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士族是否是毫無貢獻的一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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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的士族是如何發展成為漢末那樣的魚肉百姓，為富不仁的囂張跋扈的情形，而且他們是被皇帝允許來壟斷官場的嗎？他們是否是一個寄生蟲階層，對中國向前發展毫無積極意義。為何之後那麼久軍閥混戰沒給他們毀滅打擊，五代十國之後門閥可是基本被連根拔除了

看了一遍這裡的回答，我覺得這裡大家的回答普遍有一個偏差，就是題主的問題所問的是三國時期的士族階級，而不是整個士族階層從興起到衰落直到白馬驛之禍，貫穿整個大分裂時代的作用。

而且題主問題描述的里的第一句話我其實沒太讀明白，？三國時期的士族是如何發展成為漢末那樣的魚肉百姓？三國時期就是漢末，漢末就是通俗意義上的三國時期，按紀年的時間線要發展也是從漢末向三國發展，而不應該是逆過來。

按照我對題主問題的理解，回答一下從後漢末期到曹魏三國時期的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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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階層本身的發展是伴隨著皇權的起落而興衰的。第一帝國行將就木之時，第二帝國還在腹中等待著孕育，既然第一帝國的君權集中發展已經崩潰，可參考的就只能回溯到之前更久的三代，回到帝君與貴族共治天下的時代。

「士族」一詞實際上的外延和內涵都比較多，在歷史上表示相同或者相近意思的詞包括「高門」「膏腴」「甲族」「貴勢」「世家」「閥閱」「士流」等有將近三十個，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稱謂。

我個人更傾向於將後漢出現的「地方豪強、經學傳家、世官顯貴」的三位一體稱之為世家大族，將曹魏西晉時期開始依靠九品中正制穩定下來世代為官二千石以上的家族的稱之為高門世族，過江後的東晉朝廷實際執政者僑姓為門閥，入南朝之後則不再有能力控制朝政掌握軍隊，則稱之為士族。還有另一個可稱門閥的，是入則執政，出則為帥的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之關隴集團，北魏分裂時期的河北著姓，也可以勉強稱為門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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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意義上的三國時期是從184年黃巾起義到280年西晉滅東吳的這一段時間，也就是士族階層從後漢的世家大族向魏晉的高門世族轉化的時期。

後漢權力結構的三架馬車是外戚、宦官和士人。到了東漢中後期，世家大族成為了士大夫階層的核心，在與外戚宦官鬥爭的時期，社會聲譽越來越高，並逐漸變得越來越強大，出現了累世公卿的龐大家族，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四世太尉」的弘農楊氏和「五世三公」的汝南袁氏。這個時期的世家大族和名士，都是以儒學、品德名動天下，正直高尚，是王朝的真正支柱。

但兩次黨錮之禍給了這些士人們當頭一擊。雖然他們在鄉里有龐大的莊園財產，在全國都享有崇高的聲譽，在朝堂上也有相當的地位，然而並沒有什麼卵用。面對皇帝近侍可以矯詔的宦官和以大將軍錄尚書事的外戚，士人們不過是砧板上的魚肉，任人欺侮。士人們開始活動起心思，天下將亂，我們為什麼不把宦官和外戚都幹掉，就剩下我們一家獨大呢？

接著張角造反了。大將軍外戚何進奉命鎮壓，為了平叛，大量啟用被黨禁的士人，以鎮壓起義之名，一批士人開始佔據舞台重要的位置，甚至開始擁有自己的武裝。比如後世號稱河北冠冕的范陽盧氏的始祖，白馬公孫瓚和先主的老師，盧植就參與了鎮壓黃巾軍。另一方面，就是一批野心家萌發了想法。劉焉奏表，以宗室鎮四方，州牧代刺史太守，總覽軍政以鎮壓起義。然後以九卿之尊，外任州牧，從此割據益州，拉開了漢末群雄時代。

但在當時，士族們是看不到那麼遠的，他們有更迫切的事情要做。中央的士人們已經進入了大將軍何進的幕府，成為了政府的決策層，但這並不夠。在世家大族領袖袁紹的蠱惑唆使下，四方豪傑響應，外戚和宦官如願以償的開始火併，並最終同歸於盡。宦官領袖被大將軍殺了，大將軍被十常侍殺了，十常侍被袁紹袁術殺了，甚至同樣是外戚的何苗也被士人們順手做掉了。看著孤兒寡母的太后少帝，似乎美好的時代開始了。

