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在文革期間自殺的年輕鋼琴演奏家顧聖嬰?
可以參看網易做的專題。 著名鋼琴演奏家顧聖嬰,在短暫的一生中獲得殊榮無數,被世界公認為音樂「奇蹟」。後因文革時無法忍受迫害,於1967年1月31日與母親和弟弟自殺身亡,年僅3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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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小的時候,做過一篇關於堅強的閱讀,其中提起一位無名的音樂家在文革中鍘草都用4/4拍,因而一直保持對音樂的樂觀希望;而顧聖嬰女士,卻因為不堪忍受自殺身亡。當時我對此不明就裡,只是想,作者雖被那位音樂家感染,反覆讚頌他,卻也忘記了他的名字,之後亦無從查證。這是否也說明,他雖然如此堅強,在音樂上的成就卻遠遠不如顧聖嬰呢?
後來查找議論文素材時重新見到了這份事例,下面提供的參考議論都是諸如「顧聖嬰不夠堅強,不夠樂觀」等一類言論。這是讓我不能接受的。顧聖嬰女士的琴聲輕靈堅定,對待生活的態度也一向是端莊而虔誠的。她無論為工人演出還是在正式比賽後都認真記下對演奏不滿意的地方,也曾親自把沉重的米從很遠的地方背回來。她並不是一個象牙塔女孩,因為脆弱和敏感而選擇了絕路。
縱橫一世的楚霸王,面對滔滔烏江,背對浩大的敵軍,他覺得即使有船,有忠心的舊部,有「江東子弟多才俊」,他也是渡不過去了。江水易渡,他心中的烏江難渡。他見過太多世事,做過無數讓步,可是他的底線是要衣錦還鄉。他越不過自己的底線,只好把自己毀滅在底線之前。這樣,他在江東父老面前或許不會太失顏面。
那些忍辱負重的人,就真的可以承受一切嗎?身殘志堅的人士尚有紙筆可說內心彷徨,淪為階下囚的人還日日擦拭寶劍等待重見天日。只不過他們失去的還不是他們最珍貴的信念,所以他們尚可以堅強。
那些被諷為一死了之撒手不管的人,或許也是一個忍過的人。可是他們一忍再忍,一退再退,終於退到了烏江邊上。這時,不能再退了。再退,就背叛了自己的底線。那是他們願意付出忍耐的原因,是凄風苦雨里所守的一盞孤燈。
或許顧聖嬰在文革中受到的折磨並不是最嚴重的,許多比她遭遇更多的人都堅持了下來,可是她卻遇到了她的烏江。什麼是她的烏江呢?或許是紅衛兵把波蘭政府送給她的肖邦手模砸了個粉碎;或許是她和她的同事不能好好研究音樂練習琴藝卻被一次次批鬥;或許是她的父親蒙冤入獄再無出頭之日;或許是世交傅家父親傅雷被打成右派,兒子傅聰流亡海外被定性為叛國。總之,她也來到了底線旁,感覺到了退無可退,於是用觸摸琴鍵和藝術靈魂的手指擰開了煤氣,而不是4/4拍地鍘草。或許對別的藝術家來說,這樣鍘草是堅守藝術保持樂觀的方式。可是她的4/4拍,被她的底線永遠地留在了琴鍵上。
這個世界總用客觀事實來衡量一個人的骨氣,可是信仰和底線,偏偏是最私密的,甚至連本人都未必能說清楚的。一旦這種信仰爆發出來,卻又不一定為人理解。自刎在兩軍陣前的蕭大俠受議論無數,卻只有啼聲凄愴的大雁為之徘徊。我們不過一介凡夫俗子,怎麼能體會到英雄獨立在烏江邊、雁門關前和煤氣總閥旁,內心的掙扎和解脫呢。
陳丹青在一篇追憶顧聖嬰的文章中寫到,當時一家樂器行里塞滿了要送去大鍊鋼鐵的鋼琴,一家摞一架,壓斷了琴弦和擊弦機。他看到一個女孩悄悄走進去,掀開琴蓋敲了一個和弦,然後迅速離開。
或許鋼琴和人一樣,都是有幾分傲氣的。它們並不是不能承受這灰塵累累挨挨擠擠,但它們只願意為知音奏響一個點亮滿室的和弦,亦或是死守沉默直到粉身碎骨。
利益相關:我的祖母是顧聖嬰的同班同學,而我是我祖母和顧聖嬰的校友之一。
很慶幸傅聰先生躲過一劫,不然又要少一位
我想講個故事:
有一個學音樂的學生,有一天他見到了一個老婆婆。老婆婆問他,你上大學學什麼啊?
