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顧頡剛為代表的民國疑古學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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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好，因為學校的緣故，曾經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向葛兆光先生請教過這個問題，所以不以鄙陋，冒昧的作答。
顧頡剛的疑古思想，歸根結底是一句話，那就是未經證明的文獻材料都是不可信的。他並不是如同很多人認為的一樣，真的不相信中國有古史的存在，他只是用一種「有罪推定」的眼光來看待歷史文獻，也確實被他找到很多有問題的古史的記載，大家的答案也列舉了一些。傳統中國的史學，大體上還是相信文獻材料的，反倒是經學家們對於材料的真偽存在比較多的爭議。在這個意義上說，顧頡剛這種疑古的思想，對於中國歷史學學術的近代化是有相當的進步意義的。他提出的歷史書寫的「層壘」觀點，對於後世的史料批判的歷史學研究方法很有啟發。因為史料批判的基礎就在於去傳世文獻，特別是去正史的經典化。我們今天司空見慣的認為，正史不過是「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但是這種觀點並不是一直都有的，而是濫觴於顧頡剛先生的疑古。

但是現在也有人說要「走出疑古時代」，這句話是李學勤先生最早說的，後來李零先生把李學勤先生一系列的類似言論整理出來發表了，題目就叫「走出疑古時代」。這篇文章也是通過考古材料來說明，古史的可信性。但是類似的思想其實很早就有了。比如當時的王國維先生就認為，傳世文獻是有可信性的。但是這裡面很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一系列反對疑古的人，那些以考古材料證明古史真實性的人，恰恰迎合了顧頡剛先生一開始的前提，那就是文獻材料是需要證明的，不然就認為不可信。其實隨著考古材料的不斷出土，民國末年大家就普遍的不疑古了。胡適先生就是一個先疑古，後信古的典型代表。但是歷史學對於文獻材料的懷疑，從此就開始了。

所以說，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懷疑的是一切的文獻材料。因為涉及到上古史的部分的時候，文獻材料問題最多，所以顧頡剛先生才會以這一段時間的文獻作為靶子。這造成大家會認為疑古只是單純的關於事實的問題。其實不然，疑古其實更大的影響作用於研究方法論的層面。對於傳世文獻是否可信這一問題，顧頡剛先生開啟了「有罪推定」的先河，這才是疑古思想最核心的部分。

紂王是被冤枉的，至少是被誇張的，炮烙、挖心都是後人所加；更離譜的是按照某些古書，紂王為了淫樂要爬一千丈高的鹿台，爬都要爬死了還淫個毛。

顧頡剛：《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

知北游按：殷紂王是古書及民間傳說中的暴王、昏君和惡人的代表，關於他的種種「惡行」，古書中記載甚多，但是這些記載基本上都是出於後人的累加。顧頡剛先生此文旁徵博引，將古籍中記載的紂王的「惡行」都搜集起來，逐一道明出處，指出其產生的時代與根據，說明了紂的所謂種種罪惡大部分出於杜撰或附會，並非史實。顧先生此文根據充分，論證平白翔實，會讓我們對紂這個歷史人物有個比較客觀的認識。古人也不是對這個沒認識，比如《淮南子》一書，它裡面雖然也記載很多紂的惡行，也不得不承認「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其實殷紂王雖然獨斷專橫了點兒，可也並非如古書中說的那樣惡行累累，應該是個比較有雄才大略的王，只不過周人趁他傾盡國力征伐東夷後方空虛的時候，鑽了空子，紂力戰不勝，身死國亡，成了亡國之君，所以後人才誹毀他。郭沫若等學者曾經呼籲給殷紂王平反，不是沒有道理的。

顧先生此文首發於《語絲》第二至第三冊（1924年11月24日-12月1日出版），後收入《古史辯》第二冊上編（第82-93頁），原文繁體豎排、舊式標點，今改為簡體橫排、新式標點。如有疑問，請查檢顧先生原文。

春秋戰國時人說話，最喜歡舉出極好的好人和極壞的壞人作議論的材料。極好的好人是堯、舜、禹、湯；極壞的壞人是桀、紂、盜跖，所以戰國時有一句成語，叫做「譽堯非桀」（這句話的本義原是譽堯舜而非桀紂，因為要句子短一點，便單舉了堯、桀。實際上，譽舜非紂的更要多。）一個人天天給人家稱譽，自然要好到三十三天的頂上去了；一個人天天給人家非薄，十八層地獄的末一層也就按定他跌進去了。這種過度的毀譽，說得太離奇時，即在沒有歷史觀念的時代，也免不得引起聽者的疑惑，所以堯舜的譽有《韓非子》等懷疑，而桀紂的毀也被子貢和荀子看出了破綻。

荀子道：

「古者桀紂……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非相篇》、《正論篇》）

說到「言惡必稽」，分明看出桀紂負了種種惡事的責任，為無量數惡人當著代表。但他並沒有進一步推翻偽史。子貢便老實說破了，他說：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篇》）

