過來，臣子們就會要皇帝掏錢，而且通常皇帝還必須掏。因為，這個天下是他的，不掏會被臣子們罵個狗血淋頭，一直罵到皇帝乖乖掏出來。嘉萬起的明皇帝們，在其他問題上能和臣子們擰著干到底，但在這事上，最後還真沒一個敢真不掏錢的——除非是真的沒錢了，譬如崇禎。

不過，即使在經過萬曆不斷賞賜他喜歡的福王以及各種其他折騰後，到萬曆四十八年他去世後，只光宗朱常洛還沒登基的那短短几天時間裡，就向外廷發放了多達一百六十萬兩的內帑用於邊鎮開支——可見到萬曆末年，內帑還是有相當結餘的，給外廷提供了很大支持。

至於外廷的財政情況，如前所說，七年朝鮮戰爭的年均開支為一百三十餘萬兩，以明朝當時的財政收支來看，這實在不算太大數目，遠沒到傷筋動骨的地步。而從當時加派的臨時稅項事畢即停這個現象看，也可以知道壓力確實不大，不然就會一直收下去，譬如明末加派的三餉。

除前面所說的財政收入狀況外，我們再舉一項數字來說明這個問題。

賴建誠先生的《邊鎮糧餉》，是以萬曆朝的財政文獻《萬曆會計錄》為基礎專門討論明朝邊鎮財政的專著，按計算，明朝晚期光是對後金的戰事，耗費就達六千萬兩之巨，總額六倍於朝鮮戰爭，這還沒算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和對付蒙古邊患的耗費。

事實上，明朝真正的毀壞，是坏於明晚期與後金的戰爭以及國內各地的農民起義。尤其是各地農民起義，除極大地破壞了國內財政稅賦收入外，同時也破壞了運輸。像南方向北方及川中向中央政府輸送的大批錢糧物資無法抵達北京，積壓在沿途，致使北京府庫不足用度。再加上遼東與後金連綿不斷的戰爭，極大地消耗了北京儲備的錢糧和各地兵員。這些毀壞，遠遠大於財政一度中興的萬曆朝的各種耗費。

萬曆時期，可以說它在政治上有各種弊端開端之舉，政治影響惡劣。但從財政看，發生於萬曆二十年的朝鮮戰爭開支，對明朝國運和國力的影響並不大。而其他的如萬曆派出的礦稅監對經濟的破壞程度，實際也遠沒文人們描寫的那麼不堪。

明朝清流文人筆記里充滿派系利益和政治動機的財政描寫，實在不好太當真。

萬曆朝鮮戰爭的影響是深遠的。

第一個當然是它把朝鮮李朝從亡國的境地解救了出來，輕鬆地復了國，這對朝鮮李朝自然是大事，但對明朝同樣也是大事。朝鮮作為明朝的附屬國，是明中後期是牽制後金的一個重要存在。這個牽制，一直到明末皇太極發動丙子之役後才逐漸消失。

對日本來說，這次戰爭不但讓豐臣秀吉氣病身死，也使他的嫡系損失慘重，直接後果是德川家康乘此機會一舉擊敗豐臣勢力，建立了德川幕府，同時徹底打消了在亞洲爭霸的念頭，採取了延續三百年的閉關鎖國政策，以避免刺激明朝。這使得亞洲此後三百年的地理政治格局，沒出現任何變化。

而對明朝，尤其是對萬曆皇帝來說，這是很得不償失的一件事。因為此後幾百年里，此戰獲得的評價幾乎是一致的，那就是靡師耗餉大傷明朝元氣。無論它到底是否如此。

這也是促使我們花力氣去搜集中、朝、日三國史料，把這場戰爭重新寫出來的最重要原因。

因為事實並非如此。

萬曆時期，明朝的國力毫無疑問依然是亞洲最強的，這點沒什麼好懷疑的。而萬曆朝的軍力，無論武器裝備還是軍隊將領、士兵的戰鬥力和意志力，也都是亞洲最強的，這也沒有任何可懷疑的地方。

萬曆前期戚繼光及東北李成梁等將領對北方游牧民族勢力的打擊和壓制，後來新一代將領如李如松平定寧夏叛亂，麻貴麻家軍在西北的鎮壓，乃至朝鮮戰爭中明朝北方邊鎮騎兵的優異表現，南軍步兵和火器的奪目風采，陳璘率領的大明水師的過人戰力，都充分說明萬曆時期的明軍，是發展異常全面的亞洲第一強軍，且名副其實。

這點我們可以在這裡做個總結性的對比，以數字來說明。

如前所說，壬辰之戰中，明軍方面的宋應昌動員了七萬左右人員（含運輸和軍械製造等），兵部計劃入朝兵力數為四萬八千人，但一直到年底，實際入朝作戰的僅三萬八千人，到次年年中才達到四萬三千人，這其中還包含了已發生的傷亡人數。

而日軍方面，截止到壬辰正月五日為止，秀吉下令動員的兵力數為二十八萬一千八百四十人，這還不含日本國內的運輸和軍械製造等人員。

三月十八日，實施出軍朝鮮命令中的總兵力為十五萬八千人。

六月三日，屯駐朝鮮領土的日軍總兵力為十三萬餘人。

也就是說，壬辰之戰中，明軍一直以三萬八千人的兵力在與日軍十三萬兵力作戰。

這其中，朝鮮軍的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計。雖然朝鮮軍統計數量高達十七萬，但朝鮮方面自己的記載中，實際真正投入過戰鬥的，全加起來僅六萬餘人陸軍，水軍數千。其二則是朝鮮軍除水軍外，沒有一場有戰略意義的正面戰役。其三則是即便在和明軍的協同作戰中，其數量也就三、五千人，且從不被獨立使用，甚至連朝鮮自己都少有戰鬥記載。客觀地說，在整個戰爭時期，朝鮮軍最大的作用是為明軍負責運輸物資，而不是戰鬥。可即使這樣，物資運輸也始終未能很好地解決，一直是制約明軍行動的一個重大軟肋。

另外，日軍也一樣擁有數量不少的朝鮮偽軍，尤其是弓箭手。他們甚至建立了相當數量以朝鮮人從事生產的城下町。因此在朝鮮人力這點上，中日兩軍都是客軍，都無太大優勢。

丁酉再亂，日軍再次出動兵力十二萬一千一百人，加原駐朝鮮的日軍兩萬零三百九十人，陸軍為十四萬一千四百九十人；水軍兩萬兩千人，水陸總計兵力為十六萬三千餘人。

明軍方面，計划出動的兵力為陸軍十三萬零五百人，水軍一萬三千二百人，水陸合計總兵力十四萬三千七百人。

然而，日軍出動的十六萬人兵力是實實在在且一次到位的，而明軍丁酉初期入朝的兵力僅四萬人左右，一直到次年五月前後，所有部隊才全部進入朝鮮集結完畢，但根據朝鮮李朝的記載，入朝明軍兵力實際只有十一萬餘人。

換話說，整個朝鮮倭亂期間，明軍其實一直在以少打多，哪怕是最後決戰階段，雙方總兵力依然相差近三分之一。

遺憾的是，大明朝這支亞洲第一強軍，二十年多後，被楊鎬在薩爾滸葬送了一半，在之後的瀋陽和松錦等一系列戰役中又被葬送了另一半。

於是，大明朝終於成了個沒牙老虎。

明軍入朝替李朝復了國，再次確立了明朝是李朝的宗主國，是朝鮮李朝的父母之邦這一大義名分，這對朝鮮李朝朝野的各種影響非常深遠，甚至可以說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首先是朝鮮李朝的第一順位繼承人臨海君李珒及順和君等人，在這次戰爭中被日軍俘虜，因此失去了繼承王位的資格，後來繼位的是宣祖大王庶次子光海君李琿。然而他的繼位，卻因明朝「爭國本」事件的拖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得到明朝的承認。

萬曆二十三年，宣祖大王上表明朝請准封光海君為世子，結果明朝以「繼統大義，長幼定分，不宜僭差」而不準。之後的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鮮繼續上表請准冊封光海君為世子，正當「爭國本」風頭上的明朝當然還是不準。因此，光海君對明朝的怨念不是一般二般的大，可以說是肯定心懷怨恨。

萬曆三十四年，宣祖大王的仁穆王后生下了永昌大君，因此李朝內部也出現了和明朝「爭國本」一樣的問題，朝中的北人黨分裂為主張擁立光海君的李爾瞻大北派，及主張擁立嫡子的柳永慶小北派。

