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普遍存在「代際創傷」嗎？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它是如何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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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代際創傷確實比其他文化要普遍一些。這與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有關係。歷史創傷導致了代際創傷。
前幾天聽了一個大牛講的段子，最近微信群的興起把當年他讀中學的時候的同學都聚在了一起，大家一起聊天。同學們都非常厭惡一個人，也是我們現在每一個孩子都厭惡的那個人，叫「別人家的孩子」，有一位成績非常好、常年前五名的同學就沒有這樣的困擾，因為每當他媽媽跟他說別人家的孩子一次，那麼下一次他都會下狠心超過那位別人家的孩子，他非常慶幸的是他們班常年第一的一位女同學，他從來沒有超越過的那位女同學，他媽媽不認識對方的家長。
然後大家開始疑惑，那麼這位總是第一名的女同學應該沒有「別人家孩子」的困擾了吧。那位女同學出來傾訴了她的困擾，她說的確沒有「別人家的孩子」了，但是她依然有創傷，她媽媽總是會說：你長得那麼丑，你不好好學習，將來沒有出路，所以你必須在成績上比別人強。後來直到她上了北大，身邊有不少男生追求，並且告訴她其實你很漂亮，她才敢正視自己的外貌。
代際創傷在中國文化下真的非常普遍。哪怕成績常年第一，父母依然存在情感上虐待和忽視。
- 我認為它產生於歷史創傷，通過家庭互動，在代際間傳遞。
我是90後，我的父輩們是60後。饑荒那幾年他們剛出生，文革那些年他們正值童年時期。這些歷史上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創傷記憶他們是有的。
我小時候，母親要打罵我是會讓我跪著的，雖然不用唱東方紅，至少是有一種權威感和被控制感在裡面。父母從小告訴我要節儉，特別是母親，她從一個小鄉鎮來，成長過程中吃過很多苦。小時候，她幾乎不給我零花錢，我想要一個幾毛錢的小玩具都很少從她那裡得到過。這麼多年，她用手紙擦鼻涕之後不會把紙丟掉，等鼻涕幹了翻一個面會再用一次，吃飯後擦嘴用過的紙她會拿來擦一下桌子。
父母都是高考恢復的那幾年讀上大學改變命運的，母親從小到大灌輸我的一句話是「萬物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哪怕我讀到本科、研究生了，每天問候我的話依然是「今天你讀書了嗎？」
以前，我對他們的這些行為感到反感，甚至其中一些給我帶來諸多的負面情緒和噩夢般的體驗。慢慢地當我從歷史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的時候，我會發現，他們這些行為是多麼正常和合理，就像我現在一刻都離不開手機電腦，天天泡在朋友圈、微信群里一樣。我6歲還在學前班的時候，家裡就有了電腦，當時還是DOS系統和顯像管的顯示屏，玩的是暴力摩托和仙劍奇俠傳。這些記憶都歷歷在目，深深的在我腦海里。我的童年就是一個放學了一群熊孩子找黑網吧躲著家長和教育部門打傳奇的時代。忤逆家長、藐視權威，不知道該信仰什麼，喊著理想萬歲的口號，干著「偷雞摸狗」的事情。所以，我現在離不開的手機、電腦、網路，從我的童年開始，就已經註定了。
而上一代人會將用過的手紙翻過來再用一次，會將自己的小孩吊起來打，罰他們跪牆角反思，用竹條打他們手心，會跟孩子一遍又一遍灌輸「唯有讀書高」，是因為他們的童年是飢餓和苦難，穿補丁的衣服，吃地瓜和窩頭，白天田地里辛苦幹活，晚上讀毛主席語錄和跳忠字舞，改革開放後最終通過讀書來到城裡，達到自己的人生巔峰。
而他們的童年經歷的創傷，與祖輩們同國家一同經歷的民族災難不無關係。
這個國家經歷了一百多年的創傷史，連同著這個國家的人民。那麼多生死存亡的經歷，讓人民內心充滿著創傷體驗。
中國這近一百多年的歷史是一個動蕩和巨大變革的歷史，跳躍了好幾個歷史階段，所以巨大的變化在一兩代人之間發生，產生的衝擊和代際間的差異是非常巨大的。上一代人還在戰壕里經歷生死，下一代就在安全和平的田野里辛苦勞動了，再下一代已經是坐在教室里讀書學習通過知識改變命運了。這種巨大差異很可能會導致人們的適應不良。父母的價值觀和教養方式很可能就落後於時代的步伐，落後的教養方式會讓下一代在家庭的情感互動與外界的現實情況之間產生矛盾。
我自己處於的這個時代，開始強調自由，強調人權和平等，我的價值觀里不僅僅有父母灌輸的尊重權威，還有時代賦予的批判精神。所以父母用權威的控制來傳遞他們對我的情感，我用時代的批判來傳遞對他們的情感的時候，這種互相的不適應就產生了。而當我還處於弱小的童年期時，父母的力量強於我，尊重權威的控制傾向就佔據了主導，我的不適感就會強烈。
而創傷也是一種適應問題。前幾天在一堂危機干預課程里進行小組討論，組員們討論起災難時個體真實的第一反應到底是怎樣的，真的是強烈的恐懼、害怕，然後逃跑嗎。有組員就反對，覺得並不是這樣。我們很多人都分享了自己在08年汶川地震時候的體驗，大多數人在第一時間的反應並不是覺察到這是地震，而是去聯繫自己生活里的現實，考慮這個震動可能是出自哪裡。像我當時在上課，我以為是后座的同學在抖腿，有一位組員當時在寢室，她的上鋪是一位癲癇病患者，她以為上鋪的癲癇病發作了在強烈的抖動。我認識到，我們遇到一個異常的情景時，其實第一反應都是給予一個和我們日常生活相聯繫的解釋。當這種解釋被推翻後，我們的第二反應才出現恐懼和逃跑，但真正如果是危險的時候，我們的反應就過於慢了。所以當一個巨大的變化出現，我們並不熟悉的時候，我們的反應是難以應對這個危機的，它是因為我們並不適應這個變化而出現。
在DSM-5中，創傷及應激相關障礙譜系中，將適應障礙列為其中一類。當個體面臨一個強烈的應激源的時候，他的感覺本質上是不適應，因為應激的刺激是和我們日常生活的平常狀態有巨大差異的，它會嚴重挑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核心信念，產生巨大的認知失調，從而產生情緒和行為的紊亂。所以任何的巨大變化和動蕩，都可能是一種創傷的應激源。例如失業導致個體社會角色的變化，也可能帶來應激產生適應障礙。
在時間歷程上往小了看，地震、火災、泥石流，這類短時期內爆發的一次巨大動蕩是一種強烈應激源。而把時間歷程拉長，從更宏觀的視角看，社會的巨大動蕩變遷，對整個民族也會是一種強烈的應激源。
所以說，中國的代際創傷，就從這近一百多年社會巨大變革產生的動蕩和歷史創傷而來。
而我也相信，隨著當下社會發展逐步的平穩，巨大變革的可能性日益降低，歷史創傷會漸漸抹平，代際創傷也會降低。
- 創傷會在代際間傳遞，主要發生在家庭內部。
眾所周知，童年是孩子發展和學習的重要時期，這不僅僅體現在社會性的發展上一個人從社會性上的空白到社會化的過程，更是體現在一個人的大腦發育過程。前額葉是人的高級功能的控制和執行機制，人的意志動機行為都通過這裡來控制執行，但幼兒和童年早期，個體的前額葉是發育不完全的，因此這個階段沒有一個合適的環境讓其正常發育，成年後個體的大腦是發育會有所缺陷。有相關研究表明，在監獄中反社會性人格的個體，大腦成像圖反映出他們的大腦前額葉的某些部分是明顯不如正常人群的發育完善的。因而他們難以控制自己的衝動，無法對人產生基本的共情和理解。而去探索這些人的童年期，無不發現，他們有嚴重和複雜的童年期創傷。他們帶著這樣的創傷，把攻擊指向他人，指向後輩，讓這種創傷傳播。
家庭內的傳播創傷的方式有5種：軀體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視和軀體忽視。
軀體虐待、性虐待是一個普世的社會問題，這並非中國特色，在任何文化下，物質濫用、精神障礙、教育水平低的家庭都會有更大的可能性出現這樣的問題。這不僅僅是家庭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它帶來的創傷是直接而深遠的。
