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張光直先生關於夏商周三代在時間上共存的言論？

我們一般認為，夏商周三代是一個傳承的關係，後一個朝代滅亡了前一個朝代。但是張光直先生認為夏商周三代在時間上是共存的，彼此之間只有地域上的不同，如何來理解這一觀點？難道說周統治的時候商朝依然存在嗎？就像宋時的遼宋金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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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看越多的材料，越會發現張光直的這一論點確然更為接近歷史的真實。夏商時代的社會結構，類似於方國聯盟，所謂朝代，不過是相對強大或暫時發揮主導作用，在聯盟中作為聯盟意識認同和一個社會政治向心力的載體而已。具體而言，夏之時，商為東方一大重要方國，商之時，周為西方一大重要方國，夏、商、周先公世系，皆自五帝時代源起，連綿未有斷絕。商、周代為主導局面之後，甚至都未使夏、商絕祀斷續，周武王伐紂後旋即班師西歸，更顯得對這類「並存而主導」的統治秩序和政治傳統充滿了尊重。似乎武王不過是取得主導權並參與了由紂王至武庚的一次方國繼承而已。這種性質的真正改變，應該是發生在周公創製之後。夏杞商宋，實際上是在以更加式微的方式，存在於周的體系之下了。原有主導性的方國聯盟此時真正成為秩序層面和制度層面的封建國家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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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這個問題，你直接看張光直先生的文章就會理解了。

張光直先生提出這個問題，應該是基於這一點：

我覺得我們過去對三代古史看法的兩個元素，現在要經過根本性的修正。這兩個元素，一是對三代的直的繼承關係的強調（《論語·為政》：「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二是將三代一脈相承的文明發展看做在中國古代野蠻社會裡的一個文明孤島上孤立發展（《孟子·公孫丑》：「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史記·封禪書》：「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最近的考古研究使我們對新舊史料重新加以檢討的結果，使我覺得這兩個元素是對古史真相了解的重大障礙。夏、商、周三代之間的橫的關係，才是了解中國古代國家形成過程的關鍵。

之後，先生又從文字史料、考古資料以及比較社會學的觀點進行的討論。下面僅列出一些關鍵的結論。

一、文字史料中的三代關係

（一）年代
總之，從新舊文字史料上看，夏商與商周在時代上都有相當的重疊。換句話說，商是夏代列國之一，周是商代列國之一。再反過來說，繼承夏祀的杞是商代與周代列國之一，繼承商祀的宋是周代列國之一。夏商周三代的關係，不僅是前仆後繼的朝代繼承關係，而且一直是同時的列國之間的關係。從全華北的形勢來看，後者是三國之間的主要關係，而朝代的更替之代表三國之間勢力強弱的浮沉而已。

（二）地域
從地域上看，夏商周三國的列國並立關係，其間在地理上重疊甚少，可能代表朝代持續期間控制範圍的變化。

（三）文化社會
從各方面來看，三代在政治繼承製度即王制上，和在國家的政治構築形態上看，是屬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即是介於部落（史前時代）與帝國（秦漢）之間的王國階段。

……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2014年版）

具體的，你還是得看先生本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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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很好理解，夏商周三代都是城邦共主制。都是數百個上千個大大小小的邦國共同臣服所創建的王朝。夏代目前無信史，但是先商的二里頭卻是真實存在的王朝。其文化影響的方式和商代大致無二。這就會存在一種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夏商周三國曾同時存在，他們是先後入主中原，成為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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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夏」一直挖不出來的話，應該是沒有這個「朝代」的（或者說「夏」文化不能稱為文明）。所謂「夏」也許就是鬼方，後世的匈奴。

「夏」被商湯擊敗，分崩潰離為三塊。其中直系後人（桀的太子）遁入北方，成為匈奴。從這個意義上說，匈奴才是炎黃的直系子孫。

「夏」的一個分支、附屬部落是「周」。周背棄「夏」而依附商，卻有著「夏」的文化記憶（三皇五帝等等傳說）。幾百年後鹹魚翻身滅了商，又幾百年在文化上也取得絕對優勢，成為後世中華文明的共祖。中華土地上第一個文明---商，在文化上反而沒有傳承下來（商的信仰體系幾乎全部失落）。孔子在血統上是商人後裔，卻在文化上徹底歸化於周（「吾從周」），拋棄了祖宗，是中華文化史上的大事。

