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有「靖康之難的禍首是王安石」這一說法？
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說白了就一句——政治正確！和歷史上是不是真是王安石造成的靖康恥壓根沒什麼關係。
但是你說這種情況的形成和王安石有沒有關係，那可以說是有的。因為王安石變法將「國是」之爭也就是政治正確或者路線問題提升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將黨爭與」國是「之爭相結合。但是，靖康恥的板子無論如何打不到王安石頭上。要說在激化黨爭中起到的惡劣作用。舊黨諸君子絲毫不差於新黨，甚至猶有過之。元祐更化尤其是車蓋亭詩案，被學界認為是黨爭的毒化點，也就是說從這以後，黨爭就超脫了正常的政爭範疇，走向極端化和殘酷化了。
但為什麼就把板子打在文公頭上了？這是同北宋中後期的政治以及皇權鬥爭息息相關的。
徽宗即位之初，本來是想調停新舊之間愈演愈烈的黨爭的。在新黨曾布的協助下，啟用了一部分在紹聖述時遭到打擊的舊黨分子。但是呢？舊黨真是把作死二字詮釋了個透徹。不僅沒有說收斂一點，反倒是給點陽光就燦爛。恪守冰炭不同爐的君子小人之道，大肆攻擊新黨。不僅把曾布弄了個沒臉，還惹怒了徽宗。再加上新黨內部鬥爭，蔡京的上台。於是北宋最為殘酷的」崇寧黨禁「就到來了。徽宗徹底的拋棄了舊黨。
徽宗本人比較喜歡長的帥氣的兒子趙楷，不喜歡太子趙桓。身邊的那些親信，也屢有易儲的謀劃。後來金人南下，慌亂之中，徽宗被迫內禪，傳位太子，欽宗即位。在暫時解決了開封危機之後，欽宗首先想的並不是怎麼積極禦敵，防備金人下一次進攻，而是忙著搞政治清算。軟禁徽宗，確立自己絕對的皇帝地位。於是，打著舊黨的旗號，清算蔡京之流打著新黨旗號的人再合適不過了。當時開封流傳一首」十不管「的民謠。將這個醜態反應的十足。
」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
簡略說明一下，太原被圍，萬分危急，朝廷卻派程頤的學生楊時去整頓太學，不管怎麼防備來年秋天金人的再次南下，卻要求恢復王安石變法時期廢除了的《春秋》課程；不管給開封城樓上添加炮石，卻要把王安石從孔廟十哲的地位上拉下來；不管被金人扣為人質的肅王，卻在議論廢除王安石的舒王爵位；不管東京安危，卻想著怎麼懲治蔡京等徽宗羽翼；不管河北兵危，卻在為怎麼科舉考試吵個不停；不管二太子斡離不可能再次南下，卻急著立太子，徹底穩固自己帝位，斷絕徽宗復辟的可能。
可以看出，在如此危機的時候，舊黨與急於穩固自己帝位的欽宗在做著一場對於新黨從政治到意識形態全方位的反攻倒算。無論是整頓太學，科舉改革，拉低王安石的待遇，都是意識形態上的清算。可見，意識形態的鬥爭下，將責任向王安石頭上推，此時已經略見端倪。（具體請參考論文《靖康內訌詳解》）
後來開封城破，北宋皇族幾乎一網打盡。被金人立為偽帝的張邦昌，本身也不願意當皇帝。所以請出來了一位北宋」皇室「——哲宗的孟皇后來安定人心。
這位孟皇后，是宋哲宗在他奶奶高太后的主持下冊立的皇后。眾所周知，哲宗恨透了他那霸道的奶奶。所以高老太一死，他就立馬開始紹述，打擊舊黨分子。這位孟皇后當然也成為了哲宗發泄的對象。在新黨大臣的協助之下，哲宗廢了孟皇后。孟皇后從此在開封的寺廟修行，所以才幸運的逃過了劫難，沒有被北擄。
孟後出來後，寫信給在趙構，擁立趙構登基稱帝。趙構這邊，早想著當皇帝了，要不然也不會手握重兵坐視開封陷落。真可謂瞌睡遇上了枕頭。孟後的出面，等於是給趙構即位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
這點很重要，因為當時趙構父兄皇帝都健在，又沒有長輩存在，孟後是他伯母，又是曾經的皇后，由她來確認趙構的帝位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不過這便涉及到一個問題。孟皇后是廢后，是廢后自然就不是皇后，這個法理證明也就成問題了。那麼就必須得證明當初廢孟後是錯誤的。那當初是誰廢的孟後？哲宗，是誰協助的？新黨諸位。好，新黨就被釘上姦邪了。只有新黨是姦邪，孟後才是對的，孟後是對的，那麼趙構才有法統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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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南宋確立的政治正確就是崇舊貶新，只有徹底打倒新黨，法統問題才會穩固。至於新舊之間國是之爭，變法不變法的問題，壓根就不是趙構關心的。所以趙構才會說出」朕最愛元祐「的話來。再加上南宋中後期理學的興盛，作為學術對手的王安石新學，當然成為了理學打擊的對象。有什麼能比將靖康恥歸結到王安石頭上更能打擊王安石的學說呢？所以這個黑鍋就這麼扣在王安石頭上。
本文僅供參考，歡迎指正。
語言政治的特性是自述合法性，然後試圖消弭對方的合法性，這種語言政治依賴於政治共同體中由地域，階級出身，政治立場所誕生的驅動力。文人政治時代，國家興盛之時就是鄉朋黨羽和宗法之爭；國家傾頹之時，就是互相推諉政治責任之爭。
而聊宋代的政治史，似乎兩條線是逃不過的，
1，宋代歷任后妃參政的線索。
2，新舊黨爭的文人政治線索。
而對於文公的此類評價，主要是從
《東都事略》：
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乎！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主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
這是南宋的評價。直接針對的是靖康之恥的責任。
而實際上宋欽宗時代就有類似的甩鍋運動了。
右正言崔鷗上章論蔡京誤國，同時把矛頭指向了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
楊時亦上疏：
「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
宋欽宗時代舊黨重新上台，所謂「時議歸重「，而舊黨的主要任務在於兩者：1，以歸政為民去新黨遺留的結構。2，以廢除王安石新學地位等，重新塑造舊黨的合法性。
這就是我第一段所謂的，文人政治「宗立之爭」。但是這種爭端有顯然的「甩鍋」的意思，並沒有多少邏輯性，總之，先把國家現有問題列一遍，然後」國是失據皆為他黨諫。」
而宋室傾頹，南渡立新法。高宗趙構的法統來源是孟後，文人集團尊孟皇后為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而孟皇后聽政後，派遣尚書左丞馮澥為奉迎使，尚書右丞李回為副使，「持書奉迎」康王。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庚寅朔，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繼位。。於是孟後就成了兩宋之際，法統的代理人了。以至於後來，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苗傅和劉正彥發動兵變，請孟後垂簾聽政，改立皇子，依然也是請孟後行法統之責。。
