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是兩晉世族政治形成的主要因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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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題

九品中正制本身的最終定型是世族政治發展的結果與表現，並不是世族政治的原因，不要倒果為因。做個不恰當的比喻，如果把世族政治與政治的關係比作某一年齡段的腳與抽象意義的腳，那麼九品中正制就是世族政治這雙腳的鞋而已。

先抽象一些談，任何制度都是長期歷史趨勢的產物，而非原因。換言之，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地開創任何長期歷史趨勢，只有被趨勢同化並為趨勢保駕護航的可能。換言之，趨勢級現象來源於社會結構的複雜流變，而非一時制度的創製。質言之，世上絕無一個能夠截然劃分開兩個時代與趨勢的制度，不同時代與趨勢之間的界限是模糊而漸變的。

具體到漢晉之際的歷史之中。世族政治本身是秦漢政治的必然產物。給魏晉政治貼上一個世族政治的標籤，就好像秦漢隋唐不存在世族因素，並且以為一個九品中正制就能開創三百年政治趨勢，簡直是掩耳盜鈴。接下來三段文字，捋一下兩漢的世族化（從地方社會向中央政治滲透）。

自繼承了戰國變法大成的秦漢法度打碎了世卿世祿制以後，秦漢政治必然陷入唯政治身份為尊的官僚制的窠臼之中。換言之，官僚製取代了封君制，成為最高權力（周王權、漢皇權）的中層管道，秦漢的官僚事權最為統一（相較於唐宋對各級事權的分割）、官威最為尊崇（二重君臣關係之存在），加之秦漢缺乏制約土地兼并的有效制度，使得兩漢極易形成政治性官僚世家（西漢金張）與經濟性豪族地主（兩漢豪強問題）。
東漢立國伊始，皇室便落入關東豪族編織的權力網路之中，軍功豪族與東漢外戚無出關東豪族其右者。在整個東漢時期，政治性官僚世家與經濟性豪族地主逐步合流，並且隨著經學的相對理論統一，以及文法吏與儒生的合流，而形成了治國知識的家學壟斷。在東漢帝國的地方層面，逐步產生了一個集官僚世家（幾世幾公）、土地豪強（巧取豪奪）、治術傳家（經律家學）於一姓一族的郡國望族，這批望族構成了黨錮之禍中要求上位的所謂「清流」。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州牧的設置，使得原本僅僅在郡國層面主宰鄉里的望族，有機會出入州牧級割據者幕府，從而升格為至少一州軍政的話事人。袁曹孫劉等漢末群雄的身邊，不乏鄉里望族的身影，袁紹之辛、審，曹操之荀、陳，孫權之顧、陸，劉表之蒯、蔡，劉備之糜、黃，甚至袁曹家族本身，以及群雄帳下帶著部曲來歸的將軍，無不是郡國望族、鄉里名門。三國政權的建立，無不是郡國豪族走向中央政治的具體實踐，而魏晉滅蜀吞吳所建立起來的西晉一統，即便短暫，也為中央層面世族政治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談到這裡，基本上解釋了秦漢政治孕育世族政治的歷史趨勢。那麼，世族化為何逐漸從地方社會層面上升到國家政治層面呢？這就要從九品官人法的初衷、問題及其與察舉制的相似命運入手。

九品官人法本身，其創製初衷恰恰是為了矯正察舉渠道選官被郡國長官（郡國望族兼任）決定並徹底淪為郡國望族推舉子弟、門生與故吏的「綠色通道」而創製的。其制度要點為：①以資（父兄官爵）、行（道德操行）、能（才智能力）為品狀內容，且重視後兩者；②品狀由州中正簽署、中央負責審核，杜絕郡國望族上下其手。
奈何以古代社會的情況，行、能二項毫無標準可依，唯有資項是毫無浮動的硬指標，且中央審核依然無法避免州中正的任意裁度。九品官人法便不得不依賴主君、吏部與州中正全體人員的明察、公允、睿智等個人品德來實現其防弊功能。
換言之，九品官人法必須經由聖人團體來執行，才能防範世族化之流弊。顯然，聖人團體是不可能的，九品官人法便不可避免地成為第二個察舉制。察舉好在只是秦漢選官制度之一，九品則成為魏晉選官制度之全部，世族化的九品制便比世族化的察舉制更加有助於世族政治完成走向最高權力的最後一步，成為最高權力之下唯一的高級權力代理階層。

無論察舉，還是中正，創立初衷都是為最高權力選擇賢能的官僚，最終卻紛紛淪為世族政治的發展階梯，不僅沒能防止世族政治，反而被世族政治所同化並為其保駕護航。恰恰說明了世族政治在漢唐時期的不可替代與不可遏制，實乃漢唐時期的大趨勢，那麼這一點又是為何呢？

總的來說，是因為最高權力與普羅大眾之間需要一個權力管道來聯結通貫，在知識載體成本較高的時代，只有少數人有機會與能力接觸並負擔治理知識。那麼權力管道便有且只有這一小撮人群有能力擔當。

