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鄭和下西洋沒有引起類似於西方的歷史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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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

反對以上所有「鄭和下西洋純屬撒錢」或「不以賺錢為主要目的」的言論。

明成祖時期朝貢來往是整個明朝最頻繁的時期，至於朝貢的主要目的，除了宣揚國力，賺錢也是之一。

明成祖發動靖難之役奪取帝位，戰亂過後，犒封藩王，召集儒士修《永樂大典》，各處開銷巨大。這麼一番折騰下來，國庫的錢基本上已經禍禍的差不多了，僅僅是為了「宣揚國力」一個目的就便派鄭和到處撒錢，可能嗎？那些錢又從哪兒來？

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眾說不一，但我還是贊同「與別國進行貿易」這一點。但凡到一個國家，明朝船隊會首先「開讀敕文」，再「賚賜禮品」，他們的確會給予當地國王一定的賞賜，但多數情況下，當地國王會對船隊進行宴請和招待，同樣也會給予船隊賞賜（不知國外是否也遵循「使者越多賞賜越多」的規則）。這些程序走完後，船隊就會在當地進行貿易，出售隨身攜帶的瓷器、絲綢、苧麻等貨物，當地居民則會用寶石、珍珠，香料、藥材等與之交換，或者直接使用銀錢購買。鄭和下西洋這幾十年，靠著海外貿易，的確是充盈了永樂時期的國庫。

「自永改元，遣使四齣，詔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盈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也。」——《殊域周咨錄》

至於為何沒有歷史大發現，不太明白題主所說的「歷史大發現」是什麼範疇。西方的航海旅行，主要目的的確是為了賺錢，否則也不必尋找前往東方的貿易之路。他們在航行的過程中，順帶的侵略了沿途他們所認為的「荒蠻之地」，用來鞏固國家和政治地位。但中國並不以侵略遠海國土為目的，充其量是為了宣揚國力和相互政治往來或經濟貿易。

瀉藥。度同學的回答是贊同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補充一下。
一、經濟決定上層建築。
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國由於國土面積不大，海洋利用歷史久，藍色文明比較濃厚，屬於外向型經濟，通過對新殖民地的開拓，積累新的財富。
中國是農業國，國土廣大，生活資料能夠自給，屬於黃土文明，經濟上對外依賴小，也沒有剩餘產品外銷的動力。典型的悶聲大發財。
由此在國策方面，西歐海洋國家積極開拓和利用海外新興大陸，而中國則是國力的炫耀。這是根本性區別。

二、統治階級的認識與戰略。
西歐海洋國家統治階級比較重視海洋的開發，同時也重視海防建設，能夠充分認知海洋的兩面性，並不認為海洋是國家安全的威脅所在，而是國家發展政權穩固的支撐。
簡單說來，就是航海茲磁不茲磁啊？當然茲磁了！

中國統治階級歷來重視農本，認為國家政權穩定的根本是農業、農民，極力抑制商貿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擴張壯大。同時由於長期對海洋的片面認識，把海洋作為國家安全的威脅來看待，嚴禁大規模的海洋貿易，泉州、廣州是極少幾個由政府嚴密監控的對外貿易港口。
換句話說，就是你們不要想搞個大新聞！我見得多了！

三、資產階級的地位與作用。
西歐國家資產階級的壯大和海洋大發現幾乎是相輔相成的，西歐資產階級在國家地位中遠遠高於中國的，他們能夠影響統治階級，能夠積极參与和推動對外貿易，大航海與新大陸是其中尤為重要的一環。
簡單說來，就是哪裡有風吹草動，你們跑得比誰都快！
中國古代的資產階級，那就是個屁，洗洗睡吧，嗨毛嗨

四、精神層面
進擊的慾望、冒險的勇氣，和千年的自我抑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前者是談笑風生跑得快，後者是圖樣圖森拿衣服

西方地理大發現的驅動力是為了賺錢，並且也確實賺到錢了，賺錢的事情，當然是越做越愛做，大家都愛做，做的多了就成了潮流。
我們下西洋是為了宣揚國威萬國來朝（據說還有尋找建文帝的因素），做一次虧一次，虧錢的事情做過幾次後大家就沒興趣再做了，於是後面就無以為繼。

