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為什麼會二世而亡,背後有哪些值得深究的問題?

秦國在真箇戰國時代的積累是遠遠領先各國的,在哪個累計優勢的年代,作為當時的寡頭最終統一六國建立秦朝,之後不管是制度還是法制、經濟、軍事都有長足的進步,為什麼會二世而亡,內里有哪些矛盾想深入了解一下,求教各位大V


看到中意的題目就想挖墳,不過看到題主在請教大V,我似乎有些不自量力。越大的話題,其實越難駕馭和解答。這種問題細目學究難答,必扣政治精髓大要。

看清秦漢變局,確實不能只流於軍事角力和朝代更迭。每個歷史時期,都有獨特的,與後世,及今日截然不同的全民普遍意識特點。這一點,史書只能偶有信息透漏,不可能系統論述,甚至史書作者由於受時代思維所限,對前代事件的記載,也有脫離其時境的曲解。說起秦漢交替之際,我們後世,包括其他朝代文人理解起來時,最不恰當的代入感之一,就是理所當然得認為集權制度在秦始皇統一以後的合法性地位十分穩固。事實上,秦始皇后半生殫精竭慮的,都是如何維護在當時不被廣泛認同的集權制度戰國的封建邦國制,到秦國集權帝國制,再到漢初的郡國並行制,到漢中期的穩定集權帝國制,其實是秦漢變局,整個意識形態一步步改變並接受帝國制度的過程。但史料里,從來不會點明這個東西。

現在很多學者,將秦漢歸於中華第一帝國的概念,其實有其內在邏輯依據。尤其是秦始皇創立秦制,到漢武帝確立漢制,這整段百年時間都可謂中華帝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成長期。事實上,秦漢變局是後戰國必經的,制度兼容性試錯,階級全面破立洗牌的特殊時代,是帝國制度先經歷秦朝一次剛性失敗,後經歷漢朝一次柔性探索,最終逐漸徹底取代先秦邦國制度的歷史進程,是在百年過度期內,集權制度與封建制度相互雜糅博弈中,大一統帝國「壞空成住」的艱難成形過程。從朝代意義上講,秦與漢缺一不可,二者相輔相成,相剋相生,殊途同歸。集權大一統帝國制度,是如何經歷「壞-空-成-住」,必須結合時代意識去看待,結合新生的「皇帝」名號與舊有「王」名號的概念博弈去理解。

一、簡談秦統一之必然

誠然,兼并天下的是秦,統一文化的是秦,確立制度的是秦,而且,向遠了的戰國時代來講,能夠完成這一時代使命的,大概也只有秦。

首先,之所以最徹底的土地制度革命,即商鞅變法能夠在秦國完成,就是因為秦是戰國諸國里,進入華夏最晚,立國最晚,文化、制度最簡陋,階級構架最為簡化的後發華夏文明圈國家。

戰國諸國,三晉的魏趙韓,說起來是新國家,但是文化上,是浸潤於老牌姬周宗室的晉國分立出來,是周制傳統意識濃厚的地區。

燕國不必說,是延續到秦朝前的最長的一支姬姓宗室諸侯國。

齊國比鄰於周制度與周文華實際奠基人周公的封國魯國,自身又是西周開國三公之一太公望的封國,甚至是一度在春秋時期樹立起尊王攘夷大旗,挽救了周文化的霸主,雖然在戰國時期,田齊取代姜齊,但齊國仍是那個深潤周文化的齊國。

楚國,數百年來自稱蠻夷,而且「不服周」,但根子上說,也是西周開國封立的諸侯,骨子裡仍是西周封建政治秩序的擁躉。只不過楚王家族傳統野心大,長期以來是要問鼎於周,與周天子平起平坐。他們不服周,卻一直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周」。所以到了戰國時期,竟然發展出了景、屈、昭、項、懷、唐等,內部超級封建大族,楚國已經儼然「小西周」。

春秋才以諸國名分立國,並仍舊是依靠武力從西戎地盤殺回到華夏腹地關中的秦,其內部的封建政治意識相對淡泊,封建貴族結構並不龐大,對周制度與周文化的路徑依賴最小。是所謂的船小好調頭,「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在戰國諸國的變法競賽中,七雄之一的秦國,最終將變革進行的最徹底,最強效。正是由於秦沒有其他老牌封建邦國那種對周文化的路徑依賴和對傳統意識的固執

二、詳談貫穿秦朝始終的路線之爭

到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開啟兼并大業,最終創立帝國制度,並大體由後世沿用,並無太多爭議。但秦始皇創立帝國制度,與開啟十年兼并戰爭,卻有一個微妙的時間差,值得注意和深思。

從秦始皇29歲滅韓開始,直到38歲滅齊,全部完成統一,秦王政才上皇帝稱號,號「始皇帝」。改正朔,易服色,以水為德。除謚法。分天下36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器,聚集咸陽,銷鑄12金人及鍾了。統一度量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徙天下富豪12萬戶於咸陽。

也就是在這些後統一基調政策確立後,貫穿秦朝15年,堪稱秦朝崩塌導火索之一的重大路線之爭,也隨即出現了。

丞相綰(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通過上邊這個時間差,我們可知:秦始皇從發動統一開始,直到統一的十年間,都沒有將統一後的新制度方案議題提到檯面上。整整十年時間,秦始皇按捺並引導著一個愈發急迫的國體確立方向:先不爭論,事後再說。這其中固然有對新領土的消化,卻也從側面說明了,秦始皇心中或有一定的隱憂,作為一個開創時代的政治家,他敏感的意識到,這是一個絕對不容小覷的政治命題,甚或是,政治炸彈。這個巨大路線分歧就是:要分封還是要集權

王綰作為秦朝統一天下,這個重要時間節點上丞相,歷史上給予記述只有了了數語,本身就很不正常。不過聯繫到秦始皇不喜歡誰就讓誰在歷史中消失的做派(比如他的後宮妻妾們),即使重要如統一節點下的丞相王綰,最後只剩寥寥幾句也很正常。這大概也從側面說明了,《史記》上寥寥幾筆的朝堂爭論,其實蘊含著長期的,顯著的政治鬥爭。其實想想也正常,該如何為第一次一統的天下確立國體,這種政治命題如果不引發政治大博弈局面,反而不正常了。處於歷史第一次文獻大劫難後的秦朝歷史,是本不該如此簡練的高度歸納和總結。

後來的名相,秦帝國制度總設計師,李斯,就在這第一次路線之爭中,站在秦始皇一邊,贏得了最終的路線勝利,藉此跨上了位極人臣,改寫歷史的這最後一步。這不是討好秦始皇,而是因為,在面對分封制「群臣皆以為便」的朝堂上,李斯是唯一與秦始皇,有著同樣令世人匪夷所思之孤獨理想的,同道之人。

始皇與李斯攜手於朝堂,面對全天下的質疑,一往無前。秦帝國制度確立了,可路線之爭停止了嗎?沒有。

在《秦始皇本紀》里,秦始皇像一件不折不扣的歷史工具。以秦朝建立為起點,他的所有功績,都是為了帝國制度和集權政治,他的所有罪過,也是為了帝國制度和集權政治。我們不知道他有過怎樣的憂傷,不知道他愛著什麼樣的女人,不知道他有什麼愛好和娛樂,我們看到的,是他懷著的亘古未有之功業心,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執念。我不覺得同吃五穀雜糧,同有傷痛疾病,卻精明如此的秦始皇,會真的相信有飛升成仙,長生不老。和後來同樣痴迷於道家丹藥的皇帝一樣,秦始皇廣招術士煉丹,也無非是為人人都無法逾越的生死命數,死馬當活馬醫罷了,是想為自己創立的新國家,多掌一會兒舵吧。這樣他心裡能安穩些。

秦始皇心裡不安嗎?是的。一個安心的皇帝,不會每天強行批閱150斤的奏牘才讓自己睡覺。一個安心的皇帝,不會放著安全舒適的宮殿不住,常年奔波在千里之行的路上,而且依舊要批閱那些奏牘。那還是昔日敵國的土地,有人不止一次在路上刺殺過他。他最終也累死在路上。

本應主人且自主的秦始皇,為帝國活成了無法停歇的強迫症患者。掌控天下的他,到底在怕什麼?

