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劉文彩其人其事？
有人說他是舊時代最典型的大地主，也有人說他其實是善良的，只是時代「造就」了他。
相關問題劉文彩等四大地主「醜惡形象」俱非史實？ - 知乎
從法律的角度來講，周春富[周扒皮]，劉文彩等人的後人是否可以告高玉寶等人侮辱誹謗罪？ - 知乎
建國後，經過土改、三反五反、文革……，在一連串運動風雷激蕩之下，曾經富甲一方的鄉紳地主不僅家業盡散，而且經過藝術加工、人為拔高，其本人也被描繪成為面目猙獰、無惡不作的「虐待狂」。
孰料風水輪流轉，近年來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這些曾經「先富起來」的典型人物又開始逐漸浮出水面，各級政府也與時俱進，紛紛樹立本地勤勞致富典型（比如《喬家大院》、《闖關東》），為這些「先富起來的」代表人物平反昭雪。
在精英文人孜孜不倦的考證之下，劉文彩、周扒皮、黃世仁、南霸天……這些當年「地主惡霸」其實都是致富有道典型啊！
就拿劉文彩來說，劉父不過是一個擁有十來間房的小四合院，幾十畝田產的鄉下小地主。直到１９２０年劉父去世時田產也沒超過１００畝。下面這座房子就是劉文彩、劉文輝兄弟的成長地。
而僅僅二十多年之後，劉文彩就已經擁有田產１２０００餘畝，公館２９個、街房６８４間、當鋪５個、碾子１０座、、銀行字型大小２２處。下面就是劉文彩莊園一角：
下圖是劉文彩公館的前廳：
絕對的「先富起來」的典型啊！現在網上熱議的房叔、房姐被稱為「土豪」，跟劉文彩相比，只能算是「土鱉」了。
他的成功，我們可以複製嗎？答案是「ＹＥＳ」！
不過，前提是你得要有一個能幹的兄弟在！！
１９２１年，劉文彩的弟弟劉文輝，在其侄兒川軍第二軍軍長劉湘的一手操作之下，榮升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駐紮宜賓，總攬這裡的軍、政、財、文大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五哥劉文彩受邀前去幫忙，從此開啟了劉文彩精彩的致富生涯！！
劉文輝很給五哥面子，劉文彩先後被委任為四川煙酒公司宜賓分局局長、敘南船捐局長、川南護商處長、川南禁煙查緝總處長、川南捐稅總局總辦、敘南清鄉中將司令等職。僅「煙酒公賣局局長」一職，年薪即高達一兩萬元，合計每年薪金總數不下１０萬元。而「川南稅捐總局總辦」則奠定了他在劉文輝防區內的最高稅政長官地位。
兄弟倆一個抓印把子，一個抓錢袋子，配合得得心應手。這種先進經驗如此成功，以致於現如今依然是各地喜聞樂見的致富模式：黨政軍里親戚套親戚，經濟領域親友助親友。那個濮陽走出來的谷俊山家族不也是成功的複製了嗎？
而劉文彩也絕對賣力，在×××理論指導之下，解放思想、大幹特干，採取了行之有效的聚富斂財手段，取得明顯成績，其先進事迹如下：
一是大力挖掘稅源：在劉文彩的努力之下，川南地區開徵捐稅１５０餘種之多，什麼花捐、廁所捐、鋤頭捐等等，無奇不有。比如，當時宜賓城裡買一張戲票，就要負擔娛樂稅、印花稅、傷兵亡友費、警士寒衣捐、政教經費等14種名目的附加稅。從樂山到敘府一百餘公里就有強收護商稅的關卡３０餘處。故而，被老百姓讚譽為「自古未聞屎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他每年安排專人督促當地團保向煙民『勸種』大煙，繼而收煙苗稅、印花稅、起運稅、落地稅、過境稅、出售稅、內銷稅、外銷稅、附加稅（如國防捐、紅燈捐、碼頭捐、治安捐、射門捐……），對不種大煙的農民，就收懶稅。僅煙土稅收一項，劉文彩每年就能收到稅銀８００多萬元，如果算上其他稅收，則能突破千萬元。
不知道當今的什麼機場建設費、三峽建設費神馬的是不是也是跟劉文彩學習的先進經驗？
二是不斷跨越發展，和四川其他地方—樣，川南地區也大搞田賦「預征」，宜賓一帶的農民到１９３２年，其田賦款已經預交到了１９５７年，和電影《讓子彈飛》里的鵝城一模一樣！
三是搞活金融市場：劉文彩初到宜賓用５萬大洋興辦的企業「義和」銀號，到劉文彩撤離敘府時已積累到２０００餘萬元。據樹立劉文彩高大形象的《劉文彩真相》一書記載：劉文彩硬性規定各商號「囤積不限資金，經營不擇手段」！「有權力開道，劉文彩在商海任意馳騁，普通商人根本無力與之抗衡。劉文彩做起藥材生意，『德順生』、『富元亨』等十餘家葯號便不能不垮台。劉文彩做起航運生意，『植豐』輪船公司、『合眾』輪船公司就不能不關門。官商於自由競爭之害，劉文彩堪作一例。」
四是大力實施規模經營，劉文彩擔任「川南禁煙查緝總處總辦」，作為「禁煙」工作的領導，他主要開展了兩項工作：一是查禁「私土」，限定日期，強迫私商存煙，以低價賣給『公家』；二是推銷「公土」，高價轉賣給公私煙館，讓癮民公開吸食！萬戶人家的宜賓城區，大小煙館多達一百餘家（私燈尚未包括在內）。當然，成千上萬的人因吸食鴉片而家破人亡，主要在於個人自控能力差，責任不能算到組織頭上！
１９３２年，劉文輝被他的侄子劉湘打得慘敗，退到了偏遠的西康。劉文彩作為成功人士衣錦還鄉，20多艘木船在長江上排成一條龍，將多年來積攢下來的財物4,500多箱、銀圓８００多萬運回安仁鎮老家！
說的這裡，不由得令在下想起四川的劉漢來了！
同劉漢一樣，劉文彩的確屬於典型的致富有道的成功人士！可是，當時的老百姓又是如何過活的呢？
據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１９３３年對四川１５５６農家的調查結果顯示，負債農家多達１０１４戶，占調查農家的６５%。據章有義所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 (第二輯 )記載：「１９２５年四川遭大旱災，蜀省飢歉，被災達８０餘縣，餓死者３０００（?）萬人，流離失所者不可勝計。」
這張照片是上世紀20年代一位法國神父在四川綦江看到饑民慘狀，以發食物為名拍攝的。結果，有的饑民在拍攝過程中就倒下了。
而據１９３６年５月４日《天津日報》所載《成都通訊》的一則驚悚消息：……死屍的肉每斤賣五百文，活人肉每斤賣一千二百文！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劉文彩的巨額資產難道不就是這些被盤剝致死的普通老百姓血肉堆砌起來的嗎？
然而，在精英們看來，劉文彩曾經在家鄉修橋鋪路、興辦教育，辦了慈善，所以劉文彩橫徵暴斂、制毒販毒集聚了巨額資產就應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為什麼有人要不遺餘力地要為劉文彩們鳴冤叫屈、平反昭雪？熱衷於給劉文彩們翻案的，除了他的孝子賢孫外，不就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團？
與劉文彩的不擇手段比起來，這些年來，他們不過是搞點官商勾結、內幕交易、欺行霸市、瓜分國資，而且他們也熱心公益，興辦慈善，捐資助教，戴上了一頂又一頂「代表」、「委員」、「慈善家」的帽子！
如果說，劉文彩是冤枉的話，他們的資產不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嗎？他們豈不更是成為萬民敬仰的「道德楷模」了嗎？
說白了，他們就是在拚命讓既得利益合法化，讓他們的利益千秋萬代合法化！
這場成功人士與其豢養的馬屁文人精心編導的一出大戲正越演越烈，成為主流聲音！
我想，是否Ｎ年之後，與周彬沆瀣一氣的「四川首善」劉漢（「2009胡潤慈善榜」中，劉漢以2.09億元的捐款額位列榜單第16位，其最為國人熟知的事情，則是漢龍集團捐資修建的「劉漢希望小學」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中屹立不倒，被譽為「史上最牛希望小學」。）、傍上劉志軍的丁書苗（先後捐資４.７億）…………，是否也會被後人緬懷，為他們掉下同情的眼淚？！！
而對於黑磚窯的奴工們開胸驗肺的無奈、被欠薪自焚者的絕決、失去勞動能力下崗工人自殺……一樁樁一件件血淚案，似乎因美化劉文彩等大地主而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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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9日補充：
看看，TG喉舌已經開始鼓吹「重建鄉賢」了：如何看待《人民日報》重建鄉賢的文章？當年有人給張映泉錢，讓他寫劉文彩的翻案文章，張當時對劉文彩了解不多，按照編輯部發給他的資料就湯下麵以故事的形式寫出了一篇敷衍文章。後來這篇文章被和諧掉，張映泉非常不服，遂決定認真寫上一本。本著負責的態度張映泉閱讀了大量資料併到實地考察採訪，考察完之後他改變了立場，說這案還真翻不了，還特意寫了本書叫《天府長夜》。
至於劉文彩是好是壞，該書的補白我覺得說得很好，且看看吧。
一、所謂不實之詞
據一些讀物披露，不實之詞有如下內容：劉文彩莊園里根本沒有水牢;某些展品是贗品;劉文彩不是最富的;某些事情不是他乾的……甚至還用上了「栽贓」二字。這些「不實」部分都可能找出具體的例子來，放任篩選鑒別，只怕絕大部分都是假的了。不過，這些「不實」都只涉及了具體事物，並沒有人敢於出頭說劉文彩的總體惡行是不實。
