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人才流動為什麼不被稱為X奸?
可能因為有「周天子」這一層天下共主的原因,楚國的人去秦國謀事就不會被稱為「楚奸」。
除此之外,那一時期各國的關係,和現在的國與國的關係還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嗎?
曾經在中國人傳統觀念中,「忠君」和「愛國」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為忠君,所以要愛國。
但春秋戰國時期,「忠君」和「愛國」似乎並不是一回事兒,下面的小故事對這個問題可以有所反映。
戰國時期,齊莊公到大臣崔抒的家裡跟崔杼的太太通姦,崔杼不甘戴綠帽子,當場把齊莊公殺了。齊國宰相晏子在得知皇帝死後,馬上在別人都不敢去的情況下,自己去崔家吊念國君。他的左右問他:你會為國君死難么?晏子的回答是:皇帝(國公)又不是我一個人的,為什麼我要一個人為他死?左右又問他:那麼,離開齊國逃走嗎?晏子答:皇帝(國公)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為什麼要逃?我為什麼要出國?左右又問他:那麼就回家嗎?晏子答:皇帝(國公)死了,回到哪兒去呢?
晏子真是中國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這三段答活,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說得又識大體、又有感情、又義正詞嚴。
當時他去吊國君,大家以為崔杼必定殺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並且『枕屍股而哭』,一點也不怕刺激手裡拿刀的。他的理論是:做人君的,豈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豈是為領俸祿混飯吃的?而是維護社稷。所以人君死是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該和他一道死,所謂「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晏子認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為了社稷而是為了他自己,那麼陪他死的,只合該是那些在他身邊,跟他一起混一起謀私利、謀小集團利益的寵幸、私呢和親信,才有份兒,堂堂大臣是不幹的。
也就是說,他將忠君和愛國分得很清:如果君主是為國家而死,那麼,跟他一起死,就是愛國;反之,如果君主死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自己下半身快活,那自己就沒必要跟他一起死。
「君君臣臣」之說,不過是儒家孔子之言,春秋戰國大爭之世,孔聖人的學說有多大的影響力呢?
此外,春秋戰國時期各個國家的國界應是不很嚴格,至少可以說防守不很嚴密。非兩國交戰之時,人員往來毫無阻擋,完全不像今天各國的國界線,出國還需要護照、簽證。此種狀況想想便知,春秋時期,見諸經傳的大小諸侯國凡一百二十八個(亦有說一百七十餘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有三十六名君主被殺,五十二個諸侯國被滅。
這種情況下,談忠君愛國有什麼顯著意義么?拿今人的眼光來看,我海南人,讀書後到北京謀生,沒有報效故鄉,難道就留下道德污點了么?都是建設大中國嘛,正如題主所說,大家都是為天下蒼生嘛,至於是不是「大周」的天下就是另一回事兒了。
第九章 戊戌政變》,原文「皇帝」的稱呼也未作修改,(國公)的補充說明是應各位評論知友的要求添加,請諸位周知。
謝邀。
其一,春秋戰國時,先禮崩樂壞,再百家爭鳴。沒有一家的概念一統天下。所以,也就沒有極統一的一言堂了。到戰國時,周室岌岌可危,天下更少正統概念。
其二,忠義的概念,有,比如晉文公重耳身邊的諸國士,比如豫讓,比如聶政,但大多都還屬於侍奉個人,而非國家。又比如晏嬰,是忠社稷而非君,那又是一回事。總之,那時候有忠君的,有愛民的,有講義氣的,但是把國君連社稷抱成一團來愛戴的,少。
其三,很被忽視的一點是,當時異國人,還是多少遭歧視的,只不很明顯而已。
比如:
廉頗去了楚國後,無功。
吳起因為屢次換國籍,魏國不敢以他為相。
樂毅被離間,和他的背景有關。
秦始皇下過逐客書,被李斯好容易才勸回來了。
如此種種。
只是沒有如今這麼明顯,而已。
其四: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時中原諸國,大體都還是華夏種,只有國之差別,沒有種族之分——除了楚國,所以孔子會說管仲抑制了楚國,免了中原人披髮左衽的危難。
這就像現在如果河南和湖北人打仗,互相換換隊伍,大家最多互相罵罵;但如果越南打進中原,我去跟了越南,那就是漢奸了——不同種族和不同地域差別,而已。
那時的人們講求「良禽擇木而棲」。其實今天你移民美澳,也沒人說你奸。
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最大的特點是『百家爭鳴』,各家各派的思想不一,君君臣臣,那是儒家的思想。墨家還到處跑著替人守城呢,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國家。
另外,戰國時期也有愛國愛君的說法,參考『屈原投江』的感人故事。都是周天子的臣民,何來X奸?