知乎生涯第一次被人邀請作答，甚是惶恐。
很明顯出行的目的不同。
就官方目的而言，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正值朱棣剛剛登上皇位，中國人的習慣，新君即位喜歡昭告天下以示國威，更何況永樂皇帝即大位的方式也不那麼光明正大，更想儘快地收服周邊小國家的心思。另一說是朱棣有派鄭和去找建文帝的目的，這個不好說，要是去找人的話那麼大張旗鼓的，朱允炆早就跑了。
還有鄭和的個人目的。雖然下西洋的行為是官方行為，但其中也有鄭和的個人目的。可能知道的人不多，鄭和是個穆斯林，而且家裡世代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穆斯林大家都知道的，一生都想朝拜麥加一次。其祖父和父親都是喜歡航海冒險，都曾經不遠萬里去朝拜麥加。這對鄭和有很大影響，從小就喜歡遠洋冒險。
這兩種目的其實都不太可能造成類似的地理大發現。
彼時歐洲開始航海時代的時候，是有明確的經濟目的的。他們需要黃金和白銀，他們需要新的貿易夥伴，他們非常羨慕馬可波羅描繪的「遍地黃金」的東方，他們出行的目的就是探索和佔領，有所發現情理之中。
此外，西方開闢新航路的時候，已經意識到地球是圓的，比如麥哲倫和哥倫布希么的。因為如此，哥倫布覺得我從大西洋出發繞地球一圈也能到印度，雖然他最後到的是美洲。而在中國，從沒就沒有類似的科學認識，沒有明確的探索的思路。以宣揚國威而非探索作為目的，是不會有什麼發現的，因為心思就不在那方面。
學識淺陋，還請題主見諒。
%%%%%%昨晚答得匆忙，今天想到點什麼補充一下%%%%%
之前說到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弘揚國威、收服小國，既然如此去的都是已知有國家的地方，不然像誰去宣揚呢。事實上，鄭和下西洋，基本都是沿著海岸線走的，走一段到了一個新的國家，下去說一說做點貿易，如此做法是不可能發現新大陸什麼的。相比之下的哥倫布等人，是橫穿大西洋開始的，去的是未知的地方，這樣才有可能發現未知的彼岸不是？

