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人》，一場震驚民國藝術圈的私奔事件，是非恩怨您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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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三危山，莫高窟，大漠戈壁，從古至今都是傳奇之地。http://murl.tv/d1i3

是，也不是。這場著名私奔的女主是陳芝秀，一代名媛，其風姿遠勝徐悲鴻的夫人蔣碧薇，亦決不輸於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她所離開的丈夫，就是常書鴻。但時間並非片中所說的80年代，而是1943年。要說這個故事，還得從常書鴻說起，這個名字於我等藝術青年眼中，那是神一樣的存在。一個大清世襲的雲騎尉，放棄榮華富貴投身藝術。在法國功成名就後，卻毅然歸國當了張大千的接盤俠，紮根敦煌甘於清貧，而他的畫作分分鐘能賣幾百萬軟妹幣……他的故事比小說更精彩，比韓劇更狗血，比後宮更撕逼，題中片子的男主原型就是他。那咱就閑言碎語不要講~~表一表敦煌常大郎~~

【要論青年才俊，郎朗和常書鴻之間隔著一百個王思聰】

常書鴻是滿洲人，滿姓伊爾根覺羅（別問我跟愛新覺羅什麼關係），1904年出生在浙江杭州。老先生是頂著官帽出生的，因祖父在杭州駐防，所以被我大清授予世襲雲騎尉。辛亥之後，皇餉取消。常家子弟多，養活不易，二十多人的一大家子，要吃要穿。因此，少年時代的常書鴻雖然鍾情於藝術，但在父親的強令之下讀了工科學校，以期畢業之後就進入世界五百強工作。

常書鴻所就讀的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只有兩個專業，機械與染織，他無奈選擇了勉強與繪畫沾邊的染織專業。但顯然這所學校在工業教育上並不「擅長」，在其存在的短短七年中，培養出的大咖都是搞藝術的。被稱為「敦煌保護神」的常書鴻自不必說了，還有著名畫家與藝術教育家陳之佛，和著名戲劇家夏衍等。後來？嗯，後來這所學校換了個名字，叫做浙江大學。（圖為當時學校的染織實驗室）

畢業後，常書鴻留校任教。此時他與後來的妻子陳芝秀一見鍾情，兩人結婚時，常書鴻21歲，陳芝秀才芳齡17，陳芝秀才芳齡17，陳芝秀才芳齡17，重要的事情說三遍。當時他們一起在杭州執教美術，後雙雙留學巴黎國立高級美術學校。他倆的愛恨情仇接下來會單獨開講，這裡暫且不表。（圖為他們在巴黎留學時的合影）

1932年，隨著常書鴻以油畫系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他人生的第一個小高潮開始了。同年8月他參加里昂市油畫家赴巴黎深造公費獎金選拔考試，以《梳妝》油畫獲得第一名中選。1933年，油畫《湖畔》參加里昂春季沙龍，獲銀獎；1934年，《病婦》獲里昂春季沙龍金獎，被法國國家收藏；《沙娜像》被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收藏；《裸婦》參加里昂1935年春季沙龍，獲金獎，被裡昂美術館收藏。1935年春，剛過而立之年的常書鴻在巴黎舉行了個人油畫展。而剛過不惑之年的著名國畫大師徐悲鴻此時也在巴黎舉辦「中國繪畫展覽」，大師抱著「哎呦卧槽」的心態參觀了常書鴻個人畫展，之後兩人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就人類藝術前景及世界和平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達成了共識（此處純屬藝術加工，絕無史料記載）。

常書鴻畫作

如果你是藝術門外摳腳大漢，不懂畫的價值，沒關係，我告訴你畫的價格：

2010年，《人體》成交價358萬人民幣

2010年，《裸女》成交價403萬人民幣

2014年，《重慶大爆炸》成交價940萬港元

2007年，《飛天樂舞》成交價1089萬人民幣

……

《飛天樂舞》

正當常書鴻的繪畫事業如日中天之時，命運的轉折點卻悄悄到來。1936年底的一天，他像往常那樣信步塞納河邊，在一家舊書攤上發現了一本小冊子，本小冊子，小冊子，冊子，子。。。

好吧，其實是一部由6本小冊子裝訂成的《敦煌石窟圖錄》，裡面是法國人伯希和1907年在敦煌石窟拍攝的壁畫、塑像圖片300餘幅。這些壁畫和雕塑是公元4世紀到14世紀前後1000餘年間中國人的藝術創作。那遒勁有力的筆觸，氣魄雄偉的構圖，把常書鴻驚呆了。他萬萬沒想到中國古代會有如此高水平的藝術品。他反覆觀看，愛不釋手，直到攤主告訴他要收攤了，他才如夢初醒，發覺時已黃昏。經攤主介紹，第二天一大早他來到附近的吉美博物館，在這裡他又看到了伯希和從敦煌盜來的許多藝術珍品。這些珍品早於歐洲文藝復興時代700至800年，其藝術技法也比歐洲更加先進和巧妙嫻熟。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作為一個中國人，常書鴻表示叔可忍，嬸嬸不可忍。他深深自責，悔恨自己數典忘祖，慚愧萬分，於是下決心回國尋根，去保護、研究、發揚中國的民族藝術。1942年，重慶國民黨政府指令教育部籌備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並在文化界物色人選，最後選定讓常書鴻擔任籌委會副主任。常書鴻接受了這一邀請，並隨即與梁思成教授、徐悲鴻大師等商討此事。梁思成和徐悲鴻都十分支持常書鴻去敦煌干一番事業。就這樣，一個海歸大牛完成了天使輪，開始了人生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創業。

【說好要做彼此的天使，你卻偷偷下了凡】

接著來說常書鴻和陳芝秀的情事。先看張圖，這是他們在巴黎時和同學們的合影，左一是常書鴻，左二是陳芝秀。一個是飲譽藝術之都的年輕才俊，一個是歷盡浮華的一代名媛，兩人上演了百年中國一段恩愛情怨的愛情故事。

陳芝秀生得美，一如其名，眉目婉約，體態娉婷，睹之忘俗。她本是書鴻小姑的一個養女，一次來杭州相親，卻與常書鴻一見傾心。兩人雙雙在法國留學時，常書鴻學油畫，陳芝秀學雕塑，這個沙龍，那個畫展，夫妻倆都是常客，真真郎才女貌，用今天的話說，兩個都是超級優質偶像。什麼叫神仙眷侶？這就是。他們還發起成立了「中國留法藝術學會」，經常活動的地點就在常家。陳芝秀以無可挑剔的聰慧漂亮和儀態萬方的舉手投足，成為沙龍女主人的不二擔綱，其風姿遠勝過徐悲鴻的夫人蔣碧薇，亦決不輸於北京北總布衚衕「太太客廳」的主角——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留法後，常書鴻多幅得了大獎和被幾座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油畫作品，其模特都是陳芝秀。

1943年3月，常書鴻肩負著籌備「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重任，經過數月長途跋涉，終於到達了渴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初來乍到的興奮轉瞬即逝，敦煌之艱苦與寂寞，人生頭一遭，惟有大佛殿檐角的鐵馬叮噹可以明了。常書鴻說：「從我們到達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感到有種遭遺棄的服『徒刑』的感覺壓在我們的心頭，而這種壓力正在與日俱增。」敦煌，不是巴黎，不是杭州，但是常書鴻愛上的是敦煌。

常書鴻回國之初，陳芝秀尚在巴黎繼續學業，後亦乘船歸來。當常書鴻在戰亂中輾轉逃亡時，陳芝秀也帶著一雙兒女在轟炸機下逃亡輾轉。也就是在這種朝不保夕的顛沛與恐懼里，陳芝秀像常書鴻的二姑那樣，成了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她還是妥協了，從重慶攜子團聚敦煌，自此朝沐風沙，夜寢石室。然而，常書鴻面對洞窟寶藏可以沉醉不顧，陳芝秀卻很難捨棄一襲旗袍、一雙高跟鞋，去裹上臃腫腥膻的老羊皮。當地農民背地裡叫她「妖精」，她與常書鴻之間的吵架和「冷戰」在所難免。那時的陳芝秀，是荒灘戈壁上一道美麗、另類而哀傷的風景，它長久而孤獨地佇立於斜陽寒煙。

某天，隔壁來了個老王。啊不對，來了一個退伍軍人，接任敦煌研究所的總務主任。常書鴻自傳中連他的名字提也不提，是不敢，不屑，還是不堪？此人叫趙忠清，浙江諸暨人，陳芝秀的地道老鄉。常書鴻對他格外信任，陳芝秀卻漸漸走向了依賴。因為趙忠清能上馬打肥羊，下馬慰寒暄。我所要講述的故事也趨向高潮。一個料峭春日，陳芝秀說要去蘭州看病，常書鴻卻忙於工作，托趙忠清陪往。數日後，常書鴻的弟子、畫家董希文拿出了自己截獲的陳芝秀聯繫趙忠清出走的情書。常書鴻呆若木雕，悲愴欲絕。他立即牽出趙忠清用來打獵的那匹棗紅馬，月下狂奔。那馬蹄踏碎了月光，也擊碎了常書鴻的心。他想天亮之前趕到安西，應該能追到宿夜的妻子。次日一早，到了安西，找遍車站、旅店，不見蹤影，方聽人說，幾天前便有一輛汽車載著一位美女開往玉門了。常書鴻幾乎一頭栽倒在地，他來不及多休息，「強打著精神，匆匆喝了點水，吃了點乾糧，給馬餵了點草料」，飛馳玉門……

這個情節在下面的片子中有展現，你們可以感受一下。

《敦煌人》微電影視頻

常書鴻醒來，已是幾天之後，他摔下馬來，被人救了。隨後，常書鴻得知了陳芝秀在蘭州登報離婚的消息。常書鴻亦登報憤言「反擊」（但自傳中未提）。二十年神仙眷侶，天涯海角，大漠孤煙，終成陌路。再看一下常書鴻一家三口的畫像，不勝唏噓。

【下輩子，我還要做常書鴻】

初到敦煌時，常書鴻和張大千在莫高窟相遇。這是張大千第二次到千佛洞臨摹壁畫。臨走時，張大千送給常書鴻一句話：我回去了，你在這過你的無期徒刑吧。這一過就是半輩子，常書鴻「苦行僧」一般的作為，非一生左右逢緣的大千先生所能及。

摘抄一段敦煌的介紹：

敦煌是漢武帝時所建的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最西面的一個。「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它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是當時中國與西域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敦煌石窟群是指存在於敦煌方圓幾百公里範圍內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水峽口小千佛洞、敦煌西千佛洞等，其中莫高窟(又稱千佛洞)保留的洞窟、壁畫、彩塑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跨越時代最長，保存情況也比較好。莫高窟始建於公元366年,從十六國到魏、隋、唐、宋、元歷代都在這裡鑿窟、塑像，以唐代最為繁榮。根據唐代碑文記載，當時有窟、龕1000多個，現在保留700多個，其中有壁畫、塑像洞窟492個，共有彩塑2000餘身，壁畫44830平方米，可稱世界最大的古代藝術畫廊。

當時，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輛破牛車，遇到緊急情況難以救急。他們的主食是醬油拌麵條，蹬攀的工具是自己動手用木棍製作的梯子。整日在沒有通道可行的洞窟間爬上爬下，在危欄斷橋上匍匐前行，每次都是連爬帶跳進到洞里。洞中光線幽暗，臨摹時白天里也要點著蠟燭。最要命的是洞頂畫，畫上幾筆，手臂開始酸麻，直到頭暈噁心。教育部的撥款經常幾個月甚至多半年不到賬，有時沒有錢買顏料，有時買不到顏料，於是在腳下的黃土上琢磨辦法，製作出不褪色的天然顏料……沙漠歲月的艱難超出人的想像力和承受力。千佛洞固然美妙絕倫，然而，在不見故人的戈壁荒漠，為藝術獻身的熱情終究能持續多久？

1945年抗戰結束前夕，教育部宣布撤銷敦煌藝術研究所，把石窟交給敦煌縣政府。這時，前前後後跟常書鴻到敦煌的人都走了。常書鴻這時候完全可以聽任指令，回到重慶南京或北平，教書作畫，悠閑度日。像一些畫家那樣，把敦煌作為聖地，隔兩年去朝拜一次，臨摹幾張畫回來。「人生是戰鬥的連接，每當一個困難被克服，另一個困難便會出現。人生也是困難的反覆，但我決不後退，我的青春不會再來，不論有多大的困難，我一定要戰鬥到底。」頑強的常書鴻此時妻離子散，可石窟里滿壁風動的飛天，氣韻生動的經變畫、本生故事圖，彷彿生命猶存的彩塑、精美的裝飾花紋已經讓他痴迷得不能割捨，他怎麼放心把石窟交給一直對千佛洞存有覬覦之心的地方官吏呢。他四處遊走，向社會呼籲，敦煌藝術研究所終於歸屬傅斯年任所長的中央研究院。