這是說明紂的不善的聲名都由於他所站的惡劣的地位而來，說得非常的對。因為普通人的心目中原是不看見個人而只看見地位的；老話所謂「牌子」，新語所謂「偶像」，都是這種心理的表現。這種心理表現得最明白的證據，即是《漢書·古今人表》。《人表》上把人類分作九等，最上是聖人，最下是愚人，似乎是專依品性而定上下的。但一去細看，就可知道他們的上下原是根據於成敗。如被秦始皇滅掉的六國之君，他們有什麼劣跡，他們的被滅不過是所處的時勢的不幸，然而一個個都放在下中和下下兩等之中。秦始皇總可以說是一個無道之君了，但因為他成就帝業，必要保留一點面子，也就放在中下。諺云：「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這個觀念能跳出的有幾人呢！紂既不幸亡國，他的牌子天天被周朝人毀壞，他成為一個罪惡所歸的偶像自然是無足怪的事了。春秋時橫議之風尚未盛，而子貢已經說出這段的話，那末到了「寓言十九」的戰國，紂的一身所受的「天下之惡」的多，更是當然的了。

從前人作史，每喜把古人傳下的話整齊排比，成為總清賬。這樣做去，粗看確是很完備，但來源還沒有弄明白，驟然結清，開的虛賬也就混過去了。我們因為不甘心承認這些虛賬，所以要檢齊所有的文券，另立流水簿，加以審查，標出按日開進的虛賬。現在就用了這個方法，把紂的故事試驗一下。

我們若把《尚書》（除《偽古文》）中紂的罪惡聚集起來，結果，便可以看出他的最大的罪名是——酗酒。

關於這事的話，有《微子》的「我用沈酗於酒」、「方興沈酗於酒」，《酒誥》的「在今嗣王酣身，……誕惟厥縱淫泆於非彝，用燕喪威儀，……惟荒腆於酒」，《無逸》的「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其實酗酒是那時的風氣，並不是紂的獨特的罪惡，所以《酒誥》又說：「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而武王對於妹土，竟命康叔「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我們只要看周朝用了死刑來禁酒，便可知道商人的喝酒正似現在人的吸雅片，已經成了有普遍性的深入骨髓的病癖了。

其二，是不用貴戚舊臣。

關於這事的話，有《微子》的「吾家耄遜於荒」，「咈其耇長，舊有位人」，《牧誓》的「昏其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召誥》的「厥終智藏瘝在」。

其三，是登用小人。

關於這事的話，有《微子》的「卿士師帥非度」，《牧誓》的「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立政》的「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

其四，是聽信婦言。

這惟有《牧誓》的「惟婦言是用」一句話。

其五，是信有命在天。

這有《西伯戡黎》的「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酒誥》的「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多方》的「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其六，是不留心祭祀。

這有《牧誓》的「昏棄厥肆祀弗答」，《多士》的「罔顧於天顯民祇。」

從一上六項看來，紂只是一個糊塗人，他貪喝了酒，忘記了政事，所以把他的國亡掉了。崔述云：

「蓋惟迷於酒色，是以不復畏天念祖，以至忠直逆耳，讒人倖進。」（《商考信錄》）

他的罪狀確是只有這一點，這都是庸人的愚昧，並沒有奇怪的暴虐，何況這些話大都是從周朝人的口中說出來的，他們自己初有天下，以新朝的資格，對於所滅的國君發出幾句斥責的話，乃是極平常的事，而且是應該有的事。即使被滅的國君是一個聖人，這些籠統的斥責之言於例亦不可少，因為既要打他，就不得不罵他。《韓非子·外儲說》云：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台，掘深池，罷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

讀了這種話，再去看《牧誓》、《多士》諸篇，頗使得我們要罵紂而不忍。所以我們對於西周時紂的罪惡的傳說，只須看作一種興國對於亡國的循例之言。

東周時，初有學者階級，也初有論議，他們本著「勸懲」之心來說話，把亡國的紂當作箭垛，朝著他放箭，他的罪狀一定加增得不少。看子貢的評論，可見一斑。但不幸書缺有間，我們已無從知道了。只《論語》上有以下的一節：

微子去之。

箕子為之奴。

比干諫而死。

這三件事都可屬於上邊的第二項的。

在戰國的書籍里，他的罪條驟然加增得很多，而且都是很具體的事實。列舉如下：

抑沈比干。（按：此頗有投比干於水的意思，如王子慶忌於要離然者，故別列。）

賜封雷開。（以上二條見《楚辭》。）

糟丘。

酒池。

肉圃為格。

雕柱而桔諸侯。

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

戳涉者脛而視其髓。

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

脯鬼侯。

作為璇宮。

築為傾宮。

剖孕婦而觀其化。

殺比干而觀其心。（按：《論語》但云「諫而死」，此雲「觀心」，故別列。）

任惡來。

言而不信，期而不當。（以上十四條見《呂氏春秋》。）

囚文王七年。（見《左傳》。）

為象箸。

設炮烙。

翼侯炙。

作靡靡之樂。

為長夜之飲以失日。（以上五條見《韓非子》。）

熊蹯不熟而殺庖人。（見《御覽》引《纏子》。）

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見《史記正義》引《竹書紀年》。）

為玉床。（見《世本》。）

脯鄂侯。（見《戰國策》。）

脯鬼侯以享諸侯。（見《逸周書》即《禮記》。按《呂氏春秋》但云「脯」，此雲「脯以享諸侯」，故別列。）

到了西漢，他的罪惡的條款因年代的更久遠而集疊得更豐富了。現在把已見戰國人稱引的刪去，把賸餘的列舉於下：

距諫、飾非。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

作北里之舞。

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鉅橋之粟。

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

益廣沙丘苑台，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

大最（聚）樂戲於沙丘。

使男女倮相逐於酒池肉林之間。

廢商容。（以上九條見《史記》。）

作梏數千，梏諸侯之不諂己者。（見《新書》。按：這條當即由《呂覽》的「桔諸侯」而來，惟高誘注《呂覽》，謂「雕畫高柱，使桔槔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則與此不可並作一事。）