然後，董太師進京了。

本來董太師作為袁隗的門生，是袁紹引為外援的。董太師開始對士人們的態度也是積極向上的，給竇武翻案、給靈帝上謚號，解除黨錮，大量啟用士人。但很快，士人們就發現董太師根本不是他們能控制的了的，「董卓是虎，呂布是狼，李傕郭汜是野狗」，袁紹、袁術、韓馥、劉岱、張邈等人拍一拍衣袖，作別西天的雲彩，跑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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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進入亂世，名聲文化就沒那麼有作用了，更重要的是土地、民眾、財糧。世家大族們的領袖意識到了這一點，中央已經朽壞，天下大亂不可避免，抱著經書是沒有前途的。而他們又擁有龐大的人脈、鄉里崇高的人望、豐富的財產、廣袤的地盤，於是他們利用自己的優勢，開始了新一輪投資。

五世三公的汝南袁氏走到了前台爭霸天下，潁川士族投向了寒族曹操，河北士族支持袁紹，關中士族在楊震帶領下支持曹操，曾經一起搶新娘的發小展開了最後的對決。由於汝南袁氏兩代的人不停內訌和分裂，曹吉利成功的靠一己之力頂住了歷史的車輪，生生的把世族時代扛住了。

這個時期已經進入了漢末群雄割據時代，國家已經僅剩名義，獻帝的命令沒有任何效力，各地各自為政。而實際上進行統治的是軍閥，是宗室，是世族領袖，而宗室軍閥想要維持統治需要依仗的是當地的世族。也只有世族，能有能力進行管理：徵稅、提供兵源、供給糧草，想要爭奪天下，就需要依靠這些世族，就需要給予他們足夠的權力。雖然有曹操本人的壓制，但此時的士族們的力量已經開始膨脹。國家分裂割據期間，誰能再造統一，誰就是最大的功臣。曹操、先主、孫權都在相當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而曹操集團除了掌軍的諸夏侯曹，最大的功臣就是荀彧、鍾繇、郭嘉、荀攸這批潁川世族。至於孫吳集團，完全向顧陸朱張進行了妥協。對於維持和平，減少戰亂，再造統一，這一點上，世族們的貢獻居功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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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代漢，潁川陳氏的陳群提出九品中正制，惠及天下士族。世族們有了制度性的保護，可以從一個很高的起點直接入仕，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世家大族才徹底完成了到高門世族的進化，只要看父輩祖輩的官位就能入仕，而不需要什麼儒學才幹、崇高聲譽；司馬氏竊國之後，罷免州郡兵，推出占田制，提高國家收入的同時給了士族們大莊園經濟的保護，使得世族們在經濟和人口上都得到了另一個方面的大實惠。當政治經濟上都得到了國家制度的保證後，部分世族們才開始奢華無邊，開始清談入玄，開始墮落，然而這都是司馬氏竊國之後的事了。

哪怕在高平陵之變以後，河內司馬氏與其他高門達成協議的竊國過程中，高門世族也依然是國家的中流砥柱，正面意義遠大於負面。抵抗姜維北伐的陳泰，潁川陳氏；入蜀滅季漢的鐘會，潁川鍾氏；早年鎮守淮南王凌，太原王氏；後來常年和吳郡陸氏陸抗對壘的羊祜，泰山羊氏，滅吳戰爭中消滅孫吳軍隊主力的王渾，太原王氏；至於中央執政的士族就更多了，比如賈充、荀勖、杜預等等等等，在曹魏末年西晉初期，這些高門世族無愧於國之棟樑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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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後漢三國時期的士族階層，是作為國之基石存在的。在皇權昏聵的時候，他們承擔了朝廷的責任；皇權衰落，天下大亂的時候，他們又為維持和平保護地方做出了努力貢獻；當天下三分的時候，雖然內部共推司馬氏做掉了皇族的代表，但行政上廣惠民眾，收取民心；軍事上再造統一，是以司馬氏竊國的過程中，「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

不是，相反，門閥士族是從東漢末年到唐朝末年的中國中堅力量，皇權和基礎人民的紐帶和橋樑。

第一，他們在漢末的強大建立在皇權衰弱的基礎上，皇帝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

第二，他們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經濟背景是東漢中期以來的莊園主經濟，朝廷很難直接從農民那裡收稅，只能通過這些人。