為了敦煌事業，常書鴻飽經磨難，吃盡了苦頭，但他始終如一，無怨無悔。他在回憶往事時說：「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來到這世界，我將還是『常書鴻』，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我從八卦的心態開始，卻以肅穆的心情結束】

看完他們的故事，你就會和我一樣，向他們致以最深的敬意。

@別開槍是我所述本事備矣，常書鴻就是那樣實心眼的人，拴不住，也不想動心機拴妻子的。
他非但拴不住妻子，也撼不動曾經的下屬。我將全文引一下高爾泰的回憶，略長。
不過剛想起兩條更相關的，先記在這裡：

—— 首先，這起事件，叫私奔也好，叫破裂也罷，都不會著名。那已是山河殘破未收拾，又隆隆傳來內戰雷聲的民國末年。八年間，人們什麼沒見過？早已不新鮮。郁達夫登報休王映霞，徐悲鴻登報解除與蔣碧薇婚約，熊佛西給繞道香港牽兒挈女萬里尋夫的朱君允寫信，「你是有能力的女人，能夠撫育三個孩子成人」，—— 這也都是同輩。與之相比，常要待妻子登報結束婚姻，他的人品還是要好一些。當然，從另一方面說，他的情商也更低一些。是相愛相殺沒殺好終成了冤家更好一點呢，還是古洞青燈黃卷，無暇導致無愛然後無緣更好一點？你想好了沒有，反正我是沒想好。

—— 其次，關於常的成就。首先容我斷言，常是遠比徐老實的人，換在徐悲鴻在敦煌，就絕不會任人這麼批鬥，更不會任下屬那麼欺侮。徐悲鴻巡遊畫展，在廣西畫《桂系三傑》，演講反蔣；參與美術活動，在《美展彙刊》同徐志摩筆戰，力挺導師所承古典派，怒斥馬蒂斯是流氓而塞尚更是人格令人不齒，—— 都可看出他是多麼熾烈而急切的人。多年以後，徐志摩的表妹夫做徐志摩年譜，找到他問論戰文存，他還勸人家改做魯迅的年譜更有價值。更多他與劉海粟的過節，對林風眠的誤會，連帶中央美院與中國美院的宿怨，就更不必細表。他只是一生不穿綢長衫；但並不拒絕參加富人們的歡宴。
但是爬青城山，看張大千與他在抗戰的後方，在盛夏的山中，同宿上清宮寫生，「青山有情皆白頭，綠窗無刻不黃昏」。一個名士雲遊去，一個嚴師攜徒來，看留在那裡的畫展（其實是圖片資料展），我無論如何，都還是更喜歡徐一點。
也許是看臉，也許是看氣色宗派。我喜歡看形銷骨立的耶穌，不喜歡看大腹便便的彌勒。
張同常書鴻比，我也更心向常一點。我喜歡看萬里投荒的玄奘，不喜歡看機智傳奇的慧能。
借用另一處高人的話講，許多人面對文明史，分不清揮霍的火花，和積累的種子。
張大千在敦煌毀壁畫的爭議、創興新畫法的豪壯，更接近於哪一方，識者自不待言。
我無意貴此賤彼。種子多了腐壞，也本該焚化。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然而國運如網，網住了種子，漏掉了煙花。煙花漸欲迷人眼，種子石化難回田。

—— 第三，關於常在婚變中的責任。初了解到還有這一段緣斷的人，很容易將陳芝秀之離開常書鴻，與蔣碧薇之與徐悲鴻的情變類比。我也是直到看了那微電影之前，印象中都覺得，常沙娜，得名於塞納河的常沙娜，母親是法國人；因為沒見過常沙娜談她的母親。
我想說，常書鴻的婚變，同徐悲鴻的恩怨，不能一以視之。徐悲鴻除早年在鄉間孤苦、少年在上海顛沛、青年在巴黎學藝斷糧幾瀕絕境外，以後不曾遭際過孤寂困苦，雖然他也從沒覺出自己是驕子，是怒獅奔馬才罷，他是負有使命的流星，體現在人間就是爆炭；蔣碧薇背離他，也並非生活重擔，而是情感糾纏。在蔣決定與張道藩復燃或者終於開始之先，徐自己就已有過幾回師生戀。徐身上有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但這種氣概，用在夫妻之間，是不合適的。就是在戀人之間，他也毫不打折。孫多慈之父終不肯女兒嫁徐，雖然那時徐早已名滿天下，—— 孫父把女兒叫回家中，又斷了女兒的月供，於是女兒只能困守家中。這期間，徐悲鴻曾與她鴻雁傳書；但來見孫父，來紓尊折臉服軟一談，請孫父瞧得起的前輩大佬來說項，—— 他從沒有辦。正如多年前，他與蔣碧薇也是私奔，直到多年後他學藝有成，蔣家默認了他們，才再相見。於是，順理成章的，他也失去了孫。
而常失去陳，令我開了一個純學術的腦洞—— 她陳芝秀不是雕塑家嗎？怎麼只見畫家夫君迷壁畫，不見雕塑家夫人迷雕塑？洞里的雕塑呢？
我覺得，—— 此刻容我浮出水面透口氣：我覺得常書鴻既然選擇了與雕塑家而不是畫家在一起，那麼在自己沉迷壁畫時，為什麼不考慮雕塑家妻子的感受？假如陳芝秀是有可能為雕塑留下的話，而常書鴻只顧了壁畫，那就是他做的太不好，做的太不夠了。
妻子只有一個，你沒法亡羊補牢。

—— 第四，關於「私奔」這回事。還是那句話，你開心就好。但殘酷的是，在你國開心很難。董竹君同夏之時離婚，她很開心；但她的子女也都講，母親獨立創辦錦江飯店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還是在用著父親的朋友和名望，儘管這時父親留在四川又抽大煙又蓄妾，儼然墮落成了一個土豪劣紳。文秀同溥儀離婚，她沒有很開心，最後四十多歲嫁了一個王老五軍官，沒幾年心肌梗死，撒手人寰。1950年，夏之時連同若干弟弟、侄子，被人民政府鎮壓，前一年他還是起義人員，辛亥元老，是對方的座上客。他的晚輩子息給在北京的董媽媽寫信求救，董竹君只是私下接濟，還要嚴辭訓誡他們同反革命夏之時劃清界限。她開心嗎？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福貴在看到龍二被五花大綁萬民公審一槍崩了之後，立刻嚇尿了褲子—— 「幸虧咱家的老院都輸給龍二了，不然今天被崩了的就是我了。」你問董竹君離婚開心嗎？她怕是只會驚心。
據說陳芝秀私奔後，就同那個軍官回了杭州原籍，從此中斷了藝術生涯，文革遭難，晚景凄涼。她開心嗎？有人說，軍官沒有再去台灣，是為了她；有人說，她後來給常寫信求助，還是女兒應答的求助，可見常的一斑。
但我覺得，何必為 justify 她，就一定 peck 他呢？這世上沒有拎不清的自由，只有多管的是非。

—— 第五，關於再現，或者消費「私奔」這件事。常沙娜還在，因此我想至少她對這個微電影怎麼看，即便法律上講不必要，道德上看也很重要。按母親出走，她時年十二歲；記憶中一幕幕場景，再回放時，母親的畫面，真就只有那塵灰撲面的旗袍、高跟鞋，一紙辭別信嗎？——或者問的更狠一點，令童年這樣戛然而止的這場事故，在常沙娜眼裡，重點真的是在敦煌壁畫上，然後在HTC手機的相機功能上嗎？
我覺得很可疑。
但是我也並不以為這微電影就在消費、利用人家。「消費」被污名化當大棒很久了，該收了神通了。我覺得這往事，已經進入民間的歷史，可以藝術的再現，不必紀實；也見仁見智。
想起郁達夫的長子郁飛，曾讀到過文革中，還是解凍中，郁飛談父親時的文字，其中還是直呼「王映霞」。但是新時期終於起航了，他也從流放的邊疆回來杭州，靠近母親。母親為他這個年屆五十、從最初被組織反右被妻子掃地出門以後就再沒嘗過家庭是什麼滋味的兒子，操心婚事：

70年代末，郁飛仍健在的母親、當年有著「杭州第一美女」之稱的王映霞一直希望兒子能再找一個伴侶。她委託當年的老同學為郁飛在杭州找尋合適的人選。而這位老同學最初找來一位女鄰居和女醫生為深受疾病困擾的郁飛看病，這位女醫生就是後來陪伴郁飛到最後時刻的第二任太太王永慶。
回想兩人最初相識的過程，剛剛送走丈夫的王永慶對當年的情形仍記憶猶新。當時她的前夫是醫院的醫務科主任，但卻英年早逝，兩人育有兩個女兒。當時四十幾歲的王永慶在杭州過著相對穩定的生活，雖然有兩個女兒，但經濟上卻相對寬裕，因此並不急於找人。但經歷了20多年孤獨歲月的郁飛卻在和王永慶相識後重新感受到了對愛情和家庭的渴望。於是，他在母親王映霞的催促下，努力追求獨居多年的王永慶。甚至在王永慶兩個女兒的眼裡，像個怪人一樣，穿著
「花襯衫」、騎著「花車子」跑到王永慶家裡。

唯不知陳芝秀與常沙娜，可再有過這樣的重逢。

（常書鴻，陳秀芝，女兒莎娜及兒子嘉陵）

——————————高——爾——泰——原——文————————————————

聽到常書鴻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難過，許多往事都來到心頭。一直想寫點兒什麼，談談我對他的尊敬與感激，歉疚與慚愧。
　　先生早年留學法國，油畫作品頻獲國際大獎，名盛一時。在巴黎，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藝術，大受震撼，下決心和雕塑家妻子一同，獻身於敦煌藝術的保護和研究。回國後任西南聯大教授，四處奔走，爭取到各界支持，於１９４４年戰火紛飛之際，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帶了一批人，騎駱駝進去，到那裡當所長。
　　黃風大漠，人煙稀少。邊陲絕塞，道路艱辛。生活極其困苦。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終於離他而去。１９４９年共產黨接管政權以後，將該所易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歸文化部文物局管轄。因無人可以取代，仍由他擔任所長。他的第二任妻子，畫家李承仙，是所里的黨支部書記，付所長。不久，也吸收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比他小三十多歲，同他無親無故，只是在書上看到過他的事迹，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６２年，從勞改農場出來，舉目無親，四顧茫茫。除了一卷破爛鋪蓋沒有別的家當，除了四處找打零工沒有別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沒有兩樣。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寄到敦煌。談我對藝術、藝術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薦，要求到研究所工作。當然只是試試，沒抱多大希望。他看信後，同甘肅省公安廳聯繫，看了我的人事檔案。又著人找到一些我的畫、我以前發表的文章和別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後給公安廳打電話，說他想用我，問有什麼意見。
　　接電話的人叫東林，回答說，只要你們那邊沒困難，我們沒問題。問題出在文化教育系統，我的右派身分，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歷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巨大障礙。這事卡了很久，後來先生爭取到文化部付部長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廳給我摘了右派帽子。說好開除以前的工齡一概不算，以重新參加工作論處，問題才解決了。從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個大彎，前景開闊起來。
　　先生兼任蘭州藝術學院院長，那時正在蘭州。我去敦煌以前，約我談過幾次。他告訴我，國家忙了這幾年，現在寬鬆了，百廢待興。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馬，正需要人，沒想到事情還是這麼難辦。他說，要感謝公安廳那兩個人，沒有他們的鼎力相助，許多問題就解決不了。我說，也要謝謝徐平羽。他說，那還不大一樣，他不過說了句話。要用人么，說句話也是應該的。
　　他說，你到那裡，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調查，讀經、讀史，做卡片，積累足夠的資料，不要急於求成。我看你的信，少年氣盛，鋒芒畢露，怕你沒這份耐心，你要注意。畫畫也一樣，敦煌壁畫有敦煌壁畫的基本功，不是用寫生技巧畫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參透，也得扎紮實實下幾年工夫，急不得，你要沉得住氣。