匹夫不可奪志也,人各有志,那是一個尊重別人意志的時代。
當時周天子的名頭尚在,可以類比下民國時期各系軍閥中外省人才。
我沒法立馬給出一個很好的答案,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背後的問題很深,迄今諸位的回答都沒有答到點兒上去。這個問題,讓我馬上想到歐洲近代,直到可能兩百年之前,一國的人在另一國當政乃至主導改革,都是毫不奇怪的事情(很多國家的君主都是外國人,而主導改革的知識分子或者政治家很多也是外國人,比如18世紀下半葉丹麥的改革就是德國醫生Struensse領導的)。我也一直很奇怪當時歐洲人為什麼一方面可以有很強的民族認同感(不然就不能解釋為什麼那麼多民眾和知識分子一代代地為了民族自決和生存而拋頭顱灑熱血),另一方面又如此看得慣外國人當政。中國的東周時代和歐洲近代在政治局勢上很多可以類比的地方(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便強調了這種看法),我覺得這兩個情況可能放在一起考慮更有意,畢竟我們關於歐洲近代的資料比東周時代的資料豐富不知多少倍。
那個時候類似於僱傭兵啦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那個時候還沒有後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德觀念
也沒有現代的民族國家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去哪都是為天下做貢獻= =
在當時,所謂的國其實是指的整個天下,而不是某個諸侯國。謀士們都將諸侯當做了一個實現人生抱負的平台。只有地域之分,而沒有國之分別
春秋戰國時期,還是有周天子在位的,天下人有統一的凝聚核心,那時候寫本史書都得把列國都寫上,所以還是別拿這事去否定愛國主義和民族之一吧,太牽強。
真要類比的話,請類比省市調動吧,不稱為x奸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春秋戰國時代,人們追求的是自己才能的發揮,所以找到能夠認同自己的主君是很重要的事。這就好比在現在的企業工作一樣:你換了一家公司,是因為追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因為覺得現在的老闆不好,因為似乎新老闆更能讓你發揮。而換工作,舊公司也不會說你的行為是X奸,不是嗎?
現在的中國人可能都沒有自覺,從小骨子裡就被灌輸了「華夷之辯」的思想。加上19世紀開始流行的民族主義國家的思潮,更加深了這種觀念。事實上,以華夷之辯強調愛國/愛民族以壓制個人行為的思想起於宋朝之後(個人想法,請專家補充),春秋戰國時代根本沒有這種觀念。這或許也是@封楚寧 所提,中國和歐洲在這些方面的認知不同的原因。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由於國家的需要,混著民族主義國家浪潮和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而把國家/民族的地位提升到比個人更高的角度,造成現在漢奸成為大家口頭禪的狀況。
一句話,X奸應該是民族國家形成以後才有的概念。
那時候朝秦暮楚的事情多著呢,沒有給民眾洗腦什麼大一統的思想,「節操喪失」。
後世孔夫子的學說得勢,教天下人要注重名教;屢次和北方民族作戰的統治階級,又教天下人要重華夷之辨。比如忠君愛國的觀念從來都不是什麼常識,直到靖康以後才被提到這樣的高度。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裡講了好多沒邊沒際的東西總結起來都不足以概括其全貌啊。
趙鼎新的文章里是這樣說的,我覺得有理。
