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登山屆誰最有可能獲得金冰鎬獎？

12-18

中國登山界誰最有可能獲得金冰鎬獎？中國登山運動發展在國際上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水平？

不可能……差距太大！亞洲金冰鎬拿一次都費老大勁了，最近就是柳志雄入圍單人solo阿女比峰。但是近幾年有不少人入圍了金冰鎬或者亞洲金冰鎬名單。。。這在當年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差距依然巨大例如13年得主的瑞士人ueli steck（烏力斯塔克）的安納布爾納峰南壁直上線路相比當年我國劉勇入圍金冰鎬的BAMONGO相比差距……太大了。這條線南壁直上路線位於1970年英國人路線和1983日本人路線之間，非常出名因為1992年法國登山家Jean-Christophe Lafaille和Pierre Beghin首次嘗試，當時他們最高抵達海拔7500米處。隨後當下撤到海拔7500米處時不幸發生：一段繩索突然斷了，連帶Beghin和所有裝備一起墜落山崖，只剩下僥倖逃過一劫的Lafaille。接下來幾天他孤軍奮戰，與死亡鬥爭，4天後竟然奇蹟生還，帶著凍傷逃出這座山峰（被稱作喜馬拉雅山區最會自救的人，只有幾根帳篷桿和一點輔繩下降）。隨後多年間再也無人嘗試南壁直上路線。直到2007-2008年Ueli連續兩次到訪，雖未能成功，但Ueli積累了一定經驗，這個秋季的第三次嘗試終於完成個人solo，並安全下撤返回。

貼一個小毛驢寫的，不過第二年周鵬和嚴東東就靠幺妹峰南壁「自由之舞」拿了亞洲金冰鎬

《從金冰鎬獎聊聊中國登山界現狀及所受影響》

　　前一陣，有2個朋友不約而同地問：

　　「你看今年去年哪個國內的攀登，能送去參加亞洲金冰鎬獎？」

　　「沒一個攀登有資格入圍。」

　　「領導要讓選幾個去韓國參賽啊...」

　　「啊，韓國人這麼講民族性、講國家面子，國內攀登雖有進步，但這幾年不說跟歐美比較、就是跟日韓比也是最高的攀登作品差太多，拿這些個去參加比賽簡直是搞笑。韓國人敏感，心理笑話說中國攀登水平低但臉皮厚還來參賽......不小心，我們就被這麼「被代表」了。」

　　「自己玩水平爛點一點都沒啥，但這麼還不知天高地厚，那就丟臉到國外了。而且還是很多中國青年看不慣的韓國，嘿嘿......」

註：亞洲金冰鎬獎，為亞洲攀登界的最高榮譽獎。而金冰鎬則為全球性的獎，是攀登界的奧斯卡、最高榮譽，頒發給亞洲、全球最具備探險和創新精神的攀登事迹。

中國攀登的現實

　　有一種觀點相當流行：「拿中國攀登（攀岩登山等）和紐西蘭、瑞士、美國、法國等傳統阿爾卑斯強國去比是沒有意義的，國情、傳統文化本不同，而且中國攀登現在進步很大……」不管怎樣，這些觀點隱晦地承認了一個事實：中國攀登比它們這些國家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日前，有朋友問，你說我們公司贊助的攀登，能否去參加韓國那亞洲金冰鎬獎評選呢？我笑談：國內技術能力有提高，但參加這個就算了吧，自己玩水平低點沒關係，但拿去參賽，那不是義和團學了幾招非得要和人家去比武。有敏感的國青豈非要罵人了？出去不就「代表」中國大陸人了嘛......】

　　亞洲地區，日本、韓國、哈薩克三國是平均水平及高端成績最突出的國家。而伊朗、中國、尼泊爾、巴基斯坦的高山區域有能力的人很多，比如夏爾巴、西藏藏隊成員、罕薩人等，但他們在國際攀登界的「地位」並不算很高，在亞洲也僅屬於第2梯隊。當然也有人會說「是你說不高就不高吧？」「這是西方的門檻、這是傲慢與偏見吧？」「看我們的藏隊是世界上第一支以團隊形式完成8000米的隊伍！」「這些比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實際上，的確8000米攀登尤其14座8000米，是比7+2一類的更具有探險、技術和能力的含義，更應受到尊重。但在所謂「國際攀登界」，真正精神核心、所受推崇的是一種人類探險的創新，如對於一個6000米山峰的技術新線路的開拓。阿爾卑斯式的攀登、創新的攀登，是攀登界的時尚與推崇。被更多人認為是一種自由攀登的精神之隧。而夏爾巴等為生活生存的努力更局限在工匠型的體力付出。