上古三代，知識載體成本極端高昂，極易形成壟斷，因此便誕生了世卿世祿制度。早期部落更是多以發明某項技術為其氏族名，燧人氏、有巢氏、軒轅氏、神農氏，可見知識壟斷的氏族性。
孔子以降的諸子百家，知識開始向大眾傳播；戰國以來，生產工具迭代迅速，相對降低了知識載體的成本。士階層的出現打破了三代古制，秦漢制度因之而起。但，知識載體成本並未有實質性下降，竹簡依然是主流，蔡侯紙也未必便宜。秦漢政治便不得不孕育一個與世卿世祿相彷彿，卻在世襲性上弱於周代封君的世族官僚來支持統治。
西漢雖然打擊地方豪族地主，卻也培植了一批官僚世家。東漢政治則培植了一批集政、經、文一身的郡國豪族。魏晉政治與戰亂，則進一步強化郡國豪族的政經基礎的同時，賦予了郡國豪族以武裝部曲的軍事正當性與掌握國政的門閥可能性，實乃大勢所趨。
世族政治的勢頭，在六朝迎來高潮，經隋唐至五代而衰竭。藩鎮、五代武人政治的打擊與唐宋變革的制度轉變對世族政治的衰竭有一定作用（寒門地主的崛起）。且晚唐以來，印刷術與造紙術的革新，極大地降低了知識載體的成本，為權力管道提供了更為廣泛的人才基數，這才帶來了世族政治的末日。可見，漢唐中古社會相對於三代上古社會與宋明近古社會，其權力管道總體上看是需要世族政治的。

總之，世族政治並不是魏晉突然冒出來的，更不是九品中正制所能獨立開闢的，而是兩漢社會結構中豪族階層難以遏制的必然結果。

我們把握兩晉南朝史，切不可以漢初布衣卿相的局面遮掩兩漢豪族的興起，進而把兩漢理想化成一個既破除封建、又平民將相、還全無八股僵化的突兀時代。更不能力圖省事地不去理解前後時代趨勢的複雜關係，而僅僅以一個個標籤化臉譜化的制度、事件與人物便截然區隔開一個個歷史時期，並僵化地把限定出來的時期局限在標籤中，這是以標籤思維為表現形式的本本主義與教條主義，是一種需要儘力避免的讀史誤區。

參考書目：

1.陳長琦：六朝政治 (豆瓣)

2.徐沖：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 (豆瓣)

3.閻步克：波峰與波谷 (豆瓣)

4.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豆瓣)

@寒鯤的回答不錯，但是推薦的書目並不是最相關和最好的。關於九品中正制的相關問題，首推唐長孺先生的系列文章，現補充如下：

1.《九品中正制度試釋》，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2.《東漢末期的名士大族》，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拾遺》。

3.《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拾遺》。

4.《士人蔭族特權和士族隊伍的擴大》，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拾遺》。

其他相關文章：

1.《清談與清議》，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2.《魏晉才性論的政治意義》，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3.《魏晉玄學的形成及其發展》，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4.《南朝寒人的興起》，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

5.《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拾遺》。

6.《南朝士族的衰落》，見《山居存稿續編》。

7.《門閥的形成及其衰落》，見《山居存稿續編》。

再推薦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一書，此書是講義性質，縱論了此時期的重大歷史問題，可以翻看。

另可參考祝總斌《試論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載於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部分；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的後論。

九品中正制的相關研究，可參考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一書，張旭華《九品中正制略論稿》，《九品中正制研究》（此書感謝 @俯仰千年提醒）兩書，胡寶國有《魏西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關於九品中正制的幾點意見》兩篇文章，以及閻步克在《察舉制度變遷史稿》中的有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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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很早以前根據以上文章總結的內容，多少與此問相關。因為都是很隨意的，個性化的總結，所以還請以以上所列書目為正。

門閥制度治相關問題

門閥制度相較於門閥政治，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簡單來說，門閥制度包括了政治、經濟等一系列的範疇。可以說，從東漢後期至唐代皆存在「門閥」的概念，然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制度處在其鼎盛時期，具體的表現即為其在選舉、徭役等方面的特權，這種特權是以國家法令的形式確定下來加以保護的。因此祝總斌先生說門閥制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是政治制度範疇的，社會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隋唐以後完全轉為社會制度。這種劃分是著眼於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門閥制度的興起、鼎盛、衰落而言的。就門閥政治而言，田餘慶先生已經明確指出中國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一朝。

首先以門閥制度的發展為線索，大概講一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情況僅提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

除了選舉制度，占田制、蔭客制以及戶籍制度等都是門閥制度確立和鞏固的原因。但是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其他一切財富和地位多可以通過為官這一途徑來達成，所以選舉制度是研究此問題的起點。門閥制度的萌芽起源於東漢後期的世家大族。唐長孺先生的《東漢末期的名士大族》認為東漢末期的地方政權為地方大姓和冠族所把持，他們通過主持鄉舉里選來操縱選舉，察舉之人亦多出自地方大姓。在中央，一些世家大族，通過世代通經致仕，維持著家門的榮寵。他們在地方，通常也是一方冠族。從這些地方大姓中出現了很多名士，是構成名士的主體。他們成為了東漢末年地方割據勢力所依賴的對象。與之相對是豪族，他們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武裝力量，但是因為文化素養的缺失，並不能出現名士。名士和武裝隊伍的豪帥有時相兼，二者是一體的。