「夏」的另一個分支留在中原，先順服於商，後順服於周，被分封為杞。後來熔化在漢族裡，在歷史上不再有重要地位。

總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華北中原一帶星羅棋布有幾十個大小山寨以及游牧部族。其中一個是「夏」（尚未確認是哪個），另一個是商（二里頭以及殷墟）；「夏」附近的一個小部族後來成了周。

「夏」和周是相對野蠻的部族，商是相對文明的農耕部族。「夏」和商敵對。3700年前（比商湯稍早），商爆發黑科技，有了文字（「唯殷先人，有冊有典」）、青銅。於是「夏」被商擊潰，成為匈奴；周先從屬於「夏」，再投靠商，最後劇情反轉笑到劇終，成為人文祖先。

拿虛擬的當代政治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夏」好比中華，周好比日本，商好比美國。假設中華被美國徹底滅掉（象商滅夏那麼徹底）；日本先從屬中華獲得儒家的傳承，後來投靠美國學了各種黑科技；幾百年後美國老年病纏身，日本發威統一地球。那麼幾千年後地球人會認為自己是孔子傳人，雖然真正的中華後裔（如果還殘留有一些）那時正不知在哪裡放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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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直先生的觀點，其實是近代以來歷史學和考古學互相佐證而漸趨明朗的的共識。

「 『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史記.孔子世家》

周公的第一大粉絲孔子，本人其實是殷商血脈，祖上是宋國公室分出來的支脈，往上溯是紂王庶兄微子。孔子作為周禮一生推，死前還是吩咐將自己照殷禮殯葬，可見到了春秋時代，殷商遺民在宋國還是堅持傳承祖先的文化，不然已經移民魯國N代的周粉孔子也不能保有這樣的記憶。雖然孔子自己也說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但」不足征「也正說明了做為夏裔的杞人，殷裔的宋人起碼還存續有夏和商的獨特文化。這跟以後的曹丕司馬炎上位，封漢帝魏帝爵位，其實海內只有一種政體，並不殘留一個漢國、魏國，是截然不同的政治系統。

從先秦到秦漢建立帝國，中間經歷的是二十世紀以前中國最大的社會革命。帝國時期的知識精英漸漸將上古包裝成政治哲學的材料而非純歷史，加上先秦文字資料損失嚴重，更是雪上加霜。

題主所說的，普通人一般認為的上古朝代更替的印象，是以秦漢一直到清末的的歷史套用上古的想像。就好像忠臣反賊，株連九族，尚方寶劍這樣的元素豐滿了傳統戲劇舞台，歷來構成了普羅大眾對歷史故事的記憶和想像模式，這跟學術上是否正確，其實是不相干的。

太公佐武王伐紂滅商，跟張良助劉邦討秦滅項，趙點檢打下四百軍州黃袍加身是一樣的改朝換代故事，這是老百姓記憶里的歷史劇本。

「古之諸侯，雖至小弱，然皆上古以來世有其土，不以天子之革命為廢興……故天子者，亦諸侯之長耳。使其賓服，大要視今安南、緬甸之稱臣奉貢而已。」
「古之天下，人自為君，君自為國，百里而外，若異域焉……堯、舜、禹、湯弗能易也。而後世郡縣一王，亦緣此以漸統壹於大同。」——王夫之

這是掌握了科學發展觀的極少數大知識分子的歷史觀，這已經是明末了，快到清代學者以更務實而非玄學的態度解讀文獻的時代了。

自王國維以來，近現代學者對上古史已做過各種建設工作，不僅有西學之功，尤有賴清代學者對傳統文獻的整理。可以說中國歷史學自身發展到了近代，也將取得很大的進境。又正逢現代考古學在中國大起步的時代，更有助對上古史撥雲見霧之功。

