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卡夫卡的小說都如願被燒掉了，那麼他的一生還是否是成功的？

藝術作品的生命是否是從被他人欣賞那一刻才真正開始？
有時候想想，說不定有多少文學上的、美術上的、音樂上的卡夫卡在生前最後一刻靜悄悄地地毀掉了自己的所有作品而不為人知……
也許評價他的一生是否成功的權利，只有他本人才擁有？

寫《西方正典》的那位布魯姆有個觀點：「一部文學作品能夠贏得經典地位的原創性標誌是某種陌生性」「這是一種無法同化的原創性，或是一種我們完全認同而不再視為異端的原創性。」這樣的作品具有「使你對熟悉環境產生陌生感的能力。」

卡夫卡的作品是千方百計地在避開任何一種單一的解讀。

他的故事的複雜性和多義性，不靠多麼深奧的哲學思想，而是純粹用一種文學句子的內在邏輯來體現，每句和每句的銜接似乎都是合乎邏輯的，但你跟著這條邏輯走下去，猛然回頭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已到了一個異樣的世界裡。

城堡的意向當然不僅僅指向專制、官僚、冗雜的程序，《審判》中法庭的意向同樣也不僅僅是作為殘酷冷血的國家機器的指向來批判的。他從不刻意安排故事的悲劇性和喜劇性，而是彷彿故事原原本本地就在那裡，自己不過是不加評判地把它展現出來而已，故事的屬性完全交給了故事自己去呈現，正是在這一點上卡夫卡的寫作凸顯了極度的自信，和那個日記里自我懷疑、遺囑里要求焚毀全部手稿的自卑的卡夫卡形象互溶，成了個複雜至極的人物。而卡夫卡之所以被現代派追宗認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身上所具有的這種憂鬱的自卑的現代人氣質，一種反巴爾扎克式的寫作者。

終生生活在布拉格那樣一個小城市，大概要認識到自己的天才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天才的出現是必須經過社會的連鎖式肯定的，但他生前所發表的那幾部短篇小說，大概從來都沒出過布拉格的城市邊界。米開朗基羅在文藝復興中心的義大利，莎士比亞在日不落帝國的首都倫敦，納博科夫在異軍突起、蒸蒸日上的美國，他們都有足夠廣闊的空間去發展自己的天才。但可能也正因為如此，卡夫卡才能做到以無限的精力向內審視自身，心無旁騖地解剖自己整個的精神脈絡，始終如一地保持一種極理性的敏感，極冷峻的幽深，和極克制的激情，成就其不可複製的獨特的魅力。

以及卡夫卡的《「他」1920年札記》：「起身時，他感到有某種很沉重的東西在阻止他，像是一種任何情況下都很安全的感覺，像是預感到有張為他準備並且完全屬於他的床鋪；想安息時，卻有一種被從床鋪上趕下來的不安，還有良心、跳動不止的心臟、對死亡的恐懼和反駁他的要求在阻止他。所有這一切都使他無法安息，只好重新起身。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兒躺下，以及在這過程中進行的偶然的、粗略的和怪癖的觀察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布魯姆說：「一首詩、一部小說或一部戲劇包含有人性騷動的所有內容，包括對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在文學藝術中會轉化成對經典性的乞求，乞求存在於群體或社會的記憶之中。」

故，卡夫卡認為對死亡的恐懼使人無法安息，普魯斯特認為對死亡的恐懼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而布魯姆則把這種對死亡的恐懼歸結為成為經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