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

這是秦始皇40歲,「與魯諸儒生議」而封禪泰山的記錄。從這裡可以看出,秦始皇稱帝之初,是極力拉攏儒生的。即使儒生以禮法不一刁難,即使儒生譏笑始皇遇風雨,並未見始皇有報復之舉。以封禪泰山第一人的角度來看,憑西方定天下,而要依齊魯之禮來泰山封禪,本身就是招撫齊魯人心的舉措。

秦國的博士,至少有70多人。皇帝稱號確立、改制等大的國策方針制定,都有博士參與廷議。儒學作為先秦顯學最大的一派,據秦史專家考證,如李克及其學生伏勝、淳于越、鮑白令之、桂貞、茅焦、叔孫通等17個有名可考秦朝博士,全都是儒生。而且叔孫通是已經歷秦始皇焚書坑儒後,秦二世時期的博士。可見秦始皇稱帝之初,並非對儒家刻意打壓,而是有意拉攏。

按說儒家強調秩序和忠君,只需隨時代在學術上進一步改良,應該能與秦朝廷有起碼的和諧共處。為什麼到秦始皇生命的最後五年,對儒家及百家的態度急轉為焚書坑儒,獨尊法家,以吏為師呢?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還是路線之爭,還是分封與集權的路線之爭,儒生博士淳于越的這一次發難,距離王綰與李斯之爭已經過去了9年。帝國的中央郡縣制度,已經確立了9年。46歲的秦始皇再也沒有耐性了,他不想在招撫,不想再解釋。他或許覺得,時間與結果都無法說服天下輿論。走出中年,身體每況愈下的他,不想,也不敢再等待那些遲遲不來的認可了。他要為政治理想,和自己最大的事業果實,做一次他認為最保險的安排。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葯。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葯,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秦始皇焚書坑儒,其實坑的不是儒,也不是術士,而是以侯生、盧生等人為代表的傳播詆毀秦始皇寡獨言論的反體制勢力。他們攻訐的是始皇的自古莫及己(集權革命的原因,即統一)、秦法(集權革命的制度基石,即法令出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集權革命的首要特徵,即中央決策)。這三樣是什麼?是帝國集權制度的基礎,及其合法性來源。由此可見秦始皇到底惱怒的是什麼。

扶蘇又做了什麼?求情,而且求情點在於,「諸生皆誦法孔子」。秦始皇這一次又惱怒的什麼?是他一直當做接班人培養的扶蘇,因為恐懼關東人心,欲向帝國制度反對派妥協。他恐懼的是,他死後,他的政治理想與果實,帝國制度,會隨著他的死而流產!值得注意的是扶蘇那句「遠方黔首未集」,說明此時的意識形態分歧,仍是廣泛存存在於關東庶民階層的。

學界為秦始皇到底是坑儒還是坑術士有過爭論。其實這些人或者既有儒生又有術士,或都是術士,卻都「誦法孔子」。術士為什麼也尊孔?因為儒家是分封路線的學術源頭和學界大本營,這些人只是為儒家充當輿論攻訐的馬前卒,無論是否是儒生,言論卻無疑鮮明提倡儒家的分封立場。可見,儒家的分封路線,並不限於儒家學派或學術圈內部,而是社會性廣泛性的。事實也證明,秦始皇坑儒是針對輿論和思想界的殺雞儆猴,並不從人身上針對儒家,二世時仍有儒家成為博士。

秦始皇最後的5年時間,是秦始皇政治方向失衡失寸的5年。集中在這五年里,50萬人徙戍五嶺,70萬人徙建阿房宮、驪山陵;修直道,築長城;下焚書令,禁言令,坑殺反對派,以吏為師,獨尊法家...如果加上扶蘇,就還有準太子被罷黜外放。為什麼這5年秦始皇會有巨大的心態和政策變化?感到身體的衰退應當是一個原因,分封制與集權制路線鬥爭不僅沒有因為時間而淡化,竟越發激烈,而且牽涉儲君站隊,也是一方面。如果在考慮之前幾年的一些事件,「使黔首自實田」,使蒙恬30萬軍擊匈奴,南征百越,蘭池遇刺,秦始皇應該是感受到了一種他沒有想到的政治阻力...

秦朝的史料匱乏,又多有貶詞偏見,所以很容易被草率定性。其實史書上寥寥幾筆描述,現實中可能是長期政治博弈和劇烈鬥爭的結果。可以看到的是,秦始皇在政治方向上一直是孤獨的。他嚮往、開創並明確了帝國集權制度,起初他也知道權衡招撫,但現實是,擁護分封的民意慣性太大,大到出乎他的意料,大到彷彿連時間都無法化解。最後的幾年,各地不斷傳來「始皇帝死而天下分」「祖龍死而地分」一類的天兆或流言,這些事空穴來風嗎?恐怕不是。那背後是什麼樣的勢力在操作?或許,秦始皇在推行「使黔首自實田」的時候,就感受到了。或許,他不斷的巡遊天下時,就早已在持續防範了。那股勢力就是——山東舊貴族。

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原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余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原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秦二世,也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一上台沒幾個月,殺光幾十個兄弟姐妹。這一點,今天秦始皇陵考古已經佐證,在始皇陵陪葬墓,發現有二十多具遺骸異樣,明顯死於非命的屍體,埋葬在一起。按年齡推算,大都十幾二十歲。從陪葬等級上看,十分尊榮顯貴。胡亥真的是因為忌憚兄弟們奪位才這麼做的嗎?有這一層原因。但是這樣一件暴絕整部中華史的宗室慘案,僅僅一兩人為之,竟然沒起太大波瀾,也有些奇怪。這背後沒有整個頂層官僚系統的助推嗎?或許是有的。

回到扶蘇與李斯的關係上。很多史學家說,李斯之所以在沙丘之謀中,幫胡亥篡改遺詔,就是因為扶蘇和蒙恬關係太好,扶蘇上位,則蒙恬必定為相。有時候我真的覺得某些專家是說不清楚了就開始隨便一說,能把話接上就行,不管邏輯接不接的上。扶蘇和李斯不好,也沒見胡亥和李斯好啊?不然,李斯怎麼還猶猶豫豫。扶蘇和蒙恬關係好,那胡亥也和趙高關係好啊,其他皇子也有自己好的臣子啊?李斯怎麼就能保證他們能力保自己呢?李斯與秦始皇是兒女親家,按理說應該扶持自己女婿的那幾位皇子。就算扶蘇繼位,即使失去相位,也不至於失去富貴和聲望。李斯與扶蘇在個人關係上又能差到哪裡呢?