但是情感虐待、情感忽視和軀體忽視卻是容易被忽視的傳播創傷的方式。特別是中國的文化下，唯有讀書高，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些老話，對我們有深刻影響，所以很多家長只關注孩子的學習和知識的增長，很少關注孩子的情緒能力的發展的，忽視孩子的情感需求，更別說軀體的需求了，中國這個內斂文化下，很少見過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擁抱和親吻。包括很多家長自身的情緒能力很差，不懂得，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與孩子共情，去培養他們的共情能力。只要當孩子知識能力落後，家長常常出現情感上的虐待，對孩子人格和價值上進行貶低。
童年期這種創傷很大程度上會在代際間傳遞，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叫做對攻擊者的認同。從認知行為的角度，叫做行為模式的習得。
小孩子是弱小的，當父母攻擊孩子的時候，孩子會感到十分害怕。有些父母的攻擊不僅僅體現在軀體上，更多體現在情感上，情感上的貶低和忽視比軀體的攻擊來得更可怕。「別人家的孩子」就是一種可怕的情感貶低。一個小孩子是不會理解父母言語中正向的期望，他們只會從表面的語句中理解出「我不好；我不值得被關愛；我是一個糟糕的人」，這種東西日積月累，就形成了他們的自我認同，創傷就形成了。
同時，他們會認為「別人家的孩子」是父母表達對自己不滿的一個常用辦法，除此之外他並不知曉有其他的什麼辦法，從而他們會習得這樣的行為模式，潛移默化中認同這樣的做法。當他們長大成人後，他們和人相處中，不知不覺就會運用「與他人比較中來貶低對方的方式來表達對對方的期望」。
今後面對他們寄期望最高的他們的孩子，這種方式會更加明顯的表達出來。這種表達並不基於孩子的現實——哪怕孩子考試第一名，而是基於父母的經驗（行為模式）——期望的表達方式是貶低。
綜上，代際創傷來源於歷史創傷。代際傳遞，是家庭內兒童行為模式習得和對父母認同的結果。
終於敲完了所有想在這個話題上說的話。另外幾位答主都給了很生動的例子，你們就拿這篇當作一個理論背景來套進他們的例子把。
這篇文章請就別轉載了，如果真轉，跟我說一下。也許以後會用到畢業論文或者論文寫作里， 所以版權版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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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進入正題：
最近正在學習歷史創傷Historical Trauma，以前在MSW社工碩士時候就有讀過相關文獻，但最近學社區研究方法有提到了。看到樓上曾老師也提到歷史創傷，這裡貢獻點關於歷史創傷產生的背景。以美國土著印第安人群體為例。
歷史創傷是創傷領域裡對跨代創傷的理論創新反應。最初出現的創傷，名字叫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創傷後應激障礙。這個創傷後應激障礙被廣泛應用到大屠殺倖存者中（包括近代歷史上發生的各種戰爭，紅色極端，比如柬埔寨紅色高棉），戰爭老兵，在美國主要用于越戰和伊拉克戰爭老兵等。二戰後初期，很多人管ptsd 叫 cocentration camp syndrome(集中營綜合症）。 後來由於研究者發現很多有集中營綜合症的病人，都會帶著孩子到精神科尋求各種幫助，甚至第三代孩子仍然在尋求精神科的治療。Daniel Schechter 等人於是開始研究暴力創傷是怎麼樣在兩代人之間傳下來的。當然這和咱們說的遺傳還是不同的概念。研究人員後來發現這個創傷後應激障礙不僅僅會影響到第二代，甚至在第三代仍然有所表現。所以後面才出現隔代創傷，和歷史創傷這些概念。歷史創傷是隔代創傷的一個例子。隔代創傷還有另一個表現形式： 集體創傷（collective trauma。 總之隔代創傷（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是從ptsd分出來大一個新的雨傘概念，下面遮著歷史和集體創傷。
Prof. Maria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不要笑，這是人家教授的名字）應用了大屠殺後跨代創傷和歷史創傷理論到美國印第安人的跨代創傷研究中去。她建立的理論模型從她多年在印第安社區的服務實踐中來，並應用到社區中，適用性很強。 Maria （2003） 對歷史創傷的定義：『cumulative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wounding, over the lifespan and across generations, emanating from massive group trauma experiences』 (p. 7)。
這裡插播一下Maria老師是一位社工，她自80年代開始便在印第安人社區服務並搜集研究資料。作為一個社工，我個人覺得這是最有良心，最接地氣的研究。你學的從社區來，回到社區去。理想的社會主義在我心裡就是這樣的模式。而不是大商家給你錢讓你研究，然後研究結果沒人看得懂,全部皇家級別的給富人用。看不上，嗯，政治觀點不同的同學，麻煩你憋一下。
歷史創傷的表現和歷史創傷不同，表現總結有下面幾個顯著特徵.
歷史創傷的表現(Historical Trauma Response ) 包括
1. 物質成癮：吸煙，吸毒，酒精（酒精成癮在美國印第安人群體有突出表現）。物質成癮是創傷後麻木情感的一種方式。這也是自我毀滅行為（self destruction behavior)的一種形式。
2. 除此之外，就是暴力轉移，從第一代接受暴力，到他們轉移暴力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一代一代無意識代轉移暴力。為什麼暴力都會轉移到孩子身上而不是其他人身上？這個問題可以單開一個畢業論文，簡單概括就是因為孩子有本能的保護父母的邏輯，即使家長再暴力，他們也會選擇留在家長身邊，用各種邏輯來告訴自己家長沒有別的辦法等。 這是進化下來的生存本能。人類的孩子是需要花最長時間成長的哺乳動物之一，沒有家長，在野外的生存環境下就只能面臨被捕獵的代價。
3. 慢性疾病轉移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疾病多發，並且跨代遺傳。
4. 孩子過度依賴父母
對大屠殺倖存者對研究中，他們的成年孩子過度依賴第一代受過創傷的父母。這有點像我們現在所說的啃老族。從我對創傷的學習經驗來看，是因為第一代受創傷的父母沒有經歷一個完整的哀悼周期（這個可以再開一個話題，主要參考On Death and Dying對於greif stages 的總結）。父母的自我存在感有一部分就是對孩子過高的期望值（這在猶太族裔大屠殺倖存者里十分常見），這個比天高的期望值很大一部分是父母一代缺失的東西給自己的一種安慰和彌補。做家庭諮詢的有這樣一個理論，如果家裡父親對母親施暴，母親會和孩子形成緊密的沒有邊界（boundary)的關係（enmashed relationship)， 並且導致孩子和父親關係疏遠，形成不等邊三角形關係。這種由於受壓迫而形成的過度依賴也可以推廣到有過歷史創傷經歷的父母身上。
5. 不可以公開的哀悼
由於整個群體都遭受壓迫，所以群體內都個體為了保護群體內其他成員選擇內化創傷，把對失去家人朋友，鄰居，家園的哀悼全部吞到肚子里。這樣一來不能和其他成員抱怨，不能提及過去，並在內心裡仍然藏著深深的對失去的對恐懼。如果感興趣這一反應可以去Google 一下『conspiracy of silence』 (Danieli, 1998).