　　敦煌的工作，非常忙碌。先生雄心勃勃，要整修加固石窟保護工程，要編輯出版一百八十大本《敦煌全集》，要籌辦一系列國際性學術會議，紀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３６６—１９６６）。光是準備論文，就不許從容，何況還要臨摹。形勢的發展要求突出政治，臨時又加上一個開創新洞窟、創作新壁畫的任務。文化部撥款數百萬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經上馬，鐵道部派來的三百名建築工人，正在緊張地日夜施工。雜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難得見上一面。見了面，也難得多談。
　　年齡的差距，社會地位的差距，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都妨礙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文革一來，把我這個右派勞改犯調進敦煌這件事，成了先生的一大罪行。以此為突破口，揭發出更多更大的問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稱為老牛鬼，李承仙被稱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稱為常李夫妻黑店。我則被說成常李心腹，黑幫一分子。每次鬥爭他們，我都要在旁陪斗。不是要打倒的對象，而是一塊被拾起來用以砸爛神像的石頭。當文斗變為武鬥時，少不了也要挨打，但比起他們挨的，要少得多也輕得多了。我的新婚妻子李慈林，帶著我的文稿筆記，到城裡娘家躲避。一個人胡打海摔，比兩個人相看受辱，心理上也較易承受。
　　在以往的歷次運動中，他們作為所里的領導人，執行黨的政策，也整過不少人。現在他們被整，人們都來打罵。但是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過整的人，也不是一貫反對他們的賀世哲、施娉婷，而是那些他們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人。以往出國辦展覽，先生都要把一個叫孫紀元的帶在身邊，後來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讓登高望遠顯山露水。每次鬥爭會，此人都要哭著問他，用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攏腐蝕青年是什麼目的，答不上來就打。個兒高大，出手無情，有次一揮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揮手，先生的一隻眼睛當場就腫了起來。腫包冉冉長大，直至象一個紫黑色的小圓茄子。革命群眾驚呆了，一時間鴉雀無聲。
　　孫紀元和文革組長何山同屬一派，叫「革聯」，與賀世哲、樊興剛麾下的另一派「革總」相對立。兩派都宣稱忠於毛主席，指責對方反對毛主席，都想從昔日的當權派那裡，獲得不利於對方的材料。對先生爭相批鬥，輪流抄家，把他倆趕到一間狹小的廢棄庫房去住。家裡的地面被挖得孔連孔，頂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說要打，說了對方要打，身上舊傷沒好，又加上許多新傷。先生滿口的牙，被打得一個不剩。那是最困難的時期，後來揪出來的人越來越多，日子才逐漸輕鬆一些。
　　那天先生眼睛被打，傷勢駭人，怕會瞎掉，半夜裡溜進他們的小屋，看望了一下。回來睡不著，想了些話，押了個大致的韻，第二天夜裡抄好，送了過去：
　　呈常書鴻先生
　　昔年此地荒涼絕，寒日蒼茫駝鈴哀。
　　山連大漠勢欲沉，黃沙簇擁古樓台。
　　十里危岩走狐兔，千壁丹青生霉苔。
　　尊前別卻繁華夢，先生辛苦萬里來。

　　發蘊鉤沉出奇瑰，卧聽檐馬億佩環。
　　慘淡經營白髮生，茫茫去日如飛埃。
　　大匠心事在筆端，不知禍從天上來。
　　黨禍株連及童稚，萬人為魚網不開。
　　弟子入室搜藎莢，書成蝴蝶畫成帶。
　　血染華髮淚染襟，愁來哪得一徘徊。
　　毀譽要須千載定，何用一夕計成敗。
　　笑指山前風景異，加固工程起樓台。
　　閱盡四百八十寺，雕攔石級通崔嵬。
　　況復文章千古事，先生著作人咸愛。

　　華夏正聲入畫圖，尺紙千金傳四海。
　　千古荒誕難遭遇，好戲過後欲看難。
　　憑寄語，勸加餐，壯心未可一寸灰。
　　玉關芳草年年綠，豪情也應久彌恢。
　　且向冰天練奇骨，萬紫千紅待春回。
李承仙說，先生看了，直流淚。眼睛好起來時，他給我回了個信，傷痛里夾著幽默，說事情弄成這樣，當初真沒想到。說他一生追求真理，終於堅信馬列，雖受冤枉，並不後悔。說老牛鬼這個稱呼不壞，牛是善良的動物，「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卧殘陽」，正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我回信說，被敵人打擊不可怕，被自己人打擊才可怕。但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把打擊者，把那使眾生不飽的力量，當作自己人呢？我說以小民為敵國，是這個政權的本性，事情弄成這樣，是其原則推行到極端的結果，伏維先生三思。先生回答說，你們年輕人，不了解中國近代史，沒經歷過舊社會的黑暗，看問題容易簡單化。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的。
　　在莫高窟，即使是最恐怖的時期，秘密聯繫也不難。畢竟是沙漠中的一個孤島,畢竟全所只有四十九個人，加上家屬老小，總數也不到一百，平時都冷冷清清。文革中他們大叫大喊，也只在中寺院內一陣一陣，外面四周也還是冷清。大串聯時，他們去走遍全國，只留下少數人看家，就更冷清了。說話仍不方便，但是交換個信件是不成問題的。利用寫信之便，我們有時通報一下情況，有時談談看法，想說什麼說什麼，也是一大愉快。這些信件，有的長篇大論，有的只是個便條。其中一些，保存至今。事過境遷，讀來傷心。
　　那時我們每人每月只三十元「生活費」，平時連肉菜都不敢吃。１９６８年初，舊曆年大除夕那天，先生和李承仙邀我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到他們的小屋裡去，一同過個年。打開鐵皮爐子上的沙鍋，居然有一隻雞。熱氣蒸騰，濃香四溢。我驚喜之餘，忽又驚恐：氣味關不住、又傳得遠，如果引起注意，招來突擊檢查，後果不堪設想。有一陣子，我們研究商討，如果來人，在這屋裡怎麼躲藏。發現哪裡都藏不住，只得帶上一隻雞腿，匆匆離去。留下一張字紙，給他們開開心。這篇只為兩個讀者寫作的東西，底稿也保存至今：
　　明年的新聞——擬預言
　　一月零日　　　毛主席下令對蘇聯實行軍管，軍管組駐在位於中蘇邊境的赤塔。因此蘇聯的革命中心，亦已由莫斯科轉移到赤塔雲。

　　一月一日　　　蘇聯《文學報》改名《衛東》雜誌，復刊發行。刊文揭露托爾斯泰在雅斯那雅波梁納放債收租，剝削農民的事實，並複印租契照片若干，使人看後，肺都要氣炸了。該文編者按指出，列寧撰文紀念這個大地主，是嚴重的路線錯誤。
　　六月六十日　　湘潭中學全無敵戰鬥小組在席呂塞爾要塞的夾牆裡搜出大量信件，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企圖通過一個叫梅西金的壞蛋，前往西伯利亞勾結一貫為沙皇效勞因而獲寵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真是卑鄙無恥到了極點。
　　九月二十五日　為了迎接中國國慶，日本革命委員會和古巴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成立大會都拍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稱為最最最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紅太陽照亮了富士山》和《加勒比海的春潮》兩篇社論，表示祝賀。
　　十二月二十日　紐約紅衛兵在洛克菲勒家抄家，抄出黃金２８．５３噸，決議在紐約港口被毀的自由女神象原址，樹一毛主席金象，連不鏽鋼底座在內，高一百公尺。
　　十三月三日　　牛津、劍橋、哈佛等校聯合慶祝教改勝利，介紹經驗云：基本教材是毛選四卷加農場勞動。
　　某月五日　國際體育協會舉行學毛選模範授獎大會。歷屆奧林匹克各項冠軍獲獎。學不好就不能得冠軍，能得冠軍就證明學得好。有人建議給香港馬會的常勝馬發獎，以別有用心罪被捕。
　　同日　　科協舉行同樣大會，給哥白尼、愛迪生、愛因斯坦等人發獎。因為一切創造發明，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成果。有人建議給馬克思也發一獎，正在研究中。
　　這些文字，不是經歷過文革的中國大陸人，看了真會莫名其妙。可在那時，它確實使我們三個，快樂了小小一陣。三十年後重讀，直覺得換了人間。
　　１９６８年後，先生的批鬥會少了，除有紅衛兵來串聯，臨時舉行現場批鬥之外，大都是監督勞動。先生脊椎受傷，不能站立，勞動時只能用兩塊老羊皮包住膝蓋，兩手撐地，跪著爬行。給他的任務，是餵豬。所里有一頭約克夏，養在伙房后里。先生每天爬去，跪著把豬食切碎拌勻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鍋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這樣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豬跟前，倒給豬，再往回爬，端第二盆。豬一餓，就要吼叫，聽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為了滿足豬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來回爬。院里堆著煤，以致身上烏黑，日久他的形像，成了伙房後院景觀的一部份。
宰豬的那天，先生沒事了，叫他來同我一起，給竇占彪做小工，在戈壁灘上汽車路沿途建造語錄碑。我們的任務是備料，把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裝上馬車，送到工地。當然他不能做什麼，也無需做什麼。但在毒日頭下烤得發燙的戈壁灘上跟車，也夠受。他似乎並不在乎，很豁達的樣子。還說他餵豬的時候，想起了李白的詩句：「跪進雕菰飯，月光明素盤」，相與大笑。但是接下去，他又說到，那時候，兩個兒子從蘭州來看望他們，所革委會始終不讓見面，他和李承仙兩個，真是難過死了。
　　車子出了山門，先生沉默了很久。透過打碎了又用橡皮膠布粘起來的眼鏡，望著無邊的大漠，他說，這戈壁灘，一點兒沒變。我們來的時候，還沒這條路。我們是從老君廟那邊，騎駱駝進來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麼沒什麼，困難得很。他說難歸難，看到那些壁畫、彩塑、經卷，又高興得很。我問他，聽說張大千曾在這裡臨摹，你同他關係不好是嗎？他說是，意見不合。但個人之間沒什麼。他說這個人很聰明，也很有才氣。學得很快，變得很快。一變，學來的就變成自己的了。他說畢加索臨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藝術，馬蒂斯臨摹兒童畫和阿拉伯圖案，都有這個本事。所以他們畫畫不吃老本，到老都有新意，都在變。他很佩服。
我說我喜歡張的有些潑墨山水，不喜歡他的仕女畫，脂粉氣。先生說，脂粉氣不等於俗氣，有俗氣的脂粉氣，也有不俗的脂粉氣。我們挑好的看就是了。這些話我很愛聽，也很受益。那些日子獨個兒趕車走戈壁，在悠長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來回復來回，寂寞得夠了。先生也來，我大喜過望。他在雜亂骯髒的大院里，煤堆爐渣泔水缸之間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夠了。能到這赤裸遼闊的大野上來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大聲地說說話，也是求之不得。沒想到那天晚上，竇占彪給管生產的孔金提意見，說常書鴻這麼大年紀了，這麼炸辣辣的太陽，放到戈壁灘上晾著曬，中風死了，誰負責。第二天先生沒來，到伙房揀菜去了。
　　１９６９年，所革委會宣布，經上級批准，我們幾個的案子，維持原判：常書鴻戴反革命帽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留所監督勞動。李承仙開除黨籍，工資降六級。我工資降三級。不久，酒泉地區革委會從我所抽調了幾個人，去辦農業學大寨展覽，有何山、孫紀元，還有我。在酒泉聽說，韓素音到中國來，向周恩來提出，要見常書鴻。常、李因此被解放了，恢復黨籍，恢復工作，恢複名譽，補發工資，住院療傷。上級責令撥款，為他們突擊修復和裝潢那被破壞得一塌糊塗的住宅，以便「接待外賓」。
　　與此同時，慈林被下放農村，死在那裡。留下兩歲的女兒高林。我帶著孩子，離開敦煌，到酒泉地區五七幹校勞動。先生客居蘭州，成了新聞人物。聽說，由於他在國外的影響，和周恩來的關照，許多黨政軍要員都去同他結交，連西北的最高領導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也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我知道傳言不足盡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過他的關係，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我想標準是統一的，他們判罪比我重，都沒事了，我幹嗎還有事？我想，只要他給哪個主管提一下，問題就解決了。此外，也想同他們談談心，舒解一下鬱積在心頭的悲哀和痛苦。向幹校請了個假，帶著孩子，坐火車，上蘭州，去找他們。
　　開門的是李承仙，滿面笑容。見是我們，一愣，眼睛裡閃過一絲尷尬，和思考。緊接著又滿面笑容，讓進屋裡，讓在長沙發上坐下，擺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說所長在打電話，一會兒就來。我看大圓桌上鋪著白檯布，放著杯盤酒瓶，保姆出出進進，就問有事嗎，李說不要緊你先喝口茶，然後坐近了，放低聲音，問我那些信，還有詩呀什麼的，都還在么。我說在呢。她問在哪裡。我說在酒泉。這時先生健步走出，換了眼鏡，鑲了假牙，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輕了許多，親切地微笑著，坐在我對面。李承仙又問，在酒泉哪裡？我說鎖在箱子里。她說那太危險了，你得趕緊把它燒了。先生也說，留著後患無窮，還是燒了好。我唯唯。其實那包東西，就在我內衣的口袋裡面。我記著那一愣，心裡不痛快，沒拿出來。
　　李搬出幾大本照片簿，都是他們新近和國際國內名人，黨政軍領導的合照，或豪宴，或壯遊，或親切交談。其中有一本剪報，貼滿關於他們的報導。他倆陪著我看，告訴我這個是誰那個是誰。我翻了一會兒，站起來，抱上高林，說，我們走吧。他倆異口同聲，說，走啦？不多坐會兒啦？李邊說邊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給高林，說，今天真是不巧，馬上有客人要來，不然的話，吃了飯走多好。先生說，下次吧，下次來了，在這裡吃飯。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緊緊抱在懷裡。我奪下來，扔在桌上，幾步走出去，砰的一聲帶上門，把自己都嚇了一跳。
　　走在街上，越想越氣：沒問我境遇怎麼樣，沒問我到蘭州來幹嗎，幾時來的，住在哪裡，也沒問李慈林怎麼沒有一起來。文革中慈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時，給他們送藥品、送小報（各地紅衛兵油印的小報）、送食品，他們都喜歡她，見了很親熱。我想這次，起碼會問一聲，我就要給他們談談她，她的善良真誠，她的不幸逝世。但是他們沒問，我更無從提起。回到酒泉以後，寫了四句《又呈常書鴻先生》，給他們寄了過去：「畫圖海內舊知名，卅載敦煌有遺音。如何閑卻丹青手，拼將老骨媚公卿。」
　　寄出以後，又後悔：說到底我並不了解情況。如此輕率如此粗暴地，攻擊一位有大恩於我的老人，這件事使我一想起來就慚愧。七十年代末，我平反後到北京工作，住在建國門大街五號社科院哲學所。接到先生的一個電話，約我到台基廠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處，見個面，談談。幾年間，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許多，眼袋下墜，皮膚鬆弛，透著一股子疲勞勁兒。我問身體怎麼樣，他們都說還好，只是容易累些。沒提酒泉那信，也不知收到了沒。
先生處境仍然不好。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級不許，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許。那些人自有後台，爭當所長的結果，不是賀世哲，不是何山，不是孫紀元，而是段文傑上了台。先生回不去，一直客居北京。他說，他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給了敦煌，就這麼糊裡糊塗被趕了出來，怎麼想都不得安心。許多年來，他頻頻上書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沒有結果。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調查此事。調查曠日持久，對方另有說辭，纏來纏去纏不清，調查報告一厚本，最後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五年前，先生在北京去世。聽到消息時，我正在美國洛杉磯西來寺，為佛教宗師星雲上人作畫。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無從拍發唁電，到廟裡燒了一柱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裊裊上升的輕煙，把我的感激與思念，歉疚與懺悔，傳達給先生的在天之靈。
　　在永恆的彼岸，一切紛爭與仇恨，焦慮與恐懼，都煙消雲散了。願先生安息。