法家改革的成功還避免了一種"類民族主義思想"在當時中國的形成,這也加速了中國的統一進程。為了吸引民眾從軍,國家一般會採取以下三種方法(當然,一個具體的國家不會僅僅依賴一種策略來動員民眾加入戰爭):1.用金錢來僱傭民眾;2.通過一種意識形態,使得人們覺得是在為自己的命運而戰;3.採取"大棒加胡蘿蔔" 的方法通過強制來脅迫民眾從軍,並通過獎勵勇敢來鼓勵獻身。理論上來說,強制性能力差而財源滾滾的國家會採取第一種方法,強制性能力很強的國家會採取第三種方法,而財源不夠同時強制性能力不強的國家會採取第二種方法(現代民族主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在歐洲形成的)。戰國時代法家改革的成功大大加強了國家的強制性能力,使得當時的統治者無須通過煽情讓人們覺得他們是在為自己的命運而戰,而直接採取了"大棒加胡蘿蔔"的方法通過強制性手段來迫使民眾從軍,這就阻止了"類民族主義思想" 在當時中國的形成,從而大大便利了中國的統一進程。(楚國的法家改革比較不成功,楚國延續了數百年的貴族勢力因此也得以延續。正是由於有著很強的貴族文化和貴族認同的存在,使得楚國成了戰國七雄中唯一出現了像屈原這樣能被今天的歷史學家塑造為"愛國主義者"的地方。)
是關於國家VS社會的概念了
國家更多的是代表政權,君主;而社會則是天下是蒼生。
戰國春秋較重社會,也就是天下,齊魯之地文化興榮,社會昌明,甚至是較注重人的發展而非一君之利。特別是在戰國,儘管被孔子稱為「禮崩樂壞」但人們是很有底線的。人口繁盛被視為國君有方,所以一國之君往往以改善政治,吸引良士,外民為榮。國富,有時是被視為君不仁的表現,君當為蒼生,如若一味以利國為名徵稅則為「民賊」也。同樣君臣關係也教平等。「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等級雖明,但人格較平等。
春秋後,特別是商鞅變法,法家墨家縱橫家與儒家道家走向兩派。前者強調國,上馭下之術;後者強調古禮(有點民主的味道),此後(秦特傻,焚書坑儒)漢天下大統,一姓一家一國,內法外儒道,國.君主成了唯一也是必須。而孔孟之道經歷朝刪減(見明朱元璋刪除章節,值得研讀哦~)作注,味道也大大不同了。
愚見不足 望見諒 凸^-^凸說到底一句話: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家沒能力保護國民,也就沒臉罵人了。
先不用去考慮什麼士大夫,可以看看《刺客列傳》,刺客列傳講的專諸、荊軻等可以說地位都很低,屠狗輩,很多時候刺殺的自己國家的高官,為的也是私恩,根本不講國家利益。
春秋戰國時不但沒有能力保護普通人,有時候根本沒有保護普通人的責任感,那還有什麼理由罵人什麼奸?
春秋戰國時期,所有人都說漢語,都是一個民族,上面都有一個周天子,當時可以看作是國家分裂了。
春秋時期,國家只不過是某個諸侯管理的一塊比較大的地方,國君上面還有天子,天子管理的叫天下,國君下面還有大夫,大夫管理的叫家,所以才有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法。作為一個人才,願意去幫誰都可以,只不過往往他們首先選擇服務於自己國的國君,如果國君不用你也沒殺你(比如商鞅),那麼你去服務於其他的國君也可以。
題主的意思大概指的是類似漢奸的概念吧。
漢奸一詞,不可能早於漢朝出現,通常指的是在傳統的漢族政權統治疆域內為外族入侵提供服務的漢人。按照這個定義來說,像商鞅、張儀等人都不符合X奸的定義,因為他們都是為秦國效力的魏國人,魏國老百姓可以罵他們是魏國敗類,魏王也可以罵他們是魏國的叛逆,但不管叫他們秦奸還是魏奸都不合適,因為他們在秦國工作不在魏國工作。
關鍵不光是人才流動,比如李斯,到秦國後會幫秦國打自己出生的國家呀。
那個時候還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但就侍奉君王而言也不能說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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