6. 倖存者愧疚（Surviver"s guilt)
這一特徵在大屠殺倖存者里更加明顯。參考（man"s search for meaning這本書）。
7. 受害者身份認同（victim identity)
我覺得這個對於很多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父母或者相當年齡的中年人很適用。背後的邏輯就是我是受害者，你們都得讓著我。本科時候在中國國家話劇院做英文喜劇表演時候，劇院經理就是那個年齡得叔叔。他對我們說：「我們這個年代混到什麼程度都是流氓，你們不一樣，大好的年代，大好的青春」感覺似乎和這個有點關係。
8. 缺乏表達感情的能力 （ poor affect tolerance)
這個從父母那一輩就能感覺到。從來不說我愛你，從來沒有親吻和擁抱。過度抑制情感（無論好的情感還是消極情感）
9. 自殺傾向，和抑鬱症高頻
這個不用過多解釋了，在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歷史創傷受害者中，自殺臆想和自殺傾向很高頻。
Maria的歷史創傷治療模型是什麼呢？
歷史創傷在Maria的模型里是幾個概念一起組成的一個大概念。 上面已經提到了歷史創傷的表現（historical trauma response)，下面說一下這個有創意的社工給大家帶來的療傷模型。
1. 集體療傷
2. 集體記憶
3. 群體內公開談論過去的創傷
4. 利用祖先的奮鬥故事來給下一代（第二，第三代創傷接受者，一般為青少年）
5. 強調家庭的韌性(resilience and resistance)
- 對內的療傷韌性
- 對外對於政策，和社會壓迫的韌性
6. 將受害者改為倖存者（victim to survivor)： 最近學界很多都開始利用這個積極心理學模式來用詞，比如家庭暴力倖存者，歷史創傷倖存者等等。這樣使用的目的也是為了減少受害者心理的發生。
7. always remember who you are and where you are from 這句話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逃避了創傷的同時，就會由於大腦這個糟心的機器過度壓抑這個問題。我作為留學生，也是逃避一族，逃避了自己不喜歡的卻在最初留學的時候忘記了自己是誰。學了社工以後漸漸從新發掘自己的「中國」的一面。
Rethinking Historical Trauma:
Narratives of Resilience
AARON R. DENHAM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這一篇如果你們有access to SAGE, 是很好的總結概括。
在中國歷史背景下的適用
其實大家都來關注這個問題本身就證明大家在尋找某種答案。 mr. Steve Shi還特地留言讓我來將這個理論代入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說說。
我就簡單說一下我對中國隔代創傷或者歷史創傷的理解。其實中國的隔代創傷和美國印第安人，大屠殺倖存者的情形有很大的相似度。原因是創傷來源於歷史性暴力事件，並且個體經歷大規模的失去（失去家人比如饑荒那幾年，失去原來的平靜生活，失去經濟能力，甚至失去本來有的社會地位（比如文革時候被抓出來批鬥的那一波人，這個大家可以看看《往事並不如煙》很生動的很多例子）這些和其他群體所經歷的歷史性暴力導致了隔代創傷甚至歷史創傷的存在。
今年暑假回國一個月的感受就是，媽媽那一輩人之間很多時候不靠溝通解決問題，而是默默的等，默默的等到問題不再是問題了。這種很被動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但在我們年輕一代人（80，90後）的溝通下這些被動解決問題方式，甚至微暴力（micro－agression, passive-agrresiveness)都在漸漸稀釋。 我想說的是大家在看到這個現象存在之後不能拿這個去blame 誰，最重要的是像美國印第安人社工maria 老師那樣，提出一起解決問題的辦法。並且永遠不忘了過去，不忘了自己是誰，並為祖先在那麼艱難的年代生存下來的勇氣和毅力而驕傲。
reference 全部都在文章里提了，我就犯個懶 不整reference list 了。。。。
最後一定要給社工這個行業敬個禮，鞠個躬。希望國內的社工事業興起並踴躍幫助到有歷史創傷的家庭！#social work pride#「在我成人的過程中，有一個分水嶺一樣的時刻：我把那個時刻視為我作為一個青少年的終結一刻。它是我認識到這個世界無法自圓其說的複雜性的開始——如果說在那之前我是一個充滿了憤怒和攻擊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後我對生活的負面情緒開始轉變為無奈和厭倦——但那也是我真正開始走上『成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識到父親有他自身的創傷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這個像寫作般給我們留言的粉絲一樣，為了逃離與父輩之間的不同，決心遠走，而在遠離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來越高的教育之後，卻發現自己與他們之間的罅隙日漸擴大。
她發現自己一方面感到與他們難以溝通，反感他們的價值觀，想要掙脫他們對她的控制，但與此同時，家彷彿又是一個永遠不能擺脫的地方——這種無法擺脫不僅體現在，每當他們出現的時候，總能輕易打破我們平靜的生活，他們輕而易舉地讓我們狂怒、暴躁、哭泣；也體現在，在離開之後，我們卻逐漸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們留下的底色。這種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堅韌，還有明明反對卻不經意間沿襲了的行為思維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論我們是否情願，我們或多或少地理解他們。我們看到他們的局限和他們自身未解的問題，因而無法一味簡單地對他們感到怨恨和憤怒——這是一種更複雜無解的心情。
在心理學領域，有這樣一個概念：「創傷的代際傳遞」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創傷會被傳遞到他們的後代身上，而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話題。
它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它？創傷的代際傳遞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們就來仔細談一談。
什麼是代際創傷？
代際創傷(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過PTSD（創傷後應激綜合障礙）的機制，從創傷事件的第一代倖存者轉移到他們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創傷，這個過程也被稱為創傷的代際傳遞（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對代際創傷的研究始於上世紀60年代。研究者在針對「集中營綜合症」進行研究時，發現集中營、大屠殺倖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現了大量尋求精神援助的情況。隨後，研究者發現，代際創傷有可能會影響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殺倖存者的第三代（孫輩）在兒童精神診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3倍(Fossion, 2003)。目前，對於代際創傷的研究基本集中於三代以內，即通常來說限於能夠有直接接觸的範圍。
* 在討論創傷的代際傳遞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什麼是「創傷」。
創傷性事件通常指的是與（實際或威脅性的）死亡或嚴重傷害相關的事件，暴露在這樣的事件中，會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無助的情緒(APA, 1994)。而在「代際創傷」的定義中，創傷事件可以指的是廣義的、對於個體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種類型的創傷，比如虐待、親人犯罪、喪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狹義的，即集體性重大創傷事件，比如戰爭、屠殺、恐怖襲擊、自然災害、政治運動等等，這樣的事件往往會在較大的範圍內影響到某一個群體，甚至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一代人。
在我國，由於近百年來社會的動蕩和變遷，代際間的創傷傳遞格外突出。社會性的集體創傷在近百年間屢屢發生。我們這一代人（上世紀80-90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經歷過「文革」（1966-1976），而爺爺奶奶那一輩人，則不僅經歷過文革，還可能經歷十年內戰（1927-1937）、抗日戰爭（1937-1945）。他們兩代人還都有可能經歷三年自然災害，以及「大躍進」、「反右」等一系列發生在上世紀50-70年代之間的政治運動。
幾乎可以說，在我國早於上世紀70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體性創傷事件的承受者；而與之同時，他們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務卻很少。這也是為什麼，代際創傷在中國可能是一個更為突出的問題。本文討論的重點，不是上一代個體經歷的創傷事件所帶來的影響，而集中於集體性創傷事件帶來的創傷傳遞，因為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個角度。
創傷通過親子教養向下一代傳遞
