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文學造詣如何?


額,蟹妖。

不過我是來駁斥國師的。早上起來,看到幾個朋友討論這個答案,感覺氣不打一處來,是的,就是這一段——

偉大的小說,必須承擔中國文化現代性這一責任,更新以全新的人文價值觀,而不是停留在昔日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中不可自拔。
《紅樓夢》為什麼偉大?
《戰爭與和平》為什麼偉大?
《追憶年華逝水流》為什麼偉大?

原因都只有一個——現代性。

偉大的小說家在解釋人類的困境的時候,是與時代共同邁進甚至領先一步的。
從這點而言,即便是現當代不入流的王朔同學的文學水平,也是比金庸高了好多個台階。

這一段寫得貌似十分高大上,拽了很多大詞,但是卻經不起推敲。是的,問題就在「現代」這個詞上。國師啊,根本沒鬧明白啥叫現代。

現代這個概念大概指的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意識形態。

哲學上,人們開始認識到原來方法的狹隘,拓展新的方法,代表人物是克爾凱郭爾、尼采、馬克思、柏格森、杜威等,都用自己的方法反對科學的方法,科學受到質疑,這種質疑主要來自於科學妄圖用自己的方法論討論自己以外的事物,比如說精神、慾望、美、倫理,因此柏格森認為應該用直覺去評判,科學的方法是摧毀事物本質來認識事物的,這是現代主義的開端。

有了這個,再理解其他學科就相對容易了,美術上是塞尚、梵高、高更,他們也是換了視角,因此開創現代;音樂上是斯特拉文斯基、勛伯格、巴托克;文學上是卡夫卡、喬伊斯、普魯斯特這些人,說白了就是改變角度,在這之前,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是現代性的開始。而西方和東方的進程有所不一,早在《離騷》那個時代,象徵已經玩得飛起了。

所以,當我們在聊現代的時候,我們在談些什麼?我們可以說,古典文學範式中,可能蘊含有某種程度上的現代性,但這不代表它就是現代主義文學。大國師舉了三個例子,除了普魯斯特沒錯外,《紅樓夢》和《戰爭與和平》是現代主義文學?

所以啊,國師就不能老老實實說話,別拽詞么。

你想說什麼我懂,無非「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每個時代的人都肩負著一個使命,即完成這個時代精神的構建,所以我們搞創作,必須要書寫當代人的思想、經歷。

這是對的,但是幹嘛非得扯現代性呢?你舉的三本書,有兩本跟現代完全沒關係啊。

而且,金庸何嘗沒有一個當代人的自覺呢?《笑傲江湖》影射文革,這算不算寫一代人之感慨?

由此可以窺見,國師這個答案不過是故意拽大詞賣弄罷了。

以上。

PS,我覺得意見可以相左,哪怕我不認同,但是都會尊重。所以國師關於金庸的評論我沒有置喙,而是基礎性的概念錯了,貽毒他人,必須指出。


凡花大都是五瓣 ,梔子花卻是六瓣 。山歌雲 : 「梔子花開六瓣頭 。 」梔子花粗粗大大 ,色白 ,近蒂處微綠 ,極香 ,香氣簡直有點叫人受不了 ,我的家鄉人說是 「碰鼻子香 」 。梔子花粗粗大大 ,又香得撣都撣不開 ,於是為文雅人不取 ,以為品格不高 。梔子花說 : 「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 ,香得痛痛快快 ,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 」

————《夏天》汪曾祺


  • 想必國人心中的武當、峨眉、華山····不免留下了金庸的烙印;提起郭靖、黃蓉、令狐沖、楊過、小龍女哪一個人不能有一個鮮活的印象;說起金庸的武俠,誰不能想起一段故事。如果情節的引人入勝、人物的惟妙惟肖不算文學造,那什麼才是呢?文學是語言文字的藝術,是社會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是對美的體現。文學作品是作家用獨特的語言藝術表現其獨特的心靈世界的作品,如此去評價,才算合情合理。就此整個文學史上也是不可磨滅的一筆。

金庸的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也影響了無數的作家,就憑這點文學地位就不低。
為什麼金庸的小說比很多名著對青少年更有吸引力? - 笨扶蘇的回答

  • 另附上一篇早年混跡於貼吧的一篇文章:

文學的雅俗對峙與金庸的歷史地位


雅俗對峙: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20
世紀中國小說地位空前變化與鴛鴦蝴蝶派依然受排斥——新文學對通俗小說的影響與通俗小說對新文學的挑戰——「一場永遠難解難分的拔河比賽」——雅文學、俗文學都能產生偉大作品——超越雅俗:金庸小說的成就與意義——「供消遣」與「為人生」的統一——超凡的天馬行空般的想像才能——傳統小說語言形式的發揚光大——雅俗共賞的理想境界

  衡量金庸小說的歷史貢獻,必須放到20
世紀中國文學發展這個大背景,
特別是小說雅俗對峙這個大格局中。

  文學歷來是在高雅和通俗兩部分相互對峙中向前發展的。高雅和通俗兩部分既相互衝擊,又相互推動,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影響,構成了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當然,所謂雅,所謂俗,都是歷史的概念,不同時代的人們會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國古代,詩文被認為是文學的正宗,小說戲曲則是所謂「鄙俗」的「小道」,不能進入文學的大雅之堂,因此,雅俗對峙發生在詩文與小說戲曲中間。

  到本世紀初,梁啟超等人受西方思潮影響,大聲吶喊著將小說提高到「文學之最上乘」。尤其到「五四」文學革命,師法西方小說的新體白話小說佔據了文學的中心地位,進入了文學的殿堂,連歷史上那些有價值的小說也有幸沾光得到重新評價,脫去了「鄙俗」的帽子。但是,有一部分小說卻享受不到這種幸運,那就是二十世紀面對中國市民大眾的通俗小說。它們仍被新文學家、文學史家擯斥於現代文學之外。於是,雅俗對峙轉到了小說內部,形成新文學和通俗文學兩大陣營。「五四」文學革命拿「黑幕派」和「鴛鴦蝴蝶派」來開刀,這些就都是通俗小說。其中「黑幕小說」污濁得很,沒有多少文學價值,「五四」當時對它的批判並不錯。但對鴛鴦蝴蝶派,否定得就太簡單了,把它說成封建的小市民文藝,連同它所採取的傳統形式都不理睬。這種簡單化的批判效果不好,最多縮小了它在知識分子圈中的市場,而對廣大市民爭讀鴛鴦蝴蝶派作品的情況則幾乎毫無影響,反而使「五四」新文學本身不能較快克服語言形式歐化的缺點。這樣,雅俗對峙在二十世紀就成為小說內部的事,成為嚴肅小說、高雅小說和通俗小說、商品化小說之間的抗衡。

  其實,從歷史上說,無論雅文學或者俗文學,都可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中國的《水滸傳》、《紅樓夢》,當初也曾被封建士大夫看作鄙俗的書,只是到現代才上升為文學史上的傑出經典。英國的狄更斯、司各特,法國的大仲馬,在十九世紀也都被認為是通俗小說作家。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鄧友梅率領作家代表團訪問法國,談到巴爾扎克在中國作家中的崇高聲望和巨大影響時,負責接待的法國主人還說:「原來中國作家對巴爾扎克這樣的通俗作家感興趣。」在法國當代作家看來,巴爾扎克是暢銷書作家,地位低於雨果。了解了這種狀況,新文學家就沒有理由看不起通俗文學,而通俗小說家也大可不必在新文學面前自慚形穢。通俗絕不等同於庸俗。嚴肅文學中,其實也有大量思想和藝術上比較平庸的作品。起決定作用的,歸根結底還是作家自身素養的高低、體驗的深淺和文學表現才能的不同。

  在文學史上長期以來的雅俗對峙中,高雅文學一般處於主導的地位。它逼得通俗文學吸取對方營養以提高自身的素質。但並不是說,高雅文學就不受到通俗文學的挑戰。這種挑戰,不但表現為通俗文學往往比高雅文學擁有更多的讀者,而且表現為通俗文學中有時也出現相當優秀的作品,其質量可能達到高雅作品的平均水平之上,甚至可與高雅文學中的優秀作品相抗衡。

  明清兩代的種種史料表明,當《三國演義》、《水滸傳》在長期說書和戲曲藝術的基礎上由羅貫中、施耐庵分別整理、加工、改定的時候,當《紅樓夢》最早的稿本開始流傳的時候,都曾出現人們爭相傳抄、洛陽為之紙貴的盛況,這就是挑戰。金聖嘆在明末清初就把《水滸傳》拿來和《莊子》、《史記》相比,而且親手將這本書以及他自己在書上的批語交給十歲的兒子閱讀,此種見地和膽識,當時真可謂驚世駭俗;這同樣也是挑戰。

  進入20
世紀,一方面,佔據主導地位的高雅小說對通俗小說保持著影響。

  這突出地表現在鴛鴦蝴蝶派文人密切注視新小說的發展並給予很高評價。有位署名「鳳兮」的鴛鴦蝴蝶派理論家,1921
年2 月至3
月間發表《我國現在之創作小說》,其中說:「魯迅先生《狂人日記》一篇,描寫中國禮教好行其吃人之德,發千載之覆,洗生民之冤,殆真為志意之創作小說,置之世界諸大小說家中,當無異議,在我國則唯一無二矣。」又說:「文化運動之軒然大波,新體之小說群起。..若葉楚傖之《牛》,陳衡哲之《老夫妻》,某君(適忘其名)之《一個兵的家》,均令人滿意者。」(1)他對胡適的《論短篇小說》也很推崇。鴛鴦蝴蝶派的秋山,還隨著新文學一起提倡寫社會小說。所以,張恨水這樣的小說家在二三十年代的出現以及抗戰爆發後終於靠攏新文學陣營,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這就是高雅文學的主導作用。