燎焚天下之財。

燔生人。（按：《淮南》以此語與「為炮烙，鑄金柱」等語並列，似與炮烙非一事。）

鑄金柱。

析才士之脛。（按：此不雲「涉者」，故別列。）

熱斗。（高誘註：「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為惡，以熱斗殺之」，與《纏子》所云不同。）

聽崇侯虎、屈商之言而拘文王於羑里。

宮中成市。（以上七條見《淮南子》。）

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見《新序》。）

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見《列女傳》。）

諛臣左強教為象廊，將至於天。

壯士斬其胻。（胻，腳脛也。按：此與「析才士之脛」差同，但「壯」與「才」又不同。）

殺周太子歷。（以上三條見褚先生《補史記·龜策列傳》。）

又有雖非新添而對於舊有之說加以較詳的摹寫的，有《列女傳》上說妲己的話：

「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心而觀之。」

這是把作炮烙與剖比乾的兩項罪名令妲己分擔了。

到了東漢，似乎沒有新添的罪條。但《論衡》上引著一段話，卻把「長夜之飲以失日」的一件故事用二百四十倍的顯微鏡放大了：

「紂沈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車行酒，馬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

東晉時《偽古文尚書》出來，又為他添上了三條：

焚炙忠良。（按：焚炙忠良未知為誰，故不與炮烙條合。）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那時皇甫謐做了一部通史，名喚《帝王世紀》。他是造偽史很有名的人，所以他集合了前人的舊說，更加上自己的幻想，綜合而成為一整篇的紂的罪狀書。（這與司馬遷集合戰國、秦、漢時人的紂惡說而成為一整篇是一樣的。）《帝王世紀》一書雖失傳，但這些文字還被引於《太平御覽》及《尚書疏》等書，可以覆按。現在把他所說的話能夠增加我們的異聞的寫在下面：

造傾宮，作瓊室、瑤台，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其大宮百，其小宮七十三處。

宮中九市。（按：《淮南子》但言成市，此雲九市，故別列。）

六月發民獵於西山。

天下大風雨，飄牛馬，壞屋樹，天火燒其宮，兩日並盡。或鬼哭，或山鳴，紂不懼，愈慢神。

殺人以食虎。

欲重刑，乃先為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輒爛手。（按：此條當即《淮南子》的「熱斗」。但據高誘注文則熱斗事系出偶然，而此則有意的定此刑罰，為異。）

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女衣綾紈者三百餘人。

誅邢侯。（按：一說邢侯即鄂侯。）

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文王之長子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以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在皇甫謐的前後作紂的罪狀的說明的，有以下二條：

（一）斮脛的說明——老人晨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見《水經注》。）

（二）夏獵的說明——紂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地務長養，……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為妖言，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髮屋折樹。（見《金匱》。）

自晉代以後，他有沒有再添出什麼罪狀，我可不知道了。這或者因為紂的暴虐說到這等地步，已經充類至盡，再也不能加上去，或者因為學者的歷史觀念高了一點，知道耳朵里聽來的傳說不能作為信史，不肯寫在紙本上，二者均不可知。但學者方面即是如此，民眾的傳說總不會因他們的不肯寫在紙本上而終止其發展性的，它依然是這樣地發展。結果就成了現在在下等社會中很有勢力的《封神榜》一書，又把這些人事經過神話化了。

我寫這篇，希望大家把它當作《徐文長故事》一類書看，知道古代的史實完全無異於現代的傳說；天下的暴虐歸於紂與天下的尖刻歸於徐文長是一樣的；紂和桀的相像，與徐文長和楊狀元的相像也是一樣的。這一點意思非常淺顯，所舉的證據也是神明白，想來讀者必不至於索解不得。倘有篤志信古之士一定要說古書無一字無來歷，古人的話不可輕於懷疑，那麼，我們先要請問以下的幾條：

（一）紂造的台的高度，應照《新序》說是「一千尺」呢？還是應照《帝王世紀》說是「一千丈」呢？

（二）斮脛的人，應照《水經注》說是「老者」呢？或應照《淮南子》說是「才士」呢？還是應照《補史記》說是「壯士」呢？

（三）所剖的孕婦，應照《呂氏春秋》說是一個平常人呢？還是應照《帝王世紀》說是比干之妻呢？

（四）給文王吃的人肉羹，應照《呂氏春秋》說是梅伯的呢？還是應照《帝王世紀》說是伯邑考的呢？

（五）《補史記》說紂殺的「周太子歷」，這是何人？

這些問題都請考實了告知我們。否則我們在這樣參差牴牾的古史中，便是要信也苦於無從信起了。

就我所知，一是疑了很多古書的真偽及成書年代，最著名的是考證出《老子》在《莊子》之後，錢穆出專著《老子辨》認為成書於《荀子》《韓非子》時代，也就是說是戰國中後期，顧頡剛錢玄同也持此說，最終甚至有人認為成書於漢。後來出土了郭店楚簡，這個戰國中期的墓里出土三個版本的《老子》。