第三，他們在漢末曹魏西晉繼續走向強大——有幾次挫折，但都不致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西晉時期的門閥士人政治極度不成熟，和皇權相互敵視，整個階層處於過度膨脹狀態，完全高估了占田制帶來的收益，甚至連高估都稱不上，他們乾脆沒有對未來的預估，於是玩爆了。

第四，西晉垮台後，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的北方士族才最終走向成熟，南方士族由於缺乏這種慘烈的，大開大合式的洗牌，沿著西晉的畸形軌道走向變態和完蛋。

第五，北方大族和皇權在西魏後期形成了最終的均衡，北方軍隊至此具備了一統天下的條件。

第六，隋朝大一統後，強勢的皇權發明了科舉制，進一步削弱了大族力量，大族和皇權的平衡意味著盛世，不平衡意味著崩潰。

第七，唐朝中期以後，江東被開發，新的農業生產技術以及盛世帶來的人口最終促使莊園主經濟走向終結，經濟基礎不復存在以後，殘存的貴族高門慢慢走到了一個叫白馬驛的渡口，然後，被代表寒族力量的李振直接清洗。

第八，宋以後，人口進一步膨脹，連成片的土地越來越少，中國正式進入第三個經濟階段——即寒族地主經濟階段，這一時期，人均的土地面積變得更少，中國人的土地開發已經蔓延到雲貴高原的梯田，農民戰爭也變得更加慘烈。

@姬軒亦已經說的很清楚了，稍微補充一下。
公元前後的世界的技術條件是沒有辦法維持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大一統帝國的。知識太昂貴，不可避免的集中到一小部分手中，皇帝要想挑選官吏，只能從這個群體裡面選，這個趨勢到了西漢末期已經不可阻擋了，劉秀起家就是靠的這個群體。這一批人就成了三世紀帝國崩潰後歷史舞台的主角。
皇帝當然不滿意這個現狀，所以他們嘗試過用宦官（東漢）、王族（西晉）來制衡他，以維持帝國的統一，但是他們都失敗了。士族政治在東晉達到了頂點。
但是到了南北朝中後期，伴隨著技術的發展，庶族地主開始崛起。皇權有了其他的選擇，士族開始逐漸變成花瓶，儘管他們依然為世人所重。
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普及，到了唐宋時期，他們就離開了歷史舞台。
作為一個群體，他們有功績，我們民族的燦爛文明有他們的貢獻。他們也有罪惡，三世紀到六世紀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
對於這樣一個離開歷史舞台的群體應該持什麼樣的看法呢？我們中國人早就給出了答案。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君子之澤，五世當斬」

說士族毫無貢獻，那也不妥。但士族的出現，確實是開歷史的倒車。士族壟斷官場，不就是一種變相的世襲制嗎？戰國以來，辛辛苦苦打破了世襲制，但是最終還是以門閥士族的形式土灰復燃了。

漢朝的官員選拔制度，如蔭庇、察舉制，就容易出現官位壟斷的問題。首先是蔭庇，即官員的後代，可以直接賜予「郎」的身份（相對應後世的賜進士出身），以此進入官場。漢代的察舉制，是一種推薦制，通常不需要考試，個人意志在其中作用很大。察舉制選拔出來的人才，大部分都是官宦子弟。這些官宦子弟，文化素養高，人脈資源豐富，熟悉官場規則。所以，往往升遷的很快。然後繼續做大官，積累功勞和家族聲望，後代就更容易做官了。這樣一代一代下去，逐漸形成世家大族。

至於皇帝，自然並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但是，皇帝對有些事也無可奈何。比如，某個官員去世了，這個官員對國有功，皇帝能不給他的後代賜個官嗎？漢初的皇帝，如高祖、文帝、武帝，都堅持打擊豪強。但後來的皇帝就放棄了這一政策。因為豪強階層已經與官僚階層完全合流了。打擊豪強，需要官僚。但官僚本身就是豪強，皇帝又如何去打擊？

整個官僚階層，都是希望自己家族世代富貴的。他們都希望國家的政策、官場的規矩，朝著有利於官僚階層利益的方向發展。皇帝阻止不了整個官僚階層的意志。

所以，皇帝對於士族壟斷官位，也只能是默認。

為何士族階層能歷久不衰，甚至能夠經歷戰亂呢？因為他們的根基太深。他們不僅僅壟斷了官位，他們還壟斷了文化，控制了社會輿論，並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皇帝和軍閥，能夠在權力和武力層面壓倒他們，但是在文化和經濟層次，對他們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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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漢以來直至明清，中國的政府便是以所謂的賢良，士人來主導，既不是貴族世襲，也不是軍人政府，還不是商人政府。

