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王道士變賣莫高窟文物該怎麼看?

如何看待近代中國文物流失海外,同理還有黑水城西夏文獻等。


了解敦煌文物的流散分布情況,可以解決一個問題,即是否敦煌文物流傳出去比留在國內要好。
第一,外國探險家除日本大谷考察團是由財團出資組組織學者考察外,其餘均是受多個機構贊助,故而其收集品也有各個機構分散保存。敦煌經卷在發現的時候是用經帙包裹的,但是在分給各個機構的時候經帙多被當做藝術品歸藏於美術館,而經書多藏於博物館等。重要的是經帙上標註的是佛教典籍的分類情況,如此一來佛經歸何部的問題層出不窮。我國典籍浩如煙海佛藏、道藏均有其編目方法,外國整理者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故而導致了這一問題。像這種因缺乏相關知識導致的錯誤,還有不少。
第二,流散外國之後,決定權便歸於他人之手,是否公布則不由我。如俄國的收集品公布的便相當晚。另外有一些存於私人機構者,並不向外借閱。故而不利於研究。
第三,敦煌文書與甲骨文的價值難分高下,所以從敦煌文書留在國內應該也不會損毀吧。
另外,放在國外也不一定安全,舉個別的例子作為說明。日本學者內藤湖南1905年在日本軍方的協助下強行購買黃寺(東北)所藏的明寫本金字《蒙文大藏經》。回國後,內藤將之收藏在東京大學,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其被焚毀。(見於錢婉約輯譯的《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所以文物在外國也不一定安全。
下邊附上敦煌文物分布、編號情況
斯坦因收集品

指1900-1916年斯坦因收集的敦煌卷子及其他西北文物。其所得文物因資助者不同,分布也不相同。凡漢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材料歸英國博物館收藏;凡于闐文、龜茲文、藏文歸印度事務部收藏;梵文寫本,用佉盧文書寫者歸前者,用破羅謎文寫者歸後者。其餘文物由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和英國博物館平分。其所得藏品編為Or.8210-8212三個總號。其後又用S(stein number).1-13677和P(printed books).1-20號。但是其中混入一些新疆和田和吐魯番等地的文書,甚至是霍恩雷的中亞考古收藏品。在使用時要謹慎分辨。S.6980以前寫本較為完整,其後寫本較為殘破。


伯希和收集品

主要收藏在法國國立圖書館的東方寫本部。編號為P(pelliot)為編號。其按語種分類中P.chinois為漢文材料;P.t為藏文部分材料;P.ouigour為回鶻文材料;P.sogdien為粟特文材料;P.sanskrit為梵文材料;P.Si-hia為西夏文材料。于闐文字沒有單列。P.ch編號為2001-4099;4500-5043;5522-6038,為漢文材料編號。其前、中空缺者為為藏文預留的位置,但存在缺號情況,如P.4100-4499、P.5044-5521。但是回鶻寫本,粟特寫本有一部分佔用漢文寫本編號。

伯希和收集的敦煌藝術品,繪畫、經幡、木雕、絲織品等存於集美博物館。


奧登堡收集品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了奧登堡考察隊收集到的敦煌文獻。其中漢文材料由弗路格編為以Φ(弗)為編號的307件和дx(敦煌)為編號的2000件寫本。弗路格被餓死於1942年的列寧格勒城中。1957年孟列夫領導的研究小組繼續進行研究,用新編號(稱M或L編號)對文獻進行編號,1-2954號佛教文獻、儒道著述及其它漢文文獻、其他語種文獻。從1992年起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與上海古籍合作出版俄藏全部敦煌文獻共18000餘件,正陸續出版。


中國收集品

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最多,其他圖書館、博物館、研究院亦有收藏。1909年5月伯希和前往北京,攜帶其收藏品中的精品,以示中國學者。9月4日京師學者於六國飯店設宴款待伯希和,席間惲毓鼎致辭,並提出影印伯希和收藏品,伯希和應允。1909年中秋羅振玉訪伯希和於蘇州,得知敦煌尚有8000餘軸文獻,其立即與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商議,提請學部出資收買,學部恐價格昂貴而不應允,京師大學堂稱亦無此款,羅振玉言可自己出款購買,請劉廷琛始致電甘肅,後學部得知其價格不高,乃出資,將其留於學部。

國家圖書館藏品可分為四部分:《敦煌劫餘錄》8679號(實際8653);《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1192號;1990年善本部搬遷,發現殘片編為4000餘號;1949年後從多方途徑獲得者編為「新」字型大小共1600餘號。

甘肅省所收集的敦煌寫本,被收入由施萍婷主編的《甘肅敦煌文獻》,共近700件。

日本收集品

京都龍谷大學收藏有大谷探險隊收集到的敦煌寫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集有《劉子》殘卷。東京書道博物館的中村不折藏品。除此之外,其他博物館、文庫、私人等也有敦煌寫本。


其它

印度國立圖書館、丹麥皇家圖書館、德國慕尼黑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國會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華盛頓史密斯學會弗利爾美術館等