考古上作出的一般結論是，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約在公元前300年，最遲不下270年；當然，思想史學者中的部分人提出其年代也有可能更遲。但是筆者還是認為出土文物的斷代，考古學碳14等方法更科學一些，不能因為某些出土文獻思想上似乎受後人影響就把文獻斷代往後移。憑什麼就認為前人的思想不可能比後人更先進呢？（池田知久先生詳細地分析了《窮達以時》中反映的天人論，論證了它是在荀子的影響下而著述的文獻，表明了其見解，認為其年代再早也不過在270年前後）。

由於作為民間私人寫作的《老子》從寫成傳播到這時，需要大量時間，所以很可能形成於春秋末年。裘錫圭認為：「把《老子》形成的時代定在戰國早期，還是比較合理的。如果《老子》確為老聃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所編成，其成書年代很可能在公元前五世紀中葉或稍晚一些的時候，下距郭店《老子》簡的時代一百幾十年。」因此《老子》早於《莊子》。

還有考證出《孫子兵法》是孫臏所作，偽托孫武。後來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出土，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才算澄清了這點。同批出土的也包括了《尉繚子》，駁倒了尉繚子是偽書的觀點。考證出《文子》是偽書，結果河北定縣出土簡牘包括《文子》證明其不是偽書。等等等等，可以參考此文[轉載]考古資料與傳世古籍的真偽、成書年代（《二十世紀疑古思潮》）

二是認為周以前沒有信史，一開始連商朝都認為是不存在的，幸好前清遺老王觀堂研究安陽龍骨，破譯甲骨文，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殷禮徵文》以及《古史新證》等文章，將出土的甲骨文記載與史記的記載一一對上了號，創立了至今被考古界奉為圭臬的二重證據法，即運用地下的材料（考古）與紙上的材料（文獻）相量印證比較以考證古史的真象，來逼的疑古派不得不承認商朝存在。

然而疑古派依然認為關於先商的記載不是信史。例如顧頡剛對於禹為動物之說，晚年仍堅持不變（參考此文大禹是一條蟲，怎麼考證？）。信古派發掘認定的「夏都」二里頭文化，雖然在時間上能對上號，但是由於二里頭出土的文字資料很少，也沒有能破譯，更沒能和傳世文獻中對夏朝的記載對上號，所以疑古派認為與夏朝無關。這也就是為什麼夏商周斷代工程在疑古派眼裡就是個笑話。

三是對很多古人的翻案，傳統史學認為是好人的，疑古派認為是壞的；傳統史學認為是壞的，疑古派認為是好的。比如為紂王翻案。直到後來殷墟出土了大量人祭人殉的屍骨及甲骨文對人祭人殉的記載，才證明了比較周朝而言，商紂王確實可稱殘暴。參考怎樣看待近些年來刻意黑武王伐紂的言論？ - 浮休道人的回答

ps：由於本人是考古學專業而非歷史學專業，而疑古派的很多觀點與出土文物相反，故而雖然力圖客觀，但難免對疑古派存在一定偏見，請題主及諸位不要偏聽偏信，僅作一參考，歡迎批評，謝絕批鬥。

1.疑了大禹和三皇五帝，認為他們的故事是神話不是歷史。比如說關於大禹怎樣與夏朝掛上關係，成為夏朝開國之君的，他在查遍古籍後認為：「禹與夏的關係，《詩》、《書》上沒有說，《論語》上也沒說，直到戰國中期方始大盛，《左傳》、《墨子》、《孟子》等書，即因此而有『夏禹』的記載。」

2.認為「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說：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3.以前，大家都相信中華民族出於一元，信從《禹貢》、《堯典》和《史記·五帝本紀》的說法，以為中國的疆域在黃帝時已是「東至於海 , 西至於空桐 , 南至於江 , 北逐葷粥」了 , 地域也早就一統。而顧頡剛認為這些傳統說法不符合先秦的歷史實際。就民族來說，他指出各民族各有各的始祖，商出於玄鳥，周出於姜嫄，任、宿、須句出於太皞，郯出於少皞，陳出於顓頊，六蓼出於皋陶，楚、夔出於祝融，並不出於一元，因此春秋以前並無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春秋以後，大國攻滅小國，疆域日益擴大，民族日益併合，民族觀念漸淡而一統觀念漸強，於是許多民族始祖的傳統也漸漸歸到一條線上。

非歷史專業，求輕拍。

推薦閱讀：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古史辨》七冊的出版目錄，還有餘英時先生為台灣聯經版《顧頡剛日記》作的序。其中《古史辨》目錄瀏覽即可，《自序》和《日記》序值得詳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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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盡的才情—

依照個人之見，大概言之。
學術界一般認為疑古學派即古史辨派，主要核心人物為胡適、錢玄同、顧頡剛，其中顧頡剛於1923年在致錢玄同的信中提出了"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觀點，引發古史辨運動；1926年顧頡剛編著了第一冊《古史辨》，由1923年古史討論及其後辯論古史的文章，胡適、錢玄同、顧頡剛討論辨偽書的來往信函彙編而成，並由顧頡剛等領導的出版機構朴社出版。1923年「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發表，尤其是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出版，使疑古學派的理論主張在學術界廣受關注並影響日盛。因率先提出古史辨的核心理論，顧頡剛抱得大名，被視為古史辨派的創始人，甚至其一生經營學術和文化事業，蓋棺定論後至今被人提起都難逃「疑古」二字。