誠然，在那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到處都有捕風捉影、胡亂編造批判材料的事情發生，多少人就是在先定性後補材料的運動中由無辜者變為罪人的，對劉文彩的批判自然也不會脫離這一模式。但有一點須弄清楚，那就是，對此人的「不實」部分是與事實有出入，還是羅織罪名栽贓陷害?弄清了這一基本的東西才好說話。若是前者，定性就沒錯，要求更準確一些即可，用不著大做文章;若是後者，就應該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光做文章還不行。看來，那案是不好翻的，為劉文彩說好話的人其實自己都沒想清楚要幹什麼。也就是說，對劉文彩的批判與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受迫害，對劉文彩揭發批判的某些失實與羅織罪名害良善，是兩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再說具體的「失實」。是「失」的什麼「實」?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殺人嫌疑犯是否殺了人，這是定罪的前提，至於把受害者張三誤認為是李四，把捅了一刀誤認為是兩刀，這種失實並不能成為減輕殺人犯罪行的依據。
經調查沒有水牢，是否能證明劉文彩沒有殺其他人?劉文彩的土地沒有達到第一位的數字，是否就不該批判?至於某些展品不是原物，更是個常識問題。收租院里的泥塑皆是創作，誰又指責過那不是真的張三李四?如果照此推論歷史，不能不說是抓住一點而不及其餘了。況且，加在劉文彩身上的所謂「不實之辭」與此人沒發掘出來的劣跡相比，孰重孰輕?哪多哪少?結論並不難下。如果讓被劉文彩迫害致死的那些人補材料，情況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解放初劉文彩家裡的東西大量流失，為了辦個教育展覽，比照他過去生活的原貌收集一些東西當展品，使之更具形象性，其用心無可指責，更不能說這些是栽贓。況且有據可考的大量箱櫃、煙槍、銅床、珠寶等等東西早已流失不知下落，這些也應該是「失實」內容。僅說某東西不是原物就是失實是不夠的。
議論得厲害的是水牢。冷月英坐進水牢，但不是劉文彩家裡的水牢，而是劉文彩侄子、老四劉文成的兒呼劉伯華家的水牢。大邑縣黨政領導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經過細緻調查，糾正了這一失誤。這是很難得的。遺憾的是這一糾正反倒給了某些人以口實，據此認定是「強加」給劉文彩了。假如非藉此做文章不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面來想想：冷月英生孩子才幾天，就被劉文彩侄子丟進了水牢。「私立文彩中學」的紀念碑不是說劉文彩「有燕趙豪俠風」嗎?那時劉文彩維護著一方的治安，他殺了那麼多人，無不是以殘害百姓、勾結土匪之類的罪名殺的，可是這樁事情發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是誰給了那條惡棍如此無法無天的權力?如何容許其侄子私設刑罰?即使按今天的法律條款打官司，劉文彩也難逃罪責。劉澤高說了一句話。他說劉文彩抓人「要就殺了，要就放了」。與「要就殺了」相比，設水牢至少還有生的希望，反倒溫情得多。也就是說。水牢之誤並沒有加重劉文彩的污點。
話又說回來，劉文彩公館的地窖里的確灌滿了髒水，髒水里的確有人的屍骨，那死者是誰?大邑縣領導並沒有亂加推測，還是依了王玉清等人的說法，認為那地窖是藏鴉片的地方而不是水牢。理由是，劉文彩不會在卧榻之側干這種噁心的事。如果硬要鑽牛角尖兒的話，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解釋仍然難以自圓其說。既然是藏鴉片的，何以要放在有水的地下室里?莫非鴉片必須要髒水泡著?劉文彩直到病中還在販鴉片，卻又為什麼讓那個鴉片窖裝滿髒水，並且有人在裡面爛成了骨頭而沒察覺呢?據親自進了裡面的人證明，院牆破了一個洞，他們進去便發現了髒水，繼而發現了死人骨。為劉文彩解脫的唯一解釋，就是有人在外頭先將人打死，而後將院牆挖個洞把死人塞進去。但這樣問題又來了。死人變成骨頭沒有半年的腐爛是不行的，劉文彩家戒備森嚴，何以半年之久就沒有人發現牆有個洞?站在那個陰森恐怖的地窖門口，我產生了這些疑問。不敢亂說劉文彩殺人，但這裡的確是個掩藏罪惡的好地方。那個永遠無從知道身份的死者，冤屈永遠難伸了。此人的命運與冷月英坐水牢相比，是好是壞並不需要解釋。
二、劉文彩財產的真偽劉文彩到底有多少財產?展覽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那座新公館到底是劉文輝的還是劉文彩的?那金庫里的金子是老幺的還是老五的?認真說，這些所謂的「之謎」並不具備考證價值。因為，搶劫犯的可惡並不在於他搶得的財物多少，這是起碼的常識。但既然有人提出來並為劉文彩憤憤不平，就此說說也無不可。
二十八座公館，八千多畝土地，有人憤憤說沒有那麼多，比如成都就只有三座公館而不是四座。是真是假?就且說都是假的吧。不說大的說小的。僅在解放後，印著「星廷監製」的景德鎮瓷碗，安仁鄉每人可以分得一個這個事實，劉文彩就毫無冤情可說。特別燒制，艱難運輸，而且數量龐大，就不是一般所謂的大地主能夠勝任的。在資料中看到一鱗半爪的記錄中，除了以上所說之外，就有如下東西：劉文彩戴的綠寶石戒指價值一萬大洋;建昌花板貼金棺材八具，僅上油漆就搞了八年;凌君如的衣服要裝幾十口大箱;劉文彩每次吃飯都是幾桌，僅僅因為他愛熱鬧;劉文彩自己所說：「拼了兩千畝地不算，給四個兒子少留五百畝……」他自誇他家的各種煙槍可以裝備一個連;劉文彩的一個兒子回憶說，他的母親楊仲華後來信佛，「每年冬天都要捐給善堂大米數千斤。」數千斤，還少么?而且這還是劉文彩「寧虧自己不虧學校」砍掉了楊仲華租谷一半後的情況。她還有一部車，因為成都的劉氏家族人都有小汽車……如果將那些具體的東西開列出一張表，將會佔去巨大篇幅。至於什麼象牙球象牙塔是買的是偷的或搶的，什麼劉文彩的土地「只有」八千多畝，「只佔第x位」，更是要飯的叫花子操心富人的消化，有點不知好歹了。
劉成勛家的象牙塔和象牙球失竊，為此當時政府大力搜捕，費好大勁才抓到了真兇。但解放後象牙塔和象牙球卻在劉文彩公館被發現，人們猜測，不是劉文彩唆使搶劫就是劉文彩收贓。劉文彩能搶同族劉樹成家的武器，能夠滅了牟遂芳再搶人家的錢，偷搶劉成勛的東西又有什麼奇怪?但劉家後人卻不同意，說象牙球是楊仲華親自買的。即使如劉家後人所說，那個象牙球是楊仲華花五百大洋買的，那又如何?五百大洋，足可買幾十個沒飯吃的孩子!洗清劉文彩這種所謂的冤枉又有什麼意義!如果受惠於革命的平民百姓和他們的子孫站在劉文彩的立場上打抱不平，認為他比起某些人來並不算最富、某些人比起他來更壞而認為他受了冤枉，倒是我們自己冤枉了自己，也是我們先輩的悲哀。
新公館裡一座金庫，為劉文彩不平的人說，那是劉文輝的，而不是劉文彩的，因為新公館是為劉文輝建的而劉文輝又堂而皇之地接收了。此說成立嗎?怕未必。劉文輝在成都的公館有座金庫，為了守衛那麼多錢，特別派有重兵把守。但怪得很，新公館裡的金庫也裝著大量金子，卻為什麼只讓一個遭冷遇的女人住在那裡呢?劉氏後人說，新公館交給劉文輝後，劉文輝的夫人又派了些工人在某些地方進行了改造，以此證明那改的就是金庫。但只要進去看看那座金庫是用什麼材料造的，是怎樣造的，就明白那不是幾個工人所幹得了的。劉文彩花錢如流水，尤其買武器毫不吝嗇金錢，但他的錢到底藏在什麼地方?除了他自己，從來都沒有人知道過。造一座金庫，其實在他並非什麼大問題。金庫是他的增加不了他的罪惡，不是他的也減輕不了他的罪孽。
三、劉家後人朋友如是說知道劉文彩過去的人大多已經作古，即使有些人還在世上，當我們去走訪時，總是與劉家有關係的入成了首選，或劉文彩的身邊人，或劉文彩的後人。在他們的印象里，劉文彩肯定與老百姓眼裡的劉文彩不同。這也難怪，手足之情，骨肉之愛，並不因為劉文彩是個壞人就不存在了。相反，他在殘酷剝削和瘋狂掠奪的潛意識裡，也包含著對兄弟子侄的負責情結。
如劉文輝，早在40年代初就接觸了共產黨，但劉文彩死了，他仍表現得尤其傷心，因為劉文彩對他，實在是一個好五哥。我們沒有理由責怪這種感情。再如跟著劉文彩跑的劉澤商，父親去世買不起棺木，劉文彩就伸出了援助之手，劉澤高至今不忘這件事，而且並不隱瞞。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那是他們的私人感情，外人無可指責。但如果用他們對劉文彩的感情來概括廣大佃戶和老百姓的感情，那就大錯特錯了。順者昌，逆者亡。順者與逆者的待遇不同，所產生的感情也是不同的。某些作品指的所謂「安仁的老人們」，大多是這種類型的老人。
劉澤高長期演說，頗悟出一些辯證法，他說：「貼心的不一定貼身，貼身的不一定貼心，我跟劉文彩是個貼身的，他有什麼想法也不會拿我當知心。」他都承認自己不是劉文彩的知心，跟劉文彩八竿子打不著的現代人卻比他們更愛劉文彩，這世界倒真的變得不認識了。
他們對劉文彩如何評價呢?