————————————————-分割線 以下原答案————————

評價王道士的行為,關鍵在於釐清整個事件及王道士的行為。而不是僅僅局限在《道士塔》和各種沒有根據的傳說。
關於這個問題,榮新江先生在《敦煌學十八講》中,已經進行過分析考辯,其認為王圓籙是盜賣敦煌寶藏的歷史罪人。我在讀《敦煌學十八講》前,也認為不應苛責、怪罪王圓籙。但是,在讀過此書之後,對一些具體問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認為榮先生對王圓籙的評價是中肯的。下邊的回答本之於《敦煌學十八講》一書,稍加剪裁而已。
第一,道士何以在敦煌
王圓籙,湖北麻城人,早年經歷不詳。據其弟子為其所立的《墓碑》,知其先在肅州(今酒泉)當兵,退伍後,在酒泉出家當了道士。離開師傅後,雲遊四方,1899年王圓籙到達敦煌莫高窟。莫高窟分為上、中、下三寺,上、中兩寺為喇嘛所佔,故其只能居於下寺。前邊有人回答說王道士:「不顧道士身份留在這裡,奔波勸募,義務修繕清理早已荒廢破落的千佛洞。」但是,有一點需要注意,即王道士是以道士的形象出現的,而莫高窟是佛殿!王道士所謂的修繕工作,是將莫高窟中的佛像打碎,重塑為毫無藝術價值道家神像,將帶有壁畫的隔牆打通。因此,王道士對敦煌石窟的所謂修繕,實際上對洞窟中原有的造像、壁畫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二、清政府顢頇無能?
過去一直認為,王圓籙將此事通報官府,卻無人理睬。然後根據中學學到的「歷史常識」,開始大肆指責清政府顢頇無能,為王道士開脫。那事實呢?
在1907年斯坦因到達敦煌之前的文物流散,可稱為早期文物流散。王道士最早將敦煌文物送給了安肅道道台兼兵備廷棟,結果是廷棟認為其所送書法不如自己,故而不以為意。這裡可以注意的一點是王道士所送的東西是書畫作品,具有一定藝術價值。
之後,葉昌熾也得到了一些敦煌文物。葉昌熾為著名學者、金石大家,著有《語石》一書,為當代有志於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者,不可不讀之書。葉昌熾1902-1906年提點甘肅學政,其下屬汪栗庵為王道士同鄉,汪為討好上司,故從王道士手中取得一部分敦煌精品書畫贈予葉昌熾。
廷棟無知不深究敦煌文物,那麼何以葉昌熾也不深究?據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記載,葉當時誤信了汪宗翰(時為當地知縣)所說的:「藏經數百卷」,「各人分取」,故而認為敦煌已經沒有什麼文物了,所以並未前往查看。所謂,葉昌熾建議甘肅藩台將敦煌文物收藏,最後因經費無著而罷的傳說;以及汪宗翰讓王道士保管莫高窟文物的傳說,均無確切的史料依據。
另外,斯坦因得知莫高窟的消息,是因為其在烏魯木齊清朝官員處見到了兩件唐人寫經。
從以上三件事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第一,葉昌熾不去莫高窟是因為信了汪宗翰的說法,而王宗翰的說法又是本自王圓籙,故而可知王圓籙並未將莫高窟的真相告知官府。第二,從早期流傳出的文物來看,其均為精品書畫,則王圓籙是根據其自己的知識對其進行選擇的,並非如過去人們想像的那麼笨。
三、敦煌文物流散
斯坦因、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險隊、俄國奧登堡考察團、美國人華爾納以及清政府,在得到敦煌文物的過程中,都向王道士交了「人事」(雖然是道士,但是西天傳經的規矩,他倒是一點都沒落下)斯坦因除了號稱自己是外國的唐僧外,還給了他四個馬蹄銀(200兩),第二次來「取經」又給了他500兩白銀。伯希和給了他500兩白銀,大谷探險的、奧爾登考察團和華爾納都給過王圓籙錢,甚至清政府都給了王圓籙三百兩白銀。
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京師學者見到伯希和買到的敦煌文書後,建議政府收購。1910年清政府學部撥銀6000兩購買剩餘敦煌經卷。
這樣問題就來了,何以在學部收購敦煌經卷後,1911-1912年的大谷探險的和1914-1915的奧爾登考察隊還能從王道士出購買到敦煌經卷?
原因在於,學部撥款6000,而甘肅將此款主要用於修建孔廟,只給了王道士300兩作為香火錢。見過洋和尚的王道士,胃口大了,故而提前將敦煌文物中的一部分精品扣留了下了。所以在1910年之後到達的日本人、俄國人還能從王道士處買到敦煌文書,合計870卷左右。
王道士賣敦煌文物可謂敲骨吸髓,1925年華爾納到達敦煌後,被王道士告知敦煌文書早已一空。而華爾納意在壁畫,王道士在收了華爾納的禮物後,允許其剝離洞中壁畫和搬走泥塑。
四、下場
王道士出賣敦煌文物後,受到了當地百姓的譴責,最後精神失常,但也有人說其裝瘋賣傻。1931年在當地鄉紳的同意下,其弟子才敢為其立碑。