又及，關於陳芝秀的追憶：中國油畫百年回顧（四十七）如歌如泣的愛，常書鴻和陳秀芝

我來說點你們不愛聽的吧。常老先生在藝術上的成就和對敦煌壁畫的貢獻，沒有人可以質疑。但請注意，題目中的關鍵詞是「私奔」，是一個個人情感範疇的問題。如果從家庭的角度看待，我認為常老先生是一個失敗者，甚至可以說是一位自私的丈夫。

我重新說一下這個故事。從前有一位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養尊處優，儀態非凡。她與一個破落官宦人家的小子一見鍾情，毫不猶豫地在17歲的年紀出嫁於他。兩人對藝術有著共同的興趣，於是雙雙留學法國，成為別人眼中萬分艷羨的一對神仙眷侶。在藝術之都，她如魚得水，家學的良好教養和自身的聰慧美貌，使得她迅速融入了巴黎的藝術圈，並成為明星。在如饑似渴地學習雕塑，深造美學的同時，她積極支持丈夫的繪畫事業，丈夫因此可以心無旁騖地創作。畢業後，丈夫憑著自己的繪畫天分，嶄露頭角，不到幾年就在巴黎舉辦了自己的個人畫展。

正當一切看起來都越來越美好的時候，丈夫突然提出要回國——以一個作為妻子的她無法理解的理由，從當時文明昌盛的藝術文化之都回到戰爭動蕩中的國家。最終，她還是答應了，但她希望等完成她的學業之後再走，算是實現給自己的一個承諾。丈夫回國後不久，她也帶著一雙兒女歸國，在轟炸機的陰影下逃亡輾轉，尋找丈夫，與其團聚。此時的她已經完全忘掉了塞納河畔的清風，盧浮宮裡的晨霧，藝術殿堂中的心醉。

但她不知道，接下來的時光比動亂顛沛的日子更難熬。丈夫所在的地方，叫做敦煌。這裡最不缺的就是風沙，荒涼，艱困和寂寞。整日的沙龍清談變成了朝沐風沙，傍晚的河畔漫步變成了夜寢石室，旗袍、高跟鞋，與美有關的一切變成了臃腫腥膻的老羊皮襖。這些也許她都能慢慢忍受，但無法忍受的是丈夫的眼裡只有工作，對她所承受的一切漠不在意。

之後和你想的一樣，某一天，她和另一個男人離開了這裡。這並不是一個八卦故事，所以不要問我私奔的細節。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她，一個是對自己的犧牲和付出視而不見的丈夫，一個是關懷備至呵護有加的情義男子，你會怎麼選。我只知道，陳芝秀勇敢地作出了自己的選擇。

我所說的不是一個新的故事，只是一個新的角度。我同意@別開槍自己人的評價，常先生是一位藝術大神，他為敦煌所做的一切，值得我致以最高的敬意。但這並不妨礙我認為他是一位失敗的丈夫。

很巧，剛好從敦煌回來。
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樊錦詩先生，上海人，北大考古系（或者歷史系？），六十年代被分配去了敦煌，本來說好待個兩三年就能回上海，結果文革很快來了，沒人管她的調動了。於是就一直待了下去，到八十年代她反而愛上了敦煌，不想走了。
可是，她的丈夫彭金章先生在武漢大學，還剛剛一手創辦了武大考古系，長期兩地分居不行啊，但誰遷就誰呢？結果，彭先生放下自己的事業，也去了敦煌，在九十年代組織了莫高窟北區的考古發掘，發現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對之前所謂的「將軍手」、「公主腳」有了明確的說法。
現在他們都已經是快八十歲的人了，不過身體都很不錯，彭先生還親自帶我們去爬了北區的很多洞窟，很有「鶴髮童顏」的風采。他還說，「本來這個時候我在國外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還要我發言。就是我家老太太不讓我去」，也是秀了一番恩愛。
無獨有偶，四十年代末，有位叫歐陽琳的女青年來到了敦煌，她的戀人史葦湘為了愛情也隨之而來。他們相知相伴在敦煌度過了六十年。
我覺得這才是關於敦煌的最美好的愛情故事，如果你對敦煌學有個基本的了解，我相信你的感觸會更深。我自忖做不到堅守大漠，也沒有勇氣追隨戀人共同在那片荒涼的土地上奉獻一生。我不想對誰做出什麼道德批判，作為一個正在經歷漫長異地戀的學生，我深知那種疏於見面和關切的生活的痛苦。
我十分敬佩常書鴻先生，如果不是他甘願將一生奉獻在敦煌，創辦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定下諸多章程，恐怕今日的莫高窟、榆林窟壁畫早就不復存在了，即便還有所存留，也毀於今日如織的遊人之手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兼顧事業和感情，和戀人同守清苦聽起來浪漫，真正這樣做的肯定也只是寥寥無幾。我只是為常先生感到惋惜，畢竟還是沒有體驗到樊錦詩和彭金章、歐陽琳和史葦湘那樣的愛情。

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題主的答案或許就在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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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在戈壁灘上爬行。車窗外是一片夕陽下的金黃。朝北望，遠遠的合黎山在霧靄後面透出一抹青黑；南面的祁連山離得近些，在暗黑的峽谷陰影上，聳立著金紅而明亮的石頭山岩。時斷時續地，鑲嵌著一些雪峰，夕陽下，也染著一片暖烘烘的淡紅。一片片雲，在戈壁灘上灑下一片片影子。列車正行駛在兩山夾峙的一條寬一百多公里的河西走廊上。

我之所以用了「爬行」兩個字，是因為開闊的戈壁灘上既沒有樹木，也沒有房屋，只稀稀拉拉地散布著一些駱駝刺，缺少近景的對照，顯得火車好像開得不快了。

我們是傍晚從酒泉擠上車的，現在正往蘭州方向駛去。

我說的「我們」指的是我與常書鴻老人。硬席卧鋪車廂已經滿員，幸好，從烏魯木齊開出的這趟列車給酒泉站留了幾張卧鋪票，事前，我曾到酒泉地區革命委員會交涉，打著「常書鴻」的牌子請他們幫我們搞到了兩張，才得以上了當時千金難求的卧鋪。

這一年，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秋。

讀者千萬別想著憑「常書鴻」這三個字在那時還可以受到什麼特殊的照顧，恰恰相反，那隻不過是我借口「押解」河西地區乃至甘肅省最重要的一名「罪犯」到蘭州治傷，必須看住他，不能讓他逃跑，再加上他的腰椎粉碎性骨折，才可以理直氣壯地提出這種要求的。不久前，名為「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賣國賊常書鴻罪行展覽」剛剛在酒泉展出過，海報貼得滿城都是，使河西地區早已是無人不曉的這個名字更加遠揚了。

上車後卻又犯了難，原來拿到的兩張票一張是上鋪，一張中鋪。上鋪當然歸我，但常老的這種狀況，如何爬得上中鋪？我只得扶著常老，向一位坐在下鋪的旅客商量：「『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同志，您看看，我們這位老同志腰椎骨折，中鋪爬不上去，是不是能請您幫個忙，把下鋪讓給我們？」他打量著我所說的「老同志」：穿著沾滿污漬的舊中山裝，上面隱約顯出一條圍裙的影子，腰裡胡亂栓著一條皮帶，花白的頭上頂著一個帽沿搭拉著的舊軍帽，儼然一副「領導階級」模樣，立刻就答應了。常老一直彎腰站著，手裡拎一個小包，沒說話，只感激地向這位旅客點點頭，也用同樣的眼神向我略作示意。

安頓好以後，我覺察這位旅客還有兩位同伴，都是幹部模樣。他們發問說：「你們在酒泉工作？」
「不，我們是從敦煌來的，在酒泉治傷沒治好，現在到蘭州去。」我回答。
「敦煌我去過一次，那裡的千佛洞現在怎麼樣了，『破四舊』了嗎？」

他說的千佛洞就是莫高窟，後者是官名，老百姓和我們多半只稱它千佛洞。

「還好，有一次城裡的紅衛兵要來破，有人事先來電話報警，我們趕緊報告了縣武裝部，請他們出面，開著汽車在戈壁灘上追，把學生中途擋回去了，沒來成。所里當時有兩派，但在這件事上大家還是一致的，知道莫高窟絕對不能破壞，守土有責！」

我說這話時，常老聽得很用心，露出寬慰的表情。顯然，他還不知道這回事，沒人告訴過他。

「那你們就在那裡工作了？」

我馬上意識到話說多了，含含糊糊應了一聲，便不再言語了。

二

自打「文革」一開始，常書鴻先生便被揪了出來，天天和其它「牛鬼蛇神」一起在地里勞動。畢竟六十多歲的人了，挖不動土，揚不起杴，便改任幫廚，每天在廚房洗菜摘菜，成了這身打扮。
但「常書鴻」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卻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那是63年春夏之交，我正在新疆伊寧，原來所在的單位建築設計室撤銷了，當了中學老師，忽然讀到徐遲先生寫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裡面的主人公尚達立刻吸引了我，引起我無上的崇敬。尚達在巴黎學了十年油畫，一天，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為敦煌藝術的魅力感到非常驚訝，決心提前回國。43年從重慶奔赴敦煌，創建了隸屬於當時教育部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以後終生投身於敦煌石窟的保護、臨摹和研究工作，甚至不顧難以在這個偏遠寂寞的地方再待下去的妻子的出走，仍然堅守敦煌。