以前,我讀到李斯這段優柔寡斷,和胡亥弒殺兄弟姐妹的這兩段歷史的時候,也是覺得很多道理連不上,李斯為什麼這麼沒城府,怎麼當的丞相?胡亥怎麼這麼頑劣殘酷,臣僚竟能容忍?直到重新審視了貫穿整個秦朝的分封、集權這一路線之爭後,方才明白了一些文獻永遠不會再給出明確答案,卻極有可能的內在邏輯...

扶蘇,是為山東儒生求情而被放黜。山東儒生的政治立場鮮明,一直是恪守禮樂周制,鼓吹分封。到最後,甚至因此大造對秦始皇的輿論攻擊,試圖以否定秦始皇個人來挖掉集權制度的合法性。李斯代表的法家,以及他個人的立場,都是與秦始皇本人高度一致的帝國制度立場。統一之初,王綰與李斯論戰,李斯勝而升任丞相。秦朝後期,儒家淳于越與李斯論戰,秦始皇全面確立以吏為師,焚書坑儒,李斯再勝。從秦帝國制度設計上來說,李斯是多項政治制度創新,經濟、文化制度統一的主持者和設計者,堪稱帝國集權制度的總設計師。這樣高位的人,豈能不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他圖的,恐怕不是自己的權位和富貴,而是和秦始皇一樣,一切是為帝國制度遺產能夠留存。他和胡亥的交易,恐怕是以保護政治路線為目的。如果「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這句是實情,包括現在一些推測胡亥被立太子的推測屬實,說明秦始皇出於維護政治路線的考慮,也曾真的有過廢扶蘇,立其他子嗣或胡亥的想法。扶蘇與李斯、秦始皇的矛盾,還有他強大的民意基礎,大底來自他的政治路線與秦始皇和李斯不同。李斯最終願意扶持胡亥,也可能胡亥此前就表明著的維護秦始皇既定路線方針的政治立場。

從後來的表現來看,其實也是有跡可循的。扶蘇是張楚政權所打得旗幟之一,說明他深得山東人士之心。他如果繼位,秦朝或許會打開分封的閘口,提前進入劉邦的郡國模式。而胡亥,雖然在政治智力和見識上,顯然是個有暴力傾向的糊塗蛋。但在路線上,走的是秦始皇不折不扣的法家高壓路線,對秦始皇的巡遊、工程一併繼承。但畫虎不成反類犬,東施效鼙,嚴重缺乏權變能力的胡亥,真是糟踐了秦朝的一次適度轉型之機,反而大跨步的將秦徹底推向深淵。

有這麼一個認識後,我們再重新審視胡亥弒殺兄弟為先帝殉葬的殘忍行徑,應該是得到了一派官僚的默認的。這就是當時以李斯為首的帝國高層官僚。他們為什麼允許這種荒唐行徑的發生?是因為輿論壓力仍然很大,路線之爭在擁有足夠權威的秦始皇死後更為激烈。始皇的死,也是鋪墊已久的反攻倒算,全面爆發之際。要知道,在王綰為代表的舊秦國官僚,以及山東各派士人,都堅定認同分封制的天然合法性。王綰與淳于越代表的先後兩次分封路線發難,是以分封始皇諸子為首要實際操作對象。這個時候,李斯代表的法家集權路線官僚系統,對二世這種絕無僅有的非法行徑不聞不問,也就可以理解了吧?只不過李斯沒想到,胡亥雖然沒有改變制度和路線,卻把基本的政治操守和法律底線,踐踏的支離破碎。而且,他竟然是個執政低能兒。權力交給此兒,秦亡才是必然。

(其實從人性角度看,胡亥實在是有性格缺陷。但能被秦始皇寵溺的幼子,他到底又能有多壞,多一無是處?我們經常嘆息秦朝的大好局面,被他和趙高兩個蠢貨所敗,但觀胡亥的寥寥幾筆言行,繼位之初似乎也有繼承衣缽奮發的短暫跡象。而後來,傾信趙高,不問朝政,這個年輕公子對官僚集團似乎表示巨大的抵觸和不滿,他的殘忍到底來源於何事何處?秦的史料太匱乏了,定性太明確了,但如果作為一個正常的宗室關係來看,秦始皇幾十個被殺子女中,難道沒有一個兄長是敦厚親人的性格,真心愛護過胡亥這個最小的弟弟嗎?胡亥真的一併把所有的兄姊都恨到沒心沒肺嗎?如果這樣看,胡亥不上朝,不願意聽軍情急報,反覆責備李斯,後來對李斯等官僚集團行殘忍之手段,這更像是在耍孩子脾氣,彷彿在對李斯說:「你不是很會治國嗎,你不是很了不起嗎,你不是很對嗎,怎麼做成這樣啦?」是不是有這種可能,是李斯和趙高,架著胡亥,以政治要害脅迫他殺光他所有的兄弟姐妹,包括他本來愛戴的幾個?即使胡亥很蠢,我們也不能脫離時境去理解他。比如面對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平民起義,他不願意相信,認為那是小股寇匪,甚至為此殺掉情報人員。一方面,他政治敏感度確實很低且暴虐,但另一方面,在胡亥之前的,有文字可溯的一千多年歷史里,確實沒有一個君王遇到過何謂平民組建的政權或軍隊,確有其歷史局限性。或許他也鬱悶,他這個皇帝,坐的怎麼就和父皇那種感覺完全不一樣呢?)

為什麼後來舊楚國地區爆發的叛亂和起義最集中?為什麼楚系勢力最終領導了滅秦時局?前邊說過,楚國本身就是封建格局更牢固的國家,到戰國時期,已經發展出了景、屈、昭、項、懷、唐等,內部超級封建大族,儼然「小西周」。事實上,秦國統一之戰,滅三晉燕齊,都不算艱難,唯有在滅楚時總碰釘子。這並非因為楚國王權強大,恰恰是貴族為了維護自家地盤利益而拚死掙扎。甚至到秦始皇統一十幾年後,仍然死而不僵,最終逆襲翻盤。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三戶恐怕也是景、屈、昭、項、懷、唐這些大族中的三戶。項氏不正應了歷史嗎?而項楚滅秦,不也代表著牢固的分封制度的迴光返照,將集權制度一度報復扼殺,最終也向天下暴露出其巨大的社會毀壞力和歷史退步意義,最終把人心又推向了皇帝稱號以及帝國制度嗎?面對秦漢人口與經濟的巨大衰敗,儒家也再無底氣為分封搖旗吶喊,不得不在漢武帝時期,由董仲舒完成對中華帝國1.0版的兼容性改良。

漢朝建立時,劉邦以秦國國境為中央轄區,將山東再次分封。這是一次平民屬性的王朝,不得不做出的一次歷史性妥協。但這種妥協,又堪稱進步性的。並非妥協都是失敗,適應時代速度的妥協,是為了更好的完成時代所賦予的轉折使命。漢朝批判性繼承了秦朝,包括制度,以及教訓。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貴為漢朝功侯爵位的樊噲,見到了曾經是王,此時是侯的韓信,竟然會下跪「高呼大王」,而且韓信也羞與為伍。由此可見,在秦漢之際,即使作為唯一主宰的皇帝,已經存在了十數年,人們對「王」,依然視之「主君」的分量極重。畢竟是延續了數千年的普遍意識。這也能側面說明了,秦漢之際的分封制度,其結果仍舊是分離國家主權。因為一旦確立了諸侯王,民眾的普遍意識如此