　　亞洲攀登界最高榮譽是亞洲金冰鎬獎，迄今，日本、韓國、哈薩克的攀登者基本包攬了每屆榮譽甚至也包攬了入圍。2008年，第三屆亞洲金冰鎬獎提名5個技術型攀登，韓國攀登3個，日本攀登1個，哈薩克攀登1個。最終，來自日本的文隆村、貴介佐藤等三人獲得第三屆亞洲金冰鎬獎。這三個30歲左右的男子，憑藉印度卡蘭卡峰（6931米）的攀登還獲得美國「金岩釘獎」。第二屆亞洲金冰鎬獎獲得者為韓國，第一屆為哈薩克的天才Denis Urubko 和Serguey Samoilov。

　　中國攀登者，如果哪一天能入圍該候選單，都是相當的歷史突破。更不用說，全球性的素有「登山界的奧斯卡獎」之稱的金冰鎬獎（「Piolet d`Or」）了。

　　在人種、文化等方面，東亞三國是相當接近的，而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日韓已相當接近，更比哈薩克要富裕的多。中國山嶽資源，更可謂世界第一大國，但為什麼中國攀登，無論是群眾型的普及（平均）能力，還是高手的數量與能力，攀登作品的數量和創造力，都要落後很多？

　　如攀岩領域，日本有平山(Yuji Hirayama)，小山田（Dai Koyamada），韓國有高美順，這個前韓國及亞洲冠軍，現在竟然已經完成六座8000米高峰，包括在2008年登頂K2。高美順，其實許多中國攀登者尤其是攀岩者並不陌生，她前些年到中國參加比賽、去雙橋溝攀冰等，誰會驚奇身邊看起來的普通攀岩女孩漸漸成為8000米的女子強人？2007年，韓國Sim Kwang Sik、Kang Yongsun以及Joo MinSu在從西壁線路登頂巴基斯坦Mount Garmush峰（6244米）。

　　而日本歷史和現實中存在許多阿式攀登者，象植村直己、山野井泰史（平山攀岩的入門老師）、竹內弘高、山田升等等。而2006年登頂K2的23歲小松由佳(Yuka Komatsu)，也曾在中國攀過四姑娘三峰等雪山，被中國攀登者認為體力、速度、技術和經驗非常平常等等，但誰能想到她就登頂K2？2007年3月，日本人Masatoshi在阿拉斯加SOLO冬季首登完成福拉克山的東南山脊。文隆村、貴介佐藤等還完成麥金利山的一條高難線路等。這些號稱日本的阿爾卑斯新生一代。

競技線路攀岩與抱石，傳統攀，攀冰，大岩壁，混合攀登，阿爾卑斯式，技術攀登，滑雪登山……那麼個人商業登山就不足掛齒了？嘲笑個體攀登方式不過是一種淺薄的態度。但推崇和敬重更具探險精神、更富技術味道的攀登，確切更是值得傳播的風氣。

　　而中國優秀的攀登者？孫斌，馬一驊（加拿大了），彭小龍，阿成（可是很少爬傳統），王二……？姑且不論所謂民族主義的虛榮之心，但如果中國攀登強人多了，中國攀登氛圍也就會濃起來，對於我等個人也是好事。

　　那麼，中國和日韓差距在哪裡？什麼究竟是中國攀登的發展現狀？攀岩運動（運動攀、傳統攀等，包括器械攀登、大岩壁），登山領域，中國又落後但也在發展中，其現狀背後到底受什麼制約？看到這些制約點，中國攀登社會有無可能自醒而改變、革新或發展更好更快些，有一個越來越好的未來？

　　一個事件或單個原因可能影響甚至扭轉歷史發展，但沒有一個因素能完全決定現實。影響攀登的發展，一般無非是以下這些因素：

攀登歷史：為政治機器、國家而登山，各國都曾有過，西方諸國在1920-1960年代都也有類似的競爭。政治登山帶起了中國攀登的歷史，而真正使攀登開始在民間傳播，是在1990年代了。日本攀登從1950年代就開始讓人眼睛一亮，到1980年代達到一個顛峰。雖然不少人認為日本攀登者個人能力一般，更多以團隊、喜馬拉雅式攀登見長，但不得不承認他們也常常有植村直己、山野井泰史等世界級的攀登者，有大岩壁、阿爾卑斯式、K2等相當有內容的創舉。在現代登山期，日本從1970年已頻繁到海外攀登，並受到世界上高山登山隊伍商業化的影響，類似「旅行」的登山隊伍也出現在日本。