關於王道士,若只以余秋雨之文來評判,當然是有失偏頗,但是若一味反其道而行之,反過來肯定王道士的行為,甚至以此來感謝王道士,我的評價只有四個字:腦子有坑。


按《大清律》,「若於官私杝內掘得埋藏無主之物者並聽收用,若有古器鐘鼎符印異常之物,非民間所宜有者,限三十日內送官,違者杖八十,其物入官。」敦煌文書,顯然屬於「古器鐘鼎符印異常之物,非民間所宜有者」,理應交公。
王圓籙尋求敦煌知縣和安肅兵備道的支持屬於依律行事,無奈清末中國傾頹,官員們已經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孰為可嘆。但是他私自向附近居民出售經卷,把經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以治病,上了斯坦因、伯希和的當私自出售經卷等事兒,就是違法無疑了。


關於王道士的是非功過,有許多學者文人都提出過自己的看法,有的稱王道士為歷史的罪人,對他進行口誅筆伐,也有人為王道士進行辯護。

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先生在文中稱王道士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本文希望盡量還原王道士交易寫卷的過程,從而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王道士其人其事,做到尊重歷史,以史為鑒。


  • 王道士其人

對於王道士的印象,大部分都來自那張老照片,照片上的王道士站在藏經洞前,穿著布衣長袍,身材瘦弱矮小,面帶微笑,看起來完全是一個普通的和藹的小老頭兒。可就是這個小老頭卻和藏經洞中經卷的命運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繫。

關於王道士,既有真偽並存的民間傳聞,也有西方來華的探險家的記錄,僅從單方面的說法中,我們無法得到王道士的真實形象,因此我們能需要了解歷史的過程,儘力還原王道士的真實形象。

查閱關於王道士的資料,可以得到更多關於他的信息,王道士本名圓籙,也有的文章說圓籙這個名字仍然像道教的法號而不是他的本名。王道士是湖北麻城縣人,大概出身農家,小時候讀過幾年書。

之後家鄉連年鬧災荒,王道士大概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因為家鄉的災荒,而「逃之四方」。從現在流傳的照片上看,王道士矮小瘦弱,與青少年時期的營養不良是有關係的。有關王道士逃難的過程沒有任何詳細的記載。清光緒初,入肅州巡防營為兵勇。退伍以後,在酒泉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之後,他離開師傅,雲遊到敦煌莫高窟,住了下來,時間大概在光緒二十四年(1899年)或稍前一些。


  • 藏經洞的發現

藏經洞發現的情形大部分來自於民間的傳說,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中的描述也包含較多的藝術處理效果。對於藏經洞的發現,百度百科上的描述是這樣的:

光緒二十六年(一說二十五年)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內,返身於北壁磕煙鍋頭, 覺有空洞迴音,疑有秘室。以告圓祿。 於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與破壁探察,果見復室,積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即後來蜚聲中外之莫高窟藏經洞。乃取部分寫卷、佛畫等分贈肅州兵備道廷棟及本縣官員鄉紳,是為藏經洞文物流出之始。

這種說法是得到普遍認同的一種說法,1942一1943年逗留敦煌的畫家謝稚柳先生的記載中的描述就與之類似,因此王道士可以說是發現敦煌藏經洞的功臣。

北京大學的榮新江先生認為儘管藏經洞的發現是在極其偶然的時間和環境下發生的,但是如果沒有王道士僱人清理16窟甬道的積沙,藏經洞不知還會在壁畫後面沉睡多久,所以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應該歸功於王道士的辛勤勞動。

發現藏經洞以後,面對那些寫卷和佛畫,儘管王道士沒有讀過太多書,他也知道這些東西有些「價值」。於是為了引起官老爺的注意,他選取了兩卷經文,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向他奉送經文。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並不識貨,把經卷當成發黃的廢紙。

此時王道士應該是有些沮喪的,他本以為發現的這些東西可以讓他換來一些功德錢,讓他化緣的負擔輕一些,讓他可以有時間和精力去清理和修整敦煌的洞窟以及改建靈宮。而縣令的表現顯然讓他願望落空了。但是他並沒有氣餒。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再次前往縣城,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總算表現出了對藏經洞的重視,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然後便再無下文。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道士依然沒有死心。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但也未能得到重視。

幾年後,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並且判斷出了寫卷和絹畫的重要學術價值,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

實際上經卷並沒有被封存,王道士不斷拿出一些經卷送給官紳以及香客以換取更多的功德錢。此外,王道士還認為藏經洞的東西是神仙所賜,可以消災解禍,為人解除病痛,於是他採取把經卷焚毀,將紙灰放入水中讓病人服下的方法為病人治病。