九品中正制度是門閥制度形成重要制度原因。在《九品中正制度試釋》一文中，唐長孺先生詳細考察了九品中正制創立的原因，九品中正制的組織結構及運作方式、制度在魏晉時期的變遷。以下對唐先生文章中的觀點進行提煉概括，主要側重在九品中正制產生的原因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此制度的批評重點。

關於產生的原因，這個問題學界有多種說法。其實制度不會憑空產生，它不能與之前的制度斷裂，同時也一定要與當時的現實環境相契合。唐先生的觀點就兼顧了兩者。簡單來說，他認為九品中正制是一種權宜和妥協的產物。因為戰亂與人口流離，漢代的鄉舉里選制度無法實現，但這種制度的社會影響依然存在，於是不可能驟然拋開原有的制度，這也勢必會影響到原有地方大族的權利。另一方面，漢末的名士品評人物之風大盛，從統治者角度來講是極不利於統治的，人事權必須要掌握在朝廷手中，不能容忍社會上的士人結成朋黨。於是就產生了妥協，即政府一方面控制人事權，另一方面又要尊重鄉舉里選的傳統和士人品評人物的風氣。這時候就出現了九品中正制。由朝廷任命中正官，再由中正官負責一地的人物品評。唐先生還有一個問題尚未明說，曹魏政權所以這麼做。一則是人口播遷，地方政權無法再有效掌握本地人士的狀況，察舉無法實現。二則曹魏政權的主要依靠對象，就是東漢以來的地方大族，他也不得不尊重他們的既得利益。三來由於當時知識的傳播多集中在世家大族的手裡，平民百姓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後備官僚的選擇也不得不從這些大族中選擇。

對於九品中正的批評，魏晉南北朝每個時期是不同的。通過這些批評，唐先生指出了九品中正制在此時期的變化。曹魏後期夏侯玄論九品中正制之弊端著眼於抑制朋黨，因為中正官權力過大，容易導致政出多門，造成私人議柄的紛亂局面。可以從此知在魏時，專重家世之弊至少還沒有顯著。夏侯玄從權責的角度分析了其弊端，可見此時九品中正制尚未成為士族的特權。到了西晉時期人們批評九品中正制度，都認為它成了為權門世族服務的工具，著眼於其為世族獨佔。這個時候門閥制度開始確立，因而九品中正製成為了壟斷仕途的工具。而南朝人們的抱怨就集中在士庶差別沒有被認真執行上，所以要以通譜牒為急務，在實際中隨處都極力表揚那些拒絕與庶族交際的士大夫。這表現了士族在政治上的失勢，他們不得不靠反覆強調士庶之別來保證自己僅有的權勢。以九品中正制產生的原因及不同時代人們對他的批評可以看出制度和社會的發展變化。

祝總斌先生《試論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一文提出「二品系資」的問題，強調了人品/鄉品的重要性。這算是九品中正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與之相關的即鄉品與官品之間的關係。雖然許多觀點受到質疑，但是宮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仍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書，書中強調了起家官品的重要性，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提出了鄉品和起家官品之間大約相差四品的概念。近來胡寶國、閻步克對於這種對應關係提出了不同意見，但是從大的方面來看，這種對應關係是存在的。以「二品」為出發點是理解九品中正制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僚制度的鑰匙之一。鄉品二品在後來發展成為士庶間的分界線，與之對應，官品五品成為了士庶為官的分界線。這種在選舉以及仕宦上的士庶分別，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分清、濁的重要源頭。梁武帝的官制改革也是在這條線為基準，分出流內十八班和流外七班的。因為官制部分的內容關於專門化，故而點到為止，如有興趣可以參看閻步克的相關著作。

至於北朝的門閥制度，與南朝又有明顯的不同。南方門閥制度確立並達到頂峰是在東晉南朝，特別是在東晉出現了門閥政治。不得不承認，東晉建國是造成門閥制度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皇權虛弱無力和士族強盛的情況下，魏晉以來出現的門閥制度逐漸得到強化。北朝則與之截然不同，北朝自始至終的權力核心都是君主，而非殘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因此，無論北朝如何模仿南朝，無論是制度上還是社會方面，它始終都未出現世家大族凌駕於皇權至上的情況。反之，北魏門閥制度的確立是由孝文帝以強力推行而成的。唐長孺先生的《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文重點考察了北魏門閥制度的確立過程。