而尊孟後之後，延續這條線往上，又涉及到哲宗時代高太后問題。「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懷私,誣衊聖德,著在史冊「
所以整個南宋時代初期無論舊黨政治佔據了法統解釋的高點，甚至有觀點認為，趙構本人對於變法本身未必關心，偏安一隅的心趙構是早就立下了，法統解釋和規訓文人政治，立一個主流才是他想做的（此說法待考）。於是乎，史學論調幾乎就是「不成文法」的立論解釋，將徽宗 欽宗 高宗脫責，並且尊高後以及續孟後的宗法，將新黨定論為「責任人」，這也造成了，南宋文人的私評也傾向於將責任列給新黨，而其中的代表自然是王安石。
而後世理學對於王安石新學的進一步消解，也造成了當年變法的正當性依據被框定得比較薄弱。
保守黨和進步黨的爭端，相互都會出現類似的鬥爭手法：
最著名的是互相的邏輯滑坡。
對於保守黨而言，進步黨變革運動通常會被指責為：改革的非預期收益是不確定的——改革的歷程時野蠻的，並且忽視了我們現有秩序所依賴的道德或者法理基礎——故而改革是危險的，是對於現有秩序的不尊重，而且改革是必定停留在表面而不能直擊政治結構核心——所以改革是皮面的意氣之爭（強行將「改革解釋為正義」）和危險的盲動主義——對方應該為改革的負面後果負責。
對於進步派來說，對於保守黨的評價來說：舊制度是萬惡之源——改革可能激進而且有所損害，但是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消弭舊制度的惡，並且改革唯一正確的途徑——故而支持改革是進步的方向，而反對改革是舊制度的受益人，而不支持者是不負責任的漠視群體——故而，我們的正義事業實質上被大部分舊制度受益的落後階級所拖累——對方應該為改革的負面後果負責。
這兩段互相指責未必完全沒有道理，問題在於，兩者顯然都是「戰鬥性」大於「論辯性」。所以就回到了我開頭的那段「語言政治」。
我想從兩宋之際的視角結合一些研究著作來切入這個問題談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思路。靖康之變後，宋廷退居江南，在對北宋亡國的反思中，作為徽宗朝掌握權柄的宰執，蔡京、王黼等為首的新法黨人固然是具有不可推卸之責任。對於南宋初的朝廷而言，求安是第一要務，北方的金人固然可怕，但是比起這種外部威脅，如何解決哲宗、徽宗時期遺留下來的政治路線這一內部問題對於朝廷來說更加需要慎重對待。究竟是該繼承還是應當摒棄？北宋末期的哲宗朝與徽宗朝在政治大方向上基本上繼承自宋神宗的政治路線，紹述神宗之政是哲宗親政時期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而徽宗更是在這一政治路線上添加了自身獨特的自我風格。作為神宗之政的核心人物，王安石一直以來都被堅持新法路線的官僚們視為一種代表其政治理念的精神象徵，在北宋末期由新法黨人把持權柄的時代，王安石的地位更是達到了一種絕對的權威，維持著新法路線的政治合理性。
「紹聖以來，權臣挾繼述神宗為變者，必先挾王荊公。蔡氏至以荊公為聖人。天下正論一貶荊公，則曰：「非貶荊公也，詆神宗也，不忠於繼述也。」……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淵源，蓋兆於此……」
伴隨著北宋的滅亡，新法路線宣告失敗，自然在南方重建朝廷的高宗不可能再一次選擇這樣一條不合時宜的政治路線，作為新法象徵的王安石已經不可能在當時的環境下繼續維持其原有的政治地位，在行將轉變的政治浪潮下，王安石的政治思想以及政治路線受到南宋初年朝論的猛烈攻擊。建炎三年（1129年），時任司勛員外郎的趙鼎上疏請求高宗罷免王安石配享宋神宗廟庭的待遇，朝廷採納了趙鼎的意見，而據說要求罷免王安石配享的聲音在靖康初年既已朝議紛紛。對於王安石配享廟庭的罷免可以說是南宋朝廷在政治動態的走向上所作出的重大決定。至紹興四年（1134年）八月，又詔追毀王安石舒王告身，而這一舉措似乎是出自於高宗本人的意願，其在同年同月召見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沖時說道：「安石至今猶封王，豈可尚存王爵？」在看待北宋亡國的問題上，高宗本人也將根源所在直指王安石。紹興五年（1135年）三月，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辯學四十三篇獲得了高宗的讚許，這些文章的內容主要是針對王安石父子路線的批判，高宗在對王居正的回答中說道：
「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
僅僅兩個月之後，胡寅上表對於王安石的「大有為之說」、蔡京的「繼志述事之說」這些新法黨的政治口號進行了徹底的否定，他提到：
「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為之說。大有為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改變，安石斥之為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為者，乃所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神祖照之於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事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蔡京名之為謗訕，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謂謗訕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複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
在胡寅看來，前朝就是因為變更祖宗之法實行新法從而導致了災難性的結果，而如果聽取當時反對新法的忠臣義士的意見，堅持祖宗之法，那麼也許就可以避免現在這種天下大亂的局面。