  • 王道士幾次交易敦煌寫卷的過程

就在天朝衙門府第對敦煌藏經洞的寶藏不屑一顧的時候,歐美學者、考古家、冒險家得知了敦煌藏經洞的消息,他們不辭辛勞來到敦煌。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至莫高窟,5月,他終於見到了化緣歸來的王道士,在斯坦因眼裡,這個在他眼裡,這個寶庫的看守者 「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孤傲的、忠於職守的人」。

為了掩飾自己的目的,取得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並沒有立即提出瞻仰藏經洞中的文書的要求,而是先對千佛洞的洞窟進行逐一拍攝。不懂中文的斯坦因通過他的中文秘書湖南人蔣孝琬與王道士周旋,編造花言巧語,說斯坦因是從印度來的取經僧,要把唐僧取經帶到中國的經卷取回印度,還提出為唐僧塑金身,騙得了對《西遊記》中唐僧取經故事很熟悉的王道士的信任。

終於,王道士下決心向這位 「西來玄奘」 打開寶庫。

斯坦因被允許進入時的藏經洞中塞滿了寫卷、絹紙繪畫的包裹,只能容下兩個人站在裡面,所以,斯坦因就在16窟中搭了個帳篷,由蔣孝琬和王道士夜間把包裹運到帳篷中展示給他。

在畫著唐僧西天取經圖的甬道里,斯坦因不斷聲稱自己 「是玄奘的在天之靈讓自己很榮幸地取得這批數目巨大的 藏經和其他聖物,這些藏品有些可能與他到印度朝聖的活動有關,而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個崇拜者保存著。

由於王道士本人不能勝任對這批經卷進行研究的重任,所以應該將它們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學者來進行研究,這也是一件積德積善的事。 作為交換,他還將獲得一筆捐贈,用於資助洞窟廟宇的修繕」,這讓王道士開始動搖,後來斯坦因又追加了捐贈,王道士的心理越發矛盾,他一方面不停地要斯坦因追加捐贈,另一方面則不斷宣稱絕對不讓這 些 「經書」流失。

最終,可能出於自欺欺人的想法,王道士接受了斯坦因的條件,斯坦因以四塊馬蹄銀(共重二百兩)換走寫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畫、織綉品等五箱。斯坦因飽載而歸。

走時王道士先在新塑的唐僧像前虔誠地磕了頭,燒了香,代替唐僧向斯埋因謝了恩,才把他送到路邊,揮手作別。

斯坦因來華的次年,伯希和踵至。當時沿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北沿進行考古的法國人伯希和,在烏魯木齊休整時見到兩件敦煌寫經,立刻趕往敦煌。由於他可以講流利的漢語,很快被王道士允許進人藏經洞內揀選寫卷。

伯希和知道自己無法獲得所有洞內的資料,因此為自己訂立了幾個選擇標準,即選取背面有非漢文的卷子、帶有寫經題記的卷子、估計未入佛藏的卷子和非佛教的典籍與文書。最後伯希和以500兩銀子,從王道士手中換取了藏經洞寶藏的精華。

1909年8—9月間,伯希和已經把大批敦煌收集品運送回國,又從他供職的越南河內法國遠東學院北上,到北京購書。他隨身攜帶了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一些珍本文獻,使中國學者首次清楚地認識到藏經洞寶藏的價值。當羅振玉從伯希和那裡獲知敦煌藏經洞還有剩餘的寫卷,於是提請學部收集。

1910年,清學部電令甘督何彥升,把所余經卷悉數購買,運到北京收藏。學部為此撥款共銀6000兩,合敦煌市平銀6918.4兩,比斯坦因和伯希和的總和要多得多。但這筆錢主要是被敦煌官府用作改修孔廟,剩餘的用作修補城牆,只給了王道士300兩作香火費,為此王道士對官府頗為不滿。

但是此時又發生了令人痛心的現象:所有寫本都用席子草草包捆,用大車裝運。大車停在敦煌衙門的時候,經卷被人偷去不少,再經過沿途大小官吏等層層盜竊,運到北京,只剩下8600多殘卷。就是這8600多卷也未能保全。那些學部官員,把較有價值的古寫本挑選出來據為己有,然後把比較長的卷子撕裂為二三卷,以湊足原來8600多卷之數。

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於1912年初來到莫高窟,最終共用350兩銀子,以王道士手中帶走369卷寫經,其中大部分是佛教經典。

1914年俄國人奧爾登堡又從敦煌拿走一批經卷寫本,一共300多卷,並進行洞窟測繪,還盜走了第263窟的壁畫。

斯坦因第二次來過,用500兩銀子獲570部漢文手卷。

1923年,美國哈佛大學的華爾納來到莫高窟時,藏經洞的文物已經基本被搬空,華爾納便運用能使壁畫分離的特殊化學溶液,剝取了26方壁畫,面積達32006平方厘米,此外王道士還用70兩銀子賣掉了一件精美的唐代塑像。


  • 如何看待王道士

《這一個魔影——敦煌「傷心史」中的王道士》這篇文章中,作者對王道士的態度是這樣的:

王道士啊王道士,一次次讀到你和那些竊寶大盜們交易時的可卑可恥嘴臉,讓人的心有一種被刻的疼。我真想在你臉上吐一口唾沫,讓你的靈魂萬世都不得安寧。 幽靈,魔見,出賣者,被愚弄和欺騙者,你的愚妄竟然讓文化史上浸滿了傷心的淚滴。

強烈地表達了作者對文物流失的痛心和對王道士出賣文物的痛恨,相信這也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但是我覺得王道士並不應該背負這麼多罵名,尤其是在釐清藏經洞文物流失的過程之後。

該說的,王道士都說了;該做的,王道士都做了。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責備他呢?