題主如果對上古史有興趣，可以閱讀顧頡剛、童書業以來學者們的相關著作。從古史辨、傅斯年《夷夏東西說》等開拓時期的雄文，到李濟、張光直在考古學領域的專著，都是現代對上古史研究的先驅。他們有的腦洞開的太大容或有之，對傳統歷史哲學和政治思想的祛魅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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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正史的觀念，往往以為朝代興替是基於德行。彷彿歷史是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前朝藥丸，新朝才在它的屍體上生出來。就好像盤古開完天地，就化成了天地山川，生出伏羲女媧，這便又是一個新時代。

以中國近現代史為例，中國在一百年時間裡從大清帝國變成了中華民國，又從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按照所謂傳統歷史敘事法，那就是清失天命，民國代之；民國失德，新中國得之。就好像是食物鏈，環環相扣，堪稱完美。

然而如果了解史實，就發現時代發展完全不是單行線。後來逐鹿天下的國共雙方，早在大清藥丸的時候就已經同時登上舞台，雖然這時他們還都是小角色，真正扮演主角的還是清帝國的革新派和近代化的地主軍閥。國民黨統一全國的時候，中共蘇區也在廣大地方頑強地存在著。直到現在，中共把國民黨趕出中原七十年，國民黨還在一個島上自稱一國呢。

這個離我們很近的例子說明，國家朝代更替絕非前後取代這麼簡單。新朝代的萌芽往往是在老朝代的活體上長出來的；而在同一個天下，有同樣宣稱的朝代/國家可能不止一個；從黃龍旗到五色旗，從青天白日滿地紅到五星紅旗，是經過一次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戰爭，若干年的土改和解放戰爭，殺人盈野流血漂櫓的尖銳鬥爭的結果。

帶著這樣的經驗再去審視湯武革命和武王伐紂，我們可能會猜測那過程並不是王師既出，百姓簞食壺漿夾道歡迎這麼輕鬆；商封夏人於杞國，周封商於宋國，也並非是出於「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仁義之心，而是壓根沒法完全消滅征服對方，只能安插一群小弟圍將起來，然後宣稱自己擁有天下的主權。如果夏商周並沒有相繼完整地統治中原，那麼朝代正朔的存在可能完全是漢朝中宣部出於統一意識形態需要改編出來的，以至於後人誤以為統一才是天下的常態。

再退若干步講，夏商周三代王國可能都是「入主中原」的外來者，而非中原地區的原住民，所以才有了炎黃大戰苗蠻的上古傳說。我們看到的歷史只是勝利者的歷史，在漫長的統一和同化過程中又伴隨著多少勾心鬥角和反攻倒算，有的就藏在二十四史的字裡行間，只消翻翻書就不難找到蛛絲馬跡；而有的則和那些苗蠻濮越的被征服者一起，湮滅在時間之海的沙礫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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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0年代以後，隨著全國考古工作的進展與大量史前與歷史時代早期遺物的出土，「中國文化起源」這個論題也就逐漸趨於複雜化。

在全國各地出土物增多，而且利用碳素十四方法斷代把全國各地文化發展歷史初步了解以後，我們發現中國古代考古文化是不止一個系統的，於是在7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考古學上便開始了對所謂「區系類型」這個概念的探索。

在1981年，蘇秉琦和殷瑋璋建議把全國考古學文化進行區、系、類型的詳細劃分，並且指出中國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分為六個不同的區域來討論：

(1)陝豫晉鄰境地區；

(2)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

(3)湖北和鄰近地區；

(4)長江下游地區；

(5)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

(6)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

在中國文明起源這一課題上，這種區、系、類型的劃分是有基本上的重要性的，因為「這六個地區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爐的作用」，也就是說，「很多地點考古文化面貌上反映的我國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文化淵源的連續性」，這也就是說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來不是一個新穎的說法。