王玉清說，劉文彩待人很好。如何好法?她說，除了她的爹媽，再沒有第四個人對她好了。是的，她原本是佃農的女兒，因為嫁給了劉文彩，娘家得到了幾十畝地，還有一幢房子;更大的收穫就是有劉文彩在背後，娘家再不必怕誰了;作為她個人，劉文彩對她的寬容和體貼當不會有假。她用自己的青春換取的這一點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似乎有些荒唐，但在吃了上頓無下頓的那年代，實屬不易，因而她對劉文彩心生感激也可以理解。但由此概括劉文彩「待人很好」，不是私情便是糊塗。在她對劉文彩的敘述和介紹中，分明夾雜著個人情緒和個人見解，辯解和遮掩成分顯而易見。
此外，劉文彩的兒子認為父親正派得有些古板，侄子侄女認為劉文彩是個好人。我完全相信，劉文彩對晚輩並不缺少慈愛和寬厚，對兄弟劉文輝更是充滿了仁愛和友好。他們感謝劉文彩是他們的家事，但同樣的道理，不能以他們的感情來取代老百姓的感情。劉文彩派兵收射門捐，何曾逼著自己兒女「兩天之內非交不可」?劉文彩姦汙婦女，怎會讓子女看見?干穀子被判為濕谷，飽滿的糧食被判為穀殼，這其中的血淚他們又何曾體驗?
劉氏後人通過口頭或書面材料，向有關人員和部門指出某些展品不是劉家原物，房子的某些地方不是原樣，現在改的比過去好了，甚至還揭發說，某些展品是有關人在商店買的，以此說明是栽贓。且不說這種態度有什麼不妥，只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解釋，就大值得打問號。這些材料都只證明哪些誇張了，卻無一言半語說明某些方面不夠。其實，過分的部分與不夠的部分相比，只要不帶偏見，都是明擺著的。顯然，這些後人提供這些材料時，骨肉的感情壓倒了理智的思考。
更有那座據說是三百多位人士自發刻的、頌揚劉文彩修學校的紀念碑，裡面的用辭實在不敢恭維。碑文劈頭就說劉文彩「能急人急，有燕趙豪俠風」。果真如此的話，劉文彩的八千多畝租田就收不成租了.因為交租時沒有哪個佃戶不急。但他的確是收了。還有：「鄉居喜排紛難，倘有構釁，經年法庭不能判決者，得公片語立釋，地方訟事賴以消化殆盡……」這是說，劉文彩喜歡當裁判，連法庭經年不能夠判決的事情，只要他一句話就可以解決，久而久之，地方上竟然沒什麼官司可打了。
這個「立釋」令人費解，是立即釋放之立釋呢，還是疑雲得到澄清之立釋呢?是大家親如一家無官司可打了呢，還是因為打也不起作用才不打了呢?無論屬於哪種情況，都不是個正常現象。暫且不說劉文彩是否依仗權勢威鎮法庭和老百姓，縱然他真的英明到堯舜的程度，那也正是我們民族的悲哀。而劉文彩好的就是具有金口玉言的權威。高高在上，和顏悅色，找老人坐談，抱孩子親吻，救濟孤寡老人，判你誰是誰非，大家感激涕零……這是一切政治騙子所夢想的境界。著文者不以為悲和恥反而極力讚頌，不能不說是件遺憾事。這座碑其實並非三百多人的意見，只不過是三百多人出了錢。誰的意見?文中自有交代：「余與公夙好，故知之稔。」也就是說，這篇文章是劉文彩的朋友寫的。此人叫安相霖，什麼來頭不清楚。這個文人看不見蕭索的大地慘狀，看不見天下不公的現實，只見到「星公」的優秀品質，或者認為「星公」的一切皆優秀。倘若找這位「老人」調查劉文彩，只怕應該翻案的東西更多。
說到這裡，還有對那些「善事」的認識問題。
劉文彩辦沒辦過善事?辦過，而且有人一件件都數得出來，那都不是假的。比如前面說過，劉澤高爹死無棺木，劉文彩就曾慷慨捐贈一副棺材;劉澤高還說，有兩戶農民無牛耕不了地，劉文彩就買頭牛讓人送去了。修學校更是善事之一。其他方面細數起來，證明劉文彩「慷慨好義」的材料還可以發掘不少。但這些善事是否能夠證明一個人品質的優劣呢?回答是不能。須知，做善事與心善良是兩碼事。無統治欲和不損害他人利益，這是善良;先滿足我再由我賞賜你，這是善事。劉文彩當屬哪一種?對他而言，不掠奪是最大的善事，然而他做不到。他必須掠奪他人滿足了自己精神和物質的需求之後才來做善事，這時的善事其實就是居高臨下的賞賜。通觀劉文彩的一生，沒有跟誰平等過，凡跟他勢均力敵的，無不是拼得你死我活。以他佔上風為最終結局。正因為大多數人的生存必須仰仗少數人的善事，這個世界才混賬，才應該推翻!如果今天我們還不懂民主自由之可貴，喋喋不休地計算劉文彩做了哪些善事，即使譚嗣同活過來，也不能不搖頭嘆息。
四、劉文彩靠攏共產黨?據一篇未發表的文章說，劉文輝一九四二年回家接收公館時候，向劉文彩通報了與共產黨接觸的情況。他不但向劉文彩介紹了共產黨許多好處，還把周恩來宣傳的共產黨的政策都向劉文彩說了，而公益協進社正是在這次談話後搞起來的。這意思是說，劉文彩聽了這些話後態度積極，那公益協進社是進步之後組織起來的進步力量。
果真如此嗎?那麼我們看看自那以後，劉文彩是如何對付共產黨的。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劣跡算他是沒覺悟之前發生的，既往不咎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殺跟共產黨走的積極分子李榮遠於安仁;同年四月，令郭保之伏擊地下武工隊，殺武工隊員十二人;一九四八年七月，劉文彩調集縣警衛隊包圍共產黨員肖汝霖的家，因為他獲得情報那裡要開會，想全殲共產黨武工隊。武工隊突圍，幾名隊員犧牲;此後不幾天，殺了據說幫助過武工隊的一個人;同年九月，殺共產黨員肖汝霖和武工隊員徐達仁，井命令將屍體拖進縣城示眾……肖汝霖等共產黨人被劉文彩殺害，地下武工隊被圍剿，都在臨近解放的前夜，而執行者都是劉文彩的公益協進社的兄弟伙。解放後，劉元龍、郭保之、劉紹武、李鵬舉等人公然武裝叛亂。有這樣靠攏共產黨的嗎?肖汝霖如九泉有知，也不會答應這種荒唐推測。
慢說劉文彩沒到也到不了那個份上，就連劉文輝，也未必接觸了共產黨就接受了共產黨的觀念。這是有材料證明的。劉文彩死在新中國誕生之後，而劉文輝竟然還欲讓二十四軍代軍長、侄子劉元宣去掛個名把「公益協進社」領導起來，因為劉元宣的父親劉文淵的反對才沒有成為事實。而劉文淵反對也不是因為懂得了共產主義的理論，而是認為堂堂軍長去當袍哥老大有失體面。劉文輝真的懂得了共產黨革命的宗旨的話，他就絕不會糊塗到如此地步。還是劉文輝自己坦蕩，他在那篇《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中說：「我的反蔣，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的野心。同樣，我的親共，也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政治上的利害。」若不是新舊社會讓他感受深刻，一個大軍閥不可能說出這番話來，劉文輝的可敬之處，也正在於襟懷坦白。但那篇未出籠的文章一把粉抹的卻不是地方。
五、如何看待那所學校?
平心而論，那座學校至今仍不減昔日的氣派，學校里培養出許多人才，並將繼續培養安仁地方的青少年。但如果據此就認定劉文彩真心辦教育，那就有些荒謬了。
說到學校不能不首先說到錢。在數說劉文彩花了多少錢之前，得先問一問那錢是怎麼來的，是誰的錢才是。一座學校花了三億多法幣，翻一翻有關四川的文史資料就可發現，與他修學校前後，日本的飛機正在頭上盤旋，五元左右可以買一個活生生的孩子。在這樣的生活水準之下，大量老百姓的子女是沒有讀書的命的。其次，辦學校是為了教育興國?還是有感於中國人文明程度不高而培養下一代?這種高境界叫劉文彩自己講，恐怕他也羞於出口。政治運動不斷的那時期，稱這所中學「是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固然是出於政治鬥爭需要，但學校禁止傳播民主思想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還不說它在涉及政治方面到底要求學生讀了哪些書。
怎樣看才是歷史的真實?只要回眸一下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民間風氣就明白了。早在劉氏老大劉文淵被選舉為咨議局議員的清末，考察一個人優劣的首要條件就是有無公益事業紀錄後來的參議員們或是民間其他出頭露臉的人物們，無論真假，也都必須有辦過實在的公益事業的紀錄，才能取得「德高望重」的資格。而在所有善事中，總把辦學校擺在第一位。在這所學校出現之前，大邑縣有個窮秀才李吉人，辦了一所學校，在民間的威信很高，並得到了官方的大力表彰。其後他繼續為辦學勞累，獲得了很高聲譽。也就是說，辦學是士紳們的政治資本，也是在一方能否立威立信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扳著指頭算，全國除了「國立」學校之外的私立學校，大多是當地霸主出頭修的，如李吉人這樣的窮秀才建學校少而又少。把學校辦成「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劉文彩耐不住那麼長的時間，他的特點是短效應。但反過來說，修學校的意圖是「讓孩子們有些指望」?同樣不是他的思維方式和水平。「讓孩子們有些指望」，這句話足以驚世駭俗，非得大道者不能言。如果這句話能夠與劉文彩的思維和為人協調起來，只能有一個範圍，即站能夠與劉文彩的思維和為人協調起來，只能有一個範圍，即站在劉氏統治集團的利益立場上說的，至少所指的「孩子們」是他的勢力範圍之內的孩子們。那慶祝劉文彩生日的遊行，那專為劉文彩歌功頌德的所謂校歌，不說沒有世界大同的影子，即使連民主、民生、民權三民主義的東西都沒有半點!
