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到底在變什麼，為什麼在當時沒有得到支持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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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虞雲國的《細說宋朝》，個人覺得還算中肯的評價（粗體為個人認為的重點，括弧內的注釋也為本人所加）。

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更嚴謹的稱法）雖是中國中古歷史上一次的規模的改革運動，但這次改革主要是一種應對危機的政治衝動，而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因而就改革內容來看，卻絲毫沒有觸及政治領域，其政治勇氣比起慶曆新政（仁宗時期由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主導的一次政治改革，有意思的是，這些之前的改革派在之後的熙寧變法中都成了反對派）來都有明顯倒退的跡象。

改革主要局限在經濟、軍事和教育領域，而經濟領域更是重中之重。變法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因而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國家財政狀況明顯好轉。變法不僅解決了治平年間的財政赤字，還建立起五十二座元豐封樁庫作為戰備物資庫，到北宋後期還是「余財羨澤，至今蒙利」。

王安石與司馬光在變法之初曾有過一段爭論。司馬光認為，天地所生貨財是一個定數，不在民間，救在國家，所謂善理財者，不過是頭會箕斂。這一說法停留在簡單再生產的保守立場上，固然不足取（其實以當時的生產水平來看，這個說法是很中肯的）。王安石反駁說：「真正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變法確實使國用豐饒：熙寧六年的青苗錢利息達二百九十二萬貫，熙寧九年的免役寬剩錢（即支付役錢以後的純結餘）達三百九十二萬貫，兩者相加約為七百萬貫。但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而青苗還息和免役納錢，負擔最重、受害最深的還是被迫以實物易貨幣的貧民下戶。倘若以財稅增長作為全面肯定變法的充足理由，顯然有失斟酌。

對這次大變法的經濟內容，黃仁宇評論道：「在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日世界裡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於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結論不言而喻：變法的走樣與失敗是必不可免的。

熙寧新法在軍事改革上的成效相當有限，以至有人說新政富國有術而強兵無力。軍隊素質低、戰鬥力差的弊病並未見有大的改變，否則就不會上演數十年後女貞鐵騎滅亡北宋的悲劇。唯一有成效的是保甲法，但保兵替代募兵也無法徹底實現，倒是主要用來控制民眾反抗，其影響也確實深遠，直到近現代還被反動專制政府奉為至寶。

在熙寧新政中，王安石與司馬光各自所代表的新舊黨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論；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因而不能用改革派與守舊派來論定。熙寧變法的功過得失與是非成敗，是一個說不清的話題。至於經驗教訓也將是見仁見智的，但以下幾點還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王安石確有不凡的抱負與遠大的理想，他也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實踐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了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在短短數年間將十餘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社會各階層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的和物質的承受能力，於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第二，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即以雙方爭執最激烈的青苗法與免役法而言，舊黨多就執行效果言，新黨則多就立法本意言，立論也就大相徑庭。青苗法制定以後，徵求意見，蘇轍就認為：動機雖好，「出納之際，吏緣為奸」的問題難以解決。連神宗也承認青苗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免役法執行結果則是「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也完全違背了初衷。

第三，用人不當，是熙寧新政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變法派中，除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呂惠卿、曾布、章惇、呂嘉問、李定、鄧綰、蔡京等，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陸佃向王安石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賄賂，但變法派竟以「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放縱新法執行中的腐敗。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最大的弊病，還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於是，應該由行政技術層面解決的議題轉化為道德層面的問題，變法派在後一層面上與反變法派相比，立即陷入劣勢，變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核心在於三修甚至四修的《神宗實錄》。

在實踐上,如果能認真負責、老老實實地做好工作,既使老百姓得到實惠,又使國家財政收入不斷增長,「變法」取得成功的希望是存在的。可惜,王安石及其一派,卻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用空話、大話和假話來掩蓋「新法」搜刮、聚斂的實質;另一方面,則採取文過飾非、強詞辯駁的辦法來壓制不同的意見和批評,對敢言的諫官和其他官員、甚至對民間社會的議論更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手段。這一切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王安石及其一派在政治上的無比強大,但實質上,充其量不過是「揚湯止沸」,其必然結果,只能是不斷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礎,使自己日益孤立、日益閉目失聰,以至寸步難行,「變法「的失敗也就不可避免。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出手就操作中央銀行，焉有不敗之理？

第一條回答幾乎是內容的涵蓋了。這個變法的核心就是理財。當時的神宗是非常支持變法的，但到後來隨著神宗和王安石的去世，宋廷格局大變，變法是本質也逐漸偏離了王安石的初衷。
我覺得變法不能算是徹底的失敗，畢竟它在當時確實達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富國強兵。

王安石走的是前蘇聯路線，司馬光走的是中國特色式的漸進式改革，結局不言而喻了，有時候改革觸動多少利益集團，會有什麼阻力，要做好評估，改革成不成功就看官僚體制的激勵機制是否合理，中國當下的激勵機制就異常扭曲，地方政府只知道賣地，中央政府大量印錢，製造業利潤下滑，實幹誤國，房產興邦的思潮有很大市場……什麼時候能改變下呢

核心是賺錢、養兵、打豆豆，啊，不對，打河湟。老王的目的只有一個：鑿穿西域，北驅契丹。而這需要一大筆財政開支。所以老王的所有經濟改革都是為了增稅，實際上和桑弘羊那批人是一樣的。這要圈大戶的錢，自然要得罪不少人。而老王在政治鬥爭方面經驗有欠，不會妥協、利益交換那一套，所以神宗朝的領導層始終沒有形成合力，甚至開啟了黨爭大門。

青苗法兵役改革等等比較多
關鍵就是在一個封建王朝推進一個類似於資本主義改革一樣的東西
蘇軾啊歐陽修"啊那幫人當然反對
不過皇帝還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