孝文帝確立門閥制度可能有多種考慮，但是最主要的立足點我認為在於融合胡漢，進而與南方爭統。五胡十六國時期胡漢矛盾極為嚴重，冉閔之亂是其矛盾衝突的高峰。隨著一百多年變遷，北方各民族間的融合已有所進步。孝文帝時期北魏的統治也趨於穩定，文教日盛，大批的漢族世家大族也早已出仕北魏。為了謀取鮮卑貴族和漢士族之間，舊士族和非士族新興門戶之間進一步合作，決定重定士族，使門閥化了的鮮卑貴族與漢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強合作。對於漢士族和非士族豪強，又是和鮮卑貴族一起，在新形勢下制定新的標準重新編製門閥序列。這個標準便是鮮卑族依據先世官爵判別姓族高低。漢人缺載，可能與此類似，以其是否為魏晉舊門，入魏後的官爵三者為標準。南朝只是出於習慣，重婚宦，重視清濁官、出身官，而不僅僅是依官爵定門第高低。北魏則以官爵為標準，以朝廷的權威採取法律形式來制定門閥序列。孝文帝定士族，以當代官爵為主要標準，突破了士族舊籍限制。考慮更多的是當代的官爵，而現世的因素則處在次要位置。在此又引出唐長孺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即《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唐先生認為漢末大族、名士是魏晉士族的基礎，而士族形成在魏晉時期，其士族地位決定於某一家族在魏晉時的政治地位，特別是魏晉蟬連的政治地位。因為最終決定於當時官位，因而在漢代算不上大姓，甚至出身卑微，只要在魏晉時因某種機緣在政治上獲得一定地位，也得以上升。九品中正制保證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襲特權，實質上就是保證當朝顯貴家族最有資格成為士族。魏晉所重者為父、祖官爵，時代懸隔的遠祖對於定品高低至少在魏晉時並無重大影響。魏晉時期並不輕視新貴，相反，定品的標準主要是新貴。士族高門，一旦失勢，中正就會對這一家的子弟降品。品之高低決定於一時權勢，而不是先祖名位。進入南朝後，當前官爵的高低，中正定品的關係並不像西晉那樣重要。因此決定了曹魏時期門第高低的關鍵在於漢魏嬗代之際的政治表現，有晉一代門第高低的關鍵在於魏晉嬗代時期的立場。就北魏的世家大族來說，當朝的恩遇是最為重要的入選因素。陳爽的《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中有個案研究，認為崔、盧、鄭、王得以成為北魏首屈一指的最高門第，除「魏晉舊籍」的因素外，其自身的當朝官爵和政治權勢起了更為關鍵的作用。這種權勢最為突出的反映即是他們與隴西李氏通過婚姻關係所結成的政治聯盟。李沖所出的隴西李氏並非魏晉舊門，只是由於李沖的寵遇，才成為「當世盛門」。

門閥制度逐漸走向衰落是從南朝開始的，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幾點，祝先生的文章都有所涉及，僅簡單說明。衰落的表現為士族不專兵、不掌機要、士族內部聯姻、強調士庶之別。衰落的原因為皇權的復振、寒人掌機要、王子出要藩、士族不專兵、科舉萌芽的出現、北朝重視吏干，積極進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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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門閥政治》一書相關內容概說：

一、門閥政治和門閥士族

1.門閥政治

田氏認為，門閥政治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而真正意義上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時期。西晉和南朝時期，皇權已經凌駕於士族門閥權勢之上。門閥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是皇權不振和士族專兵。司馬睿為宗室遠枝，沒有法統、實力和功勞的憑藉，他是在僑姓士族和吳姓士族的共同擁戴下繼承帝位的，沒有建立起強大的皇權，他自身的地位還需要士族門閥共同的支持和維護。士族專兵起於王敦，皇帝不能夠控制士族，而士族又具有強大的社會社會力量。他們指揮南下的流民帥，而流民帥則擁有流民為之兵。

門閥政治始於琅琊王氏和司馬睿的結合，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這種「共天下」卻不是一種穩定的結合，而是在一定政治環境下出現的，會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如果王氏家族的勢力足夠強大，認為有必要廢立或自立時，這種平衡就可能被打破。同樣，如果王氏家族衰落，別的家族也就可以起而代之，與司馬氏處於「共天下」的地位。當政的士族門閥可以與司馬氏「共天下」而終不能篡天下，這與門閥士族之間的彼此牽制和南北民族矛盾這兩個因素有關。因此，田餘慶說「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有力量有影響的社會階層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沒有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餘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如果沒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如果以上這三個條件缺少一個，都不會有江左百年門閥政治局面。反之，這三個條件中任何一個條件的變化，都會導致江左門閥政治的相應變化。喪失了第一個條件，勢必誘發司馬氏皇權的自我膨脹；喪失了前兩個條件，足以構成東晉朝廷易姓而使門閥政治變為新朝的皇權政治；連第三個條件也不存在，江左政權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歷史理由，門閥政治就更不用說了。」

東晉一朝的政局發展，就是幾家就是門閥士族勢力由平衡進入不平衡，經過複雜的演化又進入新的平衡。與此相應，東晉政局由穩定到動亂，由動亂回復新的穩定。每一次這樣的變動，居位的士族就被新的門戶代替。在皇權不振、士族專兵情況沒有改變的條件下，這種循環往複的歷史過程將一直進行下去。

在東晉初期，司馬氏曾經試圖加強皇權。晉元帝重用劉隗、刁協等人，但是引起了王敦之亂。王敦之亂有兩次，第一次乃是晉元帝用重用劉隗、刁協等人排擠士族門閥勢力，引起士族門閥的普遍不滿，王敦起兵後，各個士族採取默許態度。這說明士族門閥不願意皇權強大進而影響到自身利益。王敦第二次起兵，乃是因為他欲廢帝，這時又引起了士族門閥的不滿，他們不願意看到王氏一門的勢力太過強大，破壞了士族門閥之間的平衡狀態，所以聯合起兵予以鎮壓。士族維持門閥政治的方法就是，維護司馬皇室的存在使之成為穩定局面的因素，聯合抑制過分強大的某一家士族門戶以杜絕覬覦。因此，無論是王敦之亂還是桓溫之亂，最終都是被幾家士族聯合平滅的。