  另一方面,通俗小說也常常以自己的某種優勢向高雅小說挑戰。二十年代後半期和三十年代前半期的張恨水,他的小說成就和影響就遠過於當時那些嚴肅作家所寫的大眾文學作品(即使僅僅按「大眾化」的標準來衡量也是如此),更不要說他擁有讀者的廣泛了。據荊有麟、許欽文回憶,魯迅的母親就很喜歡讀李涵秋、張恨水的小說,讀得津津有味,手不釋卷。有一次,老太太聽到許欽文和一兩個年輕人在魯迅家裡談論《故鄉》這篇小說寫得怎麼怎麼好時,老太太不服氣地說:「有這麼好的小說嗎?你們拿來給我看看!」

  當時老太太還不知道「魯迅」就是她自己兒子的筆名,她帶起老花眼鏡,把《故鄉》讀了一遍,然後用紹興話搖著頭對幾個年輕人說:「嘸啥稀奇!嘸啥好看!這種事情在我們鄉下多得很!」讓在座的幾個年輕人聽了哈哈大笑,魯迅本人不插嘴,只在一旁靜聽微笑。(2)發生在魯迅家中的這場爭論很有意思,足以說明當時一些有成就的通俗小說掌握了多少讀者,並且培養了怎樣一種閱讀趣味(老太太用「稀奇」、「好看」做標準衡量小說,就是由通俗小說所培養的;至於老太太不以為然地說到的「這種事情多得很」,恰恰是嚴肅文學所說的「真實」或「概括性」)。

  再舉張愛玲的例子,同樣可以說明通俗文學怎樣在向嚴肅文學挑戰。現在我們都知道,張愛玲是四十年代湧現的有獨特成就的新文學作家。其實,恰恰是張愛玲,具有與眾不同的通俗文學的背景。除了西方文化和英國作家毛姆等人的小說外,她努力從中國通俗小說中吸取著營養。她不但熟讀《紅樓夢》等古典小說,甚至喜歡公開談論上海商業文化(海派文化)和通俗文學對她的影響。她說她「從小就是小報的忠實讀者」,愛讀張恨水的小說,還對上海書攤上的通俗小說《海上花列傳》、《歇浦潮》推崇備至。在給胡適的信中,張愛玲說,「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3)她十四歲仿照鴛鴦蝴蝶派的筆法寫成《摩登紅樓夢》;最早發表的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也刊登在鴛鴦蝴蝶派刊物《紫羅蘭》上;無怪乎最初人們幾乎一致地把她看作是海派通俗作家。認真閱讀她的作品,才真正體味到這位晚清士大夫文化最後一個傳人的骨子裡的古典筆墨趣味,以及這位上海灘上才女在感受方式與藝術表達方面的深刻的現代性。張愛玲完全自由地出入於高雅與通俗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達到了二者的溝通與交融:這正是她對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貢獻,同樣體現了通俗文學對高雅文學的挑戰。

  如果說辛亥之後鴛鴦蝴蝶派的崛起只被新文學家當做對立面,那麼,張恨水的出現,張愛玲的成就,這些挑戰似乎並沒有使新文學界有所清醒,使他們的傲慢姿態有所收斂。他們只看到通俗文學和高雅文學相互對峙以爭奪讀者甚至給新文學構成威脅的方面,而看不到通俗文學對新文學還有相互推動、相互促進的另一方面。雖然抗戰爆發以後為了動員群眾實現全民抗戰,新文學界也曾尋求通俗文學的支持,不少新文學家用通俗文藝的形式表現抗戰的內容,卻依然不曾改變居高臨下的態度。這時比較清醒的,似乎只有趙樹理。他真正看到了新文學存在的某種歐化傾向以及不能被農民群眾接受的弱點,因而企圖汲取通俗文學經驗創製一種新的小說使它能在農民中紮根。

  這就是以《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為代表的一條新的道路。他的小說,真正實現了農民化,是一種提高了的農民文學。人物是真正農民中的人物,語言、形式也是充分農民化的,連感情內容、審美情趣也浸透著來自農民的質樸、平易、幽默和樂觀氣息,使人讀後耳目為之一新。這對新文學界有所震動,使他們對通俗文學的態度有所反省。可惜,理論家們總喜歡搞模式化的東西,他們以為從趙樹理那裡一下子發現了文學普遍規律,可以使高雅文學與通俗文學合二為一,於是,趙樹理道路沒有被正確理解而走樣了,他文學營養、文學視野不夠寬廣的弱點反而被看成為優點,他的道路被抬高誇大成為「方向」(4),似乎所有作家都得普遍遵循,這就在實際上使文學單一化,使雅俗關係問題不能得到正確解決。

  事實上,高雅文學和通俗文學,只能是一種長期共存的關係,永遠不可能誰吃掉誰而形成一統天下。陳平原教授把文學上雅俗對峙比做「一場永遠難解難分的拔河比賽」,可說頗為貼切。確實,高雅小說和通俗小說,「雙方互有佔便宜的時候,但誰也別想把對方完全扳倒。」而小說藝術則正是在這場沒完沒了的拉鋸戰中悄悄地「移步變形」(5)。這原是一種正常現象。人為地幻想用某類作品既取代高雅文學又取代通俗文學,絕對行不通。即使像趙樹理這種很有新鮮氣息、很受農民歡迎的相當優秀的小說,也很難成為以它作準的一桿標尺,讓矮的拔高、高的鋸矮。五十年代之所以出現大批既不高雅也不通俗,只能說較為平庸的作品,理論指導上的失誤,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很贊成陳平原教授的這些見解。

  金庸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出現,意味著本世紀以來長期困擾著人們的雅俗對峙問題,從實踐上和認識上得到了較好的解決。金庸小說的成就,是吸取了「雅」、「俗」雙方的文學經驗因而又是超越「雅」、「俗」之上的。

  金庸小說在以下四方面的經驗,對中國文學的發展,都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第一,在創作觀念上,如果說嚴肅文學是「為了人生」、通俗小說是「供人消遣」的話,金庸小說把這兩方面統一了起來,既供人娛樂,又有益於人生。朱自清在四十年代曾經說過:「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飯後消遣,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6)這話出自二十多年前反對將文學當消遣的文學研究會作家之口,很值得玩味。可見文學的娛樂性功能並沒有理由否定。

  金庸又不止於這方面。他的小說同樣還有「為人生」的一面。金庸自己說:

  「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7)金庸小說雖然寫的是虛幻的武林世界,卻寫出了真切的現實人生,寫出了真實豐富的人性,顯示了作者獨立的犀利的批判的眼光。當五六十年代大陸相當一部分作家受到左傾政治觀念與庸俗文藝觀念的影響而失去獨立見解時,金庸的創作與新文學的意識形態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金庸保持了「為人生」與「供消遣」相統一的自由創作心態,既以自娛,復以娛人,無拘無束,馳騁想像,寫出了一系列富有藝術魅力,又有著思想寄寓的作品,活潑輕鬆而有時又令人沉重,讓人休息卻又啟人深思。魯迅歷來主張真正的文學要啟人之蒙,有益人生,又要令人愉悅,給人藝術享受,金庸的文藝觀可說與魯迅這樣的偉大作家根本上是相通的。

  第二,本世紀中國文學(包括嚴肅文學和一部分通俗文學在內)的主潮是寫實主義,這種文學感時憂國,關心現實,反映民間疾苦,有很大的長處,但也存在一種有的學者稱之為「單維」的現象——只有「國家、社會、歷史」

  之維,只有寫實主義之維,因而多少給人單調的感覺。有人曾開玩笑地說20世紀中國文學的特徵是「涕淚飄零」(劉紹銘語)。除魯迅等人的少數小說外,大量作品中斷了自《莊子》、屈賦、《山海經》、《西遊記》、《聊齋》以來的浪漫想像傳統,可以說和文學想像久違了。金庸小說在這方面有巨大的突破,他顯示了超凡的幾乎是天馬行空般的想像才能。金庸沒有到過大理,卻想像出了無量玉壁那樣奇幻的景色;金庸沒有去過新疆,卻想像出了玉峰宮殿那樣神異的去處。武功的創造,更是無奇不有。《書劍恩仇錄》開頭,就是陸高止發金針釘蒼蠅的場面;以後各部小說更有什麼「九陰白骨爪」,「玉女素心劍」,「降龍十八掌」,什麼「吸星大法」,「六脈神指」,乃至瑛姑的「泥鰍功」,楊過的「黯然銷魂掌」,等等,極盡想像之能事。《天龍八部》所寫的青年一代,幾乎每人都有一個獨特的身世之謎,這些謎相互錯綜,又交織成了整部小說極其複雜的人物關係網路,它們完全超出了人們的想像,使讀者如書中人段譽那樣感受到「霹靂一個接著一個」般的巨大震撼,這在金庸以外的其他作品中,我們能夠讀到嗎?《鹿鼎記》第三十二回,寫到在昆明附近的三聖庵中,聚會了古往今來第一大反賊(李自成),古往今來第一大漢奸(吳三桂),古往今來第一大美人(陳圓圓),古往今來第一武功大高手(九難,即長平公主),古往今來第一小滑頭(韋小寶),這想像更是大膽之極!這種想像的神奇,滿足了多少讀者的好奇心,構成金庸小說異乎尋常的魅力!