修學校與辦教育，同樣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拿得出錢修一座學校就等於是辦教育，那麼教育家豈不是盡讓有錢的老闆當著?好在世界上的事情並非如此。但看今天，某些人一邊偷漏國家稅收，一邊捐資辦「善事」;一邊坑蒙拐騙撈黑錢，一邊捐資辦學校。但，修學校也難以抵消罪惡，一些學校尚存，捐資者卻鋃鐺入獄了，並不因為你修了一所學校就將惡行一筆抹殺。如法輪功組織的一些人物，他們不也曾為抗災捐過錢嗎?總之。劉文彩的修學校與李吉人辦學不是一碼事，與陶行知辦教育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如何看待這所中學培養出來的人才?那些人才如何看待自己與學校的關係?這些，也被有些人跟劉文彩聯繫起來了。凡學校總會培養出人才的，區別無非是影響面的大小。人在回首自已的足印時，尤其難以忘懷青少年時代，走進校園，一草一木都反射著自己往昔的影子，戀戀不忘，人同此心。但如果把對學校的戀情與劉文彩掛起鉤來，或者把培養出了多少人才與劉文彩的功罪扯到一起，就有些牽強附會了。大清朝為了振興國運，派出了大批留學生，但這些留學生並沒有因為自己是清廷派去的就不革命了，反而因為出國接受了民主思想，看清了清朝的腐朽無可挽救，成了推翻封建統治的各路先鋒。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當過校長，那麼多黃埔畢業的革命者也並不認為蔣介石不反動。更有許多革命者出身豪門，革的竟是自己祖宗的命，按照沒有他哪有我的邏輯，豈不連祖宗祠堂都得恢復?若要拉扯例證，將會扯出很多來，那很費事也無必要。對於這些，掌握著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那些校友們，理應是分得清楚是非的。
私立文彩中學於解放後更名，叫安仁中學。文彩是私人之名。配上「私立」兩個字才貼切;而安仁是地名，安仁中學是安仁地方的中學，並無不妥之處。兩相比較，安仁更實在一些。但在校慶五十周年之際，不但把那座書寫著劉文彩「其生平善績，更僕難數」的紀念碑翻出來印成冊發給大家，還干有意無意之間或口稱或書寫成「文彩中學」。其實校名叫什麼都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有人拿校名做文章，情況就不可等閑視之了。事實上，公開呼籲恢復原名的人還不少。如果恢復，那「私立」二字將如何處置?對於恢復原校名，有人高興，也有人擔憂。當年批判劉文彩修學校是「處心積慮要把學生培養成反共反人民的中堅力量」的判語固然是左，但劉文彩所希望的某些東西倒真是在循序漸進然而卻可怕地應驗。
六、劉氏後人受連累問題。把父輩的罪孽記到後人頭上，這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的作法，因株連致使多少人的青春在陰影中度過。劉文彩的後人自然也不例外。發展到後來，竟連所有中國人的正常生活都沒有了。政治運動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幔說與劉文彩有瓜葛的人，就連國家主席都難逃厄運，受迫害的幹部和知識分子更是無法統計。那種亂套的作法應該糾正，事實上批得也不少。對於這一點，所有從那時候過來的人都有清醒的認識。問題在於，後人受株連只能說當時的政策對後人的不公，而不能藉此抹殺劉文彩本人的罪孽;對後人遭遇的同情，同樣與劉文彩本人的問題無涉。如果把劉氏後人的遭遇用來說明是對劉文彩的不公。那就犯了反株連之忌。每當有人要為劉文彩翻案時，就把劉氏後人的遭遇扯出來議論一番，其實這反而是從反面把無辜的後人往劉文彩立場上推。
話又說回來，假如劉氏後人受株連能夠證明劉文彩冤枉的話，那麼另一部分並非受株連而與人民為敵的劉氏後人，是否也應該算在劉文彩頭上呢?假如沒有中國共產黨，假如沒有新中國，劉氏家族將會如何?只要看看劉氏那一部分人就明白了。劉文彩的大兒子劉元富在解放後還企圖反撲，成了所謂「反共救國軍」的支持者，事實上，這樣的賬也並未記到劉文彩的頭上。劉文運的二兒子劉元瑭手上有紅軍的血，也並不影響老大劉文淵在解放後當四川省文史館員。可見，從總體上來說，各是各的賬，生拉硬扯是不行的。株連是封建時代的殘存物，以掛鉤批株連，等於是另一種方式的株連。
七、劉文輝等人起義的效應。劉文輝於關鍵時刻起義，為解放全中國，為加速蔣家王朝的滅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說別的，僅就解放四川少犧牲多少生命，就善莫大焉。作為舊時代以自我為中心的大軍閥，作為曾經殘酷鎮壓過革命的人，做到這一點更是難得。無論從革命的立場還是從做人的立場，我對劉文輝真心敬慕。尤其他那篇毫不文過飾非敢於說真話的文章，使我由衷地敬佩。但是，如果一人起義就可以讓他作惡的家族成員或是親朋減輕罪過，那就不是起義也不是投誠，而只能以「良禽擇主而棲」來解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也就說不上為勞苦大眾求解放，而是改朝換代了。古時有一句話：「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假如封建時代的故事在無產階級當家作主的年代得到應驗，豈不是天大玩笑?而有些為劉文彩不平的人，所執的依據中有一條重要砝碼，就是「劉文彩的弟弟是起義的將領」。而劉文輝在敢於正視自己的問題的同時，也於有意無意中替他的五哥開脫。他絕不願正視劉文彩有什麼問題，而是自己一肩挑著了。其實他是沒辦法一肩挑盡的。
按照劉文輝有罪在前大功在後的事實，按照革命不分先後的宗旨，解放後他照樣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但這不能成為包攬他人罪惡的資本。我們批判政治運動株連無辜的劉氏後人，也正在於本人的罪孽不能殃及別人。但如果我們一邊在批株連的荒唐時，又主張將一人之功恩及家族，或者有功就不能涉及罪過，或者拉扯出某個進步人士跟劉文彩私交不錯而企圖說明什麼，只怕所執的觀念還是沒有搞准。
在減租退押運動中，起義的將領劉元琮自殺，釀成了悲劇。對此，四川省政府和成都軍區於一九八六年為他恢復了名譽。這種事情並非只有劉元琮一人身上發生。但，這事與劉文彩什麼關係?什麼關係都沒有。拉扯出這個人來，也成了為劉文彩不平的材料，就顯得有些可笑了。劉元琮的個人悲劇是不幸的，但那減租退押的運動卻不能詆毀。共產黨多少高級將領都在那時期經過了這種考驗。功是功，過是過，這也正是土地革命不同於改朝換代的特徵。一功掩百罪，這是封建時代的做法，當今一些貪官污吏敢於為非作歹，所持的就是曾經有功，所拖的也正是這塊牌子。劉元琮的起義之功不能抹殺，但，剝削之罪卻也事實存在同樣不能因功忽略。在家鄉退賠挨批判，離了家鄉照樣是師長，有何不可?他在農民面前不願低頭，公然高喊不向農民低頭，並將退賠的財寶扔在地下然後吞毒藥自殺，雖值得傷痛，這個方式卻未必是正確的。
其實，激起為劉文彩不平的心理動因並不難追尋：除了歲月的塵垢淡化了先輩的生死恩怨，除了對過去政治鬥爭的造反心理等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留存至今的實物為今天安仁鎮的經濟和文化產生了效益。幾座公館的宏偉令人讚歎，一所學校培養出了人才，這些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作用的效益都看得見摸得著，參觀者欣賞的比重遠遠大於受教育。而劉文彩的惡行呢?已剩不多的知情者講述的是劉文彩的盤剝和殘忍，而被剝削者和被殘害者的痛苦感受卻難以傳給世人。那個收租院展覽給人更多的是藝術感染，對於並沒有切身體驗的現代人來說，心理上實在難以產生血與淚的共鳴。因而，多少人的血淚風吹滅，只留下遺迹供談笑。這真是歷史和時間的殘酷。劉澤高的一句話頗具代表性：「人家劉文彩還給安仁做了些好事，劉湘當著那麼大的官，他幹了些什麼?」他的觀點恐怕並不是一個人的心思，地方上的父老鄉親和大小官員們，未必就沒有這種想法。
更有些不安分於平和日子或對現實生活抵觸的年輕人，無端地猜想著：假如我生在那個時候?他們絕不考慮可能淪為被奴役的境地，絕不考慮被奴役的悲慘，幻想著劉文彩呼風喚雨的威風，慨嘆自己沒有發跡全是因為沒碰上好時候，因而在心理的陰暗一角，那個劉文彩便成了崇拜的偶像。那些穿著狗腿子衣服拍照的人們，更不知這是自甘下流、讓爹媽難堪的行為，他們心目中的劉文彩，自然跟別人心目中的劉文彩不同。
總之，對劉文彩的人生，無論是以過去的眼光看還是以今天的眼光看，都無值得效仿之處;對劉文彩的所作所為，無論站在東方的立場還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也不可能有合法的依據為他辯護。美國總統被人罵，也沒有追殺罵人者的權力，可劉文彩呢?他忌恨民主，忌恨比他強的人，崇尚封建統治和個人獨裁，誰對他不敬他就將人置之死地。那些零打碎敲的善行，正是一切獨裁者玩的把戲，有什麼值得恭維!