首先，要理解疑古學派疑了哪些古，需要釐清1923-1926年古史辨運動發端之際，當時學界所傳承的「古」,即對上古歷史的認識和描述，究竟是什麼。
古史辨運動是受新文化運動和胡適「整理國故」運動影響的產物，「層累說」提出之時，中國近代考古學並未建立，殷墟甲骨、先秦簡牘等重要出土材料也尚未發掘。這一時期，關於上古歷史的建構，主要受之前兩次古史重建的影響：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對夏商周三代歷史的重建；第二次是漢代對先秦歷史的重建。
第一次重建的主要文獻是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孔孟更是將堯舜禹視為儒家的典範時代和政治理想；後經秦始皇焚書坑儒，西漢時期牆壁夾藏古書的發現和倖存經師口述的文字、版本差異，引發了今古文經學長達兩千多年的爭論。今文經學疑古文經學之真偽，古文經學斥今文經學之謬誤。漢代及以後以後獨尊儒術，經學（《樂經》遺失）受尊崇，歷代經學家對流傳於世的先秦典籍不斷進行解釋（註疏）；另一方面，通史《史記》出現，紀元以五帝之一黃帝時代開始，並被當做信史，塑造著傳統文人的歷史觀念。
總而言之，在20世紀初，中國人舊的古史觀念里，歷史從三皇五帝的傳說時期開始，也沒有人對黃帝、堯、舜、禹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尤其堯舜禹時代一直是古人歷史循環觀念下永恆的黃金時期。如此一來，便不難理解，1917年從美國回北大教書的胡適講授《中國哲學史》時截斷眾流，重編講義，為何引發極大轟動——開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顧頡剛回憶說「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橋而不能下」。後來學生中的領袖傅斯年等人跑去聽課，為胡適的觀點所折服，初來乍到的年輕胡適，這才能在北大這一藏龍卧虎之地立住腳跟。與此對比特別有意思的是，在此前一年，給顧頡剛他們上《中國哲學史》的是哲學系的教授陳漢章，「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範』」。

在民國時期重要的考古出土材料被挖掘之前，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走的是以勘理文獻古書、辨別偽書偽史的道路。這一條道路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實證主義，在上古史「文獻無征」的無奈前提下，應用默證法。
在第一冊的《古史辨自序》里，顧頡剛下筆不能自持地寫了六萬多字，自述了其家庭、求學的個人成長過程和思想變化、研究深入的發展經過。從考辨偽書的過程中，發現依靠偽書而寫就的偽史；從戲文和歌謠故事的變化，發現了歷史傳播和著述過程中的層累變化。最難能可貴的是，顧頡剛並沒有對偽書和偽史一概否定，而是以歷史的眼光主張將偽書偽史作為研究其產生時代的歷史。
「那時我排列過幾個表。一個是依了從前人的方法編排史目，看書上說的什麼時代就放在什麼時代，例如置《三五歷年記》、《春秋命歷序》於太古，置《堯典》、《舜典》、《皋陶漠》於唐、虞，置《逸周書》、《穆天子傳》於西周。一個是依了我們現在的眼光編排史目，看它們在什麼時代起來的就放在什麼時代，例如置《虞夏書》於東周，置《易傳》、《竹書紀年》、《胠篋》篇於戰國、秦、漢間，置《命歷序》、《五帝德》於漢，置《帝王世紀》、《偽古文尚書》於晉，置《路史》、《三墳》於南宋。這兩個表實在是平平奇，但比較看時，便立刻顯出衝突的劇烈和漸次增高的可驚了。這使我明白，以前人看古史是平面的。無論在哪個時候發生的故事，他們總一例的看待，所以會得愈積愈多；現在我們看古史是垂線的，起初二條線，後來分成幾條，更後又分成若干條，高低錯落。累累如貫珠垂旒，只要細心看去就分得出清楚的層次。因為我見到了這一層，所以我對於古史的來源有了較清楚的認識。」
「在研究上，要先弄明白了古代的史實，然後再考各種書籍的時代和地域，考明之後便在裡面抽出那時那地的傳說中的古史，加以系統的整理；更研究了考古學去審定實物，研究了民俗學去認識傳說中的古史的意義。這確是一條最切實的道路，必須把這條道路按部就班地走完了之後，始可把我的研究古史的責任脫卸。」

關於默證法，八十多年前張蔭麟先生就於《評近人對中國古史之討論》一文批評，「層累」說多賴「默證」以立，超過了默證法使用的「限度」，缺陷在於濫用默證。關於「層累說」論及堯舜禹事迹，他說：「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他指出，顧頡剛論證幾乎全用「默證」且「十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學界對此認識雖有爭論，但基本認可。

要談論「疑了哪些古」，必然涉及到「疑古」本身有不同層面上的內涵，在審視種種討論和爭議時，需要我們清楚是在何種層面上談論「疑古」。
狹義上，「疑古」的內容指顧頡剛等古史辨派學者在《古史辨》七冊所論及的所有具體問題，如對堯舜禹歷史人物真實性的質疑和解釋（顧頡剛曾提出大禹是原始的動物圖騰，被魯迅譏為「大禹是條蟲」），對《國語》《周禮》《老子》《易經》《尚書》等古書的成書年代、具體記錄真偽等進行的辨別討論等。在此意義上，《古史辨》出版到40年代，《古史辨》停止出版後這一學派就不復存在。但實際上30年代以後其主要領導人物其實已分別轉移研究興趣，胡適從1929年以後就宣稱由「疑古」變為「信古」，支持傅斯年的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發掘和信史重建工作，曾改號「疑古」二字的錢玄同也漸漸歸隱，不復銳氣。顧頡剛雖在謀求和維持《古史辨》出版，但九一八事變後他的重心早已轉移到民眾宣傳和邊疆工作等社會事業上來。
從廣義上來講，「疑古」是運用西方近代的社會科學研究理論和方法，對舊的上古史實的再考證、對傳統歷史觀念的再審視和價值重估的過程。它是傳統史學近代化、科學化過程的重要轉向。因此疑古學派所疑的「古」，實際上包括傳說與歷史混雜的上古史紀錄，史學仍與經學雜糅尚未獨立的學科狀態，與歷史進步的觀點迥異的歷史循環意識。在此意義上，疑古作為思潮，不僅影響到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也可以說其對史學的影響也至今未絕。三十年代之後，學者利用考古挖掘出土材料結合地上文獻對先秦歷史的第三次重建，可以說正是繼承了疑古學派的實證主義和對信史的追求精神。