　　而韓國攀登的騰飛，也其實就是這20年來的事情，他們幾乎是一走上自由攀登之路，就開起了攀登的快車。而韓國在1980年之前，經濟尚未起飛甚至不如朝鮮，更也不存在以國家名義編製的國家登山隊之類。在1980年代末期，隨著其民主轉型成功和經濟發展，其攀登自由地在民間孕育、發展和傳播，所以，攀登歷史比中國還短淺的韓國現象，說明一個事實，歷史影響了我們，但不能決定我們。哈薩克和中國有點相似，在前蘇聯解體前，他們的攀登是其國家體育的一個「國營體育工業體系產品」，哈薩克今天的攀登先鋒依舊是一種精英式攀登，有好手、但群眾基礎也一般，是舉國體育下的少數老輩人保留和接續的風氣。

社會觀念：中國傳統文化里有相當多的登高習俗，但更偏重於休閑、健身，不強調「野蠻」精神與好勇之心。日本、韓國也類似，不過在普及度及文化觀念上，更有包容度些，日本每年死於登山的人數高達200多人，其中因低中高雪山技術攀登的起碼有50人之多。攀登是一件有風險的事，在中國，更多社會觀念會因此「因噎廢食」，如深圳的海邊低山七娘山，發生多次群眾登山迷路事件甚至有死亡，這樣就影響當地政府的安全生產考核，由於每次公安甚至武警出動大量人力去尋找與救援，於是政府幹脆禁止攀登，而更引發一些攀登者私自上山，形成不良的循環。

　　在家庭與學校，日本人認為孩子如果跟老師出去野營、運動等，因客觀原因甚至技術原因遇難，家長不會歸罪於老師和學校，把它更看作一個自然事件。而中國，絕大多數學校基本不敢組織有一定風險、體力要求的攀登活動，更毋庸說老師帶孩子旅遊結果有人出事等等。因此，初看似乎東亞三國都有儒家的氛圍，但在內質上，各國的風氣卻差別甚大，日韓的觀念中更多了一些尚勇與包容。

　　當然在中國，山區里的孩子生活艱苦，意志堅強，但家庭往往經濟發展不平衡，其個人和家庭目標更在於走出農村和大山、進入城市，而非攀登，他們事實上在主流城市文化的影子里，他們不可能買衝鋒衣、主繩、快掛等等，也不可能寫文字拍照片和視頻來傳播，他們被社會摒置在邊緣。

　　社會文化是一個很泛的概念，在輪廓上，能依稀看見，攀登者在日韓受到更多是理解而非「這人有病」「吃飽撐的」的眼光，當然中國也在發展與視界開放。總之，社會文化與觀念，影響著攀登參與人群的數目，有了人、有了一定普及度，才能談及市場與商業、水平、攀登體系等等。

參與人群：攀登是個人愛好，攀登者數目多了就有了商品流通有了市場體系，而市場與人群就互動。如果是過去「組織」上安排工作去攀登，即使攀登者自身也熱愛登山，那這樣的登山也並非自由個人式的登山。在中國，目前後一種情況也已比較少見了。這一點，中日韓及哈薩克基本比較象，人群基礎還是民間愛好者，如果成績突出，也有通過攀登來謀生或以攀登養攀登的，比如品牌贊助、廣告代言等等，走上類似西方攀登高手的生活模式，當然，這種人是金子塔尖人群，數目很少。大多還是普通的人群，如工程師、醫生等各類社會角色。當然，在中國，還多了一種國家經費支持下的登山體育機關人群……此外，相對國家人口，把攀登當成一種運動方式、興趣的人群，日韓就比中國要普及的多。如果計算有一定技術含量的攀登運動，就拿今天的中國攀登來說，如運動攀岩全中國經常參與（基本一個月能保證2、3次，或一年有10天/次以上的）的，粗估不超越3000人，傳統攀岩的不超過50人，大岩壁攀登的不超過20人。雪山攀登參與者人次，一年估計最多在1200人次以內，技術型登山不超過100人次，阿爾卑斯式技術攀登不超過10人次。但日本、韓國的數據，應該比中國的數據好的多，而且其人口基數也比中國小的多。所以，相對攀登濃度也大的多，這樣的內在質量，每年出若干很有創意的攀登成績，並不稀奇。