萬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病逝。勢大的光海君佔據上風嗣位，隨即上表明朝自稱權署國事，請求明朝正式冊封。誰知萬曆帝以其未經批准先斬後奏，是為專擅，便將此事壓了下來。後來因東北女真勢力日大，考慮到要朝鮮牽制女真，最後在十月准了光海君嗣位的請求。

光海君嗣位後，朝中的黨爭並未消除，全盤繼承華夏文化衣缽的朝鮮士人們，和明朝爭國本的士人一樣固執，繼續爭鬥不休。但光海君很強硬，上台後就將仁穆王后給廢了，又把宣祖長子、同母兄臨海君，以及年僅兩歲的宣祖嫡子永昌大君都給殺了。

明天啟三年三月，綾陽君李倧、西人黨李貴等人和南人黨聯手，發動了政變。大北派的李爾瞻、鄭仁弘等人被賜死，二十八歲的綾陽君李倧即位，也就是李朝仁祖大王。光海君被用石灰燒瞎雙目，流放江華島。

對十分重視倫理的明朝來說，這種下克上的宮廷政變是不可接受的，且朝鮮廢黷的是明朝正式承認並冊封的國王，這種行為無疑是大逆不道。消息傳到明朝，當時負責節制朝鮮的登萊巡撫袁可立當即上疏朝廷，聲稱必須對這種目無明朝、以臣篡君的大逆不道行為進行討伐，以振王綱：「即琿果不道，亦宜聽大妃具奏，待中國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廢伯，李倧之心不但無琿，且無中國，所當聲罪致討，以振王綱。」

朝鮮對此大為驚恐，當下又派出外交使團前往登州拜見袁可立進行傳統的「辯誣」行動，希望說服袁可立改變立場，並進而影響明廷對此事的態度。

袁可立此人，應該說是個務實的能吏，對北方女真和朝鮮等勢力很熟悉，如崇禎年致遼東總兵毛文龍死地原因之一的劉興祚叛歸明朝事，就有他的功勞在內。因此當朝鮮職業辯誣使團抵達山東，言辭恭謙地與袁可立進行了長時間勾兌後，出於對北方形勢的務實考慮，袁可立認為既然李倧已經事實上掌握了朝鮮李朝的政權，則此事可以從權，但在大義名分上卻不可讓步。最後他上疏朝廷提出了這樣一個處理意見：「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頒赦罪之詔，令其祗奉國祀，如國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權也。」

雖然最後李倧如願以償獲得了冊封，但這起事件對朝鮮李朝的影響，一直到清朝還沒結束。

五十年後，朝鮮李朝聞聽清朝正在修編明史，遂再次派使團出使清朝「辯誣」，向清朝聲討明朝官吏袁可立，並希望清朝能修改明史，為朝鮮李朝王室的這次政變正名、洗冤，以證明現在的王室繼位是合法的。

只不過雖然朝鮮李朝使團在北京進行了大量社交攻勢，國王李淳也親自上奏康熙表達了這一意願，但中國史書最終並未如他們所願進行修改，依然以宗主國的姿態記錄了這一政變，並對其進行了定性。

一個國家，國王的冊立需要他國冊封承認，無論如何，這都是心頭一根去不掉的刺。這種情緒經過多年發酵，1897年，朝鮮李朝的李熙終於稱帝，改年號為「光武」，並改國名「朝鮮」為「大韓帝國」，終止了一直以來和中原帝國的從屬藩國關係。

總之，朝鮮王室對明帝國的態度，是尊崇感激有之，如一直到清朝立國幾十年後，朝鮮王室宮內依然立著明朝神位，以明朝為正朔等等。怨憤也有之，如光海君在明與後金戰爭中的一些曖昧舉動，是個很複雜的問題。

而朝鮮士人和民間，在明清兩朝，對明朝的態度則始終以感激及對父母之邦的尊崇為主。如明清遼東交戰期間，清軍多次徵發朝鮮軍出征明朝。由於朝鮮軍火炮受教於明軍，其技術和裝備都好於清軍，因此多為炮兵。有次攻城，當清軍命令朝鮮軍開炮時，朝鮮軍士卒發沒炮彈的空炮應付，後被清軍發現，多爾袞遂下令將為首的朝鮮軍六名士兵斬首示眾。明軍將領祖大壽聞聽此事，在城上率軍致哀。後來朝鮮軍回國，又在國內立了五義士廟紀念這些士兵。

萬曆朝鮮戰爭，留給我們可以說的問題太多，甚至可以說完全夠單獨立個研究科目出來，我們這四十多萬字寫下來，最後我們自己的感覺，是這僅僅只是匆匆一沾而過，吉光片羽。

最後，我們以萬曆帝的平倭詔來結束全書吧。《明神宗皇帝實錄》卷三三四，二十七年閏四月丙戍，以平倭詔告天下，詔曰：

朕纘承洪緒，統理兆人，海澨山陬，皆我赤子，苟非元惡，普欲包荒。屬者東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隸，敢發難端，竊據商封，役屬諸島。遂興薦食之志，窺我內附之邦，伊歧對馬之間，鯨鯢四起，樂浪玄菟之境，鋒鏑交加，君臣逋亡，人民離散，馳章告急，請兵往援。

朕念朝鮮，世稱恭順，適遭困厄，豈宜坐視，若使弱者不扶，誰其懷德，強者逃罰，誰其畏威。況東方為肩臂之藩，則此賊亦門庭之寇，遏沮定亂，在予一人。於是少命偏師，第加薄伐。平壤一戰，已褫驕魂，而賊負固，多端陽順陰逆，求本伺影，故作乞憐。冊使未還，凶威復扇。朕洞知狡狀，獨斷於心。乃發郡國羽林之材，無吝金錢勇爵之賞，必盡弁服，用澄海波。

仰賴天地鴻庥，宗社陰騭，神降之罰，賊殞其魁，而王師水陸並驅，正奇互用，爰分四路，並協一心，焚其芻糧，薄其巢穴。外援悉斷，內計無之。於是同惡就殲，群酋宵遁，舳艫付於烈火，海水沸騰，戈甲積於高山，氛浸凈掃，雖百年僑居之寇，舉一旦蕩滌靡遺。鴻雁來歸，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羆振旅，漢家之德威播聞，除所獲首功，封為京觀，仍檻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棄屍稿街，傳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鑒戒，大泄神人之憤心。

於戲，我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茲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識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顯罰，各守分義以享太平。

凡我文武內外大小臣工，尚宜潔自愛民，奉公體國，以消萌釁，以導禎祥。更念彤力殫財，為日已久，嘉與休息，正惟此時，諸因東征加派錢糧，一切盡令所司除豁，務為存撫，勿事煩苛，咨爾多方，宜悉朕意。

我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這，就是萬曆朝鮮平倭之戰。

布魯諾是因為堅持科學理想，而被天主教會燒死的。不過，大概一般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做hermetic tradition，也不知道布魯諾其實不是一個科研人員。

大致來說。布魯諾被燒死，不是因為他多麼努力地支持日心說，而是因為他更大且更多範圍的信仰問題。當時，布魯諾還有一定的政治訴求和運動，激烈的攻擊周圍每個人，幾乎與每個人都交惡，可謂「人人都恨布魯諾」。所以說，他更多的是因為政治原因，樹敵太多而被燒死的。

另外，基督教傳統中內部其實並不像很多人想像的是「唯地心說」。它自古其實就有「日心說」的趨勢，請想一想，基督教歷史上用過的兩本曆法書——格列高列曆法和儒略曆法——這兩本曆法都是以太陽周期計算的（當然，後者只有東正教教會在禮儀方面才使用）。至於具體的中世紀天文學發展，尤其對「日心-地心說」的爭議，實際上隨著觀測的精確程度提高以及觀測數據的增多，早就在基督教內部引起了一定討論。別忘了，當時搞科研的其實都是一幫神父，這也是為什麼哥白尼會有這樣的思考和發現。

歷史上的布魯諾卻不是一個專業科研人員，他並不像哥白尼一樣是一個數學家。他其實也不太關心他是怎麼論證的。布魯諾所支持的「日心說」也並非是我們如今所謂的「太陽是太陽系（宇宙）的中心」，也是類似於另一種宗教上的世界觀，並沒有任何的科學技術支持。當時日心說和地心說的爭論，其實本來是基督教內部兩大修會的（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內部的一個爭議。但是經由布魯諾的死（他之前的大力宣傳），「日心說」的問題被打開了，反而就成為了一個「反基督教」的符號了。後世對基督教的批判的時候，在把基督教視為是科學的對立面的時候，就把「哥白尼-布魯諾」作為一條線索統統划到了「日心說」的衛道者了。這種劃分其實是比較簡單粗暴的。