這是我在讀完王道士三次上報縣令和道台的經過後產生了強烈共鳴的一句話。不可否認,藏經洞文物的流失的確與王道士有關,但是要說王道士是「莫高窟的罪人」,我真的想替王道士說一句「這個鍋我不背!」

作為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普通人,在發現了藏經洞的寶藏之後,他沒有據為己有,而是選擇了報告官府,並且在官府沒有重視的情況下,非常辛苦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報告。最終還是沒有得到官府的重視。

不過,假設王道士的上報得到了官府的重視,結果會不會變好呢,我認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藏經洞文物的流失不是某個人的責任,而是由於當時政府的腐朽和昏聵和整個民族的愚昧,我們從王道士身上管中窺豹得以可見一斑當時整個時代的愚昧和無知,而非王道士一人的過錯,若是沒有王道士,可能還會有李道士,張和尚把寶藏「出賣」。

此外,就算經卷沒有被出賣,而是被運到官方,根據經卷被運送的情形,那些官員要麼把畫據為己有,要麼把文物賣掉,把錢貪污掉,那筆錢必定不會被用來修復莫高窟。

1910年,官府命令運送去京城保管的那些文物,一路被官員層層巧取豪奪,流失了很多,那些丟失在中國的文物,現在一件都沒找回,反而是那些被外國人所掠走的敦煌經卷,目前都在這些國家最好的博物館裡得到最好的保管,無一損壞。這時我心裡甚至有些慶幸王道士出賣寫卷的行為無心之中為保存這些珍貴的文物做出了貢獻。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的散失,對中國文化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但客觀上卻推動了東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它們進行整理和研究,並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

即便說王道士是「出賣」寶藏,他也不是像那些不學無術的貪官為了中飽私囊,而是為了籌錢修繕莫高窟。雖然可悲的是由於見識所限,這種修繕大都是拙劣的和破壞性的。不過,比起王道士的無知、可悲,那些貪官、昏官和腐敗的政府更加可惡。

在我看來,王道士一開始賣給斯坦因寫卷包含一種被理解的喜悅之感,斯坦因的巧言哄騙與清政府的貪官的冷漠形成了對比,王道士更願意把寫卷交給這個信奉唐僧的外國人,甚至帶一點點對那些官員不屑一顧的報復心理。

此外,斯坦因和伯希和「捐贈」的香火錢比後來政府交到王道士手中的還要多。對於一個並不知道這些寫卷的價值的小人物來說,200兩白銀可以算是一筆巨款了(我查了一下資料,清末一兩白銀相當於現在的100多元),王道士只是一個普通人,這對他來說可以說是巨大的誘惑。

中國的近代史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悲劇,而王道士只是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是昏庸腐敗的清政府的替罪羊。我們不應一味指責、惋惜、抱怨、憤怒,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尊重歷史,並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


  • 參考文獻

[1]王道士—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J].榮新江.敦煌研究:2000(2)

[2]探尋王道士的功與過[J].王重旭.行走歷史:2000(1)

[3]這一個魔影——敦煌「傷心史」中的王道士[J].孫江.情滿絲路

[4]發現莫高窟藏經洞的王道士[J].山文.天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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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道士—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J].榮新江.敦煌研究:2000(2)

[9]為藏經洞「罪人」王道士辯誣[J].朱小農.文史雜誌:2014(5)

[10]這一個魔影——敦煌「傷心史」中的王道士[J].孫江.情滿絲路

[11]王道士—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J].榮新江.敦煌研究:2000(2)

[12]這一個魔影——敦煌「傷心史」中的王道士[J].孫江.情滿絲路

[13]王道士—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J].榮新江.敦煌研究:2000(2)

[14]探尋王道士的功與過[J].王重旭.行走歷史:2000(1)

[15]為藏經洞「罪人」王道士辯誣[J].朱小農.文史雜誌:2014(5)


去年寫的遊記,專門有一段是對王道士的感想,個人觀點。

1900年6月22日(光緒二十六年),道士王圓籙僱用敦煌貧士楊果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量約5萬餘件,佛書占敦煌漢文文獻的百分之九十左右。由於封閉了近千年,藏經洞的起源已成千古之謎。敦煌遺書和文物的散失對中國文化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但在客觀上卻推動了東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它們進行整理和研究,並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


很多人將敦煌典籍流失歸罪於王道人,老龍在這裡忍不住吐一吐槽。


佛教聖地怎麼出來個道士?