引自《地緣看世界》

今天在全球擴張影響力的中國，在地緣政治層面推出了兩條主線，合稱「一帶一路」。其中一帶指的是橫穿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則意指連接太平洋/印度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後一條路線中，南洋的地緣政治地位，與它在幾百年前並沒有本質性變化。
　　「一帶一路」的提法，本身是一個地緣政治遺產繼承的經典做法。用一句成語形容就是「舊瓶裝新酒」。前者舊瓶源自於漢武帝時期開拓成型的絲綢之路；後者的舊瓶上，最耀眼的那抹亮色，顯然就是「鄭和下西洋」了。
　　公元1405年-1433年，鄭和奉命七次出海遠洋。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遠洋之舉，船隊編製有2萬餘人，規模達到200餘艘。其航跡從南海向西，一路延伸到北印度洋周邊地區。即使是後來在海外殖民事業中，取得巨大成功的葡萄牙、西班牙兩國，在開拓時期也難以望其項背。如此大規模的中國船隊進入南洋，不可能不對當時的南洋造成重大影響。
之所以說「鄭和七下西洋」之舉於當時只是一次試錯，是因為這場前後延續28年（1405年—1433年）遠洋行動，在鄭和身死之後便戛然而止。相比之下，比大明王朝晚了十幾年開啟海外探險之旅，且起點和規模要低得多的葡萄牙，不僅沒有因開拓者恩里克王子的身故（公元1460年）而止步，反而一步一個腳印的構築起了全球化的「葡萄牙帝國」。　　
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概因為「海洋」對二者的意義完全不同。對地大物博、人眾多，並且在綜合實力獨霸於東亞的中央之國來說，海洋所帶來的商業之利只是用來錦上添花的。甚至這個「花」添與不添，亦不取決於是否有經濟價值，更要看有沒有可能影響王朝內部的集權度及穩定性。所謂「凡士農工商賈，皆賴食於農。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清.雍正）之語，便是這一觀點的最好總結。　　
反觀葡萄牙，則是一個完全相反的例子。土地狹小而貧瘠，人口不過百萬（15世紀），甚至一直籠罩在強大近鄰「西班牙」的陰影之下。海外擴張成為了其唯一改變國運的救命稻草。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是率先開啟了大航海時代，今天我們是沒有可能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看到葡萄牙的。普通民眾，將更多通過本菲卡或者波爾圖這樣的葡萄牙足球隊，了解到葡萄牙人想一直渴望從西班牙獨立出去。就像巴塞羅納俱樂部和畢爾巴鄂競技隊，成為巴塞羅納人、巴斯克人表達獨立情緒的窗口一樣。　
　以「農本思維」來看，控制一片土地的最好辦法，就是「移民實邊」。然而鄭和下西洋之舉並沒有肩負這樣的戰略任務。讓更多的海外國家進入朝貢體系，以彰顯新王朝的強大，是其最主要的目的。至於由此而獲取的經濟利益，包括航路的開拓，反而只是可以可無的副產品了。　
　上述思維並非只存在於明朝和朱棣的腦中，而是華夏文明一直以來的思維方式。在華夏文明的「天下」（世界）觀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理論：一是「王者無外」，也就是詩經中所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任何已知的世界，都應該臣服於中央之國的統治者；二是「華夷之辯」。這一觀點在將「華夏」定位為文明中心的同時，同時承認華夏文明無法覆蓋「天下」，所謂「蠻夷」是客觀存在且無法融合的。　
　以地緣視角來說，帶有鮮明溫帶農業區特徵的華夏文明，自身的局限性，造就了「華夷之辯」。難以為華夏文明所融合的，即包括蒙古高原這種游牧之地；也包括熱帶地區這種，雖然可以開展大規模農業，但卻因氣候差異巨大、距離過遠而無法有效統治的區域。在「華」「夷」有別，但卻又在理論上必須同奉一個「共主」的邏輯下，統治之下華夏文明覆蓋之下的土地，被定位為「內服」地區（核心區），納入王朝的直接管控範圍；以外的區域則屬「外服」地區，被允許以羈縻、朝貢的方式存在於中央之國主導的「天下」中。　
　應該說這一觀點本身，帶著鄙視其它地區和文明的成分，甚至因此在西方文明崛起之後，而一時無法適應，但其正視地緣差異的思辯方式，卻也算是一種務實的表現。反觀一神教思維主導下的「西方」世界，卻是認定可以用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社會模式統一世界。問題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殘酷」。無論是狂熱天主教徒、穆斯林所引發的聖戰，還是美國極力在全球範圍推廣普世價值觀的努力，最終都不得不在現實面前低頭。可以這樣說，拋開「華夷之辯」中的盲目自大的成分，中國人在當下接受「多元世界」這點上，要容易的多。