門閥士族與司馬氏皇權之間有衝突，門閥士族之間也互相有衝突。他們之間相互角逐的手段，一是佔據朝廷勢要，以期控制皇權，藉此發號施令，壓倒對手。一是競據形勝方鎮，目的是以外製內。通常來講，如果在內外都佔據重要位置的門戶就要有所圖謀，這是其他門戶不允許出現的。

門閥士族之間的鬥爭和士族與皇室之間的鬥爭，在國家體制上表現為地方和中樞之爭，在地域上表現為上下游之爭，表現為荊州、豫州與徐州、揚州之間的鬥爭。東晉門閥政治可以說是門閥士族在相爭中求發展而又維持東晉不墜的政治。外鎮的門閥士族通常佔據荊州，以對下游的揚州建康朝廷形成順流之勢。王敦、桓溫都是據荊州而近逼建康，發動內亂的。而王導、庾氏兄弟也都無一例外地加強對江州——荊州和揚州的緩衝地帶——的爭奪，以期在上下游之爭中佔據有利位置。這些是門閥政治的地緣表現。

孝武帝時期，士族門戶人才凋零，門閥政治也漸漸腐朽。孝武帝趁時啟用胞弟會稽王司馬道子為相，以相權輔佐皇權，企圖恢復皇權政治。已經失去兵權和強力人物的太原只是依附於主相，藉助皇權或者相權起作用。桓玄之亂，徹底摧毀了太原王氏，腐朽的司馬皇室也不能夠承擔起重建皇權的歷史重任。這一歷史趨勢，被以孫恩和劉裕為代表的次等士族所推動完成。

2.門閥士族

東晉當權的門閥士族（王庾桓謝），多是新出門戶，他們的先世並不是來源於東漢的世家大族，往往是在魏晉之際獲得政治地位，在東晉時期迅速上升。魏晉時尚，舊時的儒家大族如果不轉習玄風，一般是難以為世所重的。因此，王庾桓謝幾家都經歷了門風的轉變，因此得以在東晉時期保持名士的令譽。然而僅僅靠此還不足以立足江左政權，他們要麼與東海王司馬越有歷史淵源，要麼在草創時期立有事功，要麼得有偶然的際遇（如與司馬氏聯姻），否則僅靠祖上的名望是難以當道處軸的。東晉的一般名士，只是好清談，慕風雅，卻不喜事功，輕視武力，在政治上無能或者不願意從政。所以，門閥士族的門戶地位必須有出入玄儒且具有政治才能的門戶人才，才能得以維繫。王導、庾信、謝安等人皆是出入玄儒，但又具備才幹的士族人物。家族中父兄子弟眾多，枝葉繁雜也頗為重要，這便於內外相聯，增加門戶勢力。

東晉士族門閥雖尚玄學，但是並不因此而排斥儒學。玄學自有其短，在理論上不能放棄儒家的治平之說。出入玄儒，內聖外王，這是東晉門閥政治中當政主軸的人物皆有的特點。門閥士族還需賴儒學的「齊家」之說，藉以維繫本門戶內部的團結。他們也多不廢禮學，特重喪禮，以至作為維繫士族門戶的重要手段。

東晉門閥政治重門第兼重人物。當權的士族在選定門戶的繼承人時，往往中人才而不專重嫡嗣，寧重長弟不特重諸子。他們的著眼點在於整個宗族的利益，而不是一個家庭。士族門閥中，如果不能夠再產生能夠出入玄儒，既富名士之名，又兼公事之能的人物，那麼門閥政治就會出現危機。隨著時間的推移，名士之風盛行，重事功者日漸凋零，且南渡士族的通婚範圍極小，這在生理學上也會導致人才的退化。

待到太原王氏當政之時，他們已經不能出現一個足以掌控全局的人才來。不僅沒有人物，而且連門閥政治所必須的兵權也不復存在了。這與東晉後期的政治發展，流民帥逐漸獨立有關。至此，東晉的門閥政治已經衰落，逐漸回歸到皇權政治。

二、流民和流民帥

1.東晉初期

永嘉之亂前後，北方的流民不斷南下，他們多寓居在長江南緣的地帶。上游的襄陽，下游的京口、晉陵等地是流民比較集中的地方。這些流民，往往依附於一個有勢力的流民帥，成為他們的附庸或者部曲。這些流民帥在北方則有著抗拒胡族政權的經歷，有一定的軍事能力，所率領的隊伍也有一定的獨立性。建康朝廷對於南下的流民採取安撫政策，但是對於流民帥則極度的不信任。流民帥多為門第較低的士族，或者原為北方大族，但是因為南渡時間較晚，在江左政權中沒有地位。流民帥往往不得率領自己的隊伍過江，即使是過江者也以各種名義令其北返。流民帥在南方並無勢力，因此安身立命並建立功業是他們的共同願望，而朝廷的防備和猜忌則使他們擔心自己的部隊被奪去，因而也不願意貿然獨身過江。於是，在上游襄陽和下游的京口地區，寓留了大量的流民隊伍，這些人成了東晉朝廷關鍵時刻充足的兵源。