近幾十年來，在對代際創傷的研究中，人們的關注點逐漸從直接的、具體的創傷傳遞（即父母在創傷後的精神癥狀直接導致孩子的精神癥狀，比如兩代人都表現出PTSD的癥狀），發展到間接的、非具體的創傷傳遞（即創傷事件影響了第一代人的認知、情感，影響了他們作為父母/長輩的功能，進而影響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師Plaenkers(2014)認為，集體性事件引發的代際創傷的特點是，那些無法想像、無法承受的創傷從個體記憶中消失了，經歷者試圖掩蓋和忘記它們；它們也從公共話語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時間以後不再被主流所談論。但它們仍然存在於個體的無意識中，通過教養模式、溝通方式，通過上一代人的「言傳身教」來向倖存者的後代傳遞。Albeck(1994)形容說，代際創傷對倖存者後代的影響，就彷彿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沒有傷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倖存者對後代的溝通和教養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點：
1. 對創傷的過度沉默或者過度分享
在和後代溝通的過程中，上一代人對於創傷經歷有兩種典型的處理方式，即過度沉默或過度分享，它們都是不健康的。
a. 過度沉默：
在創傷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會努力讓自己忘記那些痛苦的經歷，將這些記憶隔離起來，並壓抑自己與他人溝通的慾望，幾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戰結束後，德國的父母會不再提起戰爭時期的事情，孩子也會不去問自己的父母在納粹時期經歷了什麼，他們能感覺到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Tatlow, 2016)。儘管如此，後代仍然會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壓抑著的痛苦、憤怒或者悲傷的情緒。他們不會直接詢問，但會去努力猜測上一代人的感受，並根據自己觀察到的種種蛛絲馬跡，去拼湊一個故事的原貌。在中國，經歷過貧窮和迫害的家庭也會有類似的表現。
b. 過度分享：
與過度沉默相對應的另一種極端的溝通方式，是上一代人會以不恰當的方式去反覆分享自己的經歷。這一方面可能會令他們的後代感到恐怖和害怕，產生一些歪曲的認知；另一方面，對這些經歷的講述也會造成衝擊，因為它們和後代所處的環境、經歷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經歷過饑荒的上一輩人可能會經常和孩子說這樣的話：「現在你經歷的這些困難都不算什麼，根本不能和我們那個時候相比」，或者，「我們小時候只能吃樹皮，一家人都在餓肚子，現在你能吃上肉就應該很滿足了，不要挑食」。
類似的頻繁表述很難被辯駁，它們有可能會導致過於嚴苛的教養方式，比如倖存者會以與自己相同或類似的標準去要求自己的後代，並不符合現在的生活環境；也可能會否認孩子現在所經歷的挫折和創傷，認為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產生懷疑感、被否定感。同時，也使得他們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價值觀和處境中，很難真正地相互理解，從而影響代際間的情感聯繫。
2. 過度控制
通過對美國老兵和大屠殺倖存者的研究都發現，倖存者的教養方式呈現出的顯著特點是過度控制。他們會突出表現為對孩子的過度保護或溺愛，以及過度苛求，比如制定嚴格的規範和嚴酷的懲罰等等，這都使得後代很難完全地脫離父母或長輩而獨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進行中國文革的心理創傷研究，他認為，文革所造成的集體創傷，使得經歷過它的人們懷有極度的不安全感，他們用一種充滿擔憂的方式生活，懷有巨大的成功壓力，執著於努力奮鬥，這是因為，他們希望能夠通過成功來保護自己，讓自己免於無助，更少地受到統治者或社會環境的影響(Tatlow, 2016)。
與之相應的是，他們會對自己的孩子也有著異乎尋常的對於成功的要求。這一方面可能導致對孩子的忽視，即由於過於強調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而忽視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導致虐待，比如對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識地傳遞社會規範和信念
社會學習論認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顧中完成社會化過程，從父母的照料行為中習得社會角色，從父母的身上觀察、模仿和學習社會規範和信念。與精神分析強調無意識地傳遞不同，這種傳遞是有意識地進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規模的集體創傷事件，會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堅定的扭曲信念，進而傳遞到後代身上。比如，經歷過大屠殺、政治運動的人會傾向於不信任他人，他們會把這種價值觀不斷地灌輸給後代，會從小和孩子說「要時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讓孩子時刻保持危機感。
代際創傷的影響
創傷的代際傳遞會影響到倖存者後代自我身份認同的形成，影響到家庭結構，也會提高他們的精神疾病風險。
1. 自我（self）與任務的衝突
作為倖存者後代的孩子是肩負任務的。他們往往會對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過度認同，擁有對上一代過度的彌補心理等，認為自己有一些必須要承擔的任務(Kellermann, 2001)。
任務一：「修復」父母
倖存者後代的任務之一，就是接收、處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負面情感，幫助他們適應新的環境。
從精神動力學的視角來看，這些情感並不是被有意識地傳遞的，而是「在無意識中被轉移的」。在下一代成長的過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覺地外化了受創傷的自我，下一代人則無意識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壓抑的、沒有被充分處理的經歷、情感和情緒。這使得在一個家庭里，孩子可能反過來成為照料者的「抱持性環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對嬰兒進行抱持一樣，給孩子製造的一個安全、能夠消化挫折的環境），他們努力使得父母能夠走出那些創傷事件和負面情緒，同時適應變化的新世界。
任務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願望
無法成為獨立個體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願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對於成功的強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會將自己遭遇的歷史環境、創傷事件作為沒能達成人生目標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說「我們那時的考試難度是現在的好幾十倍，你要珍惜現在的環境，必須要考上xx大學」，或者在孩子成績下滑時責怪說，「要不是經歷了xx事件，我肯定會成功，不會像現在這樣；而你的學習條件這麼好，還不努力」等等。
任務三：復仇、改變、記錄
以色列的心理治療師DinaWardi(1992)在對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代的治療中發現，許多人都充當著歷史事件的「紀念蠟燭」的角色，他們會不自覺地想要為上一輩人表達或者做出改變。比如，有人會選擇激進的方式，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籲，幫助某個歷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網路上發起反納粹運動；另一些則採取更為迂迴的做法，從事一些幫助和保護他人的職業，比如律師、心理諮詢師、精神科醫生、社會工作者、公益從業者等。
對於創傷倖存者的後代來說，建立身份認同的過程是艱難的。他們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會感到這些任務與自己身份的衝突：幾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上一代的經歷、價值觀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倖存者的後代在家庭以外的環境（比如學校、工作、社交場合）不斷接受新的知識和生活方式，但同時，他們又被迫捲入上一代的創傷經歷中，去接受上一代因為創傷而被極大改變或塑造的價值觀，去和這樣的父母或長輩緊密相處。