  第三,金庸小說堅持了傳統白話小說的形式和語言,而又有所改造和創新。劉再復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如果平心靜氣看20
世紀初文學的變革,就會看到,由於社會變化和外來文學影響,中國文學已逐步分裂為兩種不同的文學流向:一種是佔據舞台中心位置的「五四」文學革命催生的『新文學』;一種是保留中國文學傳統形式但富有新質的本土文學。新文學以啟蒙意識、外來文學的形式、歐化的白話文為其核心因素。它與此前文學的聯繫是次要的,充其量是某些作家採用了某些古代技法。它以前所未見的面貌出現於文學舞台,為那些贊同和傾向於『新思潮』的都市知識分子所認同,可以說新文學是表現這批活躍於都市的知識分子思想感情的。在新文學崛起的同時,另一種文學,即植根於古代文學悠長傳統的那部分文學也在發生緩慢的蛻變。它雖然不能像新文學那樣以耳目一新的形象示人,但文學史家戴著啟蒙意識的眼鏡,把它描繪成『封建文學』在清末民初的垂死沒落,是不合適的。我們姑且把這種文學命名為本土傳統的文學,它與新文學一起構成了20
世紀中國文學的兩大實在,或者說兩大流向。本土傳統的文學是在緩慢的積累中構造自己文學大廈的,在本世紀初有蘇曼殊、李伯元、劉鶚作為其代表,三四十年代則有張恨水、張愛玲等作家,而金庸則是直接承繼本土文學的傳統,並且在新的環境下集其大成,將它發揚光大。」(8)雖然新文學與此前文學的聯繫究竟如何,或許有待學術界深入討論,但從總體上說,我比較贊成這種看法。金庸武俠小說在本土傳統形式方面所作的貢獻,可以說完全適應了歷史的要求。早在四十年代,張恨水就多次提出過改造和弘揚章回小說的願望。他在《總答謝》一文中說:「我覺得章回小說,不儘是可遺棄的東西,不然,《紅樓》、《水滸》何以成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說有其缺點存在,但這個缺點,不是無可挽救的(挽救的當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說,雖一切前進,而文法上的組織,非習慣讀中國書、說中國話的普通民眾所能接受。正如雅頌之詩,高則高矣,美則美矣,而匹夫匹婦對之莫明其妙。我們沒有理由遺棄這一班人,..大家若都鄙棄章回小說而不為,讓這班人永遠去看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狀元、佳人後花園私訂終身的故事,拿筆桿的人,似乎要負一點責任。」(9)在另一篇文章《武俠小說在下層社會》中,張恨水又說,「中國下層社會,對於章回小說,能感到興趣的,第一是武俠小說,第二是神怪小說,第三是歷史小說。..中國下層社會裡的人物,他們的思想,始終有著模糊的英雄主義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俠故事所教訓的。這種教訓,有個極大的缺憾。第一,封建思想太濃,往往讓英雄變成奴才式的。第二,完全幻想,不切實際。第三,告訴人鬥爭方法,也有許多錯誤。自然,這裡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武俠小說,會教讀者反抗暴力,反抗貪污,並且告訴被壓迫者聯合一致,犧牲小我。」在張恨水看來,「二三百年的武俠小說執筆人若有今日先進文藝家的思想,我敢誇大一點,那會賽過許多平民讀本的能力。可惜是恰站在反面。」(10)張恨水呼籲有「先進思想」的新文學家,不要拋棄中國的「普通民眾」,不要拋棄本土的章回體小說形式和傳統的白話語言,這表明他很有卓見。歷史的發展與這類見解若合符節。就在張恨水發出呼籲十年之後,金庸在香港出現了,而且他正是抓住了章回體中影響最大的武俠小說這個類型,作了出色的實驗,證明張恨水之言絕非虛妄。金庸對本土傳統小說形式的繼承和革新,既是用精英文化改造俗文學的成功,又是以俗文學的經驗對新文學的偏見作了最切實的糾正。這確實具有「存亡繼絕」的重大意義。

  在小說語言上,金庸吸取新文學的某些長處,卻又力避不少新文學作品語言的「惡性歐化」之弊。他紮根於本土傳統文學中,較多承繼了宋元以來傳統白話文乃至淺近文言的特點,形成了一個新鮮活潑、乾淨利索、富有表現力、相當優美而又親切自然的語言寶庫。金庸小說語言是「本土文學作家中交出的最好一份答卷」(11);或如李陀先生所說,金庸使傳統白話文得以「起死回生」(12)。劉紹銘、黃維樑先生早在十年前就不約而同地提出金庸小說可用作海外華裔青年學中文的教本(13),足見學者們對金庸小說語言成就的高度重視。

  第四,歷史上的高雅文學和通俗文學,原本各有自己的讀者,簡直涇渭分明。但金庸小說卻根本衝破了這種河水不犯井水的界限。他借用武俠這一通俗作品類型,出人意外地創造出一種文化學術品位很高的小說境界,實現了真正的雅俗共賞。金庸作品中包含的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不但為廣大通俗作品所望塵莫及,而且也遠遠超過了許多嚴肅小說。金庸筆下的武技較量,固然能傳達出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就連陳圓圓為一字不識的韋小寶彈唱吳梅村《圓圓曲》這個作者忽發奇想的情節,又包容了多少歷史興衰與個人際遇的滄桑之感。可以說,金庸是一位深得中華文化神髓的作家。他在法國被稱為「中國的大仲馬」。其實,如果按照作家本人對各自民族文化的理解程度以及小說創作所獲得的綜合成就而言,我個人以為,金庸恐怕已超越了大仲馬。他在文學史上的實際地位,應該介乎大仲馬與雨果之間的。

  注釋

  (1)1921
年2 月27 日至3 月6 日《申報·自由談》連載。

  (2)參閱荊有麟《魯迅回憶斷片》第一節《母親的影響》,上海雜誌公司1943 年11
月出版。

  (3)轉引自胡適《致張愛玲》(1955 年1 月25 日),見張愛玲《張看》, 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
年版。

  (4)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載1947 年8 月10
日《人民日報》。

  (5)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274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出版。

  (6)朱自清:《論嚴肅》,收入論文集《標準與尺度》,亦見河北教育出版社《朱自清選集》第1 卷1989 年12 月版第437
頁。

  (7)王力行:《新辟文學一戶牖》,收入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 年10 月初版的《諸子百家看金庸》(五),第71
頁。

  (8)(11)劉再復:《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載香港《明報月刊》1998 年8
月號。

  (9)張恨水:《總答謝——並自我檢討》,載1944 年5 月20—22
日重慶《新民報》。

  (10)張恨水:《武俠小說在下層社會》,載1945 年7 月11
日《新華日報》。

  (12)李陀:《金庸寫作中的「言」和「文」》。

  (13)參閱劉紹銘《金庸小說與僑教》、黃維樑《童蒙可讀此而學文——

  金庸武俠小說語言的抽樣分析》二文,收入香港明河社出版的《武俠小說論卷》上、下卷,1998
年5 月初版。


我水平有限(事實上是十分有限),評不了金老爺子,但是我想弱弱的提醒諸位注意兩點。

第一,金庸先生的主要作品是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屬於通俗文學。

第二,在世界文學名著的殿堂里,通俗文學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不管怎樣評價金庸先生的作品,你可以拿他跟古龍對比,跟梁羽生對比,跟倪匡對比,跟三言兩拍跟聊齋志異跟封神演義甚至跟水滸傳對比,都沒關係。

但是,你把一部通俗武俠小說拉出來跟魯迅的社會諷刺小說比人文深度,這不是耍流氓嘛,你怎麼不讓安徒生跟李白比漢語言韻律呢。


武俠是傳奇文學,什麼是傳奇?一個少年受仇人追殺,跌落山崖,正常情況就死了就完了嘛,結果沒死,不僅沒死,還發現個山洞,裡面有隻猴子,叭唧掏出本兒密集,說你練,於是煉成絕世武功無敵於天下。這就是傳奇。

你說這個太過神奇,降低了作品的人文深度,那麼ok,小秀才牡丹亭下夢女鬼,最後喜結良緣,神不神奇?賣油郎苦苦攢下十兩銀子去嫖娼,撿回來個富家千金,神不神奇?小孩生下來長了個小豬尾巴,神不神奇?死去的公主被王子親了一下,活了,我的天啊,這麼神奇嗎。

文學作品有反應世間苦難的,就有滿足人類幻想的。牡丹亭,三言二拍,百年孤獨,格林童話,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很多名著寫的都特別神奇。

最後,有首詩放在這裡我覺得特別應景兒。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唐 杜甫


文學體裁的出現總是伴隨著主流文學價值觀的偏見。
宋詞出現的時候被認為雖然稍有雅緻但不能登大雅之堂,
元曲出現的時候被認為雖有深意但仍是梨園戲子的小把戲。
明清小說出現的時候仍然被儒林主流認為是狗肉雖香但上不得酒席。
金庸的小說的成就在今天仍然因為使用武俠的設定而被嚴重低估了。