（在現代，教宗曾發表過一篇名為《我的過犯》【mea coupla】的通諭，這篇是跟「日心說」有非常密切的關聯，不過並非是教會「鎮壓」日心說，而是懺悔教會沒有把「日心說」儘早地說出來。）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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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原為「嫁乞隨乞，嫁叟隨叟」，意思是一個女人即使嫁給乞丐或者是年齡大的人，也要隨其生活一輩子。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一俗語轉音成雞、成狗了。

2、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皮匠」實際上是「脾將」的諧音，「脾將」在古代是指「副將」，原意是指三個副將的智慧合起來能頂一個諸葛亮。流傳中，人們將「脾將」說成了「皮匠」。

3、有眼不識金鑲玉：原是「有眼不識荊山玉」。荊，指古代楚國；「荊山玉」，是玉匠在荊山發現的玉。

4、不到黃河心不死：原是「不到烏江心不死」。烏江，項羽自刎的地方。烏江訛變成黃河，真是讓人無從解釋了。

5、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原是「捨不得鞋子套不住狼」，意思是要打到狼，就要不怕跑路，不怕費鞋。不過這個還能理解，因為四川方言管「鞋子」叫「孩子」。

6、狗屁不通：這個成語原是「狗皮不通」。狗的表皮沒有汗腺，酷夏時，狗要藉助舌頭來散發體內的燥熱，「狗皮不通」就是指狗的身體這個特點。「屁」是污濁的象徵，對於文理不通的東西，以屁來喻，也將就吧！

7、王八蛋：這是民間的一句罵人話。實際上，這句話的原來面目是「忘八端」。古代「八端」是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此八端指的是做人之根本，忘記了這「八端」也就是忘了做人根本，可是後來卻被訛傳成「王八蛋」。

8、無毒不丈夫：原句是「量小非君子，無度不丈夫」。而「無毒不丈夫」，與古人崇尚的價值觀念大大背離了，大丈夫，自然是那些坦坦蕩蕩、胸懷寬廣的男人，要有度量，才可稱為男人。人以訛傳訛的功力真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8、無毒不丈夫：原句是「量小非君子，無度不丈夫」。而「無毒不丈夫」，與古人崇尚的價值觀念大大背離了，大丈夫，自然是那些坦坦蕩蕩、胸懷寬廣的男人，要有度量，才可稱為男人。人以訛傳訛的功力真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9、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原句是「刑不尊大夫，禮不卑庶人」。由於我們對「上」「下」的認識不全，常將它們誤解。其實「上」「下」還有尊卑之意，原意應為不會因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罰；也不會因為是平民，就將他們排除在文明社會之外。

10、無奸不商：原是「無尖不商」，是說古時候開糧行、賣穀米是用升或斗量的，商人賣穀米每次都把升和斗堆得尖尖的，盡量讓利，以博得回頭客，所以叫無尖不商。如果是「奸」，那世上做生意的，沒一個好人了。

{ 轉自微信公眾號人民日報。}

為了避免 @妄想家混淆視聽，特地開貼反駁其文章。

妄想家拿著一封《黨內通信》的雞毛當令箭，說毛澤東是反對大躍進的，責任都是劉少奇鄧小平的。我們不能看一個人說什麼，要看一個人做什麼，尤其是，有些事情是只有這個人能做，別的人無法做的，那他就絕對摘不去責任了。

1957年大陸國民經濟發展取得一定程度提高，財政收支增長，取得平衡還有結餘。歸還前一年向銀行透支款6億，還增撥給銀行信貸資金9億元。貨幣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億。基本達到財政、物資、信貸平衡，市場趨於穩定。工農業產值較上年增長10%，超過計劃4.1%。農業產值增加了20億元，但未能達到計劃的4.9%的增長率。糧食只達到3700億斤（不含大豆），比計劃低出120億斤，但仍比上年增加50億斤。1957年被認為是建國以後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7]
。但毛澤東本人卻並不以為然，他從1957年工業發展速度（10%）不及上年（31%），農業未能達到計划出發，得出結論：1956年反冒進反錯了，在經濟和政治上都產生了不良後果——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對1956年的反冒進提出了批評。他說：1956年經濟文化有了一個很大的躍進，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績，誇大了缺點，說冒進了，吹起了一股風，把多快好省、農業綱要四十條、「促進會」幾個東西都吹掉了，影響了今年的經濟建設特別是農業的進展，給群眾潑了涼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條、促進會必須恢復。此外還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8]」毛澤東則在後來說，1958年的勁頭，開始於三中全會[9]。在周恩來於八大二次會議上被「痛快淋漓」地批過之後，反冒進的另一主要人物劉少奇也噤若寒蟬，自問「我們比主席，總是差一大截」從而在58年中力追毛的腳步大搞躍進。[10]

我們再來看看敢說話的人彭德懷的情況：

1959年在江西廬山召開的當年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他寫信給毛澤東，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正確的；接著指出大躍進的問題所在，「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1959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他直截了當地指出：「浮誇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弊病的根源。」
這封信遭到毛澤東估判與批評。彭德懷跟毛澤東起了衝突，忍不住回敬：「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16] 最後彭德懷與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彭本人被誣陷為「裡通外國」。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首要份子，被嚴厲批判並被免去國防部長和軍委副主席職務，職務由林彪接任，革職以後住在北京頤和園附近的掛甲屯吳家花園屯田六年，自食其力。[17]1961年10月30日—12月26日到湖南湘潭縣家鄉調查，將所寫的5個調查材料送中央參考。[18]1962年6月16日，彭為了說明歷史問題[19]，寫了《八萬言書》，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印發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9月十中全會上，批判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新的進攻」，毛澤東給彭德懷加了一個新頭銜—「修正主義分子」[20]。

1. 假設大躍進是劉鄧一手主導的，那麼為什麼彭要向毛寫信？說個人崇拜是主因？
2. 假設彭是告狀的話，毛在《黨內通信》中這麼明鏡秋毫，為什麼反而要將彭打為反黨集團？
只有一個合理的結論：毛心裡是認可大躍進的。別人只有唱高調,要是唱低調,恐怕又要落得與彭德懷一樣的下場。

後續，如果真的毛認為他是反對大躍進的，他完全可以給大躍進剎車，可是結果呢？

1959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江西廬山召開，對1958年高指標政策造成的後果，與會者在認識上出現了分歧，柯慶施等強調「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雖然承認出現了一些問題，但並不嚴重，並認為通過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工作，問題已經解決。應當鼓足幹勁，繼續躍進。而持反對意見的彭德懷面見毛澤東未果，遂向毛上書陳述意見。彭認為：大鍊鋼鐵「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調」；影響到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關係，「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錯誤的原因，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等。同時黨內中下層幹部也多有懷疑和埋怨，認為大鍊鋼鐵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砸了，黨外民主人士多有非議，也被蘇聯「老大哥」認為是錯誤的。而在毛澤東看來，這些以及彭的信在挑戰「三面紅旗，」動搖全黨、全國繼續躍進的信心。於是，毛藉此信，發動了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以再次激起人們的「革命幹勁」，實現工農業的生產大躍進，從而扳回1958年的敗局[34]。

繼廬山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後，各省市自治區機關的反右傾運動也隨之展開，產生了一批所謂的「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曾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此外福建、青海、湖南、黑龍江、遼寧等地也都有省委書記、省長、副省長、廳局長、地市縣長被打為「反黨分子」和「反黨集團」。這次反右傾運動，打擊官員和群眾的規模，超過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加上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等類名目的人數則更大，截至1962年8月，全國得到平反的幹部、黨員和群眾共六百多萬人。[35]
1980年，解放軍為1959年因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意見而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或其他「政治帽子」予以平反的有17212人[36]
。反右傾運動的直接後果是，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後剛剛稍有糾正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再次颳起，擔心政治錯誤的地方官員幾乎無人敢於講實話，依然強購農糧，終於導致大面積糧荒。經濟學家薛暮橋回憶錄中提到，「1957年農業大減產，情況極為嚴重。但公社幹部不敢反應農民呼聲。」[37]

如果真的是劉少奇的問題，為什麼劉少奇敢當著這麼多人的面來給自己不痛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會後整理口頭報告時，曾情緒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59]