能給劉文彩唯一的一點安慰是，他生錯了時代，生錯了家庭。假如他出生在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憑著他的聰明和蠻勁兒，或許會成為另一種有用的人才。但，假如讓他自由選擇，他會選擇民主和平等嗎?
現在有人覺得，當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該搶他們的土地，更不該殺人。對這種看法，同志們應該怎樣理解?首先要承認，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舊中國中央財政弱勢，地方上很多修橋補路的營生，都是地主鄉紳出錢做的。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我們要實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
的，有因果聯繫嗎?沒有。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著舊土地所有制度，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佔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
產資本流轉的落後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後，沒有必然的關聯，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核心，也是階級
鬥爭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1983年《與青年同志的座談》，李學先，廣東省監察廳廳長，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我再加一句：何況劉文彩並不是好人。
再來一段：
吾之敗，非敗於時，實敗於本黨同僚也。土地之改革，並非激進黨獨有之政，亦應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激發農民支持革命的戰力;非改
土地的歸屬權，不能聚攏發展大工業的勞力;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破除鄉村族權、父權的統治地位;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打破黨內的鄉土集團;非改土地的
歸屬權，遲早有一天，我們要敗亡在這個上邊!今日吾敗了，吾被黨內鄉紳們的代言者擊敗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後，吾黨因此而敗，敗於激進派的土地革命之
手!
——1929年《吾之敗，吾黨之敗》，張靜江，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浙江省主席 【註：張靜江於1928年至1929年，在浙
江鄉村主持土地改革，贖買鄉紳土地，均分給農民。因與黨內鄉紳集團的衝突，導致地方鄉紳武裝襲擊國民黨黨部、刺殺土改專員等，甚至釀成叛亂。最終土改失
敗。這是國民黨敗逃台灣前，在大陸最後一次土地改革嘗試。】
以上兩段評論有人指出是段子 特意註明 不過下面的不是段子 文末有鏈接 原中共川西土改工作團成員回應炎黃春秋《大地主劉文彩》一文
來信
《中華魂》編輯部的老師們：
前些日子我從《炎黃春秋》2010年第2期上讀到一篇文章：《大地主劉文彩：集體記憶
的重構》(署名王永華)，著重介紹笑蜀的《大地主劉文彩》一書，說根據該書的記載，劉文彩根本不是殘酷剝削農民的惡霸地主，而是熱心教育事業的開明紳士。
王文最後發表議論：《大地主劉文彩》等的問世是一種努力——「試圖改變過去幾十年製造的關於劉文彩的集體記憶，還原劉文彩的真實面目，從而完成對這一有爭
議的複雜的地主人物的重構，以構建新的集體記憶」。這就同我們從課本上和老師的講述中知道的劉文彩南轅北轍了。我不敢貿然相信，特向你們請教，望能請熟悉
這方面情況的老師寫點文章，用事實說話，還劉文彩以本來面目，為我輩釋疑解難。多所叨擾，不勝感激。
此致
崇高的敬禮!
晚輩 常文今
複信
常文今同志：
來信已由《中華魂》雜誌社轉來，所附《炎黃春秋》上的文章也已讀過。大概因為我們是四川的老人，對於該文所述劉文彩等的事情有所了解，所以讓我們來寫複信。今年是建國后土地改革的60周年，回顧土地改革偉大變革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關於四川大邑地主劉文彩
關於劉文彩的事情，到底誰是誰非呢?我們覺得應以事實為準，證據為憑。
四川還有一批現年八、九十歲的老人是60年前的當事人，請聽聽他們根據親身經歷所作的證詞吧。
首先，請聽大邑幾位老農民訴說劉文彩是怎樣剝削和壓迫他們的。
陳子云說：「我家先租種王家10畝田，每年每畝交租谷1石(擔)。後來劉文彩強買了王家的田，就要我家把租谷加為1石1斗。他劉家收租谷的斗又比別家的大，佃農要多交半升租谷才裝得滿1斗。」
徐德三說：「劉文彩家的風谷機裝了6扇葉子，比別人的多兩扇，風力很猛，能把好穀子吹出去，說那是癟殼，又不准我們拿回去。天旱減產，劉文彩不減租，要收鐵板租，逼迫我家把6分秧田賣給他家，交夠租谷。」
揭升飛說：「我家租種劉文彩2畝1分田，每年交租谷2石4斗，就剩不下多少了，只能靠小春一季收的小麥和胡豆做口糧。1946年我家交的租谷明說是2石4斗，實際交了3石，其中6斗穀子是被劉家特製的風谷機吹出去當成癟殼歸劉家所有了。」
蕭華峰說：「我家租種劉文彩3畝6分田，有一年收成不好，交不夠租谷，我爺爺就被劉家狗腿子拉去關起來，逼著我家把耕牛賣了，交夠租谷才放人。隨後又奪佃，不讓我家租種他的田了。」
施躍成說：「我家有一年交不夠劉文彩的租谷，我父親也被劉家關押過。」
這些足以說明，劉文彩收租真是巧取豪奪，非一般地主的收租剝削可比，只有惡霸地主才幹得出來。
其次，請再聽聽一部分烈士親屬控訴劉文彩是怎樣殺害其親人的。
曾唐氏說：「1947年春天，蕭汝霖和周鼎文拉隊伍進山鬧革命，劉文彩知道後立即派他的親信山防大隊長郭保之帶隊去攻打，在天車坡打死了我的丈夫曾松盛和十幾個兄弟，整得我家好慘啊!」
朱家福說：「我父親朱英漢15歲參加紅軍，當過八路軍的連長，被派回四川搞地下武裝，1948年7月12日在大邑唐場遭到劉文彩反動武裝的襲擊，帶隊突圍中陣亡，丟下我們孤兒寡母，直到四川解放才得翻身。」
蕭雨說：「我二叔蕭汝霖是中共西南地下武裝負責人，於1946年9月25日和戰友徐達人在大邑龍門坎被劉文彩的親信抓獲，交劉文彩刑訊後槍殺。」徐應芳說：「我父徐達人和蕭汝霖叔叔被劉文彩抓去後打得半死，然後槍殺示眾。我父親的睾丸都被割了，好殘忍啊!」
1949年秋收後，大邑三岔、元興、王泗……幾個鄉的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了要求劉家為首的地主集團實行「二五減租條例」的鬥爭，在成都卧病的劉文彩傳話鎮壓，搬來了3個保安團進行圍剿，殺害了共產黨員田載重、蕭國珂二人和農民領袖王漢卿的父親。
以上這些都是臨近解放時殘殺中共黨員和革命者的罪行。而早在1928年，劉文彩任敘南中將清鄉司令時，還殺害了中共宜賓負責人李筱文和李家勛。
根
據以上兩方面的事實，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中依法將劉文彩劃為惡霸地主，是完全正確的。由於他已病逝，未依法予以懲處。試問，如今為劉文彩翻案的人為何
不向那些受害的老農民和烈士家屬做些了解?為何不到烈士陵園去看一看?為何只找劉家後裔及他們的「相關人士「做所謂的調查?
有人為劉文彩翻
案，正與他的立場、圖謀相吻合。他要藉此為突破口，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醜化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其手段，一是掩蓋劉文彩一貫殘殺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
這一要害，進而編造劉文彩和劉文輝是「二位一體」、「聯共反蔣」、「全家族起義」的謊言。二是吹噓劉文彩晚年辦學這一生平「亮點」，加以美化，以此為翻案
的切入點。三是誇張地主莊園陳列館個別失實之處，以偏概全。現一一辨明。
此人壓根不提劉文彩於1947年春和1948年7月12日兩次襲擊
地下革命武裝、殺害其多名成員之事，對1948年9月25日抓捕和殺害中共地下武裝負責人蕭汝霖及其戰友徐達人一事則輕描淡寫地說是郭保之乾的。此事被人
揭穿以後，他才不得不在網上承認蕭、徐是劉文彩殺的，但又編出新的謊言，說殺蕭、徐是由於怕他們被捕後暴露出劉文彩「聯共反蔣」的秘密，故殺人滅口。這就
是所謂為了「聯共」才不得不殺共產黨員。如此編故事，越來越離奇。
關於劉文彩辦中學，從客觀上看，發展了教育事業，但其意圖和做法究竟如何，請聽幾位當事人的證詞：
原
文彩中學老師、進步青年詩人杜谷說：「文彩中學從1946年春開辦，我是那一年下學期到校任教的，當時的校長是中共地下黨員吳德讓，教師中有一些來自成都
的名師和進步文化人，教學質量較高，民主進步的氣氛濃厚。這後一點引起了劉文彩的注意，便強令校長於那一學期結束後不再續聘我和另一位進步教師。再過一個
學期，連吳校長和所有進步教師都不再續聘了。換上了一個地方上的學痞當校長，加強了軍訓教官對學生的法西斯管教，把學校辦成了培植個人勢力，沽名釣譽，對
自己歌功頌德的劉氏家學。以後校長陷於地方派系鬥爭，被人暗殺於校內，全縣嘩然。」
原文彩中學學生馬支沉說：「我欠了學校半個月伙食費，學校扣留了我的被蓋和洗臉盆，把我趕出了校門。」
陳桂林說：「我父親是修文彩中學的監工。我們陳家大墳園裡有幾十株一抱多粗的大柏樹，全被砍去修文彩中學了，沒有給我家一分錢。哪個敢去向劉總辦要錢啊!」農民王達年家大墳園和伍家墳院都有許多合抱的大柏樹也都被無償砍去修文彩中學和文彩公館了。
農民鄧全法說：「修文彩中學時，我在當鐵匠學徒，被抽調去勞動了兩個月，未得分文工錢。」
至於水牢的說法確有失實，後來弄清楚那是屯放鴉片煙的地方，縣上就改正了。怎麼能拿這類個別的失誤來以偏概全並為劉文彩開脫罪行呢?劉文彩私設公堂，進行刑訊，濫殺革命者的罪行難道掩蓋得了么?