在身份的建立過程里，他們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如果選擇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會使他們自身感到巨大的衝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劃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會使上一代產生強烈的反對情緒。在很多時候，他們都既想維持和父母長輩的情感聯繫，又掙扎著想要與他們區分開來。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為倖存者的後代，可能會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現在PTSD、抑鬱和人格障礙的易感性上，這也被一些研究者稱為「癥狀的傳遞」。不過也有研究發現，父母PTSD癥狀的嚴重程度，和孩子的PTSD癥狀程度沒有顯著相關，但卻和父母經歷創傷後的家庭功能下降、負面教養行為的程度有關(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總結出，以下這些因素最容易引發倖存者後代的精神疾病風險：a. 後代在父母的創傷發生後不久出生；b. 後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雙親都是倖存者；d. 後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經有孩子喪生；e. 父母忍受了極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喪失，並且結果導致他們的生活被極度地擾亂；f. 在父母和孩子之間的依賴共生關係非常明顯，家庭關係的特質表現為「糾纏」關係；g. 創傷在家中被地過少或過多地談論。
3. 對家庭內部機制和人際功能的影響
由於受到創傷事件的影響，上一代人的情緒反應可能是不穩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時迴避冷漠，有時卻敏感易怒，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間很難建立起安全型依戀(Kellermann, 2001)。對倖存者後代的研究發現，倖存者家庭內部的機制很可能體現為糾纏（Enmeshment）：這樣的家庭是一個高度封閉的系統，家庭成員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島，他們只和彼此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和其他人隔絕開。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會，覺得「外面很危險」有關。父母和孩子的邊界是極端混亂的，他們過度地捲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擔著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點擊查看「當父母把孩子當做了伴侶」），對彼此承擔著過度的承諾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內部不正常的人際狀態，會讓孩子難以成為獨立的個體，難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際和社交關係。他們沒有在家庭中學會正常社會人際的規則和表現，在異常環境中習得了異常的人際解讀和應對方式，因此在正常環境中反而顯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倖存者後代 如何減輕代際創傷的影響？
1. 改變環境
離開家庭，被證明是有效地減輕代際創傷的方法。如果後代有離開家在新環境中生活的經歷，比如上學、寄宿等等，會幫助他們變得更獨立，更能夠反思自己家庭的內部機制。
2. 在確保自己的安全之後，可以嘗試鼓勵上一代自由表達情感和想法
如果創傷的經歷能夠用適當的方式分享出來，會大大減少創傷的負面影響，例如倖存者互助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環境。鼓勵父母輩說出壓抑在心裡的鬱結，對他們的精神健康有積極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確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狀態是平穩的，能夠承受父母的分享，不會被他們可能的情緒巨變捲入和傷害。如果你對此有所懷疑，請不要做這件事。「請乘客先給自己佩戴好氧氣面罩，再幫助他人佩戴」就是這個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長經歷，理解他們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為倖存者的後代，你可以試著把自己和對方放在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社會環境中去理解，從而認識到，無論哪一代人都很難跳脫出自己的生長環境，都會受到時代的影響而產生一些問題和局限，當幾代人的生長環境出現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於自己時代的思考方式。當你理解了這一點，就會減少對對方的怨恨情緒；同時，也能夠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學習的，哪些是不應該借鑒的。
而當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雖然不盡如人意，可能也給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傷害，但在他們的位置上，他們也真的已經儘力做到了他們能力範圍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無盡的悲傷，卻也可以有所釋懷，可以讓你的人生真正屬於自己，開始向前了。
以上。
原文發表於：「我討厭爸媽對我非常嚴苛，直到發現他們也有自己的創傷」 | 研究：如何停止創傷從上一代向下一代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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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最酷的心理學社區，人人都能看懂，但只有一部分人才會喜歡。
兩周前剛跟我心中的大神簡單說起過這個問題。他說據他近期的研究，中國現在幾乎沒有「安全型」的人（一些研究表明，在和平年代，安全型所佔比例大約在70%左右，不安全型大約在30%左右。中國現在是反過來都不止）。聽完後我驚呼「那我要移民！」但驚呼完後就覺得自己很蠢，深到血液中的東西只能面對消化，無處可逃。
於是我問大神那該怎麼辦。大神說理解那個時代，理解那一輩人，就是一種方法。而且這種創傷隨著幾代人的消化和財富的逐步積累，是能夠被弱化的。
代際創傷及其傳遞
代際創傷一般分為普遍性創傷和特定性創傷。普遍性創傷是每一個時代都會出現的，沒有時間局限性的創傷。比如家暴，比如酗酒，比如吸毒。特定性創傷也叫歷史性創傷，一般產生於特定的歷史事件，具有一定的時間局限性和集體性等特徵。比如南京大屠殺，文化大革命，大饑荒等在當時人們心中產生的創傷。
創傷當事人或多或少的會伴隨著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癥狀，這些創傷一般會通過父母對子女的養育方式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方式進行傳遞。在這一點上普遍性創傷和特定性/歷史性創傷（下面就都叫歷史性創傷好了）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難以完全區分開來。但歷史性創傷的後代會在時間上距離歷史性事件越來越遠，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創傷經歷者也會弱化事件對自身的影響，從而減少對他人的影響。所以歷史性創傷在每一代人身上的影響和表現形式也有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創傷的影響是由環境和個人共同起作用的。由於易感性（predisposition）因人而異，所以對於特定的個人而言，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是無法預測的。雖然很多人都呈現出消極的一面，但也有不少得到創傷性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PTG）的個人。
就消極情況而言，創傷經歷者由於自身的問題，難以給後代提供「安全型」人格所需的穩定的，一致的愛。他們的養育方式與溝通方式中多帶有矛盾，帶有焦躁，帶有負面歪曲等處理方式（這些處理方式在他們當時的年代也許幫助過他們自身，只是已經不再適用於後代的生活環境）。這些都容易導致他們的後代在處理自身的家庭關係和人際關係中產生許多問題。
代際創傷的治療
至於代際創傷的治療，和一般的療法也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或者說在我看來，所有的療法其實都是殊途同歸，都是對過去經歷的傾述，理解，再體驗，最後達到與自我的和解。只是在處理代際創傷時，需要更多的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罷了。
雖然不安全依戀可能一生都難以改變，但感受性的部分是能夠改變的，人的敏感度是能夠被降低的。當敏感度降低時，就能減少類似事件帶來的受傷感。
國外有研究表明，能夠以適宜的方式開誠布公地講述受難經歷的家庭，比對受難經歷採取迴避的家庭，所受到的創傷傳遞的負面影響要小。然而，不適宜的述說方式卻容易對年幼的孩子造成心理陰影。所以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中國當代代際創傷的部分特質
由於歷史事件的不同以及所處文化環境的不同，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所經歷的歷史性創傷都有其自身的特點。這裡我想從個人的角度，談一下對中國當代的代際創傷所具備的一些特質的認識。
經歷過大饑荒和文革的人一定在內心中留下了相當大的創傷，而當時的環境並不允許絕大多數的人得到心理疏導，導致了這一代人會更多的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