民族史學者林惠祥在30年代討論中華民族的起源時早就指出「中國文化蓋以上古時華夏系之文化為基本要素，此種文化依次與其他文化接觸而吸收之，吸收以後經一番錯綜混合而歸於融化。」這些為華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舉有黎苗文化、東夷文化、荊蠻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

　　 發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濟也早指出「殷虛文化來源的複雜」：

(1)一部分的文化顯然受過西方的影響，同時帶著濃厚的地方色彩，如文字、一部分的農業及陶業；

(2)一部分完全是在中國至少是東亞創始並發展的，如骨卜、龜卜、蠶絲業及一部分的陶業與雕刻的技術；

(3)一部分來自南亞，如水牛、稻米及一部分藝術。「殷商文化只是把這些成分調和起來，加了一個強有力的表現。」

這個看法在李先生的《中國文明的開始》（1957年）一書中又再一次被強調：「商代的文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它代表許多文化源流的融合。」這種多元的說法，如今可以說是為中國史前文化區系類型的分析結果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了，

但是新的材料又引起了新的論題，或可以說是使舊的論題複雜化了。根據上引安志敏、鄒衡、蔡鳳書、李先登等最近的看法，要說中國文明的「起源」，就一定要找到符合文明條件的最早的考古文化，亦即二里頭或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因此中國文化起源問題，在這些位學者看來，與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分析是兩碼子事。

　　 中國文明起源這個課題是研究中國文明史、中國考古學的一個基本問題

一 「文明」的定義應自史料內部辨認

　　 講中國文明的起源，第一步的工作自然是說清楚什麼是文明，什麼是中國文明，這樣我們才能談到它的起源問題。

最近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有一部分是集中在「文明」這兩個字的定義上的；例如有人說紅山文化有玉器、有女神廟，證明中國文明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遼河流域；也有人說紅山文化還沒有發展到文明階段，還不具備文明的條件，所以講中國「文明」的起源還談不到紅山文化

給文明下定義至少有兩條入手途徑。

第一條是先決定文明這個概念之下包括什麼具體的成分，然後再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找尋這些成分在哪一個段落中出現。如果找到，便知道文明在中國是在什麼時候、哪一個階段出現的。這樣即使不能解決文明的起源問題，至少可以知道從何處何時來出發從事這個問題的研討。

先決定這個概念所包括的成分，一般是自社會科學通論的著作中去採取的：在中國一般采自所謂經典著作，即公認為真理的著作，如摩爾根的《古代社會》。

這本書把人類社會進化史分為三個大段，即野蠻（Savagery又譯為蒙昧）、半開化（barbarism，或譯為野蠻）和文明(Civilization)。

每一個階段都有很精確詳細的定義；摩爾根氏對「文明」的定義是：「這一時代，如前所述，以聲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記錄之製作而開始。」

自摩爾根以後，把「文明」的定義加以擴充和定規化的企圖是很多的。

最近討論中國文明起源的學者也採取這種界說的方式，把「文明」的內容規定清楚，然後到考古資料中去尋找。

如鄒衡分析「文明」的標誌是：文字、鑄造和使用青銅器、城市的形成與發展。「從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已經發生了質變。

例如二里頭文化中成組宮殿群建築的出現和都城的形成、青銅器中禮樂兵器的產生、文字的發明等等。這些又都是商周文明所共有的。

龍山文化中沒有這些因素，說明當時尚未跨入中國古代文明的門檻；

二里頭文化有了這些因素，說明已同商周文明直接掛鉤。

這樣，我們就在考古材料中找到了中國文明的源頭，這就是二里頭文化即夏文明。」

李先登的看法也與這相同，他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標誌是文字、青銅禮器與城市」。

　　 另外一個給文明下定義的途徑是從個別區域具體史料與具體史實的分期出發。

上面所說的先將「文明」的內容列舉出來的方式，需要做這樣一個假定，就是在每一個區域史裡面，如果有文明這個階段出現，就一定有這些成分的出現，

但這個假定從實際上說是不能成立的，就用中國文明的三個必要成分來說吧：文字、青銅器和城市是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的成分呢？