講真,大家都不要空口說白話嘛,都說文學界低看了他,那就直接看看文學界對金庸的評價不就知道嘍——

孔范今 主編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那個篇幅最長的答案,是很有道理,但也很有歪理啊——搞得好像文學界因為金庸寫得太好而打壓他似的。


反對王威以及林鴻雪的回答。

只想看我的觀點,不想看我反駁的朋友,直接看分割線之後的部分就行啦。


林鴻雪原文:「金庸小說缺乏直面人生無解困境的勇氣。什麼是二難無解的人生困境?悲劇設置是靠人物間立場、價值觀、人生理念的不同差異造成的真實激烈的矛盾衝突,不管怎麼選擇,都會犧牲其中一方,而兩方都是自己所重視的,這是兩難的無解的人生困境,非常之真實深刻,很有現實人生的味道。人生總是會遇到讓人不得不做出二難無解抉擇的時候,這是真實的人生困局,我們無法迴避。二難抉擇只要做出選擇就會犧牲一方,會讓人物道德上蒙上污點,因此很多作品都是採取迴避的態度」

所謂「金庸的作品缺乏直面人生的困境的勇氣」的論調,請問,《阿q正傳》和《邊城》直面了什麼人生的困境?是誰說文學的評判標準是「作品裡的人物需要有直面人生的困境的勇氣」的?退一萬步講,就算這是文學的評判標準,難道金庸的作品裡真的沒有嗎?郭靖刺殺拖雷,這難道不是仁與義之間的困境?令狐沖無視生命威脅,拒絕任我行加入日月神教的要求,這難道不是在自由和生命之間的人生困境?《連城訣》里花鐵干在雪谷中的選擇,難道不是生命與道德準則之間的人生困境?

此外,這個林鴻雪同學還提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論點,比如缺月梧桐、江山如此多嬌描寫的江湖比金庸黑暗,所以他們比金庸好,我真的給跪了,是誰說文學的評判標準是看江湖黑暗不黑暗的?
他還說」金庸主角多消極,不夠積極進取「、」金庸小說豬腳大多才華平庸,反而女主角精明強幹「,我想問的是,你在哪裡看到這些是文學的評判標準的?你說的這些與金庸作品有沒有文學價值沒有半點關係,這些只能說明你個人不喜歡金庸的作品。要按照這位林鴻雪同學的觀點,那《巴黎聖母院》的卡西莫多還是個醜八怪,你是不是也要以此批判雨果了?
下面這個回答真的太精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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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爽
鏈接:uestion/20159459/answer/81832296
來源:知乎

這個題主有夠陰險。。。眼睜睜看著下面的答案變成一群試圖力證自己已經成熟/高雅/脫離了低級趣味/「你們看我多牛逼」的人抱起團來歃血誓師,對金老口誅筆伐。
誠然,金老比不上那些大師巨匠,但拿缺月梧桐之流來討伐他,是不是幽默細胞癌變的結果?「

王威原文:「在民國時代,很多人以為還珠樓主同學的文學水平很高,以為張恨水同學的文學水平很高。」

第一句話就開始扯淡了,咱稍微靠點譜會死?民國時期張恨水和還珠樓主也只是受大眾歡迎,主流學界對於張恨水和還珠樓主可沒什麼好話。

金庸小說給主人公所製造的磨難都是飛來橫禍的模式。為了所謂的戲劇效果而犧牲了人物的真實性,扭曲了人物的自然選擇。
又扯淡了。以射鵰英雄傳為例,開頭時,郭楊兩家的飛來橫禍難道是所謂的「為了所謂的戲劇效果而犧牲了人物的真實性,扭曲了人物的自然選擇」?並不是,他們的悲劇是時代造成的,宋朝的時候遭到金朝的入侵,家國難保,郭楊兩家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如果郭楊兩家的遭遇放到和平時代,那就確實很假了。

王威原文:「小說之為小說,是因為創造了一個新世界。
而小說的作者,則是創世者,造物主,是無須藉助所謂中國文化來延展審判權的。
但凡藉助,多半是因為心力不足。


心力足的同學,比如撰寫《三體》大劉,是根本不需要多談中國古老的文化,莫言的小說,也不講這些東西的。
偉大的小說,必須承擔中國文化現代性這一責任,更新以全新的人文價值觀,而不是停留在昔日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中不可自拔。」
這段評價說明這個王威簡直太厲害了,睜著眼睛說瞎話都能這麼理直氣壯。莫言寫作的世界是真正根植於歷史和現實的,也即他所說的「藉助中國文化」。莫言小說的世界,在中國歷史上本身就存在,例如《天堂蒜薹之歌》就是對現實的記錄,其他作品亦是這樣,都是表現歷史或者現實的。莫言的作品符合他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的演講——我只是個講故事的人。莫言是個講故事的高手,他把歷史上或者當下的故事通過自己的筆記錄了下來。莫言沒有創造一個世界,而是記錄了一個世界。
劉慈欣相比莫言,確實創造了自己的世界,畢竟科幻小說也是通俗幻想小說中的一種,如果沒能創造自己的世界,那麼很難成功。但是儘管如此,劉慈欣創造的世界還是比不了金庸,劉慈欣筆下的未來畢竟還是現實的延伸,裡面到處有現實的影子。
而金庸筆下的世界才是他自己創造的,在金庸之前,我們看武俠只是一笑而過,我們絕不相信歷史上真的有那些奇妙的武功。直到金庸的作品的橫空出世。看金庸的作品,理智告訴我們,郭靖黃蓉喬峰那些人,降龍十八掌打狗棒法這些武功,其實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但是我們的情感卻讓我們接受了這些人的存在。金庸作品的一些概念已經成為了我國文化的一部分,提到這些概念基本人盡皆知,例如「笑傲江湖」、「東方不敗」、「華山論劍」、「獨孤求敗」、「韋小寶」、「滅絕師太」,這正說明了金庸世界的真實性與金庸的巨大影響力。金庸通過中國文化,創造了一個金庸世界。

王威原文:「以《鹿鼎記》而論,韋小寶明顯比阿q鮮活,但是為什麼文學成就就不高呢?
說到底,還是意思淺了,而且也被大量韋小寶式的功成名就給沖淡。
要知道,魯迅筆下的阿q可是處處倒霉。而韋小寶可是處處如魚得水。

這就是深度的區別。魯迅直面了人類生存的困境。而金庸卻將這些困境輕描淡寫化了。」
恰恰相反,韋小寶功成名就更加表現出了金庸對中國文化的反思。如果把韋小寶寫得和阿Q那樣人生失敗,反而是敗筆。
身居高位的,往往都具有韋小寶身上的一些特點,韋小寶這樣自私、圓滑、狡詐、厚黑、深諳官場規則的人,獲得世俗上的成功,這才真實,硬要把韋小寶這種性格的人寫的失敗,反而虛偽。
韋小寶的形象表明金庸已經從早期的「成年人的童話」,轉向描摹現實和反思文化了。為什麼韋小寶這樣一個人能夠青雲直上呢?我們的社會、文化到底有什麼問題?金庸和魯迅一樣,探討了文化的困境。

王威原文「ps:金庸也有我非常不喜歡的地方,就是他筆下所有的女性。這幾乎是他小說人物塑造中的最大失敗了。」

我只能呵呵了,金庸筆下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正是金庸作品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金庸筆下的女性,有雙兒那樣溫婉的傳統女性,也有霍青桐那樣獨立的、充滿現代特點的女性。從小說的角度講,古代的女性本來就是黃蓉那樣的居多,如果古代的女性,充滿了女權意識,那這個人物真實嗎?
況且,金庸筆下固然有很多傳統的女性,比如雙兒,但同樣也有獨立自主、有自己理想、性格的女性。比如黃蓉霍青桐等人。很多人只看到了黃蓉與郭靖的夫唱婦隨,卻沒看到郭靖性格的形成其實受了黃蓉的影響,是黃蓉教郭靖朗誦先賢的詩詞(辛棄疾岳飛),是黃蓉告訴他忠孝仁義。他們兩個人本來就是相互影響的。
很多人說金庸筆下的女性都依賴、喜歡男性,所以金庸筆下的女性不獨立不具有現代精神。這些人選擇性地無視了金庸筆下的男性同樣依賴女性:令狐沖對岳靈珊的愛戀、楊過對小龍女的依戀、胡斐之於袁紫衣、袁承志之於溫青青、游坦之之於阿紫等等,按照那些人的邏輯,金庸這樣寫是不是也可以說金庸不尊重男性?游坦之為了阿紫願意去死,豈有此理,這不是不尊重男性這是什麼?

難道非要描寫一個女人當大官、大將軍,當江湖幫派的頭領,而她的男人在家相夫教子這樣才叫尊重女性嗎?真這樣寫,那麼金庸寫的就是玄幻小說了,因為中國古代的社會不可能是這樣子的。如果非要說不尊重女性,在鹿鼎記當中確實有一些內容不尊重女性,但鹿鼎記是一部特殊的小說,難以代表金庸的全部作品。
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王威同學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評論一部文學作品,必須掌握批評的標準。文學評論的標準有政治標準、思想標準、歷史標準、社會標準、藝術標準、美學標準等等。用不同的標準來評論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例如本朝太祖曾經就文藝批評說過:「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 太祖是政治家,以他的立場,要求首先用政治標準來評判文學作品,我們很容易理解。
而王威同學很明顯是用思想標準來批評金庸的作品,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按思想標準評判一部文學作品,我還說水滸傳不尊重女人呢,難道這樣就能說水滸傳不是優秀的文學作品?本朝太祖是政治家,所以傾向於用政治標準,我不知道王威同學是法學家呢還是教育家?