最後，批評者多責備古史辨派不注重考古，以古書考證古書的弊端，但顧頡剛和古史辨派在主張和實踐上其實從未將疑古與信古、推翻偽史與重建信史對立起來，也從未將自己的學術追求僅僅止於對古史的「破」，而反對「立」。他在第一冊《古史辨》的序言末尾著重強調過：第一，這書的性質是討論的而不是論定的，裡面盡多錯誤的議論(例如《古今偽書考：跋》中說清代無疑《儀禮》者，又如與玄同先生信中譏今文家，謂依了章學誠《易教》的話，孔子若制禮便為僭竊王章)。現在為保存討論的真相計，不加改正。希望出版之後，大家切切實實地給以批判，不要輕易見信。第二，古史的研究現在剛才開頭，要得到一個總結論不知在何年。我個人的工作，不過在辨證偽古史方面有些主張，並不是把古史作全盤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討論出結果來。希望大家對於我，能夠知道我的學問的實際，不要作過度的責望。第三，我這本書和這篇序文中提出了多少待解決的問題。像我這般事忙學淺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把這些問題得到一個約略的解決，說不定到我的生命終止時還有許多現在提出的問題不曾著手。讀者諸君中如有和我表同情，感到這些問題確有研究的價值的，請便自己動手做去。總結一句話，我不願意在一種學問主張草創的時候收得許多盲從的信徒，我只願意因了這書的出版而得到許多忠實於自己的思想，敢用自力去進展的諍友。

從顧頡剛個人的學術研究發展過程來看，「層累說」提出之際，中國的考古學尚不能為其上古史研究提供重要的發掘材料，他只好繼續順著考辨古書的道路推進其古史研究；待到傅斯年領導的中央學術機構中研院史語所成立，先後組織發掘了幾大考古發現，顧頡剛卻因家國形勢的變化、與傅斯年性情的不合，走到了民間的、側重邊疆研究和民眾宣傳的另一條道路上。顧和傅兩位民國史學界雙雄的學術道路，不同性情，比較起來也是讓人唏噓。具體可見余英時為《顧頡剛日記》作的序。

@夏惟桐轉載了《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的具體案例，我來引用下顧老的兩段核心思想材料，可以作為他疑古思想的總結，也是了解顧老思想的捷徑。雖然文章已經寫成幾十年，仍然可以感受顧老的睿智洞徹，至今仍是治古史者必讀資料。