　　既然在鄭和所處的時代，中央帝國並沒有在海外擴張的動能，那麼自然也就不會主動去做什麼戰略性的計劃，尤其是在海外「再造中華」這種事了。事實上，帝國中央不僅沒有給予鄭和船隊「殖民」海外任務，反而使之成為了一次召回外流之民的威懾之旅。那些被視為背祖忘宗，且帶有濃厚了商業色彩的海外華人，被視為流民，甚至「天朝棄民」，回歸故土被認為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為此，明朝給予這些海外華人的政策是：給予「大赦」（意思是移民行為有原罪）。聽聞招諭歸國者，可既往不咎、還複本業。帶頭迴流的移民領袖，甚至可以得到厚賜。反之則將受到嚴厲懲罰。這一點，在明成祖（朱棣）所頒發的詔書中有明確記載：「凡番國之人即各還本土，欲來朝者，當加賜賚遣還；中國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過，俾複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執迷不悛，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
　　召回海外「流民」政策實施的深層次的原因是：在技術落後的古代，「人口」是第一生產力。無論是農業生產還是應對戰爭，都需要大量人口。同時，「人頭稅」也長期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如果人口大量流失海外，不在中央政權的控制之下。即使不直接威脅中央之國的安全（比如做海盜），也會導致經濟上的損失。
　　在這一政策影響下，試圖在三佛齊故地立國的梁道明、陳祖義兩人，成為了正、反兩種選擇的典型。前者在鄭和一下西洋同時，聽從了使者的勸說即刻回國（公元1405年），並受到了帝國中央的嘉獎。大量遷居三佛齊的中國移民，也隨之迴流；後者則因率眾割據舊港、拒絕歸國，而與他的「海盜集團」一起，被回程的鄭和船隊所剿滅（公元1407年）。
　　剿滅陳祖義的直接理由，是其聚眾為盜、為害南洋，並陰謀襲擊鄭和船隊（搶奪財物）。當然，凡事都有正反兩面，「海盜」也並非不能為政治服務。這一點，後來的大英帝國最有發言權。從16後期的伊麗莎白時代起，英國人就開始為亦商亦盜的武裝民船，頒發「私掠許可證」，以從戰略上打擊西班牙等競爭對手。這股被稱之為「皇家海盜」的民間武裝力量，在商業和軍事兩條線上，都為「日不落帝國」的形成立下了汗馬功勞。
　　事實上，陳祖義所代表的「海盜」，想做的也正是這樣的「皇家海盜」。然而無論從中央之國的文化屬性，還是明朝的政治結構來看，卻都是絕對不可能容許這種秩序破壞者的存在的（更別說「奉旨為盜」了）。為了避免海外華人的移民、商業行為，對國內之民造成不好的示範，王朝更願意採取一刀切式的「閉關鎖國」之策。這種簡單粗暴的做法，也導致了一個互為因果的怪圈。閉關鎖國之策，使得本可依託母國，從正常貿易中獲利的海外移民，只能通過海盜、走私等行為，獲取生存空間；這些行為反過來又更加刺激朝廷堅持海禁。
　　很顯然，這種結構性問題，不僅無助於中央之國的海外擴張，更會一次次的消磨掉，中國社會自發而生的海外遷徙熱情。這種情況一直到19世紀後期，中國的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同時中國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導致內部人地矛盾幾乎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方才有所改觀。回到「大航海時代」，中央之國的固有文明屬性，與海外商業、人口擴張的天然衝動之間，有的只能是互相消耗。
　　如果說明朝最強大時，上述矛盾尚沒有凸顯。陳祖義的授首，也無非是又一次彰顯了中央帝國的強大。那麼明朝後期為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倭寇」之亂，就堪稱這一結構性矛盾，所觸發的一次戰略級的事件了。諷刺的是，在明朝將亡之時，一直在夾縫中求生的民間海商（盜）力量，竟然成為了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儘管這根稻草最終未能挽救明朝的國運，但卻在地緣層面將台灣這個化外之地，變身成為了中央之國的核心區。