說到這裡，另一個問題就出現了，如果說當下王安石所代表的新法路線被摒棄，那麼朝廷究竟該選擇一條怎樣的政治路線呢？伴隨著王安石政治地位的一落千丈，另一位當年的名臣很自然地取代了他所代表的政治合法性，這個人在上文胡寅的上表中也被提及過，他即是王安石路線一直以來最堅定的反對者—司馬光。作為元祐政治路線的創立者以及保守黨人的代表，司馬光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新法路線最大的異議者，其所代表的政治意義以及其道德形象正適合朝廷用來填補當下的路線空白。司馬光的學術著作以及政治思想再一次進入了朝廷的視野中，紹興五年（1135年）二月，成都府府學教授雷觀因進獻蜀本《資治通鑒》乃以觀通判潭州，單從這一條單一史料看，似乎也無法明確判斷是否司馬光的學術著作就此獲得了某種特殊政治意義。自渡江後，國史散佚，衢州布衣何克忠因進獻太祖實錄、國朝寶訓也因此詔授下州文學。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早期的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王琮因為不刊行資治通鑒版本而受到了朝廷的罷免，可以說在雷觀進書之前，司馬光這一符號已經暗示了朝廷在政治路線上的改變，也許就是覺察到了這一改變，才會使雷觀做出進獻資治通鑒這種代表著政治正確的舉動。甚至到了之後淳熙年間（1174年-1189年）一次關於先儒從祀升黜去取的議論上，侍郎李仁甫甚至建議去除王安石父子的從祀地位，而以司馬光、蘇軾作為從祀最為允當。
既然政治的風向標已經從王安石回到了司馬光身上，司馬光所構建的許多政治制度在南宋初年也被朝廷重新恢復，紹興三年(1133年)十有一月，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三人。十科舉士即是元祐元年（1086年）七月司馬光自己所提出的科舉方案，「十科」即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志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學問賅博可備顧問科、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這些設計可以直觀的看出司馬光對於人才道德品質以及專業性的重視。在南宋初年最為急務的財政問題上，許多大臣也請求採納司馬光當年的設計，來解決當下的財政困境。如紹興四年（1134年）秋七月，殿中侍御史魏乞詔大臣採納司馬光之議置總計使，以大臣領之。而之後的紹興五年（1135年），敕令所刪定官金安節入對，也請求朝廷專任理財大臣，其所依據的也是司馬光的總計之議。
王安石與司馬光地位的升降可看做是朝廷在政治路線上的一種轉向，但是作為北宋的繼承者，南宋初的高宗朝還涉及到對於北宋末年的歷史評價問題，而在北宋末期因為黨爭的日趨白熱化，對於《神宗實錄》的編輯成為兩黨輿論爭奪以及宣傳意識形態的前沿，因此在朝廷改變紹述路線的當下，重修因為黨爭而被異化的《神宗實録》也是一個急需完成的課題。《神宗實録》最為重要的兩個版本是元祐六年成書（1091年）的元祐本和紹聖三年（1096年）成書的紹聖本，這兩個時代在政治路線上的對立導致兩種版本《神宗實録》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那麼朝廷是否會因為對於紹述路線的摒棄而在重修時更加傾向於元祐的版本呢？從南宋初年重修神宗實録的實際情況看來，朝廷選擇了更加中立的做法，紹興四年（1134年）五月，修撰綦崈禮上言道：
「神宗皇帝實錄自有舊來朱、墨本，係元祐年所修，已是成書。其朱本係紹聖年因蔡卞起請重修，將舊書所載，多所增損，務要附會一時紹述議論，深詆元祐史官之非。其間語言，不無過當失實，然亦有別行檢會、引用照據，以證墨本未盡去處。並將二本參照修訂，委是詳備。欲乞從本館先據朱、墨本看詳重修，如或尚有合行取會照對文字，逐旋申明取索施行。」
可見綦崈禮雖然肯定紹聖本《神宗實録》對於元祐本的詆毀有失史實，附會當時紹述議論的政治風氣，但是他也承認紹聖本有補足元祐本未盡之處的地方，因此他希望在重修實録時同時參照這兩種版本。而在紹興五年（1135年）二月直史館范沖的進言中也能看出其對於重修《神宗實録》務求公正客觀、無所偏私的態度。其奏疏說道：
「臣竊惟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複慮他日無所質澄，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舊史成於元祐六年，而王安石日錄出於紹聖之後，新史專用安石之說，去取之際，各有可議。參照稽考，必求其當，此則見於熙寧之後也。」
顯然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種在實録編輯上務求客觀公正的態度也更有利於彌合自北宋末期以來日益激化的黨派的矛盾，並不因意識形態或者政治理念的差異就此否定資料的真實性，在同年的四月，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曾紆上其父布所著三朝正論二卷，詔付史館。曾布作為熙豐臣僚，儘管其政治觀點較為中立，總是以「中正不倚」的形象出現，但是在身份認同上他畢竟屬於新法黨，但是高宗在看完曾布的正論後，並沒有因為曾布的身份標籤而將其正論棄之一旁，而是認為其言語皆為正當「昨觀布正論，其言皆正當。至如載哲宗冊立事，及宣仁聖烈皇后聖語，皆是當時所聞，必不妄。」最終長達二百卷的《神宗實録》的修訂工作於紹興六年（1136年）春正月修訂完成。
從王安石到司馬光僅僅是一個開始，他們所代表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線以及政治理念，同時在其二人背後還有著大量的支持者和追隨者，但是正如方誠峰先生所說的那樣，這並不是兩個固定不變的團體，許多官員在本質上其實只能說是政治路線的執行者這並不是兩個固定不變的團體，許多官員在本質上其實只能說是政治路線的執行者，他們在路線上並沒有明確的堅持或者反對態度。
近期北大的方誠峰先生出版了新作《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給予我諸多啟示和幫助。他提到在北宋政治的研究重點上，大陸一貫圍繞政治制度、腐敗、黨爭三個主題。但是寺地遵先生多年前就指出這種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斷裂與偏僻，因此正如方誠峰先生指出，政治史最大的偏頗乃是將「政治史」簡化為權力鬥爭史。「政治」所包含的內容是多層次、多樣化的，對於慣有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應當重新反思。因此我在對於南宋政治史的著手上，盡量避免固化思維，特別是對於黨爭的分析，破除將新舊兩黨以二分法簡單粗暴地分為兩個對立的政治集團這一慣有思維，結合南宋初的實際情況和北宋末期的政治背景，以動態視角觀察南宋初年所表現出的政治面貌，分析其背後的現實和政治意義，希望能在大陸還較為薄弱的南宋政治史領域取得一些小小的收穫。
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要從宋代士大夫的角度感受一下。
大體上，他們從小的時候開始，就生活在一個非常富足的環境中。雖然國家有許多問題，社會有許多不公正，但他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生活是愜意的，尤其對於有土地的人來說；但某些變革又是必須的，尤其對於有責任心的人而言。
有一天，就有一個人上台了。他說要變法，改變這些不美好，重現三代的榮耀。肩負著許多人的希望，他開始做許多事情。