關於土地改革以前的農村狀況
否
定土地改革，翻歷史的公案，當然決不止《炎黃春秋》上的這篇文章。我們最近翻閱楊奎松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一書，其中的奇談怪論亦屬不少。就
在刊登大型泥塑「收租院」圖片的那一頁上，就有如下的文字：「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意外地發現，在農村，當年那些地主、富農並
不都是剝削成性，好逸惡勞;他們與農民的關係，也並不都像教科書里講的那樣緊張;他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經營上的能手。」
這位作者竭力證
明「中國絕大多數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他說：「中共建國前各地情況雖然千差萬別，多數省份都會有極少數大地主，但小地主不僅普遍存在，而且在幾乎
所有地區都佔據著地主階層中的絕大多數。」即使是富有的地主，那也不怎麼樣。他援引一個日本人的調查：「即使是村裡有田60畝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
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糧度日，他家與其他農戶在吃飯問題上的最大區別，就是逢年過節多少還能吃上一點白面，約佔全家年消耗糧食總量的8%。在衣著上
他們也與一般農戶的差別不大。夏天都赤膊，以盡量節省布料，冬天鞋帽極少花錢上市場去買，多靠邊角布料自己縫製。被服通常要蓋上三四年才會更新，因布料質
量較次，故往往一兩年後就會破損，也都是補了又補堅持著用。」多麼勤儉節約、生活簡樸的地主階級啊!
但是實際情況卻與此大相徑庭。據對重慶
市郊的1196戶、6159人的調查統計，其中地主共104戶，495人;富農55戶，426人;中農、貧農、僱農和小商人等1037戶，5238人。平
均地主每戶占田地122石4斗余。這就是說，佔總人口數8%的地主佔有土地75%至96%，而佔總人口數85%以上的中農、貧農和僱農卻只有少量的土地。
川西是西南地區土地更集中的地方，一般的情況是：地主戶數佔總戶數的4%左右，而佔有土地總畝數的65—75%，中、貧、僱農佔總戶數80—90%，卻只
佔有土地總畝數的20—30%。如成都縣城區鎮七保，當地地主戶數不到10%，佔有土地77%，而佔85%以上的中、貧、僱農卻只佔有14%的土地。(參
看白希著《開國大土改》，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筆者接觸的大量事實也表明，這裡援引的西南地區，亦即大型泥塑《收租院》擷取背景的所在，在土地改革以前的
情況確實如此。事實就是事實，狡辯當屬徒勞。
挖掉貧困落後根子的重要舉措
替劉文彩翻案，
此文作者的意圖和事情蘊含的意義當然不限於這件事本身。就拿農村土地改革來說吧，這就涉及我們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舉措。這個舉措究竟是正確的、十分必要，
還是錯誤的、貽害無窮?任何稍稍尊重歷史的人所持的觀點都只能是前者，而決不應是後者。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這本來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
務，但是中國軟弱的資產階級卻沒有力量領導農民完成這個任務。這個任務便歷史地落到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身上。沒有中國農村的這個大變動，中國的新民
主主義革命乃至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便無從談起。應當看到，建國後的土地改革運動，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改革運動，是歷次土地改革運動中進行
得最順利、搞得最好的一次。這毫不足怪，因為我們黨領導土地改革的經驗更加豐富了，進行土地改革的條件也更為有利了。
據我們所知，從
1950年冬季開始，全國新解放區分三批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季為止，除了有7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以外，土改已全部完成。這
不僅使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幾億畝土地和其他大量生產資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納幾百億斤糧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較徹底地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
挖掉了我們民族貧困落後的一條重要根子，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為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可以說，這
是我們國家挖掉貧困落後根子，走向繁榮富強的一條重要舉措。
竭力替劉文彩翻案，否定偉大的土地改革，事情還不止於此。王文聲稱：「在這個文
化日益多元的社會，越來越多的人敢於說出事實的真相了。這無疑是社會的巨大進步，由此極大地影響著歷史的重構方式。」這就是說，我們的歷史，包括中國近現
代史，特別是當代史都得重寫了。一切正直善良的人們切莫小覷了這種改寫歷史的企圖。
我們的一些意見就是這些。承蒙垂詢，直告如上。
專此順祝
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原中共川西地下武裝及大邑土改工作團成員集體作復
執筆人：金仲葵
本文鏈接：原中共川西土改工作團成員回應炎黃春秋《大地主劉文彩》一文
為劉文彩翻案很荒唐
劉文彩是一個地主，但他不足以代表中國大部分的地主，因為他的發跡是很特殊的。與大多數的中小地主不同，劉文彩的發跡，依靠的不是精打細算和勤儉持家，而是通過兩條非正常途徑：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軍閥劉文輝的權勢，從一個小財主一躍成為掌管宜賓、江安等幾十個縣的川南稅捐總辦，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則是指他控制下的十萬袍哥，即所謂「十萬兄弟伙，一萬多條槍」。
劉文彩最發達的時候有多少財富？據《大公報》1949年3月8日刊登的一份1948年的統計稱，劉文彩在四川富戶當中，位居第33位；常見的數據，則說他名下有8000餘畝地，以及若干商鋪和房產。
當然，財富的多少本身並不是判斷某人好壞的標準；真正的標準，是獲取財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劉文彩30歲以前，走的其實也是絕大部分中國農民精打細算勤儉持家的發家路線。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縣安仁鎮，當時家裡有田產30餘畝，務農之餘還經營作坊。。幾年後，劉文彩略有儲蓄，又與族裡人合資開了一座水碾。
如果不是劉家老六劉文輝從保定軍官學校混出了名堂，混成了僅次於劉湘的四川第二號軍閥，劉文彩很可能一輩子都會呆在大邑縣做他亦農亦商的小本生意。兄弟劉文輝的崛起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1922年冬，35歲的劉文彩走出安仁鎮，前往宜賓擔任府船捐局局長，正式成為劉文輝後方的「聚斂大員」。稍後，他又升任敘府百貨統捐局局長，兼四川第四十二區煙酒專賣局局長；再往後，劉文輝的二十四軍旗幟所到之處，凡與聚斂有關的要職，全部集於劉文彩一身。為劉文輝聚斂政治經費和戰爭經費，成為劉文彩此後十年間最主要的工作。
在劉文彩治下，川南苛捐雜稅多如牛毛，1932年已將轄區的賦稅徵收到1957年
從1922年到1931年，十年間，劉文彩先後擔任過敘府百貨稅捐局長、敘南護商事務處長、川南水陸護商總處長、川南水路禁煙查緝總處長、川南稅捐總局總辦和敘南清鄉司令，統管81個縣(當時四川全境共146縣)稅收，成為赫赫有名的「川南王」。為了保障這一財政大權，劉文彩在敘府期間，還實際掌控著一個混成旅的兵力。
為了給兄弟劉文輝聚斂錢財，用來擴大隊伍和政治交際，劉文彩在敘府可謂不遺餘力。當日川南地區存在著150多種名目的稅捐，敘府一地，據宜賓文史資料室收集的舊稅票和老年人的回憶，確實可靠的名目達四十四種，其中有「妓女花捐」、「懶捐」「鋤頭捐」、「廁所捐」等等，有些名目聞所未聞，故而，宜賓當日民間曾有「自古未聞屎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的諺語。劉文彩還把多如牛毛的捐稅，用各種形式攤派到普通群眾身上。比如，當時宜賓城裡買一張戲票，就要負擔娛樂稅、印花稅、傷兵亡友費、警士寒衣捐、政教經費等14種名目的附加稅。劉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四川其他地方—樣，也大搞田賦「預征」，根據四川省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保存的稅票，劉文彩1932年離開敘府之前，已經向川南農民「預征」到了1957年的田賦，和電影《讓子彈飛》里的鵝城一模一樣。