劉邦用稱帝後的餘生,換取了異姓王從法理上的消失,用宗法文化與中央大宗名義,緊扣郡國的向心力。即使如此,漢惠帝的意外早逝,也導致了呂后大封呂姓王,最終引發了第一次諸王之亂的險些發生。但這些年來,諸侯王的不停更迭改立,也讓「王」在山東百姓心中的權威感不斷消萎。是「王」與「皇帝」兩個稱號在歷史性地位上的進一步此消彼長。漢文帝通過功臣政變意外得位,巧妙分化山東郡國,努力提升帝國轄區經濟實力,給了漢景帝一戰而重挫山東諸侯國半個世紀之積累的決勝局的底氣。漢文帝是那麼重要,他把所有露著狠勁兒的意識形態目光,重新拉回到對人本和農本的思想基石的關註上,並身體力行為後世塑造了一個理想皇帝的範本,下一個能在賢明無暇的帝王範本上一舉超越他的,其實是千年後的唐太宗了。從荒敝的代國回到長安的漢文帝,就連他那所謂男寵鄧通,也是在他經濟改革大方略之下,為他撐著帝國金融事務。一生在妥協中進取的他,是漢朝國家性格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但其歷史形象卻始終像他對自己的要求:簡樸,無華...華麗的,是他的孫子漢武帝。漢武帝進一步實行推恩令,終將分封制度,以及後戰國時代,士人對它抱有的最後幻想,徹底驅逐出歷史的舞台。

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終於浴火重生,飛龍在天。可是這時,秦始皇與李斯都早已死去,他們的政權與國家,也早已風消雲散。甚至,他們的這一政治理想,他們維護這一理想的行徑,也被不同程度的曲解了...他是暴虐獨裁的始皇,他是貪戀權位的李斯...但這些也都不重要,因為,再也沒有人會曲解,他們曾經,孤獨守護著得,帝國制度...

三、深談秦漢之所以變的時代原因

從滅韓開始,秦始皇採取的輿論措施,大抵上是秦國一貫的輿論宣傳指導思想——能直接做就不去談。這個手法來自商鞅。

商鞅變法之初,還向對變法持異議者進行解釋。後來有感於思想不能迅速統一的變法成本之大,商鞅索性封閉言路。此舉廣為後世所詬病,認為是不尊重人權與言論自由權的典型法西斯主義表徵。但是如果深入去看最終變法成功的商鞅式言論不自由,和從未成功過的法西斯式言論不自由,其實有著非常大的本質區別。商鞅的文宣手法是,不讓說,不僅不讓你說變法不好,而且不准你說變法好。膽敢讚美一句變法,與毀謗變法同罪論處。這與洗腦式的法西斯禁止異見,煽動全民狂熱,可是相去十萬八千里。不得不說,法家深研人性之陰暗面,到了已臻化境的地步。其實從知乎評論區也能經常感受到,很多毀謗貼標籤扣帽子,其實不是認知問題,而是面子問題。一個事物,有人說它好,就有人非以針對心理吹毛求疵得說它不好。因為好多自己曾經篤定的事物被否定,是會碰觸到人的自尊心的。這類逆向思維、嘩眾取寵者比比皆是,輿論評價風向,逼格所指,就通常默化往複,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甚至各行各科的學術界,又哪裡有過真正的統一思想。曾經被奉為圭臬的所謂大師,多少年後,也讓人挑得錯漏百出。人們本以為互聯網時代,信息獲取迅速,真理會越辯越明,豈知真理越辯越細分,越辯越是紛紛擾擾,莫衷一是。原因在哪?在立場。不是所有的立場,都是認知立場,真相立場,也有程度立場,眼界立場,利益立場,面子立場,也有純粹耍潑撒氣,自以為是的素質立場。很多爭論演變到最後,是為爭而爭。商鞅正是掐准了這一輿論心理的源頭,讓一切聲囂歸於沉寂,遺忘了,便沒有爭論了。這比煽動大多數人說它好,日後委屈的人又來清算說不好,要更好。當然,前提是,現實效果得好,老百姓日子越過越順心,才能做到懶得爭論,真正的遺忘。民不妄論,官不黨爭,高效的集權決策,這大概是荀子訪問秦國時,見秦民如古民,秦吏如古吏的原因吧,也應該是是秦國在制定國內輿論政策時的一貫思路和手法。這也只有秦國這種中間貴族階層薄弱的,偏二元化的扁平社會結構、制度結構才能行之有效。複雜的階級層級下,是很難做到的。秦統一後,面對關東殘留的複雜中間貴族層級,這一套就失靈了,最終讓秦始皇感到惱怒。體現在微觀層面,就是國家已經講明了政治正確,但鄉里博學多才的貴族老爺們,卻告訴絕大多數不識字的鄉親父老,國家其實是在瞎折騰。人心怎能統一?分封的意識形態之所以仍舊坐大,就是因為,秦朝時期,關東的中間貴族,並未真的被抽空。秦國穩定政策的失敗,就和秦朝廷這種傳統的堵截式輿論應對思路有關,這也是秦朝的路徑依賴之一

秦始皇強制性的焚書坑儒,獨留法家,其實就是秦國這種輿論思維的延續和體現。秦朝的建立,相當於將商鞅施行二十年,方才在本來就輕裝上陣的老秦國完成的變革,還有之後近百年,逐漸推廣在半壁華夏(秦國蠶食的土地)的變革,猛然在秦朝建立的十餘年間,強力施加另外半壁華夏,而且這半壁,是全國人口之重心,是擁護周制、周文化的普遍意識最牢固的地區。其變革的震蕩、阻力和反彈力度之強,可以想像。秦朝對集權制度的剛性建立和推廣,雖然政治制度超前於時代,但輿論手段是跟不上時代步伐的。他們仍以舊秦國二元扁平社會結構的宣導思維,去應對六國地區複雜的層級結構,並不匹配奏效。

作為漸進式完成集權建設的漢朝,以漢武帝為開創性分水嶺,在應對輿論上就相對懷柔的多了。當然,漢武帝並非不想像秦始皇那樣簡單粗暴一點,而是他吸取了秦亡之教訓,在控制輿論上更討巧一些。與秦始皇不同,面對關東地區相對複雜的階級結構,在本來真空缺位的新興中間階級逐漸成型時期,漢武帝是獨尊儒術為官學,而不是封禁百家,其實是以仕途利益為交換籌碼,塑造一條意識形態和學術鄙視鏈,以此為引導方式,潛移默化的招安了士人階層。中央讓士人做官,封國可沒這規矩啊?士人們,你們覺得全天下都是中央的好,還是中央只要一小塊好呢?與秦朝的輿論應對失敗相比,這是蛇打七寸,堵不如疏的智慧。當然,漢朝可以這麼做,因為平民屬性的王朝是此時的輕裝上陣,他們塑造的是一個誰也沒見過的意識形態。開放渠道,也是相互妥協的漢家朝代性格。而秦族那樣由原生社會誕生並延續幾千年的貴族,其貴族精神決定了,他們不會真正懂得並接受妥協的政治藝術。

以上所說的輿論應對思路,只是秦國政治太過剛強,缺乏彈性的一個方面。推行集權的力度太大,時間太緊迫,是秦亡的一個重要因素。戰國那一代人尚在,想讓新制度一世而穩,還不做出一定妥協變通,確實很難。