拿著一兩份講話當令箭，我只能說，官方文件你還看得不夠多？2012年之前那一年不講反腐？但是結果呢？

不要看他說了什麼，看他做了什麼？

------2015年8月9日更新
一直想查閱一下相關資料來支撐自己之前的觀點，畢竟之前的觀點的得出過程是推理有餘而數據不足。。。後來查了一下，我之前所想的「統計古人遺骸」的專門學科其實有個具體的名字——體質人類學。這是我今天找到的一些資料，以後如果查到新的資料的話，再來補充。

《中國腹心地區體質人類學研究》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張松林杜百廉編著 2008年6月第一版
第一篇文章研究的是《內經》中所用尺寸「同身寸」，其中提到了古人的身高問題。

對《內經·靈樞經·骨度篇》的研討——300例常人體表測量與骨度篇所述的比較
杜百廉張奇楊建生等 28~29頁

古人之高度問題
晉皇甫謐稱：針經為9卷，素問也是9卷，都居內經。所以靈樞經可稱針經即謂針灸之用書。因此，其中所載之「八尺之士」與「人身七尺五寸」可能與以中指同身寸作為測量人身長度的單位有關。從王亞威、莫楚屏及本文測量的兩組學生的身長分別為7尺9寸7分和7尺9寸1分9厘足以證明。只知古人身高的相對長而不知其同身寸之量度是不能了解古人實際的高度的。根據已有的考古資料：「漢代的一尺約合現在的23厘米」。若按人長8尺計算則為184厘米，按7尺5寸計算摺合172.5厘米。「西晉一尺正值現在24厘米」。按8尺摺合則高192厘米；按7尺5寸折為190厘米。另外，丹波元簡所著的《靈樞識》記載：「如經水篇岐伯曰『八尺之士』、周禮考工記亦曰『人長八尺乃指偉人（高身材之人）之度而言，皆古黍尺數也、黍尺一尺得今曲尺八寸』。志云：『長七尺五寸者上古適中之人也。』」《合注素問靈樞》張註：「長七尺五寸者、上古適中之人也。」綜上所述可推測古人與今人相比，高低差別不大。不過以上尺寸都不是靈樞經所著時代的尺寸長度。

第二篇文章，對比了河南部分地區古人（兩周時期）和今人的身高，區別不大。

文章：《鄭州西北郊窪劉兩周遺址出土人骨的觀測——I.性別、年齡、身高和四肢諸長骨的測量》
杜百廉臧衛東李寄雲王文華劉彥峰張松林王克聰

（五）關於古人身高問題
中醫內經靈樞經中曾有「人體八尺之士」、「人身七尺五寸」的記載。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河南醫科大學的學者與河南的考古界的同仁合作，先後對河南淅川下王崗、舞陽縣賈湖、洛陽孟津縣妯娌、鄭州市滎陽青台、鄭州窪劉（1）、窪劉（2）諸遺址的人骨架的身高做了實地測量。杜百廉、唐錫麟等對現代河南漢族青年身高做了統計，其結果見表10。從表10中可知河南古人低於現代人。有關古人身高的記載，絕不能以現代的尺寸去理解。另外從8000多年前的賈湖人至今的人類繁衍生息的過程中，人的身高的增長並不明顯。這說明了遺傳仍然是決定身高的主導因素。現代人高於古人主要是近半個世紀人們的營養條件這個外因起了一定的作用。

原答案：
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古人個子很矮。（猿人時期很矮我信）

------7.5/7.6更新
大家讓我上數據，那我就上一些數據。我的意思不是古人一定比現在高，我的觀點是：人類進化到一定時期之後（我認為是大約在新石器時期），體型變化就不是很大了。後來的變化只是周期變化，上下浮動，而不是一個一直上升或下降的趨勢。

我的數據如下。（PS：僅僅是數據，供大家討論，並不作為本觀點的論據。因為數據來自網路搜集，真假莫辨，我無法親自去考證。另外，要得到一個準確的結論，最直接的依據是足夠量的古人遺骸數據樣本，我很希望有考古方面的高手提供一下這方面的數據。）

1，玉衣。
玉衣是貼身穿著在死者身上的，玉衣的大小基本可以代表死者的體型大小，至少誤差不會大到影響結論。
網上有文章專門統計過玉衣的長度。不過我擔心數據造假，還是自己搜集幾個吧：
中山靖王劉勝金縷玉衣，1.88米；劉勝金縷玉衣
劉勝之妻竇綰金縷玉衣，1.72米；滿城漢墓上_紀錄片
西漢僖山一號墓，西漢梁王劉遂金縷玉衣，1,76米；玉衣
西漢劉和銀縷玉衣，1.81米；徐州史志網

有人說穿玉衣的都是貴族，生活條件好，所以個子高，不過我覺得這樣的身高即使跟中國現在的富裕人家比，也不見得有多大區別（何況我也沒覺得富家子弟的身高比我們普通屌絲高，本人185）

2，古代塑像。
例子，兵馬俑。。。秦始皇兵馬俑

其中武士俑，即普通士兵，平均身高約1.8米。
有人認為兵馬俑是秦朝人故意做大的，言外之意中國人的不自信和作假傳統古已有之。。這個我無從考證，所以兵馬俑也不敢作為論據，僅當一個例子供大家思考和討論。歡迎專業分析。

3，古人對身高的評判標準。
李白《與韓荊州書》中稱自己「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假設唐代測量身高用的是唐小尺--約24.6厘米（不敢想像大尺29.4厘米），那麼李白所說的七尺約為172cm，不滿172cm視為矮，跟今天的評價標準相似。參考資料：尺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寫道：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其中的「九尺有六寸」，有考據黨考據為196.8cm，若屬實，則190+視為高，跟今天的評價標準也相似。實物為證：孔子身高196.8CM_郭翔鶴

東漢王充《論衡》一書祀義篇中寫道：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常人的身高七、八尺，根據漢小尺23.09cm計算，王充所說的常人身高在161~184之間（他沒分男女），貌似跟今天的身高水平也相似。論衡·卷二十五·祀義篇
4，古人遺骸。
先發我山東的吧。。（PS：考古隊員說實際身高是遺骸長度+5~10cm，供參考。）
章丘漢代古墓群，墓主遺骸約1.8米。章丘於家埠挖出漢代古墓群兩具遺骸身高一米八,堪稱「山東大漢」
山東青島十梅庵古城頂遺址，出土的兩具骸骨長度分別約1.8米，1.9米。青島古城頂遺址再出土一"山東大漢" 高1.90米
趙家莊漢墓出土的人體骨架，長度為1.95米。出土古代「山東大漢」僅骨骼長度就達到1.95米--青島新聞網
廣州出土女屍，身高1.61米（與現在平均值區別不大）。廣州出土罕見宋墓女性屍骨骨架保存較完好地市滾動南方網
雲南金蓮山墓葬群，成年墓主人身高多在1.6米~1.9米。雲南古墓葬群出現人體骨骼標本可能改寫歷史
湖北棗陽九連墩古墓據現場專家推測，墓主身前身高約為1米75至1米9之間。國家地理
四川閬中明代雙室墓，男性墓主1.8~1.9米。四川閬中發現明代雙室墓
成都市龍泉驛區秦代古墓，墓主骨骼1.8米。成都秦代古墓出土身長1.8米的秦代壯士骨骸
（補充：針對成都出土身長1.8米的秦人骨骸一事，省考古所原所長、著名考古學家韓偉說，一般秦代人和現在人身高差不多。秦代人有高有低，這次出土的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他介紹說，我省僅秦代墓葬就已經挖了3000餘座，出土的秦人骨架的平均高是一米七左右。）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以上數據都是特例。確實，比如古人遺骸方面的的數據，也會有很多低於今人平均值的，但是我的觀點僅僅是古人身高與今人基本相同，而不是認為古人比今人高。我認為古人的身高也是隨飲食水平的變化而變化的。古代同樣有戰亂年代和和平年代之分，戰亂年代吃了上頓沒下頓，和平年代休養生息幾十年後，身高又會迅速恢復（就像當今）。總之，我認為這只是周期性的變化。

說這麼多，也只是個人猜測。說出來供大家討論吧。如果想要準確的結論，我覺得還是統計古人遺骸的數據比較靠譜。

------7.7更新
有知友提到了一個挺有代表性的問題，貼上來供大家討論。

這個答案有誤讀，現代人雖然貧富有差距，飲食的差距卻縮小了，吃不起魚翅可以吃魚，吃不起神戶牛肉可以普通牛肉，價格差距大但是營養價值差別卻不大。古代物質匱乏，窮人過年才吃一口肉，和富人沒得比。