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里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我以為應具下列諸項：
（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在現在公認的古史上，一統的世系已經籠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種族，民族一元論可謂建設得十分鞏固了。但我們一讀古書，商出於玄鳥，周出於姜嫄，任、宿、須句出於太皞，郯出於少皞，陳出於顓頊，六、蓼出於皋陶庭堅，楚、夔出於祝融，鬻熊（恐是一人），他們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嘗要求統一！自從春秋以來，大國攻滅小國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併合，種族觀念漸淡而一統觀念漸強，於是許多民族的始祖的傳說亦漸漸歸到一條線上，有了先後君臣的關係，《堯典》、《五帝德》、《世本》諸書就因此出來。中國民族的出於一元，俟將來的地質學及人類學上有確實的發見後，我們自可承認它；但現在所有的牽合混纏的傳說我們決不能胡亂承認。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依了民族的分合為分合，尋出他們的系統的異同狀況。
（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我們讀了《史記》上黃帝的「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葷粥」，以為中國的疆域的四至已在此時規定了，又讀了《禹貢》、《堯典》等篇，地域一統的觀念更確定了。不知道《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史記》的黃帝四至乃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宅以交恥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中國的統一始於秦，中國人民的希望統一始於戰國；若戰國以前則只有種族觀念，並無一統觀念。看龜甲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無邦國種族的名目，可見商朝天下自限於「邦畿千里」之內。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鎮壓四國——四方之國，——已比商朝進了一步，然而始終未曾沒收了蠻貊的土地人民以為統一寰宇之計。我們看，楚國的若敖、蚡冒還是西周末東遷初的人，楚國地方還在今河南、湖北，但他們竟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鄭國是西周末年封的，地在今河南新鄭，但竟是「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那時的土地荒蕪如此，那裡是一統時的樣子！自從楚國疆域日大，始立縣制；晉國繼起立縣，又有郡；到戰國時郡縣制度普及，到秦並六國而始一統。若說黃帝以來就是如此，這步驟就亂了。所以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古人對於神和人原沒有界限，所謂歷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話。人與神混的，如后土原是地神，卻也是共工氏之子，實沈原是星名，卻也是高辛氏之子。人與獸混的，如夔本是九鼎上的罔兩，又是做樂正的官；饕餮本是鼎上圖案畫中的獸，又是縉雲氏的不才子。獸與神混的，如秦文公夢見了一條黃蛇，就作祠祭白帝；鯀化為黃熊而為夏郊。此類之事，舉不勝舉。他們所說的史固決不是信史，但他們有如是的想像，有如是的祭祀，卻不能不說為有信史的可能。自春秋末期以後，諸子奮興，人性發達，於是把神話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人化固是好事，但在歷史上又多了一層的作偽，而反淆亂前人的想像祭祀之實，這是不容掩飾的。所以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依了那時人的想像和祭祀的史為史，考出一部那時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時以前的政治史，因為宗教是本有的事實，是真的，政治是後出的附會，是假的。
（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古代的神話中人物「人化」之極，於是古代成了黃金世界。其實古代很快樂的觀念為春秋以前的人所沒有；所謂「王」，只有貴的意思，並無好的意思。自從戰國時一班政治家出來，要依託了古王去壓服今王，極力把「王功」與「聖道」合在一起，於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業真是高到極頂，好到極處。於是異於徵誅的禪讓之說出來了，「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人也出來了，《堯典》、《皋陶謨》等極盛的人治和德化也出來了。從後世看唐、虞，真是何等的美善快樂！但我們返看古書，不必說《風》、《雅》中怨苦流離的詩盡多，即官撰的《盤庚》、《大誥》之類，所謂商、周的賢王亦不過依天托祖的壓迫著人民就他們的軌範；要行一件事情，說不出理由，只會說我們的占卜上是如此說的，你們若不照做，先王就要「大罰殛汝」了，我就要「致天之罰於爾躬」了！試問上天和先王能有什麼表示？況且你既可以自居為天之元子，他亦可以自說新受天命，改天之元子；所謂「受命」、「革命」，比了現在的偽造民意還要胡鬧。又那時的田畝都是貴族的私產，人民只是奴錄，終年服勞不必說，加以不歇的征戰，死亡的恐怖永遠籠罩著。試問古代的快樂究在哪裡？我們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黃金世界原是戰國後的學者造出來給君王看樣的，庶可不受他們的欺騙。——《答劉胡二先生書》

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這兩條的提出是古史辯派理論的出發點。也使我對顧先生仰慕不已。

最有名的應該就是「禹是一條蟲」了吧，顧本人也因為這個而被魯迅「疑」成了「鳥頭先生」……（「厄」本意是鳥，「頁」的本意是頭，所以「顧」就成了鳥頭……）

中國公元前就遠遠落後。還吹噓先進過。

1. 冶金
中國進入冶金時代晚半個世界千年以上。
歐洲大陸，高加索，近東，南亞公元前3200年進入銅器時代。
中國公元前2000年進入銅器時代。
英國遠早於中國進入冶金時代。
冰人奧茨的銅斧距今5300年。
塞爾維亞早期銅斧距今7500年，歐洲人使用金屬工具的歷史早中國數千年。

中國脫離原始社會學會冶金, 是西來的冶金技術傳到中國。
中國進入機器時代和信息時代都是靠西方技術傳到中國。
中國史學界的說法是，冶金技術是從西往東傳，所以古中國地
區學會冶金很晚。

2.建築
中國夏代都城二里頭 (3800－3500年前) 還是土路, 土牆。
商朝的殷墟是夯土遺迹。

其他文明早已大量採用石材,磚塊。
4000年前希臘克諾索斯王宮。
胡夫大金字塔 (4500年前)。
公元前2600年，英國建巨石陣(4600年前)。

3. 中國在石器時代(原始社會)就落後了。
中國古人類自從製造出最基本的石器後，這樣的簡陋石器一直沿用。
考古學家發現中國古人類使用過的石器，都停留在「第一模式」的階段。
其他民族發明的第二模式, 第三模式的石器比第一模式先進許多。
(中國人的祖先起源於哪裡？ - 化石網)

地質學家丁文江說：「禹治水之說絕不可信。」石器時代的禹如何有這種能力？

4. 中國公元前就遠遠落後了, 還吹噓先進過。
3600年前林德數學手卷《Rhind papyrus》。以及2000年前左右的阿波羅尼奧斯的《速算》, 《不規則無理數》。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 《現象》, 《光學》, 《反射光學》。帕普斯的《數學彙編》。托勒密的《光學》, 《行星假說》, 《天文學大成》。畢達哥拉斯的地圓說，認為大地是球形的理論。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動物志》。阿基米德的《拋物線求積》,等等等等科學成就。

公元前, 阿基米德提出球體,圓柱, 圓錐的計算公式。

5. 中國的"四大發明"?
中國的四大發明是英國人李約瑟證明的。
李約瑟夫人說：¨李約瑟沒有學過科學史, 只是涉獵而已。〃

-- 指南針是義大利發明的
中國古代發明的司南不能指向。中國的《科學時報》提及毛澤東訪問蘇聯, 將司南作為禮物, 用了現代技術才使司南具有了定向功能。
西方指南針是個機械 ,司南, 勺型磁石放在地盤上就能指南?
西方指南針的指針是個細針，司南的指針跟勺子一樣大，你有那麼大的磁力去推動勺子？