事實上,秦朝時期的山東舊貴族實力,可能遠比漢初要強大。 西漢初期雖然郡國並行,但中央對地方基層和山東舊貴族的控制能力似乎比秦更強。比如楚國景、屈、昭、懷的家族實力,和領導反秦的項氏是同一級別。齊國宗室的田氏,在秦末楚漢也是最出風頭的復辟勢力。史料表明,郡守縣令都不同程度的要與這些豪族進行合作。比如和陳勝、吳廣失期而反極為相似的劉邦落草芒碭山,並未見秦朝廷全力剿殺,反而是呂公一家大搖大擺的在縣裡為劉邦造勢傳謠。縣令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見秦朝的垂直權力體制,到縣一級,面對豪族,面對基層,仍是頗顯無力的。秦始皇也只是遷徙以王族為首的12萬戶到咸陽。而到了漢朝建立後,劉邦只一紙詔令,楚國的景、屈、昭、懷,齊國的宗室田氏等十餘萬人,就被舉族遷徙到關中。後幾任皇帝也一直在做以填充帝陵陵邑來強制遷徙關東舊貴、新豪強這件事。這個時期的山東中間階層,顯然和秦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呂后對諸侯王的不斷擅殺改立,文帝對諸侯國不斷由大化小的分化瓦解,也表明了維護封建的中間貴族之政治阻力不斷減弱。結合向後的東漢建國來看,山東豪強全面掌握政權,光武帝僅推行度田令,僅觸碰豪強所隱匿的基層土地人口,在地方上就已經阻力重重,也遠非西漢初期能夠對豪族舉族遷徙的集權控制程度。這些都從側面說明了秦末楚漢戰爭,是把地方舊貴族實力一度耗盡,一度出現中間階層力量真空的重要變局所在。

秦朝的統一,是因為曾經的秦國,既有諸侯大國之位力,又以後發之輕,免於對經曆數百年結構衰竭的周制度和周文化的路徑依賴,得以革命立新,進而盡取天下。足夠的基盤,恰到好處的空白,這是當時最上乘的歷史資質,為歷史所選。初次統一,只可能由邦國兼并完成,這是歷史的道路。

秦朝的速亡,是因為秦國兼有邦國的國家習氣。王族舊貴,其自身資稟決定,他們雖也能制定出編戶齊民的制度,卻不可能自發產生保民思想,骨子是驅民使民。這是秦國能夠成為優秀的集權邦國之因,也是秦朝無法成為優秀的集權帝國之由。這是秦朝對秦邦國的路徑依賴,使它們無法完成最後一層內核的蛻變。這是沉重的歷史包袱,所歷史所放棄。持續的統一,需要另一個非貴族屬性的內核。

漢朝的統一,是因為劉邦的平民屬性。唯有他能約法三章,退軍霸上,府庫皆存,善待子嬰,還糧父老。他沒有貴族的榮譽,及貴族背後的立場責任,家仇國恨,便是沒有對貴族時代的包袱,也是一種最合時宜的空白。其實歷史有時候很巧合,漢高祖只比秦始皇小三歲而已,秦始皇死前,劉邦一直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平民。秦始皇一死,劉邦變坐火箭一樣,只用8年就躥升為皇帝。有時候看秦漢史會有種錯覺,會把幾年的時間,看出數十年的觀感,變化真是密集啊。從今年算起,8年前北京奧運都開完很久了。秦始皇與漢高祖,像是上天一直放在歷史棋盤上的手,迅速起手換取了一顆棋子而已,是無縫銜接的。

「嗟呼,大丈夫當如是!」一念之間,轉身之際,他們是否真曾四目相對?一剎那,歷史的風雲,彷彿就都褪了顏色...

劉邦也有他的路徑依賴,比如出身農家平民,項楚系,楚漢戰爭是秦末新興諸侯與戰國舊貴族之間的決賽角逐。他無法像出身貴族的秦始皇一樣拒絕分封。但他的一次次不重顏面的妥協,一次次不要臉面的進取,反而給了漢朝朝代性格灌輸了一種難能可貴的歷史彈性。這種足夠堅定的集權方向,恰到好處的節奏餘地,又何嘗不是那時最好的歷史稟賦。他願意分權給功臣集團,甚至願意把身後的天下交給自己的女人。這個女人也很能幹,在漢朝的二世及二世猝死時,成功穩定住了漢的中央。秦始皇不就缺少這麼一個能在身後為存果保駕護航的戰友嗎?但出身於貴族,又怎會做到如此妥協?

秦滅六國,是邦國社會自身的優勝劣汰,物理兼并之使命。秦國雖然拔去了中間貴族,卻不可能拔去王室,這一頂層貴族。既要兼容眾多地域文化,又要兼顧齊民政策的大一統帝國,就依然不能讓體制金字塔上存在真正的貴族,哪怕只有君主一家。這一層內核迭代,秦沒能成功轉型跨越。

真正的貴族是什麼,是從上古原生社會族群演續而來的天倫天賦之主人。貴族,視民為家奴,理所當然,現實也這樣。後世的皇族呢?視民如子,起碼是理應如此。硬體統一,是王國貴族出身的秦朝,只能走到的最後一步了。以族立國的舊王族,來自於古老原生社會的貴族部族,無法改變驅使民力的治理邏輯。這一邏輯在秦始皇面對盧生等人輿論攻擊時辯解的話里可以看出,他言辭中是法令出一,興天下太平,人人自安的執政邏輯,而非後世帝王普遍推崇的愛民如子之保民思想。王族對庶族的不妥協性是天生的。可是初次面對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秦帝國皇族,還能是王族那個邏輯嗎?中間貴族,既是頂層貴族對基層的分享競爭者,也是在基層與頂層貴族之間的支撐力量。當中間貴族被抽去,編戶齊民後的帝國社會結構,僅依靠職業官僚,那些百姓還能那樣高強度動員和驅使嗎?從劉邦家鄉沛縣縣令與呂公家族的合作,及楚國項氏一族,在秦朝即使已經失去貴族合法地位,仍舊是郡守籠絡對象來看,秦朝對關東地區基層人口與土地的控制,並非想像中那麼牢固。在黔首自實田政策實施幾年後,秦始皇突然大起三大工程,大幅度加重對閭左基層人口的徭役,同時發動南北兩線戰爭,他當是感受到了那股阻力,來自舊貴族對基層仍實際控制的阻力。他是在和關東舊貴族搶人,在消耗那些他死後沒能阻止得了的反對勢力啊。現實是,在30萬戍北軍,50萬南征軍無法回援,已近強枝弱乾的秦廷面對秦末叛軍第一次逼近咸陽時,恰是臨時組成的驪山20萬刑徒軍,成了一時挽救秦朝,直至巨鹿決戰的中堅力量。可廟堂之疾瘤,仍是吞噬了這最後一絲希望。

內核的蛻變,秦朝沒能完成。或者說,不打破山東舊有的階級秩序和結構,不再大規模流一次血,時人對封建與集權就仍流於意識形態爭論,就仍當局者迷無法看清。沒有經歷事實結果的殘酷比對,真正全民統一思想,僅依靠自上而下的剛性權力控懾壓制意識形態反抗,蛻變又怎能完成?

歷史借秦邦國鋒利的刀刃,消滅了其他的邦國。而秦的速亡,是它沒能跨越的,砍向邦國社會與秦自己的最後一刀。秦的速亡,終究是,屬於大封建時代的,屬於戰國七雄的,屬於最後一支王族的,最後一曲輓歌...