首先中國古代平民吃肉的情況有沒有那麼慘烈是存疑的。中國古代對屠殺牛羊是有限制的，但是豬的養殖很早就已普及。具體的我以後查一些資料貼上來。不過重點是另外一個問題：對於長高而言，肉食並不是關鍵。長高所需的營養主要是蛋白質，鈣，和維生素，這些都可以從素食中攝取，特別是鈣等礦物質和維生素在植物性食物中含量更高。肉食和素食的主要區別是更高的脂肪、膽固醇和蛋白質含量。古代平民肉食可能少，但是如果在食物量和營養成分可以滿足需求的情況下，我覺得不會太影響發育的。如果連糧食蔬菜都不能保證的話就另說了（比如戰亂年代）。

------7.8更新
繼續回知友觀點

你這個數據貌似不全或者有選擇性，我記得看過類似資料，中國古代平均身高應該比現在至少是低10CM以上的。我覺得參考戰前日本人的身高就差不多了。

現在人的身高也比建國之前高許多。這麼說來之前幾千年裡面中國人的身高一直沒變，建國後就突增了10CM以上么？這不科學吧。。所以我的觀點是近幾千年人類的身高是總體穩定，不同時期浮動變化的。要知道幾千年在人類幾百萬年的進化史上只是很短的一段時間。現在中國人的平均身高相比5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也只是相差15CM左右（如果拿建國前與北京猿人比較差距就更小了），那麼相比很近的幾千年前，會有那麼大的差距么。。資料：北京人
順便說一下距今1.1—1.8萬多年前的山頂洞人，關於他們的身高，可以查到的數據是：男性1.74米，女性1.59米，供參考。

禪讓說。——堯幽囚舜野死
暴君說。——商紂隋煬

上面高票槽點太多，沒興趣編輯答案了。

........................................................................

我之所以堅定地相信未來，
是我相信未來人們的眼睛——
她有撥開歷史風塵的睫毛，
她有看透歲月篇章的瞳孔。
——食指《相信未來》

在寫出下面這番話之前，我想，先讓大家溫習一下食指先生的這首詩，這首《相信未來》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露水，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詩歌中有太多美好的語句，這些我都將不去探究，我們只說——相信未來人們的眼睛，他又撥開歷史風塵的睫毛。
我說堯幽囚舜野死，說紂王隋煬帝不是昏君，也正是基於這一句話，
我希望我們能撥開歷史風塵，當然，我們不能保證看到的是下一片塵土，
畢竟「歷史，也只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但是探索精神和我們從探索中得到的智慧，
這些才是我們讀史的真正宿處。

請循其本，
第一章節——」堯幽囚舜野死「

而關於堯舜二帝的去世，歷來被人們揣測，最重要的莫過於

李白的《遠別離》，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

　　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

　　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

　　我縱言之將何補？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

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

　或雲堯幽囚，舜野死。

　　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

　　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

　　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

　　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下面引用柏楊先生的《中國人史綱》中的記敘，
（當然，很多人詬病柏楊先生不是個嚴謹的歷史學者，但我想說，你們啊，圖樣。）

伊祁放勛是五帝中的第四帝，號稱堯帝，即好心腸的君主。大概除了被稱為好心腸外，沒有可取的才幹。......
他在位的一百年期間，發生了空前可怕的大災難。紀元前二二九七年，天不停地落雨，河流泛濫，山洪暴發，房屋家畜和田畝都被漂沒，中國成了一片汪洋，人們大批溺死餓死，殘存下來的人逃到高山上嗷嗷待哺，這是中國第一次的大悲慘時代。
伊祁放勛命夏部落（河南禹州）酋長姒鯀治水。姒鯀是一個很有名的水利工程專家，可是他使用治理小河流的方法來治理大河流，集中力量修築堤防，以期約束水勢，堤防不能阻遏洪水的衝擊，仍不斷地潰決，用了九年時間，洪水如故。
另一位雄心勃勃的虞部落（山西永濟）酋長姚重華（後來的舜），他抨擊姒鯀治水的無功，唐堯帝伊祁放勛在姚重華堅持下，宣布姒鯀應負起治水失敗的責任，派人到羽山（山東臨沐南），把仍在孜孜不息辛苦工作的姒鯀處決。姚重華是伊祁放勛的女婿，此時老岳父已不能抵抗女婿的壓力，於是接著一連串殺掉另外三位大臣：三苗、共工、囗兜，加上姒鯀，宣稱他們是罪大惡極的「四凶」。但夏部落是當時唯一擁有水利工程技術的部落，沒有人能夠代替。姚重華不得已，只好同意伊祁放勛任命姒鯀的兒子姒文命繼續他父親未完成的工作。
姒文命檢討他父親失敗的原因，決定以疏導方法為主，使水勢向低洼的地方渲泄。他除了築堤外，還同時開山，最著名的開山工程，是鑿通龍門——山西省河津市跟陝西省韓城市之間的黃河峽谷，使黃河暢通。
......
僅從這九條河流的數目上，就使人大大地震驚。從黑水到長江口，航空距離有二千六百公里之遙，僅僅徒步遊覽一周，恐怕都需要幾年時間。而且此時還沒有鐵器出現，完全依靠燒石澆水的原始方法去開山鑿洞，姒文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十三年之內，完成這麼多艱難工程。大概是，姒文命是姬軒轅的後裔，仍有殘留的神靈附體，所以他能夠順利的成功，並受到中華人長久的尊敬。
紀元前二二八五年，伊祁放勛放棄政權，姚重華正式攝政。二十七年後的紀元前二二五八年，伊祁放勛逝世，壽命一百一十九歲，姚重華順理成章的坐上寶座。
這是儒家學派所津津樂道的第一次「禪讓」，堅稱伊祁放勛是自動自發，非常愉快地把帝位傳給姚重華。
（注意重點：）姚重華的一生比伊祁放勛多采多姿，他自稱是姬軒轅的九世子孫。他的虞部落在蒲版（山西永濟），跟伊祁放勛的唐部落（山西臨汾）相距只二百公里，兩個部落一向通婚，伊祁放勛的兩個女兒：伊娥皇和伊女英，同時嫁給姚重華。姚重華應該是中國早期歷史上最成功的謀略家之一，他最使人精神恍惚的事迹是，據儒家學派說，他有一個可怕的，充滿陰謀和殺機的醜惡家庭，他的父母兄弟全都比蛇蠍還要惡毒，只姚重華恰恰相反，仁慈而且善良，集字典上所有的美德於一身。他母親早死，老爹瞎老頭（瞽叟）續娶了一位妻子，生子名姚象。有一天，老爹命姚重華把倉房茅草蓋好，可是等姚重華爬到屋頂上之後，父母和弟弟三個人卻在下面把梯子搬走，放起火來，企圖把姚重華燒死。姚重華聰明地料到會有這種變化，早就準備了兩個斗笠，就把這兩個斗笠綁到手臂上當作翅膀，飄然而下。老爹又命他挖浚舊井，姚重華知道情形不妙，挖井時悄悄地在一旁鑿出一條通到地面的坑道。果然，父母和弟弟一齊下手，把井填平，然後興高采烈地把姚重華的財產瓜分，老爹和繼母得到他全部牛羊糧食，姚象則得到他日夜思之的兩位漂亮嫂嫂，而且馬上搬過去居住，得意忘形地彈著姚重華的琴。就在這時候，姚重華在門口出現，姚象反而大吃一驚。
那位當天子的岳父伊祁放勛聽到作父母的種種奇怪惡行和作兒子的種種奇怪孝行後，大為感動，就把他召到中央政府，幫助自己處理事務，於是姚重華踏入政壇。
姚重華是五帝中的第五帝，號稱舜帝，即孝順友愛的君主。他把政府改組，設
立下列九位高階層官員：
一司空（工程部長）
二后稷（農業部長）
三司徒（國防部長）
四共工（礦業部長）
五士（司法部長）
六朕虞（水利部長）
七秩宗（祭祀部長）
八典樂（音樂部長）
九納言（監察部長）
姚重華在位四十八年，就在第三十三年時，歷史重演，姒文命挾著治水成功的威望，達到了當年姚重華達到的地位。紀元前二二○八年，姚重華恰一百歲，不知道什麼緣故，他孤獨地深入蠻荒，跑到南方一千公里外的險惡的九疑山（湖南寧遠蒼梧山），並且死在那裡，埋葬在那裡。天子的寶座落到姒文命之手，黃帝王朝滅亡。