學生:學音樂。
老婆婆鄙視的說:學那個有什麼用,有什麼社會價值?
學生問:那您說學什麼才有價值呢?
老婆婆說:比如說學醫啊,學好了醫術,有人生病了,可以治病救人,這多有意義!
學生不知怎麼回答才好……
要我說,這個老婆婆的觀點就是:人只要活著,能喘口氣,就比什麼都重要,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的。如果我們誇大一些看這個觀點的話,聽音樂是沒有意義的,畫畫是沒有意義的,食物不需美味只要果腹就行,衣服不用好看只要保暖遮羞就夠……我想問,如果一個人可以這樣活著的話,他和植物人有什麼區別?人之所以活著,是有因為人有享受的追求。人可以怕死,因為只要不死,還有那麼多美好的生活可以享受到,只要活著就能看到希望。
那些愚昧的文盲們,懵懂的看著未來,似乎有什麼他可以享受的東西,但是自己不知道未來是什麼,也不知道那個可能美好未來是不是會到來,那麼他們則是最有理由活下去的人。相反,越是在一個領域內有成績的人,就越知道自己的追求是什麼,對自己的追求也就越是期盼,尤其是在文化界是這樣。在那個可悲的年代裡,這些最有追求的人卻是最看不到希望的人。他們的死不是選擇生命的解脫,而是絕望的無奈。
在那個可悲的年代,眾多理想主義者們一個個都走上了絕路,老舍先生去了,顧聖嬰也去了,假如魯迅先生一直活著,在那個年代也會死去。雖然郭沫若活了下來,也可能是因為他的理想和那些死去的人不一樣,所以他還存著一絲希望頑強而無恥的活了下來。
如果現在有人問,如何評價在文革期間自殺的年輕鋼琴演奏家顧聖嬰? 不管你懂不懂音樂,懂不懂藝術,請尊重因為有追求而死去的人們。在我的眼裡,他們和敢於為自己孩子犧牲生命的母親一樣值得尊敬,因為他們是真正懂得未來在哪裡,希望在哪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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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一個鋼琴家的死表示遺憾,寫了一個雞湯文。並不是針對學醫的人,也不是鼓吹藝術至上。沒想到引來這麼多雞蛋。我講的故事不是寓言,而是真是發生的事,只是沒發生在我身上。老婆婆的觀點不是說學什麼更重要,而是鄙視學音樂的人,認為學音樂沒有用處。我的爺爺也發過牢騷,說在解放前侯寶林、駱玉笙不過都是些要飯的,解放後莫名其妙的地位就起來了。我爺爺不是文化人,他當時的口氣滿是不滿和鄙夷。
在不同價值觀的人的眼裡,對同一個事物的評判必然不同,大家對於顧聖嬰的死也肯定是有眾多不同的看法。我的雞湯文只是想表達我對她的尊重,向在一個藝術與藝術精神匱乏的年代的藝術家致敬。現在年代不一樣了,娛樂圈的歌星影星都賺的飄滿缽滿,無數人對他們瘋狂的追捧,這也會引來很多人的不滿。我同意醫生的社會地位應該比歌星要高才對。至於現實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是什麼樣的我不做評論,也不想討論。我只提一個個人觀點:這是一個地位被商業左右的社會,不管是娛樂圈,還是醫學界,甚至商界本身。(政治界在其中的狀況比較複雜)
你們可以在我的答案後邊隨便評論我淺薄,虛偽的舉著道德的旗幟之類之類的,也可以評論價值觀不同,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寫這一段後邊的字就是想為藝術爭一口氣:文革的時候藝術被唾棄了一次,現在時過境遷,那個年代活到現在的人仍然鄙視學習音樂的價值,甚至由於社會的變遷又產生了另一批人批判藝術,或者罵膚淺,或者罵故弄玄虛。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正確的看待文藝在社會的地位,既不高抬它,也不作踐它。
作為一個音樂從業人員,我希望我生活的世界少一些那個老婆婆那樣的人,即使不喜歡音樂,不要鄙視我們心中的追求。
文革被逼自殺的人太多,我媽前夫就是文革時期被逼自殺。
說說我個人感受,文革期間被逼自殺是一種社會問題,並不是個別現象。開始我也覺得是以前的人思想落後,抗壓能力差。現在想想,是也不是。