這樣過於宏大的主題,在知乎上只能是長話短說了,秦帝國15年就徹底崩盤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出在一套不符合當時生產力和技術條件的制度之上,我說的就是郡縣制。中華文明史上,就帝王統治術這一塊來說,始終都存在過大量的政治童話,而以賈誼《過秦論》為代表,將秦帝國的崩潰歸結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歸結於大秦帝國實行暴政從而導致天下民變的,成為一種非常主流的觀點,並且歷經2000年的流傳而經久不衰,實質上也是中國文人所塑造出的政治童話之一,其本質無外乎宣揚儒家所崇尚的「明君賢臣」治國理念


但是我們在正視歷史的時候,首先要做的其實就是把童話的成分從歷史中撇除出去,歷史上被冠以濫用民力之名的帝王和王朝,何止秦始皇和秦帝國一家,然而秦帝國卻成為背鍋背得最慘,最徹底的一家——因為後世的文人需要樹立典型,尤其是在構建政治童話的時候,需要樹立正面和反面雙方面的典型,所以秦帝國就不幸成為背鍋俠了。事實上,秦帝國的統治,在中華文明史上,並不比大多數王朝來得更加殘暴


在審視秦帝國二世而亡本質原因的時候,我們還是用地圖來說話,在閱讀歷史的同時,必須去閱讀地圖,因為沒有對地圖的清晰概念,就沒法對很多歷史事件做出合理的理解,所謂史地不分家者,不外如是。我也會用地圖來說明一件事,郡縣制直接導致了秦帝國的崩潰


這是秦帝國極盛時期的疆域圖

或者我們再換一張地圖,來粗略地看看,大秦的疆域圖

答主之所以要把地圖擺出來,只是為了說明一件事,秦帝國根本就不具備有效執行郡縣制體系的條件


自公元前292年,秦國在伊闕之戰中大敗韓魏聯軍之後,已經基本奠定了統一中華文明核心板塊的戰略基礎,隨後用了71年時間,歷經昭襄王至秦王政四朝,終於完成了「攘至尊而掃六合」的偉業,在歷史上第一次完成了黃,淮,江三大流域名義上的統一(這也就是古代中華文明核心區域的全部)——注意,更早之前,西周王朝建立之後封侯裂土,也僅僅是一個歷史的童話罷了,周天子更有可能僅僅是黃河流域的城邦們推舉出的共主而已,此處不表


但是請在座各位注意一件事,秦帝國是一個公元前3世紀的帝國(而不是一個公元3世紀,或者公元13世紀的帝國),而一個公元前3世紀的帝國,在極盛時期擁有300萬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各位不妨想想,這意味著什麼?尤其是,這樣一個地域如此廣袤的公元前帝國,權力中樞對於地方的控制力究竟可以達到怎樣的地步?要知道,那個時代的生產力,通信技術,交通工具,是什麼水平。。。

郡縣制本身,對於公元前3世紀一個300萬平方公里的帝國來說,就有著本質上無法調和的悖論(即便排除長江以南地廣人稀,只有名義上從屬的土地,一個公元前3世紀的帝國,控制200萬平方公里甚至更少一些的領土,都已經遠遠超出了極限)


第一,郡縣制本身,是秉承著法家精神的一套政治制度,意在加強帝王的權威,以及將權力集中到中央政府以及帝王的手上,同時削弱地方執政者的權力基礎


第二,在公元前3世紀這樣一個年代裡,基於不發達的通信技術,交通技術以及生產力,以君主為核心的中央政府,所能夠穩定控制的區域是非常有限的

這個極限的具體標準很難定義,但是我大概可以這麼說,秦帝國如果僅僅是一個關中帝國,那麼穩定的中央政府,確實能夠在關中這塊地盤上實行有效的集權統治;甚至說,秦帝國在司馬錯吞下巴蜀地區之後,一個關中+巴蜀的區域性帝國,要做到有效的集權統治,被證明也是可行的

但是,關中,巴蜀之外,再加上隴右,河套,河東,河北,中原,山東,淮北,淮南,江漢,江左呢?在公元前3世紀,靠著中央集權來統治那麼多區域,現實與否,各位可以做出最基本的判斷

我沒法用理性的計算方式告訴各位,秦帝國能夠穩定統治的極限區域有多大,也許可以比關中+巴蜀大一些,但是我可以用理性的判斷告訴各位,一個公元前3世紀的中央集權帝國,能夠穩定統治的面積,一定遠小於關中,隴右,河套,河東,河北,中原,山東,淮北,淮南,江漢,江左這個古代中華文明核心區域之總和


在答主曾經寫過的另一個答案里,提到過一些相關的內容,只是想證明一件事,在古典時代,穩定的中央集權政體,要穩定統治一塊廣袤的地域,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的,唯一能夠維繫廣袤領土的方式,就是將權力大幅度下放給地方執政官,實行委任統治

從波斯阿契美尼王朝開始,到亞歷山大,到中國的秦始皇漢武帝,再到羅馬帝國的歷代帝王,他們用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域和地緣環境下在嘗試做同一件事——穩定的集權政府如何有效統治廣袤地域。最後的結果證明,在那個時代這根本不切實際,所以亞歷山大一死,馬其頓帝國立刻四分五裂(甚至亞歷山大繼承者之一的塞琉古帝國,也無法維繫住帕米爾高原到小亞細亞的廣袤土地),秦始皇的郡縣製成為秦帝國二世而亡的直接因素,歷代的帝王最後發現,那個時代除了用各種方式的委任統治,將權力大幅度下放到下一層的行政官員之外,沒有任何維繫大疆域穩定統治的方式。

秦國從公元前231年滅韓,到221年滅齊,用了僅僅10年時間就吃成了一個古典時代的超級胖子,然而同時也造成了非常大的隱患

1.秦帝國滅山東六國,同時也是徹底打碎了原來盤踞山東諸國領土上的固有統治階層,即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的王族和貴族

2.在大規模掃除六國固有統治秩序之後,秦帝國在短時間之內,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在這些固有勢力盤根錯節的六國故土上,排除這些昔日的統治階層,有效地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統治秩序

一個大帝國,在地方上沒法穩定建立新的統治秩序,請問這意味著什麼?與此同時,郡縣制本質上讓中央政府對地方(尤其是相對偏遠的地方)控制力非常衰弱,這樣一進一出,是什麼後果,相信我不必再說下去了,大家都可以理解


作為一個雄才偉略的君主,秦始皇並不是沒有意識到秦帝國所面臨的內憂外患,也應該意識到了郡縣制在那個年代對地方的控制力薄弱到什麼地步,這也就是秦朝在成立之後就進行各種大工程的重要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工程,並不是後世最熟悉的長城,而是在全國範圍內修路。修路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使得帝國內部之間的信息交流和交通變得更為通暢,這是中央政府穩定地方,在技術層面上最關鍵的因素之一,但說實話,以公元前3世紀的技術水平,就算做到盡善盡美了,中央政府還是駕馭不起那麼廣袤的領土


所以漢高祖劉邦在贏得楚漢戰爭之後,為什麼仍舊恢復了分封制,大量對異姓人封王?