- 這一代的父母對孩子的愛中是帶著恨的。特別是當社會在進步，生活越來越好時，人或多或少的都會在內心中將自己所經歷過的和別人正在經歷的進行對比。於是「我們小時候哪有你們現在這麼幸福」成為了很多父母的口頭禪。雖然部分人能夠通過自我的悟性和認識去體會，去掩飾這種反應，但人的感受是非常敏銳的，這種下意識的第一反應還是會被孩子捕捉到，讓他們或多或少的產生一種負疚感。
- 這一代的父母自身情緒不穩定（表現為易怒，焦躁等）。這就導致他們無法提供給孩子穩定而一致的情緒發展環境，使得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非常容易處於矛盾之中。例如做同樣一件事，當母親心情好時孩子會得到讚揚，而當母親心情不好時孩子就會得到批評。對於一個是非觀尚未形成，理解力還未得到完全發展的孩子而言，他會處於矛盾，困惑之中，不知道自己怎麼做才是對的。這樣的孩子長大以後就容易處於矛盾困惑的情緒之中。
- 這一代的父母在處理事情上容易將自身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他們會將一些自身應當完成的情緒處理，或自身應當完成的事情寄予孩子，並且如果孩子不按照他們的方式行事就是「傷害」他們。這會讓孩子產生難以言喻的內疚（因為我讓你感覺「受傷」了）和憤怒（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需要背負這些）的情緒。
- 這一代父母的「競爭心態」比較強烈。這與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環境惡劣，物資匱乏，不爭取就得不到有著密切的關係。孩子的感受也常常成為他們「競爭心態」的犧牲品。
- 這一代的人無法好好的享受「無條件的快樂」，他們所有的快樂都是要靠努力和「痛苦」來換取的。所以他們難以忍受看見自己的孩子沒有目的的「瞎玩兒」，總是希望他們即使是玩，也能是有收穫地玩。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即使長大後，也容易下意識地重複父母根植在自身內部的價值取向，難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無條件的快樂」。
- 這一代人對外界有很強的「不安全感」，即使處於一個相對富足的環境，也會居安思危，不容易「活在當下」。當然，這一點和中國整體平均經濟水平較低，社會保障體系相當不健全也有著無法分割的聯繫。
緩解方法
首先，理解那一輩人剛打完仗，緊接著經歷大饑荒，經歷文革，在一個物資匱乏的年代，能活下來已屬不易。在父母的觀念中，給你吃給你穿，將你養大就已經盡了最大的責任。但同時我們也應當意識到，自己需要安撫，需要安慰是一種非常正常的需求（哺乳動物自然而然的都需要安撫。連小貓小狗都需要飼養者不時的撫摸和安慰，更何況是人類）。由於在成長過程中缺乏安撫（或缺乏恰當的安撫）而造成的一些內心上的不適感也是非常正常的。
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就是轉變的第一步。
當然，轉變（特別是情緒上、感受上的轉變）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很多問題理智上都明白，但感受上卻難以做到。
而且也許與文化傳統有關，感覺中國社會整體上對一些歷史問題採取的還是相對較迴避的態度。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對代際創傷的處理造成了一定的阻力。
代際創傷真的是一個水太深的話題。自古以來逐步形成的社會文化背景，民眾心理，國家經濟水平等都會對創傷的傳遞有著很大的影響。感覺永遠都只能是個概念，而且是個難以明明白白說清楚的概念。
警告：高能長文，可能引起心理不適，慎讀。
代際創傷和對中國家庭，個體心理健康的影響，或許是當代中國最需要回答但又最被忽視的問題之一。
我最早對這個問題開始有意識，是在學心理學時作自我分析的過程中，對自己的父母進行了訪談，以一個觀察者的角度去了解了他們的很多經歷，以及他們的父母和成長環境對他們的影響。這或許是我這輩子做過的最龐大的工程之一，也是一個一直都在持續的不斷了解和反思的過程。而當我將自己收集到的信息匯總在一起，再結合我自己的個人心理狀態和人格發展歷程來看，就會發現看似遙遠的歷史，其實透過很多生活的細節，以一種無孔不入而又令人擔憂的方式影響我。
而當我帶著這種視角去觀察和理解身邊的人、各種社會現象的時候，就會對代際創傷帶來的影響，尤其是中國50後60後一代經歷的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有更清晰的認識。
例如前兩年讀了復旦歷史系教授孫沛東的《誰來娶我的女兒》，我認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孫老師因為本身就研究文革，所以將上海很火的人民公園相親角和50後60後人群研究結合起來，讓我們對白髮相親的現象有了一個全新的理解角度。白髮相親，表面上是上一輩對下一輩婚戀問題的擔憂，但其實上一輩潛藏了很多的心理需求，甚至心理創傷，包括對個人命運的焦慮和失控感，對社會和政府的不信任，個人價值觀婚戀觀的混沌，以及個人社交方式的各種問題等。
這些問題，以一種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白髮相親）集中地表達出來，其能量之大，影響之深遠，時至今日都還在實實在在地影響著我們身邊的很多朋友們。當然孫老師的書寫的是很客氣的，或許也有過審查的需要。在我看來，一些很關鍵的問題其實並沒有真的觸及到。
這裡我就分享一部分當初自我分析當中對於時代創傷在我的家庭當中傳播的思考，必然是比較主觀，也不具有代表性，但至少思考的角度我認為是可以供大家參考的。
我父母的故事
我的父母的家庭背景有點水火不相容的感覺。我爺爺是國民黨的高官，民國時代的高級知識分子，受訓於黃埔軍校，又去過日本留學，可是解放後留在了大陸，為他和他家庭後來的磨難買下了伏筆。我外公是延安老革命，曾經也和中共的核心領導人有很緊密的工作關係，戰後分配到了地方做官，然後在組織安排下和我外婆結婚，可謂根紅苗正。
因為背景的差異，我的父母的成長環境也有很大的差異。父親的家庭因為「成分」不好，長期受到壓迫、威脅和欺辱，也一直處於極端貧窮的狀態當中，切切實實地經歷過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穿的窘境。所以我父親基本上是在時刻面臨抄家、批鬥和凌辱的恐懼和羞恥中長大的。
他的性格和情感當中有偏執，焦慮和不穩定的一面，會時常回憶過往經歷，與此同時對很多人也缺乏信任。這在我看來很有點應激性創傷的意味。每當回憶起往事的時候，他的情緒也會有很大起伏，我想這或許也是因為青少年時代經歷的這些創傷，在當時並沒有辦法很好地在情感和認知上處理，所以遺留下了很多的情結和障礙。
我母親則來自一個典型的幹部家庭，從小接受著正統的教育，非常強調規矩和規則，家中的等級制度非常清晰分明。雖然「成分」相對好很多，但是她在那個年代也不幸遭遇了一些衝擊，比如當街目睹我外公被押解批鬥等。
家庭本來應該為孩子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尤其是在社會動蕩的年代，讓孩子形成對自己，對人際關係相對穩定和一致的認知。可是在我母親的家庭里，自己的家庭成員都是當時社會運動的積极參与者，意識形態和社會動蕩已經打破了社會和家庭，公共和私有之間的界限，讓人感到無處可逃。那個年代，很多人會把當時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東西帶入到與自己家裡人的相處當中來，這在我看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不敢說我對政治意識形態有多少發言權，但是很直觀的感受，那個年代宣揚的很多東西，還是非常的去人性化（dehumanizing）的。個體的情感需要和訴求被大範圍地忽視，甚至污名化。政治運動造就了所謂的權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順從強者，控制弱者，容易產生偏見，敵視外群體，用簡單粗暴地二分法看待周遭事物（周曉紅，1997）。
我母親的天性相對內向和軟弱，在家裡面遭受到了來自外婆和其他家人的壓迫，都非常符合權威人格的行為特徵。她的心理和情感訴求被批判或者忽略，她的依戀關係風格因為關係的創傷而變得十分焦慮，她的自信和情緒表達被壓抑，包括後來患上的神經衰弱，我認為也和這段經歷有非常緊密的關聯（被壓抑情緒的軀體化表達）。
我和父母
從這樣兩個截然不同背景和家庭環境里走出來的父母，在結合了之後，在關係的相處以及對我的教育上面，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很多的問題。
父親對於社會認同，尊嚴和物質積累都有很強烈的渴望，這種渴望其實和當下我們身邊很多認為賺錢就是丈夫唯一責任的年輕男性很相似。他在情感上表現出很多的焦慮，不穩定，對親密關係表現出逃避和恐懼，這與PTSD患者在親密關係里的障礙非常符合。
母親由於長期受制於權威型人格，發展出了明顯的取悅型人格，敏感、焦慮，在親密關係里無法直接表達自己的訴求，長期的隱忍一方面帶來神經衰弱的加劇，另一方面也讓她在親密關係里呈現出消極攻擊型特質（被動、固執、拒絕承擔責任、埋怨）。
父親在親密關係里難以預測的憤怒和言語攻擊，母親的敏感、被動攻擊型的埋怨和固執，讓家庭氛圍時刻都焦慮無比，也讓兩人關係中不斷出現的裂痕很難得到修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的關係呈現著這樣一種循環：父親發脾氣/母親抱怨，冷戰和焦慮，爆發，父親摔門而去，母親的焦慮和傷痛轉移到我的身上。因為主要是母親撫養，所以三個人的關係里我都是站在母親一方，所以說小時候從她那裡接受了很多情緒上的影響，也造就了我長期以來焦慮，抑鬱和起伏多變的情感狀態。
當母親的情緒被焦慮所瀰漫的時，加上她自身體驗的親密關係是非常冷漠和刻薄的，所以她很難有精力和能力來呵護母子關係。因此從依戀關係角度來說，也就塑成了我的焦慮迴避型風格。而父親在對待我的過程中表達出來的不信任和言語攻擊，則讓我對自己的認知和自信變得十分消極，十分脆弱。
我小時候一直被別人形容為是一個不說話的，古怪的，情緒起伏不定的小孩。在學習上的一直有很明顯的被動攻擊型特質（被動、健忘、偷懶、拒絕承擔責任），在人際交往上則呈現出迴避，親密恐懼和自我壓抑。
反思和感想