王道士雲遊至此,感慨於莫高窟之美(極樂世界,乃在斯乎!),不顧道士身份留在這裡,奔波勸募,義務修繕清理早已荒廢破落的千佛洞。


發現藏經洞後王道士做了什麼?

1900年,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後徒步行走50里去找敦煌縣令嚴澤,無果。

1902年,新知縣汪宗翰上任,王道士向他報告了藏經洞情況,結果汪知縣只是去莫高窟揀得幾卷經文帶走。

1904年,甘肅學政葉昌熾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僅此而已。

後來王道士奔赴肅州(酒泉),行程800多里,找到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廷棟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藏經洞典籍如何流失?

英國人斯坦因對王道士說自己如何崇奉玄奘,並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岭荒漠到達此地,騙取文物。

法國人伯希和與王道士商談計劃重建莫高窟,騙取文物。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等書記載:西方人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並一路受到官兵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1910年清政府終於決定把剩餘的典籍敦煌全部運往北京,在運送途中不斷失竊


王道士得到了什麼好處?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記載王道士:「王道士為此所付出的辛勤努力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對這個洞窟的修復工作和他的虔誠的宗教信仰仍可以稱得上是費盡心機的……。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清除這些流沙,修復大殿需要付出熱心、恆心和苦心。而這一切,全都由我身邊的這位待人和氣、身體孱弱的道士四處化緣,募得錢財來解決,其間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腐朽的政府,顢頇無能的官員,連國家都能丟,還怪一個道士丟了經卷?王圓籙已盡其所能,莫高窟典籍流失不是任何個人的責任,而是歷史和整個世界抽到近代中國臉上的響亮耳光。匹夫懷璧,你守不住,自然有別人來拿。


【讓我們來看一個高一學生是怎麼想這個事的。】

感謝王圓籙————《道士塔》讀後感


讀過《道士塔》以後,我有一種與此文論調完全相反的想法,聽起來好像很是叛逆,但是不無道理。
我非常感謝王圓籙的所作所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欠王圓籙很多他應該得到的榮譽。這不是諷刺,我就是這樣想的。
首 先要感謝王圓籙發現了莫高窟,感謝他先於流民、兵痞、倒斗行家之前發現了莫高窟。如果莫高窟給民、兵、盜中的任何一個給發現了,那它就不叫莫高窟了,也許 我們現在也沒聽說過莫高窟,甚至後來的核子試驗也完全有可能在敦煌進行!這因於民、兵、盜的破壞性。流民燒經卷取暖的事情在陝西發生過;孫殿英乾的事兒也 能說明那時候的兵到底能高尚到哪兒;盜墓就更別說了,收藏界默許已非什麼秘密。假設王道士他沒有發現,給一個最好的假設!就說它沒被發現!就是這樣也得保 證它能熬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有點兒盼頭。
莫 高窟被發現於那個年代的確是不幸的,但被一個有點宗教信仰的人發現則是不幸中的萬幸!《道士塔》一文中說「中國的文官都哪裡去了」。其實,中國的文官沒有 發現它也是一大幸運,我根本無法想像一群全身散發銅臭味的官員會怎麼對待一個莫高窟。比起讓官員發現,倒不如被倒斗發現的好,至少後者可以給窟中的精華以 比較合適的收藏者,只是在那過程中恐怕會讓中國損失更多。
其 次,要感謝王圓籙將庫中的寶物賣給外國人。我覺的,就是因為他的這一舉動,才讓我們知道中國敦煌有一個莫高窟。難道不是嗎?中國留存的文化寶藏還有很多, 沒有被外國人拿走的也有很多,中國人自己叫得上名字的卻沒有幾個。去問一問,有幾個知道碑林是什麼!再問一問,殷墟是什麼!
非常可笑的是,中國人從來不關心放在家裡的寶貝,等別人一拿走,就開始趴在地上嚎啕大哭!「那是個寶貝,還我寶貝!」除了可笑還讓人覺得噁心。甚至可以用賤來形容。
退 一萬步講,王圓籙沒有把窟寶賣給外國人,窟寶只是流散於民間,沒被作賤,沒被損毀,還被文化素養較高的人收藏了。好!非常好!不知道敦煌寶物的收藏者能不 能躲得過大大小小的戰爭,有沒有權勢在大亂中一根毛不少,一直撐到新中國誕生。假設他(持寶人)心凈如水,處亂不驚,左右逢源,且滑的像個泥鰍,真的捱到 了新中國成立。最後,他能捱過「文革」?
以 上的假設是很荒唐。但能說明文化的承載物在中國的境地是非常困難的。中央電視台一次《尋寶》大型活動期間,「湧現」出不少讓人哭笑不得的文物。扯作被套的 四品誥命夫人詔書,少了十幾頁的《韓非子》宋本,用作腌菜的明青花瓷器,等等等等。評委們的心情是什麼樣的,誰能感同身受?
或 是可以釋懷的,因為中國人歷來都在破壞文化載體。往大了說,朝代更替之時,新的統治者總是很下心來清除前朝所能影響後人的東西。奉法家的始皇活埋儒家子 弟,奉儒家的漢武帝則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自魏以來,統治者又覺的佛比道更俱麻痹性,大伙兒(統治層)一合計就挺僧人,大群百姓又跑去蓋寺廟,道觀又寥落 下來。
即 使到了現代,政權依舊那樣干。一個「文革「,不僅僅是讓中國倒退了十年,而且還讓過去的歷史出現了大片大片的空白。「**牛鬼蛇神!」,寺廟道觀先遭劫 難。「拔光封建文化毒草」,孔廟皇帝廟也稀里糊塗的被破壞。再加上全中國的紅衛兵坐火車免費,所以凡是沒有被破壞的名勝古迹均有「※※※,到此一游」的題 字。
再假設一下,莫高窟里的寶貝要是留在中國。紅小兵們會怎麼待它?誰來打個招呼?讓紅小兵們高抬貴手。
別跟我說什麼政府保護過的事兒!除非你是指專門給毛主席開會用的廬山。大到國家主席,小到沒出娘胎的孩子,「文革」都沒放過。能讓你那幾堆文物安全呆著?做夢!
中國確是偉大的,她創造出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文明,但是中國缺少包容,一個一個的燦爛文明在歷史上猶如過客,留下的僅僅是物質承載的某些信息。這些僅存的信息還會因各種可笑的原因而流失。
在《道士塔》一文中,作者獨為外國人拿走寶貝而嘆息。其實,這有什麼好嘆息的?至少中國敦煌之寶還留存於這個世界上,和被毀滅相比,無疑是留存令人感到欣慰。
如果非要爭辯那個狹隘的問題:『窟寶應該流於國外還是留於國內?』我想自己大可以退出,在旁默不作聲了。
我只堅持自己的觀點:莫高窟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窟中的寶物屬於中國,也屬於全體人類。我們只需要在世人領略敦煌文明的時候知道這是中國的,這就夠了!爭論文明的承載物該放在誰的博物館裡,又該讓誰來收門票錢,這隻能讓人鄙夷。
再說說那個道士。
一個身穿土布棉衣,目光獃滯,畏畏縮縮的道士。你可以懷著激憤的心情罵他、譴責他,可你同時得知道,我們都是王圓籙的後再。我們的祖輩們都曾像王圓籙一樣賤賣過對自己來說意義非凡的東西。
而買膠捲的憤恨,就讓它來時刻提醒我們。提醒我們中國曾經那樣恥辱留存……