1.以韓信為代表的軍頭,軍功卓著且勢力太大,一時之間沒法完全翦除

2.如果不採取分封制,因為地方完全失控而導致從頂峰跌下來跌到宗廟盡毀的大秦帝國,就是最好的榜樣

然後,劉邦在逐漸翦除了以韓信為代表的軍功集團,照理說已經穩定了天下格局之後,仍舊要實行分封制,大量地對宗室封王,也是同樣的原因。這就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1.不將中央權力(甚至包括軍權和財政權)大幅度下放給地方執政者,地方必然呈現出完全失控的跡象。因為維繫中央集權的先天條件,在公元前3世紀和2世紀就先天不具備

2.將中央權力大幅下放之後,地方諸侯就必然坐大並且反噬中央,甚至出現全國性的動亂,因此漢王朝也在漢景帝時期爆發了七國之亂

漢景帝時期,平定七國之亂了,分封同姓王的策略改變了嗎?沒有!


一言以蔽之,秦漢帝國最大的原罪就是,在古典時代的標準下,你的地盤太大了,這麼大的地盤你駕馭不起!適用於一個關中帝國的制度,並不適用於一個廣袤的中華第一帝國


所以只能說,漢武帝真是罕見的政治奇才!推恩令的實施,讓中央政府在將權力大幅度下放給地方執政者(也就是那些劉氏親王和郡王)的同時,也能夠有效地防止地方不服從中央,從而興兵作亂的不歸企圖。儘管在此後直至中華第一帝國解體,這種弱中央,強地方的權力格局仍舊沒有發生改變,但是國家結構的穩定性,算是得到很好的保障了


微信公眾號:追憶的撒馬爾罕城(zhuiyi_samarqand)

http://weixin.qq.com/r/CjhXTxLEi0-0rVYs920Y (二維碼自動識別)


謝邀…這個題目太大,簡單講吧
最根本的原因我們來套用歷史書上的話,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
解釋就是,當時的經濟水平跟不上千古一帝的各種舉措。
再說白了,步子邁大了,扯到蛋了。

一直認為始皇帝跟楊廣是一類人。事情做得很多,也都不算錯,但事情做得太糙。
始皇帝築長城修馳道挖靈渠北伐匈奴南征百越,隋煬帝修東都開運河西滅吐谷渾東征高句麗。
前者大量的消耗民力,導致「天下苦秦久矣」
後者大量的消耗民力,導致「無向遼東浪死」

其實說到底,還是一個嶄新的統一中央集權制的帝國該怎麼統治管理,沒經驗。
想法很好,做法很急,眼睛太高,只能看到遠處未來,看不到腳下的實地。
摔倒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就秦始皇墳里已經被發現的那些手辦
就能看出來他們家財政肯定要出問題
最後你看這二世而亡的結果
所以 奉勸各位
煙可以抽 酒可以喝
手辦 顯卡這一類是絕對不能碰的
來自兩千多年前的教訓


我能回答嗎,雖然我不是大V。
如果看《大秦帝國》或者是別的吹噓秦朝的書籍來學習歷史,一定會感覺秦朝滅亡簡直沒天理,中國的人民就是如此的沒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定力。國家苛度你怎麼了,還不是為了集體好,一點都不知道為了國家和社會著想!簡直是一堆醬缸蛆!

這不是我的觀點,但是這的確是有些人到現在都在認定的真理。好像因為你不是那個被暴政壓迫的人就能肆意大放厥詞一樣!

秦朝的滅亡,暴政肯定是直接原因,也是重要原因,否則怎麼給我解釋「天下苦秦久矣」這句話說出來是那麼的鼓舞人心?如果誰還想說秦朝沒有暴政,我想你應該穿越回去,體驗一下當民工的滋味,看看什麼叫「失期法皆斬」!明白明白什麼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當然,這是直接原因,也是重要原因,還有更主要的,那就是用武力征服的天下,是剛性的集中,沒有柔性的粘合,人心不服。六國舊貴族勢力蠢蠢欲動,一個韓國舊貴族叫張良的,企圖謀害秦始皇;齊國貴族田儋殺掉了地方官擁兵自重;楚國舊貴族項羽呢?一樣的,他們沒有受到秦政府的壓迫,但是他們還是選擇了造反,我只能用一句話來解釋,這就是家國情懷。秦國勝利的太快了,十年時間滅掉了六個國家,沒有留人心歸順的時間就馬上緊鑼密鼓地投入新王朝的建設,秦始皇也自知不安,所以一味地巡遊,但是還是沒能壓住造反者的蠢蠢欲動。

秦末農民大起義,贏得是劉邦,他不是貴族出身,他只是混水摸魚的,但是他贏了,他贏了最好,因為六國勢力本來就誰也不服誰。

秦朝的滅亡不能沒有自身原因,皇帝制度剛剛確立,怎麼當皇帝沒人能夠打個樣。權力鬥爭導致秦朝迅速衰微,最後的能臣章邯也只能黯然收場。秦朝的滅亡是個大課題,但是相同的一點是沒有人為秦朝感到悲哀,不得不說秦朝真的是死得其所!直到今天的我們才哀嘆起這個死去的時代,真能說出幾個理由也是好的,可悲的是很多人都只是歷史的盲目創新者,跟風派。


說個別人都沒說過的觀點吧。

一個國家跟一個企業一樣,擴張時候的矛盾很多在外面,等到了一定規模或者停止擴張,轉為穩定經營,那麼,內部管理矛盾將會超過外部矛盾。所以,大集團為了遏制內部矛盾,有了各種詳實的規章制度。

秦國剛開始一直向外擴張打仗,誰搶了算誰的,等到沒有其他更多地方搶了,那麼,原有的利益既得者就要從內部其他地方搶了。

註:上述不向外擴張,只是相對的,不表示任何一點擴張都沒有。

打天下難,守天下更難。


最根本的原因,官僚取代了貴族成為了統治者,新舊勢力矛盾重重。秦朝又採取了錯誤的治國方法,及法家思想,過於激進。


給你列個單子自己看吧:
《史記 秦始皇本紀》,後面司馬遷引用了賈誼的雄文,自己也分析的有。
《六國論》——蘇洵
《六國論》——蘇轍
《戰國史》——楊寬
《秦漢史》——呂思勉
《國史大綱》——錢穆
《秦制研究》——張金光
《秦帝國的崩潰》——李開元
《大秦帝國》第七卷——孫皓暉
如果你覺得還不夠,還想再深入了解一些,可以再看看日本學者的秦漢專著,我沒看過,書單就不貿然列舉了。


沒殺光六國貴族


一個王朝的滅亡絕對不可能因為某個單一原因,更不可能因為什麼道德問題就導致滅亡的。
看了大家的答案,也許都是原因,我再提供一個角度:秦國過快的國土擴張,但管理制度沒有擴容,從而導致了暴政。
大家都說秦毀於暴政,其實暴政的來源是什麼呢?秦作為一個邊陲小國征討六國的時候,難道對國內的動員烈度會輕么?當然不會,戰爭時期,對國力的動員必然更烈,但那時候沒有暴政,而統一了全國,大規模的戰爭沒有了,卻出現了大範圍的暴政。這就是管理制度跟不上了,帝國肢端肥大症。
可以想像一個場景,一個團隊剛開始就三五個人,管理是一套辦法;如果團隊擴大到三五百人,你還用管理三五個人的方法,這個團隊能不散么?
其實包括後來那些朝代的擴張也一樣,隨著領土的擴大,管理就容易跟不上。陳勝吳廣為啥起義?管理他倆的戍邊制度原來在秦國很適用,但放大到統一以後的巨大領土,誰去戍邊都不可能按時到達,就得死,那還不起義么?
當然這僅僅一個角度供參考。