我當然知道《祁連山下》「尚達」的原型就是常書鴻先生。常老曾經與徐悲鴻、黎冰鴻一起，並稱為「留法三鴻」，都是中國有名的畫家。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當然會和生活中的不太一樣，但尚達與常老，無論是精神世界還是人生經歷，都非常相合。讀到這篇作品，心想，如果我也能到敦煌去，該有多好！因為我的老師梁思成先生曾經告訴過我，敦煌唐宋壁畫里畫著無數的建築，大大填補了現存唐宋建築實例的不足。

機緣真是太湊巧了，幾個月以後就得到梁先生帶來的一個口信，問我願不願意到敦煌去，我當然馬上給梁先生寫了信，下了決心，經過梁先生的努力，63年隆冬，終於調到敦煌。
轟地一聲，火車衝撞了兩下，將閉目靠坐著的我從回憶中驚醒，躺在鋪上的常老也醒了，我們又回到了現實。

三

當前的現實已變成這樣：在公開場合，我已經不能稱呼常老為「所長」，甚至不能稱「常老」了，而只能是「老常」甚至直呼其名，不能露出一點恭謹之意。我也不再是他的下屬，不再是他老的學生或他的老友的學生，而是代表堂堂革委會「押解」他老的董超、薛霸之流了，不過美其名曰「革命群眾」罷了。甚至，在必要的時候，我還得稱他老為「牛鬼蛇神」。例如這次到酒泉治傷，我居然就利用了常老的這個「身份」，辦到了原不可能辦到的事。至於上車時稱呼了他一次「老同志」，那也是為了應對不知情的旅客，討得一個下鋪。

說來話長，還得從頭說起。

68年春，所里成立了「大聯委」，開始了另一波比「資反路線」時期更大的揪人狂潮。我則因多次被借調到縣裡工作，得以暫時脫身。等到我秋天回所，所里已來了軍宣隊。以後，所革委會也成立了。

軍宣隊三個人。隊長李治安，副團級，其實心地挺好，大大咧咧，與知識分子（當然只限於「革命群眾」）打成一片，並無歧視之心。他的妻子也來了，還為我們這些單身漢時時縫縫補補的。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兒笑起來特別可愛，與「牛鬼蛇神」的子女成天瘋淘。另一位我們叫他老解，陝北人，連級，高個兒，笛子二胡樣樣來得，尤其喜歡吹嗩吶，隨身就帶著一把。他到了所里就像是一位遊客，從來沒聽他在會上說過什麼，一切似乎都與他毫無關係，「階級覺悟」極差。經過他的房門，便拉你進去聽他吹嗩吶。好聽，充滿深情，讓你想到黃土高原，大概他心裡只惦記著老家。還有一位小王，一個小兵，四川人，三個人中年齡最小，矮矮胖胖，按體型判斷本應屬於老好人之類，卻出奇地「革命」，凶神惡煞般，即使對我們這樣的「革命群眾」，經常自豪地掛在嘴邊的話也是：「你們的出身都不好，再說，你們又都是知識分子！」在他的心目中，知識分子天生有罪，比他這位貧農出身的低檔多了（從此，我就再不相信按體型可以判斷一個人的說法了）。

這位小王有一個遠大的志向，便是學會開汽車，可以肯定，此事與他即將複員回鄉有關。在部隊沒人讓他學，到了所里，便利用軍宣隊的身份，沒有駕駛證也要開車，對司機王傑三搞了一場「奪權鬥爭」。正好，那位建國前曾經給國民黨駐軍廖師長開過車的王司機，天天活在被「清理」的恐懼之中，巴不得能巴結上這樣一位朋友，自動乖乖交權。所里有兩部車，其中一部是所謂「轎車」，是常老想辦法在蘭州請人就一部卡車改裝的。因為車身窄，除了前面有兩排座，後面的座位就圍成凹字，中間還可以裝一些貨。有時人多，在堆在中間的米袋子上也坐著人。「文革」以前，常老自然坐在前面，成為「牛鬼蛇神」以後，只能縮在車尾。我們坐在車上，看在眼裡，卻也說不得什麼。由著這位奪到權的王小革命七上八下曲里拐彎地拉著我們進城，心也七上八下。

這天，逢著公路兩邊澆水。農民為著方便，把公路橫著挖成小溝，讓水流過，溝邊堆起兩條土壟，按說只要慢慢開過，不會有什麼問題，多年來都是這樣的。偏偏這位小革命不管這一套，沒減速便想衝過去，車子一蹦老高，全車人便都攤倒了。那天大概為了寄信進城的常老照例坐在最後，蹦得最高，頭竟被蹦到車頂棚里去了，再重重摔下，登時造成腰椎骨折，不能行動。

常老疼得熬不住，打報告申請治傷。敦煌沒法治，常老要求去蘭州，革委會看不是事，只得同意，但只能去酒泉，派我「押送」前往。

為什麼派我去？一則這本不是什麼好差使，革委會袞袞諸公忙著革命，不屑於為這種小事勞動貴體。二則既然沒人願去，我也暫時還沒被揪出來，不妨也給我一個臨時「革命」的考驗機會，事兒便攤到我頭上了。

臨到出發的頭一天晚上，我給常老的繼任夫人、原黨支部書記、當時也已被揪出來的李承仙偷偷打了個招呼，要她準備一個枕頭。上了從敦煌到柳園火車站的汽車，我把枕頭墊在常老後背，又請司機盡量開穩當一些。

到了酒泉，我給常老談了一次話。我要說當時畢竟年青，膽子小，當然不敢作傾心之談，只儼然作公事公辦狀，囑咐常老不要隨便出門，提醒他這裡剛剛辦過他的罪行展，人人大概都會認出他，不要出意外。實在要出去也得我跟著。常老望著我，沒吭聲。

檢查結果出來，醫院確診為粉碎性骨折，但沒法子治，開出方子，有幾種無關痛癢的葯，醫囑是「硬板床卧床休息」。我從醫院拿回處方和葯，向常老轉告結果。常老望著我，雖然仍沒說話，卻似有所求。我說你看看這麼著行不行，聽招待所的人說有一種鋼背心，你有什麼想法？他才囁嚅著說：「能不能給配一副鋼背心？」我從他的眼神看出，他實際上還另有他想，並不止鋼背心一事。我說，我作一點努力，試試看吧！

當天下午，我找到竇明海家裡。竇明海是酒泉地委書記，「文革」前到莫高窟參觀是我充任講解的，也許還記得我。他也是腰椎粉碎性骨折，卻比常老還慘，是鬥爭會上被打傷的，聽說他配了鋼背心。見面後，他聽到常老也受了傷，很有些吃驚，說鋼背心酒泉不能做，只有蘭州才有這種廠子。我抄下了廠名和地址。臨走，他好像還有話說，卻沒說出來。

次日一早我趕到醫院，運用我的特殊戰略，冒充真革命，向醫生展開了一場「階級鬥爭」。我編造說：「我給我們所革委會彙報了，不同意你們的處方。」

醫生說：「這種傷確實沒有什麼好辦法，病人年紀又大，要完全恢復可能不行，只能這樣了。」

「你們這些大夫只知道吃人民的飯，當貴族老爺，從不考慮革命鬥爭的需要。」我忽然引爆，盡量裝著蠻橫地訓斥他：「你看看你開的這個方子，要階級敵人『卧床休息』，像什麼話，能辦得到嗎？你也知道常書鴻是什麼人，三反分子、漢奸、走資派、牛鬼蛇神，要他『休息』，不鬥爭他，革命群眾能答應嗎？難道開鬥爭會的時候，革命群眾站著，卻讓他舒舒服服『卧床休息』？」
幾句硬話下來，可憐的醫生給我打懵了，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半天才說：「我是醫生，只講治病。他只能卧床休息，經不起鬥爭會了。」

我仍然蠻不講理：「政治挂帥你懂嗎？『只講治病』，這本身就是錯誤的。如果是打仗，敵人受傷了，手裡還拿著槍，我們能讓他卧床休息，不先奪了他的槍？」

他看著我說，那你說怎麼辦？我說我要是知道怎麼辦就不來找你了，你必須想出一個至少坐著也得開他的鬥爭會的辦法來。他說，那就配一副鋼背心好了，我也沒別的法子了。我聽了暗中大喜，說：「那你就重開處方，不，就在這張單子上加一段，把配鋼背心的必要性寫清楚。」當然，原有的「卧床休息」幾個字仍然保留了。

就這麼著，連吆喝帶咋唬，處方改過來了。我得承認，這是我一生干過的最「革命」的一件事，證實了偉大領袖的教導「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確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偉大真理。

然後我給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會副主任、那個小人蘭州木匠蘇永年打了個電話，添油加醋地說：這邊的處方出來了，說是來得還算及時，但必須到蘭州配鋼背心，否則會很快惡化，成為終身殘廢，高位截癱，甚至生命都有危險，因為中樞神經都通過脊椎。他聽不大懂，問我什麼叫「中樞神經」和「什麼高位什麼」的，哼唧了半天，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也可憐，當了一輩子木匠，本來也還算本分的「蘇主任」，大概從來就沒有處理過像這麼重要的「政務」。我又說，是不是革委會先研究一下怎麼辦，晚上我再打電話請示？

回到招待所，常老聽了我簡單告知的情況，面有喜色。我知道，他其實並不太認真於鋼背心的事，而是更想趁這個機會回一次蘭州。他老的都是中學生的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都在蘭州，大概兩三年沒見面了。但我沒有挑破。

晚上電話回所，另一位「革命委員」接的：「急什麼急，還能都圍著老牛鬼轉？」我把招待所的電話號碼告訴他，請他們研究出結果就通知我。

又過了一天多，終於有了迴音——「快去快回」。常老喜形於色，高興壞了，只顧說：「那就好，那就好！」

四

列車繼續在祁連山下行駛。

我感到那三位旅客好久沒說話了，向他們一望，卻仍在打量我們。一會兒看看常老，一會兒看看我。見我睜開了眼，其中一位向我問道：「我們想打聽一下，你們那裡有一位老同志叫尚達的，這回怎麼樣了？」

我忽然看見半躺在鋪上的常老像是被嚇了一跳，眼睛猛然睜大，想像得出他內心的震動——在這種時候，居然還有人記得「尚達」這個名字。但眼光仍是直登登的，並不參加談話。

「尚達？我沒聽說過這麼個人。」我不想談這個話題。
「怎麼沒這個人，徐遲的《祁連山下》寫得清清楚楚的，是你們所長，你怎麼能不知道。」
「什麼《祁連山下》？」這種時候，裝傻是最好的策略。
「你怎麼連這篇報告文學都沒讀過，就是專寫你們所長的，流行全國，哪個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確不想和他繼續談下去。要知道，我們說的每一句話，對常老來說無疑都是一把把匕首：「我到得晚，所里好多事都不知道。尚達？如果是所長，也許早調走了吧！」

《祁連山下》在描寫尚達到達莫高窟以後的情景說：

只能身在洞窟中才能得到最大的享受，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是在唐代的洞子中。

第220號窟，在初唐洞窟中首屈一指，有貞觀十六年的紀年題字。北壁畫的經變形式的佛像，寶台蓮池，二十六人的樂隊，四人起舞。南壁畫西方凈土變，中央坐佛，蓮池中二人起舞，樂隊十一人，其兩旁各有說法圖，兩端畫著大型樓閣。這兩幅壁畫都極其華麗。最突出卻是東壁的門旁，北文殊，南維摩，維摩正在發表他的雄辯，口若懸河，文殊卻肅穆地側耳而聽。尚達手拿著一支大手電筒，仔細的觀看。燈光奔向維摩，眾王子，散花的天女；燈光奔向文殊，皇帝，百官，外國皇子，崑崙奴。這末多人物，個個生動活潑，呼之欲出。他想到了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可是這幅經變又超過它多多了。

這時，在我的眼前，分明就浮現出了這種場景。我相信常老現在也和我一樣，恨不得馬上就飛到遠離我們的「凈土」里去。那裡只有寧靜、安詳，沒有鬥爭會，沒有屈辱，人人享有尊嚴，也沒有互相戒備，可以傾心暢談。

「同志，我們只是想知道尚達現在怎麼樣了，沒有別的意思。」他們誠懇地解釋說：「你們就是研究所的，應該是知道尚達的。」聽得出來，他們懷著極大的不安——尚達能不能安然度過此劫？也十分不解，為什麼我一口否認？