中國有，兩河流域有，但中美的古代文明沒有青銅器，南美的古代文明沒有文字。

是不是這樣說來中美與南美古代文化史上都沒有「文明」這一個階段呢？

取這樣的觀點便是說，在人類社會文明演進史上，有的地區（尤其是先經過研究的地區）比較重要，它的成分便應當做文明定義的標準。

因為如果不是如此，如果用中美、南美的文化史當做文明界說的標準，那麼中國與兩河流域的發展便不盡合它們的標準，豈不是反過來表明中國與兩河流域的文化史中沒有文明這一個階段嗎？

我相信我們不妨將每個地區的文化社會發展史個別看待，檢討它的發展過程經過什麼樣的程序，在這個過程中有幾次飛躍性或質變性的變化，然後根據這個歷史本身內部所呈現的變化把它分為若干階段或時期。

這裡面發展程度較高的一個階段或時期也許便相當於我們觀念中所謂「文明」。

但這是要在比較了許多地區的發展分期以後才能決定的。

我們分析了全世界許多地區的文化社會史以後，把它們發達程度最高的一段來比較綜合。

如果它們之間有許多基本上的類似性，也許我們可以達到一個真正有普遍性、有世界性的「文明」的新的定義。

從這種觀點看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我們很客觀地要採取第二種途徑，即先將中國古代文化社會史作一番客觀的分析，看看應該分成哪些階段，再看看到哪一個階段我們可以談到「文明」的出現。

這樣做法所獲得的結果也許和走第一條途徑所獲得的結果是相同的，但這樣做法所得到的「文明」階段是客觀產生的，不代表先入為主的成見。

目前中國史前史到古代史這一段連續性的考古史料只有在黃河中遊河南、山西、陝西一帶比較完整，我們不妨把這一地區的文化社會演進史發展過程的分析做一個例子。

這個地區從物質文化（主要是陶器）的變化上看可以排成下面這樣一個文化序列

　　 1.以裴李崗、老官台等遺址為代表的較早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約7000～5000 B.C.）

　　 2.仰韶文化（約5000～3000 B.C.）

　　 3.龍山文化（約3000～2200 B.C.）

　　 4.二里頭文化（約2200～1500 B.C.）

　　 5.殷商二里岡和殷墟期文化（約1500～1100 B.C.）

　　 殷商以後西周東周以來的歷史時代文化先拋開不提，只就上列五種史前與歷史時代初期考古文化來看，它們在文化社會演進史上代表著什麼樣的發展？

如上所說，考古學上文化的序列是根據物質文化所顯示的變遷而排列的。固然我們相信文化的變化是全面的，也就是說物質文化上的變化可能是與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變化互相聯繫的，但是我們更要進一步把這些政治、經濟、社會上的變化從考古材料里揭發出來。

作這種揭發工作，需要較豐富的考古材料與以此為目的的徹底分析研究。中原考古雖已有較長的歷史，這段序列中仍有許多缺環。我們且就(1)生產工具，(2)手工業分工，(3)金屬技術，(4)財富分配，(5)建築規模，(6)防禦性城牆，(7)戰爭與制度性的暴力，(8)祭祀法器性的美術品，(9)文字，這九項現象作為標準來看一看它們在中原考古文化序列中的出現情況（表一）：

　　 上面這張表是很不完全的，有許多處還表現著考古學工作的缺環。其中二里頭文化發現較晚，工作也較少，夯土城牆的痕迹還不顯著，也沒有發現文字。但整個看來，這五段考古學的文化從社會演變史來看很清楚的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代表兩次質變的門檻：

　　 1.從裴李崗、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階段：一般來看，是自給自足的農村生產階段，手工業沒有專業化，金屬工業缺如或小規模，沒有顯著的戰爭或經常使用暴力的證據，在財富分配上沒有顯著的分化或階級分化，沒有真正的文字。

