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 作品中的自殺意象?

大概是第一次在知乎答題吧，為了陳映真先生。

熟知先生是一種巧合，正巧在白先勇《台北人》一作扉頁一幅「八〇年代台北合影」的照片中，一併讀到了胡金銓、沈登恩、蔣勛以及他的名字，於是一發不可收拾地開始找尋他的相關書籍，尋找蔣勛口中「永善老師」的這位陳先生的作品來。

當然這是前言，不才我只通過台灣誠品的網店淘來兩本書，後來又在蘇州誠品買了另外兩本。陳先生在國內並不出名，以至於他在國內目前能購買到的出版物，只有兩部，一本《忠孝公園》和一本《陳映真文選》。

陳映真先生在早年是同他的父輩一起篤信基督教的，這也是為何他曾經在《我的弟弟康雄》里對宗教有如此細緻的描摹。他早期的小說作品有一個鮮明的特點——皆以主人公的自殺作為結局，以哀歌式的獨白流淌著永難解開的憂鬱情結。他在這一時期面臨的是自我的情感危機和台灣的「白色恐怖」，在此雙重危機下他開始試著用這種自殺意象保持深刻的批判性，更是一種超越部分自我的象徵——只有扼殺了這部分頑劣無可救藥的自我，才能獲得自贖。

他在1975年自己以許南村為筆名的自我剖析《試論陳映真》中曾把自己的寫作分為兩個時期：一是1959至1965年時期的「憂悒、感傷、蒼白而且苦悶 」；一是1965至1968年入獄前充滿「 明快的、理智 的和嘲諷的色彩」的時期。在第一時期，他有這樣七篇作品出現過自殺意象，除了《唐倩的喜劇》並非是主人公自殺外，另外六篇都以主人公的自隕作結：《我的弟弟康雄》 《鄉村的教師》《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將軍族》《獵人之死》《第一件差事》。

其實陳映真先生在兩篇著名的自我剖析文章《試論陳映真》（出自《第一件差事》《將軍族》自序 ）和 《后街》（出自散文集《父親》）中有過對自己作品自殺意象的多次解釋：

「言行之間的背離，不斷地刺痛著他們的猶豫、敏銳的良心，使他們痛苦，使他們背負著愴絕的愧疚，使他們深深地厭惡自己，終而至於使自己轉變成為與始初完全相背反的人。他們墮落了。天使折翼，委落於深淵而成為惡魔，竟而終於引至個人的破滅。」

「他從夢想中的遍地紅旗和現實中的恐懼和絕望間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總是懷 抱著曖昧的理想，卻終至紛紛挫傷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避開了他自己最深的內在嚴重的絕望和自毀。」

如果有機會去讀一讀這兩篇文章大概已經能了解不少原因了吧。

還有幾位日本學者對陳映真先生做過非常重要的研究總結，例如日本學者岡崎郁子從虛無主義的角度解讀了陳映真早期小說中的死亡主題，認為第二時期的陳映真「可以說是陶醉在虛無主義中的。他喜歡描寫死亡。在追求一個理想的終極 不可避免的必須面對死亡。換言之，他面對的是:理想→虛無→絕望→死(自殺)，這種形式的死亡。」

再聯繫陳先生本人接觸馬列主義的開端，其父親書房一角的橙紅色封面的魯迅的《吶喊》一書，當年他曾是看著日語注釋才能讀懂這一書。他也同樣曾被稱作「台灣的魯迅」。 比如陳思和就認為陳映真繼承了來自魯迅的精神自省的特點，但正是因此，「純潔的理想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敢於反抗罪惡的社會，卻無法承受和直面自我本性上的惡魔性因素。......於是，該自戕的就自戕，該崩潰的就崩潰。」

本人不才，研究還不透徹，高考前74天還沉迷於陳先生無法自拔，暫且作答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