首先是理財。基於過去的經濟發展，他有更多的渠道從民間吸收資金。隨著青苗指數的漲漲跌跌，他相信普通投資人可以和國家一樣收穫實惠。他一邊強化國有經營，一邊創立新的金融機構以更好的利用聚攏的資金。國家在變得強大。
這些資金被用於強軍。他開始在什麼富良江大造戰船，艨艟鬥艦一艘艘下水，許多部隊的戰鬥力在增強。鄰國感到恐懼，人們開始感受到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
當然最重要的是改變風俗。他改革學校，給普通人更多的機會。他也改變士人的教學方案。有些學科其實不必學，更不需考——用契丹語調侃乃至作詩，在早先或許是一件趣事，現在則受到非議。另一些學科要加強再加強，比如詩、書，還有周禮。新的語文考綱開始頒行全國，其中一些新的知識點很是有趣，比如「波」字一定要被理解為水的皮。這就是考綱，是這位執政者親自修訂的——
他就是王安石。
這些變革中確實不乏鼓舞人心的地方，但從一開始，人們發現變法似乎在向另一個方向傾斜。許多持有異議的人被剝奪了職務，無論在中央或是地方，韓琦、文彥博這樣的前輩領導遭到批判。金融與借貸的改革確實讓一些普通人受益，但更多的時候地方小吏開始巧立名目打擊富民。還有一種情緒開始蔓延：剿滅夏國，推平遼國，恢復漢唐時的疆域。人們為這些理念所鼓舞，對鄰國的仇恨日益增強。是的，一個多世紀以來，這個國家遭受了許多的屈辱，這正是人們所需要的。執政者開始忘記變法的初衷：他們以堯舜為榜樣——但事實上，堯舜地方不過百里，以崇尚禮讓的文化為當時世界敬仰。
漸漸的，漸漸的，戰爭的腳步近了。
這個國家開始在許多爭議領土修築堡寨。令人驚艷的挖掘機技術在筆記中被記載，譬如《夢溪筆談》。這個國家設計出了領先世界的新裝備，尤其是各種火器與遠程兵器，他們被彙編入了《武經總要》。唯一遺憾的是動力系統——就是馬。大量資金被投入「保馬法」，但國產化的努力收效有限，只能受制於北國。於是，曾經的絲綢之路被認為是一個新的突破口，在執政者的強力支持下，王韶率軍出征了。
青海周邊的部落像島嶼一樣分散各處，他們戰鬥力有限。廉價的勝利讓人們感受到了偉大的復興臨近，也更加相信武力的作用。於是戰爭的矛頭指向了這個國家的世仇：西夏。這是一個真正的對手，他吸收了這個王朝的許多燦爛文化，並加以創造，在過去的百年間給這個王朝無限的屈辱。雙方互有勝敗。戰爭機器必須進全面開啟。
在這過程中政治鬥爭不斷加劇，不同派系間開始了拚死的撕咬。同時，普通的人開始變得更加得狹隘與排外，讀書人也不再有完整的知識結構——他們甚至不知道董仲舒是誰，因為新的考綱上沒有。在街頭巷尾，只有「滅夏平遼」的大業讓人興奮。
這一切給了野心家新的機會。
他們開始掌權，並決定介入一場真正的戰爭：收復燕雲。北方的領土在一百多年前被割讓給了強勢的鄰國，這讓幾代人痛心。更切近的過去，新的聯盟被簽訂。這個國家承認既成事實，放棄領土要求，迎來了長久的和平，以及彼此間的互信。但許多人為這一城下之盟而感到屈辱。現在，掌權的野心家們打算利用鄰國的內亂，收復這些固有的領土。是的，他們要讓日益偏狹的民眾感受到自己的偉大，而新的慶典與儀式會遮蓋其他的一切：那些日益齷齪的政治鬥爭，以及日益貧乏的政治現實。
戰鬥打響了。
出乎意料的是還有一個國家一直在觀望。他們一直在遙遠的地方，帶著很厲害的老鷹到處轉悠。他們自己不勞動，靠一層層地壓榨其他動物：蚌養珍珠，天鵝吃蚌，最後他們用老鷹把天鵝殺了，就賣珍珠。所以他們的商標是白色的、圓圓的，光下面晶瑩剔透的——有時還缺了一個角，是被老鷹咬下來的。
現在他出手了。他是那樣得強大，在他的面前，大宋的軍隊土崩瓦解。掌權的野心家無法處理這樣的危機，失敗變成了災難。大片國土淪喪，多少人死於屠戮，寄託著榮耀的都城被洗劫，百年來的繁華付之一炬。幾經流離輾轉，經歷多少喪親之辱，一些幸運的士大夫終於在遙遠的南方找到了安身之所。他們開始回望過去，回想當年的許多變故。
他們覺得自己曾經生活在那麼美好的一個時代，而這一切，卻因為一個人的改革走上了另一種道路——他們當然會怪王安石。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開始思考真正重要的問題：「曾經，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而這改革，這一切又為何走上了後來的不歸路？」冷靜的思考留下了曠世的著作，譬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許多人開始意識到了更重要的事情：誠然，強大的軍隊是必要的，但也需要一種健康的國家財政來支持他，一種健全的政治理性來駕馭他。
許多人明白保持清醒、審慎與思想獨立的意義；許多人開始新的、細小而務實的變革——儘管，在新的政治格局中，他們更難進入中樞。在別一種的愜意與危機中，宋朝，又迎來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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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是另一位在野武將在2015年9月3日即將來到的時候寫的宋史筆記。歡迎大家就宋史展開討論。請讀者一定不要浮想聯翩、招是搬非；請給我們一個安靜的、討論歷史的空間。另外，筆記的作者向我表示歡迎大家轉載——但請註明作者是在野武將。我來文不對題一下：
保守主義，採取情境式定義：確立已久的體制受到根本性的挑戰，支持該體制的人用來捍衛它的那些理論架構。因此它是用來為既定社會秩序和制度結構做辯護、反對根本性變革的思想體系。
赫希曼歸納的「反動派」（保守主義）反對革命、抹黑改革的三大法寶依次是這樣的：
1、悖謬命題（the perversity thesis）：所謂的旨在改善政治、社會或經濟制度某些特徵的、有意識的行動都將惡化其希望救治的狀況。——這是傳說中的非預期後果的一個極端例子，因為人的行為會有一些人無法控制的結果，因此改革就有可能導致倒退，在邏輯上。因此保守派和反動派就肆意誇大改革的非預期後果，完全不顧同樣會出現好的結果和喜憂參半的結果這兩件事，因為這就可以成為反對改革的一把利劍。
2、無效命題（the futility thesis）：只要改革沒有觸及「深層」結構的話，進行變革的努力就會夭折，任何變革都是表面的，都將歸於失敗。——這個嘛，我黨就是這樣來總結辛亥革命和西方民主制度在近代中國失敗的原因的，現在呢，大量的人以同樣的方式評價我黨的改革。真是循環報應·
3、危險命題（the jeopardy thesis）：這個命題斷言，人們提議的改革儘管本身可能是好的，但卻可能包含了很多不好的結果。——不要和風險分析混淆了，風險分析是為了風險管理服務的，而危險命題的提出是為了反對改革，並在改革出現問題的時候以此作為攻擊改革的利器：你看嘛，我早就說過，你這樣是有可能帶來大災難的！
「靖康之難的禍首是王安石」，這種說法，大概就是保守主義的第三個命題進而演化為第一個命題的一種論調吧？——你看，當初司馬光砸缸的時候就說了，這樣是不行的！現在看看，你原本想富國強民，現在國家滅亡了，都是你！如果你不要這麼轟轟烈烈搞改革，遵循祖宗之法，遼國能這麼強大嗎？我們能這麼弱小嗎？