　　 2.以龍山文化為代表的階段：由於以聚落形態的研究為目標的大規模考古調查在中原尚未廣泛進行，我們對於龍山時代聚落與聚落之間的從屬、聯合關係了解還不清楚。

但中原社會到了龍山時代顯然發生了重要的內部變化。夯土城牆的建造與戰爭和人牲遺迹的發現都指向一個用於戈、有甲兵的新的社會秩序。陶寺的墓地表現了尖銳分化了的階級，並且表現了上屬階級與禮樂的密切聯繫。手工業分化的專業中有從事骨卜的與製作祭祀陶器的活動，但至今還沒有宮殿建築、青銅禮器與文字的發現。

我相信青銅禮器與文字的萌芽可能都在龍山時期，但在目前的資料上看來，龍山與下一個階段的二里頭文化之間是有一道很深的鴻溝的。

3.從二里頭文化到殷商文化的階段：這是有宮殿建築、大規模戰爭、殉人、用人牲與鑄造青銅禮器的階段。

二里頭文化中雖然還沒有文字發現，但它的宮殿建築與青銅禮器表示它與殷商近，與龍山遠。

　　 我們將這三個社會演進史的階段叫什麼名稱？

甲、乙、丙也可以，「部落」、「酋邦」、「國家」也可以。

如果用「文明」一詞，它應當是自第二個階段起還是自第三個階段起？

如果說階級社會便是文明社會，龍山時代至少可以說是初級的文明社會，而二里頭、殷商文化可以說是高級的文明社會。

很清楚，這是術語上的問題。從實質上講，在中國文明起源的程序上說，這三個階段是都不可少的。

　　 不論以第二個階段為「文明」還是以第三個階段為「文明」，這都只是中原地區的歷史現象。

中國其他地區的史前史與歷史時代早期文化也需同樣的分析、分段，各地區可能各有它自己的文明階段。

各地區的文明階段是不是一樣的？把它們比較了以後能不能在中間划上等號或把它們合併起來歸納成一個「中國」文明起源階段？

這些都是要在分析研究以後才能答覆的問題。

二 從所謂系統論看「中國文明」起源的一元與多元

　　 談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第一步是決定「文明」該如何界說，下一步便要決定什麼是「中國」文明。

最近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上，這是若干爭辯的焦點，但這個焦點並沒有明顯地揭露出來。

爭辯的一方採取所謂「滿天星斗」的看法，主張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因為上述新石器時代六個區域文化都是中國文明的祖先。

爭辯的另一方則以文字、青銅器與城市為界說文明的標誌，指出中國境內最早達到這種標誌的是中原的二里頭文化，所以中國文明的起源還是自中原開始的，

這項爭辯的兩方都有考古文化的根據，但他們的意見分歧，是因為他們筆下的「中國文明」實際上不是一回事。

前者用廣義的界說，相當於「中華民族」的文明，在時代上是連續性的；

後者用狹義的界說，以最早的文明相當中國文明，亦即把華夏文明當做最早的中國文明的代表。

可以把它叫做「中國文明」的文化在考古材料中如何辨認？

在什麼時代可以開始辨認出來？

這是中國考古學上的一個關鍵問題，但也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所以困難，是因為「中國」這個名詞的界說也像「文明」一樣有兩個不同的途徑：一是先決定它該有些什麼內容，再到考古資料中去辨認；二是在考古資料中去看文化分類的趨勢，然後在所分的諸文化中尋找中國文明的祖型。

我覺得在最近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爭議中，對「中國」文明的界說問題，不論是從哪個途徑出發，討論都嫌不夠。

五六十年代中國考古工作集中在中原地區，到了70年代以後，地方考古工作，尤其是長江流域與內蒙古和遼寧，有了較大的進展，再加上大量碳十四分析所得年代數據，使我們對中原以外早期文化的認識有了很大的增進。