官商一體，大搞投機壟斷貿易斂財，「囤積不限資金，經營不擇手段」
劉文彩早年有豐富的經商經驗，所以，他在敘府期間的斂財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之外，還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權勢，經營壟斷投機貿易牟取暴利。
笑蜀在《劉文彩真相》一書里說：劉文彩初到敘府，用5萬大洋興辦的企業「義和」銀號，「僅僅兩年時間，五萬元本錢就翻了好幾個滾，回到了劉文彩的錢櫃中」，1925年，「義和」改名「人和」，「『人和』規模極為龐大，『義和』時代本金最高不過十萬元」，『人和』開張本金即突破百萬，並且很快攀升到一千萬；到劉文彩撤離敘府時已積累到二千餘萬元。總部敘府，在重慶、自貢等城市開設分號……」，笑蜀認為劉文彩的「義和」一開始做的是「陽光生意」，「是正常經營，以存款、放貸和匯兌為主要業務，兼做一些貿易」，但「沒能做多久，隨著政壇風雲的急劇變化，劉文彩的經營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
劉文彩的「義和」一開始是不是做的「陽光生意」？沒有見到能夠說明這個問題的史料。但劉文彩的「生意」在1928年迅速轉向為「不擇手段地撈錢」，則是笑蜀也承認的事實：「至此，劉文彩企業全部轉入戰時經濟範疇，經營業務全部納入投機貿易領域。本來是做『陽光生意』的劉文彩轉而從事『地下經濟』，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投機商。」
劉文彩是怎樣通過投機不擇手段地撈錢的呢？據曾參與劉文彩1928年「企業轉型會議」的目擊者的回憶，劉文彩要求：「決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換若干個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賓為總號，內部統一管理，以便於隱蔽財產，做到下網快，起網快，結束容易，且在結束時不造損失。業務經營只注重囤積、販運、銷和變相高利貸。」
「下網快，起網快，結束容易」，是有鑒於劉文輝在軍閥混戰的亂局中隨時有可能敗走的現實考量；「業務經營只注重囤積、販運、銷和變相高利貸」則是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斂財效果。劉文彩硬性規定各商號「只許賺錢，不許虧折」，年利率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規定「囤積不限資金，經營不擇手段」，達成這一「盈利」目標的基本辦法，則是靠買斷貨源來壟斷囤積，譬如設在敘府的「長發元」商號；把藥材中常用的、大宗的、價平的品種如當歸、天麻、半夏、川芎等，在雲南、川西等地買斷貨源，囤積待價，有時弄得各地藥商只好仰承「長發元」供應，用這種手段，劉文彩囤積的藥材等土產，牟利最多可達百分之八十。藥材、山貨之外，劉文彩依靠兄弟的槍杆子和手裡大量的賦稅，壟斷的產業還包括食鹽、棉花、高利貸……在劉文輝的防區內，幾乎所有賺錢的行業，都能看到劉文彩這隻官商一體的壟斷巨鱷的存在。笑蜀在《劉文彩真相》里說：
「有權力開道，劉文彩在商海任意馳騁，普通商人根本無力與之抗衡。劉文彩做起藥材生意，『德順生』、『富元亨』等十餘家葯號便不能不垮台。劉文彩做起航運生意，『植豐』輪船公司、『合眾』輪船公司就不能不關門。官商於自由競爭之害，劉文彩堪作一例。」
網路上流傳的各種為劉文彩翻案的資料，其內容基本都是劉文輝1932年戰敗退居西康，劉文彩退出敘府回到安仁鎮後的事情。如修萬成堰,創辦文彩中學，主持民間自治組織公益協進社
難道，劉文彩的一生，真的可以以1932年為界，區分為兩個階段嗎？前一階段在敘府禍國殃民，後一階段回大邑恩澤鄉里？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修萬成堰有仗勢欺人的因素，有受益的農民也有受害的農民
據《大邑縣誌續編》記載，萬成堰開始修築的時間是1931年春，劉文彩當時尚在敘府，並不是主事之人，而只是參與者。縣誌的記載里沒有提到劉文彩，只提到了他的大哥劉升廷和六弟劉文輝：
「民國20年(1931)春，劉升廷在其弟劉文輝的支持下邀約崇慶縣中和鄉紳等在安仁鎮商討開鑿新堰事，商定從崇慶縣桃子湃鑿渠開堰引水，由受益戶自帶工具，於4月17日這天萬人出動，開堰引水入榿木河。一條寬、深各10米，長10餘里的新堰一天就完成了，取名萬成堰。同年9月，這條堰又加寬4米。榿木河增加了水量，不僅安仁鎮的大片農田解決了缺水之患，臨近的唐場、韓場、邛崍縣的傅庵子和新津縣的一部分共10餘萬畝農田均受其益。」
該堰修築成功的關鍵是時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劉文輝，沒有劉文輝的命令和威勢，這座堰是修不起來的。因為這座堰使大邑縣大量農田受益的同時，損害了引水之處崇慶縣百姓的利益。劉文輝得勢之日，崇慶縣的豪族袍哥地主忍聲吞氣，劉文輝戰敗之後，1935年就發生了崇慶縣濟民場袍哥舵把子雷紹華建碾，將萬成堰水引入濟民堰，隨後與大邑縣爭鬥發生血案的事故。可見該堰修築之初，實有仗勢欺人的因素在其中。
再者，劉文輝出面，劉氏家族出頭組織修築萬成堰，其動機其實是很明顯的。劉家上輩不過薄田數十畝而已，直到劉文輝發跡，劉氏兄弟才開始在大邑及附近各縣大量置辦田產，據《四川農村60年經濟結構之變遷》一書的統計，「在劉湘、劉文輝、劉文彩等劉氏軍閥的老家大邑縣，軍閥官僚出身的地主也佔到了地主總戶數的49．9％，並佔有該縣地主所擁有田地總量的80％」。劉氏家族在大邑佔有土地如此之多，而大邑素來又以缺水著稱，如此，就不難理解劉文輝何以會在自己政治生涯最頂峰的1931年，出面來修築這樣一條萬成堰了。
「公益協進社」不是什麼公益組織，而是一個具有黑社會性質的地下政府
劉文彩一手創辦的「公益協進社」是不是一個「民間自治組織」？從字面上看，似乎是這樣。但事情沒那麼簡單。因為這是一個聚攏了10萬袍哥，擁有1萬多條槍的非政府組織。沒有哪個民間自治公益組織需要擁有如此這般的武裝力量。笑蜀在《劉文彩真相》里說，「劉文彩創辦的公益協進社屬於以劉文輝為代表的劉氏家族的一部分，是為了呼應在西康的劉文輝勢力而創建。劉文彩主持的公益協進社，與劉文輝的勢力是相輔相成、兩位一體的關係」。換言之，「公益協進社」是劉文輝維持其在西康的軍閥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冠以「公益」之名，但和民間公益自治組織有著天壤之別。
學者王方在《1940年代川西袍哥團體研究》中說：「在成都市檔案館中，筆者找到了一份檔案，它是探子向警察局報告公益協進社成立當天的情狀。在檔案中，報告中詳細地介紹了劉文輝與公益協進社的關係，認為劉文輝是公益協進社的幕後支持者」——可見，劉文輝是公益協進社的後台，劉文彩是該組織的實際操縱者，是當時四川政壇人所皆知的事情，沒有人把它看作什麼真正的「民間自治組織」。
劉文彩兄弟搞這樣一個「公益協進社」的目的是什麼呢？據王方的的研究，公益協進社的10萬袍哥1萬條槍實際控制川西，架空川西的合法地方政府，使川西成為劉文輝在西康的軍閥統治的緩衝和屏障。各種材料都顯示，雖然國民政府在1940年代屢次下達關於哥老會的各種禁令，但對劉文彩控制下的公益協進社則始終無可奈何，川西地區包括徵兵、征糧在內的一切政令、法令，沒有劉文彩的首肯，都絕難推行。憑藉著公益協進社，劉文彩成了川西的太上皇。劉文輝自己後來也說，蔣介石在抗戰期間之所以始終不敢吃掉自己，正是因為自己聚攏了「散在鄉間成千上萬的人槍和地方上的實力分子」。
確實，特殊年代裡用來宣傳的那些水牢、收租院等等，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但否定了這些，並不足以替劉文彩翻案。劉文彩在今天的被洗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這些荒唐，總結起來，大致有這麼幾條：
1、錯拿劉文彩來為地主翻案。地主在中國歷史中究竟扮演了一種怎樣的角色？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楊奎松閱讀過大量關於土改的資料之後曾說過：「在土地如此廣袤和人口如此眾多的龐大中國，任何一種情況都不難找到支持它的證據」，所以這裡不打算討論地主這個問題。這裡要指出的荒唐之處在於：劉文彩有8000多畝土地，他是一個地主，但他這個地主，沒有任何代表性，他是特例，他的背後，是黑白兩道，是中國絕大多數的普通地主所望塵莫及的。拿劉文彩來為地主翻案，本身就選錯了對象。
2、許多人在網路上、微博里把劉文彩打扮成一個溫厚的開明鄉紳，實際上已經犯了與當年相似的錯誤——把人物臉譜化。只不過當年臉譜化「惡地主劉文彩」，使用的手段是捏造歷史；而今臉譜化「好鄉紳劉文彩」，使用的手段則是屏蔽一部分歷史，將他那些「善舉」的背景統統省略。
3、即便不考慮地主身份的代表性問題，也不追究那些「善舉」的政治背景，劉文彩也仍然是一個應該受到歷史的否定和鞭撻的人物。理由很簡單：劉文彩的一輩子，橫徵暴斂,禍國殃民。他絕大部分的財富積累，都是非法所得，與那些勤儉持家精打細算的普通地主迥異。在桑梓修段路，辦所學校，抵消不了他的禍國殃民。試問：一個把賦稅徵收到1957年的軍閥，是值得肯定的嗎？一個黑社會頭子，是值得肯定的嗎？