王敦之亂，建康無兵可用，流民帥出身的郗鑒向朝廷獻策啟用流民帥，征伐流民平滅王敦。郗鑒因此得以躋身江左門閥政治之中，家族的門戶也得以漸漸提高。而平滅王敦之亂有功的流民帥蘇峻、劉暇等人，則在日後逐一被朝廷消滅。

郗鑒深知京口對於維繫上下游平衡，拱衛京師，穩定東晉政局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出鎮京口，開始有計劃的經營京口，使京口獲得了「內鎮優重」的特殊地位，成為建康朝廷對抗上游荊州方鎮的重要軍事力量。郗鑒坐鎮京口期間，聯合家族式微的王導，抵禦預謀廢黜王導的庾信和陶侃，對於穩定東晉的政局起到了關鍵作用。

2.淝水之戰前後

前秦統一北方之後，苻堅欲一掃六合的意圖十分明顯。為了應對即將南來的前秦軍隊（主要的），也是為了對抗桓氏在荊州的勢力（次要的），主政的謝安排遣侄子謝玄刺徐州，駐京口，重組北府兵。此次重組北府兵，主要為募將，應募的武將自己可能帶有兵眾。謝玄不過是把散落在各處出於獨立或半獨立的北府舊將重新集合在了一起，同時征伐部分流民而成。此支北府兵由謝玄指揮，但是具體的統領則由北府宿將劉牢之擔任。這支隊伍能征善戰，謝玄並未對他們進行系統訓練，而北府兵卻在淝水之戰中成為東晉的主力部隊，是因為北府兵主要來自流民，習戰有素。

3.東晉後期

孝武帝後期，政局動蕩，太原王氏的兩支分別依附孝武帝和司馬道子進行爭鬥。刺徐州的王恭聯合荊州殷仲堪、桓玄發動叛亂，反抗中樞的司馬道子和王國寶兄弟。殷仲堪以楊佺期的雍州兵為主力，而王恭則以劉牢之的京口北府兵為主力。雍州的襄陽，同徐州的京口一樣，都是流民較多的地方。楊佺期出身弘農楊氏，本為北方高門，但是南渡較晚，不得勢於江左政權。他手下的雍州兵以襄陽流民為主體，成為荊州殷仲堪最可用的軍隊。

叛亂之前，劉牢之的北府兵成為王恭爭取的主要力量，王恭以北府之任拉攏劉牢之，並不得已與劉牢之結拜為兄弟。反叛後，司馬道子又以王恭之的徐州刺史位許諾劉牢之，策反劉牢之。這說明，此時的北府兵非劉牢之不能駕馭，北府兵和北府將劉牢之開始逐漸成為一支決定政局走向的力量。

上游的楊佺期和下游的劉牢之，他們有著相似的情況。兩個人其實都不為士族門閥所重視，常常受到他們的輕視或者裁抑，然後士族門閥又不得不拉攏他們以為己用。因此，這兩支部隊與門閥士族一直存在衝突和矛盾，都有脫離門閥士族控制的獨立傾向。

然而，楊佺期和劉牢之不明白自己手中的軍事力量的價值和自己的歷史使命——蕩滌局勢，恢復安定。他們也不具備完全脫離門閥士族控制的獨立意識，在政治上沒有目標和方向，只能一路上跌跌撞撞，進退失據。劉牢之的三次叛降，都是為了自存，而終究又無法自存，說明了他政治上的不成熟。這反映了本來是門閥士族的工具的倫荒武將轉化為社會統治力量時必然出現的曲折。劉牢之的慘痛經歷，為後來的北府將劉裕提供了歷史借鑒，如果沒有劉牢之的教訓，劉裕的成功可能來得更加不容易。

三、次等士族

陳寅恪先生定義僑姓北府將為次等士族，而田餘慶補充認為，那些舊族門戶中晚渡者如楊佺期、盧循等，包括無緣入仕東晉的士族其他人物均可視為次等士族。他們在江左門閥政治中不受尊重，在一定條件下投入門閥士族的對立營壘中以求出路。

劉裕出身北方傖荒武將，孫恩以道教聚眾，他們以軍事和宗教的手段積蓄力量，代表了次等士族的兩種不同道路，但是他們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即以次等士族的統治代替門閥政治。

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等到士族不能照舊當權，司馬氏也不能照舊垂拱而居帝位的時候，已經走到歷史前台的流民領袖人物既拋棄了司馬氏，也改變了門閥政治格局，樹立了次等士族的統治秩序。