以今天的眼光看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加以分析，至少可以得到兩項初步的結論。

第一項是中國境內有好幾個新石器時代文化，各自獨立發生髮展；

第二項結論是這些個文化在發展途徑中在地理空間中擴張而彼此發生接觸，產生交流互動關係。

由於這第二項現象，中國範圍內所包括的許多地區文化彼此之間構成一個大的文化系統，而各個個別文化都不能把它孤立看待。

中原文化雖然目前在年代上有優先地位，它的發展並不是孤島式的，而必須作為較大的文化系統的一部分來加以分析和討論。

金觀濤和劉青峰在討論尋求使用比較新穎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來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就提出來參考使用「系統論」的建議。研究一個社會如此，研究一個大的文化體系也是如此。

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各區域文化彼此獨立、各自發展的時候，每個文化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可是到了它們彼此接觸交流、互相影響的時候，這些區域文化便形成許多子系統，而它們共同組成的大的文化體系便形成一個主系統。

中國史前文化的系統論不是社會科學理論的套用，而是根據紮實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來的文化歷史。

在早期農業文化的基礎上，到了公元前五千年前左右，

中國境內可以辨別出來的區域性農業文化有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山東半島的大汶口文化與遼河流域的新樂文化；

在南方有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長江下游的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及東南海岸的大坌坑文化。

這只是根據現有考古材料能夠辨認出來的文化，將來這張單子一定能夠擴張，尤其是華南部分。

這些文化彼此之間雖有相似之處，很顯然的它們是各有來源各有特色的區域性的文化。

過了1000年以後，即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這些文化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彼此之間發生了連鎖關係：

「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左右，華北和華南這些各有特色的文化開始顯露出來一種互相連鎖的、程序的、不可動搖的證據，而這個程序在華北在這以後一千年內，在華南在這以後一千五百年之內繼續深化。

各個區域文化向外伸展而互相接觸，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而且表現了持久而且重要的交流關係的具體的、逐漸增加的證據。這個交互作用的程序無疑的在數千年之前便已開始，但是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它在考古記錄中的表現才顯得清楚而且強烈。

這些表現可以從兩部分來敘述：即華北諸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的表現和華北、華南文化之間的表現。

「在華北之內，相互的關係在仰韶、大汶口、紅山和土珠山（長山列島）各類型之間開展。

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黃河下游沖積平原已經大致形成，而仰韶與大汶口之間的陸上交往必由這個空隙的變究終於消失所促進。

整組的大汶口陶器在河南數處遺址中發現，最西達到了偃師，而且典型的大汶口器形（如背壺、袋形足的鬶、鏤孔足的豆和高足杯）見於豫西類型的仰韶器組。

仰韶對大汶口陶器尤其彩陶的影響也很顯著。仰韶和大汶口所共有的石器、骨器和陶器類型的單子是很長的，而兩者之間的互相作用、互相影響是不容否認的。

「遼河中上游和大凌河谷的紅山和遼東半島南端的土珠山無疑是屬於同一個運行軌道之內的，都具有細石器和篦印紋平底陶器這類北方的特徵。

土珠山和大汶口經由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的列島而相接觸，如山東蓬萊以北長島縣的北庄遺址的考古遺存所示，在這裡篦印紋陶器和大汶口類型伴存出現。

至於紅山和仰韶，它們在河北北部以及北京地區彼此之間有直接的接觸。

在紅山文化最初發現的中國考古學的早期階段，因為它有繪黑彩的紅陶，考古學者很快地作出它是仰韶文化在北方的一個分支的結論。

現在我們對這個文化本身了解比較深刻，一般的看法是以為紅山文化是遼河河谷本身的發展，也許是在新樂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但是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它接受了外面的影響，包括仰韶的影響。

『如紅頂碗式的陶缽，與仰韶文化後崗類型的陶缽相似，彩陶中的平行線紋、平行斜線組成的三角形紋也與後崗類型的同類彩陶相似。有凸飾的圓腹罐，和半坡遺址的有凸飾的尖底罐也類似。』

「華北的大汶口文化與長江流域和東海岸文化連鎖關係的連鎖證據就是所謂『龍山形成期』的成形；龍山形成期在第四個千紀的中葉在華北和長江流域出現，然後沿著東海岸直到台灣和珠江三角洲一直到第三個千紀的中葉。