忍不住想起有關前幾天給恆大洗白的那些胡話。
賠的了錢就代表沒有違約咯？
行過了善就代表沒有作惡咯？
就劉此人來說，罪行不容洗白。
因為皮鞭沒有落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覺得黑暗只存在於文學想像。
活該這些人生活在舊社會裡。
我記得是炎黃春秋 有文章替他辯護吧！ 萬一記錯了我道歉，但是很快看到當年工作組的人寫文章反駁。你不服不行的是當年工作組的厲害，工作紮實 。舉例說明了 ：就說修學校 ，誰不捐錢就威脅誰。就像現在單位紅十字捐款似的。所以他洗不白了
「劉文彩」這三個字在49年之後，是作為「萬惡的地主階級」的代名詞存在的。四川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裡的劉家地主《百罪圖》、《收租院》以及水牢等展示，對這一代名詞起到了巨大的強化作用。儘管時過境遷，水牢之類展示已被證明子虛烏有，但這並不足以重塑劉文彩的個人形象。畢竟，考察劉文彩的一生，於國計民生所作的貢獻顯然是乏善可陳的，甚至連造福鄉里似乎都沒有做到。毫無疑問，劉文彩的一生，是極盡搜刮之能事的一生。他也許遠沒有宣傳口徑里那樣的酷虐，但其官商一體的煙土貿易，以及收羅袍哥黑白兩道通吃等行徑，貽害百姓的程度顯然要遠遠超過《百罪圖》、《收租院》所描述的程度。
官商一體，橫跨黑白兩道的劉文彩，實乃近代畸形社會所孕育出的一頭畸形恐龍。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團，雖非中國近代地主集團的主體，但其社會能量之大，對社會為害程度之深，卻顯然首屈一指。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劉文彩身後遭受嚴厲批判並非沒有道理。只是將近代官僚地主的一般行為模式普遍化看成中國近代地主的一般行為模式，則不免有擴大化的傾向。
皓首匹夫，蒼然老賊……
首先劉文採的罪是無庸置疑的。在舊社會，一個地區的總資源是有限的，大地主劉文彩家基本上屬於吸幹了當地所有資源精華而成。可以想像生活在他們家陰影下的人肯定名不聊生。
但是我國建國後影視文學創作都有這麼個毛病。正面一號人物 偉光正，高大全。反面人物必須是壞事做絕，從小就有做壞事本領，通過一些不可以思議的反面事情強加給反面一號。如半夜雞叫，喝人奶等等。
但使這種文學創作有個巨大毛病。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在日漸提倡人性的當下，人們往往喜歡拿壞人的善一面去全盤否定他的惡，正面一號就永遠沒做錯事？反面人物就沒行過善？很明顯不是，劉文彩捐過學校，劉漢也捐過善款，但是不能證明他們是好人，更不能洗刷他們的罪！
我一直都反感這種正面永遠偉光正，反面永遠壞的不可思議的這種主旋律影視。比如同樣是抗日影視。韓國電影《暗殺》。裡面有個細節，老頭死的時候，說的話是，別了我的三千塊。靠，正面人物怎麼犧牲的時候喊著三千塊呢？裡面的速射炮，黃德三都是不怎麼正面人物，都有小毛病，要參加革命了還向組織要錢，談條件？正常不是組織提出給你錢，然後你大義凜然的說不要嗎？ 裡面夏威夷要殺叛徒時候，老頭說到「難道你要做尹奉吉？」。正常情況下我國主旋律電影不應該是說「向黃繼光同志學習」向某某先烈學習嗎？但是他們這些不高大全的舉動反而讓我們感到真實有血有肉的人。
我想要改變這種為歷史人物翻案這種現象，不改掉影視作品中偉光正，高大全，負面人物一黑黑到底這種創作思路。N多年後會也會有人給劉漢翻案的。
偏個題。。。
現在成都邊上的崇州市原來叫崇慶縣，我姥姥家就是崇慶縣人。上個世紀初姥姥家有錢成馬了，太姥爺是開醫館還有買賣藥材的。現在崇州市裡有個天主教堂還是那會兒太姥爺家出錢修的。。。
解放前就家道中落了，兩個原因，抽大煙賭錢揮霍，還有和劉文彩打官司。。。聽我的四舅爺爺說那會兒打官司送錢都是用扁擔挑著銀元，一扁擔一扁擔的送。。。
不談具體的劉文彩的事件到底是真是假，只談大背景，在清末民初這段時間，其實對於中國整個社會體系打擊最大的就是農村，農村的智識分子大量離開故土，投身於城市之中，而剩下的在戰亂和劇變中逐漸式微，從而使得整個中國農村的以智識鄉紳為主導的社會自治體系遭到嚴重破壞，而在戰爭中發跡的大量兵痞搜刮財富後回到農村，成為土豪劣紳。所以說現在有人曬祖上在民國如何如何，其實是在變相承認自己很可能是土豪劣紳的後代。
人家是鄉紳好不好，懂不懂鄉紳文化
劉文彩是好是壞？關鍵看劉文輝，不是劉文彩那麼能掙錢，劉文輝又如何可以做大，劉湘打敗劉文輝後，沒有劉文彩的錢，劉文輝又怎麼能夠迅速起來，沒有劉文輝投共抗蔣，四川也不會那麼快解放，劉文輝和周恩來關係很好，沒有周恩來，文革時肯定被搞死了，解放四川劉文輝是大功臣，四川內戰那麼久，沒有錢打那麼多仗，人早就餓死完了，從劉家賣茶，到種鴉片，西康省的省會康定，就今天還是那麼貧窮偏遠的地方而在上世紀30年代卻已經非常富裕，看看今天的雅安和康定，不得不說，自從劉文輝以後，恐怕沒有人可以再有他的輝煌，看看今天的再說那個年代，不得不說劉文輝是難得一見的天才，天才的背後就是劉文彩，所以我覺得劉文彩是可以被平反的，再看蔣介石與共產黨，哪一個在四川沒吃過敗仗，沒有一個可以直接代表過來解放四川的，不是說四川打不下來，劉文彩的來錢生意一方面是賣煙，另一方面是金礦，劉文彩的錢沒有像現在的人一樣，有了錢就往美國跑吧？辦學院，不是靠這些錢起來的嗎？紅軍長征的時候劉文輝是打過紅軍的，但是周恩來還是對劉文輝那麼好，再說那些苛捐雜稅，就今天而言，你要農民有錢你才可以搶啊？農民什麼都沒有你搶什麼？看看現在的雅安和康定窮得跟個逼樣，我就覺得，劉文彩是對的。劉家不走，四川肯定比現在好很多，劉文輝把地分了，去了北京做官，都是劉湘的好侄子打亂了他的計劃，劉文輝是有圖天下的野心的，而劉湘跟不上，要不那鳥不拉屎的雅安和康定情歌也能流傳到今天，有錢才有權，現在的社會有錢的怕被洗，就往外跑，跟那個想做四川圖天下的人，肯定不一樣了。二劉不鬥，解放四川不比收復台灣容易。現在還有哪個四川商人可以想著坐四川圖天下的，以後也不會有，有錢就藏起來，怕被人知道，街上偶爾一個超跑經過也不知道是誰家的狗，在劉文輝的光輝下面劉文彩的所有惡疾都是可以被原諒的，難道好官不都要跟劉文輝一樣嗎？地方有錢才能發展地方經濟，現在稅收都是國稅佔了17%了，地稅能收多少，所以地方官員只能受控制，就是只等著政府救濟了，不然就是招商賣地，除了這些地方政府可以做什麼？所以有今天的國家有很多錢，厲害了我的國，然後地方上都是窮得要死，小孩都出去上學，走上一條永遠找不到回家的路。
下面的是關於和珅的評論，個人認為劉文彩事件可以作參考：
那些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貪官是誰的問題，清一色的說和珅，而且都停止回答了。回答者的名字又都是一大堆字母。明顯水軍。
康熙去世時國庫只餘五百萬兩白銀，雍正是清朝最多產和勤勞的皇帝，在位13年，去世時國庫余銀6000萬兩。這是之前。
之後的光緒、咸豐時期，建了船廠、鋼廠、修了鐵路，開了洋務、學堂，與西洋通商放開瓷器、茶葉、絲綢等貿易清朝一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區區幾千萬兩。
和珅能貪八到十一億？！
那時候清政府能拿出一億兩白銀，咱們都能把日本滅了！定遠艦才140萬兩白銀，而咱們中國才兩艘（其餘小艦艇造價便宜）就和日本打了個半斤八兩。咱有十艘八艘的，日本會有希望贏？！
和珅或許能貪到數千萬兩白銀，可算成現在的錢也區區幾十億而已！水軍們編造一些野史，一個比一個瞎扯，個個都是歷史發明家。
目的只有一個：掩蓋中國歷史上最能貪的那些人！
即使主觀無惡意。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何況野有餓殍。讓人心甘情願接受在餓與餓死間掙扎的命運。真的好嗎。
看了上面很多答案，感覺像是中國版教父的故事
嚇死我了，我以前領導叫劉文彩
劉文彩是誰？！
土地改革不是列寧主義匪幫的專利，更不是赤色政權的專利。土地改革，是落後農業國向工業國快速轉變的必由之路，是不以傳統道德觀為轉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無所謂善惡，其本身，對於工業化轉變，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須執行死刑的，是不可饒恕的。無論對傳統田園生活與鄉紳美德多麼留戀、多麼讚美、多麼仰慕，也不能做為毀滅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的理由。土地所有權的強制有償轉讓，乃至部分無償轉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經濟的條件下，大工業文明碾壓小農經濟的必然政治覺層。它不應承擔道德評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強制」掠奪》，鄭道儒，台灣省，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部長，外交部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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