還有呢，「南宋亡國都是因為朱熹這樣的理學家」、「明朝亡國都是因為王陽明學派的那些人」……
都是一樣一樣的呀！
這就是這種說法可能的來源：
1、人類行為本身有非預期性，而怎麼做解釋，是立場決定的。
2、槍打出頭鳥，讓你當英雄！
到南宋，大家開始總結北宋失敗的經驗，你不能說姓趙的傻逼啊，人家還在龍椅上坐著呢；
你不能再肯定王安石了呀，因為人要壯大帝國滅遼啊，可人姓趙的願意嗎？
何況後來的新黨也的確除了不少人渣呀；
何況當時朝野上下一派全是偏安一隅、保守享樂、坐吃山空的宰相六部啊~
你看朱熹入朝一個月就被趕出來了，理宗倒是想改革，誰讓他改革啊——陛下，當初靖康之難就是改革造成的呀，您還改革，老臣竊以為不可取呀！
於是，必須拉一個人出來承擔這個罪責：這個人必須足夠顯赫，足夠有爭議（不然怎麼得到支持？），且足夠讓保守派恨之入骨——
哇，王安石！
所以黨爭是王安石引發的——好像只要王安石一個人就能引發黨爭，因此他要負全責，另一方是完全無責任的。一定是這樣。——誰也沒有想過，如果司馬光這批人也支持改革，或者不搞聯合抵制，會如何？說不定創立經濟學的就不是亞當斯密，而是王安石——宏觀經濟學開山鼻祖！嘖嘖嘖，凱恩斯算個屁！
而靖康之難是黨爭造成的——咿，怎麼看怎麼奇怪。
但這條邏輯鏈總算鏈接起來了：王安石非要變祖宗之法——變法造成黨爭——黨爭造成靖難之役，然後添油加醋豐富細節，於是這個說法就成立了。完美！（請自行腦補金星老師）
歷史罪名於是就這樣被構建。福柯說的呀，犯罪不是事實，是構建。
ps：朱熹是儒家，大儒家，可是人家對王安石在熙河勝利還是肯定的喲，對王安石的人品也是肯定的喲，只是對他的學術有所否定。奇怪啊~他怎麼就沒認為王安石是靖康之難的禍首？
還有錢穆也算是個保守的老頑固了吧，歷史學通了吧，也沒見他把靖康之難的賬算到王安石頭上呀~
倒是一批不知道哪裡跑出來的儒學家和歷史愛好者，嗯，天天這樣說。
我曾經看到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如果孫中山不發動辛亥革命，日本人就不會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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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把時光倒退到1978年，有誰會說靖康之難是王安石造成的？
可是現在有人說了，國家出現這麼多問題，都是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惹的禍~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堅定推進改革，總想著恢復舊體制。等經濟增長放緩、國際爭端鬧大了，就說改革者是罪魁禍首。
是這個路數嗎？總有些廢物不敢承擔責任，想把責任推給前人
我覺得禍首是盤古和女媧，或者是奇點處微弱的潮汐，抑或是那粒孤獨的電子
因為士人夜郎自大，他們不肯相信不讀孔孟的蠻夷，靠著騎馬射箭能滅亡一個崇信詩書的大國。
當然事實是滅亡了，事實沒法改，就改原因。把宋亡的原因掛在王安石身上，也就是掛在中國人自己身上，是一種變相的自我恭維。
所謂」不是我們不行，是我們不團結「，一個道理。
後來的事實是-----再沒有王安石了，南宋仍然被蠻族滅，明朝仍然被蠻族滅。
他們永遠不肯承認，力量是根本的原因。
他們荼信教化的力量可以勝過蠻力，卻從來不肯遠離帝國的繁華都市，去教化無文明的蠻族。
他們又認為教化可以統一思想，但無法解釋統一的孔孟思想為何培養成朋黨。
他們認為孔子有六藝，他們自己卻喜歡」手無縛雞之力「。
他們把全國的人，也包括他們自己，局限在孔孟的範圍內，眼光越來越窄。最終被外來的西方思想摧枯拉朽的擊敗，看樣子永遠不得翻身了。
難道不是丘處機過牛家莊？
大罪責，大失誤應當有相匹配的大型替罪羊，小羊不足以服眾，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王安石變法遭到全面否定並受到口誅筆伐的時期，在於南宋。「靖康之亂」後，北宋滅亡了，南宋建立。政府自然要拉出一個替罪羊出來向臣民交代北宋滅亡的原因。北宋滅亡的原因無疑是複雜的，其深刻原因無疑是其軍事政治體制有問題。而直接內部原因，無疑與北宋末年宋徽宗昏庸無道，貪於享樂，長期寵信任用蔡京、童貫等奸臣有關。不過，自古講究為尊者諱。王朝的滅亡不能由君主承擔主要責任，更何況南宋王朝更有特殊之處，它直接繼承於北宋。原則上來說宋朝並未滅亡，只是國土淪喪，首都被攻陷，中樞機構被破壞而已，南宋嚴格意義上來講不是新朝代，而是北宋的延續。如果將導致靖康之恥的責任歸結到皇帝身上，將會直接動搖君主權威，降低皇帝的威信，甚至動搖剛剛建立的南宋政權的合法性。因此，總結原因時，拉個替罪羊是極為合適的。這和岳飛被冤殺的罪責最終被歸於秦檜，而宋高宗所受抨擊較少是一個原理。
大罪責，大失誤應當有相匹配的大型替罪羊，小羊不足以服眾，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當年著名的楊家將楊業因監軍王侁撤走援兵而苦戰殞命遼土。但最後背負迫害忠良千古罵名的卻不是這個小人物，而是大將潘美。（戲文中著名的潘仁美原型。）大將潘美並未有明顯劣跡，責任當以王侁為主，但戲曲家認為王侁這個人級別太低，分量不夠重，不足以承擔迫害楊業大將的重任，為了加強戲劇效果，展現反動勢力的強大，必須找一個大型替罪羊，於是富有失察之責的大將潘美被戲曲家、小說家打扮包裝之後，隆重登場，從此成為中華戲曲中經典的奸臣形象。
話題扯遠了，單論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無非是北宋內部的腐敗無能與金政權的迅速崛起。金國發展的好，這個責任不需要人擔負，但宋朝內部的問題，就需要人來承擔責任了。實話實說，北宋的滅亡與宋徽宗昏庸貪圖享樂、與蔡京童貫等人把持朝政，禍國殃民有著直接的關係，以「北宋六賊」最為聞名，即蔡京、童貫、梁師成、朱勔、李邦彥、王甫等六人。而無疑宋徽宗責任最大，但本著為尊者諱的原則，且宋徽宗為南宋皇帝宋高宗之父，不可以擔負主要責任。而六賊分量不夠，就要繼續深挖。深挖六賊之首蔡京，當朝宰相，禍國殃民。此外，蔡京擅權期間打出的旗號便是復興新法，雖然蔡京的許多倒行逆施與王安石變法的精神已背道而馳，但畢竟掛出了變法名號。於是變法的名聲也受到玷污。
擔負北宋滅亡責任的重任，蔡京等六奸臣是不夠的。必須深挖根源，找出大羊。順藤摸瓜，蔡京提倡新法打擊異己，而不少徽宗時期的奸臣早期都是投機新法起家的。在加上北宋末年新舊黨政、洛蜀黨爭等黨爭傾軋不斷，那麼好了，大羊找到了。王安石以及其變法集團，成了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而王安石變法也被當做了「苛急之政」的典型屢受批判。王安石變法所受到的負面評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做了北宋滅亡的替罪羊，受到蔡京等政治投機分子的拖累。