龍山形成期這個概念是最初在1959年作為貫穿若干區域文化序列的空間性的整合工具而提出來的，用來說明整個中國東海岸在一段連續的時期之中的許多石器和陶器特徵與類型上的相似之處。

為了解釋龍山形成期的迅速而且廣泛的擴張，在提出這個概念的當時覺得把它當作從一個核心區域，即華北的中原地區，汾、渭、黃三河的交匯地帶放射出來的文化擴展是合理的解釋。

作這種解釋的基礎是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在中原有一串完整的系列，而在東部和東南海岸當時沒有這樣的一個完整的發展系列，因此在東部與東南海岸地區的與中原類似的文化想必是自中原較早的文化傳布而來的。

可是到今天這個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在好幾個區域中今天也已經有了完整的或近乎完整的發展系列了。

因此『龍山形成期的大擴張』這個觀念不能再來作為解釋龍山形成期的理論基礎。但如西諺所云，我們切不可把嬰兒與洗嬰兒的水一起倒掉，因為嬰兒——即龍山形成期——是真存在的。

「沿著史前時代交互往來的路線在幾個區域文化之間移動，我們不妨自大汶口開始。

沿著海岸平原向南我們可以走入馬家浜文化的領域，從這裡我們有兩條路線可走：向南穿過杭州灣到河姆渡的領域及其更南到東南海岸，在這裡稍後我們可以接觸到福建的曇石山與溪頭文化和台灣的鳳鼻頭文化。

另一條路是自馬家浜轉向西而沿長江向上流走。在這條路上我們先碰到安徽的薛家崗文化，然後在江西又碰到跑馬嶺文化（或稱山背文化）。

從這裡我們可以再向上遊走到湖北的大溪和屈家嶺文化，或沿贛江轉向南方走入粵北和石峽文化。

在這些個區域的已知的文化和遺址不都是完全同時的，但它們所代表的文化傳統都是彼此平行的，只是多半都還沒有為考古學所揭露。

「沿著東海岸和長江流域作這個貫穿各個考古文化區的假想中的旅行，我們會看到我們所遇到的史前居民在物質文化上有許多相似之處。

磨製石斧、石錛、石刀和許多骨、角、蚌器在這些區域中可以說是普遍存在的，固然在一般的形式上來說它們在所有的相當的文化中都有。

可是特別令人注意的類似點——考古學上所謂共同水平的標誌——可見於陶器的形制和裝飾上面。

這中間最令人信服的是我所謂的龍山形成期的診斷特徵，即有鏤孔的高低不一的圈足的豆與三足的鼎形烹飪器。

這兩種器形不但在龍山形成期遺址出現，而且數量眾多。

不論是華南還是華北我們都可以提出一個假說，就是自公元前四千年左右開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幾個區域性的文化互相連鎖形成一個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這個在公元前四千年前開始形成，範圍北自遼河流域，南到台灣和珠江三角洲，東自海岸，西至甘肅、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

我們應當如何指稱？我們也可以選一個完全中立的名詞而稱之為x，可是我們也不妨便徑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或中國以前相互作用圈——因為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所統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這個史前的「中國相互作用圈」便是歷史時代的「中國」的地理區域的基礎，而圈中所有的區域文化都是歷史時代中國文明的源頭。

所以論「中國文明」起源，作「中國文明」定義的時候，不能不考慮這中國大系統的整個範圍。

中原文化只是這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它有它自己的歷史，也有它作為大系統中一部分的歷史，即影響其他文化與接受其他文化影響的歷史。其他地區文化也有同樣的歷史。

載錄於

張光直：論「中國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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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宋國是什麼東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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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就看過中國青銅時代，不過貌似被張光直說服了，就先秦的時候，中國這片土地上是地多人少的，給幾個部落同時存在提供了條件，同時夏商周都是三皇五帝世系的後代，至少在記錄上是能追溯到三皇五帝的，同時3代文明都有一些獨特性，並非全盤的繼承發展，所以至今我是持贊同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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