看了王威同學的評價,我想說,您能靠點譜嗎?批評金庸就切實地指出金庸是情節、人物塑造、文筆、小說架構還是思想方面的不好,不要通篇都用玄之又玄的理論講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我想問你的是,你讀過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嗎?
看文學作品有沒有價值,最根本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能否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在時間面前,所有專家學者都是紙老虎。真正的文學作品,從來都不缺少讀者。
金庸的作品已經六十多年了,還是經久不衰。我不知道金庸的小說能傳世多久,但我可以肯定的是,等王威同學您死了,金庸的作品也會依然有巨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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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的說,評判一部作品,政治標準或者思想標準、歷史標準等等都是次要的,藝術標準和美學標準才是第一位的。用政治的角度或者思想的角度評判文學作品,只能取悅特定時代的評價標準,儘管有一定的意義,但往往不一定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例如我國曾經的那些「紅色文學」,現在大多堙沒在時間當中了。而藝術標準和美學標準,則具有超越時代的特性。

從藝術標準和美學標準來看,金庸稱得上是一個優秀的小說家。
當前主流學界對於金庸的肯定,大多從「思想性」肯定金庸的作品,即肯定金庸的小說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認為金庸小說的成就主要在於生動地弘揚傳統知識,科普了中國文化,有文以載道的優點。雖然這是對金庸小說的一種認同,但任何一位享受到金庸小說之樂趣的讀者都會明白,金庸小說的真正迷人之處,在於它提供給你一種賞心悅目的享受,在這裡,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揚遠比單純的思想啟蒙更迷人,審美興奮淹沒了接受知識的樂趣。
金庸世界的最大魅力在於,它不僅擁有一個建立在表層的故事鏈上的深刻的思想天地,同時還擁有一個被包裹在深層的主題曲里的真摯的情感空間。這才是金庸先生的「寫意大手筆」。

金庸作品的藝術價值和美學價值主要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個在於栩栩如生的人物,這個不多說,想必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喬峰阿朱、令狐沖、張無忌趙敏、韋小寶、獨孤求敗這些形象都已經是深入人心了,不再贅言。

第二個原因則是跌宕起伏的故事。
引用諾貝爾獎獲得者賽珍珠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的話:「恰恰是中國小說而不是美國小說決定了我在寫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說知識,關於怎樣敘述故事和怎樣寫故事,都是在中國學到的。今天不承認這點,就是忘恩負義。中國小說對西方小說和西方小說家來說具有啟發意義。我指的是地道的中國小說,而不是指那種雜牌產品,即現代中國作家所寫的那些小說,這些作家過多地受到了外國的影響,而對他們自己國家的文化財富卻相當無知。」
金庸的作品正是賽珍珠所說的地道的中國小說,而非雜牌產品。金庸的小說創作,吸收了很多西方文學的特點,比如郭靖黃蓉密室療傷的片段模仿了西方戲劇的特點、黃蓉鐵槍廟中殺死楊康那一回明顯模仿了西方推理小說的寫作方式、金庸特別喜歡用人物口述回憶的形式描述情節,創造活潑和緊張的感覺,比如梅超風的回憶、溫儀回憶金蛇郎君、儀琳回憶令狐沖。這一方面是電影劇本是寫法,另一方面也來自於西方文學(特別是俄國文學)的傳統。金庸對於各種文學的借鑒讓人佩服。

但是,金庸小說本質上繼承了傳統文學的寫作手法與傳統文化,這才是金庸長盛不衰的原因。關於這點就不多贅述了,看過金庸小說的自然明白。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個作家可以傳承本國的文化財富,實在讓人佩服,金庸比當代某些只會崇洋媚外的文人不知道高了多少。

第三個方面,是同樣重要的一個方面,卻往往為人所忽略,這就是金庸文字的古典韻味。

當代作家裡,只有少數作家的文筆具有中國文字的古典美,金庸是其中的一個。

魯迅冷峻如刀,沈從文汪曾祺充滿了詩意的美,老舍王朔的京味兒,余華的冷冽,這些作家各有特點,寫作手法也都爐火純青,但他們都缺乏中國傳統文學的味道,這是他們雖然成為經典,但比不上金庸讀者那麼多的原因。金庸的作品,是被埋葬的傳統文學的輓歌。當代作家裡,太少有像金庸這樣,文字樸實無華,洗鍊而傳神,繼承了中國文學的古典美的作家。

從某種程度上講,魯迅矛盾那一代人的全盤西化運動,固然有進步意義,但也割裂了和傳統文學的聯繫,古典文學的韻味在當代作家的作品裡很難看到(沈從文等少數作家例外)。上面有朋友評價現代文學有些讀起來就像翻譯的外國小說,大抵如此了。
跌宕起伏的情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擴大了了金庸作品的廣度,這是他的作品三教九流的人都喜歡的原因。金庸作品裡承載的中國文化和作品裡表現出來的文字古典美,提高了金庸作品的高度,這是許多文青和高級知識分子都喜歡金庸的原因。


之所以寫這麼多,是因為看到很多人對金庸的苛責,忍不住為金庸鳴不平。每一部文學作品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金庸亦然。

水滸傳72回之後質量明顯不如前面的部分,按照現在的話講,就是爛尾了;三國演義人物性格缺乏變化,性格特徵雖然突出,但是臉譜化嚴重;西遊記情節重複很嚴重(抓唐僧、打妖怪);紅樓夢有部分邏輯bug,如巧姐的年齡,以及結尾不夠好;其他近現代的作家就更不用多說了,要找缺點可以找一大把。

為什麼你們可以對其他作家這麼寬容,而對金庸卻要用最苛刻的標準、最扭曲的角度呢?金庸一定要每一個方面都比別的作家好才算高明?

每每看到有人說,某個作家更能引起我的共鳴,所以金庸垃圾;某科幻小說想像之宏大金庸遠遠不及,所以金庸垃圾;某新武俠扛鼎之作寫出了人道、天道,思想性完爆金庸,金庸垃圾;甚至缺月梧桐也比金庸好,缺月梧桐表現的江湖的黑暗金庸比不上,所以金庸垃圾。。。。我就忍不住被氣笑了,能別這麼無恥嗎?別的作品在某方面寫的稍微有點水平,就大言不慚地說金庸這方面不如這部作品,所以金庸不過如此,怎麼一個個都和王威一樣那麼喜歡以偏概全呢?有本事一個一個比,全方位的比,從人物塑造、文筆、情節、整體架構、小說環境的描繪這些方面一個一個比,看你說的那些作品到底有沒有比金庸好。

我也想說,詹姆斯籃板比喬丹多,科比三分比喬丹准,奧尼爾小勾手比喬丹有威脅,魔術師組織比喬丹好,歐文運球比喬丹華麗。但這些可以證明喬丹不如上述那些人嗎?

不吐不快。

那麼,金庸又為何受到這麼多人的批評呢?其中甚至不乏李敖王朔這種有一定地位的作家。

首先,金庸商業上的成功和擁有的讀者數量遠遠甩開了其他作家,從讀者數量、作品銷量和版權收入看,別說是傳統作家,即使是今天最受追捧的網路作家,比之金庸也遠遠不及。(金庸有的是讀者願意掏錢購買他的作品閱讀、收藏,而網路小說看盜版比通過正規網站看的人多得多,願意購買紙質書籍的就更少了。而且網路小說作者往往都是紅幾年,然後沒了)。這種成功讓某些人眼紅並不奇怪。

(PS,2016年作家富豪榜,四五十年沒寫作的金庸,以850萬的收入排名第17名。郭敬明說:我兩年沒寫作了,掉到20名很正常。金庸:呵呵)

王朔李敖等人,對於網路作家受到追捧,往往可以一笑而過,可以用那高人一等的自尊心鄙視網路文學,認為這些網路小說粗俗淺薄,終究成不了氣候,只能流行一時,難以傳諸後世。而金庸,則戳到了王朔這些文人的痛處。

金庸的作品的創作時間為1955----------1972。以奠定金庸地位的《射鵰英雄傳》寫作時間1958年開始算起,金庸的作品已經58年了。半個多世紀了,金庸沒有像普通的通俗文學那樣被時間大浪淘沙地淘汰掉,反而不論是讀者還是專業人士的評價都越來越高。以我國最大的期刊資料庫中國知網為例,輸入「水滸傳」,可以查到84405篇論文,輸入莫言查到53747篇,輸入王朔查到32368篇,輸入金庸查到47157篇,可以明顯看出金庸的文學價值正在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肯定。

這種奇怪的狀況是王朔這一代經歷過十年浩劫,對於傳統文化完全否定的人難以理解的,他們這一代人,生活經歷是精彩、奇特,也是扭曲的。他們很難感受到仁義禮智信、順應自然、兼愛非攻這些傳統文化的魅力,對於傳統文學和文化的態度也大多陌生甚至排斥,他們推崇的是西方作家的寫作方式,他們對於意識流、現代主義這些概念了如指掌,也進行了諸多模仿,卻對自己國家的文化財富棄之如屣。(我指的並非全部作家,而是部分)