這是儒家學派所津津樂道的第二次「禪讓」，堅稱姚重華跟他的前任伊祁放勛
一樣，也是自動自發，非常愉快地把政權移交給姒文命（你應該知道了，他就是大禹）。

第二章節——昏庸無道殷紂王

下文取自郭沫若先生的《青銅時代》以及吳芝圃與太祖的答對。

說「殷自武丁以後，國力漸衰；史書所載，已無有一個無所不勝服的『武王』了」（胡適《說儒》），這有點不盡合乎史實。其實就拿殷代最後的一個亡國之君帝辛來說吧。這人被周及以後的人雖說得來萬惡無道，儼然人間世的混世魔王，其實那真是有點不大公道的。
像殷紂王這個人對於我們民族發展上的功勞倒是不可淹沒的。殷代未年有一個很宏大的歷史事件，便是經營東南，這幾乎完全為周以來的史家所抹煞了。這件事，在我看來，比較起周人的翦滅殷室，於我們民族的貢獻更要偉大。這件事，由近年的殷虛卜辭的探討，才漸漸地重見了天日。
　　帝辛（紂王的名字）的經營東南，他的規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說：「紂王有億兆夷人亦（大）有離德，余有司（舊作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見《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這億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東夷之後所得到的俘虜。俘虜有億兆之多，可見殷的兵士損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損耗了，不得不用俘虜來補充，下幸周人在背後乘機起來，牧野一戰便弄到「前徒倒戈」。那並不是殷人出了漢奸，而是俘虜兵掉頭了。
　　──摘自郭沫苦《青銅時代·駁〈說儒〉》

［毛澤東讀書的筆記和談話］
　　商朝為什麼叫「商」朝呢？是因為有了商品生產，這是郭沫若考證出來的。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使商朝亡了國。史書說：周武王伐紂，「血流漂桿」，這是誇張的說潔。孟子不相信這個說法，他說：「局信書，不如無書。」
　　──摘自毛澤東1958年11月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談話
　　毛主席：你這個汲縣是夏禹封的，汲縣人是大禹的子孫。商朝紂王亡了之後，微子被封為宋，就是現在的商丘。
　　吳芝圃：從封丘到濮陽、夏邑、商丘、杞縣，一直到禹縣，這都是夏朝活動過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於商（現在叫商丘），後頭它的後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陽小屯村）。武王伐紂，還在朝歌（今淇縣）封了紂王的兒子武庚。武庚後頭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來反對周朝。
　　吳芝圃：管叔就封在這個地方，鄭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後頭變成上蔡。對於周朝說來，管叔、蔡叔都是叛亂分子。當時微子是裡通外國。為什麼紂王滅了呢？主要是比於反對他，還有箕子反對他，徽子反對他。紂王去打徐夷（那是個大國，就是現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幾年，把那個國家滅掉了。紂王是很有才幹的，後頭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就是不要聽。他這個國家為什麼分裂？就是因為這三個人都是反對派。而微子最壞，是個漢奸，他派兩個人作代表到周朝請兵。武王頭一次到盂津觀兵回去了，然後又搞了兩年，他說可以打了，因為有內應了。紂王把比於殺了，把箕子關起來了，但是對徽子沒有防備，只曉得他是個反對派，不曉得他通外國。給紂王翻案的就講這個道理。紂王那個時候很有名聲，商朝的老百姓很擁護他。紂王自殺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漢奸，周應該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紂王的兒子武庚。後來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徽子封為宋，就是商丘。
　　——摘自毛澤東1959年6月22日同吳芝圃等人的談話（見《黨的文獻》1995年第4期）
　　郭沫若的《駁〈說儒〉》，提出殷朝最後一位君王帝辛（即商紂王）征伐和經營東南，被周武王從西北面乘虛而入，是郭沫若根據甲骨文及史書零星記載的一個創見。後剪伯贊等史學家也沿用其說。毛澤東顯然也接受了這個觀點，肯定紂王「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
　　就紂王個人而言，誠如郭沫若所說，周朝以降的史書，視之為「萬惡無道」的人。其源，主要來自周武王伐紂時的兩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書》中的《泰誓》、《牧誓》。如後者說：「今殷王紂唯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記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於百姓，以奸軌於商國。」這本是為了師出有名的政治宣傳。故郭沫若在《駁（說儒）》說後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傳的毒」。毛澤東也指出是「周武王把他說得很壞」，「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在毛澤東看來，商紂王是「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這個看法也是有依據的。
《荀子·非相篇》便說紂王「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超勁，百人之敵也」。
《史記·殷本紀》也說：「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對紂王失敗的教訓，毛澤東總結的是，
1、征伐東南，所得「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俘虜政策做得不大好」。於是在周武王打來時，倒戈起來。據《尚書·武成》載，周武王伐紂，與商朝的軍隊「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意即殺人太多，血流把搗東西的棒槌都漂了起來。
2、是商朝內部出了「反對派」、「漢奸」，代表人就是比干、箕子、微子三人，「而微子最壞，到周朝請兵。」

紂王亡國舉火自焚。勇力若紂王，後世止已楚霸王可比，、
終也不屈而死，
何其壯哉！
千年以降，苦心孤詣的君王死社稷，譬如紂王，譬如崇禎。

第三章節——一代暴君隋煬帝
（繼續加班中，待會弄。少提一句，隋煬帝算是隋冤帝吧）

圓明園是英法聯軍搶了燒了……
但是變成這個樣子要歸功與北京海淀蓋房子的勞動人民

《永樂大典》副本被義和團民眾「火功」大使館時候當柴火徹底毀了。

從1931到1943年中華民國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不是蔣校長。

朱熹是個有操守，有道德的教授。

薩爾滸之戰。
考察萬曆朝的大背景，把麻貴、戚繼光、劉綎、李成梁家族、杜松等萬曆中前的戰將串聯起來，想想西南、西北、東北的戰局，明軍的火力（包括火炮、俞、戚家軍的特殊武器、先進的戰船、手銃），不難理解薩爾滸出征前趾高氣昂的表現，以及種種匪夷所思的細節：杜鬆口出狂言，總經略楊鎬甚至把進軍路線事先告知努爾哈赤。原來讀到這段以為主帥愚蠢，指揮無度，現在想來，這是極度的自信，才至於如此的囂張膨脹。
建立一種代入感，試想本chao定鼎一年，朝鮮局勢驟變，野戰軍歷經戰火洗禮，悍然出兵東北。「雄赳赳氣昂昂」之語形容他們恰如其分，我們將輕步兵發揮到極致，與最強國家的機械化軍隊對抗而不落敗。由此可以感知薩爾滸前明朝朝野的心境：昂揚勃發，胸有成竹。
然而這一次對手是天之驕子，百年一出的努爾哈赤，所謂驕兵必敗，薩爾滸最終斷送大明大半精銳。我並非明粉，可自唐以降漢人政權對外已經鮮有銳氣，難得有一次高昂、主動的出征，這樣的失敗最大的影響莫過於自尊心的打擊，經濟、軍事還在其次。往後隨著王世楨的進攻戰略失敗，遼境最終採取守勢，漢唐時「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的風采不復，悲夫！

ps：這篇答案受@汗青的答案啟發，原來貼在他的評論區，在此感謝！

土耳其人表示火雞國明明是印度…（土語火雞叫Hindi）

三年自然災害

真實的歷史情況是怎樣的呢：

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查氣象資料就知道，從1959到1961這三年，根本沒有什麼全國性的災害，只有局部地區有災，這屬於正常情況。又說蘇聯逼債，其實蘇聯並沒有逼債，而且還要援助中國，但中國不肯，不僅不要援助，還繼續往外賣糧食，援助別國。1960年是中國餓死人最多的一年，也是外賣糧食的高峰。

我不想評論這段歷史，只是希望這樣的歷史不再出現。。。

領袖錯誤發起、被彪彪四人幫等反革命集團利用的……

抗日中流砥柱……

三年自然災害……

不敢多說，寫過無數個都被刪了

阿拉伯數字其實一直是印度數字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關東軍蓄謀已久的,這點已被證實。但是你跟我說日本志在侵略東三省......你可知道當時日本首相在聽到這消息的時候嚇得不清。問下面的人都是怎麼回事，都說是原來外交紛爭，誰知道關東軍推進得太快了......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補充:知道「二二六事件」的同學大概知道我想表達什麼意思。