(這是我高一時寫的,現在讀起來,也感覺多年前小小的自己挺不得了。)


就插句題外話,請拋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基於真正的史實回答這問題。


今年6月有幸去敦煌一游,對莫高窟的精美絕倫的雕塑和壁畫有了新的認識。當然還有敦煌17洞的各種故事。文物外流這事在當時就是晚清內外交困,國祚將盡的一個反映而已。王道士只是一介平民,他對於這些文物的價值認識不足,甚至早期把一些經文當做靈丹妙藥燒成灰給當地百姓內服治病。斯坦因和王道士交談中各種表示出對唐玄奘的敬仰和喜愛,當然也有金錢的誘惑,讓王道士最終把17洞的5萬餘件文物讓給他挑選。同時引來的還有日本,德國,俄羅斯等國的探險隊。不論後人怎麼說,在在這些探險隊的記載中,王道士生活一直很貧苦,他把得到的錢幾乎都用他的方式來修繕莫高窟。當時的政府在幹嘛呢?
理解一個歷史人物需要考慮他時代局限性,這整件事就是中國當時任人魚肉的一個縮影。我這一路從新疆過來,在吐魯番火焰山有個柏里克里孜千佛洞,整個參觀就是一種痛心,德國人將絕大部分壁畫盜走,沒有莫高窟的名氣,最終就是這樣的下場,讓人唏噓。
好在從民國時期就有那樣一批人紮根三危山,篳路藍縷,用餘生來守護敦煌——常書鴻先生,具體事迹可以上網搜索,他的墓地就在對面的一個土坡上面朝著三危山。

還有一件事讓我很震撼,上圖吧

這個路邊的豎立著一些這樣的介紹欄,但極少看到國內的人,記憶中有兩個一個是敦煌本地的企業家,另一個忘了。但是卻看到大量華裔外國友人那種發自內心對莫高窟的喜愛。我想,這才是不分國界不分種族的愛吧。
最後放一張常書鴻墓地上眺望三危山的照片吧
。敬禮


我只想說有機會就抓緊去看看,對了,別拍照開閃光燈。有些古迹真的在慢慢消失。說句題外話。有些文物確是彌足珍貴,對研究我國的歷史文化有著重要意義。但像圓明園十二銅首,那幾個外國人設計的水龍頭,花那麼多人力物力找回,何不投入現有文物保護工作中去。
並不是中國的,流到海外的,都是有價值的。