漢代人要進入體制內一般是三個渠道:1，無定期的選舉，後來就慢慢的廢了，2，特殊的選舉，比如翻譯，軍官，工程師等等，3，定期選舉，就是舉孝廉。

舉孝廉由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太守主持，很容易舞弊，如果做了幾個地方的二千石，就門生故吏遍天下了，逼得政府不得不在察舉之後在又以補充考試的方式來堵漏。都是古代讀書的機會實在是太難以獲得，何況以古文教育為核心的教育考試系統，經濟和時間成本十分高昂。但是，如果你投胎投的好，出生在一個讀書家庭，很容易就成為一個政府官員，而且有錢有勢，如果做到二千石，就有資格察舉。你察舉我兒子，我察舉你孫子，慢慢的就變成了變相的世襲，知識和官職的捆綁世襲，所謂先進文化的代表就是這個意思。

另一個要命的問題是當時財稅制度，對農民的戶籍稅收管制非常嚴格，不像後來的朝代，破產了也得交人頭稅，小孩子也得交，不然就被政府抓去做苦工，沒辦法啊，黨的政策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所以很多破產的貧困的貧民爭先恐後的投奔地方豪強當奴隸或部曲，然後開礦，搞手工業，農業學大寨什麼的，簡直就是加入發財集團，反而比做國家的順民過得更好。所以東漢三國很多大佬動不動就部曲數萬。所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就是這個意思。

總的來說，士族維護社會秩序，拉動內需，帶動就業，又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為什麼軍閥混戰滅不了他們，因為漢朝的兵制是全民皆兵，23歲的壯丁都要服兵役。每一個士族都是一個事實上的武裝集團。

負面因素在於不斷的侵蝕皇權，侵蝕國稅地稅，侵蝕政府的統治根基，強化了階層固化，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讓寒門子弟出頭無望，所以他們被清洗只是個時間問題，看到這裡大家熟悉了嗎？

題主把問題搞混了，士族囂張跋扈，壟斷官場不是皇帝允許的，而是士族逼得皇帝不得不那麼做。
士族門閥是指一個群體的兩個發展階段，門閥是士族的高級階段，是一個以血緣、姻親以及師徒關係為紐帶，以謀取政治經濟利益的目的，通過相互舉薦、建立私家軍事組織為手段的宗族利益集團。
理清一個問題，糾正一下世人的一些觀點，中國古代，不管是國王、國君還是皇帝極少數能做到真正的獨斷乾坤，除了有數的幾個能建立起獨裁政權，其他皇權時代皇帝權力都是被限制的（其他國家亦是如此，封建就意味著無法獨裁）。其一皇權與相權（官僚集團）的矛盾，其二皇權與族權（地方士紳）的矛盾，皇權與宗教權（宗教集團領導下的農民、手工業者）的矛盾，這三個統治階層之間的矛盾貫穿著整個封建時代。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種種其實很多都是虛假的，臆想的。皇帝擁有的很多權力，其實士紳同樣擁有。
士族門閥存在的作用在於維護當時的政治經濟秩序，部分補充當時的政府職能，在早期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士族的強大根源還在於生產力的低下，只有莊園經濟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當時的生產力，而莊園經濟發達必然導致士族、門閥的強大。自東漢以後許多政權都是從士族門閥演變過來的，司馬氏本就是河內士族的領袖，王與司馬共天下，王謝堂前燕都是在描述當時士族門閥的鼎盛。而後隋唐同樣如此，楊氏、李氏皆出自士族。士族門閥的衰落根源還在於生產力的發展，鐵制農具的推廣、大量水利設施的興建，新型農業灌溉工具的推廣以及播種技術與糧種的改良都促使生產力快速發展，促使小地主和自耕農得以大量產生，導致莊園經濟的瓦解。同時，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導致，知識從少數士族門閥手中迅速朝小地主（寒門）甚至自耕農擴展，導致士族門閥喪失其在文化領域的壟斷。（在古代，識字的就是知識分子啊！在文盲率超過95%的時代找個識文斷字的就已是難事更何況能經國濟世的人）士族門閥的衰落以及寒門的崛起也就促使政權急需擴大統治階層的來源以鞏固其統治地位，科舉制也就應運而生，寒門大量進入權力機構，從而導致中國的體制從君主貴族制向君主官僚制轉變。
士族門閥的存在除了有其深刻經濟原因外，還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傳統原因。其一，士族門閥是古代氏族、奴隸社會的繼承與延續；其二，古代中國，書籍都是以竹簡或者羊皮紙之類的形式存在，從而導致掌握知識與文化的人群必然只有極少數，也就註定了士族門閥壟斷了整個文化及知識層面，統治國家總要識文斷字吧~其三，人身依附關係在科舉制以前任然深入人心，故國家要收取人丁稅，也導致士族門閥部曲數萬的局面，時時威脅著皇權的穩固。