戰國末期貴族們開始慢慢失去勢力，國家政治傾向於從民間選擇新興家族強化他們，這種方法的結果就是在東漢中期新興家族們成為了更強大的貴族勢力。

從春秋到隋，中國歷史走了一個圓。

不是，曹丕制定九品中正制是針對既有事實進行的制度確認。當然制度上確認之後就是相輔相成的了

世族形成原因一句話概括：
竹簡太貴了，窮人讀不起。科技發展造紙術印刷術興起，窮人讀的起書你才能玩科舉那套。

治史常見問題：掌握有大量素材，卻理不清前因後果。
解決辦法：歷史唯物主義和經濟分析法。

先有世家大族出現，再有察舉徵辟異化，而後九品中正確立，隨著東晉衣冠南渡，門閥政治形成。

難以扭轉的階級固化，這是秦漢魏晉南朝第一帝國興勃亡忽的本質，從商鞅時代封建貴族制度化瓦解，到武周時代庶族地主階級徹底崛起，解決階級固化經歷過許多制度嘗試，但一次次當權者對既得利益集團的妥協，逐漸將第一帝國和既得利益集團本身推向深淵，北朝興起的新興勢力，才帶領中央帝國重新走向盛世。

九品中正制就是一次典型的妥協

九品中正制屬於薦舉性質的一種選拔人才方式。薦舉制由來已久，《史記》一開篇就記載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論語》也記載了孔子關於這種人才選拔制度的論述。冉雍為季氏宰臣，向孔子詢問如何為政。孔子告訴他，要舉薦賢才。冉雍再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就是說，把你熟悉的人才全部提拔上來。那些你不熟悉的人才，自然有人會向你舉薦。

而人才的標準，是儒學的學問和相應的德行，這個學問此時仍舊封閉於家族傳承，比如袁紹家，汝南袁氏就是世傳孟氏《易》，楊修家，弘農楊氏則世傳歐陽氏《尚書》，像司馬懿他們家就沒有這個學術傳承。

那麼，類似司馬氏這樣的家族，要在學問上有所進益，就需要投入這些大家族的門下，而這些大家族的大學者，往往又是高級官僚，這就出現了大批師生關係存續終生的「門生」。

「門生故吏」在東漢是皇帝都不得不承認的特殊關係，《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門生故吏和父子兄弟並列受罰，甚至排名在前，處於罷官之後永不敘用的重罰，可見這個特殊關係在漢代官場上的價值，甚至超過家族成員。

兩漢時期的選官制度為舉薦制，各地州郡長官有自主選拔任用官員的能力，這就造成了一個為禍東漢末年的現象，那就是一個圍繞州郡長官的政治勢力，因為選拔任用權的下放，州郡可以培養自己的實力，貪污腐敗盛行，嚴懲成為了國中之國，這也是東漢末年，各地可以形成軍事割據的原因。

ps:歷史上九品中正制是陳群建言的，和司馬懿沒關係），藉以打壓宗親貴族的權勢，以保全曹魏江山不會發生內亂。

而九品中正制所針對的主要目標也並不是軍師聯盟中的宗親，而是各地的州郡長官，奪取他們的任用權，收歸中央，這樣就解除了漢朝滅亡的根本誘因，這才是曹丕堅持推行九品中正制的更本原因，當然也存在著打壓宗室親貴，拉攏士族稱帝的意思。

可以說九品制在曹魏初期的確選拔了大量的人才，這也為曹魏統一天下打下了基礎，可問題是凡是都利有弊，九品中正制的最大弱點就在於給他人定品級的中正官，只有極少數的中正官能夠保持持身公正，不違法徇私，而大多數的中正官總會受到各種誘惑或壓力而喪失底線，更甚至是藉機斂財，導致大量無才這被評為高等品級而獲取高位，也正是如此，國家重臣漸漸被門閥士族所把持，寒門子弟無望，到了後期連中正官都被士族所把持，就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選拔官員看中的是門第，不再是才能。

（司馬懿的王霸之路）

上過學的都知道王羲之吧，他還有一個霸氣的稱謂--王右軍，就是因為其出生後不久，即被定為上上品，後被冊封為右將軍，這是在前線浴血奮戰將士幾輩子都拼殺不出來的功勛地位，而門閥士族子弟卻可以輕鬆得之。

（曹氏宗親倍受打壓）

門閥士族逐漸憑藉九品中正制掌控了國家實權，這也是曹丕沒有想到的，一種體制往往依賴於帝王的政治手腕和智慧才能發揮其作用，起初是為了國家選拔人才，打壓宗親，可是曹丕之後的曹魏君王能力一代不如一代，控制不住逐漸強大起來的士族集團，同時曹魏宗親的實力卻在倍受打壓，政治平衡已經破裂，這也是為何司馬家族可以輕易的取代曹魏，不是司馬懿有多麼厲害，而是司馬家代表著廣大的士族，是同一個利益群體。

（三馬同食一槽）

因果顛倒
一種政治制度永遠都是政治發展的產物，正是由於士族政治的發展才有九品中正制的出現。
東漢士族豪強的社會地位決定了其政治地位。
直到漢末，袁紹依舊強調自己四世三公來擴大影響力，至於曹操，他是為了招納賢良不得已才啟用了一批草根，然而夏侯曹姓依然是曹魏權力核心，到了曹丕時候，羽翼已盛，天下三分，人心皆附，蛋糕由這些豪強來切，九品中正應運而生。