但我實在是不想再談下去了，微微用眼角看了一下常老，意思是暗示他們，想想閉目躺在鋪上的這位落難老人究竟是誰，請他們不要再用這樣的話題打擾老人了。

他們再一次一會兒看看常老，一會兒看看我，一會兒又互相看看，似乎已經明白了一點什麼。我卻未曾料到，他們竟直接向從上車以來就一直默不作聲的常老發問了：「老同志，您年紀大了，應該知道尚達這個人吧？」

常老又一次睜開眼，似乎是努力要從記憶深處找回一些什麼，說出來的卻是：「沒有這個人，那只是小說，裡面寫的全是假的，瞎編的。」
「不可能！我去過千佛洞，講解員親口對我說的，尚達就是照你們所長常書鴻的經歷寫的，怎麼會是假的。」他們仍窮追不捨。
忽然，常書鴻先生聲音很大地、斬釘截鐵地、激憤地喊道：「常書鴻，他死了！」

聲音震響，引得鄰間的人也向我們看。常老再一次閉上眼睛，緊緊地，表示他已決心終止這場談話。分明地，一滴老淚，從他緊閉的眼角順著臉頰流下。

他們驚異了，把眼光詢問地轉向我，我略微點了一下頭，又輕搖了一下頭，請他們不要再追問下去了。

沉默，繼續沉默，還是沉默。他們面色沉重，久久凝視著就躺在身邊的這位老人，困惑地要把他們心目中的「尚達」與這位老人聯繫起來。當然，這是一件困難的事。終於，他們中的一位站起身來，拿起茶缸，倒掉剩茶，仔細放進新茶葉，向車廂盡頭走去。

良久回來，雙手捧著茶缸，送到常老跟前：「老人家，請您喝杯熱茶！」又加了一句，雖然輕聲，卻一字一頓地：「不管怎麼樣，一定請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

火車繼續攢行，祁連山下，已沉入一片黑暗。

（原載《讀書》2008年第1期、轉載於《散文海外版》2008年第2期、《作家文摘》2008年1月11日），本文由作者提供，轉載請與作者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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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連山下》之外的常書鴻（下）

蕭默

一

列車駛進蘭州站已是下午，常老在蘭州的兩個兒子來接，在酒泉上車前，常老曾有電報通知他們。他們都不大，還是中學生。站台上，常老對我說，鋼背心的事我就不用管了，明天兒子就會帶他去辦，又說：「你也該去看看小和了。」我說，後天我到你家裡來。「小和」是指我的女朋友，常老知道。

從嘉皋那裡，知道他們的姐姐嘉蓉下鄉插隊了。

到了時間，我去到常老在蘭州的家，是在一條名叫「一隻船」的小街上，原是張治中的一座公館，房子不錯，獨院別墅式，但年久失修，院里雜草叢生，屋裡更是雜亂，沒人收拾。以前常老家裡是有電話的，這時不通了，只能見面。

常老一個人在家，拿出鋼背心廠家開出的處方，是根據病人的受傷情況和體型量身定做的，幫助傷者把上半身的重量通過鋼背心直接傳到胯部，減輕腰椎的壓力。處方單上寫著十天取貨。

我問：「這次您能不能見上嘉蓉？」我知道常老最疼愛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下鄉的小女兒嘉蓉了。他這次盼著回蘭州，真正的目的就是能見到嘉蓉。

常老微露訝色，奇怪我怎麼知道他的心事，其實在酒泉我就猜到了。我對常老也懷有戒心，萬一他招供說是因為想見女兒才提出去蘭州的，我豈不就擔上了「通敵」的罪名？

常老說正在想辦法聯繫，爭取她能趕回來見上一面。

嘉蓉生於成都，所以名字里有一個「蓉」字，在重慶長大，初中畢業以後才來到蘭州。她的大姐叫沙娜，因為生在巴黎，所以有一個法國式的名字。一個哥哥叫嘉陵，生在重慶嘉陵江邊。他們都在北京。

65年秋天嘉蓉來過一次敦煌，還帶著弟弟到我的房間坐過一會兒。那時她高中剛畢業，大概十八九歲吧，白皙的圓臉龐上有一對清澈的雖不大卻秀長而黑的眼睛，口音裡帶著明顯的重慶味兒，一聽就是「重慶普通話」。我試著用重慶話和她說話，她很奇怪，問我怎麼也會說重慶話？我說初二、初三就是在重慶上的學，那時候小，什麼話一說就會，而且永不會忘。我還告訴她，有一次路過重慶，住在重慶飯店，晚上出來找不著北了，向一位路邊擺攤的老頭用重慶話打問，沒想到遭了一頓奚落：「你自己是重慶人，啷個連重慶飯店在哪裡都不曉得！朝天門，曉不曉得？」「朝天門」三個字聲音好大，罵得我「嘿安逸」（好舒服）！證實了我的重慶話是如何地道。聽得她吃吃地笑，原先的一點拘謹也消失了。

「那你在哪個學校嘛？」地道重慶話，由女孩子說出，很有韻味。

「巴蜀中學，張家花園。」

「那時候你好大？」

「51、52年，十三四歲吧。」

「哈！那個時候我也在巴蜀上學啊！」

「你這麼小，那時怎麼可能也上中學？」

「我上的是幼兒園。」

我想起來了，原來「巴蜀」的正式名稱叫「巴蜀學校」，包括從幼兒園、小學到高中的全套教學。建國初，在重慶首屈一指的巴蜀學校被指定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幹部子弟學校，招收副師級以上幹部隨軍子女，名額不滿時也向社會招生。那時我父親在成都率部起義以後，繼續軍人生涯，在駐南溫泉的西南軍政大學第三分校任教育長，後又調駐北碚的第十二軍軍部軍事訓練部任職。以後，十二軍改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番號不變，軍長李德生。我父親也入朝作戰，並參與了總結上甘嶺戰役經驗的工作，以後還受過傷。但十二軍留守處還在北碚，所以我進了這所學校的中學部。記得那時我受到的是戰士待遇，供給制，按時給我們發被子床單雨傘膠鞋，全是軍綠色。只因軍衣太大，改為發軍布和錢，自己找裁縫做。不用自己交學雜費和食宿費，每個月還有一點零用，端午節可以領到粽子，中秋有月餅。

那為什麼我在前面說我的出身「不好」，是因為在以後的實際生活中，我的家庭出身總是被人當作「反動軍官」看待的。

嘉蓉大概比我小八九歲，當時正是幼兒園的年齡。這麼說起來，我們還是「校友」了。

這些對話，我們都是用重慶話說的，以後，就沒有見過面了。我聽說她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父母不在，一個人帶著兩個弟弟在蘭州苦撐。省文化局的造反派辦過幾次常書鴻罪行展，每次都要她出來代父示眾，站在卡車上舉著常老的裸女油畫，在大街上遊行，無辜地強忍著女孩子無法忍受的羞辱。

二

又過了八九天，我準備到常老那裡看看鋼背心的事怎麼樣了，並商量回去的事。「小和」看著我，怯怯地說：「我也想去看看常伯伯。」

她在蘭州外文書店工作。我們是我65年底到蘭州為莫高窟加固工程事出差，通過買書自己認識的，這時還沒有結婚。「文革」前常老曾經很關心這件事，還專門到外文書店指名找過她，可能是要替我當面考察一下吧！回敦煌後對我說，你那個女朋友很不錯呵！很善良，就像她的姓一樣，還會外文打字，那麼多外國書，都能認得。其實她只是戲校畢業，畢業時正趕上甘肅的「自然災害」時期還沒有完全過去，在已經餓死幾百萬人的年頭，誰還看戲？全省各地的劇團幾乎都裁撤光了，才改行分配到書店的。她根本不懂外文，哪能讀得懂！外文書店那些書名全是死記硬背的，大致知道哪本書是哪國的，說的什麼罷了。

「一隻船」就在反修館（原中蘇友好館）旁邊文化局的對面，要去必須經過文化局門前，局裡有些人認識我。如果是我一個人去，當然光明正大，什麼時候都可以。但若是帶著她去，成了私人訪問，性質就不一樣了。我考慮了一下，說：「那就等晚上再去吧。」

入夜，下了公共汽車，我們就像是在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一樣，專門挑著燈光照不到的地方走，到了常老家門，偷偷溜進去，見到常老。小和拿出一包點心放到桌子上，沒有說話。常老對小和笑了笑，卻忽然手足無措起來，慌慌張張地，叫兒子倒茶，想想又似乎覺得不妥，看看我，見我沒反應，才叫兒子把茶端上來。我們剛坐下，常老說，還是到裡屋坐吧，又「轉移」到常老卧室，常老還到大門口張望了一次，這才安心坐下。以後我聽李承仙說起「『老鬼』當時真是太意外了，倒茶也不是，不倒也不是。」「老鬼」是「文革」後李承仙對常老的「愛稱」！是從「文革」期間她被迫稱常老為「老牛鬼」轉化而來的，只是把「牛」字省去了。這種稱謂，卻也別有意趣。

常老先說話：「今天嘉煌陪我到廠子里去了，鋼背心已經做好，試了一下，還有些小改，明天就可以取回來。」

「嘉蓉回來了嗎？」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這事我還想向你請示。嘉蓉在天水插隊，不在天水市，是天水地區的××縣××鄉。鄉下不通郵，村子裡也沒有電話。這幾天我們也很著急，幸好聯繫到了天水一個熟人，已經把話帶到了，說是最早明天可以回來。」

我沉吟了半晌，不得不提出常老最怕我問的問題：「那我們哪天回去？」

常老說：「你看，嘉蓉最早也得明天才能趕回來。」

意思很清楚，常老非常希望我能寬限一些日子，好讓他們父女團聚兩天。

「所里革委會的情況你也知道，」我說：「廠子的單子上寫明了交貨時間，回去晚了會找你的麻煩。」

「你看有沒有法子可想？」幾乎是懇求了。

這時，小和在桌子底下碰了我一下，我明白她的意思，是盼著我能給常老行個方便。

我左思右想，提出了這麼幾條：「要見嘉蓉的事你們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許說，」我轉向嘉煌：「你姐回來你們兩兄弟去接，哪怕繞道也不能走文化局這邊，不能讓別人看到，最好晚上到家。」又轉向常老：「那就從明天起推後兩天，第三天晚上我們回去？」

「那就這樣吧，」顯然，常老仍面有難色：「不過萬一嘉蓉……」

「四天吧！第五天我們走。到時候哪怕嘉蓉見不上，也不能再等了，沒法子交待。」

「那就太好了。」常老放了心。我們還約好了車次，是晚間從蘭州首發的一趟，買車票的事我要他不用管。約好要是沒有別的情況，就在站台見面。

我們又談了些別的，然後我走開了，在外間屋隨便看看，留下小和與常老一起，改為「私人訪問」。我的「身份」不同，不管怎麼說，常老對我的戒心一下子是放不下來的，從他老剛才說出的那個「請示」，就可以見出了。

出來以後，小和問我：「你說怎麼向所里交待？」

「只要不超過太久，大概可以蒙過去。就說鋼背心不合式，改了兩次，或者車票不好買。凡事也不可想得太周全，太周全了，什麼也幹不成。」一會兒，我還是加了一句：「不過，那幫子老左，也不是那麼好蒙的。」

三

列車已經在返回敦煌的路上。

凌晨，天還沒大亮，我從中鋪醒來，常老在下鋪，也醒來了。我下了鋪，發現這回常老穿得乾淨一點了，顯然經過了嘉蓉的洗刷，還帶了一頂新帽子，也沒人再注意我們了。

每次從蘭州回敦煌，我都不會忘記欣賞烏鞘嶺的景色。陡峭壁立的石頭山巒，赤裸裸地袒露著，粗獷、沉重而凌厲。沒有樹，沒有草，毫無「山清水秀」的媚態，有的只是暗紅的巨石和白色的積雪，就像大西北的人一樣，赤誠、坦然而厚道，顯出一種獨特的陽剛的生命活力。有時一片夾雜著冰粒的風雪呼嘯而過，更加動人心魄。火車繞行在山峰之間，沉重地喘息著，嘶鳴著，爬行著奮力拚進，窗外景色倏忽多變。這一種景境，只要你用心，分明是在傾訴著一種人生的哲理。

昨天傍晚，在站台上與常老會合，我們匆匆找車門上車。孩子們都來送他，嘉蓉也來了。才兩三年，我幾乎已認不出她來了，一身「知青」裝束，梳兩條小辮，一件紅底白花棉襖，腰間栓著一條寬皮帶，腳下一雙翻毛大頭鞋，儘管光線不好，也看得出臉色不再那麼白皙了，沉重的生活在她的臉上和身上分明打上了烙印，雖然眼睛還是那麼好看。