-- 古登堡發明活字印刷術。
兩河流域5000年前發明印刷術。
遠在畢升之前, 古希臘就有活字印刷, 將許多單個字元的活字印章拼在一起印。
1439年, 古登堡發明機械活字印刷術。
畢升墓，是胡人墓。- 《畢升與湖北英山出土的&<畢升碑&>》
畢升活字那級別的發明，世界各處都有。
中國活字印刷沒成型。清朝還基本使用雕版印刷。
中國活字印刷的普及靠西方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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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疑古學派，從根本上說，是在實證主義的影響下，開眼的國人對於過往的學術研究體系和方法的反思。眾所周知，在近代考古學誕生並沒引入中國以前，中國歷史學研究的主要方法還是以文獻考據為主，尤其是清代因為文字獄等多種原因，許多士人窮經皓首來考證文獻，讓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體系達到頂峰。然而，就在同一時期，隨著近代科技的興起，另一種學術研究的傳統正在西方生長起來，到了民國初年就稱為影響深遠的實證主義。在歷史學領域，當實證主義遭遇文獻考據的時候，矛盾一定會爆發，而顧頡剛顯然就站在了實證主義這一邊。
從學術主張上看，疑古學派主張的不是否定歷史，而是說在文獻證據沒有得到證明以前，可信度是存疑的。其實王國維的主張與顧頡剛頗有類似，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同樣強調出土文物與歷史文獻的對應。只是，王國維與二者一個是無罪推定，一個是有罪推定。王國維的主張是，在沒有確實的證據推翻歷史文獻之前，歷史文獻是可信的；顧頡剛的主張是，在沒有確實的證據證明歷史文獻之前，歷史文獻是存疑的。
王國維與顧頡剛誰對誰錯呢？這個真的很難做評論，因為歷史學本身是一個特別複雜的學科。王國維的觀點有其合理性，但無法解釋不同歷史文獻中出現的差異，比如顧頡剛就曾經針對紂王敲骨驗髓這一件事在不同文獻中的記載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紂王敲骨驗髓的那個人究竟是壯士、老漢還是老嫗？顧頡剛的觀點同樣有其合理性，但存在的問題是假如一切歷史材料的可信度都是存疑的，那麼又用什麼來作歷史研究呢？
顧頡剛的疑古，懷疑的不僅僅是上古史，而是整個中國歷史乃至於人類歷史。而顧頡剛「層累歷史」的提出，真的是中國史學界了不得的貢獻。時至今日，雖然不少人叫囂著各種出土文獻對疑古學派的「打臉」，但卻沒有人對「層累歷史」提出反對，因為真的無法解釋為什麼越到後面有關古聖先王的記載越多。而在現實中，「層累歷史」其實也非常常見，比如我前兩天看到的一檔電視節目，講的是馬本齋回民支隊的抗日歷史。中間就提到了到大鐘入河，逆流而上的故事，說馬本齋發揮聰明才智，最終在河流上游找到了這口鐘，並將其鑄造成了鐵炮。很顯然，所謂的在河上游尋找大鐘的故事，是對清代筆記中石獅子逆流而上的翻版。我估計再過五十年，馬本齋身上的「英雄事迹」會越來越多，最終成為天天打鬼子、終日不休息的超級英雄。
至於說疑古學派被打臉的，基本上都是沒有歷史學素養的人。在歷史學中，被打臉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畢竟任何一個歷史結論的得出只能依據當時所掌握的歷史資料，對於後來的出土文獻、文物是沒有人知道的。只要這個結論在當時是被認可的，那麼就可以說是正確的。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現在所有人都知道李治是李世民的兒子，假若有一天昭陵和乾陵被發掘，DNA一檢驗結果李治不是李世民的兒子，那你能說這個結論打了現在所有歷史學研究者的臉么？如果說考古學打了疑古學派的臉，那實際上考古學對信古學派的打擊更大，畢竟史書里動不動就有年壽八十一百的上古大仙存在，而現在根據遺骨分析的史前人均壽命最高也就能到四五十歲。反正，我到現在打死都不相信「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就算堯三十歲繼承帝位，他得舜的時候也100歲了，禪讓的時候120歲，死的時候148歲，真是呵呵噠。

顧老師一定想把考古學家全挖坑埋了

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黑鐵時代。

中國也是這樣，崇古，以為愈古人民愈安泰，儒道就是這一傾向最明顯的代表，尤其是儒家，假造了許多先王傳說。

諸子百家都愛用前人事迹論述觀點。古史傳說，眾人拾柴火焰高。

崇古，復古，也是為了批判當時。

民國粉也是這樣，有意無意在逃避。

發生年代愈早的故事其實愈是後期加上去的。這是所謂「層累形成說」。

大方向是這樣，沒有錯。堯舜禹具體存不存在，有沒有真人，是不是蟲子，屬於具體論題，不重要。

疑古史，疑古書，疑古人。詳見《古史辨》

古史辨七本。
把目錄翻一遍，答案就出來了。

這是對傳統時代「言必三代」的反彈，是新文化運動大背景下的一種表現。在糾正史前及三代史的某些誇大的問題上起了一些作用，但隨著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發展，古史辨的大部分內容都存在問題，從我大學時代的經歷和觀察看，現在主要就是兩部分人關注，一部分是做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的人，一部分是做古代史、歷史文獻研究需要參考學術史的，而古史辨大多是作為糾正對象出現的。不過古史辨的一些理論值得學習和體會，比如層累造史理論，這是值得關注的，但不能迷信，不能隨便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