九品中正制度是曹魏創設的一種選舉制度，它的作用是在於鞏固門閥的統治，這一點當時人也這樣說。但如果說創立原因就是為了鞏固門閥統治卻未必如此，只是門閥制度在一定的社會經濟與其所反映的政治狀況下逐步發展，而九品中正制也就為之服務，起到了鞏固與維持的作用，魏晉之後現實的最高統治者是那些世家大族，一切制度就必須符合其利益。

我覺得唐先生已經說得非常好了。

多說一句，念書的時候老師說過，在曹魏，士族還是一個有朝氣的階層，他們確實比一般人厲害，像鍾會那樣的人，不管是什麼人上來了都得用他。反過來說，到了梁、陳間，士族階層已經走向頹廢衰敗，雖然士庶之間的區隔越來越嚴苛，但實際的權柄卻漸漸轉移到了寒人手中。九品中正制並沒有擋住南朝寒人的興起的。

反了反了，世族掌握話語權以後，推出了中正制，然後世族與中正制互相正反饋，甚至出現四世三公這樣的鬧劇。

劉秀依靠豪強成就一代帝業，導致東漢一朝整體上都被豪強門閥壟斷。所謂世族，你可以看作是讀了點書的豪強，所以袁紹逢人便吹噓四世三公。曹操本身對門閥不是太感冒，他崇尚的是唯才是舉，打擊豪族名門，但是架不住讀書人罵他。曹丕吸取經驗教訓，選擇了與門閥同流合污、相互利用，所以權衡下選擇了九品中正支制

先有世族政治的確立和強大之後才有九品中正成為法定製度

先簡單答一記，之後搬來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再詳細闡述。

--------------------------------------------原答案---------------------------------------------------------------------------

實際上世族（或者說門閥）政治的根源從漢武帝要求各地方官員推舉孝廉，並且隨後舉孝廉漸漸演變為兩漢時期常規的人才選拔制度起就埋下了種子。

眾所周知，古代中國的官和吏是兩套系統，官員（負責政治正確）由中央政府選拔、培養、指派，而吏（負責具體行政事務）多由本地人充任。漢代太學是候補官員的培訓基地，太學畢業考試分甲、乙兩等，甲等畢業生一般進中央做幾年郎官後給以實缺。而乙等畢業生往往發回原籍，進入地方政府充任吏員。某年漢武帝頒布一道詔書，說地方官員的責任也包括為政府選拔人才，要求地方政府每年推舉兩名孝廉。可是一個地方哪有這麼多孝子廉男，後來就漸漸演變成被推舉為孝廉的都是當地政府里供職的吏。而如前所述，吏也是讀書人，是當年太學裡的乙等畢業生。因此用不了多少年，漸漸的中央、地方政府里的官員都是讀書人出身了。古代知識的傳播可不像現在這麼便利，書籍（其實是其承載的知識）就成為稀缺的資源。有錢也不見得能買的來一套書，因此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的說法，意思就是說給後代留一筐的黃金也不如留一本書，可見書籍（知識）的稀缺性（古代歐洲更甚，常常一個地方教會（也包括最早出現的大學）只有一本書，所以歐洲大學有討論的傳統，木有辦法，就一本書當然要靠坐著聊）。這樣一來，讀書人家族憑藉著對知識資源的壟斷性掌握，漸漸的形成了門閥政治。門閥不見得都非常有錢（比如王羲之家），其社會地位來自於政治影響力，而其政治影響力的根源在於對知識的近乎壟斷性掌握，其保障又在於「太學培養--地方政府擔任吏職實習--推舉孝廉選拔」這一整套官員選拔、培養、實習、任用的機制。因此，門閥政治的根源始於舉孝廉制度的確立。

說回九品中正制，在其創立之初，是為了從東漢末年人才凋敝且流落各地、舉孝廉制度受連年戰亂的影響支離破碎的社會局面中聚攏人才。讓身處中央的來自各個地方的官員對其原籍的人才進行評定以作官員選拔的參考，一來這些人對其原籍地的人才情況知根知底，能夠有效的選拔人才；另一個這也打破了地方官員對人才推舉權利的壟斷有利於中央集權。因此九品中正制在其產生的初期是有較積極的社會意義的，也是曹魏政權一直實力佔優並最終得以問鼎天下的原因之一。但後來隨著戰爭的結束、社會的日漸穩定，該制度漸漸的不適應社會實際情況了，而仍然採用這個制度，就等於把兩漢時期一些讀書人家族壟斷政治資源的隱性壁壘直接通過官員選拔制度固定、顯性化了，導致當時有所謂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情況。這顯然是不適合社會實際和歷史發展的，也終於被歷史所淘汰。

因此可以說，門閥政治的根源在舉孝廉，而九品中正制是門閥政治被強化和固化的重要因素。

以上。

經濟制度，推動形式發展，量產後引發政治制度層面某方面勢力擴大，最終該勢力獲得政策主導權，頒布制度，形成局面。

以上是演變的進程，所以你邏輯出了問題，(?˙?˙?)

許多事情的觀點，其實是因果推導順序引發的不同，因此說著是言之有理，其實是扯淡~(=^‥^)_

是結果吧，不是原因。看看品三國就能明白。

陳群首先是世族，然後才推進的九品中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