在一個大社會裡，個體力量是渺小的，往往需要附著於一個小社群，才能在競爭中不被吞噬。「宗族」就是華夏文明中，最基本的一個社群單位。姓氏和血緣，成為了抱團取暖的凝聚點。由此再上升一個層級，凝聚點則是基於地理位置及生存環境的共性，而形成的地域性共識。比如晉商、徽商、溫商等商幫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成為「地緣凝聚點」這個問題上，宗教看起來比之其它點要更有優勢。一個宗族的擴張，需要數代甚至數十代人的努力，但一個能滿足時人某種心理需求的「宗教」，卻有可能迅速傳播，並形成規模效應。比如每到一個古典王朝行將崩潰時，就會湧現於「農民起義」浪潮中的各種攀附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的宗教組織。
　　從技術上看，一神教的傳播能力及凝聚力，又要高於其它宗教。這其中尤以3.0版本的伊斯蘭教為甚。不過理解了上述內容，大家其實也清楚了一點，對於中國境內的少數派來說，無論其所保持的自身特點，是該歸於民族特點，還是宗教特點，本質上就是為了凝聚自身所處的社群。從這點來說，以宗教為標識和與宗族/血源為標識，並沒有區別。
　　在基督教借大航海之勢向中國傳播之時起，類似問題也曾經出現過。在華夏文明中，祖先崇拜及儒家文化居於核心地位。為了打開中國市場，早期天主教傳教士，如16世紀後期在明朝傳教「利瑪竇」採取了務實妥協的手法。即認定祖先崇拜與對孔子的尊崇，並不屬於一神教教義所禁止的「偶像崇拜」範疇，技術上可以繞過這兩個壁壘，向中國人傳播教義。
　　然而這種取巧的做法，在教廷內部始終存在爭議。18世紀初，在清康熙執政期間，這一矛盾開始集中爆發，史稱「中西禮儀之爭」。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堅持信徒不應該祭拜祖先和孔子的羅馬教廷，被清王朝禁止在中國傳教（雖然在中國的傳教士，仍希望做出一定妥協，以換取傳教權）。這種文化碰撞，不僅在中國，在受華夏文明影響濃厚的日本、越南也普遍存在。直到20世紀30年代，羅馬教廷才不得不面對現實，允許上述地區的信徒按照固有習慣祭拜祖先、神社（日本）等異教偶像，問題才算解決。
　　明朝初年，在中國境內已經形成穩定社群的穆斯林群體，所面臨的正是一個戰略適應問題，畢竟大明王朝所打出來的口號是「恢復中華」。相比天主教的傳教工作，穆斯林社群所面對的境況看起來要略好一點。因為對於中央之國統治者來說，天主教的傳教工作，本質是在與其爭奪人口和話語權。如果允許教廷堅持在意識形態上排他做法，那麼其每增加一名信徒，就意味著將減少一名「中國人」。相比之下，「回回」在當時則屬客觀存在一個「外來」社群。不那麼普世的「內婚」做法，客觀上不會對主體民族的數量構成威脅。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還是必須以「中國」認同為基礎。儘管在這一認同之下，主體民族和少數派看似找到了和諧共處的方式，但伊斯蘭教教義中強烈的排他性，多少還是讓「回回」這個群體在融入大環境時有些尷尬。一旦遇到亂世，這些差異性又往往會從內、外兩方面同時放大，將一些「人民內部矛盾」放大成宗教、文化，甚至政治之爭。不過在初臨這個問題的明朝初年，鄭和下西洋之舉卻似乎為這個群體和中央帝國找到了一條共生共贏之路。對於大明王朝來說，人口流失海外雖然是不能容忍的，但如果替王朝擴張海外影響力的，是源自有「中國」認同的穆斯林群體，情況就變得有些不一樣了。
　　為了在社群競爭中保持內部團結性，以伊斯蘭教信仰為「地緣凝聚點」的社群，勢必會有意無意的強調其宗教特色，以及由此引發的民族習慣。然而身處海外，情況就正好相反了。身處一個陌生的競爭環境中，「中國人」的身份將成為更佔優勢的「地緣凝聚點」。這種情況其實是非常普遍的心理，
　　現在我們應該能夠理解，鄭和下西洋過程中，有關伊斯蘭教傳播的一些信息了。在這當中，三佛齊故地管理者的身份問題，是最容易引發關注的。在梁道明、陳祖義這一正一反兩個代表，相繼「離開」蘇門答臘之後，梁道明的副手，穆斯林身份的「施進卿」成為了舊港的統治者。並以大明王朝所授予的「舊港宣慰使」一職（機構名則為「宣慰司」，為王朝的海外事業服務。
　　舊港宣慰司的設立，以及「中國/穆斯林」身份者的啟用，看起來完美解決了中央之國的內斂性，與海外擴張衝動間的矛盾。至於受啟用者的伊斯蘭信仰，是源自本人出身（回回後裔），還是在移居南洋受穆斯林商人影響後皈依（時有發生），反而並不重要。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或者移民團體的信仰發生的變化，保守的帝國官僚將不再會堅持其「回歸」；而傾向於擴張海外影響力的勢力，則可因勢利導的利用其「中國」身份認同，進行海外布局。