上面這些分析敘述，其實只是我的整個家庭歷史當中一個非常片面的呈現。在實際的自我分析中，所涉及到的因素要複雜得多。一開始我覺得自己性格上的很多問題，可能只是自己不乖或者不爭氣，後來發現了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有關，再後來發現父母的關係和人格特徵也起了很大作用，再後來追溯到父母的成長和家庭，才逐漸理清了他們為何如此，以及他們的家庭，成長的社會歷史背景，是如何塑造了他們，從而塑造了我的家庭，塑造了我。
這樣一個分析方式幫助我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自己，也了解了我的父母。雖然這篇文章看上去像是一個很理性的分析，可是相信我，在寫的過程中，我的心裡在不斷地流淚和流血，因為在我看來這些真的都是血淋淋的家庭創傷和悲劇。
但是與此同時，這個令人悲傷而又悲憤的過程，也給我帶來了非常大的回報。我很幸運自己有足夠勇氣和專業知識去認識和理解這些問題。我很感激我的父母對我做的這一切的支持和配合。雖然我們的家庭到今天為止也說不上是特別幸福，但是在三個人的努力之下，已經走到了一個「起點這麼低卻能夠這麼好」的地步。
對我個人來說，這個反思和分析的過程，不僅帶來了理解和洞見，更帶來了寬容和寬恕。我曾經對父母的很多行為充滿了憤怒和埋怨，可是當我能夠把他們放在他們各自的局限性當中看待，認識到他們作為弱小的個體，遭受了其實比我的成長經歷要痛苦無數倍的苦難時，心中的怨恨減少了很多。也因此，我才在大學時代開始，都對我的父母抱著這樣一種看法：「他們或許不是最好的人，但是他們是最好的父母，因為他們已經給了我他們能給的全部」。
我自己的個人成長，也因為這些洞見，而獲得很多的動力和力量，加上後來各方面的工作和努力，現在算是達到了我自認為還算過得去的狀態吧，至少有足夠心理能量去幫助別人了。
我對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對父母的情緒，通過這樣的過程升華成了對時代和歷史的譴責，也驅動了我去研究這些問題。時代的影響和衝擊，在非常多的層面影響了父母，進而影響了我們自己。那個時代影響了我們的道德感和道德思辨能力，我們的人際溝通和交往能力，我們對親密關係的看待和處理，我們的情感模式和依戀關係，也對我們自己作為父母教育下一代的方法和思維有很大的影響。
我建議每個想要更加了解自己的人，試著去了解了解上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歷史，包括你的家人們在那個階段的經歷。這些事件看上去和我們非常遙遠，但是請相信我，它們的影響遠比你想像的要無處不在，因為我上面描述的很多事情，在我的諮詢工作里，會有非常普遍的呈現。非常多的問題家庭，他們的經歷都可以追溯到更早先的歷史階段去。
所以說在中國，代際創傷肯定是存在的，造成的原因是什麼呢？我覺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造成了之後，我們在做什麼。我們有沒有去回顧和反思，有沒有去嘗試修復和改善。每個人一生中都會經歷某些形式的創傷，我們是選擇背負著這些東西混日子，還是選擇，去做點什麼，這都是需要自己做出的選擇。
大概就這些吧，寫完了心很累，回頭想到什麼再來更新吧。
本文拒絕非知乎的任何形式的轉載。
References:周曉虹，1997，《現代社會心理學——多維視野中的社會行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看了Steve Shi的答案，我必須要指出一件事情。
我和Steve的家庭和成長背景相似，我認為Steve走在正確的軌道上，我也同意他的基本立場。但是有一點我不同意：當他提到現在，他告訴自己「我的父母是最好的父母，他們給了我能給的全部」--這個說法讓我困擾。我認為這個類似自我安慰甚至欺騙的信念，建立在一個隱含的前提上，這個前提被借用過來但沒有被進一步審視，目的只是讓相信這種說法的人感覺到：我是很特殊的，我父母心裡其實是非常非常在乎我的，這樣我感覺好受了一些。我必須挑戰這個隱含前提，因為我認為它是一種不健康，甚至有害的心理預設。
這個心理預設本質上是一個小孩在說：我【值得】擁有最好的父母，我【值得】我的父母為我付出他們有的一切。這聽起來即有些自大，也高度不現實。從Steve自身以及我和大部分人的成長經歷來看，我們的父母不過是一群認知水平有限的普通人，他們經常犯錯誤，要不是因為無知（比如不理解、觀察不到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或者因為忽視（他們有許多時候並沒有把你，而是把個人利益、事業、人際關係等等別的東西放在首位，給了更多的關注），或者單單因為默然（比如當你悶悶不樂的時候，他們不會通過對話去發現你的情緒問題；或者當你說出你的情緒問題、社交障礙的時候，他們覺得你只是不懂事，幼稚）。父母有不少的時候完全沒有滿足小孩合理的要求，不少時候，嚴格來說，就是失敗的--這是所有人，所有父母必然會掉進的時刻。父母不可能時刻保持關注、理解和給予情緒上的支持。特別在中國，讓孩子吃飽穿暖的父母不少，但是情緒和精神上疏遠的父母太多。
因此我說：現實點。不要自我欺騙，說什麼我的父母做到了最好，或者我覺得我得到了最好的。不，不要用這些最高級形容詞來滿足自己內心那個自我中心的小孩子。告訴你自己：你其實並不是父母的一切，你並沒有你想相信的那麼重要。告訴你自己：你的父母很多時候是滿足了為人父母的基本職責，但是他們也在不少時候不可忽略地造成過失敗和傷害。一句「我相信我的父母付出了他們能付出的全部」，並沒有體現出事實，把這句話說出來也並不能體現出你是一個「看開了、懂事了「的孩子--因為這裡面，沒有什麼好看開的，沒有什麼事好懂的。你和你的父母一樣都是眼高手低的普通人。
而如果你的父母哪天當你的面聲稱：我為你犧牲了一切，可以為你付出所有，暗示他們的偉大，甚至好像你有所虧欠，你也應該毫不慚愧的告訴他們：不，你盡到了做父母的大多數義務，但是你也並沒有你我想像的那麼完美。
我們都應該對自己誠實，而這種誠實裡面，很大一部分便是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並沒有我們想要相信的那麼重要、那麼完美。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也是每一次去參加精神動力學培訓時必會討論到話題，它或以個案討論的形式呈現，或穿插在主題講演中，或隱晦地出現在一段視頻、一本書或一首音樂中，它每次都會被觸碰，因為它停留於我們每個學習者的內心世界，痛卻要去探索。
前面有知友說近現代中國多災多難，我要分開談一下，因為在我看來，近代中國和現代中國就其對國人心理意義上來說，是非常不同。就近代中國而言，戰爭、饑荒、屠殺、逃難、流離失所、國土喪失、天災人禍、被侵略、內耗等，各種極具滅亡性的災難在這個古老的土地上反覆上演。傾巢之下，豈有完卵，每個中國家庭都受到波及，同樣民族意識空前強烈，所以我們經常看到和聽到「在此民族存亡的時刻」等，在讀這一段歷史時，我常有捐軀赴國難之感。用心理學的視角來看，我們的祖國是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母親形象，她沒有能力去保護和養育孩子，反過來，孩子們需要去保護和修復母親，這是所有孩子共同的心愿，因此孩子們之間的聯結會更加深刻且充滿力量，彼此之間為了共同的母親會相互支持，共同度過。社會心理學也曾描述過這個現象：當團體外在的壓力變大時，團體內部的聯結感會增強。這也出現當同胞遇到大災難，雖然我們不在現場，但會感到心有戚戚焉，並嘗試做一點事情，而且越是關係親近越是如此。近代中國就是如此，當民族意識覺醒之後（不說1840年時的中國，當時只要給錢，廣州的商人會給英軍提供物資和嚮導），非常強烈的來自於外在滅絕性焦慮始終壓迫著國人，但因為彼此之間聯結加深，一起抗爭，最終在滅絕性焦慮中活了下來（有個題外話，在抗日中，不同領導者的反應非常類似於個體在面對如此強大焦慮時的反應。汪精衛在這個焦慮壓迫下感到悲觀絕望，陷入「抑鬱」中，並最終被它所吞沒。相反，蔣介石的應對策略顯示出他自我的力量，始終沒有被吞沒）。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打敗日本之後，整個民族的歡愉，這是一個可以言說、可以記錄、可以分享的經歷，因外在（非我類）所造成的創傷是更容易修復的。解放戰爭也是如此，雖然有一些人的聲音不能再發出，但畢竟絕大多數人可以說話和表達的，而且時間比較短（三年），所以它的創傷不算特別大。
再談到我們的現代，從各種運動開始，民眾被人為劃分兩個對立的等級：「人民」和「敵人」；「剝削者」或「被剝削者」。雖然確實做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區分，但事態的發展似乎超過了原初的理想，再加上國際形勢的影響，整個國家內部出現了很大的裂痕，這個裂痕也放射到每個家庭里，這在「文革」中達到頂峰，人與人之間，甚至親人之間基本的信任感都無法保證，《歸來》的開始就反應了那個時代的一些片段，父女決絕、夫妻分割，另外學生批鬥老師、隨意抄家、夫妻反目、老友相互揭發等等。這是一種從內部向外面滲透的彌散性的恐懼，非常原始的焦慮，是個體無法掌控的（非常類似於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原始焦慮）。再加上沒有提供療愈創傷所需要的支持性環境和訴說表達的環境，這種創傷在內部發酵，吞噬著這個時代的家庭、個體及其後來者。
我在這裡比較兩種創傷，一種創傷來自強大迫害性的外部世界，它帶來滅絕感，同樣帶著榮耀和英雄，如海明威所說：「人可以被消滅，但不能被摧毀。」一種創傷來自群體（個體）的內部世界，它摧毀一個人或群體內在健康的部分，呈現大量惡和暗黑的部分，它很難被修復，直到有機會被傾聽和致以歉意。南非的圖圖大主教有一本書《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記錄了當時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如何處理民族之間的血淚往事，直到一個個創傷性故事得以表達時，真正的寬恕才可能來到。
回到「代際創傷」的主題，近現代中國的進程必然給每個國人都帶來創傷，這是代際創傷的一個大背景，但每個家族都會有自己的創傷故事，這些沒被聽到的聲音會在家族中一代代傳遞下去，直到它的聲音可以發出來，這是潛意識的傳遞，祖輩的失落感會傳遞到父輩再傳遞到子輩，如果想要打破這個重複，就需要家族中有人去找尋真相、找尋失落的碎片，並將它呈現出來。家庭系統排列在呈現曾經的創傷這個點上，還是有很多值得學習的部分，當然處理創傷的能力更重要，一個負責任的治療師絕對需要了解自己的局限，在自己可以容受的範圍里去幫助來訪者處理創傷。、