　　1971年的植村植已及1975年田部井淳子攀登珠峰成功，可謂現代日本攀登運動的一個分水嶺。日本國內登山運動人口，也開始連動增加了起來，登山運動也開始多樣化與商業化。在這個時期，穿越、低山、高山徒步、攀岩、溯溪等多元化形式也漸漸產出。這時期登山人口的增長，另一個主要推手是始於深田久彌於雜誌上連載的「百名山」。而商業化的登山隊伍也因應著大量的登山人口而產生。

知識、信息與個人學識：這是登山領域的一個節點。包括網路、電視、報紙、書刊等在內的知識及信息傳播體系。中國攀登者很多都是網路型攀登者。而網路也給普通人打開了攀登信息及交流的窗口。日本、韓國這些年都有不錯的資料、娛樂型的攀登書籍及影象題材，如中村寶的攀登資源書籍，如韓國的攀登探險電影，知識及信息是人群互動及攀登傳播的重要手段。

　　中國的攀登，很多依賴於網路，但同時也受制於網路。網路提供的便利的平台，但也給很多人造就了被動、不尊重知識產權的習慣，所以，這些年以來，中國攀登資源依然限制在陽朔、白河、玉珠峰、半脊等能數出來的地點，就是連一本《陽朔攀岩指南》，也是來自國外的Paul Collis所寫。在國際攀登網站信息欄目里，有關中國的信息並不完全。西方高手來中國也是件比較困難的事情，這也限制了中國攀登者和西方開放交流的條件。這一方面，中國的確在進步，但還談不上發達。

吃苦、精神及技術訓練：個人登山，須得有個人意志心理的準備與投入，不管是參加商業登山否，登山對體力和意志都是比常規運動要求高的多，心理上對山野隨機性導致的傷害甚至死亡要有意識。個體攀登者，拿中日韓的攀登者比較似乎難有可比性。不過，攀登風格中，東亞人的團隊、合作、集體主義的傳統，三者都是相似的。而日本韓國的各登山協會、社團等，及濃厚的攀登氛圍，相對對個體攀登者提供了更好的信息及知識源，提供了更多選擇更可能的技術訓練。中國這幾年也有國家登協及地方協會，開辦一些攀登訓練班，這也是比較積極的事件。而西藏登協等所舉辦的商業登山大會形式，也是對雪山攀登的一種訓練與普及。但從總體比較，在日韓，一個攀登愛好者更有機會去學習和訓練，他更容易找到組織、找到夥伴、更早更快的走上自由攀登之路。

個體經濟支持：在中國，攀登者的平均收入比日本韓國要低，雖然在中國的攀登活動費用也相對略低，但更多時對於攀登者，也是一個算不上昂貴但也不容忽視的開支與負擔。但登山在現今的經濟環境下絕對非「貴族運動」、「有錢人的運動」，登雪山在理論上人人皆有可能。於一個人普通人來說，攀登雪山不是錢的問題——如果去四姑娘山的大峰、二峰，比跟團去九寨溝甚至來的便宜。錢不是能左右一切的，登山的最大門檻在於心理認識觀念。而日韓許多頂尖攀登者的生活也是相當不易的。經濟支持對於中國攀登者有影響，但並非主要因素。

　　深圳的8000米高峰登頂者、珠峰登頂者基本都是個體行為，參加了奧索卡學校、藏登協組織的商業登山。但技術攀登者寥寥。這或與深圳平均收入比較高、壓力大時間緊等因素有關。日本、韓國走過一段類似的階段，就是以高海拔取勝、登頂為唯一目的，但這些年來，日本攀登中的技術「玩家」型人越來多，因此出傳統攀登、阿式攀登的概率則大的多。

攀登中的收益及攀登市場體系：攀登及戶外運動人群擴張，有商業品牌、市場，攀登者就會有更多可能通過攀登來維持生活。其實在西方發達地區，通過攀登來維持攀登的人，也屈指可數。