余先生一人之見,為何會變成共識。


歪打正著,不然估計很多留不到70年代以後


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撕一萬年都不過分。


六月份的時候,自駕游途徑敦煌,於是去了一趟莫高窟。我常常覺得,有些地方,光是念著那名字我都會莫名激動和感懷,一如西安,再如這敦煌。上天可謂是跟莫高窟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莫高窟作為西域千里佛國中的珍寶,彼時冥冥中卻是一個道教中人在看守著它。
王圓籙最初流落至此,並開始以此為家,做的是一些清理沙塵的工作,直到他發現了聞名中外的藏經洞——17窟。於是,災難開始了,一個個外國探險者以各種方式帶走了本屬於這裡的寶藏。或買、或威逼、或利誘,王圓籙畢竟受限於其自身見識所限,再加上當時官府的不作為(王圓篆曾帶著一些發掘出來的藏品去見當地地方官),這才導致這後來一系列的文化浩劫。
去到洞窟中,我眼見那些被特殊膠水剝離的壁畫、眼見藏經洞中的空空如也,我也見到許多外國人慕名前去參觀,我當時就在想一個問題——這些外國遊客聽著莫高窟的文化浩劫會想到什麼呢?我知道這些並不關他們任何事,只是想到,敦煌的損失,這是全人類文化的莫大損失。
要問我怎麼看,我覺得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由於受當時的時代背景所限,國家尚且搖搖欲墜,何況那遠處邊陲之地的莫高乎,這是一個大時代屈辱史的縮影,願中華再不用受此災難浩劫,願我們的國民都越來越珍視我們祖先留下的無價之寶。
最後結語,如我拍的照片里陳寅恪說的那樣,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可悲可嘆。


個人認為王道士是善良地愚昧。正好剛剛講解員介紹王道士當時拿到錢後自己並沒有用,而是用於修繕佛像和建築,甚至還跑到新疆買樹種在窟前防風沙。說明他人不壞,甚至很好。要知道他發現這些京卷是因為打掃泥沙,要是個懶惰的人,回想反正天天吹沙掃什麼掃,而且幾百年都沒發現,他掃出了那扇門,說明他掃得很認真啊。

要是他是聰明或者文化程度高的人,他就應該當什麼都沒發生,甚至應該把那沙堆上,掃什麼掃。

但是他沒這麼做。說明他的文化保護意識不高。

還有這消息傳出去引人來了,為什麼都是外國人?連外國人都知道了,你覺得中國人會不知道?那麼為什麼中國人不要?還有就是當時那些外國人拿著東西出去都是拿到了政府的通關文件的,合法的。說明當時政府,社會多沒意識。在他們眼裡就是一堆破爛玩意,隨便挖個墳都比這多。

再加上那時候社會的動亂,王道士有能力保存好那些文物么?絕對不可能。這消息一出去,人家拿你東西,還能給你一筆不錯的錢已經很仁至義盡了。不然請看八國聯軍進京城,搶了這麼多好東西給一分錢了?沒要你命不錯了。

所以王道士所背負的罪名是過分嚴重的。再說個極端的,這些文物放在發達國家博物館裡保護著不比在發展中國家的差啊。


何必站在歷史的角度去批評一個身不由己的苦命人。


為什麼佛教文物需要道教教眾去維護?


生活在敦煌,去過莫高窟。
當時小,只記得莫高窟很多洞裡面都是黑的,看也看不清。呢時候很多遊客會用相機拍照,閃光燈、電筒等等照亮。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洞就封住不讓參觀了。

可見,他沒有變賣的部分,我們也沒有保護好。

只想說,過去的事情已經成為歷史,不論他做的對錯與否,我們現階段要做的只是保護好我們擁有的,爭取找回以前遺失的,儘可能的讓歷史的瑰寶流傳下去。


一個雲遊道士,沒有文化,發願清沙,恢復莫高。還要他怎樣?官員沒人理他,傷透了他的心,外國人給他交心,講西天取經的故事,試圖說服他。收錢了,他自己花了?好過了?還不是用來恢復道場。首先要從出家人角度來了解這個問題。至於秋雨寫的,是文人矯情,還有說違法的,不評論了。建議看看任宗權道長博客對王道長的論述。


他發現的寶藏屬於全人類,但是某些人認為這隻屬於少數人,說到底是分贓不均。某些國人罵王道士,僅僅是因為賤賣。


之前高中的時候,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特別的憎恨王道士,甚至無法理解怎麼可以就這樣把整個華夏的文化瑰寶就那樣的換做了一包咖啡和香煙、幾百兩銀子、甚至一沓國外的明信片。我當時不能理解。自然這裡面也包括了上課老師所闡述的那種偏見吧!但,慢慢長大後經歷的多了,便自然的從心裡開始理解了那種行為,只能說當時的那種社會氛圍以及人民周遭的生活狀態藏經洞被發現的「生不逢時」。從古至今我們都知道的不管做官還是商人亦或者是小老百姓,動機都是很多的,不是單純的,因為人都是貪婪的。所以我想說,還好他們現在還是保存的很完好被世界各國的人來研究,我想這是最好的方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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