越看歷史，越覺得文人與清流混蛋。
安石其似乎有心改革，將沉淪三冗的趙宋王朝重整一番，實現儒者治國安邦的理想。豪華盡出成功後，逸樂安知與禍雙，我相信寫出無數美文的安石公有這樣的志向。
事實卻令人遺憾，雖然王荊公有宏大的理想與抱負，但是他的治國才華卻遠比不上他的文學才華。他個人的性格能讓他隱忍、堅毅、剛強，但未能讓他達觀、兼聽、平和。因此無論後來在施政和用人上，他都產生了極大的失誤。
一，施政所施的新政，不論其初衷好壞與否，都抹不去急功近利的色彩。青苗法原是為了便民救民，而後來為了去適用青苗法，在豐年官府亦強迫百姓借貸官糧，而其利率亦是一再漲升，求富於民，何其遽哉？而以所斂之財衡量官員能力，那麼官員斂財又哪有滿足呢？（此外，在整頓太學方面，其編纂的《三經新義》闕失誤點良多，實在難以信服能是臨川先生之作。）
這些失政給宋王朝帶來的損失有二，一是使宋王朝喪失了一次從真宗時就醞釀的中興機會，從此有宋南北三四百年，再無像安石變法時那麼好的中興機會了。二是失政沒有實現安石「國之用尚足，民之計不匱」的目標，反而損民害民。由《流民圖》可知當時變法造成的後果究竟有多嚴重。另外自殘以避保甲法，遠逃以避免疫法之類的例子亦不勝枚舉。
二，王安石所用何人？前有呂惠卿、曾布、李定，後有蔡卞、蔡京、章惇。中間夾雜呂嘉問、薛向之類。他們投機取巧，迎合安石，以求得上位。比如母喪不奔的李定。得權之後排擠忠良，混淆視聽，罷諫院。後來呂惠卿出賣安石，章惇獨攬政權等，都令人惋惜仁宗一朝的仁政與忠良，區區十數年間，竟淪落如斯。所以人說，安石一上，群小競進。
靖康之亂因何發生？客觀上是失政之嚴重後果。主觀上則是因為徽宗的無能昏庸和他手下一批奸臣庸人。論其責任，徽宗估計最多佔三成，而蔡京等一批奸臣則要首當其衝。國之不國，群奸競進。奸人終使國滅，但不要忘了，使這些奸人一躍進入權力中樞的，正是列寧與梁任公推崇的王荊公安石。
如此言之，靖康禍始王安石之語，亦有其一二道理。吾人不應因適用現代改革造勢之需要，而誇耀變法之結果，其結果唯禍國殃民。安石變法從一自終，唯有其初衷可值我輩學習。荊公其德，在當時唯有其相爭多年的蘇東坡可以知道，悲也荊公，幸也荊公！都她媽賴潘金蓮
某種程度上這話沒錯，沒有熙寧變法北宋根本挨不到靖康就完蛋了，所以「靖康之難的禍首是王安石」……
又一堆人文不對題。。。
題目問的是 「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 而不是在問「這種說法是否正確？」
@張睿德 為我們提供了靠譜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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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睿德 回復 匿名用戶（作者）
我把《東都事略》里王安石傳末尾的史官評論抄在這裡，可以作為一個例證。要找別的就比較費勁了：
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恥汩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嗚呼！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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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的就隨便看看吧，按評論區來看的話也不靠譜
本文摘自《鐵血強宋》 作者：黃如一 出版：雲南人民出版社
靖康之難，一個極其富強的宋王朝，突然崩盤，絕大多數人尚未來得及反應，就已經迅速跌落至谷底。這其中既有一些客觀原因，但更多的是人為因素造成，靖康之難到底是誰造成的禍害，這個話題在南宋以後一直都很熱門。
漢式帝國結構發展到宋代日趨完善，組織能力更加強大，所以宋朝創造出漢唐都遠遠不能望其項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抗大風險能力。封建領主制民族將主權分散到許多個層疊的領主單元，所以組織能力很差，但其中一個甚至幾個領主的損毀都不會造成全盤崩潰。而龐大的漢式帝國雖然組織能力奇強，但是高度統一的主權形式也將所有的雞蛋放在了一個籃子里，一旦被敵軍攻克國都，整個國家都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
前代的漢唐面臨的敵人很弱，做不出來這樣的事，但時代發展到宋代，遼、金甚至西夏、蒙古的出現就有了將這種危險轉化為現實的可能。而由於缺乏長城的穩定防禦以及蒙古草原的現代化，宋帝國的國土安全遠遜於前代甚至後代的明朝。雖然宋初通過強大的河北軍，用無數兒郎的血肉組成新的長城，以步制騎，將強大的遼軍擋在國門之外，但隨著與遼帝國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軍的精銳已經轉移到陝西軍，河北軍的實戰能力已經很差。
當失去遼帝國這個活長城又錯信郭藥師時，河北軍再也無法像百餘年前的潘美、李繼隆那樣抗擊彪悍的女真鐵騎了。而本來更加強大的陝西軍，被牽制在廣袤的西夏邊境上，又突然失去了童貫這個主心骨，雖然也派出了一些部隊救援中原，但始終沒有對金軍形成有效攻勢，甚至被瀕死的西夏人鹹魚翻身，戰線東移了不少。
順便說一句，有些人說宋朝「守內虛外」，為了維護封建獨裁統治，不信任邊將，把兵力都集中在都城，所以邊防軍戰鬥力差。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宋初的精兵集中在河北，後來在陝西，東京只有一些內衛、儀仗部隊，靖康之難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御虛弱，邊防精銳來不及救援造成的。「守內虛外」的說法有，但恰恰是錯誤的。
當然，除了這些客觀原因外，更多的是人為因素。類似情況發生在羅馬、波斯、大明身上的時候，都是這些帝國自身走入弱勢，實難支撐的時刻。而宋帝國卻是在經濟、軍事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主動崩盤，則不得不認為人為因素更多於客觀因素。
靖康禍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貫，這位宦官王確實在陝西戰場立下大功，但他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藝術家皇帝違背祖宗家訓，挑開宋遼戰端，自己創造了無數令人瞠目的紀錄，也將文明葬送在了巔峰。而他的同夥蔡京、王黼、趙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責任人。