還想說的是，如果大環境即國家向家庭提供言說自己創傷的機會，特別是那些因為國家發展過程中所帶來的創傷，那麼可以極大地幫助家庭去修復自身的創傷，並從苦難中尋找到意義。
最後，奧爾威的《一九八四》很精彩地描述這兩種創傷的不同：當溫斯頓在奧布爾的折磨下，說出了他所知道有關茱莉婭的全部情況後，他對奧布爾說：「我沒有背叛茱莉婭。」奧布爾對他的回應是：「對，完全正確，你沒有背叛茱莉婭。」因為此時的溫斯頓仍然沒有停止愛茱莉婭。但當溫斯頓進入101房間後，在老鼠的恐懼下，說出「咬茱莉婭！別咬我！你們怎麼咬她都行，把她的臉咬下來，啃她的骨頭，別咬我！」後，他掉入了深淵。好客體直接被摧毀，這是怎樣的殘酷呢？同樣的部分發生在《霸王別姬》電影中，它折射整個近現代中國，有一段紅衛兵批鬥張豐毅的場景，拍的太好了，完全的絕望和癲狂，如果看懂了，也就理解為啥創傷那麼多。
就拿獨生子女這事兒來說……
非獨的我，在小時候非常害怕自己的非獨身份，因為這讓我意識到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而獨生子女的其他人，在稍微懂事一點之後，又非常羨慕我，因為我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成長。
小學是在區唯一一所小班化管理的學校，團體氛圍很好很有歸屬感。
只是一直在打壓式的教育中成長，有理想媽媽還會說你只要好好做會實現的，但是爸爸從來都是落下一句就你還想怎麼怎麼認清楚自己吧不要空想。
尤其高考，表達出我想要至少上一個211大學的想法，非但不鼓勵，反而潑冷水，我看你上個二本不錯了。
高考達到一本線本省上不到好學校果斷填外面，然而他想乾脆不讓我填一本填個二本師範或者會計畢業讓我回家安安穩穩過日子。當然最後我在提交前一天改了回去。
知道我被長沙某211學校錄取了非但沒有很開心反而那幾天勃然大怒因為沒有聽話。
放假都是直奔上海大奶奶家，因為我跟大奶奶很聊得來，從上海再回家心裡都不太情願。
蘇州那個答案中提到兩點，財務自由和內心強大。自己軟體行業即將畢業，財務自由應該不是大問題，而大學也鑄就強大的內心。
只是現在有想法有情緒很難找到傾訴的地方，現在和家裡幾乎沒有電話來往，沒有交流，用我大奶奶的話講就是情感沒法從家庭得到慰藉。
其實我知道打心底還是更想繼續上學，只是覺得實現財務獨立對自己更重要。
當然，曾經有女同學評論過，就是太缺愛了。
我是河南南陽人。自小常聽媽講，文化大革命時，她們村裡的樹皮被吃光，地里刺角牙被吃光，地里糞堆里的紅薯干也被挖出來吃光。仍然有半村人餓死。易子而食的事，沒有聽她說。但棄嬰，常見。但想像一下，易女而食，不可避免。那一代人活下來的，不少是被父母拋棄，沒斷氣之前又被另外沒有喪盡天良的人撿去養大的。以女嬰居多。養大後和親生父母相認的大有人在。因為本來就扔不遠，都是周圍村裡人撿到的。我親戚中就有這樣的姐妹，她們有親生父母和養她們長大的父母，結婚時兩對父母都來參加婚禮。有的互相吃女兒的醋，有的刻意迴避見面。
而另外一些人經歷的事又和上面被父母煮食的事比起來，又讓人覺得不是同一個太陽下發生的事。他們少年時，同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把自己父母送到批鬥大會上，和其他人一起批鬥自己父母，說他們是牛鬼蛇神，資本主義派來的姦細。當眾表態要和他們斷絕關係。這是聽我父母二人親口所說。
我父母經歷這段悲慘歷史時，正當童年。所講的事，不是道聽途說，而是親身經歷。
然後，經歷過這段黑暗歷史的人長大了，老了。
但這一生中，他們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領袖的崇拜堅定不移，一直感恩戴德，認為自己能活下來全靠引領他們在大海中航行的舵手偉大。他們仇視一切輕視他們領袖的人和事，視一切娛樂搞笑活動為牛鬼蛇神舉例來說，在街上看到女人穿超短裙就要罵不要臉，看到男人穿了件紅拖鞋，就開始罵不要臉。他們無視新社會的公序良俗和公共規則，十字路口大搖大擺闖紅燈。你上去好言相勸，他們把你手打開不耐煩地說，他們那些車才不敢撞我，撞了我他們那些司機這輩子就遭殃了。
他們對自己父母煮自己子女的肉吃的事也報以認可，原諒。他們對自己所遭受的一切也毫無怨言。他們認為自己沒有什麼不幸。的確應該感謝國家不殺之恩，感謝父母不殺之恩。
他們對年輕的所受的罪惡和自己所犯的罪惡都不用任何反省的，現在成了別人的父母，以往的惡行都因自己子女的出生而被洗得乾乾淨淨。他們生出自己的子女後，他們頭上馬上出現了一個寫著「偉大「二字的大光環，改頭換面，繼續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不管時代變化與否，不管子女有無知覺，他們一直在向子女灌輸強調：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兒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貧。他們常以生出子女而居功自傲，他們說，你剛剛出生時只有巴掌那麼大。要不是我們喂你吃給你穿，你早餓死了。你會發現你的左鄰右舍們也是這樣認為的，鄰居常常說：畢竟他們是你父母。
起初我以為只有我父母這樣。後來認識的人多了，才發現那一代的父母大多如此。我加入了豆瓣上的〔父母皆禍害〕小組，發現人們通常認為有生育能力的人就有資格做父母。其實，不是這樣的。很多父母，只是靠動物本能生下了子女，又像養牲口一樣養著子女而已。
這樣說，也不是想要和行將就木的父母對質什麼復仇什麼的。只是想說，你必須認清自己的父母，才能認清自己。你必須了解自己父母的過去，才能正確了解自己的父母。你必須先認識自己的父母，才能正確認識這個世界。你父母，並不是他們口頭上告訴你的那樣。你不能聽他們講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必須用自己的探究心去尋找他們的源頭，看他們所做過的事，看他們對你所做的事。如果你連自己的父母都不認識，那認識到的所有事物，都有可能是錯的。
這種現象哪國都有，不單單是中國的問題，那個國家都有這個問題，只要是人都有這個問題。和饑荒一毛錢關係都沒有，何況好多人也並未和饑荒有關。
父母和孩子的年齡差別必然導致很多溝通問題。兩個時代的人無法溝通就是因為信息獲取的途徑和內容很不對等。一個五十歲的美國人不可能完全理解一個十歲孩子的事。並不是因為美國社會不穩定，而是立場不同而已。
記得暑假和媽媽還有外公跟團旅行，整個團幾乎都是中老年人。因為是旅遊餐，導遊提前分配好每一台桌子的人。有幾次，我和媽媽下車比較慢，到了餐桌之後發現菜已經被吃了很多。並不是想說老年人怎麼樣。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經歷過饑荒，是真真切切餓過的一代。
杭州城隍廟有幅對聯：
夫婦本是前緣，善緣、惡緣，無緣不合；
兒女原是宿債，欠債、還債，有債方來。
但這題我打算用世間法來回答。
———正文———
每個人最初來到世界，都算是一張白紙，自然純樸，天真無邪，但隨著不斷成長，漸漸有了思想和知見，形成了自己的觀念、個性、習慣，等等。
這一系列的人格元素，都是來自後天的熏染，其中影響最為深廣的，莫過於家庭的影響，父母的三觀，成長的環境，幾乎是烙印般的存在，雖然有時難以覺察，但如果細心去深入挖掘，會發現幾乎無人不是如此。
在這影響當中，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有些可能是優勢，有些可能是局限，所謂的「代際創傷」，就屬於後者。很多人在成年以後，即使已經人格獨立，變得足夠成熟了，但這種「代際創傷」，卻始終無法完全消除。
但也不必刻意去消除，這世界原本就存在諸多缺憾，陰晴圓缺，悲歡離合，天道人道皆如此。俗話說，自知者明，只要自己心中有數，能夠理性地管控，就不太會影響生活。
我想這樣的情形應該是人類共有的，任何人都很難例外，只是在中國顯得更為普遍，程度相對較重而已。
一個人需要清楚自己的出生，以及成長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正確地認識自我，並努力去修復改善，跳出這種烙印給自己帶來的局限和束縛（如果有的話），這大概也是一種人生的意義。普遍。因為老一代不放權，新一代一般是跑不了，除非和父母異地生活。
核心關鍵詞就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影響孩子們，急功近利的生活是孩子們的示範，急功近利的教育直接將他們教育成急功近利的人。利益有衝突，在裡面去，其它所有東西對得讓步，包括道德、親情等。衝突就這樣產生了
我覺的你們的回答都挺好的，但總得說點不一樣的聲音吧，我沒統計過，沒研究過，，，，可我也曾做為一個孩子，將來也要作為一個家長，所以關於這種問題最好更為全面。。
作假設，我最愛了。。假如你父母有過這樣那樣的，然後對你怎樣怎樣，然後別人父母有過這樣那樣，然後對他們子女怎樣怎樣，嘿，然後兩位父母聯盟了，兩位子女也聯盟了，，然後別人父母對你怎樣了，你父母又對別人怎樣了，，，然後交叉來，交叉去，誰知道最後怎樣了
也許小時候，我們父母的言行會對我們產生影響，可長大了，你還拿這套講，你吃什麼的呀，只有自己才能傷自己。。。
跑題啦，可這是我現在想說的，，就愛文不對題了，一直大愛呀，，爽！
我媽從小灌輸我不佔便宜就算吃虧這種東西，等我懂事以後儘管一直在努力調整，卻終於無法和他人正常交往
急劇變化的生活環境和社會背景嚴重影響著不同時代成長起來的人，即便家父家母接受了高等教育雙雙取得博士學位，成為地方一個領域的知名教授，在許多觀念上仍是與同齡人一樣的傳統。觀念上的差異會導致不可避免的衝突，而我們的教育很難對此做出改變。
中國百年來環境的變遷實在太快，加劇了這一現象。
肯定有 我父母小時候就教育我 不可以信任別人 對我人生觀影響巨大 至今還在克服
(=?ω?)?不管他們那一代受過多大的傷害我都無需為了他們負任何責任。
扇我一巴掌說不準看動漫，因為日本怎麼怎麼滴，狗與中國人不準入內怎麼滴。扭曲我世界觀價值觀，站在道（無）德（恥）上鄙視我的莫名優越感。
逼哭我然後嘲笑我。
這樣的家長的未來是悲慘的。面對這些的我是更加無辜的。
我就看著他們這輩子有多慘。下輩子有多慘，子孫後代對他們有多慘，一直慘下去。
我還是很不爽，祂媽的當了婊砸現在跟我裝什麼裝，打一頓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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