與之對應的,金庸生於1924年,很幸運的趕上了傳統文化還有一定影響的年代,處在那個時代,金庸對於傳統文化和傳統文學的理解是王朔等人難以比擬的。

例如金庸作品裡有很多地方描述了「信」,南海鱷神武功比段譽高,與段譽打賭輸了,就乖乖認輸,雖然經常嚷嚷著要偷偷把段譽的腦袋剪了,但見了面還是叫段譽師傅;歐陽鋒對於不信守諾言也會感到恥辱;對於這些內容,那些經歷過對傳統文化全盤否定的人肯定是難以理解的,以為金庸在瞎寫,這樣寫「違背了人性」什麼的,殊不知我國古代的人本來就很重信義,商人自不必說,即使沒有紙面契約,大家也不會賴賬,那些受到儒學教育的人更加重視這個「信」字。而在今天,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盛行,即使有簽合同,賴賬的也多得是,做事只看利益不講信義,因此,王朔這些當代作家不理解金庸的作品也就很正常了。

論對傳統文化的了解,當代作家能與金庸相比的寥寥無幾。況且金庸本人博學多才,又經歷了軍閥混戰、抗戰、內戰、文革、冷戰等上個世紀影響最大的一些事件,人生閱歷之豐富,比起一些只會打砸搶燒的紅衛兵牛逼多了。

金庸的作品融入了他的寫作天賦、文化素養、知識水平和人生閱歷,因此,即使是武俠小說局限性這麼大的題材,金庸也憑自己的天賦、才華和勤奮達到了別人難以想像的高度。以往,武俠小說都是不入流的,寫得再好也只是流行一時。但是金庸顛覆了這個規律。


在王朔等人看來,武俠小說就該是地攤文學,有那麼多人看已經是罪惡了,還獲得那麼大的認同,那就更令人憎惡了。因此在王朔批評金庸的那篇文章里,金庸不僅一無是處,甚至是十惡不赦,也就不足為奇了。

歸根到底,金庸之所以不受到認同,根本原因還是他寫的是武俠小說,自古以來,我國的文學都有按照題材或者體裁評判高下的毛病。宋代之前,宋詞只是「詩餘」,上不了檯面;明清之際,小說只是市井文學,日常消遣之物罷了,稱不上文學;到了民國時期,小說開始得到承認,但是武俠小說、推理小說又被稱為通俗文學了,一些所謂的嚴肅文學作家又可以堂而皇之地秀優越了。

所謂的專家學者往往都是固執而偏狹的,很少有人敢於跳出時代的標準。當一個新奇的事物挑戰了他們原先的認知的時候,他們往往會不去思考這個事物的價值,而是按照思維定勢直接否定他。


殊不知,題材體裁併不能限制優秀文學家的發揮。正如廚藝,一般的廚師,需要好的材料才能烹制出美食;而優秀的廚師,豆腐青菜也能做成山珍海味。而且這樣更考驗功底。


金庸錯就錯在他寫的太好了,讀者太喜歡他的小說了。那些所謂的文化人,當然要攻擊他。那些文化人不攻擊古龍梁羽生,甚至古梁二人還受到頗多讚譽,難道是因為他們兩個寫的比金庸好嗎?顯然不是,我想更多的原因是他們兩個固然優秀,但他們的作品至少還在那些所謂文化人的認知範圍,他們可以高高在上的對著古龍梁羽生評頭論足,點頭撫須略作矜持地評價:「嗯,古龍梁羽生雖然沒什麼文學價值,但日常消遣的時候,還是可堪一看的」。在古龍梁羽生身上,他們還而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優越感。而金庸的作品已經超出他們的想像了,受到攻擊也不足為奇。

說了這麼多,我想說的是,金庸是個優秀的小說家,寫作技巧一流,當代作家中能與之相比的人屈指可數。同時他的缺點也很明顯,比如過多地通過巧合來推動情節、邏輯不夠嚴謹,有明顯的bug,以及歷史事件的錯誤等。但是瑕不掩瑜,這些缺點並不能掩蓋他作品的閃光之處。

由於題材和寫作動機(金庸寫武俠只是副業,專業辦報紙)的原因,金庸與曹雪芹、莎士比亞這些作家相比稱不上偉大,但不失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家。


當前學界對金庸的評價明顯有失公允,金庸現在在主流學界的地位,有點類似於西遊三國水滸在明清時候的地位,民眾喜歡,而主流學者儘管承認他寫作技巧的獨到之處,但還是按照傳統的觀點——以題材論高下,認為這些作品很「俗」,難登大雅之堂。

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流逝,金庸會得到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金庸算不上偉大,但他是一個優秀的、有自己獨特風格和地位的小說家,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塊重要的拼圖,過分抹黑或者神化他,都是不恰當的。


插入一張莫言和金庸的合影。莫言這是在要簽名?在金庸面前,莫言也成了小公舉。

附上莫言對金庸的評價:

莫言:文學是一個豐富的概念,我們過去老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文學領域就應該這樣。金庸的武俠小說,我覺得都是文學的重要的門類,他們有大量的讀者,他就他獨特的價值,很難說好不好,也不能說這個文學比他的文學高,既然有讀者喜歡他,就有價值。而且我也很喜歡金庸的小說,他裡面有很多技巧是值得我學習的,那些把金庸貶的很低的人,實際上他未必不喜歡金庸,現在尤其在網路上的話不能當真,很多作家說的話也不能當真。(指王朔?)

最後附上一首不知道誰創作的關於郭襄的詩共賞:


我走過山時,

山不說話,

我路過海時,

海不說話,

小毛驢滴滴答答,倚天劍陪我走天涯.
人人都說我愛著楊過大俠,才在峨嵋山上出了家,
其實我只是愛上了峨眉山上的的雲和霞,

像極了十六歲那年的煙花.

看完記得點贊~


這貼太久,我都不知是否該去回答
只是我一點個人觀點
金庸之於文學,猶似東邪之於武林。
上有王重陽卻僅是寥寥,百年難得。這王重陽就像蘭陵笑笑生之於中國,莎士比亞之於英國,雖然偉大,卻百年難得
中有五絕,與之相仿,卻不勝不敗。像狄更斯,大仲馬,如張公子所言。 也許有及得他的,卻也不能勝他。

然而有一點卻又比其他五絕更為優秀,金庸天文地理,歷史音律,無所不包無所不容。
黃老邪雜百家有所成,皆為大師技藝。其他五絕,可是比不上的


我覺得,評價一個作家,沒那麼難,不用扯那麼多理論。有一條足矣:講的是不是人話?

人話?別急,容某慢慢道來?

一切文學都是人學。不反映人的情感、不契合人對美的追求的作品,都是垃圾。反之,則是好作品。說得再大白話一點是,寫出來有沒有人看。

以有沒有人看來作標準,很多人又要打我臉。比如說:郭小四啊,瓊瑤啊。因此上面的標準還要再細化一下就是,當時有沒有人看,過三五二十年有沒有人看。

如果是,這樣的作品就算不是經典,起碼也是優秀級別了。

如果過了百年千年仍有人看,那就是經典了。

金庸的作品出來幾十年一直長盛不衰,電視劇拍了一版又一版,不是沒有原因的。

其魅力到底何在?

有跌斷起伏的情節,有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還有一個高明的地方在於,金庸能把這些刀光劍影的成人童話置身於歷史大環境中,並上升為一種俠的文化,確實並無二人。

分分鐘契合小說的三要素:人物、情節、環境,並且,分分鐘做得很棒了。

但是,金庸成也武俠,敗也武俠。武俠大大促進作品的傳播,但打上武俠的標籤,便難登學院派的大雅之堂。學院派的教授們怎麼看得起下里巴人的東西呢?於是有了知乎上本題答案中這樣的爭吵。

你看,知乎上,經常能見到有人提問題討論:趙敏怎麼會看上張無忌?趙敏和黃蓉比較?金庸起名藝術如何如何?……一干張公子這樣的大V在這裡談笑風生,卻沒見人提問:紫薇怎麼會看上爾康,紫薇與晴兒比較?

無他,金庸的小說寫得好唄。


謝邀。

之前答過類似問題了。直接摘。

以下以金庸三聯版為準。

金庸純「講故事」的通俗小說成就,如《射鵰三部曲》,至少不下司各特之於英國、大仲馬之於法國。考慮到大仲馬無可爭議的大師地位,金庸的大師地位毋庸置疑。
而另外三部,我認為完全可以當作「文學作品」,超出「講故事的通俗小說」。即:
《天龍八部》被夏濟安、陳世驤兩位先生盛讚,認為有悲天憫人的古希臘悲劇色彩。這兩位先生都算學術宗師,眼光品味遠在我之上。
《笑傲江湖》作為政治寓言的偉大小說,個人認為品第甚高,歷史地位至少不該低於《鏡花緣》。
《鹿鼎記》對中國武俠作用,大可以當做《堂吉訶德》之於騎士小說。


金庸在傳統敘述方面,華麗多樣。比如《射鵰》里密室療傷一段,純是希臘劇格局。其故事講述技巧絕對大師級。然後文本中的文化意味,比如詩詞、器物、書法、政治、音樂等,繁雜多樣。丹納說佛蘭德斯只有一個魯本斯,一如英國只有一個莎士比亞。在故事的廣闊時空方面,金庸是史詩級的。雖無法作為《金瓶梅》級別的歷史風俗劇,但單把他作為一個「時代劇作者」,也可以是馬洛級的——哪怕夠不上莎士比亞吧。


故此,我傾向於認為,金庸之於中國,至少不下於大仲馬之於法國,甚至可以推到狄更斯之於英國的地位。《天》《笑》《鹿》和《射鵰》單拿出來,哪怕不能說齊平四大名著,至少可以壓倒《兒女英雄傳》、《鏡花緣》、《海上花》、《三言》這一流作品。論結構,金庸的相當一部分小說可以壓服《儒林外史》(其實等於短篇小說串聯)及以下級作品。


簡單來說,就是很多人都有豐富的想像力,但是更多的人沒辦法找到一種方式去很好的向世人展現這種想像力,所以有的人選擇了畫畫,有的人選擇了拍電影,有的人只能自己YY,而金庸,就選擇了寫出來~
你試試,想像一個畫面,然後用文字寫的繪聲繪色,很難吧?