她扶著常老上了車，麻利地整理好鋪位，安排老父親坐好，又急著下車搬東西。

我一看傻了——三個大旅行包，鼓鼓地！我拎了一下，不輕。嘉蓉停止搬包，看著我，懂事地又帶著一種期盼說：「要不，只帶兩個？」

「裝著什麼？」我問。

「是一些營養品，奶粉、煉乳、挂面、白糖什麼的，還有些老年葯。」

我沉吟了一下，下了決心：「全上！」

她一聽，立刻放下心來，招呼兩個弟弟，把包搬上了車，還追著囑咐放到行李架上去。她自己留在車下，站在我旁邊。我說：「你就放心吧，東西會帶到，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又問：「你請了幾天假？」

「把我急死了，可難請假了，小隊、大隊、公社，層層卡，最後說像我這種情況還得縣裡蓋章，好容易給了三天假。我是前天才回來的，明天一早就得回去，已經超了。」

我無言。心想，要是不多延後兩天，他們父女真是要失之交臂了。

「在農村還習慣吧？」

「嗯！」她不明不白地應付了一句，好像不想再談下去，又說：「你就上車吧，快開了。我爸說了，多虧了你一路照顧。」

這一回，我們再沒說重慶話。

小和站在旁邊，對她說：「以後你到蘭州就常來我這裡，有什麼事大家想辦法，好解決。」她們兩個的年齡幾乎一樣。

她感激地對小和笑笑：「我也不常來蘭州。」

四

火車仍在烏鞘嶺群山中攢行。出了山，已經爬上另一個海拔，就到了武威，駛入河西走廊的康庄大道。

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到西安出差，飯館裡一位中年人愁容滿面地正在吃飯，我與他同桌，冒昧問了一句，可有什麼心事？我這個人好聊天。

「想家啊！」他長吁短嘆起來：「這個大西北，住了一年還是不慣，儘是羊肉泡饃，哪有我們那裡茶淘飯就豆腐乳好吃！」一聽就是四川人。

以後很久，中國美學學會會長王朝聞老人告訴過我他們家鄉四川的兩句土話：「好吃莫過茶淘飯，好看莫如素打扮。」王老說，別小看這兩句話，什麼是「美學」，這就是美學！

我對這位同桌說：「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四川不就在隔壁嗎！再說，西安怎麼能算得上『大西北』呢！你最西到過哪裡？」

「寶雞，路過。」

「你連蘭州都沒有去過，怎麼就說『大西北』住不慣。說實話，就算到了蘭州，也不能說就到了『大西北』，要過了烏鞘嶺，過了武威，只有到了河西走廊，才有資格叫『大西北』。」

「聽說蘭州小孩騎著駱駝上學？」

「這你又錯了，蘭州跟西安差不多，你在西安大街上可見到過駱駝？」我繼續說：「到了河西，那才叫好！火車開出兩個小時都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幾棵樹，全是大戈壁。其實新疆人連河西都不認為是『大西北』，他們把凡是嘉峪關以東的地方通通叫做『口裡』，都算內地，只有新疆才是『大西北』。」

話匣子打開，我又說：「這個說法漢代就已經有了。班超經營西域三十一年，七十一歲了想回內地，他給漢武帝寫了一個奏摺，也只是說『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是把敦煌玉門關當作內地與『大西北』的界線的。」

意識流又轉回到常老，想起當年他義無反顧從四川來到敦煌的情景。

42年就籌備去敦煌了，走以前，政府也給了一點開辦費，但少得可憐，常老就辦畫展，賣了40多幅自己的畫，又賣傢具，當衣物，就用這個錢出發了。離開四川時是三個人，其中兩個就是騙子，只是藉此到敦煌淘取資料，等到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便席捲而去，給研究所什麼也沒有留下。先生到了蘭州以後又補充了三個人，最後連他一起包括會計、總務、總共6個人，在43年2月從蘭州出發奔赴敦煌。

要知道，2月是甘肅最冷的月份，他們真的像中世紀的苦行僧一樣，穿著老羊皮襖，頭戴老農的遮耳氈帽，搭乘一輛破舊的敞蓬卡車，開始了敦煌之旅。路上顛簸了一個多月，翻越了烏鞘嶺，穿過河西，到了安西縣，連公路都沒有了，只得改騎駱駝，又走了一百多公里，才來到三危山下。從安西到敦煌，途中有一個地方叫甜水井，因為一路都喝苦水，以為甜水井的水肯定好喝，沒想到這裡的水更苦，含有過量的西醫稱做「瀉藥」的硫酸鎂。

我在西北住得久了，有了一條經驗，就是千萬別上了地名的當。大西北叫「甜水井」的地方多了，全是最苦的水。「柳園」這個名字多好聽，當年卻連一棵正經樹都沒有，只有幾蓬叫做紅柳的灌木。從柳園到敦煌，要經過一帶號稱「西湖」的地方，多美，多數時間卻也是滴水全無，白茫茫的戈壁灘上掃蕩著熱風。老百姓越是在這種地方越是起好聽的名字，從民俗學來說，大概應歸入一種巫術信仰，企望「地如其名」，盼著不定哪一天真能叫出甜水來呢！我在莫高窟十五年也喝的是苦水，就拉了十五年的肚子。而所謂「甜水」，其實並不甜，只是淡水，要等到特別的貴客光臨才能從城裡拉來的，我們也才能沾點兒光。只有冬天，在河裡破冰融水，才能得到「甜水」。

在常老之前，曾有一些知名學者到過敦煌，第一個要算著名的考古學家陳萬里了，是1925年為監視美國人華爾納，北洋政府派他去的。監察院院長、國民黨元老於右任1940年也去過。以後還有考古學家夏鼐、向達、閻文儒，畫家張大千、謝稚柳等，但他們都只是臨時性的，少則一兩個星期，多到幾個月，張大千待的最久，也只有兩年多，長期留下來的就只有常老了。

「你最喜歡敦煌哪一幅畫？」

沒想到，常老忽然給我出了這麼一道考題。我想，這大概是「文革」以來他老頭一回以這種口氣與一位「革命群眾」交談罷！也說明他老對我的戒心已經大大放鬆了。

「第三窟，就是元代畫工史小玉畫的千手千眼觀音。」我回答說，不知道說得對不對。

「算你有眼力。」常老誇獎起我來了：「好在哪裡？」

「色彩統一，含蓄，不花，就那麼淡淡的，以灰為主。還有就是線條，沒得說了，勁如鐵線，柔若綿絲，還特別準確，不能塗改，比油畫難畫多了。聽說人物畫手指最難畫得好，可它那麼多手指，都不相同，卻都那麼好。」

「還有呢？」

「它不是畫在白牆上的，底子就是沙灰，不用白灰皮，好像色彩都融進牆裡頭去了。」

「那叫『濕壁畫』，連外國都不多呢！中國幾乎也就這麼一幅留下來了。」

接著他給我講起什麼叫「濕壁畫」來。那是一種不待壁面干透就開始作畫的方法，沒有白灰牆皮，只用沙灰打底，就那麼濕洇洇的，使用水溶性的蛋彩，顏色滲進牆裡，融合成一體，需要極高的技巧和膽量。常老說，這種畫法在西方出現很早，公元前就有了，14世紀文藝復興時發展到頂峰，著名的作品都在義大利的教堂和宮殿里，早者如喬托、亞西西等人，後期最著名的是米開朗基羅為梵蒂岡西斯廷教堂畫的天頂壁畫《創世紀》，拉斐爾在梵蒂岡也畫過。

元代後半段正是14世紀前期，濕壁畫從義大利傳入中國，留下了第三窟。史小玉，我們叫「畫工」，其實是不亞於喬托的大畫家，了不得。

但西方後來發展了油畫，使用油彩，油水不能兼容，不再能用濕壁法，濕壁畫也就不再流行了。敦煌壁畫到元代已經衰落，可惜了，濕壁畫在中國也沒能流傳開來。

常老侃侃而談，已經完全沉迷進他自己的世界。對此時的他來說，除了藝術，似乎別的什麼都沒有了。

我一邊聽一邊想，出來半個多月，常老暫時脫離了鬥爭會和不斷寫交待材料的屈辱環境，生活在親情之中，現在的心情比在敦煌或酒泉明顯好多了，話也多了，作為一個「個人」的常書鴻又復活了。馬克思說過，共產主義只能建立在每個人的個性充分發展的基礎之上。其實人的思想天天都在發展，但只有人自身的自我更新，這種發展才是自然的，可信的。用強迫的以至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的方式硬要推行某一種「思想」，硬要所有的人都不再用腦子，由一個人代替所有人思想，這樣的「思想改造」必定是反人性的。但現在這種「改造」正在由一些自稱為世界最革命最馬克思的人推行著，是真馬克思主義嗎？

但現實畢竟是現實，我還在琢磨，這三大件怎麼才能平安帶到而不被發現呢？

五

又過了一整天，清晨，我們到了柳園。

從柳園到敦煌還有128公里，有兩班長途車，我們還趕得上上午的一班。下了火車，不會有認識我們的人，好辦。我把兩個大包一前一後搭在肩上，中間連著一條嘉蓉準備好的寬頻子。一手提著另外一個，肩上還斜挎著我自己的一個書包。常老也挎著一個隨身書包，挾著枕頭，拄著嘉蓉給他準備的手杖。我們兩個一老一小相扶著前行。好在不太遠，兩三百米吧，中間沒有休息，到了汽車站。

中途常老不斷說，不行就休息一下吧！我說不用。我那時年青，剛剛三十，這麼幾十斤，不在話下。記得又過了幾年，一次我從雲南回蘭州，也是這種方式，帶了將近四十公斤的東西，也沒怯過場。當然，現在是早就不行了。

在柳園汽車站我們胡亂吃了一點。

到了敦煌，從汽車站往北到縣招待所有三四百米，同樣是這種方式，但中間休息了一次。招待所的人我都認識，所長也是朋友，不必避開他們。

關鍵是從招待所往東到研究所辦事處大約一里多的一段有點犯難：一是絕不能讓所里人看到常老帶回那麼多東西；二是不能再由我來背，以避敵我不分之罪。連低等動物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這個道理不用多說。

我先到這段街上走了一個來回，還好，沒見到所里一個人，所里的車還沒進城。不會天天有車，但今天正好是周日，肯定會有，一般接近中午才會進城。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回到招待所對常老說，中午你自己買飯票，下午你一個人回辦事處吧！現在車還沒來。東西你不要管了，我有辦法，我就先走了。

我發現，他又回到了以前的狀態，眼神直登登地，又沒話了。

我把三個大旅行包分三次扛到這條街的中點縣文化館。萬一碰到所里的人，只扛一個包，會以為是我自己的，不惹眼。館長榮恩奇原是天津支邊青年，跟我差不多大，老朋友了。三個包放到他那裡，他連問都沒問一句。

接近中午，估摸著所里的車已經到了，三個包被移到文化館大門的門扇後面，藏著。我在門口張望。不一會，段文傑從東面過來了，走在街對面，我喊道：「老段，過來。」他順從地過來，我遞給他一個包：「把這個提到車上放好。」他二話沒問，提過包乖乖地回頭走了。第二位是孫儒簡，第三位是李貞伯，都如法炮製，全都二話沒問。

原來他們全都是「牛鬼蛇神」。他們的信息不靈，不知道我的底氣其實不足，反正「不該問的就不問」，任何一個「革命群眾」都可以命令他們，何況他們原就知道在「文革」初期我已經表現出來的不怕鬼的「氣魄」了呢！我猜想，大概直到今天，他們還以為那只是我的包，而且只有一個呢！不過李貞伯先生已經過世了。孫儒簡先生全家以後吃了很多苦，在外面顛沛了好多年，落實政策後才重回所里。

下午，我看到常老拄著手杖踽踽地朝著辦事處的方向走過去了。

到了黃昏，車要回去了，我發現李承仙並沒來。在蘭州出發前我給革委會發過電報，通知我們哪天到，提到要李承仙來接的。顯然那些老左根本沒把這當做一回事，沒通知李承仙。

常老在辦事處一個角落裡枯坐著，我看沒什麼人，悄悄囑咐他說：「回去以後，直接回屋去，不要管包。記著，叫李承仙下半夜到車庫正對面最大的大楊樹下面的溝里來提包。」後一句還重複了一遍。常老偏著頭仔細聽著，輕輕點了下頭。

這次開來的是卡車，我把常老領到副駕駛座，對司機傅吉慶說：「常書鴻腰傷沒治好，讓他坐在這裡。」我自己跳到車上，找到那三個包，歸擾到一起，坐在旁邊的坐板上。大家忽隆隆上車，誰也沒注意到。一路上我閉目養神，按現在的話說，就是盡量「低調」。