不是如郭沫若,前半生革命先鋒,後半生被淪為馬屁毒瘤。其實對於高級知識分子而言,違背初心,頂著政治和民眾的雙向壓力苟且偷生,抗壓能力可見一斑。為了理想可以放棄生存;為了全家的生存,可以放棄尊嚴。如果反抗有用的革命,他反抗過了,成功過;如果反抗無效的文革,只能在生死中擇其一,選擇死的,都未參透生死吧。
是如其他自殺者,或被基層red衛威脅、強迫、失去尊嚴。這種恐怖,我們現在是難以想像的。年輕時,領導或者老師冤枉你,如果是無準備的背鍋,恐怕一般人也會稍有玉石俱焚的念頭。而若是連自己的朋友、親人都站在冤枉你的那邊,並衝到你家、衝到單位、衝到一切有你且有別人在的地方,讓你的世界裡的你失去一切權利,只能選擇死亡。我想我也撐不了多久。畢竟,他們不止動口,還是手動剝奪。。。
用現在的眼光看不給力了。畢竟那個年代環境有限,熏陶也不夠,當時的中國演奏家學的又是完全從蘇聯那邊弄來的,當時蘇聯學派對肖邦的處理還是完全按照自身的審美來理解的,偏差不少(現在的融合情況就好很多)。
就錄音來看,顧聖嬰彈幻想波蘭舞曲,從音樂到技術上都沒到勝任的程度,聲音的連接粗,比例不合理,經常能聽到過「胖」的支聲部,歌唱也不在味上,線條基本就是老俄的連法,而且還沒學到很精。到了歡樂島的話情況就好了點,因為德彪西摳的範疇和肖邦的範疇不在一件事上。但她的技術當時還是比較老的技術,基本上彈出來的潛力也沒辦法多大。
實際上她的表現在當時也並沒有猛得過劉詩昆、殷承宗這些當時的國內翹楚,要說多偉大就更難說了。但希望還是有的,從這點來說,死得還是太可惜,從當事人的角度講更是如此。
真的很想說些什麼又說不出什麼。
深深的讓人扼腕嘆息流淚。
顧先生是郎朗老師的老師。在郎朗的自傳中。提到了顧先生。並給予了高度的讚揚和深深的懷念。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郎朗說顧先生能把巴赫平均律曲集轉換成任意一個調式彈奏。
對於顧先生的逝去。我們除了懷念。更應該反思。更應該想想以後怎麼防止這種事情的發生。
畢竟。藝術真的應該只是藝術。在其他地方被人擁戴喜愛,評價極高,波蘭還送給她非常珍貴的肖邦手模。聽她的錄音,是一位內心乾淨明亮,敏感,擁有極大熱情和活力的藝術家。而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她和她的家人被一群無知又無恥的人瘋狂的打擊和侮辱。想不通自殺很符合邏輯。
Big越高,就越不容易適應Big驟降的社會變遷,之所以歷次絕望的移民潮,都是中產階級組成,就是這個道理。譬如,越南船民、東北上海的白俄難民、猶太...
大家漠視這次敘利亞難民潮及背後的社會崩潰,完全是不應該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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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她的演奏帶,可能我聽霍羅維茨太多了,當時沒覺得有多好,事後想想在那時的中國,已經太好了。
文革是場浩劫,肉體的痛苦可以因為傷病的痊癒隱去,精神的摧殘卻無法以時間轉移。
這兩天看了有關文革的書籍,之前不理解那些士大夫階級的羸弱,現在懂了,而且理解。
以前日本人對我們做的,我們自己也沒少做。而且莫名其妙。
題中的音樂家,不過萬中之一。
不知道是什麼演算法知乎給我推的這個問題。
有人把入世和適應環境看做成熟,有人把堅持自我當做存在的標誌哪怕艱難。
倘若換個坐標系,前者是死了,後者才是活著。
都是本人的事,哪由得其他人來評價?
看看這些評價,想抒情的人抒情了,想憤慨的人憤慨了。到最後死者還是成為了表達感情的工具罷。
對人生的觀點,只會在自己手上。哪怕從別人的人生里去尋找,得到的結論還是自己想要的而已。無從評論,其實,我只對街頭的吉他手有印象。彈鋼琴的只能在網路里欣賞。
墨子曾經提出要禁止音樂,理由是音樂徒耗人力,多麼好聽也不是給勞動者聽的。現在看理由偏頗,無數曲子都為群眾所識。然而那些現場演奏,大家閨秀的鋼琴師們提琴手們卻讓群眾見得很少。誰去大劇院呢?我想普通群眾很少去那些地方。
小提琴,鋼琴等等,似乎成了貴族的玩物。他們的演奏對象,也總是貴族。這並不好。這位顧女士,或許也是這樣的犧牲品吧,心比天高,命比紙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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