討論「貢獻」之前一定要先明確受益人是誰。
對皇權——尤其是東晉和南朝的皇權——而言，士族是不得不依靠的統治根基；對有了科舉制幫忙的皇權而言，士族就是討厭的麻煩製造者了。
對亂世中掙扎乞活的草民而言，士族是不得不依靠的庇護者；待到時局稍安，士族就是可惡的包租人寄生蟲了。
至於保存文化什麼的，客觀來看這是事實，但要注意到，士族起家靠的就是壟斷文化，它當然會努力保存文化。

國家的蛀蟲，從一個國家建立開始就在蠶食它的土地，人口，權力，像癌細胞一樣與你爭奪每一分營養，努力擴散到你身體的每個角落。唯一不同的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可能會和統治者一起抗擊外來或內在的動蕩，比如蜀漢，東吳，東晉；但一旦統治者無法滿足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拋棄統治者，走到對立面，和敵人媾和，比如蜀漢，比如東吳，比如東晉。
無恥之尤，莫此為甚。

士族是漢代地方豪強與中央官僚體制的結合的遺留，他們在存在的大部分時期是作為穩定的官僚選拔群體存在的，士族昌盛很大一個原因是中央更迭混亂，皇帝沒有加強統治，進一步推行更深入的選才制度的時間，只能依賴這批舊官僚，特別是南北朝，許多家族長期被皇帝拉出來站台，雖然他們已經遠不具備東晉極盛時代那種內外兼掌大權的勢力。

【忠君愛民】之法統

少數民族崛起儒家與佛學的融合

東漢皇權潰敗了，天下亂了，歷史鏡頭可以進行以下描述：

時間---在公元168年，漢靈帝劉宏正月即位。

劉宏在位期間，大部分時間施行黨錮及宦官政治，賣官鬻爵以用於自己享樂，在位晚期爆發了黃巾起義，而涼州等地也陷入持續動亂之中。

劉辯公元189年5月15日－189年9月28日在位，在靈帝駕崩後繼位為帝，史稱少帝，由於年幼，實權掌握在臨朝稱制的母親何太后和母舅大將軍何進手中。

少帝在位時期，東漢政權已經名存實亡，他即位後不久即遭遇以何進為首的外戚集團和以十常侍為首的內廷宦官集團這兩大敵對政治集團的火併，被迫出宮，回宮後又受制於涼州軍閥董卓，終於被廢為弘農王。

公元189年，董卓廢漢少帝，立劉協為皇帝。

公元196年，曹操控制了劉協，並遷都許縣，挾天子以令諸侯。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劉協被曹丕控制，被迫禪讓於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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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皇權潰敗了，天下亂了，直接後果有三

第一 .東漢末年國家分崩離析，流民遍地造成黃巾起義，人口急劇減少，群雄競起。

一些因學識而享有聲望的士族，趁勢割據一方，【由學閥變而為軍閥】，一些政治地位或社會聲望較低的士族名士，因其力量不足以佔地自封而投效割據者，社會下層的士大夫更是擇主而從。

東漢末年，政治舞台上強者如袁紹、袁術兄弟以及曹操，都可謂武人化了的士族，他們不僅學識出眾，與軍事結緣。在皇權崩潰的前提下，由士大夫轉化而來的豪族雄起，成為強有力的割據勢力。

在這裡，我們要討論【門閥士族】產生的背景與邏輯，【門閥士族】的行為的目標、行為的邏輯規則、【門閥士族】在中國華夏法統衍化的作用。

【門閥士族】的現象，是從漢朝的儒學研究者、皇權的官僚系統、大的土地擁有者、一般的讀書人演化而來。

【門閥士族】的產生的前提，就是華夏法統的邏輯起點，就是漢武帝在社會上與朝堂之上，訂立獨尊儒家的國策，社會上的儒家思想進一步發展，儒學發展為經學。

【門閥士族】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戰國的諸子百家沒有提出應定要尊【周天子】，老子的道家、法家、墨家等等就不提尊【周天子】，為啥？因為那是華夏法統的核心還在萌芽狀態，全天下還沒有確立華夏的法統核心【忠君愛民】，