　　不過問題在於，以鄭和船隊規模所展示的企圖心來說，僅僅依靠數量有限的「中國/穆斯林」雙重身份認同者，進行海外布局是遠遠不夠的。如何平衡南洋各國的地緣政治關係，以使局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才更加重要。
　大明王朝海外擴張事業中最大的受益者，無疑是「馬六甲王國」。在鄭和船隊抵達馬六甲之前，被迫從淡馬錫搬遷至馬六甲的拜里米蘇拉，仍不得不向泰國的大城王朝納貢稱臣。也許有一天，馬六甲王國能夠擺脫暹羅人的控制，但不要忘記，南邊還有爪哇人的滿者伯夷帝國，在虎視眈眈呢。
　　以大明王朝和鄭和船隊的實力來說，是完全有能力重塑南洋地緣政治結構平衡的。順勢給舊港的華人領袖，冊封一個「宣慰司」的頭銜就是這一能力的體現。不過「舊港宣慰司」一類機構的設定，並不表明蘇門答臘等地，曾經在明朝時成為了中央帝國的殖民地。在羈縻化外之地時，類似頭銜更多只是在彰顯中央之國的中心地位。維持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平衡，使之為影響自己的利益，才是大明王朝的統治者所希望做的。這種想法與後來大英帝國，在歐洲維持「大陸平衡政策」的出發點類同。
　　參與博弈者越多，彼此間的牽制越大。反之，對於外部平衡者來說，恰恰又是最願意看到被平衡板塊碎片化的。為了做到這一點，英國人不願意看到歐洲出現一個絕對的王者（更別說一體化了）；中國人也同樣不想看到，東南亞有一家獨大情況出現。就馬六甲這條關鍵水道來說，無論是歸屬了腹地在中南半島的暹羅人（大城王朝），還是被統一了南洋諸島的爪哇人（滿者伯夷）所控制，都有可能造成一家獨大的局面。
　　即使中國人主觀上沒有介入馬六甲周邊地區地緣矛盾的想法，僅僅是為南洋帶去的貿易利好，也有可能打破地區平衡。在這種情況下，拋開暹羅、爪哇兩支業以坐大的勢力，在二者之間扶植一個弱小的第三方，對維持地區平衡反而有利。最起碼，在南北兩面都面臨巨大壓力的情況下，新生的馬六甲王國會更願意將自己的利益，與中國進行捆綁，或者說置於大明王朝的保護之下。
　　馬六甲並非唯一的選擇。沒有選擇馬六甲周邊地區的其它城邦（或者部落國家），一定程度是因為馬六甲王國統治者，與三佛齊王室之間的繼承關係的。無論是政治還是商業合作，合作者本身的素質都非常重要。相比馬六甲周邊地區，大量存在的部落級別的政治體，源出三佛齊的馬六甲王國，並不需要政治及商業理念的培養。簡單點說，會更懂遊戲規則。
　　穆斯林商團之馬六甲王國與間初步形成的合作關係，或者說王國已初步帶有的伊斯蘭屬性，是鄭和選擇馬六甲王國作為合作對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拋開鄭和本身信仰所帶來的親近感不說，在信仰佛教的暹羅人，與以印度教信仰為主的爪哇人之間，插入一個以伊斯蘭信仰為基礎的國家，將從結構上阻止三方融合，避免一方做大的情況出現。
　　15世紀初的馬六甲王國，所承擔的正是這樣的個紐帶的角色。對於鄭和所代表的中央之國海洋勢力來說，所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是：穆斯林已經在馬六甲海峽以西的整個「西洋」（印度洋）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在南洋周邊地區，穆斯林商人的滲透工作，也絕不比中國人差。甚至出現，中國移民皈依伊斯蘭信仰的情況（反向則幾乎沒有）。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在海外啟用「中國穆斯林」，還是扶植馬六甲王國這樣的伊斯蘭信仰國家，都能夠讓穆斯林商業力量，將大明王朝視為一個戰略合作者，而不是一個競爭者來加以排斥。
　　馬六甲的綜合優勢，使之成為了鄭和船隊在南洋最重要的海外基地。鄭和船隊不僅協助馬六甲興建港口、城寨，還將此地作為中國使團和貨物的集散之處。也就是說，大明王朝的使者，以及帶往南洋進行交易的貨物，會先在馬六甲停、貯，然後再分別前往周邊地區。一旦外交和貿易任務完成，分散出去的使團也是回到馬六甲集合。
　　這一舉措，不僅使得馬六甲一躍成為了整個東南亞的貿易中心，更為之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利好。脫離暹羅控制立國，便是這一利好的初步體現。當然，能做到這一切的前提，一定是主動表示加入中央帝國的朝貢體系，並頻繁入貢以示好大明王朝的統治者（「願同中國屬郡，歲效職貢」）。為了維持這種有利於中國的平衡，大明王朝甚至數次在暹羅人進犯馬六甲時，要求暹羅保持克制，不要做打破平衡之舉。