　　畢竟攀登運動只是一個亞文化（在中國尚是所謂亞文化的萌芽期），只有極少數優秀者通過優異成績、吸引人的形象能獲得贊助，只有極少數人才能開辦攀登商業公司、裝備企業。市場體系發達了，不一定就有阿爾卑斯好手產生，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為市場體系發達至少意味著參與者多、市場體系更可能支持高水平者的產生。

　　韓國攀冰新科女狀元申允善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怎樣做才能用攀岩這項體育競技維持生計？」「成為世界第一就可以」。「那我就要成為世界第一」。申允善還算成功地以攀登來維持生活。

　　韓國吳熙俊一年登頂5座8000米以上山峰，但生活費和訓練費全部自己解決。作為「朴英碩團隊」的一員，他的生存狀態其實也是諸多日韓攀登者的寫照。

國家訓練與編製：中國競技體育是舉國體制，國家和地方財政撥款養活著全國體育院校、體工大隊及各級國家和地方的專業運動員，包括體育體系的行政人員，直接人數高達300多萬人。且不用說體彩公司這樣的體育部門的三產公司或經濟團體。象現在的中國式奧運體育、前蘇聯式的體育體制，用政府財政、納稅人的貨幣，來支撐一個國家編製及訓練的隊伍，獲得競技攀登的好成績比如速度攀岩，事實證明這種方式當然可以出成績。但到傳統攀岩、大岩壁、技術登山這些領域，國家訓練因為沒有輿論、社會、國家榮譽的驅動，所以這個體制不可能為此召集運動員來集訓，這也無法比賽，所以，這樣靈驗的國家地方集訓的形式在攀登運動前失效了。技術速度攀岩、競技攀岩培養出一些好手，但大多人最終和舉重運動員一般，一旦退役或不依靠這個來生存，他基本就徹底遠離這個運動，這種集中養育、訓練的方式，傷害著每個年輕人的自由之心，他往往不再熱愛攀登甚至憎惡這個運動。

登山協會等結構：日韓的登山協會是地道的民間組織，不具備官方色彩，類似於美國、紐西蘭的攀登俱樂部。它更多是一種技術引導體系、知識與信息傳播機構、愛好者的活動沙龍，它有權利但並不具備權力，它有「理」的功能但不具備「管」的許可權。所以，這種結構表面上給予人群一種尊重：攀登協會以志願者的形式在山野進行道路修繕、保護點開闢、信息資料共享，攀登者之間是朋友與搭檔的關係，而不是領導與群眾的關係，每個人都是一個志願者……因此，日本的阿爾卑斯山、韓國山地，攀岩線路、警示牌、標記等都是攀登者自發完成，一些荒僻地方，攀登者也是自主地保護攀登環境。中國登山協會的體制（類似國家競技運動的編排，通過國家撥款以及體制壟斷，來佔用了很多攀登資源、資金和社會資源）已漸漸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了，要麼它將繼續失職於中國攀登的促進，要麼就需要革新。（這不排除體制內有很多優秀的攀登者，優秀的管理者。但這體制限制了所有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

　　西藏登山學校校長尼瑪次仁的話還算比較實在：「我們的任務一個是考察和開發一些山峰，另外一個主業就是搞培訓、打基礎，為全國的登山愛好者服務，引導他們，我們會很好的引導他們培育這個市場。」

攀登資源：中國攀登資源非常豐富，在世界各國都可排前列。日本韓國面積小，高海拔雪山資源（4000米以上）都沒有，大岩壁資源也少的可憐，但這不影響日韓常有Trango Tower攀登的新聞。日韓在其本國對攀登資源的保護、開發、維護等形成相對良好的機制，攀登者在中低海拔能有充分的機會，進行訓練攀登實踐，如北阿爾卑斯山區的槍岳地區。日本攀登發展趨前，如登山潮所帶來的環境污染，日本登山界在1971年已開始反思這類話題，尾瀨自動車道及大雪山縱貫道路的計劃被要求中止。 1972年，「把垃圾帶回家」運動興起。1979年，富士山開始進行大規模環境保護運動，山嶽環境保護運動開始興盛，為登山觀念注入新的理念。韓國濟州漢拿山，其海拔、山石資源不如中國很多山地，但韓國攀登者在此開發的登山攀岩訓練條件與方式，卻相當豐富。