當然，這些人是直接責任人，但這一群思維方式奇特的人是怎麼掌握國家大權的？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現在有些人把禍首認定為宋太祖、宋太宗，認為是他們閹割了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禍。甚至有人把責任扣在孔夫子頭上，認為是儒學造成了漢民族的「文弱」。我還遇到過有人說是朱熹的理學造成的(註：朱熹在靖康之難三年後才出生)。為什麼靖康之難這麼重大的一個歷史教訓，到我們的時代突然變得這麼混亂，會有這麼多人對這麼嚴肅的一個問題信口雌黃？事實上，南宋以後人們對靖康之難進行了深刻的總結，並且基本認定其禍首就是——王安石。
對，您沒有看錯，靖康之難的禍首正是「中國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難的原因既不是什麼「文弱」，也不是什麼「守內虛外」，而是滅遼這個近乎弱智的決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們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貫、王黼這些人為何能夠身居高位並且沆瀣一氣，破壞宋帝國長久以來穩定的決策機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黨。
熙寧變法我們前面一直沒有說清，因為現在才是說清的時候。熙寧變法的具體內容完全正確，大多進入宏觀經濟學的經典教材，也是現代國家具體採用的經濟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與沈括、牛頓比肩。但是他試驗這些工具的時候方式太過於激進，對經濟的一時傷害尚在其次，而這場變法造成的「新舊黨爭」才是靖康之難的主源頭。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華外，還擁有極高的人格，但非常遺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卻沒有一個好東西。曾布、呂惠卿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圖打著改革的名義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機分子。《宋史奸臣列傳》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黨人士。大家注意，「新黨」、「舊黨」這樣的辭彙並非所謂舊黨人士發明，而是新黨人士在朝廷內部人為劃分出的陣營，政治投機商們便通過這樣的陣營打擊異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輕時信任王安石，是新黨的支持者，後期非常後悔，轉而支持舊黨。而其後執政的皇帝、太后在新黨和舊黨之間反覆切換，將黨爭的風氣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遺憾的是，最後的勝利者仍然是新黨：宋徽宗。
雖然最後的新黨不再像王安石那樣不理智的強推新法，但他們的政治風氣卻已經形成。眾所周知，權力的制約和內部平衡是一個權力主體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權力制約設計，皇帝、台諫、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約態勢，相當穩固。但是新黨人士為了自身利益，無原則的和皇帝合作，壓倒了反對勢力，形成了制約很小的權力陣營。這種風氣在曾布、呂惠卿身上已有體現，在蔡京、童貫身上更是發揮到了極致。按照宋廷的決策機制，做出一項戰略決策需要通過很多環節，接受很多監督，並非某些人頭腦一熱就能通過。伐遼這種智力不正常的戰略明顯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過的，也只有皇帝、首相、總司令沆瀣一氣的時候才能通過。
宋朝的官不是這樣的當的，中國的官不是這樣當的，儒家的官不是這樣當的。
中國長期以來堅持以儒家學說選拔人才，這是一套經過長期實踐檢驗了的、穩定而又與時俱進的道德體系，不是由時人隨意捏造的實用標準。在這套客觀標準下，任何當權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隨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會形成沆瀣一氣的官場風氣。但是這種機制也總有失誤的時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給撞上了，造就了「新舊黨爭」，讓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亂政之實。改革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亡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沒有改革，就沒有進步，所以中國人一向認為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好事，尤其是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給了現代中國人太多的切身體會，以至於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壞的改革，經常一概而論。如果改革都是好事，那豈不是很沒有技術含量的簡單活？要操作好一場改革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並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的人就會把改革弄成壞事。比如慶曆新政就是一場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後的熙寧變法卻是一場很壞很折騰的「改革」，雖然他的理論意義重大，但他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傷害卻難以彌補。韓琦、富弼、文彥博等重臣在慶曆新政中都扮演過激進的改革者角色，但這些人到了熙寧年間卻是熙寧變法的最堅決反對者，不是因為他們老糊塗了，而是因為他們深刻理解改革對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影響，反對王安石這種急躁冒進的活動。
然而一幫退休老幹部要和當朝宰相抗衡畢竟有些難度，范仲淹已卒，他的兒子范純仁後來也官至宰相，與名臣司馬光、蘇軾等成為舊黨的領袖，但他們都沒能阻止新黨得勢。很顯然，韓琦、范純仁這些人既非抱殘守缺的愚者，也絕非爭奪私利，他們反對熙寧變法確實是從國家民族的角度出發。有些人認為熙寧變法增強了北宋的國力，所以才能在對遼、夏的戰略形勢中佔據優勢。這種說法也很牽強，北宋國力的增強恰恰是來自真宗、仁宗朝「舊黨」前輩們多年積蓄的國力，王安石只是找到很多途徑把積蓄取出來花掉而已。