虐龍應台之流綽綽有餘


不太懂很深奧的東西,只是自己在看笑傲江湖時,儀琳在開頭講述和令狐沖發生的故事的時候情節好美,語言好美


金庸的東西時代背景感很強~大多作品都有給人一些大氣磅礴的感覺。感覺文學造詣還是挺好的。


一流作家講故事
二流作家抒情
三流作家講道理

金庸先生的故事,講的極好。


金庸的文學造詣,真沒有他的「投機取巧」高明。

你不妨聽我說,這裡投機取巧是褒是貶,看完再來判我的罪。

我擬出名字,《網紅金庸,十多年堅持直播救活武俠》

笑看他的投機取巧,間帶他的文學造詣。

單拎一個「金」,就摸透了查良鏞的玄機,「營銷」武俠小說隨隨便便也是大賺特賺,這點實惠別人視而不見,他可勢在必得。

「老子要將武俠搞出個金山銀山,看呆你們這些瞎眼佬。」

為何自信?

俠客、清官、明君,從來都是中國人的三個夢。皇帝遙不可及,清官兩袖清風,俠客百般武藝,民眾全都指望不上,唯有指望武俠小說。

那裡有夢,是整個中華民族特有的夢。

查良鏞門兒清,只要把夢續上了,金是源源不斷的。

而當時的武俠太操蛋,根本沒走上市場這條路子,他要利用一手「藍翔」的挖掘技術來打通任督二脈,投其口味的挖掘,至死方休的營銷。

改名金庸,金閃閃的網紅應運而生,他的直播戰略打響,《書劍恩仇錄》上線就破十萬人觀看,各種虛擬打賞不計其數,民眾瘋迷呀,那若有若無的武俠夢長久後終於迎來了續杯。

直播繼續,觀看人數破百萬、千萬,再是破億,根本無法收拾,市場大了更大,份額足了再足。

那時的金庸,已經金山銀山,而他的俗文直播也被眾多的解讀與擁躉哄抬成「金學」,又是金,倒開始養別人了,真不知養活了後來的多少人,難以計數!

說句戲虐,他學起了曹雪芹,一部作品也開始養活「文化界」的半壁江山。

爭論卻不休。

他通俗的臭了,他文化的藝術范兒,以及是否迎合市場,吵吵了太多年,理不清了,但無可否認,他已成為武俠的一代宗師。

有耳的,都聽得到,有眼的,都看得見,有腦的,也無可反駁。

批評起鬨什麼?拿銀子就說銀子話,「什麼精神和物質都窮瘋了?」一聽一樂,其他的,交給時間去評判。

這裡,只論他的網紅史。

《一》

一個過硬的網紅,都得先當圖書管理員,要浸泡在大量書籍里磨練「顏值」才能直播上鏡

(掃地僧這傢伙也是圖書管理員,但他跑調了,搞武功這種粗俗玩意去了)

正低頭在武俠的刀光劍影中,十八九歲的查良鏞瑟縮著脖子,肚子咕叫,已經長時間沒進油鹽了,他不管肚皮,反而啐道。

「外面戰火紛飛,就我這種膽小如鼠的人,才會瑟縮在圖書館一角,沒事人似的,不思報效,真他媽窩囊。」

定然又是書中的某俠客,刺激到了他,他經常這般自說自話,畢竟他在書的天地里裸泳,總會叫羞的。

查良鏞佔得上等的天時地利,有書看,有大量的書看,真比左擁右抱三宮六院七十二妃還得勁,身陷戰爭時代是不幸的,已非他能左右。

而唯一的幸,是他在中央圖書館掛職,什麼「上戰場」「報效國家」之類的鬼話,不過嘴上的一時之快,而他那心中默念的卻是:

「戰火呀,與己有關,與己無關,不過俗世的奏鳴,我一個毛頭小夥子,十八九歲,已經厭命,厭倦人類中最可悲的戰爭,那是人類靈魂的毀滅,但我貪生,還有這些書,這麼多書呀,我要活得美麗。」

這一待就是二三年,直到抗戰勝利。

查良鏞早就數不清究竟看了多少書,只覺整個五臟六腑全都是文字,這或就是內功吧,任督二脈全都被打個精通,以後隨便學個把招式,就可以橫豎江湖了。

這點自信,一直刻在他的骨髓里,後來他的戰略眼光,他的作品迭出,以及「宗師」由來,全都在那時就奠定了基礎。

幸虧這個網紅,太他娘的圖書管理員。

《二》

想當網紅,切忌不能單打獨干,要拉幫結夥才行。

渾渾噩噩,庸庸碌碌,肚中空有張良計,卻無處發泄,真比性壓抑還憋屈,多虧了另一位網紅的姍姍來遲,他也是肚中擁有同款張良計的病症患者,他叫梁羽生。

兩人相見恨晚,若然兩人也叫成幫成伙,怎不能,這二人,每人都能在武俠天地頂十頂百人的,他們快速拉幫結派上了「賊船」,要重整武俠光明頂了。

網紅梁羽生,原名陳文統,這位網紅換筆名比鬼天氣的變化還詭異,陳魯、馮瑜寧、李夫人、梁慧茹等各種女性名字被他輪了一個遍,看樣這位帥哥網紅換女友速度該也是一絕。

他正襟危坐在大廳正中央,五官顯得熠熠生輝。

查良鏞一腳踢開了門,梁羽生竄起,責問:「如此興奮,想出來了?」

查良鏞雙眉翹起,嘴中邪出了兩個字,「金~庸~」

我也正想告知你,他也學起金庸的邪氣,嘴中邪出三字,「梁~羽~生~」

而後兩人相視一笑。

「瞧好了,武俠,算是咱們的國粹吧,外國連個香屁都聞不到,我們用點心,得把它盤活了。」網紅梁羽生突然語重心長起來。

「再聽遍我的名字,金~庸~」金庸依然邪氣著。

梁羽生大悟,「點石成金呀,還是你夠堅決。」

「那是決絕。」金庸補了句。

「瞧把你高尚的,還有金山銀山的小心思吧!」梁羽生倒打趣起來。

又是相視一笑。

兩位網紅才學超群,梁羽生的《龍虎鬥金華》,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上線後安利自來水不斷,俗文直播頻頻報捷。

一時間港島轟動,金梁頓時成了新武俠小說的當家「頭牌」。

武俠小說果然被他倆點石成金。

《三》

網紅累了,要過逍遙日子。

《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享盡了榮華富貴後,帶著一大群老婆去了雲南,從此隱姓埋名,在大理城過那逍遙日子去了。

當然這種願景之中,也有三分表了不惑之年後金庸的意志。

對於武俠,金庸的這場俗文直播,也播了近二十年,眼看「武俠」這位營養不良的老人,面頰也出現了紅暈,慢慢轉好,這類通俗文字的寫作,也該到頭了。

俗文總歸是俗文,是為市場準備的,它的暢銷正因為它的「大眾化」,然而網紅金庸的追求卻不再大眾化了。

不惑之年後,他有著更為個人的追求,不再煩惱物質與金錢之毒,腦海里時常浮現著十八九歲時的那家中央圖書館。

讀書呀,金庸感慨良多,站在窗口對著皎潔的月光,語重心長,「少年讀書不過山底望月,中年讀書不過山腰賞月,唯有老年讀書才是山頂玩月」。

「對呀,老年才是讀書的最佳年紀,以往讀書囫圇吞棗,只有現在了,才能把書讀出人生的瀟洒,人要活得瀟洒,哪裡需要環遊世界,不過自拍狂的炫耀罷了,就是宅在屋裡看書,最不辜負運命。」

「想想真是笑話,中年以前匆匆數年,我是真急呀,賺金子,救活武俠,什麼都急匆匆的,指望一手全夠了來,可是命運這東西不慌不忙,它就不急,這就是它命運的脾氣,而今呀,看著命運急了,太多的人喜歡上武俠,讓我千萬別擱筆的,催我急點快點,哈哈!哪是你們,哪是命運說了算的,我不急,這是我的脾氣。」