PS:至於什麼是真相? 還得由各方明辨。

遠的就不說了
最近十餘載的國產抗戰片就是個活生生的故事啊

第一個女皇帝不是武則天

在我們的記憶中，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就是武則天，她在位時，繼貞觀之治，啟開元盛世，政績斐然，一生唯我獨尊、敢作敢當，死後又為自己立了一塊沒有任何文字的「無字碑」。這些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實，嚴格說起來，中國歷史上的女皇帝武則天只能位列第三。那麼，前兩位是誰呢？

歷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是北魏孝明帝的女兒元姑娘。元姑娘即位時還是個女嬰，她的登基完全是她的祖母——宣武帝之妃、孝明帝之母胡太后一手安排的。

幼主孝明帝登基後，胡太后則母以子貴被尊為太后，並因孝明帝年幼而臨朝聽政。胡太后在政治上恣意專權，生活上又十分淫亂，引起朝臣不滿，曾被胡氏幽禁於北宮。

後來，胡氏重新臨朝聽政，更加肆無忌憚，「為四方所穢」，當然也引起孝明帝的不滿。於是母子之間嫌隙屢起。

公元528年，據《北宋后妃》記載，孝明帝之妃生下一個女兒，當時胡太后謊稱生了一個皇子，並設計毒死了明帝，擁立「皇子」為帝。

幾天後，胡太后又忽然宣布襁褓皇帝原來是個女嬰，當然，出爾反爾都是為了宮廷鬥爭的需要，元姑娘只不過是胡太后手中的一枚棋子。

小女嬰雖然只做了幾天的帝，但是，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皇帝。

而第二位女皇帝是陳碩真，浙江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自幼父母雙亡，和一個妹妹相依為命。歷經風風雨雨，嘗盡人間辛酸苦辣。

當時，唐高宗即位，由於唐太宗統治後期奢侈之風盛行，勞民傷財，使部分地區的人民受到了較重的剝削和壓迫。

青溪位於今天浙江西北部，這裡山高谷深，物產十分豐富。正因如此，統治者對其也格外關注，搜刮無度，使得這一地區的百姓負擔十分沉重，怨聲載道。

有一年，當地發了大洪水，百姓流離失所，民不聊生。陳碩真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於是，她不顧自己的安危，毅然打開東家的糧庫救濟災民，不料被管家發現，打得她死去活來，當夜被鄉人救出，逃入山中隱蔽起來。

在此之後，當地百姓不斷聽到有關陳碩真「得到成仙」的傳言，她的親戚也到處宣傳陳碩真已經成仙從天界重回人間，現在法力無邊，變化莫測，能夠驅使鬼神。於是，鄉民們都寄希望她能為民除害造福。（農民起義一般都會藉助封建迷信的力量，陳碩真也不例外。）

公元653年十月初六夜，陳碩真率領民眾在淳安田莊里舉行起義，家鄉人民紛紛響應，起義隊伍迅速擴充到萬餘人，陳碩真自立為「文佳皇帝」，帶領民眾曾連續攻克桐廬、睦州等地，並逼近歙州、婺州，對封建統治者造成威脅，一時間威名大震。

朝廷聞訊後，即派揚州刺史房仁裕帶兵前往鎮壓，婺州刺史崔義玄也趕緊徵集兵力對起義軍進行打擊。由於義軍缺乏實戰經驗，幾經浴血奮戰，死傷無數，最終全軍覆沒。

陳碩真從起義到兵敗身亡，不過一個多月時間，但是東南震動，影響極大。但她自稱皇帝，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由此，她被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評價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按歷史時間推算，當時武則天還是唐高宗的昭儀。陳碩真自立皇帝的第三年（655），武則天才被立為皇后。一直到公元690年，武則天才自稱「神聖皇帝」，改國號為周，所以只能是位列第三。但是她掌握了政權，並且在位整整15年的時間，所以，她是中國歷史上「標準」的女皇帝。

摘自史上被封殺的幕後真相-劉默-通俗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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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歷史可以被正確解讀

視頻 | 何光滬：基督教與現代化進程
一直被國人誤解為帝國主義爪牙的外國傳教士，其實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是共黨處於政治需要，刻意醜化了它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思想傳播媒介的基督教，致使中國現在的基督徒時時刻刻被無緣無故的諷刺與謾罵。有些人甚至還把信耶穌的人與漢奸、洋鬼子聯繫在一起。如果有這些看法的朋友，看完這視頻，再討論不遲。
---------視頻在小時24分開始講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

中國從100多年前到現在都一直在追求現代化。觀察世界歷史會發現，西方現代化的興起與基督教是分不開的。那麼，中國的現代化與基督教有什麼關係呢？

5月31日，在北京錫安教會七周年的慶典上，為契合教會於去年提出的第四大異象「培植大地的希望「，安排了同主題的系列講座，其中一場是邀請了著名的宗教學者、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光滬教授主講《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進程》。