靖康年間，金軍背盟入侵時宋人就已經認識到了熙寧變法的危害，削除了新黨奉給王安石的很多稱號，把他從孔廟中請出來(自己把自己奉入孔廟，王安石也算是古往今來第一人)。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聲討王安石的大潮，明朝人也經常總結宋朝敗亡的經驗，絕大多數把王安石定為罪魁禍首。後世對熙寧變法有許多精彩的評論，我個人認為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當屬明朝內閣首輔大學士葉向高的《宋論》。葉相認為人臣爭勝是最大的禍害，會擾亂正常的綱紀，製造不和諧因素。而小人和君子是自然存在的正常現象，善政的關鍵不在於消滅小人，而在於避免小人當權，不給小人爭權奪利的空間。然而熙寧變法造就的新舊黨爭卻為「君子」和「小人」的爭奪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台，尤其可怕的是新舊兩黨輪流執政。早期的宋神宗支持新黨，後期轉而支持舊黨，之後的高太皇太后支持舊黨，宋哲宗又轉而支持新黨，之後向太后又支持舊黨，宋徽宗親政後重新確定新黨統治。當然，《宋論》中不是用的「新黨」和「舊黨」，而是直接使用「小人」和「君子」這一對辭彙。
小人和君子爭鬥實在太激烈，雖然宋朝的黨爭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亂到了極點，產生了極大的內耗，將原有的良好行政風氣滌盪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貫等人沆瀣一氣的決策層。正是這個近乎於弱智的決策層做出了滅遼這個完全弱智的決策，導致了靖康之難。當然，葉相的這篇《宋論》很大程度上也是針對明朝末年出現的類似情況，宋朝的新舊黨爭至少還是從施政理念出發的路線之爭，兩黨中至少有一邊是由君子組成，而明朝「黨爭」則是純粹的權力之爭，兩邊都很難說是君子(儘管其中一方非常理直氣壯的認定自己是君子)，使明朝本來更加完善的行政體制幾乎作廢，更快的走向了覆滅的深淵。
所以說，像中國這樣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是很難從外部打垮的，真正的崩潰必然來自於內耗。我黨現在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也是反對內部鬥爭的意思，這並非一時興起，而是總結了諸多歷史經驗的智慧結晶。現在很多人沒有充分認識到和諧社會的至關重要，不知道這是維繫國家和民族氣運的根本保障。胡錦濤總書記在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偉大成就時就提出，改革開放必須做到「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而北宋後期的這場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呢？首先，它在新舊兩黨之間反覆動搖；其次，它雖然不懈怠，卻是在不懈怠的折騰。這樣一場大折騰能和歷史上成功的改革開放相提並論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滅遼派認為遼帝國可滅的觀點建立在一個重大假設上，那就是幽雲地區的漢族人民時刻呼喚著宋軍來「解放」他們，會積極配合宋朝的軍事行動和統治。然而事實上這個假設並未成立，遼帝國治下的漢族民眾從宋太宗時代就並未體現出對宋朝有特別的親近感，而是配合遼軍抵抗宋軍的侵略。童貫滅遼時遼國漢族臣民更是奮力抵抗宋軍入侵，宋朝短暫收取幽雲十六州後設立的燕山府路治理也並不順利。遼國人對兄國的背盟入侵深惡痛絕，時刻想借女真人之手實施報復，很多遼國舊臣投在金帝國旗下並極力揣唆金國侵宋。遼帝國末任宰相漢人左企弓就以俘虜的身份向金太祖極力建議：「勸君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耶律余睹、耶律馬五、郭藥師、蕭慶、蕭仲恭等遼國舊臣也都對金帝國快速南侵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然，這也從一個側面佐證了滅遼的主力確實是宋帝國而不是女真人，否則這些人完全應該投靠宋帝國找女真人報仇才對。他們的這種態度一方面是因為宋帝國背棄兄弟之盟確實可惡，一方面是當時的人還沒有形成現代民族意識，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正常人固有的忠君思想。奚、漢、渤海人雖然不是遼帝國的主體民族，但遼帝國並不是一個實施民族壓迫的殖民帝國，而是一個公民權利基本公正的文明國度，各族人民完全可以團結在這個穩定的大帝國旗下，忠於遼帝。宋帝國企圖通過民族關係來策反別國的人民，這種做法即使在現代看來也並不正義。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經濟原因。前文已經說過，在宋代，宋帝國對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國際貿易都是極度不對等的經濟掠奪，即使是政治上完全平等的遼帝國也不例外。幽雲的漢人雖然對南方的工商業並不佔優，但是對北方的草原卻又有絕對優勢，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參與瓜分宋人對契丹人的經濟掠奪，這可能也是他們安於保持在遼帝國統治下的一個原因。
在現在看來，靖康之難應該算是中華民族的內部矛盾，但它無疑是漢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劫，也給當時的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更是大宋這個王朝的百年國恥。而這場大劫所產生的根源更是後人必須深刻總結的重大教訓，我們對此不能有絲毫的隱諱，而是花大篇幅分析了其中的問題。這個國恥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終得洗雪，在此之間，南宋和金國之間的百年戰爭遍布關陝黃土、秦嶺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遠比沙漠中打轉的宋夏戰爭更加激烈震撼！
怎麼不怪潘金蓮，要不是她掉下個棍子砸著西門慶，中國的歷史，或許會是另一種結局
明明是喬峰去東北找人蔘，讓完顏阿骨打這個快樂的獵人走向了反遼爭霸天下的道路。
責任應該是王安石的反對黨，司馬光等人吧…
保甲法是幹啥用的呢，司馬光反對變法，理由是遼國等"友邦驚詫"呢。。。
這有啥，還有人說，明朝滅亡是因為打贏了日本的萬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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