金庸啊金庸,真是個好名字,一輩子都逃不出這兩個字,「金」賺滿了,就該回歸「庸」,於是金庸回歸成了查良鏞,開始過私人化的瀟洒日子。

所以,網紅金庸不再眷念市場,他真累了。

《四》

這個網紅有大餘熱,帶火了一大批賺銀子的金庸式「直播」。

無論是狗皮膏藥,還是招搖撞騙,還是真有點兒「小絕活」,無可否認,網紅金庸也替偌大的中國解決了一小批就業問題,也算他對民生做了點貢獻。

不管把這個網紅,捧得太過,還是貶得太低,都難成行。

金庸的缺點明顯,優點也突出,畢竟有些缺點本就是伴著優點來的。

但是,看人或事,不該多看些優點嘛?老是盯著廁所,那陣陣臭屁想繞過你都難,你不妨挪一挪腳步,幸福的是你自己。

金庸有近半個世紀都不直播了,哎!他這個網紅稱號也開始徒有虛名。

晴朗的天氣里,他正坐在院子里的搖搖椅上,頭頂的大樟樹如傘蓋,漏著金燦燦的陽光,小孫子再過半個月就該十八歲了。

「爺爺的書還沒看嘛?」金庸喜滋滋地問道。

「我才不看!全都是字。」

「書籍還不就是字組成的。」金庸不解地問。

「這年頭,誰還看書呀?」

一句話將金庸噎住了,這才多少年,書籍已然式微,世道真比綠茶還薄倖。

「我能救活武俠,我就能........」

哎,說什麼大話。

不想了,想了也沒用,自己終究使不上力了。

更多請入微信號,獸驚。

(END)


這個題主有夠陰險。。。眼睜睜看著下面的答案變成一群試圖力證自己已經成熟/高雅/脫離了低級趣味/「你們看我多牛逼」的人抱起團來歃血誓師,對金老口誅筆伐。
誠然,金老比不上那些大師巨匠,但拿缺月梧桐之流來討伐他,是不是幽默細胞癌變的結果?


之前一直在看金庸的小說,剛剛把《天龍八部》看完,覺得就我目前的閱讀量來說,基本上沒有小說可以在情節上勝過它。
並不能因為它是武俠所以就不登高雅之堂,就是低俗文學,或者就是怎麼樣。覺得金庸的小說俗,或者說沒有現實感,我只能說你沒有讀進去。
《天龍八部》是很少見到的純東方的文學,卻能夠把西方的那種經典的宿命觀點融合進去的小說。所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就在於此。很多小說,要麼就是純東方的作品,要麼就看著感覺像是外文小說翻譯成的中文作品。(這裡附帶多吐一句槽,很多近代號稱是大家的作品,這一點的毛病非常嚴重,可能是我個人的觀點吧,但是我一直覺得他們受西方文學影響太深,以至於文筆可以說是慘不忍睹。)
僅僅單從這一點上來說,金庸就稱得上大家


首先,作為一個小說作者,金庸作品的情節安排大都是很不錯的,環環相扣,引人入勝,同時也跌宕起伏,並無冗雜繁複多餘的情節,結尾部分也是給人留下些許遐想。

再談人物塑造方面,金庸筆下的很多人物性格鮮明,即使是同一作品中的各個反派人物,形象也不雷同,以我最喜歡的《天龍八部》為例,全冠清、星宿老怪、慕容復三個反派的形象估計沒人會把他們重合吧,《水滸傳》之所以評價很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各有千秋,不雷同,同理,金庸作品也當得起高評價。

接著從文學作品角度分析,金庸的作品中涉及了多方面,《周易》、《詩經》自不必說,這是深厚的文學功底,小說情節也大多與歷史貼合,再真實歷史的基礎上加工創作,亦真亦幻,半真半假,將真實歷史與小說完美融合的,之前唯有《東周列國志》、《封神演義》、《隋唐演義》、《三國演義》等明清時期的作品,但這類小說多是歷史小說,無足為奇,除《封神演義》是神魔小說外,再無題材上的創新,但金庸作品的分類是武俠小說啊!將武俠小說與歷史相合,金庸算是開一派之宗師。


金庸老先生的文學造詣挺高的,有格調,有氣度,武俠小說能寫成這樣,很不容易。金庸的存在,是中文世界的一大幸事。

文學造詣大致有兩方面,一是語言,二是敘事技術;金庸的中文很地道,乾淨透亮,能快能慢,其中大量的口語(比如韋小寶說的「月光光,照茅坑」,「冰凍白龍使」),不是一般人能寫出來的。在敘事技術上,金庸的招數也很多,節奏感也還不錯。

但是金庸老先生的作品,除了《鹿鼎記》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以外,其他都很無聊,所有的故事都是意淫,一個人打怪升級,並掛靠在某段歷史中。一些湯姆蘇的調調讓人受不了,非常矯情。這種思想上的幼稚固然是武俠小說的廉價商業性的必然,也是他老人家自身氣質的結果。這直接限制了金庸作品的水準。

另一方面,金庸老先生又是一個比較投機的人,人品方面不太好評論。他曾寫過一個短篇散文/小說,叫《月雲》,講一個小丫頭的,寫得相當好。因為是受邀發表在《收穫》上,《收穫》又是巴金創立的,所有他乾脆在文章中寫小孩看巴金的書:「……是巴金先生的小說,他哥哥從上海買來的,不知是《春天裡的秋天》,還是《秋天裡的春天》……」,十分油滑。

另一件事的是金庸晚年對他武俠小說的再次大幅修改,他似乎想挽回昔日的所有錯謬,除了邏輯錯誤之外,還對一些關鍵性情節作了改動。這次修改的動機似乎是瞄準了自己的文學史地位,他希望作品更具有所謂文學性,追求某種庸俗的完美主義,可惜事與願違。從這件事中也能看到他的性格。

金庸老先生的早期作品《書劍恩仇錄》、《碧血劍》的主人公都是某種理想化的形象,很可能是他的心理投射。然而,陳家洛、袁承志都是毫無個性、一味討好的不粘鍋一類的人物,頗有道學先生的迂腐和虛偽。在中後期的作品如《天龍八部》、《笑傲江湖》中,主人公開始變得不合時宜,與現實產生激烈對抗,然而這種衝突/和解仍停留在系統內部,並不構成任何文學價值。縱觀金庸的全部作品,主人公從陳家洛(知識分子)一路蛻變,到郭靖(大俠)「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再到令狐沖(隱士),人物始終不是文學的。直到《鹿鼎記》才有所突破。

與小說主人公蛻變相映照的,是作品對權力的描述。作為武俠人物,和權力主體存在天然的對立,《書劍恩仇錄》的陳家洛是反賊首領,扇過乾隆皇帝一耳光,《碧血劍》的袁承志分別要刺殺皇太極、崇禎皇帝,《神鵰俠侶》中的郭靖雖然守衛襄陽,且與官方保持友好關係,卻坦言朝廷是昏君奸臣,《倚天屠龍記》的張無忌被朱元璋所構陷。但在金庸小說的後期,世俗權力逐漸後退成一個虛影,武林中的權力鬥爭逐漸脫離現實邏輯。到了《鹿鼎記》中,康熙成了英明君主,韋小寶遊走在對立陣營之間,毫無政治立場,甚至自己的種族身份也說不清,漢滿蒙回都有可能,說不定還是藏族人。

金庸老先生喜歡說自己是「描寫人性」,並以此自喜,但這也許只在武俠小說的語境中才成立,即使如此,他對人性的把握仍是很膚淺的,無非是一個人多麼壞,或利令智昏,或虛偽陰險。在金庸的小說中,人物從來不是主體,只是情節之間的道具和擺件。

從這些元素再回到語言、敘事技術的話題,也是如此。金庸的語言固然純熟,但也僅僅是純熟,它並沒有反抗話語體系的自覺,而是儘可能地光滑,摒棄所有粗糙感。金庸的語言是無法辨識的,它是一個手藝人的全力打磨的產物。在敘事技術上,金庸繼承了口頭文學、古典小說、戲劇的手法,同樣不具備任何野心。

在特定的時代,金庸老先生的武俠小說成了借古諷今的寓言,並將中國大陸的當代史變型、諷喻,如《天龍八部》的阿諛之徒的星宿派、《笑傲江湖》的自宮、被權力腐蝕的東方不敗、岳不群、任我行等、《鹿鼎記》中勾結羅剎鬼出賣中國,寵信少年、屠殺部屬的神龍教主洪安通等。這使得金庸的作品增加了新的維度。

在金庸的武俠作品中,《鹿鼎記》是一個特例,它是金庸唯一一部偉大的小說。它有很多顛覆性的東西,創造了一些文學空間。它是反武俠的,武俠神話覆滅,完美的儒家人物陳近南慘死,李西華(袁承志的弟子,在人物設定上顯然是另一個袁承志)打醬油,小流氓韋小寶卻升官發財。其實對武功的描寫,到了獨孤九劍(根本無招,如何可破)就已經沒法再寫了。《鹿鼎記》有大量對口頭文學(說書)的戲仿、繼承(甚至韋小寶的知識結構都是從說書先生那裡得到的),使它的文體有了華麗的紋理。這是口頭文學/小說這兩種文體的傳承:偉大的《水滸傳》固然能從口頭文學中獲取營養,口頭文學這一逐漸死去的文體也能從《鹿鼎記》中重生。同時《鹿鼎記》是一部現代性的作品,具有一些解構自身的野心。它將金庸此前的全部武俠小說作為語境,並從中突圍。《鹿鼎記》把金庸的水準拉高了一格。

大概的總結是,金庸老先生的文學造詣挺高的,但作品大多不具備審美意義上的深度和廣度,沒什麼文學價值。《鹿鼎記》是一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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