在整個戰國時期,個大國在本國耕耘長達幾百年,整個勢力基本上滲透到了民眾的心中,不是在秦始皇短短的十幾年統一之後就可以替代掉的,各國人並沒有深刻的認同秦國,加上地方豪強貴族,始皇帝並沒有有效的控制,郡縣制只是單一的行政控制,並沒有足夠的限制地方豪強。
第二點,戰國的戰爭雖然沒有春秋時期頻繁,但是戰爭規模更大,到始皇帝統一六國,常年的戰爭,已經使人口大量減少,加上當時農業生產的落後,在戰爭結束後,並沒有適當強度的休養生息,從長城到馳道,以及靈渠,遍布全國的大型工程,這裡邊還沒有算驪山墓,過重的徭役,使這個國家機器漸漸崩熄這些工程雖然都是很重要的,很有意義的工程,但是超過了當時的生產力,就變得不切實際,容易滋生反叛情緒。
最後一個我覺得是軍事力量的衰弱,三十萬長城兵團戍邊,五十萬軍團進入南越,使得陳勝吳廣的起義軍進入函谷關時,竟然需要徵用修建驪山墓的囚徒,從統一六國的百萬大軍,到陳勝吳廣時候,驪山囚徒,期間除去統一六國時期的傷亡,戰爭結束後,歸天士兵,在短短十幾年間,產生的新的兵員並並不能滿足一次新的大規模戰爭,即使在大規模叛亂爆發後,也沒有足夠的力量擊敗相繼爆發的戰亂。
同事,二世時期,趙高控制朝政,也算得上是歷史上最昏暗的時期了,朝政的無能,更加促進了這一結果的爆發。
一點自己不成熟的看法,第一次回答這麼深的問題


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簡單是說就是上層建築不適合社會基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本里講過(據說原版的《資本論》非常高深,我沒有拜讀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是我認為單說經濟基礎範圍小了,不夠全面,準確點說應該是社會基礎。經濟基礎是社會基礎的一部分,社會基礎還包括文化、傳統等社會人心方面的因素。

秦朝的上層建築就是它開創的「大一統」制度。然後我們回到那個時代去看一下當時的社會基礎。

在經濟基礎方面,已經基本達到了大一統的指標,生產力較西周時期已經有了質的飛越,鐵器的成熟,糧食產量的增加,以及交通工具的改進,使得中央政權有了統治更大疆域的能力。

再看社會人心這方面,中學課本里曾經講過一段關於秦晉戰爭的歷史。大意是,晉國大旱,向秦國借糧,秦國借糧幫晉國度過了難關,然後秦國又發生大旱,向晉國借糧,晉國非但不借,反而趁秦國虛弱去攻打秦國,結果不僅打了敗仗,國君也做了俘虜。但當時的國際形勢,晉國強大秦國相對弱小,秦國國君審時度勢最後把俘虜的晉國國君放了回去。故事的本意大概是說晉國貪婪愚蠢,而秦國講究仁義,並且韜光養晦。但是從故事裡又可以看出一些其他值得思考的東西,中國是典型的季風性氣候,糧食生產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像秦晉這種當時的大國都不能單獨抵禦自然災害,因此國家之間合併成更大的國家來共同興修水利和抵禦然災害,是相當一部分人心中都存在的樸素思想。再看更現實一點的,國家之間打打殺殺了幾百年,戰爭也許給某些人帶來了仇恨,但是也帶來了對和平的嚮往,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因此也就有了統一的思想基礎。

但是,社會人心這方面更多的卻是對大一統制度的反彈。因為分封制度是從上古時代就開始的,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在秦朝統一全國採用郡縣制以後戛然而止,整個社會的思想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轉變,被滅國的舊貴族都在暗地裡發力,發誓要東山再起恢復故國,社會的草根階層也提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希望能建功立業封王封侯,可見分封制度在當時的社會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秦朝大一統制度的「上層建築」出現了與「社會基礎」嚴重不適應的情況,如果秦朝自己不做出改變,就會很快被「社會基礎」吞噬掉,但是沒有人能預知未來,一個國家做出重大改革又談何容易,結果秦朝二世而亡了。接下來的漢朝明顯吸取了秦朝滅亡了教訓,採用大一統和分封制結合的辦法立國,首先穩固住了政權,然後又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逐步消滅了分封制,把中國社會徹底從分封制轉變成了大一統制度,延續了2000多年。

實際上單說經濟基礎這塊,秦朝和漢朝並沒有質的區別,生產力水平都達到了「大一統」的要求,但是社會人心的發展是落後於經濟發展的,秦朝的社會人心方面拖累了社會基礎的層級,漢朝也是經過幾代人的磨合,「大一統」的上層建築終於適應了社會基礎。

歷史總是有些驚人的相似,比如說隋朝,也是處於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它的民族政策、科舉制度、打壓門閥氏族集團的政策,無疑都很超前,在唐朝都用的很好,但是在隋朝這些政策壓垮了磨合的極限,所以隋朝也二世而亡了。

另外還有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大家都懂的,我也不多說了。


其實說了那麼多,我覺得還是始皇帝短命造成的。

有他活著,天下誰敢造反?然而他死的早,基業尚未理順,二世無論哪一個兒子都沒有絕對的能力能像嬴政一樣穩控全局。

如果始皇帝還能多活10-20年,至少基本盤穩定,熬死那批有反心的人,讓兒子們多鍛煉鍛煉,秦國可能國柞更久。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


主要沒學好《詩經》《道德經》。


領土膨脹,官僚擴張,難度卻是幾何級的提高。矛盾也是幾何級的積累。

想想陳勝吳廣起義核心就是兵役,劉邦的手下的來源也是逃兵役的民眾。

秦國就是靠軍功爵制起家的,秦國統一六國之前,就大比例的會誤期,或者說官方制定的報道時間與實際相差甚遠,沒有軍工都要殺頭,秦國崛起個毛?

從寶雞到臨潼,變成從南京到包頭。兵役暴露在晴朗天氣以外的天數增加,生病幾率增加,死亡可能性增加;氣候跨度增加。

而不知民間疾苦官老爺肯定按直線距離倍數增加報道寬限,然後說看我多仁慈,刁民們

說什麼六國遺留的貴族不是搞笑,他們在位時不是征不來足夠對抗秦國的兵?因為軍功完全由貴族老爺們分


用打天下的模式治理天下,最後迅速覆滅了。戰爭年代,國家統一是最高目標,在此基礎上秦用法家,能夠迅速強大,國內矛盾被連續的勝利帶來的氣勢遮掩。統一之後應該用儒家治理天下,繼續用法家就不對了。

秦始皇隋煬帝搞的工程和戰爭,粗粗算下來,動用了全國幾乎所有的人力。而這是在和平年代沒事找事,百姓怎能不反。


始皇給二世留下的基業里還有很多沒理順的地方,以二世的能力又壓不住。。。


秦始皇滅了六國,但沒有滅了六國的上層統治階級,這些諸侯後裔與秦政權的矛盾始終存在,直到劉邦政權最終勝利並剷除異姓王后,六國餘孽才算徹底消滅。新舊統治階層交替產生的天下大亂模式,在之後的歷史中還會屢次上演,例如東漢開國,隋末大亂等。只有打得神州昏天暗地,人口十不存一之後,新王朝才能長久立足,開啟下一輪循環。


史記,漢書,資治通鑒里有非常清晰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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