經過26公里路程，到了所里已是黑夜，沒有燈，可以說伸手不見五指，手電筒光下，大家又忽隆隆下車，各走各路，全散光了。我看到常老也拄著手杖頭也不回地走了，似乎有人用手電筒給他老照著路。傅吉慶在敲打著什麼，沒顧上我。我故意慢騰騰地落在最後，趁黑把包一個個搬到大楊樹下的溝里，略掩了掩，也回屋了。

在屋裡，聽到「九層樓」上的鐵馬仍在叮咚作響，更襯出這世界真的是安靜極了，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第二天，第一件事就是到大楊樹下面去看：三個包都沒了。這天，李承仙老朝我望，趁沒人，偷偷點了好幾次頭，知道她也順利「得手」了。我們成功完成了一椿「地下工作」，幹得漂亮。好幾天，我暗自得意極了。我設想，當年的老左們如果現在讀到這一段，一定懊惱死了，怎麼竟讓這麼個小小的蕭某人耍了一把呢？失去了一個多麼好的建功立業的機會啊！

幾年以後，李承仙對我說：「那天晚上我把『老鬼』罵死了。想想也後怕，多危險哪！要不是你，當場就會敲鐘集合，狠抓階級鬥爭新動向，開他的鬥爭會，現場展覽，說是還要過資產階級腐朽生活，可怎麼得了哇！會把『老鬼』打死的呀！」又說：「不過那些東西可真救了我們，總算不錯，『老鬼』全靠它挺過來了。」

我說：「我也會被當場揪出來的。」

但老左們並沒有放鬆對我的懷疑。一次鬥爭會上，何山就追問常老在蘭州進行過什麼「黑串連」，還特別問到「去沒去過外文書店？」常老抵死不認。但小和告訴過我，常老是去過的，還和她講了幾句話，買了一本法語版《毛主席語錄》。

「九層樓」的鐵馬至今仍在鳴響，上千年了，可能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見證著人間的一切。

後來，常書鴻娶了自己的學生李承仙，一生相伴。李先生被稱作「敦煌痴人」，與被譽為「敦煌守護神」的常先生可謂天作之合。

中學時讀常先生的《堅守敦煌》，深為折服，茲錄末尾一段如下：

在這種低沉的險惡境況下，大家都有一種「但願生入玉門關」的心情。但對於我這個已下破釜沉舟之心的「敦煌迷」來說，這些並沒有使我動搖。記得畫家張大千曾來敦煌進行「深山探寶」，臨走時，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們先走了，而你卻要在這裡無窮無盡地研究保管下去，這是一個長期的——無期徒刑呀！」

「無期徒刑嗎？」我雖然頓時襲來一陣苦惱和憂愁，但還是堅定地表示了我的決心。我對他說：如果認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話，那麼這個「無期徒刑我也在所不辭。因為這是我夢寐以求的神聖工作和理想」。雖然是這樣回答了他並決心經受千難萬險也幹下去，但眼前的現實實在令人憤慨，一種灰溜溜的不祥預感常常襲上心頭，一場更殘酷的打擊正向我撲來。

李先生與常先生相差二十歲，而相同的理想卻讓他們走在了一起。常莎娜先生的母親，並不是常先生的同路人。

共同的理想是愛情的基石。

看吧，令人深思，現在又有多少人能像常書鴻這樣的不忘初心的呢！我想又有誰能不忘初心，火腿腸的不忘初心，也深深提醒了火腿腸的責任心，追求卓越才能不斷創新與探索，這是HTC的自我期許，也是希望與千千萬萬的消費者一同實現的目標。卓越，就是不忘初心，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過好每個精彩的一天，這便是精彩而卓越的人生態度。

不喜題目，回答知識量很大。

有一部分搞藝術的男青年只愛他的藝術………

作為在那裡長大的小破孩，我一直都很驕傲(回去一定看這部片)

藝術家不是一般人，做藝術家的妻子，也不是凡人。樓上各位的回答已經很詳盡，我只想說藝術家的妻子的確是個高危職業。

以下來源網路，我只是稍加整理，讓大家看的更輕鬆。

～～～喝口水，現在開始～～～～～～～～～～～～～～～～～～～～～～～～～～～～～～～

不少對藝術大師充滿崇拜敬慕之情的文藝女以為做藝術家的妻子是融入他作品最好的方式，其實並非如此。看看這篇，便知道做藝術家的妻子起碼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第一最好有錢，起碼要比藝術家本人有錢；第二你必須接受，你的愛人相當自私，他絕不會在乎你的感受;第三你得忍受他的女人魚貫而入連綿不絕......所以想要做藝術家的妻子，最好擁有非人類的犧牲精神並做好充分的思想及身心上的準備，學會葉芝的那句詩：最好你沒有信念，最好你還有充滿激情的狂烈。

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嘗試著想俘獲一位中年男作家，不僅僅是上床，還想要進一步的交往——也就是說，她想在藝術家的天空留下一點痕迹。有不少女人喜歡這麼干，所以藝術家周圍終日鶯鶯燕燕嘈雜不休，她們都想以某種方式獲得藝術的垂青。直到有一天我這朋友發現自己有一個十分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她翻開男作家的博客，圖片中所有的小型聚會，都有同一個女人出現在現場，不高調卻難以忽略。她本想以女朋友的姿態和男作家出現在現場，但這個女人比她顯得更像女主人。看起來她倒像是個吵鬧的小粉絲。

康拉德·菲利克斯穆勒《與妻子的自畫像》

我朋友最後敗下陣來，只好斷了做作家老婆的春夢。事隔多年，偶然讀到《我是海明威的巴黎妻子》，忍不住想起這個女朋友。你以為做作家的妻子是融入他作品最好的方式，其實並非如此。

海明威隔了36年，才動筆開始寫他和第一任妻子在巴黎的美妙時光，《流動的盛宴》一書出現諸多大人物，對妻子的描寫卻是可有可無。她是一個不會引起人們任何好奇的存在，只負責在末尾撫慰下自己身處飢餓中的老公。

《我是海明威的巴黎妻子》一書並非哈德莉親筆書寫，而是由作者保拉翻閱大量資料後，盡最大努力修復出的歷史真相。當年錢鍾書說吃雞蛋，何必一定來看那隻母雞，這本書則是一本血淋淋的宰雞錄，讓你知道藝術的夫人絕不好當。

首先，你最好有錢，起碼要比藝術家本人有錢。要知道一個人選擇以寫作謀生，難免窮困潦倒，甚至終身如此。作家們除了渴望作品出名大紅大紫外，也渴望有潛心扶植文學的好心人幫幫忙，誰也不願意始終如一地過著窮日子，對吧。海明威沒錢，幸好哈德莉有信託基金，他去追尋夢想，她則負責在後方乖乖一貧如洗。她接受了一筆八千美元的遺產，他們終於可以踏上去巴黎的旅程。

如果你不能以金錢方式幫助藝術，藝術家們難免覺得你不夠真誠，上升到愛情的高度，誰也不希望對方有所保留。而你要面對的人，他的頭腦並不在乎那些庸俗的東西。這個人眼裡只有純粹的寫或者畫，他會跟瘋了一樣，拚命達到目的。

所以其次，你必須接受，你的愛人相當自私，他絕不會在乎你的感受。「他永遠都會為了自己不惜任何代價」。這是他的宿命，為了這個他可以得罪所有朋友、清理所有障礙。他需要經歷，就滿世界遊走；他需要痛苦，就帶著你一起受苦。

（美國1950年代最著名的名模之一Jean Patchett與海明威。）

當你能接受這些，你就能迎來最好的部分。哈德莉本來只是美國某保守城鎮典型中產階級出身，如果沒有海明威，或許她一輩子都在鄉下嫁個普通人，和女朋友們打打橋牌，給小孩縫縫衣服。但等她坐在巴黎這桌盛宴前，一切都已不同。他們共同經歷了那個最好的時代，所有有趣的人從各方湧來，擁擠在巴黎各個街頭。海明威是這麼寫的：巴黎是一座很古老的城市，而我們卻很年輕，這裡什麼都不簡單，甚至貧窮、意外所得的錢財、月光，是與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邊的人的呼吸，都不簡單。

她已經學會在簡陋的家裡喝茶，也學會在咖啡廳怎麼和畢加索、帕散們打招呼。她臨產前三個月端坐在鬥牛場觀看激烈比賽，間隙還能縫製嬰兒衣服、包攬育兒的一切，確保男人不在時一切仍然井井有條。因為別人已經警告了她：你別妄想把海明威改造成居家型的男人，這不可能。

對藝術家來說，家庭即牢籠，他們結婚只是為了不一個人忍受寂寞，而孩子，只對猴子來說是快樂的命運。這些創造出了不起的作品的人物，已經把所有的良心和善良統統奉獻給了自己。

哈德莉忍受這一切，卻無法忍受她自己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影子。儘管她見過上百個作家，依然和這些人毫無關係。她被自動劃分在作家妻子這一欄，這個圈子提供好吃的三明治、好喝的紅茶，但不會有什麼有意思的話題。妻子們不參與關於藝術的討論，因為這對她們來說毫無必要且沒有益處。

即便你想埋頭過小日子，文藝圈也從來不能忍受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庸俗生活。這怎麼能帶來讓人激昂的作品？在巴黎，藝術家們縱慾過度是常態，相反，平靜生活讓人難以接受。當海明威逐漸成名，追逐他的女人魚貫而入連綿不絕。

沒有多少男人能抵制這種誘惑，據說北京城很多文藝圈人士見面時，常有攀親戚的場面，一女對另一女說：我倆是妯娌。原來她們曾經都上過某某的床，而某某最大的愛好就是集郵文藝女青年，大有一網打盡出本書的願望。在文藝圈，人們並不覺得這事有多麼不尋常，交媾是表面，內里是那些會在書上寫出來的玩意，那些將打動萬千讀者的真正體驗。

哈德莉無法接受這種體驗，當女人爬上他的床，她只能由衷地感到噁心，繼而跳下那張原本屬於她的床。這張床上將躺過無數女人，所有女人都夢想在老爹的故事中留下一筆，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敗。

毛姆說小說家的每次經歷，甚至是他丟臉的經歷，最後都將成為他磨子里的麵粉。妻子也是，他一樣會將你碾碎，撒在需要的地方。想要做他的妻子，你得學會葉芝的那句詩：最好你沒有信念，最好你還有充滿激情的狂烈。

當可憐的妻子開始需要支撐下去的信念和失去當初那些狂熱，他們只能選擇分手。她變成藝術最大的犧牲品，或許還得慶幸，起碼自己沒被他弄瘋。

畢加索筆下的女人：

下圖是當代藝術家和他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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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藝術家的妻子，愛情很美好，現實太殘酷。

好了，看完這些，那些想對那些一頭扎進藝術家懷抱的女文藝青年們說：慎入。

其實，現在的HTC與敦煌人才是合影垂直線啊，不忘初心

按進化心理學的觀點，某些男性瘋狂地從事藝術創作，這些藝術作品雖然能夠給人帶來審美娛悅，但對人類的生存發展並無實質性的好處，因此這些藝術作品很難賣出好價格。事實上很多著名藝術家生前都是窮困潦倒，更別說數量龐大的文藝青年了，他們甚至可以說是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人。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搞藝術不是一個前途光明的職業，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趨之若鶩呢？

答案就是「異性炫耀」。藝術家搞藝術是為了向異性表明，自己的智力相比普通人有大量剩餘，能夠進行藝術創作。這一點與土豪買奢侈品向異性炫耀是同樣道理，土豪用這種方式表明，自己的財富有大量剩餘，可以購買性價比極低甚至毫無用處的奢侈品。這種異性炫耀的策略，現實中還是相當成功的，比如有些藝術家就自誇自己曾經跟幾百甚至上千的女粉絲上過床。

事實上人的智力都差不多，如果以藝術為主業，那麼必然沒有足夠的精力搞「仕途經濟」，經濟狀況不會太好，不會有足夠的財力應付數量龐大的女粉絲，所以徐志摩說「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是他們渴望的最高境界。說粗鄙點是提起褲子不認人。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要罵了，呵呵，強調一點這是進化心理學的觀點，個人認為藝術在人類的精神文明中還是非常重要的，但藝術越多越好，流氓還是少些好點。很多藝術家，包括畢加索這樣的種馬，個人覺得還是把他們送到非洲部落享受走婚制要更適合一點，現代婚姻制度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