　　而中國，登山有關官方部門難以對山野資源作充分的保護和維護，甚至很多硬性條款打壓攀登者的積極性。甚至，許多地方群眾、農民、旅遊企業，以攀登資源作為搖錢樹，種種不合理的開發和收費，也是在急功近利地毀壞、異變著攀登資源，比如陽朔白山、比如深圳鹿嘴山莊等等。

學生社團等：日本某大學登山隊，到中國完成首攀。這些年來，橫斷山區許多山峰都是這樣的記錄。中國這些年的大學攀登社團也有了更多的擴展，但相對比例對比日韓不只是一個數量級的差距。

裝備：目前大多戶外品牌在中國都開設了工廠，攀登器材類，中國攀登者的個人略比西方發達地區的攀登者要寒酸些，但這不至於致命地影響攀登。只要經濟基礎好，在中國乃至出國購買攀登裝備與器材，中外基本無什麼差別。

　　個體，人群（及數目），攀登組織，社會，文化與觀念，攀登山地資源，經濟與市場，訓練與實踐……猶如項目管理中的要素般，這些因素綜合交錯、互為作用，造就了一個中國攀登生態環境，這一環境是好是壞？

　　好的環境下，不一定就有好的優秀者，但給好的攀登者的誕生提供了更大可能。這個環境，也可以表述為機制，包括體制、文化、社會氛圍、市場等等。好的環境，需要人人的參與和主動建設，哪怕是一點點的小細節。

　　中國攀登，無論是什麼樣的現實，都在時代的混沌潮流下向前發展。沒有一個人能代表它、也沒有一個團體和個人能給它以革命性的推力，即使登山協會也只能是一個引導與調整的推手【甚至，它們往往在推手、引導的功能上失職......】。但這推手的作用卻是至關重要的。

　　宏觀世事，唯有那些亮點與細節，給人心理上一些鼓勵：西藏登山學校、北京白河攀登者、前往郭亮的傳統攀登愛好者、技術攀登的嘗試與實踐者、運動攀登的愛好者們，每個人都是一個主動力，是中國攀登時代的希望

最後貼幾個以前金冰鎬額得獎

2004年，俄羅斯隊的賈奴峰北壁首登，奪得該獎項。賈奴峰北壁，基本就是90度的7000米以上的大岩壁。報告里寫的是心驚肉跳，波瀾壯闊，蕩氣迴腸。jannu峰，7710米

2001年老毛子的Valery Babanov單人首登Meru中峰。

全球的金冰鎬獎嗎？幾年內大約沒有，原因很複雜。
中國登山運動在國際上的水平，就說一件事情，IFMGA是國際登山嚮導協會，以國家為成員單位，日本1991年加入，尼泊爾2012年加入，加入後可以有資格培訓國際登山嚮導，國際登山嚮導在攀冰滑雪攀岩以及冰岩混合技能方面有嚴格的培訓要求。入會條件裡面有一條，有至少20個國際登山嚮導成員，中國目前一個也木有。然後其他條件有需要國家級的登山協會申請等，即便條件達到了，批准的時限需要十年，這十年間，IFMGA要考察你的對於國際登山嚮導協會規則制度的執行情況等，還需要其他成員國投票。中國成為這個成員國至少還有二十年時間。所以差距，你自己判斷吧。
當然，中國目前有一些具有國際水平的登山者，但畢竟少數，綜合水平還是差一大截的。

還要一代人。
其實登山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了許多。
無論是身體上，個人的思想上，政策環境上來說。
中國很多高手都是半路出家。體能上和那種從小就接觸攀岩，登山，滑雪的地區還是有些差距的。人家十幾歲已經在天天在高山上鍛煉，我們在學校連體育課都沒時間上。
個人的思想上，阿式登山是一件極其純粹的事情。有精神需求的人，鑒於中國的環境，往往在中國是經濟條件比較好的。說白了就是家裡要有錢讓你去折騰，或者你自己有錢去折騰。
政策，別說新線路未登峰，只要不是走商業隊，登山的手續極度不友好，還有景區管理。這番死板的政策下，扼殺了一大批愛好者。這裡我還是有點奇怪，那麼好的山峰資源，卻比不上日本和韓國這種沒什麼山的國家。

所以中國的下一位金冰鎬，可能和世界盃中國隊奪冠差不多。

其實登山不是為了榮譽，我看到國內阿式登山的圈子有那麼些純粹的攀登者，攀登是他們生活樂趣的一部分，這不就很好了嗎。

當年的嚴冬冬？前提是人還在。現在的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