比如，在漢文景時期，由於戰爭的禍害影音還在社會上深入的人心，皇家內部還是提倡黃老之學，嚮往成仙，那是的黃帝的形象主要是仙人形象，知道司馬遷的【史記】才把黃帝定為華夏的始祖，中國的道家就是發源於漢文景時期，老子學說只是道學之開始。

比如，劉邦打天下，完全是叢林法則使然，劉邦作為社會底層不可能思考華夏的法統。劉邦殺凈異性王，也是出於保護家族延續的本能，談不到延續華夏法統。但是劉邦，就是上天選定的人，上天需要劉邦，需要漢朝，延續華夏法統。

再比如，秦始皇代表的秦國，就是要替代【周天子】，秦王的目標和思想脈絡很清晰，秦國的變法與引進人才政策，才有了300年不變，但是在秦王時代，華夏作為一種人群還處於概念階段，處於形成階段。【春秋左傳】只有【諸夏】概念，沒有華夏的實體，【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天下不是華夏，起碼楚國就自己認為自己是蠻夷。華夏稱為實體，還是要歸功於劉邦的漢朝。

我們在回顧一下東漢，為啥劉秀就可以復興漢朝，因為那是華夏的法統核心已經形成，華夏意識已經深入人心，劉秀復興漢朝，延續劉邦的血脈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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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的起源要歸於漢武帝，經學也是華夏思想系統的正式構架過程，也是最後的【白虎通】提出【君為臣綱】的華夏法統核心的歷史源頭，也是三國以後中國500年歷史衍化的基礎，也是為何出現【士族門閥】的邏輯起點。

我從自己專業的角度來從文化方面進行補充。第一，士族上接漢末時代的清流。清流名士保存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和精神。表現是保持了漢代經學的繼續傳承，保護了儒家道統和氣節。
第二，士族作為知識分子的集團，為當時的文化發展提供了促進。表現是在魏晉時期發展出了新的哲學形態——魏晉玄學，新的宗教的整合——道教，引入和容納了外來宗教——佛教。並促進了一些科學技術的發明和推廣。

三國是一個士族登台的演變過程。

曹操對士族尤其是大族，表現了一定程度的抗拒，殺楊修，殺孔融。尤其是楊修摻和了立儲的問題，直接觸了曹操的神經。

孫吳自不必說，江東的外來政權。對江東派士族採用了一定程度的聯合手段，像給顧陸兵權，可這是戰況相對緊張的時期。到了孫權晚年這種相對平穩的時期，猜疑和忌憚就產生了。

劉備更是作為一個「流亡政權」一樣來了益州，和益州本土士族的衝突自不必說。諸葛亮表現了比較高超的政治才能用嚴正的法制來處理蜀國問題，算是一種調和。而一心北伐，也可以理解成轉移國內矛盾和注意力的一種手段。

從曹魏出了「九品中正制」開始，士族利益就得到了空前擴大，蜀漢最後幾年興起的士族投降派，說到底就是看中了這套制度。

最後三國歸晉，歸司馬家，從此宣告了士族登台。

從東漢末年的士族形成，福利形成，到聯合士族的政治策略，最後士族真正站上歷史舞台，和題主說的「士族無用」恰恰相反，在當時，一個大族可以得到的教育資源是一個平民百姓完全想像不到的，同時產生的人才量更是巨大的。最後他們不僅成為這個國家（地區）的知識分子階層，甚至可以壟斷了這個國家（地區）的中產階級。

誰代表士族的利益，誰就能得到士族的支持，誰得到士族的支持，誰就得到了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

魚肉百姓是品行問題，貢獻是能力問題。中國傳統做法是認為品行與能力是正相關，其實二者的關聯度不大。

三國開始後明顯士族地位進一步強化，鄧艾和鄧忠眼瞅這大魏滿朝的官二代，欲哭無淚。

必須不是哇。他們在文化和宗教的傳播過程中作出了許多決定性的貢獻。

如果說三國士族毫無貢獻，你現在怎麼能看到如此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