何教授首先引出國人對基督教的三個普遍性的誤解：「基督教是騎著洋槍洋炮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是中國鴉片泛濫的幫凶」、「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從史實的角度出發分享了基本事實情況進行回應，其中他從幾大方面列舉了基督教為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做出的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引言：國人對基督教的幾個誤解
——佛教最初騎著白馬和平來到中國，基督教是騎著炮彈來的, 傳教士進中國是一手拿著聖經，一手拿著洋槍。
——基督教是精神的鴉片，不僅如此傳教士還參與鴉片貿易，殘害中國人精神的同時還殘骸中國人的身體。
——基督教、傳教士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害怕中國強大，所以要反對基督教。
何教授首先列出以上桑中國人對基督教和傳教士的普遍性的誤解。他說，每個人的觀察是有限的，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說明自己觀點的證據，但他希望列出歷史的總體狀況和基本事實請大家客觀評判。
基督教來中國是騎著白馬？還是炮彈？
他追根溯源，從目前公認的基督教四次入華歷史談起。首先追溯到第一次是唐太宗的時候，當時aluoben主教來中國傳教，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齡去迎接、同時派御林軍去做儀仗隊。按照大秦景教碑的記載，唐太宗在自己的卧室里聽道，幾年之後他頒布天下說基督教對事物和老百姓都有好處，適合在全中國傳播。「這是第一次。我們不知道當時的主教是騎著白馬、黑馬還是紅馬來中國的，但起碼看到他至少不是騎著炮彈來的。」何教授幽默的說。
第二次是元朝某某來中國傳教，當時的皇帝接待他並表示希望他留在北京。於是，他在北京建立教會、成立唱詩班，一次給3000人施洗。
第三次是明朝末年，利瑪竇和同伴到了廣東，後來也來到北京和儒家的學者交往，其中最有名的士大夫是徐光啟。傳教士教給士大夫天文、地理、農業科學等，以至於軍事技術。何教授說：「這個時候雖然是騎著馬來的，不過的確和炮彈有關係，但不是打進中國，而是幫助中國製造洋槍洋炮，抵擋當時滿族的威脅。而且有意思的是，滿族進來之後統治者也很開明，並沒有懲罰這些人，而是讓這些人管理他們的欽天監等。這是第三次。「
第四次是1807年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入華，他做的事情主要是三件，第一辦學校即英華書院，第二把聖經翻譯為中文，第三編譯英華大辭典。「這個時候離鴉片戰爭還有幾十年，和炮彈也沒有關係。」
「所以這四次進來都是和平的，都沒有騎著炮彈，都是坐船或者騎馬的。「何教授總結說，」
傳教士是鴉片幫凶？禁煙先驅？
而關於鴉片一事，何教授回顧說，當時有些傳教士來中國坐的是商人的船，其中一些商人是賣鴉片的，所以很多人就誇大了事實說傳教士就是鴉片販子，賣鴉片不僅殘害中國人的精神還殘害中國人的肉體。但歷史事實是，當時的鴉片貿易是正當的，英國人發現鴉片那個東西可以止痛，就像白酒一樣，可以喝一點但是酗酒就不行了。
當時傳教士也逐步認識到鴉片的害處，絕大部分傳教士反對鴉片貿易。其中很多英國傳教士在中國透過辦報紙、印刷小冊子、勸說官員等來積極反對鴉片貿易。但政府和民眾不聽，在中國主張禁煙的林則徐也是受到排擠的。為什麼呢？因為鴉片可以收很高的稅，所以中國政府想讓鴉片買賣，中國人自己也還種鴉片，所以雖然傳教士到處宣傳，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不理。於是，不少傳教士回到英國聯合起來教會在自己的國家裡面發起請願抗議自己的政府向中國輸入鴉片，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終於使英國政府禁止了鴉片貿易，之後中國皇帝才禁止。「正是因為傳教士的堅決反對才帶來這個結果。」
傳教士是帝國主義走狗？還是現代化紅娘？
最後，何光滬教授又列出歷史上傳教士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來請大家判斷到底歷史上傳教士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還是重要的現代化的挺進力量。
一、科學技術的引進
科技是現代化的重要因素，是基督教的傳教士大規模的把很多現代科技引到中國。比如明朝的利瑪竇與耶穌會士為中國引進天文、地理、農業、軍事等科學知識；利瑪竇翻譯的《幾何原本》其中的平面幾何科學知識對訓練中國人的邏輯思維有很大作用。事實上，利瑪竇翻譯的宗教類的教的圖書只有100多種，而其他各類科學的書翻譯了155種。
後來還有林樂知，他一個人主持和翻譯的科學書籍達到390多種，對中國現代化有很大貢獻。很科學的名詞術語很多是林樂知那個時代定下來的，而且翻譯的很好，比如現在大家都用的「物理」和「化學」。
之後還有付蘭雅、偉列亞力等許多把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引用中國的傳教士。何教授介紹說，因為這樣的傳教士很多，以至於李鴻章和張之洞當時抱著「師夷長技以制夷」也就是說打敗外國人的目的去做江南造船廠時，請的顧問很多都是傳教士。當時不少傳教士幫助中國人發展工業，其中很多還是軍事工業。因此甲午戰爭期間，中國的軍艦的數量和質量都是超過日本的，但可惜的是中國人自己不很好的使用也不維修這些戰艦，最根本是士氣不足，導致後來的戰敗。
二、現代教育的興起
1900年以前，中國的科舉還沒有被廢除，這之前的教育都是以科舉為目的的教育，這個時候創辦其他類型的教育是很艱難的，但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傳教士在中國已經辦了1100所學校。
新式教育和老式的教育之間難免產生利益矛盾和衝突。何教授介紹說，很多教案之所以發生，其中一些的確是與傳教士比較驕傲的心態有關係，這個需要坦率的承認，但其實許多教案和衝突發生的原因是當地的「孔乙己「們這些未中科舉的文人、「范進」們等士紳階層等覺得他們的利益受到了挑戰，所以到處寫小字報、造出謠言說這些學校裡面男女同校是在裡面淫亂、或者挖小孩子的心臟炒菜吃，挑起民憤。
1900年以後，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東吳大學創辦起來，就是基督新教所創立的。到1914年，天主教在全國開辦的各類學校共有8034所，並創辦了震旦、津沽、輔仁三所大學。1920年，新教創辦的各級各類學校共7382所，其中大學14所，宣教士及其僱員一半以上從事教育工作。
「中國總共沒有多少所大學，基本上都是傳教士辦起來的。」何教授介紹說，當時傳教士人數並不多，但幾乎一半是在做教育，甚至於一些人把教育擺在了自己的傳教事業前面。他們在教育方面非常努力所以做出了很多的貢獻。「如果按照現在基督徒的數字來說的話，按照當時的比例計算的話是要辦幾百萬所大學才夠得上那個時候的標準。「
傳教士還積極推動婦女教育和盲人教育、聾啞人教育。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教士也對促進當地教育做了卓越的貢獻，其中最備受讚譽的就是伯格理在苗族地區的教育貢獻等。
之所以如此努力做教育，和當時很多傳教士是社會福音派有關，尤其是美國來的傳教士們大多是社會福音派。他們認為耶穌基督的天國還要建立在地上，要讓人民在物質、精神等方面過的好起來，所以他們有意識的把精力放在了醫療、教育等。而當他們來到中國，看到中國的現狀，認為中國首先要現代化。
三、現代醫療衛生的開創
首先，傳教士在中國各地創辦了多所專業醫院，比如北方的同仁醫院，南方的湘雅醫院等都是當時最高水平的醫院。
同時，傳教士積極培養醫生、推廣公共衛生運動、發起「天足」運動解放女人在身體上受到的殘害、鼓勵體育運動。
1920年，由傳教士創立的醫院共800多所；1949年以前，教會醫院佔全國醫院的70%，
四、現代新聞出版的事業
現在大家覺得報紙、雜誌等現代新聞出版物很平常，但之前中國並沒有這些。是200年前來華傳教的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定期出版物《察世俗每月統計考》這樣一份月刊。
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基督新教在華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就達到70種，占當時中國報刊總數的95%。
1930年，天主教在全國擁有20所印書館。1935年，基督新教的出版機構已有69個。
五、各種現代制度及觀念
傳教士還把許多各式各樣的現代制度和觀念引入中國，如慈善事業方面的育嬰堂、養老院、戒毒所、賑災救災；另外，星期制、一夫一妻制、公共運動設施及其他福利慈善事業也是傳教士的引入。
同時，傳教士引進、宣傳、普及並實踐君主立憲、聯邦共和等制度，以及現代化所要求的平等、民主、法治、權力制衡等觀念。
結語一：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與現代化的態度為何自相矛盾？
在以國人對基督教存留百多年的誤解為開頭，以及擺出歷史事實對這些做出回應之後，何光滬教授在最後結語部分分享了他的觀察和反思。
他認為，中國人在對基督教和現代化兩者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100多年來中國人都在追求現代化，但對於和現代化緊密相連的基督教卻是抵觸的狀態，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
他舉出義和團和知識分子的態度作為對比，「以前義和團不要現代化，所以他們扒鐵路、砍電線杆，他們的行為和他們不要現代化算是一脈相承不矛盾的。但最矛盾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
「那個時候他們說要現代化，要發展資本主義。要發展現代化，需要基督教，但想要現代化，又說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走狗。現在也是需要發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也是現代化，也和基督教有緊密關係，還是說要反對基督教：100多年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很大的一個矛盾，你想要的和你反對的是一條戰線的，這是很大的自相矛盾。」
到底為何自相矛盾？何教授說出自己的分析，他認為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過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況導致了這樣的矛盾。正是由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抗化的心態，讓我們很難看到別人的長處。
結語二：基督教與中國未來現代化的進程是否會有美好前景？
何教授說，中國一百多年來學習和追求現代化。李鴻章張之洞他們看到了科技對於現代化的重要，戊戌變化看到了制度對現代化的重要，但今天我開門看到現代化背後的基督教，看到現代化背後的精神，「精神看不見，但卻是最重要的。」
他認為，基督教和未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之間的前景「還是很有希望的」。第一，中國教會近年來在質量上逐漸提高，比如以前是老人多文盲多婦女多，但現在教會年輕人、白領、知識分子人群增多，各方面素質也在提升，而且教會的成員越來越認識到教會和社會不可分割，不光只是消極的適應，還要積極的為社會進步、為中國的現代化做貢獻。
第二，過去幾十年來，越來越多外國的書籍翻譯成中文引進中國，這幫助很多知識分子和民眾對基督教的看法也越來越全面。第三，至少一些政府官員也逐漸意識到，基督教是這個社會的正能量，它對社會的道德水準、矛盾緩和、煥發真正的愛心、家庭穩定、社會和諧等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同時，無論是教會，還是知識分子，還是政府，伴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都會越來越認識到現代化會產生很多矛盾，比如社會關係的疏遠、親情的冷漠、資源的分配不均等。
「這些都是現代化的負面的東西，現代化需要引導和矯正，「何教授說，」儒家等傳統文化當然會有幫助，同時基督教也是傳統文化，是全人類的傳統文化，是幾年前的傳統文化。因此，這些傳統文化之間，儒家也好、基督教也好，應該聯合起來，矯正現代化的很多弊病。讓現代化不僅是追求物質還要追求精神，不光追求一個民族的發展還要追求全人類的文明。「
「所以，未來的前景還是好的，是很有希望的。」何光滬教授最後說。

東林黨。明不亡於大順，不亡於清，而亡於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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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個例子，南明福王潞王爭正統。
崇禎自縊，清軍入關後，明在軍事實力上還有著優勢，而由誰來繼承大統在是首要問題。當時可以繼承皇位的有三人，：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與崇禎同屬一脈，都是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所出，還有一個萬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不屬一脈，只有福王朱由菘是萬曆的孫子，崇禎的堂兄。而且他的父親老福王要比惠王桂王都長。不論血統親疏和長嫡，福王是當然的不二人選，但是東林黨擁立潞王朱常淓，因為老福王是因為東林黨當不了皇帝的（參考「爭國本」），他們害怕福王報復他們，寧可冒著國家動亂也要阻止福王即位。從此開始，為了皇位，南明開始了無休止的內耗，而清藉此機會各個擊破，大明氣數終盡。

朱元璋其實不是張得像歷史書上那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