　　藉助大明王朝擴張海外影響力的大勢，在15世紀的上半葉，馬六甲不僅控制了馬來半島南部，還跨越海峽，控制了相對應蘇門達臘島海岸線（今印尼廖內省地區）。也就是說，這個瓶頸型海峽最重要的東部「瓶頸」部分，盡為被明朝稱為「滿剌加」（馬六甲）的王國所有。然而，因為鄭和船隊在海外布局時，重用中國穆斯林，及與滿剌加這樣伊斯蘭色彩國家交好，就認為鄭和是在假公濟私的傳教，也是有失偏頗的。上述做法，更多是基於國家利益，及當地的局勢而因勢利導罷了。
　另一個可供參考的案例，體現在對錫蘭的外交態度上。作為印度洋上另一個重要的航線節點，鄭和本人曾經六次到訪這個僧伽羅人（佛教徒）主導的錫蘭島，甚至曾經在第三次遠洋之時，開啟過一場戰爭，並俘虜了對鄭和船隊不太友好的斯里蘭卡國王。
　　以明史的記載來說，鄭和錫蘭之戰的原因，與陳祖義被剿滅的原因一樣，都是圖謀鄭和船隊所攜帶的貨物。至於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我們更關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地緣政治後果。在錫蘭顯示強大武力之後，鄭和並沒有試圖在島上扶植一個伊斯蘭政權，而是希望以「佛教」信仰為連接點，取得彼此的共識（被俘的國王后來也被放歸回國）。今天斯里蘭卡的土地上，記錄鄭和布施島上佛寺等行為的「布施錫蘭山佛寺碑」。
　　事實上，儘管鄭和出使西洋之舉，客觀上促進了伊斯蘭教在包括馬六甲王國在內的南洋國家傳播，但南洋真正大量出來政教合一的「蘇丹國」性質國家，卻都是在鄭和身死，明朝不再向海外彰顯強大武力之後。比如滿剌加真正變成政教合一的「馬六甲蘇丹國」，並跨越海峽進入蘇門答臘島的時間，是在15世紀中期。
　　限制滿剌加的擴張規模，也能夠體現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點。馬六甲蘇丹國在做大之後，無論是從政治、商業角度，還是身三佛齊王室後裔的角度，都希望能夠順勢得到由「舊港宣慰司」控制的，以巨港、占碑為中心的三佛齊故地。只是能不能做到這點，絕不僅僅是個實力問題。
　　儘管鄭和的逝去，意味著中央帝國在海上強勢擴張時代的過去，但大明王朝在南洋布設的朝貢體系架構依然存在。馬六甲蘇丹國如果想「拿回」華人管理三佛齊故地，政治上也必須得到中央帝國的同意。要知道，即使不考慮外交和軍事上的風險，貿然開罪中央帝國，所帶來的經濟風險也是無法承受的。
　　最終大明王朝並沒有滿足滿剌加對舊港的野望，雖然在位的「舊港宣慰司」，看起來應該是個中國穆斯林。順便說下，之前被封為「舊港宣慰使」（對外自稱「三佛齊國王」）的施進卿，已於17年前故去，接替執政的，是其次女施二姐。政權交替過程中，其長子施濟孫與其妹妹之間，曾進行過激烈的權力鬥爭，並各自尋求包括明朝在內的外交支持。這種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之爭並非我們所關心的，探討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緣意義。
　　施二姐能夠在舊港上位成功，是源於馬來世界當時還不那麼高的文明層級。簡單點說，就是馬來世界當時還有很大成分的母系社會遺風，對女性掌權一事本身，並沒有中國或者伊斯蘭世界那麼敏感。即使在今天，馬來地區內部還有不少地區、民族，有著顯著母系制文化特點（比如馬來西亞的森美蘭州）。
　　公元1440年，獨木難支的舊港宣慰司或者說三佛齊故地，重新歸入了滿都伯夷帝國的統治範圍。施二姐也率眾移居爪哇島，以避免在這個敏感之地成為博弈的犧牲品。隨著馬六甲蘇丹國的強勢崛起。為了更好的爭奪貿易資源，南洋的人口中心——爪哇島也在15世紀後期至16世紀，掀起了伊斯蘭化浪潮，並迫使滿者伯夷帝國的印度教統治者，逐漸將勢力範圍退縮自東爪哇地區（直至滅亡）。今天以旅遊熱點聞名於世的巴厘島，則成為了滿者伯夷/印度教文化的最後遺存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爪哇島伊斯蘭教傳播過程中，除了來自馬六甲的穆斯林商人以外，移居爪哇的中國穆斯林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這種選擇也不難理解，在中央帝國重回閉關自守的狀態後。原本更願意突出「中國」屬性的天朝棄民們，客觀上勢必會突出他們的穆斯林屬性，並最終在周邊地區完成伊斯蘭化後徹底融入。換句話說，現在無論在馬來西亞還是印度尼西亞的華人，純粹從血統上追溯的話，是很難追溯到鄭和時代的。

雞雞沒了，有點變態，不理性

心態不一樣

鄭和不是去灑錢的么？
宣揚國威的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